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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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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导师
会员

其二:点滴未敢忘
王元化的《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414页–415页给北大张少康信中,有一段信息如下:
时间:1990年1月4日,信的正文后又缀了一句:
“兹有一事相托,上海作协李子云同志函告,张承志(经日本“亚洲文库”约请)现在日本,拟找一工作,希您和晓光转托日本友人鼎力相助为感。我已函告李直接写信给您和晓光。—-又及” 晓光,指陆晓光,当时正在日本跟冈村繁学习;张少康,看给陆晓光的信件内容(1990年1月20日),应该是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

——以上抄来的楷体字段落,记载了那个时期一些长辈与我的一瞬之交。那是在历史的特殊折点,我遭遇的高尚者的关怀。对他们的感激心情久存于心,我却一直没有表达。
元化先生的这段文字记载了那个时间折点。1989年底我完成了脱离海军创作室,1990年初正企图东渡日本。一顾前途茫茫,生存难关正在临近。我和一些最信任的长辈商议,至少其中有李子云大姐和俞伟超老师,希望他们能帮我介绍关系,争取在日本获得机会。
我在1990年11月抵达日本。东洋文库的外国人研究员只是一种身份,可以利用珍贵的藏书,但并无一文收入。我置藉于东洋文库,同时开始打工。
令我感动的是,长辈们一直记挂着我。从上面楷体字的引文中,不仅能看到元化先生的劳心,更看到子云大姐对我的惦记。
如今读着回想着,我咀嚼出了一股滋味。我的事,确实让子云大姐担心了。她不仅为我委托了王元化,甚至为我找了夏衍先生。
夏衍先生后来请子云大姐转告我:旧时友人多不在了,新人又不熟悉,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办法,但他会留意机会,要我在日本注意健康。
我已经记不清,是1992年夏天或93年李子云大姐来北京开会我去宾馆看她的时候,还是更早时她写信告诉我的。只记得有过一股害羞的感觉。确实,甚至打扰到夏衍先生,就应该批评自己了。强人担忧,决非善习——然而懂得这些,于我还需要时日。
不仅夏衍,我的事还惊动了张光年先生。先是听到王蒙先生在电话里说过,后来见面,王蒙又亲自对我说:张光年同志听说了你的情况后很惦记,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不需要帮助。
我有些吃惊,也很木讷,不记得是否托他转达过道谢。
——还不算我的恩师、那时恰值进入暮年的俞伟超老师。他为我不知托了多少日本朋友!我和那些考古学教授们谈得很多,话题经常就是俞伟超。一个人被两国的知识分子敬重,这种例子也不是很多。后来我们心醉于把俞伟超老师请到日本旅行由我充当翻译的计划,可惜连这一点也没能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