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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注与《清真指南》
马注,字文炳,号仲修,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出生于云南保山,据说是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十五世孙,故自称“圣裔”。
马注幼年家境贫寒。依靠母亲耕织谋生。他16岁考中秀才,两年后在南明永历帝建立的小朝迁中先后担任中书和锦衣侍御之职。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永历政权覆灭后,他隐居教书,并著有《经权集》《樗樵录》两部文集,已佚。从1669年他抵北京起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离京南下时期,他一边在宗王府教读旗下弟子,一面与当地回族经师、学者探讨伊斯兰教义学与宗教哲学,并立志阐扬伊斯兰教,遂撰辑《清真指南》。1684年离京后,马注为结交各地回族穆斯林经师、学者,并听取对《清真指南》的意见,在离京后,沿运河南下苏皖,又溯江而上到武汉,复折返河南,入陕西、越秦岭巴山,再度穿越四川而返回云南。当时不少回族穆斯林中知名之士,都有赠诗勉励。1689年左右他回家乡后,对《清真指南》进行增补订正。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已届7l岁高龄,尚写作《左道通晓》。此后,他的卒年及行踪就再也不知所终了。
《清真指南》20余万言,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和回回穆斯林民族的历史、经义、哲学、教律、天文、传说。主要内容为“晰诸教异同之理,阐幽明死生之说,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全书共分十卷。卷一大部分是序说,附属于该书的正文,其中辑录有20余首友人赠诗。而《郁速馥传》一文,较详实地记述了作者前半生经历。《进经疏》和《援诏》《请褒表》,是马注向朝廷进献《指南》一书的奏疏和请求褒扬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呈文。卷二包括《客问》《真慈》《体认》《本用》《天命》《前定》六篇论述。卷三则收有《穷理》《格物》《性命》《四行》《天仙》《神鬼》六篇文章,内容多为介绍天人性命及认主之说。卷二及卷三的主旨在第七卷又得以重申,卷七分两大部分,即赞主的“八赞”(独一、大能、善恶、调养、独慈、天国、地禁、判理)和“圣赞”,共9节。卷四是关于伊斯兰教典礼的论述,包括《认主》《戒持》《课施》《因教》《世纪》《本来》等七篇。卷五是关于伦理修持的论述,包括《格论》(一百五十条)、《忠孝》或《宗戒》三篇。卷六是问答式的杂论。卷八包括《登示威说》《魔鬼传》《教条》(八款)《讨白》《禁解》《条目》和《授书说》等篇。全书原为八卷,后来作者增作《天宫赋》《跋原道》,加上后来的《问答》三十一主,以及《遗珠序》辑为《清真指南》卷九。其中《遗珠序》别有见解,介绍了苏非派功修思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马注记载了处理“革兰得教派案”的经过,并将过去所拟定的教条八款更订为十条,后来这两份材料以“左道通晓’’的标题附刻于《清真指南》卷九之后,补为全书的第十卷。
马注撰辑《清真指南》一书,目的是“博览诸家,折衷于天方”, 即通过了解和掌握儒释道等各家的思想体系和理论的基础士,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要领和术语来主要阐释伊斯兰教义的“认 主独一”原则,用儒家的人性论概念来表述伊斯兰教的性命观;用儒家的“格物致知”来实证认识天命和天理,从而明心见性,“复命归真”的认识论;同时,提倡“人道五典”的伦理观,并运用伊斯兰教信主、顺君思想来论述人道五典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马注还在书中多处阐述自己对苏非派追求宗教功修“三程”(常道、中道、至道)道路的赞同和理解,对真正意义上的严格修持、明心见性、坚守天命功课的苏非主义实践在学理上予以肯定。总之,马注的《清真指南》及其丰富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清代以来回族等内地穆斯林民族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宝库,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4.马德新及其译著
马德新(1794。1874年),字复初,云南太和(清为云南大理府治,因汉时曾称叶榆,亦日榆城)人。幼年随父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及长,赴陕西著名学者周大阿訇处研读伊斯兰教经典,周大阿訇系“陕西学派”鼻祖胡登洲的四传弟子,因此,马德新得到该学派经堂教育的真传。
1841年马德新因“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乃出滇黔历岭表,越漂洋,赴麦加朝觐求学①。先后到过麦加、开罗、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亚丁等阿拉伯半岛及西亚名城。所到之处,“旁搜博采”,访问高明。他在开罗、麦加和君士坦丁堡都逗留很久,每到一处,皆勤搜书籍、抄录珍本,并向当地学者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哲学、法律、历史、天文及文学知识。他著有《朝觐途记》一书,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游历和所见所闻。
回国后,他名声大振,先后在临安(今建水)回龙、玉溪大营等回族穆斯林民族聚居区设帐教学,成为省内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人物。云南不少著名学者皆出其门下。其中佼佼者如马安礼、马开科、马联元等,而再传弟子达1000多人。咸丰七年(1857年)春天,马德新以其在回民中的声望,号召“顾持穆民,兴兵报仇”,组织义军进攻昆明,后来,与清政府订了“城下之盟”,义军主力撤离,马德新亦退居幕后,继续著述。清廷特赐二品伯克,命他作滇南回回总掌教并利用其威望招降各地回民起义军,使杜文秀长期陷入孤军作战。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马荣所部杀云贵总督潘泽于五华书院,昆明陷于大乱,藩司岑毓英使人恳求马德新出面维持。正巧他在礼拜,缠巾尚没除去就被抬走,担任了“护理”云贵总督,但不久即挂冠而去。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十三日,以81岁高龄被岑毓英诓到呈贡安江村,以大逆不道之罪加以杀害。
马德新后半生处于兵戈动乱之中,动乱的社会现实,使他从世事表象看到社会本质,于暂时中体验到永恒,潜思默察,抉微悉奥,著书立说,阐述伊斯兰哲学。他一生完成了许多阿文著作和汉文译著。其中论述伊斯兰教义教法的书就达22本。他的阿拉伯文著作有《礼法启爱》《环宇述要》《道行究竟》《天方历源》《尔勒壁春秋》《礼拜真功》《据理质证》《理学折衷》《觉世宝箴》《爱思乐路》《幽冥秘语》《母哈克勒》《满退古》《欲望归宿》《信德之维持》《纳哈五》《算来夫》等。这些著作后来被选作经堂教育教材。他的汉文著作,基本上由他自己口授其意,再经门人马安礼、马开科笔录,润色而成,是一种“通力协作”方式。其中代表作有《宝命真经(古兰经)直解》五卷、《大化总归》一卷、《四典要会》四卷、《会归要语》一卷、《天理命运说》一卷、《性命宗旨》一卷及《天方信源蒙引歌》《祝天大赞》等,其见解之新颖深邃,振聋发聩,反映出其严谨治学、慎思明辨的学长风范。
马德新的代表作主要是《大化总归》和《四典要会》。而《大化总归》是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且“不惜心力”完成的著作。全书阐述真宰“化育万世”“化生万物”的“全体大用”(“大化”)及化生的万物最终又要总归于“真宰”的伊斯兰认知思想。分上、下卷,上卷十六章,每章有正文、提要两部分。主要讲“真宰造化天地万物光阴,皆以为人”;真宰为“万化之真君”“帝中之大帝”“皇中之至皇”;“真宰之奇造大能,即眼前物理”;先天之性、后天之性及性的“六品”;“至圣者,真宰所特生绍数千代列圣之薪传以开来学于无替”;“我教圣人专言后世”,人“能显全体大用者必在死之后”,“一朽字真字即将古今来天地万物无量无尽之理气象数、始终往来包括靡遗”等。下卷十八章(含总论、理欲公私主各一章),每章也分正文、提要两部分。主要讲“翰宰之鉴察万物”、主持赏罚;讲清真教定信后世,“得诸圣人之传说,天经之指示,实有可征”;讲“尘世之善恶,前定者半,自由者亦半”;讲“人性上映乎九天,与天堂相通”,“身亡而欲在”,故必需在地狱“以自己火,焚自己之身”;讲尘世与后世、理与欲、公与私之关系以及理欲公私所分的礼乘、道乘、真乘三境等。
《四典要会》,由“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四个部分组成。内容为“遵中国之礼引孔孟之章,译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批破生来死去之关头”。读该书“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晓,即儒教诸君子咸知吾教非杨墨之道也”。第一部分共分六章,所谓信源,意即信仰之根源,阐述信真主、信天仙、信真经、信圣人、信复生、信前定等六大基本信条的意义。第二部分共分八章,分述礼拜的道理、重要、成坏、利益,并驳斥对礼拜的俗说和谬论。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今后世之理,解世俗之疑,驳斥俗说之谬,共十七章。第四部分辨明教中异说之由来及产生的原因,共十二章。
马德新及其译著活动影响深远,开辟了译著活动以云南为中心的新阶段,而且译著的范围已由认主学、宗教哲学、宗教典制、宗教教款扩及到天文、地理、文学和古兰经的汉译。马德新还对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学说给予足够的研究和译述,阐述了苏非主义明心、修道、养性的实践内涵,并进而论证伊斯兰教与儒家的相似之处和密切关系,对近代以来的回族等穆斯林民族伊斯兰宗教学说的丰富和成熟,贡献颇著。
从史料记载和学者研究结果看,最早系统地用汉文译解伊斯兰教义、教律的,除了王岱舆,还有张中和伍遵契。张中字君时,号寒山叟,姑苏人,曾师从印度经师阿世格学习认主学。于1640年著成《归真总义》一书,1653年撰成《四篇要道译解》。前书虽然在写作时间上和王岱舆作品差不多,但刻版问世却在《正教真诠》之后。伍遵契,字子先,金陵人,传说为王岱舆门下,曾译著《归真要道》和《正教修真蒙引》二书,后一本书于1672年刊行。
比马注稍后一点出现的回族穆斯林译著家还有马伯良,字忠卿,山东济宁人,于1678年著《教款捷要》;刘汉英,字三杰,南京人,著名学者刘智之父,著有《清真教说》,后人还委托《回回原来》一书为其所撰。
与刘智同时期或稍晚的一批有影响的回族穆斯林译著家,主要有四川人孙可庵的《清真教考》,前有1720年序;南京人金天柱,字北高,著《清真释疑》,前有1738年序;苏州人余浩州著《真功发微》,前有1793年序;武昌人马明龙著《天方认己醒悟》;江宁人马君实著《天方卫真要略》;朝阳人黑鸣凤著《性理本经注释》;四川人余海亭著《清真醒世歌》;云南人马启荣著《西来宗谱》;道光咸丰年间,唐晋徽著有《清真释疑补辑》,后蓝煦著有《天方正学》等。
继马德新之后,马联元又成为云南一位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马联元字致本,玉溪县大营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用大半生精力为经堂教育的“大学”编了一套阿拉伯语、波斯语教材,包括阿语的《词法基础》《语法基础》《修辞学基础》《逻辑学基础》及波斯语的《古文仙法》。他在云南首倡“中阿并授”的经堂教育新风,用汉文翻译了《古兰经选本》(《亥听注解》),曾广泛流行于民间。在马联元主持下,完成了一部木刻本《古兰经》的刻印工程。全书可分装成30册。马联元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伊斯兰学者,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度赴麦加朝觐时,用阿文写了《讨堆哈》(即简明伊斯兰法典)在印度付印,次年(1895年)即在印度东北康波儿(鲁克瑙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