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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国穆斯林青年对瓦哈比派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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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
  • #5651
    叶哈雅
    会员

    简介

    美国2001年遭受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在美国逮捕的法国人穆萨维是事件的策动者之一,也是至今惟一被美国当局起诉的嫌疑犯。2006年穆萨维在美国判终身监禁,他的辩护律师请来心理专家称穆萨维有遗传性精神病,说他自幼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那么他的家庭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童年生活又给他造成了什么心理压力?他的哥哥在911事件发生后,震惊之余写了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他一家人的生活经历。

    书中以大量事实证明瓦哈比并不是伊斯兰,而是敌视伊斯兰的敌人种在伊斯兰肌体上的一个毒瘤,他们招募大量的无知青年,做出了违背伊斯兰教的事情,然后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反对伊斯兰教,最后受害者自然是世界上的广大的无辜的穆斯林,由于一小群人的恐怖暗杀行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就成了责任承担者,在这些受难者中,有妇女、有儿童,他们是以惩罚恐怖的名义而相加的暴政和非正义的牺牲品。
    还有全世界的穆斯林,他们被怀疑,被不公正地指控,穆斯林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简单公式的受害者。伊斯兰受到人们的诋毁,然而伊斯兰同这些狂热分子和恐怖行为毫不相干,有些恐怖分子的家庭也被指责同恐怖行为有关联,这些家庭处于彷徨无望、悲痛欲绝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悲剧之中,这明明是一个噩梦,可又偏偏是确实发生了的真实!所有这些受害者无时不承受着痛苦与悲情的重担。
    最后一个受害者是广大受迫害、受压榨的穆斯林人民的正义事业。那些被瓦哈比教派收编的阿富汗人、车臣人、波斯尼亚人,他们突然从为解放、为生存的抵抗战争的深渊里跌落到极端主义的陷阱。那些被扣特巴(即赛义德古图布)派的教条鼓动起来的年轻人现在支持瓦哈比这一群狂热分子破坏、腐蚀这一正义事业。他们拥有雄厚的财经来源和可以同一个强国相比的武器!当他们向平民发起进攻并挑衅对手的时候,他们也在胁迫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并将他们推下前台,使他们无所作为而退居其次。这是一种为了政治与财富的目的而扣押人质的行为,这种行为会使那些外国强权获利。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首要目标是进攻宗教传统,把苏菲渲染成异端,并将它清除掉,以使节制、宽容的宗教原则无处立足,而正是这一传统能使穆斯林团结起来。其次,他们向穆斯林的宗教与政治目标发动武力攻击,他们组织恐怖行动,将目标对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他们的行动造成了混乱,捍卫穆斯林的正义事业的人因而无可声辩,捍卫穆斯林正义事业的人变成了受害者,而这一事业则成为典押。

    看来好象只有中国一小伙无知的人还愚蠢的认为沙特的教们是最好的。说到底瓦哈比不过是打着宗教的美丽幌子帮助沙特家族完成了统治阿拉伯半岛的政治梦想,它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的伊斯兰,与真正的宗教的伊斯兰没有丝毫关系。历史上有人将肮脏的政治喻为“娼妓”,依次而推,瓦哈比派是仕么,我想所有大脑正常的人都有一个结论了。

    #101689
    叶哈雅
    会员

    作者:

    萨马德·穆萨维

    佛罗朗丝·布奇亚

    ——————————————————————————–

    本书根据法国德诺埃出版社2002年版译出

    原书名:Zacarias Moussaoui, mon frère

    原作者:Abd Samad Moussaoui, Florence Bouquillat

    #101691
    叶哈雅
    会员

    序
    2001年9月13日,回家的路上。
    不久以前我刚刚成为芒德职业专科学校的电子技术教师,上完了一周的课,收拾整理好我在学校里的寝室,便开上我的老车,不紧不忙地回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泽注),与我的妻子共度周末。时间将近晚上八点。
    夜幕降临在迷忧高地。像高原上通常的晴空,天幕上缀满星辰,晶莹闪烁。收音机打开着,我在听法国新闻台。像所有人一样,在美国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爆炸两天以后,我想知道世界上发生着什么。在拉尔扎克高原,播音员的声音变得飘忽不定,因为无线电波迷失在绵延之中。
    我开始走神。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声音,有些木讷,却很惬意,摇篮般地在心弦上轻轻拂过。我听到那声音说到我的姓:“穆萨维”。是我弟弟的名字“扎卡里亚·穆萨维”使那声音变得振聋发聩。不可思议!电台里的声音在谈我的弟弟!这难道是做梦?不,是噩梦,是噩梦的开始。
    “扎卡里亚·穆萨维,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本年8月17日于美国被捕,可能与世贸大厦被炸的恐怖事件有关……”
    我脑中一片混乱,无法思考。努力集中精力开车,双手僵直地搭在方向盘上。固执地将希望寄托在一个小细节上:扎卡里亚·穆萨维,那个属于我的,我的弟弟,他不是阿尔及利亚裔,他是摩洛哥祖籍。这个穆萨维仅仅是同名,不是我弟弟。然而,在我的心底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窒息了,悬而不决。我明白,唉,那不是不可能的,我的弟弟。
    “来自法国南部的纳尔本,扎卡里亚·穆萨维在马萨诸塞的波士顿被捕,届时他正在学习飞机驾驶……”
    “来自纳尔本”,难道同名同姓的人也来自同一个城市?我不能再想下去。我只想快点到家,与我的妻子、我的朋友们在一起。
    已经一年了。一年以来,人们围住我,不停地质问着。法国的、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谈论着扎卡里亚·穆萨维,我的弟弟。人们同时也涉及着我,萨马德·穆萨维。心中像被压上一块大石头,如此沉重,以致无法言语,也无法再独自承受下去。
    渐渐地,在孤独中,没怎么思索,我自然地选择了书写,这是使我稍释重负的惟一方式。于是,在您的眼前有了这样一本书,关于我所知道的我的弟弟的故事。他是谁?他的经历?他如何被牵连到恐怖事件中去?是否可以避免?我试着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点基本的线索。我将向您讲述我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转述我所听到的,我的外婆、我的姨妈和我的舅舅大声讲给我们的,关于老家的故事。
    我将向您诉说这一切,并希望能够说得清楚。

    #101692
    叶哈雅
    会员

    第一章、我们的“家”
    我的外婆叫阿米娜。阿拉伯语的“阿米娜”意为“安祥”、“平和”。这名字很适合她。我外婆可是个人物,出身贵族家系,是先知的后裔。如顺着这一家系追本求源,可以上溯到穆雷·伊德利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一位伟大的圣人。摩洛哥皇室姓晒利非,是伊德利斯的另一系后代。
    阿米娜出生于摩洛哥南部的塔非莱特,今年90高龄。她自然经历过殖民时代,动不动就向我们讲述20年代的时候,塔非莱特如何抵制法国殖民,法国与摩洛哥之间的战斗或军团轰炸等等。法国殖民者占领了塔非莱特,然而饥荒漫延,阿米娜一家也被迫迁徙到阿塔拉中部,在荒凉的高山上一个叫阿兹鲁的村庄住下。冬天的时候,村里的街道白雪覆盖。正是在那里,阿米娜结识了我的外祖父。他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外婆很少提到她的前夫,他们生过一个女儿,叫鲁卡亚。我外公叫梅吉,意为“麦加人”。他比外婆年长很多,大概差出20岁,他也结过婚。那个时代,鳏夫寡妇少有长时间孤身一人不再婚娶的。
    梅吉的家庭富裕,拥有丰厚财产。他在整个地区拥有好几个肉店。而且他人又吃苦耐劳,好心肠,因为慷慨帮助穷人而远近闻名。人们从几十公里以外结队而来,翻山越岭,阳光下、雪路上,向他寻求救济。梅吉送给他们牛羊肉,带回家给他们的孩子们吃。他是虔诚的穆斯林,帮助一无所有的人对于他来说义不容辞。
    梅吉也喜欢种地,可死亡却在那里等待着他。那是1953年,正是秋收季节。外婆当时还只有四十岁,有五个孩子,大女儿鲁卡亚,是第一个丈夫的。与我外公又生了四个孩子:大儿子穆罕默德,然后是二儿子沃马,接下来是我母亲阿伊莎,最小的是我姨妈竹吾尔。外婆从此以后要一个人养活五个孩子。独自一人,而且出乎她意料之外地贫穷,因为梅吉居然没留下分文积蓄。为了生存,阿米娜先是卖掉了最后一个肉店,然后心灵手巧的她开始烧制陶炉,这类炉子今天还有人在用。她在市场上出售,换回买米钱。阿米娜从此成了穷人。
    贫穷但却要强。那时候的学校尚未实行义务教育制,但阿米娜却坚持要她的孩子们,特别是女儿们到学校里上课。我的母亲和姨妈都必要去读书。对于我母亲阿伊莎来说,那可不是什么有兴趣的事儿。不过阿伊莎很喜欢白人神父的教会,那是多年以前在阿兹鲁镇设立的。她的妹妹,我姨妈竹吾尔则是学校里的优等生。
    外公去世的时候,我母亲大概有七岁,我姨妈四岁。两个舅舅稍微年长一些。我说“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户籍登记不像现在这样准确,日期都是约略的。外婆独自一人,又要工作,又要养活孩子,又没有父亲的权威,终于无法靠她微薄的收入保持温饱。于是,她将阿伊莎寄养在一位表亲家里。交换的条件是,阿伊莎需要帮助做家务。
    像她的哥哥和妹妹一样,我母亲阿伊莎是在没有父亲的境遇下长大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只想一件事:离开这个家。那是在她刚进入十四岁时,阿伊莎认识了我父亲,奥马尔·穆萨维。他是菲斯人,离阿兹鲁60公里。菲斯是个大城市,以其瓷砖、镶嵌艺术,特别是卡拉维因(Qmawiyyin)神学院享誉全摩洛哥,甚至闻名世界。我父亲是瓷砖匠,因此,经常到各地的建筑工地干活,也就这样认识了我母亲。阿伊莎马上就表示要与他结婚,以便离开她自己的家。外婆一开始很反对,对她来说,十四岁的阿伊莎还是一个小姑娘。不过,在当时的摩洛哥南部,这个年龄的女孩被父母嫁出去并不罕见。阿伊莎固执地坚持着,直到我外婆同意为止。很自然地,结婚的同时,阿伊莎休学了。上面的版本是外婆和舅舅、姨妈的,与我母亲所讲述的完全不同。在我们整个童年时代,阿伊莎灌输给我们的是,她在十四岁便“被迫”出嫁。
    婚后,我母亲先后生了两个孩子,都很快夭折。十七岁的时候,我的大姐纳迪娅出世。两年后,二姐加米拉在比纳出生,两人都生在摩洛哥。二女儿出生后不久,我父亲听人讲在法国可以找到工作。那是1965年,法国来招工的人说,他们那儿需要灵巧的工匠、泥瓦匠或瓷砖匠,只要技艺高超又肯吃苦,如此在富有的法国可以有份很可观的工薪……其实,我父亲当时在摩洛哥赚的钱很多,他甚至有一辆汽车!可他觉得以他的手艺,在法国他可以为家庭赚更多的钱。我父母因此决定,来法国定居。这一版本还是我外婆和姨妈、舅舅的,我母亲从来不对我们讲她的童年。她说的只是她曾学会裁缝,她被迫结婚,我父亲是个魔王,她母亲如何凶恶,还有她被一位表兄养大……
    穆萨维一家在巴雍尼住下,因为我父亲知道在法国西南部有活做。事实上,他立刻就在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对自己的本行十分精通,技艺高超。比如铺一张30米长20米宽的水泥防水面,不用水准器,他一眼就看得出细微的误差。很快,他生活充裕,而且为自己买了一辆雷诺16!我记得有一次出了车祸,我们的车翻了,结果我们从后车窗爬了出来。我还记得一部很大的彩色电视神气活现地摆在客厅里。
    我是在我父母和姐姐到法国两年以后出生的,那时他们已搬到昂代。我出生的时间是1967年1
    月1日午夜零点30分。据说医生是穿着节日服装来我家的。我弟弟扎卡里亚是在圣·让德律兹出生的,时间是1968年5月30日。在他三岁的时候,也就是1971年6月28日,巴雍尼法院宣布了我父母的离婚,我母亲坚持的理由是我父亲打她。可是我没有任何关于暴力场面的记忆,当然我或许还太年幼。我所记得的只是有一天,我母亲对我们说:“大家去夏令营。”“大家”意味着“她和我们”,她的孩子们,我们一行五人,就这样离开了家,向多尔多涅出发。我大约四岁,扎卡里亚三岁。阿伊莎在那个夏令营找到了一份洗衣服的工作,并且有一个宿舍。我不记得她告诉过我们她已经离开我父亲。只是从某一天开始,我们不再与他生活在一起了。
    那是夏天,夏令营里有自行车,我们到处闲逛玩耍。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真正的假日。氛围不同寻常,因为没有我父亲,当我想他的时候……我没有很多关于我父亲的记忆,至于扎卡里亚,恐怕完全没有,因为我们离开我父亲时他还太小。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多尔多涅,可是这一次走得更远,到了东北边的米卢兹。何等变迁!惟有一件事没变,那就是我父亲一直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到米卢兹?因为我母亲在那里找到了另一份工作。我不知道找到的是什么工作以及是如何找到的。
    几乎是刚刚到达这个阿尔萨斯地区的城市,我母亲就把我们四人,我的两个姐姐,我和我弟弟,送到了孤儿院。由于她无力照料我们,当地的卫生社会辅助部门便把我们收养起来。于是,陡然之间,我们又处于无父无母的境地。关于这段阴郁的幼年时代,我记得的事情很少,记住的却是一些很糟糕的印象。院里的教员虽然特别和善,可是我们姐弟四人总会感到与其他的小孩们不一样。扎卡里亚和我看着他们时,觉得他们是外星人。甚至连教员们也让人觉得奇怪,因为我们不懂他们到底要让我们做什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年的12月31日,半夜12点,他们来把我们叫醒,说是要庆祝我的五岁生日,而且,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热葡萄酒!还有一些记忆很详细,比如孤儿院房间的布置格局:木块地板和旋转楼梯。我们住的寝室是两人一间,木床上厚厚的鸭绒被褥,柔软而保暖。米卢兹冬天十分寒冷!男孩宿舍与女孩宿舍是分开的,中间有一天井,通向食堂。
    我总是与我弟弟在一起。安拉保佑,人们没有把我们分开!扎卡里亚实在太小,他只有三四岁。我的两个姐姐住在女孩宿舍,不过白天我们在一起。事实上,我的大姐纳迪娅总在看着我们,大概是我母亲让她管着我们吧。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个孤儿院,什么事情都发生过。特别是在那些大孩子们中间,有吸毒,有的卖淫的。我们得特别小心别跟他们一样,别像他们那样言语粗俗。我们从不跟那些最凶的大男孩们在一起。其实,他们中的一些孩子有着真正的情感方面的不幸。
    扎卡和我因此形影不离。我们无论是在庭院里还是在食堂,从来不分开。我们玩儿得最多的是球类,比如猎人球游戏或足球。有时也玩儿踩高跷,最有趣的是在高跷上打仗。
    对于我们两人来说,这段生活是一个插曲。我们不怎么明白为什么要在那儿,不过直觉上知道有点不同寻常。我们不怎么去想它,只是希望别在这孤儿院待太长时间。而且我们肯定时间不会太长。孩子们与时间有种特殊的关系。事实上,这段插曲持续了一年以上。

    #101693
    叶哈雅
    会员

    我们后来明白了来这里的原因,因为我们的母亲与我们的父亲离开了,她又无力抚养我们。一天又一天,我们盼望着别在孤儿院待太长时间。我们肯定不会,因为我们的母亲向我们保证过。每天我们都缠着姐姐纳迪娅,问她什么时候我们的母亲来接我们。而每一次,她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很快……”。我们毕竟会时不时地担心起来。我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在周末时把我们接出去。她每周来看我们一次,却从没有把我们带回她的家,或许她那时还没有“她的家”。
    终于有一天,她真的来把我们接走了,彻底地离开这里。奇怪的是,我虽然有许多其他的细节浮现在记忆中,关于这一天却是一片空白。我只记得从孤儿院出来后,我们住栗树街,是那种舒适的楼房。有漂亮的割绒地毯,带玻璃墙的电梯。我们住的是四楼的一套房子。比起孤儿院,真是有天壤之别。对于扎卡里亚和我来说,我们的母亲简直是位英雄,为了她的孩子们,她奔波劳作,牺牲了自己为使他们幸福。难道不是她把我们从孤儿院中救了出来吗?
    阿伊莎找到的工作是在邮局里做清扫工。邮局总监叫约瑟夫·克里发。他后来当选为米卢兹的市长,并因为与极右势力进行斗争,参加共和国阵线而闻名。克里发十分同情我母亲无保障的处境,孤寡一人带着四个孩子,这很触动他。况且,阿伊莎逢人便说,我在摩洛哥被逼婚,她的丈夫打她。在约瑟夫·克里发的帮助下,她在获得了法国国籍后,正式获得聘任,成为邮局的公务员。
    她的工作要起早贪黑,以至于我12岁的姐姐纳迪娅成了家中的保姆。她买菜,做饭,洗洗涮涮并且照料我们。晚上她为我们做饭,早上她帮助我们穿衣服。可千万要老实,哪怕动一下耳朵,也会招打。二姐加米拉作她的助手。看管我和扎卡里亚,她们俩加一块也不嫌多。
    我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住进国家福利救济房,是在布茨维耶区。布茨维耶被人们普遍称为“老大难区”。不过,我和扎卡里亚那会儿只知道玩儿。去学校是为了玩儿,出学校也是为了玩儿。这是我们惟一的和永远关心的事儿!
    在我们学校,老窦一家很出名,因为他们有17个孩子。最好别跟他们惹事,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假如跟其中一个人打起来,其他十六个会接踵而来进行救援,实在可怕。仗通常是在“同代人”间进行的,比如,扎卡里亚与窦家的一个同龄孩子打起来,很快就开始升级:窦家小孩叫来一个大一点的哥哥,扎卡里亚则喊我。可是当窦家孩子再叫来一个大一点的哥哥,我们就只能叫姐姐加米拉来援助。为了保护我们,加米拉很厉害,会像男孩子一样打拳头。如果窦家孩子再升级,我们就喊纳迪娅。可惜呀,纳迪娅是我们最后一梭子子弹,可他们至少还有13个后备……
    在学校,我们也有许多恶作剧。有一年的九月,整个小区的孩子们一致认为返校时间太早,于是想出点子来延长假期。开学前几天的一个下午,几个淘小子溜进学校,将所有的黑板和椅子都搬到一个大教室里,然后将它们用喷漆筒涂鸦。返校日被推迟了一个星期,那是我们的一次胜利!
    扎卡与我喜欢自行车比赛,可是我们的车技不高,骑的时候只能左边歪过来,右边斜过去地蹬着,假如一脚踩空,那会摔得很疼。不过我们是足够野的。我们最喜欢的游戏是爬外面的雨水管道,比谁最先爬到屋顶,与其他孩子们较量勇敢和机智。
    当时在我们城市,来自地中海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子弟很多。除了当地有几家以种族主义著名外,大家相处很好。阿尔萨斯人一旦成了种族主义者,那可不开玩笑!考尔家的人碰上我和扎卡,会辱骂我们“肮脏黑鬼”!注意,不是“肮脏阿拉伯人”,而是“肮脏黑鬼”!肯定是因为我和我弟弟的皮肤颜色足够深了。阿拉伯人或黑人,他们根本不区别,我们不是白人,这就足够了。某一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他们家的老大侮辱我们。他大概有十五六岁,于是我们打了起来。那是个很凶狠的人,而且比我们大得多,撕扯之间,他猛地把我扔到一个尖尖的铁钎上,尖头扎进了我的腰,我被送进医院。现在我腰上还留有一个疤痕。
    布茨维耶附近有一水塘,我们自制一些小船打水战。那时候,我们真正的生活是在外面,只要可能,我们就逃出家门,在外面玩儿。在家里待着,实在没什么意思。我母亲从来不管我们,她总是有许多事要做。千万别产生任何幻想,期待有一天她会向我们说一句温柔的话,做一个母爱的动作,这些她可不会。反倒是我的两个姐姐,她们所做的,远远超过保姆,可是我母亲永远不满意,她总是在不停地指责她们。我和扎卡就这样独自长大。相互帮助着,也依靠了我大姐的照顾。在学校里,我们不用功,或很少用功,但我们俩每次都正好能被排进优等生行列,只是因为我们不笨。那是在小学二年级时,我开始明白,还是应该做基本的功课,那同时,扎卡里亚也明白了。
    在布茨维耶住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有时会来看我们,或更准确地说,试图见到我们。就像玩儿游戏,游戏规则极严格,是我母亲直接向我们颁布的。她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待我凶狠,他是个恶人。你们中有谁要去见他,从此就不再是我的儿女,所以,他一来你们都给我立即跑开。”于是,我父亲一到,我们就跑开,像我母亲要求的那样。四个人,四方逃散,躲避一只凶狠的豺狼。那可怜的男人!
    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样的一个场面。我父亲预先通知说他要来,因为他有权利见他的孩子们。我母亲告诉我们:“他大概四点钟到,在这之前,你们都躲出去。”我们驯服地听从。当我父亲一到,就发现我们不在家。与其留在那里与我母亲口角,不如立即转身出来,到小区里找我们。他可是开了好几百公里的车来看我们的。我们年幼,他猜我们不会走出去太远。或许他想不到我们在躲他,或许,他想我们的母亲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到来。当他找到我们后就说:“来吧,我们一起去散步。”而我们却立即逃跑。他追上我们,并把我们抱到车里。当他发动汽车时,我与扎卡快速交换了一个眼神,在这种危险境地是不需要言语的,我们俩同时打开车门,跳了出去。假如不是如此,我们将不再是我母亲的儿子,她发过誓!

    #101694
    叶哈雅
    会员

    这一情节后来重复发生过好几次,直到我父亲放弃希望为止,我是这样猜想的。他最终明白是我母亲指使我们反抗他。他大概想过等我们长大一些,我们自己会决定是否与他见面,自此以后,他不再寻找与我们见面的可能性。马上,我们的母亲换了新的说法,坚持不懈地重复着:“嗯!你们看见了吧,你们的父亲抛弃了你们。”
    不久以后,我母亲认识了穆罕默德,他住到了我们家。我母亲有一份工资,又领一份家庭救济金。她很会攒钱,竟然成功地买下一幢房子。那房子坐落在米卢兹城中心,当年是为钾矿工人盖的。我记得很清楚,房子的价格是12万法郎,因为我母亲除了这个不说别的。房子是三层小楼带有一个很大的园子。我们又把楼上的一层修缮过,并把园子里的一个木屋也清理一新。在凯塞尔堡街8号,市中心斯多赛尔大街旁边。
    穆罕默德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的继父。我们有过好几个“继父”,不过他待的时间最长。穆罕默德是个正直的人,而且从来不碍我们的事。反正一切都是我母亲做主。而且,这是“她”的房子,这一点她时刻记得提醒他。他什么都不说,从来如此。他是标致汽车厂的工人,不上班的时候,就去他租的菜地种菜。这叫做“工人园地”,我们每个周末都去那里。在这小块地儿上种瓜果菜蔬,是他最大的乐趣。穆罕默德来自摩洛哥的里弗,是乡村地区。他喜欢在地里干活,种些豆角、草莓、西红柿什么的。我觉得我母亲和他应该是把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了,因为我们好像没吃过太多,平时的饭是黄油涂面包片和牛奶加巧克力。
    有一天,穆罕默德想带我一起去菜地干活。因为我不想去,他就用力把我放在他的双膝上,开着他的标致204往那儿去。我在他的膝盖上乱动,他车开得也就摇摇摆摆。当开到我家门口时,我咬了他一口,疼痛之下他没来得及转方向盘,汽车直撞到一棵树上!标致204毁了。
    离小区不远处有一些巨大的废石堆,年代久远,当地的人管它们叫公鸡山。那是一些小岗,有一片树林和一条小河。那是个很荒僻的地方,成了同性恋的约会地。我们对自己的挑战是,到那里走一遭,体验害怕的滋味。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我们需要穿越公鸡山而不被抓住。我们哆哆嗦嗦地走进去,不敢弄出任何响声。然后,撒腿狂奔,边喊着:“他们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全小区的孩子们便闻风而逃,兔子般地跑散。
    那时候我们玩儿滑轮和雪板。我们也“收集”赛车。这些自行车不大,我们就先把它们推到运河边,扔到那儿,然后回家,若无其事地让继父带我们到河边散步。走到运河边时,我和我弟弟忽然惊喜地喊起来:“看啊!河边有一辆自行车!”于是,继父帮我们从河边把车子拉出来,我们也心满意足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我们就这样攒了一打自行车。每次外出散步,我们都能“捡到”一辆自行车!终于有一次,继父明白了我们的把戏。当他把自行车从河里拉出来后,便宣布说:“这是我的自行车,因为是我把它从水里捞出来的。”扎卡里亚吃惊不小,他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次,从学校出来,我懒得走路回家,正好有一辆小自行车。一不做,二不休,我骑上车回家,临近时,把它扔到运河里,像平时做的那样。可是这一次被人看见了,车主突然出现在我们家,他找到纳迪娅和扎卡里亚,对他们说:“有人看见你家兄弟拿了我的车,请告诉他给我送回来,要快!”我到家后,扎卡里亚问我真相,我回答说“不是真的,不是我干的。”他信以为真,愤怒地找到车主家,向他说理:“您怎么可以随便指控我哥哥偷了你的车?那不是他干的。如果是他,我一定知道。不能没有证据随便乱说,您的指控没有根据,却在小区里影响了我哥哥的声誉……”一个八岁小孩如此振振有辞,实在不可思议!我的小弟弟如此教训一个成人,以便证明他哥哥的清白,因为他受不了这里的不公正待遇。结果那车主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便不了了之。后来,我告诉了扎卡里亚真实情况,他生气极了,嫌我欺骗了他。他当然有道理生气!
    小区孩子们最开心的“运动”是用弹弓射公共汽车。有一次,遭受弹击的公车司机调过车头来追赶我们,下了车发疯地将我抓住,揪住我的衣领不放。我心里忐忑不安,但因为手里已经没有弹弓,便大喊:“不是我!不是我!”我弟弟又一次赶来救援,对司机肯定地说:“不是他干的。不明真相便指控别人是不对的!”不过这一次那人没上当,他把我们带到我家,我母亲当着他的面训斥了我和我弟弟。可是还没等那人的背影彻底消失,她便放开我们说:“行了,甭管这家伙,玩儿去吧!”
    住在布茨维耶时,我姐姐纳迪娅上了中学。她虽然要操持家务,照料我们,在学校里却出类拔萃。校长说她是他最优秀的学生。纳迪娅长着一头黑发,自然卷曲,个子高高的,婷婷玉立。她参加舞蹈队,学校剧团,我们曾经全家去米卢兹剧院看她参加演出的第一出戏。加米拉则是另一种情形。我和我弟弟年幼的时候,我的姐姐们是盟友:两个大的对抗两个小的。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那是当她们明白我变得与她们一样有力量,甚至比她们更有力量的时候。从这时起,加米拉逐渐变成了我母亲和我大姐的出气筒。在家中,如果有谁是不公正的牺牲品,那一定是加米拉。不论是谁淘的气,挨骂的总是她。谁吃我母亲或我大姐的耳光?是加米拉。扎卡里亚和我很替她难过。
    加米拉成了替罪羊,我们试着保护她。特别是扎卡里亚,他对加米拉十分友好,二人很亲近。自从我们搬到凯塞尔堡街,加米拉与我母亲的关系开始真正激化。那是由一个羊角面包引起的。每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我母亲会去面包店为自己买一个羊角面包,价格是两法郎。每天晚上,我母亲都会为第二天早上做准备,在钱包里放两法郎硬币。忽然有一天早上,那两法郎不翼而飞。不知被谁拿走了。我母亲没有追查,直接认定是加米拉干的。愤怒、吼叫、殴打加米拉,可加米拉完全是无辜的。
    我母亲的策略是分而治之。但这之于我和我弟弟毫无用处。我们俩是如此贴近,以至于她想拉一个打另一个的企图只能碰壁。分离她的女儿们,相对要容易,而且,她有些招术。她把一个拉到一边去对她说:“你最漂亮,我更疼你”。然后她对另一个如此这般地重复一遍,并挑动一个斗另一个。说到对我们的体罚,她经常用的是一根掸衣鞭。不过她做得很细致,鞭打之前,她脱掉我们的衣服,并将我们的手脚捆起来……
    扎卡里亚是最理想的弟弟。他有很多特点:机灵、聪明、善良,是一个令人喜爱的男孩。我们当中最友好可爱的一个,我想。我们俩密不可分,相互爱护备至。我想我们深深地懂得这一点,以至于根本不需要语言表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相互依赖。我们俩试图尽量避开家里的纠纷,我们怕那是各种麻烦的源泉,只要可能,我们便一起逃之夭夭。我们两人做过很多恶作剧,但从来没有恶意和暴力。儿童恶作剧,是为了嬉笑,而非让人痛苦。
    1974年,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摩洛哥,我们的故乡。那是多么特别的旅行!我仍然有着闪烁迷离的记忆。我们是乘火车旅行,那是一次真正的远征:单身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坐火车旅行!我记得天气炎热,在西班牙的火车站上,有人在卖水。旅行安排也一样,如同乐谱一样,一切都由纳迪娅安排得清清楚楚。我当时七岁,扎卡里亚五岁半。我一直记得姨妈做的蛋糕、硕大的西瓜和北非无花果。天气晴朗,我们与表兄妹们在大街上玩耍,愉快极了,那是一个极特别的夏天。以后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是1977年,我继父开车去的。那年我十岁。从米卢兹到塔吾里尔的路十分漫长!我与扎卡里亚钻到204型小货车后面,在行李中间睡觉。
    一到摩洛哥,我母亲的言论就来了个大翻个。平时她总是在抱怨累死了,生活何等艰难云云,此刻,她对摩洛哥老家的人说的却是,我们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舒适,黄金遍地,只要愿意,事事成功。阿伊莎向她的母亲,也就是我们的外婆阿米娜介绍穆罕默德时,说他是她的丈夫。这个我们童年时的摩洛哥,给我留下了令我感动的记忆。对于我和我弟弟,只是在那里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的家。

    #10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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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至尾,外婆和姨妈都对我们体贴备至。她们平时见不到我们,所以我们刚到就处处受宠,特别是扎卡里亚,当然那是因为他最小。她们不停地给我们吃她们亲手做的各式点心,有蜂蜜和杏仁做的马可鲁达,透明蛇形卷兹拉比亚,上面撒上纯糖粉。有的时候,背着我母亲,她们塞给我们一些零钱,我们便跑到街角杂货店去买糖果。饭桌上总是有很多人,一个或两个塔中纳砂锅炖羊肉一直在火上煨着。另外,摩洛哥对于我们很重要,因为在那里我们与表兄弟姐妹们重逢。一切都新鲜有趣。
    礼拜天时,我们陪表兄弟们去古兰经学校。关于古兰经,我与扎卡里亚知之甚少,更何况古兰经学校……我们发现很像做游戏,可同时又有点神秘:在一个大厅里,所有的孩子都随着一位老师重复这本圣书中的一些经文。可我们的母亲或继父却从来未对我们谈起过古兰经。孩子们年龄不一,小的在前面,大的在后面,老师使用不同长度的芦苇,以便够得着每个脑袋。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唱诗:“比思米拉咳,拉一拉河马尼,拉一拉河马……”(“以神之意,宽恕,仁慈”)。我们马上就背了下来,可以高声朗朗地重复,那真是美妙的假日。
    平时,我们的假日以及所有星期三都是在活动中心度过的。某一天我们感到厌烦了,与扎卡里亚便要求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注册星期三的体育活动。先是柔道和唐手,后来扎卡里亚打手球,我则打篮球。对于扎卡里亚,手球很快就不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他的激情所在。他参加米卢兹市体育协会的球队,球艺出色。他有一位手球队的朋友,叫托马斯,后来进入甲级队,托马斯谈起扎卡里亚说,他记得很清楚,扎卡里亚有一个怪癖,他打球时总是把舌尖伸出来,击球时会咬住舌头。弄得大家每次都担心,一不小心他会把自己的舌头咬断。扎卡里亚的天赋被所有人一致承认,包括他的教练,他的队友,甚至他的敌手。他的角色很艰巨,像丁·理查德逊在法国国家队中的角色一样,要切入对方篮下,伺机转身投篮!扎卡里亚参加夺冠比赛,他们队获得了上莱茵省的冠军,接下去是阿尔萨斯的冠军。我场场不落地去看他比赛,当他的拉拉队员。那时,扎卡里亚觉得未来方向已描绘出来:他将进体育学校读书。
    我母亲与加米拉的关系在继续恶化。仿佛疾风暴雨,她们都变成爆炸性的。加米拉开始屡次逃跑,我与扎卡里亚便负责去找她。只要她们在家里相遇,口角立刻爆发。阿伊莎对她的女儿充满真正的嫌恶,而上帝才知道,加米拉已尽了最大的可能性避免见到她。某个礼拜天,我母亲来到我的房间要与我谈谈,每次她想让我帮忙时都是这样。“是这样,我想让你帮我个忙。我想把你姐姐送到寄宿学校,因为我们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她是个不要脸的东西,粗鲁,在学校里不学习,我管不了她了。寄宿学校对她有好处。你能不能也去?这样她也不会太孤单。”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加米拉离得远些,只会有利于改善她们的关系。
    我母亲来问我的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她清楚我与扎卡里亚和加米拉很亲,她也能觉出我很同情我的二姐。接着,很快就作出选择:她绝不能与纳迪娅分开,因为她喜欢她,更何况纳迪娅对她很有用。扎卡里亚还太小,不能去寄宿学校。她的盘算很准,我不忍心让我姐姐一人去那儿,便接受了她的建议。可是,我的离去使扎卡里亚很伤心,从某种意义上,他把这当成我对他的遗弃,虽然他也一样,不愿意他最喜欢的姐姐孤零零一人去寄宿学校。他只能接受这一事实,知道我是出于无奈。
    新学期开学时,我便和我姐姐去阿特奇克,一个离米卢兹20公里的小镇,阿尔萨斯的腹地!我读初中一年,我姐读初三。学年一开始很不容易。我很想扎卡里亚,他也想念我。哥哥不在他会百无聊赖,而且更加容易受到家庭风暴的袭击。他咬紧牙关独自忍受着。幸亏还有手球。
    我与加米拉就这样生活在寄宿学校。对于我们俩来说,那里的生活挺自在,有那么点探险的味道,是学习自由放任的一次机会。这一年我开始抽了第一支烟!这也可以说是我母亲的休息年,因为只有两个孩子在家,况且我大姐纳迪娅比雇佣一个人更管用,因为是免费的;我弟弟扎卡里亚还是个孩子。每个周末,我与加米拉都乘公共汽车回家。
    与扎卡里亚重新见面时,我们双双紧紧搂抱在一起。整个周末两人形影不离。也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成了他的手球比赛的坚定的和得天独厚的支持者。
    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地我感到,日常生活对于我幼小的弟弟来说,实在不是玫瑰色的。出于害羞,他很少向我讲与我母亲争吵的细节,可他还是向我承认说,在家里,现在我走了,他每天都得十分小心警惕,躲避随时会降临的母亲霹雳。然而,他的努力不总是有效。
    临近年终的时候的一个周末,我母亲将我们聚到一起,解释说她想要向邮局提出工作调动的申请,带我们到“阳光之地”。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立即表示反对,那就是扎卡里亚。“我不走。下学期我要进米卢兹的体育学校”,他向我们解释道。我母亲则顾左右而言他,全当没听见,拿出一张法国地图指给我们看,她的工龄允许她去哪几个南方城市:蒙彼利埃、纳尔本、佩皮尼扬、贝济埃。我们用尺子在图上量来量去,发现纳尔本离海最近,成了首选对象。我母亲让大家投票决定,只有扎卡里亚反对搬家。我和我姐她们已开始想像大海、阳光和连年假日。我们不留恋米卢兹,只有扎卡舍不得离开。现在想来,继孤儿院的遭遇以后,这次搬家对他来说是又一次严重的撕裂。这意味着他梦想的破灭:变成手球职业运动员,或许成为教练……

    #10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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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少年时代:快乐与挫折
    我们搬家的时候,我十三岁半,扎卡里亚十二岁。离开米卢兹的前几个星期,整个收拾准备期间他都在咕哝:“我不去那边,纳尔本,腐烂的城市,反正我不去,我要留在米卢兹。”当然他实际上得跟我们走。我们那会儿还是孩子,脑子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一起贪玩和恶作剧。尽管如此,从那时侯开始,扎卡里亚有了某种变化,仿佛在他身上产生出一种细微的漂浮不定,一痕苦涩或怨恨。如同一个细小的伤疤,几乎不可察觉,却永远不能被时间抹去。
    扎卡里亚永远怀念米卢兹,或准确地说追悔一个想像的生活里程:一个手球冠军。离开米卢兹,我们的居住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东部,我们的房子很大,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我们的木屋。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房间。可是到了纳尔本,自八月底迁入新居,我们立刻就又重新见到了“小区妩媚”,像电视里报道的那样:拉赞堡小区,第五层楼。刚进到房间里,第一眼的印象何等深刻,我们看到浴室里只有一个小得像木鞋一样的浴缸,太可笑了。只有两个寝室供孩子们用,男孩一个,女孩一个。
    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我们不认识任何人。离开学还有几个星期,我们有时间观察熟悉周围的情况。我母亲有时间的时候,会带我们去海边。新学校是孟德斯鸠初中,就在我们家附近。这一阶段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在学校里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扎卡里亚进了初中一年。他好像在这新环境里比我更紧张,感受到更多的敌意。再加上我们有一个严重的缺欠:我们的阿尔萨斯口音!那是无论如何也掩藏不住的,特别是上法文课的时候。而且在纳尔本,我们是仅有的带阿尔萨斯口音的“黑人”。这惹得所有人发笑,除了我们自己在外。商贩、学监、个别教师,尤其是班里的同学和邻居,都用古怪的眼神看我们。
    当我使用“黑人”来说我们自己时,是因为我们深色的皮肤在纯正法国人那里常会引起一种特别现象。尽管我们是阿拉伯人,但第一眼望上去,人们完全无法为我们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他们在非洲人或是南美安提尔人之间犹豫不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是来自异地的。他们只好向我们询问我们的原籍,只有在我们回答说“北非人”或“摩洛哥人”后,他们才晓得我们是阿拉伯人。这一模棱两可的尴尬,我从小到大都深有体验,我弟弟扎卡里亚也身在其中。此刻,到了成年,已“安家立业”,这种事不再成为问题,我已经习惯于此。然而,少年时代,我与我弟弟总是因为肤色而遭到询问,以确定我们的来源,那是一件令人极为沮丧的事情。这一不断被重复的提问,隐含着某种令人受辱和扰乱心绪的东西,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长相是无法被确认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某种正式身份。更羞辱人的是人们最后的反应,一种不自觉的躲避。对于许多人来说,安提尔人“无论如何”毕竟是法国人,可是阿拉伯人嘛,他们……
    在小区里和在学校,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很漫长。在大楼下面,有一个手球场。理所当然地,扎卡里亚在我们刚一到达就去了那里。然而,小区里的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习惯,不那么容易接受一个新来的人,特别是一优秀的手球运动员!我跟扎卡上场,我们战无不胜地赢了所有的比赛。接下来差不多就是同时激起的群架。这里也一样,有多子女家庭,可我与扎卡里亚已经是大男孩,不能再喊我们的姐姐来救援!最后的结果常常比在阿尔萨斯更过火儿。
    至少用了两年时间我们对这个南部城市才有了“我们那儿”的感觉。在拉赞堡小区,比我们年长的孩子们有真蛮横的。每幢大楼都有自己的帮派,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头儿。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不被任何一帮所接受。可是不属于某帮,就很难在小区“站住脚”。就在我们到达前的几个星期,十几个15到23岁的青少年在海滩上轮奸了一位年轻妇女,并在这之前殴打了她的丈夫。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监禁起来,另一些则逃到国外。拉赞堡小区里有好几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牵连,这一肮脏的故事使他们深感耻辱。我们到的时候,居民们还在纷纷议论着这件强暴丑闻,小区内的氛围十分阴晦。
    我们楼里住的人有原籍北非马格里布的移民,也有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拉赞堡小区在当时有个头号敌人,那就是邻近的另一个小区,叫帕斯图莱,在那里居住的几乎清一色的是纯正法国人。天长日久,帕斯图莱小区有了排外区的名声,而拉赞堡则成了大杂烩区。因为还有另外个一小区,人们不总会想起它,叫圣·让-圣彼得,那里住的则几乎都是北非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有时候他们与我们联盟,有时候他们与我们打架。然而无论在拉赞堡和圣·让-圣彼得之间有什么隔阂,面对排外区的帕斯图莱,他们的联盟是一贯的。这时,阿拉伯人的荣誉得到维护。这里的“阿拉伯人”是一个泛指词,意指小区里的所有居民。
    不过事实上,十三四岁的扎卡里亚和我,是颇满足于我们的观众身份的。我们一般不参与那些群架,不过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拉赞堡的蹦舞会,圣·让-圣彼得的少年没被邀请,但想要进入。这立即就演变成一场街区战。三十多人厮打成一团。扎卡和我参与了战斗。但为避免遭受打击,我们躲在我们小区的两个壮汉背后,只要他们撂倒一个,我们就冲上去按住他们,以便那宽肩阔臂的两个人继续对付其他人。
    在这类小区,规则很简单:只要在力气上别人不怕你,那你就白丁一个。因此你不妨去倒拔白杨,显示你的力量训练,让人害怕。到了两年头儿上,扎卡里亚和我也学会了怎样让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大概有十五六个人,差不多同期搬到这个楼里来的。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帮派。我们这帮中有一家是从北方来的,两个儿子又粗又壮,像我们一样,浓重的口音像刀割的一样。
    我们楼下住的是蒂埃里,我们的好友。他一家十分好客,母亲在一个工人协会工作,是个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我们可以与她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谈政治,谈社会,谈未来……蒂埃里的父亲是速溶咖啡厂的推销员。他们家的大门向客人敞开着,桌上的咖啡永远煮好了等待饮用。我们一天到晚都往他们家里钻,回家只是为了睡觉。我们觉得,这个家才是一个“真正的家庭”,温暖而热闹,不是喊叫造成的,而是欢声笑语所致。1982年世界足球杯赛期间,我们干脆就长在他们家,那是一段真正的节日!蒂埃里一家尤其喜爱扎卡里亚,他们说他是个小福神。应该说扎卡里亚很招人喜欢,善良,细心,敏锐并且幽默,很能征服人心。而且,他对欣赏喜欢他的人很愿意效力。
    我们楼里还住着一个“自行车专家”,叫让。他偷自行车或摩托车的零件,然后组装自己的车。我们的相识是有一个故事作契机。他窃取了我的自行车的换速叉!但是因为我做过记号,所以,一眼就在他的车铺前认了出来。于是,在扎卡里亚的陪伴下,我找到让,向他说明我是怎样认得我的换速叉,并要求他把它还给我。让居然答应了。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让有一个亲兄弟和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他们是彪形大汉,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在小区里的“风险保安”。让和他的兄弟们占用了几个无人管的地下室,将他们偷来的自行车和各种零件摆在一层层的架子上,里面有最新样式的换速叉,革新的打气筒,未来防泥板……有几次我和扎卡里亚随他们骑车远足,一个周六下午骑150公里!回来后我们俩筋疲力尽,接下来的两天连路都不能走。可他们第二天又出发了。
    偷车人把我们又介绍给其他的偷车人,其中一个叫达夫,是小区里的莽大胆,跟我年龄相仿。他是孤儿,父母在一场车祸中身亡。他的祖母好不容易地将他拉扯大。他有个叔叔因偷东西而被关在卡尔卡森监狱。他侄子却把他视为英雄。有如此这般的一个家庭,达夫在小区里很有名。他把绝大部分的时间用于捣碎电话机钱箱,偷自行车、摩托车甚至汽车……无论他看见什么都不放过。他还发明了用旧汽车相互冲撞的游戏,以吸引观众,当然撞的车都是别人的。虽然只有十四岁,他却偷过雪铁龙500XT和双马牌汽车。有一次,他与星罗棋布的警察在小区里捉迷藏,因为他熟悉那里的每一个角落。达夫有点是小区里的英雄。
    然而,大概是由于孤儿院时的记忆太深刻,我们总是对粗野的孩子们有种戒备之心,怕他们是未来的罪犯,因此,我们与达夫他们这些小偷一直保持着距离。而且是达夫本人向我们解释说,法律可以监禁十三岁以上的少年。这是一个警告,可惜对达夫自己没有抑制作用。他大概认为我与扎卡里亚没有痞子的天分。而我们一想到由于某桩犯罪记录而不能继续上学读书,就会吓得发晕。如果说在当时有什么事情是明确的,那就是今后我们绝对要继续念书。
    扎卡里亚总是害怕那些违法的事,它们诱惑着小区里生活窘迫的青少年,而且他特别为我担心。他尽量避免我与十几个有恶名的人“不利往来”,并建议我小心别纠缠到那些下流的事件中去。
    在学校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努力,一切可以说都不错。可是由于扎卡和我在家里几乎是彻底自由惯了,以至于在课堂上我们没有服从的品质。这一年,我“收获”了60多个小时的课后留校惩罚,以致被要求转学,理由是不守纪律。于是我们转到坐落于城市另一端的朱尔-费里中学,步行要半小时甚至三刻钟。那里与孟德斯鸠中学完全不同,是在一个富裕的城区,朱尔-费里中学也有“布尔乔亚中学”的别号。自此,我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学校周围绿树成荫,校舍建筑也很美。然而现实与这一美好表象却十分不同,校园里传递着各种各样的武器:匕首,警棍,甚至有一次还有一把手枪。经常有打架斗殴的事发生。我升到初三,但成绩中乘,远不及初二时好。而且我还是不守纪律。数学女老师一见到我就头疼。扎卡里亚上初二,他比我聪明,明白不能太明显地淘气。
    有一天下午,在院儿里玩手球时,我把大拇指触伤了。伤处很疼,我便想请假回家。可是学监不同意。我便做出强行通过的样子。在场的教育顾问想要抓住我,正好拉住我受伤的大拇指。条件反射下,我给了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愤怒之下,教育顾问把我弄到他的汽车上说:“去见你父亲!”
    我父亲在同一年也搬到纳尔本。他知道好时光到来了,因为,重新见到他时,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逃跑了。他开了一个小的土木公司,在各处的工地上干活。住的是一套两室的公寓,杂乱不堪,可他开的却是一辆奔驰230!

    #101697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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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顾问用汽车拉着我,到一个工地上去见我父亲。显然,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尽管我觉得自己有理。我们到的时候,我父亲正在翻修一幢四层小楼的门面。他斜在梯子上,两袋水泥稳稳地搭在他的左肩上。教育顾问把车停下来,看着脚手架上扛着水泥袋的我父亲。几秒钟后他改变了主意,宣布说:“我们回去!”回到学校后,他说:“就这样,你可以回到班上去!”如此打发我走很令我不解。在他双唇间掠过一丝笑容。我本来应该怀疑这家伙不怀好意,可当时,只觉得惊讶而已。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他在打什么主意,但已为时过晚。学年结束时,教育顾问为我建了一个职业中学取向的档案。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升入初中四年,可是却被分配到专科技术班。更有甚者,没有任何人提前通知我,这完全是一种个人报复行为。开学返校那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到朱尔-费里中学报到,一个学监把我推出去说,我已不再是这里的学生,从此以后,我已在让·木兰职业高中注册,科目是管道工!在新高中15天以后,我明白自己被算计了,意识到任何努力都将无济于事。
    扎卡里亚正常地升入初三。但他因为教育顾问的阴谋而愤慨。我们教育顾问由此一致得出了在国民教育领域中存在的种族主义的三种取向:与肤色相关的种族主义,与文化来源相关的种族主义,以及与社会地位相关的种族主义。我之被迫进入职业高中一事深深激怒了扎卡里亚,或许远远超过了我本人的愤怒。从此以后,他对一切有关国民教育方面的事情都不再轻易相信,因为他哥哥的信任遭到过背叛,他因此决定不再给予他自己的。为了不给教育制度任何可乘之机,他开始严肃认真地上课,甚至不再发生课后留校惩罚的事。
    小区里有一个小超市。几个少年隔三差五地将某个窗户插销塞住,然后半夜里爬进去偷糖果。就这样,小区里的地下室成了糖果储藏室。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小山一样堆着的各种各样牌子的巧克力……这些战利品被攒着,小区蹦舞会时供大家分享。放假期间,我们有时会一连几天地“站墙根”或蹲楼梯角,有的喝啤酒,有的抽烟。扎卡里亚不喜欢这些,他甚至从来不抽烟。我倒是试着抽几口,但那主要是为了与其他少年伙伴在一起。
    初中期间,扎卡里亚彻底放弃了手球。其实刚到纳尔本时,他曾在一个体育俱乐部注册。但第一次训练回来,他认定说水平太低,他不愿意往里搭时间。教练曾来到家里劝他继续留在那里。那是无济于事,我弟弟一旦决定的事很难改变。他雄心大,苛求,遇事极端。年仅十四,他判定了自己在纳尔本没有任何前途,像他在米卢兹期待的那样进体育学校学习。他说纳尔本的俱乐部不够水平,那意思是说不及他本人的水平,所以,参加那里的训练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我的弟弟总是这样,不是左就是右。当他相信什么的时候,他便信若神灵,全力以赴地去达到目的;当他失望时,那就完了,他随时会划上一个句号。
    稍迟一些时候,他也试过橄榄球,并在纳尔本拉辛俱乐部注册,该俱乐部曾经是法国冠军队。他玩儿得不错,在场上打边锋。他大概跟着练了两个季度,以后开始抱怨教练的种族主义。我弟弟断言说,阿拉伯人打橄榄球,那怕再出类拔萃,也不会选在十五名当中。那时候,扎卡里亚认为纳尔本橄榄球队是相当排外的。他向我解释说,什么是橄榄球手说的“阿拉伯人”?他就是被他们请上一起去喝得烂醉,然后再被砸得头破血流的那个。
    在新学校过了一年,扎卡里亚十五岁了,他结交了一些好友。初中三年是他的另外一个生活转折点,因为他的社会环境变了,在那里他接触的是另外一类人。在孟德斯鸠中学,他周围是一帮小阿飞,而在朱尔-费里的同学却是布尔乔亚子弟,那些企业家、教师家长们为他们的孩子选择的未来是进高等学院读书,带着他们到世界的另一端旅游度假。这是另一种生活,与我们的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它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展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孩子们中间却又不同于他们,这是否使扎卡里亚感觉痛苦?肯定是,但只是在沉默之中。总之,在这段时期,他建立了他一生中最坚固的友谊。好友伊夫,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司老板,他将“自然地”继承其位;好友莫里斯,父亲是房地产经纪人。
    直到他误入歧途之前,扎卡里亚都保持着与他的朋友们很密切的关系。最后一个在法国见到他的人正是伊夫,那是1996年他最后一次回来时,两人曾一起喝过啤酒。在伊夫家的地下室装修了一个桌球室和一个迪斯克舞厅。扎卡里亚经常泡在那里。我会时不时受邀到我弟弟的朋友家做客。其中有一位的父亲是铝制品厂厂主,家里有一个室内游泳池。简单地说,与弟弟在当时来往的就是这样一些朋友,他们使他明白了权力和金钱的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发现。他很忠实友谊,而他的朋友们也以心相报。他们一起玩儿橄榄球,一起外出。
    然而,初中四年年终时,他作了一个让我感到意外的选择。他本来已经因优异成绩而准许升入普通高中一年级,可他却要求去职业高中学习电机!难道是因为他内心有种自卑情结?难道是他想走与我相同的道路?开始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困惑。我后来明白他确实是缺少对自己的信心,他因自己的社会出身感到耻辱。摩洛哥清洁女工的儿子如何混迹于企业主子弟们中间?他将要去的拉克罗瓦高中以特别布尔乔亚著称,甚至也有种族排外的名声。我不知可信与否,但对于我弟弟来说,“特别布尔乔亚”意味着的是,“与他特别的不同”。在那里上学,要穿最新款式的服装,耐克球鞋,名牌背包。对他来说这完全是异想天开。扎卡里亚只用一句简单的句子向我解释他的决定:“我会孤独一人”。“单独”是从社会条件上看?是的,因为他的朋友们都进了拉克罗瓦高中,可是有谁能分担他的窘境?假如我当时进了拉克罗瓦高中,他大概会另当别论。至少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
    我千方百计地想说服他收回想法。我对他解释说,职业高中绝非康庄大道,他是我们两人中惟一有希望深造的一个。虽然开始的时候会不容易,但只要咬紧牙关,必要的时候发发狠,一切就会正常。可我难道真的有说服力吗?平心而论,我太了解我的弟弟,我知道他是有道理的。他永远都不会真正感到与别人一样,因为他真的与他们不同!我母亲没帮他什么忙。她对他重复说,像对我一样:“选择你们想要的,我对你们很信任。总之别有梦想,我没钱供你们上学,你们自己得打工去。”
    不自觉地,我肯定是影响了扎卡里亚,退而选择了职业中专。由于非自愿地被导向了职业中专,一个许多人认为没有前途的取向,我开始极刻苦地学习,以便通过职业高考,再进入技工大专。到了后来,我开始对工厂里的具体操作产生兴趣,在那里我们学做手工,铜管、钢板、铅块,各种材料都接触,使我感到很满意。教师们非常认真,因人施教。唤醒了我精工细作的能力。结果是,当我与扎卡里亚谈起职业高中的学习时,我给他的是一种茁壮成长的印象。以至于他觉得与其在一个布尔乔亚高中得一个普通大学升学文凭,或继续在一所不确定的普通大学读书,还不如选择技工专科,这样前途会更有保障。
    于是,他来到了我所在的职业高中。可是他马上就意识到了他犯了一个错误:职业中专的课程水平很低,学生们多数是迫于无奈,而非出于自愿在这里读书。他们带着“劣等生”的标签,被国家教育制度送进了这条死胡同。这是扎卡里亚所无法忍受的。他的高傲在这里遭到重创。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姐姐纳迪娅也越来越远地离开了家庭的笼罩。可能是那种自我牺牲精神的物极必反吧,她摆脱了从小就强加给她的家庭责任。至于我母亲,她觉得长女是个艺术人才。她得了法文的大学升学文凭,得分很高。可是在我母亲的鼓动下,她很快就中断了法文系的课程,而在佩皮尼扬的戏剧学院注册听课!因为阿伊莎坚信她的女儿将成为明星!锱铢必较的她,居然能出钱为我姐姐租了一个小房间。
    她原来的老师、校长,甚至民政助理都纷纷向我母亲和我姐姐进行劝诫,说她们正在酿成大错。有的人甚至到我家来说服她们。可是什么也改变不了我母亲的主意,她向人们重复说,她女儿是艺术家,是未来的明星,她的名字将被大书特书,她将闻名于世,而我们的美名也将远扬。然而,事与愿违……
    纳迪娅因此很少出现在家中,仅有几次,也是来去匆匆。这使得她更具有优越地位,备受宠爱。可以想像,对于我母亲而言,眼看着她女儿走进荣耀的大道上,这是何等的报答!纳迪娅也真是个不错的演员,她后来去了首都巴黎,并跟弗洛伦的课。
    一如既往,我与扎卡里亚小心避免卷入这些家庭枝节当中。我们一直与我母亲、继父和我的姐姐住在同一套公寓里。我们在早晚饭时相遇,有时会在放学后回家放下书包的那一瞬间在门口撞上。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属于这个家的感觉。“家庭”之于我们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我们依赖母亲吃饭,除此之外,我们倔强地保持着独立,特别是不在感情上有任何对她的依赖,这是心理平衡和健康的基本保证。只要有可能,我们甚至回避与她讨论,以免不必要的冲突。

    #101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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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的性格犹疑不定,容易发火,并且很暴烈。所以最好是别惹她。我姐姐加米拉是她的出气筒。长期受气,她变得很忧郁。本来是个漂亮女孩,小巧苗条,现在却因得了善饥症而胖了起来。吃饭的时候,我母亲会数她吃了多少口,并劈头盖脸地嘲讽她。有的时候,正吃着饭,她会忽然甩出一句:“别吃了,没看你多肥?简直是一堆肉,也不怕丢人,去镜子里照照你自己,都让我恶心!”这种事经常发生,而且她竟然可以在有外人在场时这样数落加米拉。加米拉的反应依情绪而定,有的时候任凭她说,有的时候试图反驳。当她反抗时,结果总是呼天喊地和痛哭流涕。
    渐渐地,加米拉的行为越来越异常。有时她会在夜里游走,甚至遇到过好几次侵犯。她于是去见小区的民政助理,希望能获得一间住处。可我母亲接着就去找民政助理,对她说,她女儿所以要离开家,是为了在外面寻欢作乐。阿伊莎还宣称说她爱自己的女儿,她不希望她离开,她如何为她操心,假如女儿重新回家,一切都会好起来。民政助理和加米拉本人最终相信了她的话。加米拉回了家。很快,一切又都重新开始,我母亲嫌她吃闲饭,刷个碗也要摔碎点什么,熨衣服熨得到处都是褶子……什么都可以成为她贬低女儿的借口。阿伊莎甚至给女儿起了个外号,叫“瘪种子”。扎卡里亚和我忍不住进行干预,尽管这些干预无济于事,我们不时劝阻我母亲:“算了,妈妈,为什么你对她这样讲话,别说了!”她只当什么也没听见。我们的继父仿佛并不存在,只是一个影子。不过我们的父亲开始与我们接近。他在纳尔本安置下来,住在大教堂后面。我母亲对他的策略已经改变,不再禁止我们与他来往。相反,她一次次地对我们说:“去去,与他一块出去逛,让他掏钱,把他的储蓄抽空!”我父亲是挣多少花多少的人,有点剩余,他会想到我们。可显而易见的是,他从不会想到给我母亲寄抚养费什么的。
    我与扎卡里亚说好,无论怎样要定期去看他。我们比较喜欢他。但不是那种父子之情,当然不是,因为他没有养育过我们。然而,如果说离了我们,他却从没有对我们凶狠过。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一下。这一点对于我们可十分重要。我们对他的感觉,更准确地说,是友善。他对我们很和蔼,给我们少许零钱。而且他比较幽默。他的一生很动荡,有过很多冒险,他还带我们去迪斯克舞厅。
    夏日的一天,正好是开学之前,他作了一个出乎我们意料的举动。扎卡里亚和我在岗贝塔林荫大道与他约会,那是个令人惬意的地方,在运河边上。我们一起散步,他穿着考究,打着领带,向我们解释说他在纳尔本住下,是为了能见到我们。说着说着,我们从一家房地产经纪所前走过。我的父亲忽然对我们说:“跟我来,你们看如何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只要心诚!”他走进经纪所,与办公的人们打了招呼,自我介绍说是企业家,想要与经纪所负责人谈谈。恰好那负责人有空儿。他们的谈话让我们发现了我们的父亲的另一面,对此,我们从前全然不知:这是一个对自己、对其专业技能很自信的人。他打开随身带着的一个黑色的文件箱,从里面拿出他完成的一些工程的照片。那是本地道的新闻发布小册子!他向经纪所老板列举他的长处,他的经验,并告诉他自己刚刚到达纳尔本。他毛遂自荐,一举成功。
    不久以后,我父亲有了一辆卡车,车箱上用蓝色字醒目地写着:“穆萨维公司”。以他那样单刀直入的方式,他居然一下子拿下好几个工地的工程。他购置必需的材料,还雇佣了几个工人。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工作努力,挣钱不少,有条不紊,在他那行里受人尊重。不过,几年以后,这一形象就被破坏了。
    某一日,我们正在往纳尔本市政府方向走着。一个人笑着问我们:“你们不是穆萨维家的儿子吧?”事实上,我们长得十分像父亲。我们点头表示承认,并同时交换了一下质疑的眼神。应该指出的是,几个月以来,我父亲又重新不见踪影了。
    “我认得你们,小伙子!我认识你们的父亲!”那人咧嘴笑着说。
    “是吗?您认识我们的父亲?”
    “当然!我跟他一块蹲监狱来着。我这是刚出来!”
    那会儿,我弟弟和我,我们没有任何反应。不过我们还是快速瞅了一眼周围,看看是不是有人听到这一切,尤其是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伙伴在这附近。震惊过后,我们开始询问这个陌生人,他告诉我们一个跟金钱有关的极复杂的故事,并向我们保证我父亲的健康没问题:“他活得不错,是个有气概的家伙,从不会被吓住!”我们估计他也不该被他新的室友吓住。在米卢兹的时候,有人拿着刀威胁他,他白手夺刀,一折两断,并狠揍了一顿那家伙。
    回家以后,我们谁也没有对我母亲提起刚刚听到的关于我父亲的事。我们也尽量不把这件事看成灾难性的,有时候还会拿这件事相互取笑。当我们吵起来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会悄声对另一个说:“小心点,不然的话,我会告诉所有的人,你是囚犯的儿子!”这种方式的取笑,是第二三度的。
    在纳尔本,我母亲和继父一起盘租了一个商业店铺,位于市中心的一个正在翻新的小区。店铺便宜得几乎是白送。他们开了一个食品杂货店,由穆罕默德看店。小店生意很好,而且翻新后的小区不断有新的住户搬进来。我母亲那种与生俱来的经营本领,使她提前做好了装修工程。等到后来将小店转手盘出去时,她又赚了一笔增值费。她与她的同伴赚了足够的钱。便在灰石礁一带买了一块地。那是刚出纳尔本城的地方,靠海。他们手上还有45万法郎,要用这钱买土石材料,自己盖一幢160平方米的房子。
    扎卡和我正求之不得,很高兴能离开拉赞堡小区和那里的各种小犯罪活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那怪事是,住在这类小区的人,仿佛就像被印上了擦不掉的标签。为了盖这幢房子,穆罕默德担起了所有的工程,从地基到装饰,雇了两名工人当帮手。我和我弟弟的周末和假期,都用在工地上。我们倒水泥,搅石灰,铺放墙角石,挖地基,砌地下室的承重墙,铺地板,砌砖墙,帮着上大梁……我们不停地干着。我母亲自命为工地指挥。她开始什么也不懂,但很会向人打听。她用很多时间到同事家,去参观他们自己盖的房子,去找建筑师为她介绍泥瓦匠,她再去向他们咨询。当穆罕默德向她建议点儿什么时,她永远会回答说:“这是我的房子!”在我们全体贡献下,“她”的房子在三个月内建成了!穆罕默德肯定想过,这房子建起来后,也应该是“他”的。可他错了。
    既然如我母亲所说,她没有足够的钱安装一个中心供暖设备,她便在每个房间都安了一个电暖气。我们搬进新房时是九月份,最后刷的油漆还没有干。当初寒乍到时,石灰墙还没干透,所有的墙,都因潮湿而往外渗水。我们就都打开电暖气。第一个月的电费高得惊人,我母亲暴跳如雷,冲我们发火,说我们有意糟蹋电,一遍遍地不停地说我们花掉了她的全部积蓄。气氛也跟过电似的。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对于我母亲来说,一个子儿是一个子儿。可是,她年轻时出于困境形成一种“经济意识”,到后来变成是可以被理解的;再到后来,钱却变成她所关注的一切的中心。
    我的姐姐们遭到的指控更加可怕。在阿伊莎发怒时,她认定说纳迪娅和加米拉企图引诱穆罕默德,她的男伴。我的姐姐们非常惊愕于此,告诉她说她们只对与自己同龄的男孩感兴趣。可是我母亲对其中一个说“你撒谎!”对另一个说,“我看见你与他眉来眼去,明白你肚子里打的什么主意!”有时她也不放过穆罕默德,说他是她们的同谋,说他看她女儿的眼神充满淫欲。他只是叹气耸肩,一脸无奈,像通常一样,保持沉默。我们觉得不可理解,认为他过于软弱。事实上,后来我们才明白,他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他有一个情人,住在食品杂货店附近,他与她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某一天,他像平时一样安安静静地把这一切告诉了我母亲,并告诉她他决定离去,从此与他的情人生活在一起。阿伊莎目瞪口呆!她愤恨地说:许多年来她欺负他,可绝想不到他会离开她!

    #101699
    叶哈雅
    会员

    穆罕默德离开以后,我们时不时在大街上碰到他,相互间很礼貌。他从未对我们凶过,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喜欢他,尽管不论是我们还是他本人,从未试图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关系。穆罕默德离开以后,又有好几个男人进入过我母亲的生活。有的长短不一地住进家中。这一切让我们很厌恶。更有甚者,她在我们面前,她的儿子们面前,不掩盖任何她与其情夫们的嬉戏!一段时间内,他与某个人来往,并把他介绍给我们。后来有一天,他离开后,她把我和我弟弟叫到一起,对我们说:“你们晓得,我要对你们说一件事,因为这事很严重。这不,这人是个同性恋,他刚刚告诉了我。其实他是一个双性恋。”她接着向我们讲那些与他有关的隐私。我和我弟弟惊呆了。我们相互看着,感到头晕脑胀。虽然我们知道她受到扰乱,但却无法想像她会向我们说那一切!这种情况让我们感到恶心并受到伤害。由于她的样子很迷惘,我们便建议她与那人分手。待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重新去做家务,样子轻松多了。一出家门,我和我弟弟大笑了起来,笑得发疯。我们不能哭。这又是那种第二度或第三度幽默,这可以使事情不那么绝对化,因此变得可以忍受。
    不久以后,她又对我们讲起她当时的“男伴”,一个离过婚的四十多岁的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亲切而聪明,可对于她来说,“不够强壮”!可是那可怜的人好像是真爱上了我们的母亲,而她却不断地将他赶走,再重新和好。当我们再也笑不出来的时候,我和扎卡里亚感受到的就只是这种环境令人嫌恶的一面了。我们把这种想法直接告诉了她。然而她差不多一如既往,仿佛她需要观众。我记得多年以后,扎卡里亚向我提起了这段往事时,仍充满苦涩,表情颇为痛苦。再后来,她在纳尔本市场上碰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一个土耳其人。这个人一句法文也不会说,她把他带回家,与他结了婚,然后,几年之后又离了婚。
    应该承认,家里只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每天都是在晚到不能再晚时才回去。真正的生活是在别处。第二年的整个夏天我们都待在灰石礁区。这是个居住区,住的是建筑师,工程师,公务员……我们邻居中有不少人家都有自己的游泳池、网球场,有的还养着马。我们是惟一的一家阿拉伯人,而且没有任何富有的标志。不过,我母亲,作为一个清扫工,能够成功地在这个区建了房子,这实在意味着真正的社会“升迁”。
    在灰石礁有一个宿营地,里面有微型足球和乒乓球。夏天因此不能说不自在。很快地,我们就与邻居家的同龄人建立起联系。我们于是从一个游泳池到另一个游泳池,我们打网球,或骑小马……这些都得感谢扎卡里亚!因为很快地,他便没有任何困难地进入了这个社会。我弟弟聪明、愉快、敏锐而诱人。他的幽默,有时很辛辣,逗得所有的人笑出眼泪。当然也有人看不惯,清扫女工的儿子,摩洛哥人,渗透到当地布尔乔亚社会中间。只不过他们的不满是不露声色的。我们特别喜欢运动,又在拉赞堡养成了出拳头的习惯,这些都不太是小布尔乔亚子弟所擅长的。
    如此种种,这个夏天,我们形成了一个十多人的帮派,从东家到西家,从一个游泳池到另一个游泳池,从一个网球场到另一个网球场。网球在我们的邻居中有点是“芝麻运动”。正是如此,像扎卡里亚那样在此之前从未玩儿过,才能很快地获得长进,成了可以被接受的对手。在邻居中,当然也有女孩。
    她叫芬妮,金发姑娘,皮肤白皙,淡蓝色的眼睛,人很美丽。她住在离我们家200米开外,她的哥哥吕克是我们的朋友。扎卡里亚是在一个朋友家遇到她的,他们当时是在游泳池边上。芬妮十五岁,与扎卡一样年龄。这次相遇,是一个真正爱情故事的开始。这段爱情持续了十年。那是一种共享的爱情,在我们家中,扎卡里亚从来没有获得过,所以,他试着在别处建构它。他首先寻找的是和谐、温柔、亲情、直率、忠诚和一丝不苟,一言以蔽之:感情安全。他在芬妮那儿找到了它:心灵的姐妹。
    我弟弟天性含蓄,十分腼腆。可是他慢慢地开始对芬妮诉说起他的痛苦和悲伤,他对她讲与我们的母亲无时不在的紧张关系,芬妮是他的秘密花园。他从来都不怎么会说到她,可是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她待在一起。惟一的问题是,芬妮出身于被人们称之为的“良好家庭”,这个“良好家庭”看不上她交往的少年。她的父亲是某个石油集团的高级雇员,开的是双座运动赛车,母亲是公务员。她家里也有一个游泳池,不过,芬妮的父亲公开表示出一种常见的,令人苦恼的种族主义来。芬妮的母亲知道女儿与我弟弟一起出去,开始的时候,并未说什么。可是当她丈夫知道这件事后,她马上就站到他一边,将他们的关系说成是“丢人的”。从前,扎卡里亚只是一个伙伴,是一帮伙伴中的一个,所以他们可以忍受;现在则不然,他代表着某种危险,正在威胁着他们的女儿。
    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按扎卡里亚的说法,他玩儿的是“鲑鱼”:他逆流而上,从技术高校的入学文凭,到技工大专文凭。虽然漩流湍急,他还是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他因此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感到自豪。可是,他的女朋友的父母却好像对此不以为然。一直到这时候,扎卡里亚对他们的敌意采取的态度都是不去介意。像我一样,他觉得有些人之所以有种族主义情绪,那是因为他们无知,而不是因为他们很坏,因此,他们肯定是“可教育好的”。他相信芬妮父母最终会了解他,从而改变态度,直到解除对他的防犯。仁慈的看法,却是错误的。他见到他们的时候,总是彬彬有礼,面带笑容。然而这没有改变芬妮父母的成见:他们的女儿的价值“超过一个阿拉伯人”。
    芬妮大概不应该过于忠实地向扎卡里亚原版复制其父母的种族主义言论。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承认他们的种族主义与其愚昧有关,而且无论他怎样努力,他们都不会变得更聪明些。他于是开始藐视他们。他不再作任何努力,并且在他们面前炫耀地显示自己的新姿态。当他去找芬妮时,他不再进他们家的院子,而是站在他们家门前的马路人行道上。这反倒更方便了他们吧。至于我母亲这边,扎卡里亚绝不准许她走近他的情感生活。他带芬妮去我们家的条件是明确的:绝对不会在家里遇上我母亲。
    在家里,扎卡里亚与我母亲的关系从来都不那么简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系在一步步恶化。我能够听她喊,耐住性子,得过且过,等待雷鸣电闪过后她安静下来。我从心里对她有着温情,知道她的工作有多辛劳,而且不受任何人重视,这一切是她疲惫易怒的重要根源。
    可是扎卡里亚似乎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耐性。他开始拒绝任何妥协,远远比我倔强。而且他是一步也不退让。对他来说,用沉默换平静那只是怯懦。从十四岁开始,他不再给我母亲任何得逞的机会,特别是在看着她折磨加米拉以后。有一天坐在我们的房间里,他双手撑着头,声音沮丧地对我说:“一切都完了。我不再会向她让步半分。这个女人不只是疯子,还是个不公道的坏人。”扎卡里亚已无法再忍受那让地动山摇的可怕的家庭争端。
    他看我母亲的眼神变得冷冰冰的。渐渐地,我想他不再感觉到任何对她的爱。他评判她,骗子、仇恨者、危险人物。当他谈到她时,用的是“这个女人”,比如:“这个女人是个骗子,这个女人令人讨厌”,“她的话跟响尾蛇似的”。当他们吵架时,整个气氛变得十分沉重。扎卡里亚嫌她太异想天开,幻想出一些怪念头,然后让自己信以为真。可是他可受不了这个。她越急,他就越保持着尊严地使用一种平静而冰冷的语调。他知道得很清楚,这会使她更慌乱,她则喊叫得越来越厉害。他大理石般地直盯着她,告诉她:“你在撒谎!这是假的!你编造了这个故事!你是个骗子!”她开始声嘶力竭。
    我不赞同他的看法。与她一贯地对抗,铆着劲跟她对着干,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总而言之,她除了自己的意愿,谁的想法都不会听。既然如此,坚持有什么好处?她相信某件事,谁都别想让她明白她错了,或她没看清,没听懂。她说她信,什么也别想让她松口。我的策略是,为了避免把这个家每天都变成战场,就任她喊,别理会;听她说,直到她已消气儿为止。然后,等她平静下来的时候,试着让她恢复理性。经常地,我也劝扎卡里亚学会让步,不要总是顶着她。他也试着听我的。可是当他努力保持安静时,她会刺激他,直到他爆发。我母亲的信条是:永远也别调解局势。
    继加米拉之后,她找茬儿贬低和羞辱的对象是扎卡里亚,因为她感觉到他审判她,藐视她。她明白他不再怕她,而她也不再能体罚他。于是,她就想方设法地向他证明他将一事无成,比白丁更白丁。
    我知道这些关于我母亲的说法是很重的,但这只是对真实存在的直接描述。她的言辞之过分,读者自己可以判断。她对我弟弟重复的是:“你是个无赖,你是罪恶之源,你是个杂种!”她就这样地打击他,称自己的亲生子是“杂种”!当扎卡里亚听着这些侮辱言辞的时候,紧握着拳头,绝望地强制自己不要冲动。那是很难的。更难忍耐的是,这些侮辱、喊叫会持续数小时。我母亲与我弟弟的口角可以从晚上六点开始,一直进行到凌晨两点。我母亲停下来的时候,是当她看到她的儿子已经彻底到了极限,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大多数情况下,扎卡里亚在她面前能够挺得住,可是只要转过身去,他就再也无法忍下去,通常是呜咽啜泣,可是从不会在她面前。每次我都会向他重复同样的句子:“你可千万别这样,那是咱妈,你明知道她有病。再说她太累,她的工作使她疲惫……”
    地区议会助学金的事十分典型,体现了我们家常有的危机。扎卡里亚和我每天上学的路很远,奥伯地区议会便决定给我们两人以交通补助。我母亲每个月都会收到这两份钱。他应当交给我们,以便我们购买公共汽车的月票。可是她说,我们平时花销太高,她没钱再给我们。她会说:“你们自己想法去学校!”或者说:“我已把钱给你们了。”当我们再坚持时,她就说我们是骗子小偷。
    “那我们怎么去学校?”
    “我已经给你们钱了!”
    “没有!把钱给我们,那不是你的钱!”
    “你们是骗子,你们早就把钱花光了,我给过你们了!”
    接着她会羞辱我们说:“肮脏黑鬼!”“肮脏种族!”结果是,我们曾从她的钱包中偷出过我们的车票钱,那是出于无可奈何。每天早上八点我们必须到校,而我们家离学校七公里。从学校回家,我们试着搭车,有时候人家停,更多的时候被晾在路边,大拇指向上伸着,没有人理会。谁在早上七点忙着上班的路上,捎上两个皮肤棕色的大小伙子?晚上,同样情形,只是方向相反,十八点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不再与她计较此事;而相当一段时间,扎卡里亚不肯罢休。终于有一次,阿伊莎让他领教了一次他称之为的“吞苍蝇”。扎卡与她的争吵因此达到登峰造极。
    那一天扎卡里亚将参加技术高校入学文凭考试。他必须在早上七点半到达学校,等候点名。平时的公汽路过这儿太晚,扎卡里亚因此请求我母亲破例,第二天早上开车送他去学校。她答应了他。那天早上,扎卡里亚早早起床,做多种准备。屋里静悄悄的。过了一阵子,他看着时间快到了,就去敲我母亲房间的门。没有回声。他再敲,还是没声。他于是开门进去,阿伊莎半睁着眼睛看他,他说:“妈妈,快一点,我要迟到了。”她回答说:“我太累,你自个儿想办法吧,让我再睡会儿。”她翻了身想继续睡,扎卡坚持着。她开始发火:“管好你自己的事儿,让我安静点儿!”扎卡里亚气极了,摔门而去。因为试着搭车,他到学校时已晚了三刻钟。考试结束的时间到了,他没能够完成答卷。狂怒之下,他把答卷扔到废纸篓里,离开了考场。幸亏一位对他很同情的老师,从废纸篓里把他的答卷捡了回来,并交给评委。扎卡里亚竟成功地获得了高校入学文凭。
    从这时起,扎卡里亚与阿伊莎之间的关系变得白热化。他永远都不再会原谅她这一恶劣的做法。他后来总说:“我知道她不会帮我做任何事,可我万万想不到她会做这种事来害我。”每一次他们之间口角时,言辞之激烈都在升级。她用最难听的字形容他,他则针锋相对地回以最辛辣的言辞。他控制着,可难道他没想过揍她一顿吗?这种愿望至少可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
    在一次他们争吵的时候,我被迫干涉,以免他动起手来把事情弄过头。我于是建议他离开家,以免他自己崩溃。“你得走,兄弟,我来想法子。”我请一位住在纳尔本中心的朋友留他住些时候。扎卡里亚走了,那是1986年的某个早上,一个决定性的出走。不过,1988年他曾回来住过,很快又离去。直到1996年,八年以后,再度回来,剃着光头,留着长须,穿一条米截裤子,那是为了,据我母亲说,“请求原谅”……

    #101700
    叶哈雅
    会员

    第三章、寻找身份认同
    在马格里布阿拉伯社区,我与扎卡里亚具有某种特殊身份,或者不如说,完全没有身份。在家里,阿伊莎从未与我们讲过阿拉伯语,以致我们生活在马格里布社区本身的种族歧视之中,因为我们不讲它的语言!扎卡里亚和我是我们家族中仅有的两个,既听不懂,也不会讲我们的母语。当我们坚持让我母亲教我们几个阿拉伯词时,她嘲笑我们的口音,说我们发音太差,直到我们闭嘴为止。我的姐姐们在摩洛哥出生,几乎每年都回去,所以她们会说阿拉伯语。结果是,当我们见到摩洛哥的亲戚,他们对我们的命运充满悲悯:“啊!他们不讲阿拉伯语?!麦斯奇那!可怜的!”然后我母亲会接上一句。“不,他们不会,他们是真正的小法国人!”
    我母亲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任何关于阿拉伯风俗或穆斯林文化的教育。并不是因为她不懂这个文化,而是她不希望我们知道它。她甚至在最近的一次与媒体的谈话中肯定了这一点:“我尽最大的努力使他们避免与阿拉伯人接触。”扎卡和我本人,向她请教过多次,如何做祷告,以及为什么要祈祷。她总是回避去解答。她说这不是我们这种年龄的人该知道的。可是,从在米卢兹的时候起,我就看着小伙伴们在他们的父亲陪伴下去清真寺。为什么我们就该如此无知?在别人面前,我们自觉荒谬。在我们周围的人中,谁能够给我们教诲?不是我们的父亲,他永远缺席,况且是个不做祷告的人。我们的姨、舅又居住在地中海的彼岸。我们于是决定向穆罕默德咨询,他当时是我母亲的同伴,是个虔诚的信徒,每天都做祷告仪式。
    我们看着他鞠躬,站立,下跪。我们想知道这些动作的意义,以及他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他很善良地但却笨手笨脚地搬来一些书,这些书中具体地解释“怎么”做祈祷,但没有任何关于精神方面的知识。当时的纳尔本还没有清真寺,只是在圣·让-圣彼得有一间“祈祷室”,而我又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它的存在。如同很多的祈祷室,它们没有在大街上挂牌,而常常是在一个简单的住房里,不显山不露水的。
    我们根本不能向我们那些马格里布伙伴问这类问题,那会暴露出我们全面的没文化,他们定然会嘲笑我们。由于看不到希望,使扎卡和我泄气地不再努力。那是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在蒙贝利埃,我才第一次走进了一个清真寺。我想扎卡里亚第一次进清真寺是在英国。由于扎卡与我是血统继承的穆斯林,我们对这一宗教的无知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相信同样的无知也对那些在巴基斯坦接受基地训练的青年发生过重大作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仍被美国监禁在古巴关塔纳摩的法国人身上。
    我希望在此暂时离开我们个人的故事,而谈几点关于伊斯兰的细节,我认为这对理解扎卡里亚以后的生活历程是必要的。
    在全球范围内,有十亿人宣称是伊斯兰,他们中的95%是逊尼派信徒,4%是什叶派信徒。大约有一百万人,也就是说1%的人自称是瓦哈比派信徒。不过这一百万人享受着神赐的经费赞助,因为世界第一的石油国家,沙特阿拉伯支持他们。
    要想更好地分析瓦哈比派在全世界的影响,就必须把它放到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去看。我们都记得当时的国际局势是灾难性的,车臣战争与那里的屠杀,阿富汗战争的终曲等等。扎卡里亚和我从一开始就很欣赏马粟德将军,那位令人怀念的这场战争中的英雄。在波斯尼亚,正值“种族清洗”,或更准确地说是我们认为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各种真实的种族屠杀在我们的眼前发生着。阿尔及利亚,在这个白色恐怖中,它很独特:十年之间,有十万人遇害身亡,但却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最后,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它的居民正遭受着真正的种族隔离。
    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法国的年轻的马格里布人,所有这些暴行都是不能被容忍的。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亲身体验到的反阿拉伯人、反穆斯林的言行的敏感。因此,我们是一些容易被诱惑的猎物,因为在现实中,很多人明白我们生活在悲剧之中。加之没有任何一种声音出来表达和维护我们的情感,只有一种思想支配着,没有人敢揭露暴行。
    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扎卡里亚在蒙彼利埃与住在小巴德和帕亚得的一些学生发生接触。这是两个敏感小区。那些学生向他解释说:在阿尔及利亚,人们进行的是反对腐败政府的合法斗争,那些斗士们是伊斯兰的“献身者”。他们的分析让我们觉得荒诞:阿尔及利亚是块伊斯兰的土地,怎么能够以伊斯兰的名义发动反对穆斯林的战争?妇女、孩子、年轻男子或老年人被用锯或斧头割断喉咙,这不可能是以伊斯兰的名义!这种暴行无论是否发生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都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审判。
    在今天的法国,如果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对他的宗教产生兴趣,想了解其父母的传统价值以及他所属的社区历史,而他的父母又不能给予他解答,那他就会去某个阿拉伯文化协会,或者开始自学。他肯定会去一个阿拉伯-穆斯林书店或某类传统文化书店,找有关的书籍。这后一类书店里的书通常昂贵,而且是供知识分子阅读的。况且这些书的作者常是一些东方学家。阿拉伯-穆斯林书店则更热情亲切,书相对也便宜。人们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作品,讲述我们父母祖先的文化,某一类馨香,某一种服饰,伊斯兰长袍或用来刷牙的某种植物。也有各种杂志,教阿拉伯语的录音或录像带,有古兰经,关于伊斯兰产生历史的书籍,宗教仪式教材,阿拉伯世界史,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等。林林总总,卷帙翻新。
    清真寺也是自我修养的一个途径。另外还有那些塔伯利哥传经人,人们偶然会在菜市场上碰到他们。此外,有报告会或集会,由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UOIF)或“塔莱克斋日”这类组织召集。还需要提到的是宗教节日,比如穆罕默德先知诞辰节等,由在法国的伊斯兰慈善计划协会(APBIF)组织办理。
    初学者眼前是一片处女地,等待开垦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观点一致。在这些集会中,有人会在一些微不足道的或次要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年又一年,让我们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本质。偶尔,我们会翻到一本极端激进的书,或相反,一本十分适当的书。有的时候,会有真正的宗教教诲,可有时,也不乏政治说教或异教宣传。
    由于缺乏父母的权威性的告诫或宗教权威的清楚界定,年轻的初学者因此只能靠自己去鉴别。于是所有的危险都在窥视着他。众多的传经人或对话人对他们所谈论的宗教了解甚微,而选择清真寺教长伊玛目的条件甚至只是他懂得说阿拉伯语,并且会能言善辩……再好一些的,是要求他能够背诵古兰经。可是没有人关心他本人的神学修养。在此情况下,第一代移民有两种担忧:一是如何找到可以做祈祷的地方,二是有人能够教授他们的孩子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当他们找到的只是些新手,很显然传授的质量便大大降低……
    于是有人乘虚而入。各组织的年轻学员,“穆斯林兄弟会”的,解放党的或瓦哈比教派的,各路出动,竞争着新一代伊玛目的位置。他们是各种协会的积极分子,组织教授阿拉伯语,赞助穷孩子入学和宗教学习,渐渐地使他们自己成了被青少年接受的教育者。这些年轻学员成功地打入第二代移民子弟中间,建立起组织结构,壮大到可以召集一些大型会议。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传统宗教传授中那些严肃适度的方法完全不存在。
    与此同时,所有为说法语的年轻穆斯林服务的书店都充斥着下述人物的著述:萨伊德·扣特巴(Sayyid
    Qotb),马杜迪(Al-Mawdoudi),卡拉达维(Al-Qaradawi),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德·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伊本·巴兹(Ibn
    Baz),乌塔伊曼(Al-Outhaymine)。换句话说,所有瓦哈比派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们的著作。这后一个也被称为扣特巴派(qotbisme)。在这些描述中我们找到的是什么?以下我摘录几段节选:“今天,已不存在穆斯林社会,已没有了伊斯兰或穆斯林信徒,因为已不再有哈里发和哈里发之职。(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之职,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首脑。)只有当现存的一切制度被摧毁,让位给一丝不苟地遵守神圣立法的政权,穆斯林社会才会获得新生……地球上所有的社会,无一例外,都是亵渎神灵和偶像崇拜的社会。他们知道惟一的权威只属于神,因为当一个人贸然发明法律时,他会宣称自己与神同在。所有不加抵抗,不进行反叛,而归顺于这种社会的人们,都在以驯服的方式同流合污……在今天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就必须进行圣战(Jihad),与所有那些以人为标准进行立法的制度作斗争,将其推翻,以建立神圣的立法。”
    人们还可以读到:“只有一个组织,那就是伊斯兰组织;其他组织都只会通向偶像崇拜……只有一个家园,那就是伊斯兰家园,在那里保留着穆斯林政权。其他一切地方〔在那里不存在伊斯兰权威,这也包括在伊斯兰土地上–作者注〕,都只会对一个穆斯林充满敌意,而他与这些地方只能有战争的关系,或建立在特殊条件下的休战状态。没有任何可能将那里视为伊斯兰之家;那里的居民与穆斯林永远不可能和睦相处。”仇恨渗透在字里行间。这些言辞是一种精神变质的反映,是宗派之争的产物,因而是危险的。
    瓦哈比派或扣特巴派信徒的暴烈特性有一个象征人物,艾曼·扎瓦里(Ayman
    Al-Zawahri)。不就是那个本·拉登左膀右臂的埃及人?他是在加兹拉电视台播放本·拉登录相带时向公众露面的。艾曼·扎瓦里曾于1981年被捕并遭监禁,与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被刺有关。他也是1991年开始出现的埃及“圣战”组织的领袖,这一组织被认为是最极端和血腥的。仅仅1992年一年,他所组织的恐怖活动就在埃及造成了1200人的死亡。见其果而知其树,看看扎瓦里是如何谈到萨伊德·扣特巴的著作对他的影响吧。
    在伦敦出版的一份阿拉伯报纸,叫《中东》(Asharq-i-Awsat)。据说扎瓦里通过一个极端基本教义组织成员的中介,暗中将其手稿带到伦敦,在该报上分期连载。这篇被作者称为“最终遗言”的文字是这样被该报介绍的:“艾曼·扎瓦里博士,埃及‘圣战’运动的领袖和基地组织中本·拉登的盟友,在本报每日连载中谈萨伊德·扣特巴。”在2001年12月4日一期中,人们可以读到:“埃及圣战运动在60年代开始了反政府的战斗,届时总统纳塞尔发动了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的运动……在判处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重要的领袖扣特巴死刑以后,当局以为自此便彻底在埃及消除了伊斯兰主义的老巢。然而,这却成为埃及反政府圣战主义运动的导火索……扣特巴在他有炸弹性威力的著作《路标》中为他们奠定了组织结构,也激发了基本教义主义的再次复兴……扣特巴的组织决定对现任政权展开攻击,因为它是伊斯兰的敌人,它拒绝服从安拉的神圣法律,离开了他指定的道路。扣特巴的召唤曾经是,今天也还是伊斯兰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一革命旨在以一切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作战,自此,流血事件日复一日地重新发生着。这革命每天都在使信仰进一步坚定,步骤更加详尽,使战斗的性质得到理解,并丰富了急中生智的经验。扣特巴导师在引导新一代穆斯林走上这条道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埃及以及那些阿拉伯地区影响重大……扣特巴成为诚实和坚韧不拔的榜样……平静的表面掩盖着受扣特巴思想召唤的沸腾的反叛,当代圣战的组织的核心在埃及悄悄形成。”
    无可争辩的是,瓦哈比派和扣特巴派的意识形态是众多的凶杀、暴行以及平民战争的根源。历史上,当瓦哈比派出现的时候,他们制造了在麦加、麦地那、塔伊夫、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屠杀。今天,同样的屠杀在阿尔及利亚继续发生着。可是,这些教派的领袖们却在西文世界或在近东公开打出招牌,鼓吹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将其思想宣称为改革潮流,并自封为伊斯兰的改革者。他们把宣传瓦哈比和扣特巴派的意识形态的文字变成“无数美妙的篇章”。当他们谈到平民百姓被屠杀时,从来都不是对这种暴行的严厉揭露,而是竭力减低其严重性。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战争操作,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他们〔指瓦哈比信徒–作者注〕猛烈打击那些拒绝跟随他们的人。”更有甚者,他们这些瓦哈比派和扣特巴派作者为这些暴行进行辩护,说那些行凶者受到伊斯兰改革和复兴愿望的激励。在世界范围内,利用伊斯兰复兴、伊斯兰改革派之名的大有人在,比如弗萨尔·

    #101701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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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拉维(F.Mawlawi)、法提·亚坎(F.Yakan)、卡拉达维(Y.Al-Qaradawi)。在法国,则有伊斯组织联盟(UOIF)和塔莱克斋日的信徒,他们热心开垦着改革主题的可利用资源。
    这一“改革主义”既未引起人们的担心,也没有引起他们的疑虑。很多人甚至把它当成进步与现代性的同义词,他们把“改革”理解成是在道德和社会领域中的某种改善。然而,在事实上,所谓的改革说教是一种可怕的欺骗。这是为什么对它的揭露具有重要性。首先要指出的是它具有语言的双重性特点。法国人概念中的改革或改良主义,把我们带回到十六世纪的历史情境中,当时,基督教新教主义开始建立自己的基础。改革运动是当时在法国和整个欧洲兴起的反天主教的运动,因此“改革”一词令人想起对天主教教士的对抗,他们被认为对社会的种种弊端负有责任。天主教会被认为是使社会和思想僵化的宗教机构。扣特巴信徒充分利用了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法国的这种感觉。由于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新教主义曾广为发展;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占支配地位的是非宗教化的思想,因此,存在着某种文化,甚至某种条件反射,它随时都会高估那些攫取了改革概念的人。
    在穆斯林世界,那些容易被改革主义诱惑,或对其感兴趣的人有不同的动机。有的人喜欢看到自己所在的社群对穆斯林世界发生影响。或者,他们已经给这个穆斯林世界带来了一些东西。这些虚假影响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战略方面。让这些人感到不便的是,穆斯林们躲在他们的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堡垒后面。对另一些人,改革穆斯林世界的实践很有吸引力,改革这一概念给了他们希望,期待着穆斯林世界的变化,与传统宗教机构拉开距离,如同欧洲人成功地夺取了天主教的权力。对于这些人,将宗教从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出去,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作一个概要,他们的语言双重性可以被分解成两个部分。
    一方面,他们精心培育着西方改革派的希望,让他们等待着看到他们对穆斯林世界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所谓的穆斯林改革主义者们愿意承认他们对西方科学和现代性的借用。
    另一方面,瓦哈比派和扣特巴派的思想家们的文字根本不涉及上述的种种展望。他们鼓吹的完全相反:摧毁一切社会,对那些不按他们的解释方式读神圣法典的人格杀勿论。他们的说教尤其有害的是,以改革主义为名,将矛头直指传统伊斯兰。扣特巴派信徒便是如此对逊尼派神学家进行攻击,说他们阻止那些对人的智力进行质询的文本,组织一些僵化无用的讨论。事实上他们用这种策略,以消除穆斯林世界内部仅有的对抗极端主义和狂热的力量。
    以卡拉达维为例,他是瓦哈比-扣特巴思想的领袖之一。这是个媒体大量报导过的人物。他是加兹拉电视台宗教节目的主持人,他还是一个叫“塔克瓦”(Al-Taqwa)的银行的董事会成员,该银行与恐怖组织的经费有牵连。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同时出现在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UOIF)的介绍宣传册中,甚至是该组织于2002年5月在巴黎召开的布尔热大会的贵宾,会上,他还作了演讲报告。他说了些什么?
    卡拉达维指责对伊斯兰法律原则的传授。在他的《伊斯兰之神的崇拜》一书中,他写到:“别再理会那些冗长的、空洞的、复杂的说教,它们充斥在我们那些法律原则的书籍中,不厌其烦地区分着什么砥柱、条件、义务、教义、建议、解除以及被劝告。”他接着说:“如果是那些学者专家以这样的方式去研究这些概念,那当然是可以被允许的,条件是他们只为其研究而做。然而,如此向普通人传授,这可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卡拉达维这种肆无忌惮的神圣宣言(fatwa)是有代表性的,旨在否定穆斯林的传统教育,并破坏其权威性。但他要用什么取而代之?一种恐怖的意识形态。卡拉达维由此对那些屠杀穆斯林将其财产攫为己有的极端主义分子进行辩护,从他们那里看到深厚的宗教眷恋。在他的另一部书,《开除教籍中的夸大趋势》中,他写到:“正是这种极端主义,它指引着对他们的宗教忠诚而眷恋的青年们,将那些与他们对抗的穆斯林逐出清真寺,将其杀死并占有他们的财产。”然而,这些恐怖分子已经在他们内心玷污和扭曲了伊斯兰的形象。如何能够将他们的罪行,他们的恐怖主义以及他们的极端主义解释成是对伊斯兰教深厚的眷恋?卡拉达维怎么胆敢将他们宣布为“忠诚”?
    我们看得很清楚,假改革派力图使西方世界相信他们是其盟友,而事实上却是其凶恶的敌人。让我们在这里重新记起蝎子的故事吧。为了过河,蝎子请求乌龟将其放到背上驮到对岸。它反复向乌龟表示它们是盟友,有共同的利益,过河期间绝不对它起坏意,因为这样做无疑是自杀行为。乌龟终于被它说服,便把它放在自己的背上开始过河。可是,到了河中间的时候,蝎子还是致命地蜇了它。当垂死的乌龟问它:“为什么你这样做?我们俩将同归于尽。”蝎子回答说:“这是我的本性。”瓦哈比派很像这只蝎子,他们利用了西方世界去打击穆斯林世界,而西方本身也成为牺牲品。
    在法国,这种局势特别令人担忧,因为对“穆斯林兄弟会”这类瓦哈比和扣特巴信徒的合法性的承认,并用以反对传统伊斯兰的继承者,这无疑是在拆那些与极端主义积极斗争的人们的墙脚。所以,应该做的是帮助那些跟随传统逊尼派四种学说的穆斯林们,因为是他们在法国和全世界的穆斯林世界中,以有说服力量的语言和行动指明和揭露了瓦哈比派和扣特巴派对经典的篡改。瓦哈比派们为了在穆斯林社区骗取人心,还努力制造严肃的幻觉,以及他们自己宗教地位合法化的假象。这也是为什么,伊斯兰逊尼派的继承者们有必要进行一场真正的思想智慧的斗争。否则,人们看得很清楚,如果穆斯林社会陷入一种信仰大杂烩,排斥反对极端主义和狂热盲从的人,那将是我们社会的自绝于世。

    #101702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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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遭到排挤,无处寻根
    再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故事,看看我们所承受的文化断裂。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和扎卡几乎不了解摩洛哥。我们只去过两次,一次是1974年,另一次是1977年。第二次我十岁,我弟弟八岁。那时我们几乎不认识我母亲家中的多数成员:如外祖母,小姨,两位舅舅,表兄妹等。外祖母曾到米卢兹来过我们家一次,当时我们还很小,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一到懂事的年龄,母亲便给我们描述了一番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她的家庭,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她说她母亲,就是我们的外祖母阿米娜,是个很坏的女人。至于她的哥哥穆罕默德,她的妹妹竹吾尔,她说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做了太多的努力。不管怎么说,我和扎卡里亚好像既没外祖母和舅舅,也没姨妈或表兄妹。因为同我们的姐姐们相反,我们几乎没机会见这些家庭成员,而纳迪娅和加米拉曾经陪伴母亲回过好几次摩洛哥,她们有根,我们没有!母亲带纳迪娅回去是因为以她为荣;而带加米拉是因为想把她嫁给当地人。有一年夏天,她甚至把加米拉留在了她哥哥家里,好给她许配人家。可是根本没用!
    有时候,母亲讲出来的话如果是出自一个祖籍法国人之口,有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可她自己,虽然极力想忘掉,却也是阿拉伯人。她就是想随心所欲、没有任何阻碍地让她的儿子们不要同阿拉伯世界有任何关系,而她自己便是从那里来的。
    她的有些做法绝对是想要割断我们与地中海的渊源,比如说我们从不过穆斯林节日。摩洛哥人一般来说都是快乐而虔诚的信徒,特别认真地过斋月(Ramadan)、庆祝先知诞辰的马威节(Mawlid),还有拉伊德·爱尔-克比节(Aid
    el-kebir)。而我们住在灰石礁(Roche-Grise)的时候,已经是青少年了,我母亲却过起了圣诞节!我们在职业高中里面的所有马格里布伙伴们都欢度这些穆斯林节日,可我们连它们的意义都还不甚了了……我们只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家与所有别人的都不一样,我们不觉得是祖籍法国人:每次我们遇到种族歧视的问题对此都深有体会;我们同其他摩洛哥人生活得也不一样。
    结果便是,我们的心中不知不觉埋下了空虚的种子。我和扎卡里亚都试图填满心中的深壑,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像其他同代人一样,我们意识到对祖先的文化了解得不够。我们几乎根本不知道阿拉伯世界里的社会准则,但我们的出生地法国并不因此真正接纳我们。祖籍法国人经常让我们觉得同他们“不完全一样”,且对这一点毫不在意。这种模糊不清的感觉日日折磨着我们。而当我们终于要忘记这一点时,只消一个词便毫不留情地把我们重新唤回记忆,那就是人人皆知的“融入(Integration)”。
    在我们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这个词总是敲响我们的耳鼓。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它的含义。我们生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家,我们就在这里长大成人。让我们“融入”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身为法国人,我们应该怎样才能“融入”法国社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儿童到青少年,从青少年再长大成人,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本来就在文化定位中感到痛苦的人来说,这是十分令人烦恼的。更何况在身份冲突之外,家庭中也找不到安宁,那么这个人在社会上便有“无从归属”的感觉,仿佛一个自由电子,漂移在这个既无信仰也无法律保障的人世间。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受到一个熟人种族歧视的侮辱,是在我们只有八岁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米卢兹凯塞尔堡街8号,楼下有一块很大的绿地,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处理想的游戏场所。每天放学以后,我和扎卡总在这里和同一个伙伴玩儿弹球,是我们邻居家的孩子。那是开学之后几个月,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半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走过来,我们叫他:“雷米!”可他一动不动,只在远处看着我们。我们走近他问出了什么事。
    “我不能跟你们玩儿。”
    “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们玩儿?”
    “因为我父母不让。”
    “可是你父母为什么今天不让你跟我们玩儿?咱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玩儿弹球的吗?”
    “不是,不光是今天,以后永远都不可以。他们说你们是黑鬼,说不让我跟黑鬼在一起玩儿。”
    我和扎卡里亚互望了一眼,与其说是受了伤害,不如说是吃惊。雷米也像我们一样慌乱。他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是很重的,可是他也许还并不真正懂这些话,我们也不懂。我们还是孩子。就算我们以直觉领会了这些句子,也还不能理解它们的言下之意。但我们明确知道,我们不是“黑鬼”!这便是我很久以前记得的种族歧视的一个例子。慢慢地,我们就习惯了……
    在拉封丹(La
    Fondaine)学校里,有一名小学教师对马格里布人深恶痛绝。他还在行动上表露无遗,简直匪夷所思。比如说他在厕所中遇到阿拉伯裔学生时,他就揍他!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的行为,但没人说话。扎卡里亚被打过,我也被打过,别的马格里布同学都被他打过,没有人告状。这便是黑手党的禁声原则(Omerta)。好像这只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事,好像这便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教师所规定的游戏规则。游戏的目的是我们要比他更狡猾,不能和他同时上厕所。孩子是明白不了这种情况的,他不懂“为什么人会有坏心”。他只知道“有些人是坏人”。这便是生活的教训。然后,一旦长大,他就学会了不要让别人占便宜。他学会了用拳头说话,他能打人就打人。他还学会了如何识别有偏见的人,好像心中有一只巨大的雷达在运作。可惜的是,这部雷达并不总管用,还差得很远。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社区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会打架的缘故,而好街区的青少年便不会如此。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遇到这类种族歧视的情况,我和扎卡里亚马上跑回家告诉母亲,这种事是为数不多的几样能让她有所反应的事。她被激怒了,一遍遍地说:“都是些种族主义者,都是些种族主义者!”可是为此她能做什么呢?在这类寻常的种族主义行为中,掺杂了太多的愤怒与绝望。如果我们在有时有旁观者的情况下当场不作反应,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立即作出反应,我们就只能独自咀嚼怨恨,责怪自身的缺憾。可是已经晚了,已经不能有所行动了。比如,母亲有一次在超市购物时被收银员抢白了些不恰当的话,却不能再去讨回公道。即便她去了又如何?收银员是肯定会矢口否认的,最坏的情况下她还会大闹一场。
    后来,等我们进入前青少年时期,对这类事情的反应就不一样了。通常,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儿的女孩子们说,她们的父母对此事确有看法,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同阿拉伯人来往,对此我们只是耸耸肩膀。十三四岁以前,大人们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也不想用过多的精力去思考这类问题,而且我们潜意识里明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勒庞在法国政治领域中地位的上升在法国种族歧视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国民阵线(le Front
    National)在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市长议席,更在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席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有些法国人确实是,但他们当时还羞于承认。可是当勒庞的选票打破了他自己的记录以后,一些法国人便不再遮掩他们的真实想法了。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心中的信念公之于众:“还法国以法国人,厌倦移民,打倒阿拉伯人、黑鬼和犹太人。”他们的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他们甚至还要求有“种族歧视的权利”,将它作为自由健全标志的特权!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上为此付出了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和排斥现象的存在,可是当法国好几个城市的人公开宣扬他们的排外倾向时,这就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自由、平等、博爱”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这其中有双种语言,一边是官方,另一边是现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严重的。这不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同其他法国人“不一样”;或者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根本就不是法国人!然而我们的的确确是法国人,我们生在法国,长在法国,学在法国,我们的儿童与青少年时期都在这里度过,我们在这里有朋友,我们在这里工作!
    前青少年时期,我们已开始独自办理一些行政手续,比如说去市政府开一张家庭户口表格。我们在上面明明填写了法国籍,可是两次中总有一次,在窗口交还表格时职员会问我们,我或者扎卡,到底是什么国籍!
    不管怎么说,就算我们还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法国人,我们也同样知道跟其他摩洛哥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伙伴的家中开始接触不甚熟悉的摩洛哥的,那也是仅有的几次机会,而从来不在我们自己家里。然而我们愿意做像松费纳,像卡莱德,像穆罕默德那样的人。每次中学开学时,我们都得回答在家中是讲法语还是讲阿拉伯语的问题,我们很难过;相反地,我们难过还因为我们的“与众不同”在学校里并不得到承认。比如说历史课和地理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授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总是法国人的一面之词。而历史课所涉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就是法国人同阿拉伯人的战争!
    学校食堂里每天也都会发生些小的不愉快,因为尽管我们对宗教一无所知,也被规定不能吃猪肉。因此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都得提同一个问题:“除了猪肉,有没有别的东西?”而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得到的总是同样的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是穆斯林。我不吃猪肉。”
    “啊呀呀,这些穆斯林教徒,你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有这么一天,菜单上有豌豆烧五花肉丁。我问完问题,厨师拿回我的盘子,多少有点不高兴地用叉子把五花肉丁挑了出来,还给我盘子时抱怨说:“就这点肉丁还非要找麻烦。”一位不是穆斯林的同学回答说:“你呢,要是别人在你的盘子里放几克脏东西,你会高兴吗?”我们再次感到受了冒犯。事实上我们觉得有失落感,我们既不以法国人的方式生活,也不能在马格里布模式中认同。
    我和扎卡所感觉到的,上百万的马格里布或非洲青年也感觉到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正的社会生活始于学校,小学老师以及中学教师的看法都对他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他既感觉没有受到尊重,也感到没有被接纳,孩子将不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其实有时只需很小的一点努力,公立学校就可以不让穆斯林的孩子们受到过分的伤害。国家肯定是可以做出这种努力的,哪怕只是为了减少社会上没有归属感的人,让他们不再生活在痛苦之中。忍受并非有助于思考,痛苦不是抽象的,只能在心中承受。然而当它已经表露出来时,就已经太晚了:在缺乏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过多的侵犯与苦恼会使青年人终有一天要爆发,以犯罪的方式,或更加激烈的方式……
    我们在米卢兹的时候,我和扎卡里亚还小,但我们之间经常谈起,法国的种族歧视者真是很多。在纳尔本,排外现象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纯暴力的景象时有发生。夏天,这个地区的各个镇子里到处都组织节日。我们当时是十七、八岁。这类节日显然是个让我们能够尽情开心的机会,去结识女朋友。我们每每搭车尽兴前往。有一天晚上,和另外两个伙伴一起,我们去了古尔藏(Coursan)小镇的节日,离家只有几公里远。这个节日是在市政府中心广场上举行的,上面立起了几个舞台,有一些乐队。结果是我们不得不跑进葡萄园里落荒而逃,因为镇里有一帮年轻人要教训我们这些黑鬼!我和扎卡多少次去过类似的小镇节日,离纳尔本只几公里路,多少次不是像这样穿过葡萄园逃离村庄?只是为了逃离类似的对马格里布人真正的愚蠢暴力。有时,可能这些年轻人只多喝了几瓶啤酒,便有了打人的冲动,找着个借口就会冲上去打架,从而挑起一场斗殴。好在有时是我们把他们打得仓皇逃窜!人多力量大,但这类殴打通常是劈头盖脸的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来。

    #1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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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遭到排挤,无处寻根
    再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故事,看看我们所承受的文化断裂。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和扎卡几乎不了解摩洛哥。我们只去过两次,一次是1974年,另一次是1977年。第二次我十岁,我弟弟八岁。那时我们几乎不认识我母亲家中的多数成员:如外祖母,小姨,两位舅舅,表兄妹等。外祖母曾到米卢兹来过我们家一次,当时我们还很小,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一到懂事的年龄,母亲便给我们描述了一番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她的家庭,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她说她母亲,就是我们的外祖母阿米娜,是个很坏的女人。至于她的哥哥穆罕默德,她的妹妹竹吾尔,她说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做了太多的努力。不管怎么说,我和扎卡里亚好像既没外祖母和舅舅,也没姨妈或表兄妹。因为同我们的姐姐们相反,我们几乎没机会见这些家庭成员,而纳迪娅和加米拉曾经陪伴母亲回过好几次摩洛哥,她们有根,我们没有!母亲带纳迪娅回去是因为以她为荣;而带加米拉是因为想把她嫁给当地人。有一年夏天,她甚至把加米拉留在了她哥哥家里,好给她许配人家。可是根本没用!
    有时候,母亲讲出来的话如果是出自一个祖籍法国人之口,有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可她自己,虽然极力想忘掉,却也是阿拉伯人。她就是想随心所欲、没有任何阻碍地让她的儿子们不要同阿拉伯世界有任何关系,而她自己便是从那里来的。
    她的有些做法绝对是想要割断我们与地中海的渊源,比如说我们从不过穆斯林节日。摩洛哥人一般来说都是快乐而虔诚的信徒,特别认真地过斋月(Ramadan)、庆祝先知诞辰的马威节(Mawlid),还有拉伊德·爱尔-克比节(Aid
    el-kebir)。而我们住在灰石礁(Roche-Grise)的时候,已经是青少年了,我母亲却过起了圣诞节!我们在职业高中里面的所有马格里布伙伴们都欢度这些穆斯林节日,可我们连它们的意义都还不甚了了……我们只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家与所有别人的都不一样,我们不觉得是祖籍法国人:每次我们遇到种族歧视的问题对此都深有体会;我们同其他摩洛哥人生活得也不一样。
    结果便是,我们的心中不知不觉埋下了空虚的种子。我和扎卡里亚都试图填满心中的深壑,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像其他同代人一样,我们意识到对祖先的文化了解得不够。我们几乎根本不知道阿拉伯世界里的社会准则,但我们的出生地法国并不因此真正接纳我们。祖籍法国人经常让我们觉得同他们“不完全一样”,且对这一点毫不在意。这种模糊不清的感觉日日折磨着我们。而当我们终于要忘记这一点时,只消一个词便毫不留情地把我们重新唤回记忆,那就是人人皆知的“融入(Integration)”。
    在我们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这个词总是敲响我们的耳鼓。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它的含义。我们生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家,我们就在这里长大成人。让我们“融入”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身为法国人,我们应该怎样才能“融入”法国社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儿童到青少年,从青少年再长大成人,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本来就在文化定位中感到痛苦的人来说,这是十分令人烦恼的。更何况在身份冲突之外,家庭中也找不到安宁,那么这个人在社会上便有“无从归属”的感觉,仿佛一个自由电子,漂移在这个既无信仰也无法律保障的人世间。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受到一个熟人种族歧视的侮辱,是在我们只有八岁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米卢兹凯塞尔堡街8号,楼下有一块很大的绿地,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处理想的游戏场所。每天放学以后,我和扎卡总在这里和同一个伙伴玩儿弹球,是我们邻居家的孩子。那是开学之后几个月,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半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走过来,我们叫他:“雷米!”可他一动不动,只在远处看着我们。我们走近他问出了什么事。
    “我不能跟你们玩儿。”
    “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们玩儿?”
    “因为我父母不让。”
    “可是你父母为什么今天不让你跟我们玩儿?咱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玩儿弹球的吗?”
    “不是,不光是今天,以后永远都不可以。他们说你们是黑鬼,说不让我跟黑鬼在一起玩儿。”
    我和扎卡里亚互望了一眼,与其说是受了伤害,不如说是吃惊。雷米也像我们一样慌乱。他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是很重的,可是他也许还并不真正懂这些话,我们也不懂。我们还是孩子。就算我们以直觉领会了这些句子,也还不能理解它们的言下之意。但我们明确知道,我们不是“黑鬼”!这便是我很久以前记得的种族歧视的一个例子。慢慢地,我们就习惯了……
    在拉封丹(La
    Fondaine)学校里,有一名小学教师对马格里布人深恶痛绝。他还在行动上表露无遗,简直匪夷所思。比如说他在厕所中遇到阿拉伯裔学生时,他就揍他!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的行为,但没人说话。扎卡里亚被打过,我也被打过,别的马格里布同学都被他打过,没有人告状。这便是黑手党的禁声原则(Omerta)。好像这只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事,好像这便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教师所规定的游戏规则。游戏的目的是我们要比他更狡猾,不能和他同时上厕所。孩子是明白不了这种情况的,他不懂“为什么人会有坏心”。他只知道“有些人是坏人”。这便是生活的教训。然后,一旦长大,他就学会了不要让别人占便宜。他学会了用拳头说话,他能打人就打人。他还学会了如何识别有偏见的人,好像心中有一只巨大的雷达在运作。可惜的是,这部雷达并不总管用,还差得很远。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社区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会打架的缘故,而好街区的青少年便不会如此。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遇到这类种族歧视的情况,我和扎卡里亚马上跑回家告诉母亲,这种事是为数不多的几样能让她有所反应的事。她被激怒了,一遍遍地说:“都是些种族主义者,都是些种族主义者!”可是为此她能做什么呢?在这类寻常的种族主义行为中,掺杂了太多的愤怒与绝望。如果我们在有时有旁观者的情况下当场不作反应,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立即作出反应,我们就只能独自咀嚼怨恨,责怪自身的缺憾。可是已经晚了,已经不能有所行动了。比如,母亲有一次在超市购物时被收银员抢白了些不恰当的话,却不能再去讨回公道。即便她去了又如何?收银员是肯定会矢口否认的,最坏的情况下她还会大闹一场。
    后来,等我们进入前青少年时期,对这类事情的反应就不一样了。通常,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儿的女孩子们说,她们的父母对此事确有看法,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同阿拉伯人来往,对此我们只是耸耸肩膀。十三四岁以前,大人们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也不想用过多的精力去思考这类问题,而且我们潜意识里明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勒庞在法国政治领域中地位的上升在法国种族歧视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国民阵线(le Front
    National)在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市长议席,更在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席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有些法国人确实是,但他们当时还羞于承认。可是当勒庞的选票打破了他自己的记录以后,一些法国人便不再遮掩他们的真实想法了。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心中的信念公之于众:“还法国以法国人,厌倦移民,打倒阿拉伯人、黑鬼和犹太人。”他们的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他们甚至还要求有“种族歧视的权利”,将它作为自由健全标志的特权!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上为此付出了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和排斥现象的存在,可是当法国好几个城市的人公开宣扬他们的排外倾向时,这就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自由、平等、博爱”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这其中有双种语言,一边是官方,另一边是现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严重的。这不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同其他法国人“不一样”;或者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根本就不是法国人!然而我们的的确确是法国人,我们生在法国,长在法国,学在法国,我们的儿童与青少年时期都在这里度过,我们在这里有朋友,我们在这里工作!
    前青少年时期,我们已开始独自办理一些行政手续,比如说去市政府开一张家庭户口表格。我们在上面明明填写了法国籍,可是两次中总有一次,在窗口交还表格时职员会问我们,我或者扎卡,到底是什么国籍!
    不管怎么说,就算我们还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法国人,我们也同样知道跟其他摩洛哥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伙伴的家中开始接触不甚熟悉的摩洛哥的,那也是仅有的几次机会,而从来不在我们自己家里。然而我们愿意做像松费纳,像卡莱德,像穆罕默德那样的人。每次中学开学时,我们都得回答在家中是讲法语还是讲阿拉伯语的问题,我们很难过;相反地,我们难过还因为我们的“与众不同”在学校里并不得到承认。比如说历史课和地理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授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总是法国人的一面之词。而历史课所涉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就是法国人同阿拉伯人的战争!
    学校食堂里每天也都会发生些小的不愉快,因为尽管我们对宗教一无所知,也被规定不能吃猪肉。因此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都得提同一个问题:“除了猪肉,有没有别的东西?”而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得到的总是同样的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是穆斯林。我不吃猪肉。”
    “啊呀呀,这些穆斯林教徒,你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有这么一天,菜单上有豌豆烧五花肉丁。我问完问题,厨师拿回我的盘子,多少有点不高兴地用叉子把五花肉丁挑了出来,还给我盘子时抱怨说:“就这点肉丁还非要找麻烦。”一位不是穆斯林的同学回答说:“你呢,要是别人在你的盘子里放几克脏东西,你会高兴吗?”我们再次感到受了冒犯。事实上我们觉得有失落感,我们既不以法国人的方式生活,也不能在马格里布模式中认同。
    我和扎卡所感觉到的,上百万的马格里布或非洲青年也感觉到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正的社会生活始于学校,小学老师以及中学教师的看法都对他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他既感觉没有受到尊重,也感到没有被接纳,孩子将不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其实有时只需很小的一点努力,公立学校就可以不让穆斯林的孩子们受到过分的伤害。国家肯定是可以做出这种努力的,哪怕只是为了减少社会上没有归属感的人,让他们不再生活在痛苦之中。忍受并非有助于思考,痛苦不是抽象的,只能在心中承受。然而当它已经表露出来时,就已经太晚了:在缺乏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过多的侵犯与苦恼会使青年人终有一天要爆发,以犯罪的方式,或更加激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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