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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义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
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
《古兰经》云:“信士们不宜全体出征,他们为何不这样做呢?每族中有一部分人出征,以便留守者专攻教义,而在同族者还乡的时候,加以警告,以便他们警惕。”(9:122)
在伊斯兰知识体系中,“凯俩目”(教义学)是一门核心学科,正如伊玛目欧麦尔乃塞菲说:“它(凯俩目学)是最高尚的学问,因为它是一切教律法规的根本,是一切宗教学科的领袖,其内容是伊斯兰的信条,目的是获得宗教和世俗的幸福,它的推理是依据断然的证据,而那些断然的证据,又大半是以经典的证据为佐证的。”凯俩目学是以理性思辨与逻辑推理为方法论的一种学科。众所周知,中世纪凯俩目学曾在历史上起过“朔本正源、清理门户”的作用,它对赫瓦里吉、穆尔太齐赖等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哲学派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使它们销声匿迹。她对保护伊斯兰的信仰纯真,阐明伊斯兰认识论、宇宙论和人生观也起着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直到今天,它仍然主导着穆斯林地区的思想和哲学生活,是穆斯林哲学家批判或引介西方世俗哲学时必用的思想武器。
然而在伊斯兰初期,大多数前辈学者都曾憎恶并阻止凯俩目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如逻辑学),如艾布•优素夫就说过:“研究凯俩目就是无知,而无知凯俩目就是知识。”这又是为什么呢?
历史学家爱密尼认为,在伊斯兰初期,伊斯兰信仰对于当时的人们是一种纯朴的强有力的信仰,既无分歧,也不注重研究。信士们只注重宗教的原理,无需求助于研究和哲学思辨便深信不疑。他们满足于对内容含糊的古兰经文的笼统理解。他们认为深入地研究这些经文并争论不休是不符合穆斯林利益的,穆斯林大众也无法理解。而对于广闻博识、思想深邃的学者来说,则应满足其本人的理智对其本人而非对大众的启示,因此穆圣曾经接受一个相信真主在天上的女奴的话,因为那是她的头脑所仅能接受的概念。先贤阿里曾说过:“你们应根据人们的认识水平与他们对话,避免他们所不理解的内容。难道你们要人们否认真主及其使者吗?”①
但是,随着时间不断的向前推移,伊斯兰信仰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各个地区的信教者并不像麦地纳的穆斯林那样和先知或者和圣门弟子们一起生活过,他们也没有亲历过启示精神的沐浴,再加上他们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并不像麦地纳那么简单,所以,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都需要解释。教义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另外,教义学产生的另一背景是,当伊斯兰进入教义学家――马图雷迪所处的时代时,外来哲学思潮(尤其是希腊哲学,如宿命论,自由意志等)已开始侵蚀穆斯林,有异端者或者敌人会故意给穆斯林在信仰上制造迷惑,混淆视听,同时将真主人格化的做法已有市场。故马图雷迪不得不用哲学武器来致力抵制外来影响,开始论及艾布哈尼法和初期先贤们未曾涉足的问题,如把真主的有关属性作了合乎理性又不悖阿拉伯语修辞和阿拉伯人传统思维方式的解释,如将“耶底”(本意为“手”)解释为“能力”或“恩典”等。这些解释虽然不符合前辈先贤“对真主的属性只宜归信不宜解释”的观念,但毕竟旨在解决特定时期面临的问题,净化对真主的信仰。当时信仰学的这一微妙变化,导致后来关于真主属性方面两大学派——“赛莱菲”(前人)和“赫莱菲”(后人)的出现。赛莱菲对有关真主属性的经文的立场是:尊重表义,不必深究。如对经文“至仁主已升上宝座。”中的“升上”一词,他们的观点是:升上是已知的,怎么升上是不可知的,坚信是义务,追究乃异端。而赫莱菲的学者则将“升上”的不可知性注释为:真主无所不在,无方无所。
关于这一点,近代思想家哈桑班那说:“赛莱菲的作法(不作解释)最宜遵循,但赫莱菲的解释并非大逆不道,不值得引起不理智的争执。赛来夫的旨意在于避免否认真主原有的属性;赫来夫的旨意在于避免现代人因头脑异化而导致的把真主形象化、人格化。因此,这种分歧是形式上的,并非实质上的,为此而争执甚至大动干戈都是无知之举。”但必须说明的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比赫莱菲学者所处的时代所遭受的哲学挑衅更严重。
伊斯兰权威教义学家安萨里曾说:“认主学犹如药,药可治病,亦可害病;医生谙熟药理犹如教义学家精通认主学;医生善于对症下药,犹如教义学家善于因材施教。”因此,安萨里主张对于那些类似于穆圣时代的头脑纯净、不善思辨或信仰唯系于世袭的普通穆斯林大众,则没有必要苛求他们去学习教义学,以免信仰动摇;而对于那些知识结构多元,且善于思辨,寻求正道,追求真理之士则应该学习教义学,以期掌握确凿的证据从而达至坚信。
当伊斯兰教很快的从单纯的麦地纳走出,并被像埃及、叙利亚和波斯这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之地区的人信仰之后,教义学家们像法学家们一样用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来研究这些地区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信仰者的文化和习俗,把该肯定的统统归化在伊斯兰信仰体系之下,把那些不符合伊斯兰信仰的排除在伊斯兰教之外,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在被修正之后也一并归化于伊斯兰信仰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在短短的百年之间教义学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凯俩目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流派,第一个流派为艾什尔里学派,它的影响主要在伊斯兰世界的西方,像埃及、北非、安达卢西亚等地;第二个流派为马图里迪学派,其影响主要在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及中亚、南亚次大陆等地。对于中国穆斯林而言,兼顾两大学派的教义主张,但更侧重于马图雷迪学派,因为哈乃斐教法侧重于马图雷迪学派。
在环境不再纯洁,思维不再单一的今天,哲学思辨是强化我们核心信仰的理性工具,但不是目的。将伊斯兰哲学化是歧途,将哲学伊斯兰化是智慧。我们推崇哲学思辨,不意味着我们推崇理性至上或唯理式思维。在伊斯兰教义学中将“理性”限定在一个有限范围内,就说明单凭理性不可能到达信仰的彼岸。
因此,在伊玛目安萨里时代,伊斯兰教法日益精细,但宗教的精神内涵却开始萎缩。宗教的学术化和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增强人们的道德心和敬畏感,相反却将宗教信仰变成一种冷冰冰的理论命题,以至于人们可能由于议论真主而最终远离真主。因此伊玛目安萨里在哲学之后又选择了苏菲学说,从而给自己的一生划上了完满的句号。
苏菲学说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哲学派别,是伊斯兰教的一种独特的自我修养、认识真主的方式,是在履行教法规定的义务和礼仪的基础上,由外在信仰向内在信仰升华的宗教修持方式。在中国,许多穆斯林学者在批判门宦制度的消极作用时,往往把苏菲思想也全盘否定,这无疑于把洗澡水和婴儿一齐倒掉。
回顾历史,伊斯兰每次复兴运动无不打上苏菲的烙印,从十一世纪被称为“第一个千年复兴者”的伊斯兰的权威、伊玛目安萨里,到十六世纪被称为“第二个千年复兴者”的伊玛目兰巴尼,都是集大成的苏菲大家。因此,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贾鲁第教授说:“今日伊斯兰最大之不幸就是将苏菲主义排除在伊斯兰生活之外……如果我们将苏菲自伊斯兰教中抽掉,伊斯兰就会变得非常贫乏”。
在伊玛目安萨里时代,伊斯兰曾出现三种老死不相往来的认知方式:唯理式、直觉式和机械式。他们在彼此攻伐与诋毁中使伊斯兰的精神无法得以完整体现。崇尚唯理式的哲学家的偏执与自大、崇尚直觉式的苏菲的迷幻和癫狂,崇尚机械模仿的教法学家的僵化与保守,构成了一个混乱分裂而又无绪的信仰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伊玛目安萨里应运而生。经他之手,哲学的哲思和辨析、苏菲的洞悟与内省,教法的实践与恪守被完整地体现在伊斯兰的天启信仰中,于是一套成熟、圆润且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伊斯兰信仰体系产生了。这一体系后经伊玛目兰巴尼进一步充实完善。
然而到了近代随着一股回归思潮的涌入,伊斯兰初期前三代所恪守的纯正单一的教义体系被刻舟求剑式地移植于今天这个崇尚置疑、思辨的多元文化环境中,并唯以前三代赛莱菲的教义思想作为衡量标尺,以“凡教内新生皆为异端”之名来评判传统的教义体系,于是导致产生于赫莱菲时代的凯俩目教义思辨学被视为了异端学科,而产生于赛莱菲先贤的洞悟内省而在赫莱菲时代体系完备的苏菲学说则更是遭到无情的否定。这种不顾及时空差异的盲目移植和刻板评判与曾经铸造宽容博大黄金时代的赛莱菲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今天伊斯兰的学术氛围表面上很活跃,而实质上则肤浅甚至狭隘。正如一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许多从事宗教学的人存在一种弊端,就是浮于表面,而深入不到内部。缘于他们极其有限的学识,他们尚不具备畅游学海,深入海底去采集珠宝的本领和条件。所以只滞留在表面,忽略了深层奥秘和宗旨,忙碌于细节,忽视了原则。又如另一学者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新生代的穆斯林知识分子,正在或已经在变得肤浅和形式,缺少参悟、感情、内省和深沉,甚至缺少客观。无论是言说还是研究都在变得文字和更文字相,这种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②
《古兰经》云﹕“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15﹕9)在真主的保护和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学者贤达认识到了前辈先贤穷毕生精力所缔造的信仰体系之价值的不可替代。遂提出了回归传统,捍卫正统的主张。正如一学者精辟地指出:仰真主恩泽,赖先贤耕耘,法统(沙里亚法),道统(苏菲学说),理统(思辨哲学)与践统(先贤及各穆斯林民族之实践)乃我正教不可或缺之四面。法统乃正教之骨;道统乃正教之魂;理统乃正教之思;践统乃正教之行,乃以上三统之体现。今欲窥正教之全貌,须得知晓四方之统。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最有高度的理性之声,在这一高度鸟瞰到的伊斯兰大厦是四面彼此维系,和谐统一的立体式的建筑。较之以前盲人摸象般的片面窥视而导致的互相挞伐的自以为是和偏执狭隘,这一海纳百川式的宽容胸怀正是前辈先贤们缔造黄金时代的成功法宝。而上世纪初西北已故马良俊阿訇所编著的几部集法统、道统、理统和践统为一体的教义典籍正是这一宽容胸怀的体现者,当前杂乱无章的中国伊斯兰学术界确实需要“四方之统”来演奏和谐旋律,衷心地希望中国伊斯兰复兴的号角从此而吹响。
①、摘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四册15页。
②、摘自《文化流》07年第三期。
萨利赫•刘学强 于朱仙镇清真寺
二00九年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