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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点滴未敢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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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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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悼李子云
    ①
    多年以来常常接到作家逝世的讣告。我毫无例外,没有写过一篇追思文,也没去参加过一次悼念会。
    有时是因为自己正身在旅途,有时是因为自己与逝者并无深交。但更有一些,是因为他们——缺乏使残存的生者尊敬的理由。
    这么说,有些像是在盼着“值得尊重”的人去死——自私的作家!慢慢地我开始不能容忍自己无情的形象。因为不仅是情谊的问题,还有更大的道理。它朦胧遮漫,在我的心底,宛如在激烈地争论。我似乎在等着一个机会,表达自己的如上思绪。
    这么一想,我又回到了沉默。确实,如果人真的思念某一个逝者,思念会真实得如视如触。它会一直纠缠着你,久久与你同在,但你并不一定能写出来。

    上海对于我比外国还陌生。我去上海从来只停三五天便急于离开。但哪怕只停两天,我也一定去看子云大姐。甚至还要去上海的原因之一,即是因为李子云大姐在那儿住。
    即便如此,我仍然并不具备资格去描述她。虽然她对我的培养、以至于保护的小事一直令我难忘。她显然结交过更重要的人物、做过更重要的好事。唯一诱我琢磨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她对于我,究竟是一位话语相投的大姐、还是一棵遮挡危险的大树?
    接到她的讣报,一股再无遮蔽的感觉袭来。我明白了。
    不管我多么不愿意,一个时代结束了。就像必须习惯没有李子云的上海一样,我也必须习惯没有荫凉掩护的时代,以及持续肆虐的曝晒。
    但我已不是那个“胡涂乱抹”的青年,哪怕持续地烈日当空,我能把自己的路走完。
    ——谨把这一决意,当作献给子云大姐的挽辞。

    #32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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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以上是2010年9月25日于甘肃写下的、给李子云大姐的追悼短文。
    但是它被结集后,我感到,刻意把文字写短的结果,是话没有说清。
    对死者悼念的行为,如现世一样形形色色。把李子云形容成“一朵雅云”的说法,如一幅不伦不类的蹩脚画像。
    作为李子云老师生前的一个朋友和受过她培养甚至掩护的作者,我有纠正的责任。她对我多次讲过:她对自己青春立志投身革命的选择,一生从未后悔。我与她之间的几度交谈,每次都涉及了这个题目。但每当谈及拜倒于西方价值的人与作品,子云大姐总是说:“他们不懂,对那些我们早已了解,我们早已选择过了。”
    人们的见解处处不同,包括对都夸赞的李子云也是观点分裂。我想,对一位面对社会的编辑家,谁都能举出一些私人例子议论解说。但人物评论最基本的依据,是她的轨迹与她的著作——主导着李子云评论的一种思想,与她在四十年代末的理想与选择一线相牵。
    我怀念的子云大姐,并不是一朵中产阶级的“雅云”。
    她是一名出色的编辑家和批评家,是一个温柔且修养丰满的知识女性。她更是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投身中国革命的那一群人的一员,是一个永远怀抱着初衷的理想主义者。她住在上海,冷静地看着世态百相。她淡出文坛,但保留着自己的异议。作为一个思想者她感到孤独,但她不露声色地微笑着。她就这样寄身上海,迎送了自己的最后日子。
    为着长者的恩谊,我要补此一笔:
    子云大姐和她那一代“四九年人”尤其知识女性——虽然沉默,但她们存在。她们不能接受对她们形象的不确描画。
    作为我,一个子云大姐扶助过的很多年轻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一个对感激无语表达的作家,至此一笔写下,我找到了报答的方式。
    子云大姐,愿你清洁的灵魂,在天堂里享受永久的安宁!
    2014年岁末,谨作补记

    #322629
    追随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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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点滴未敢忘
    王元化的《清园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414页–415页给北大张少康信中,有一段信息如下:
    时间:1990年1月4日,信的正文后又缀了一句:
    “兹有一事相托,上海作协李子云同志函告,张承志(经日本“亚洲文库”约请)现在日本,拟找一工作,希您和晓光转托日本友人鼎力相助为感。我已函告李直接写信给您和晓光。—-又及” 晓光,指陆晓光,当时正在日本跟冈村繁学习;张少康,看给陆晓光的信件内容(1990年1月20日),应该是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

    ——以上抄来的楷体字段落,记载了那个时期一些长辈与我的一瞬之交。那是在历史的特殊折点,我遭遇的高尚者的关怀。对他们的感激心情久存于心,我却一直没有表达。
    元化先生的这段文字记载了那个时间折点。1989年底我完成了脱离海军创作室,1990年初正企图东渡日本。一顾前途茫茫,生存难关正在临近。我和一些最信任的长辈商议,至少其中有李子云大姐和俞伟超老师,希望他们能帮我介绍关系,争取在日本获得机会。
    我在1990年11月抵达日本。东洋文库的外国人研究员只是一种身份,可以利用珍贵的藏书,但并无一文收入。我置藉于东洋文库,同时开始打工。
    令我感动的是,长辈们一直记挂着我。从上面楷体字的引文中,不仅能看到元化先生的劳心,更看到子云大姐对我的惦记。
    如今读着回想着,我咀嚼出了一股滋味。我的事,确实让子云大姐担心了。她不仅为我委托了王元化,甚至为我找了夏衍先生。
    夏衍先生后来请子云大姐转告我:旧时友人多不在了,新人又不熟悉,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办法,但他会留意机会,要我在日本注意健康。
    我已经记不清,是1992年夏天或93年李子云大姐来北京开会我去宾馆看她的时候,还是更早时她写信告诉我的。只记得有过一股害羞的感觉。确实,甚至打扰到夏衍先生,就应该批评自己了。强人担忧,决非善习——然而懂得这些,于我还需要时日。
    不仅夏衍,我的事还惊动了张光年先生。先是听到王蒙先生在电话里说过,后来见面,王蒙又亲自对我说:张光年同志听说了你的情况后很惦记,问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不需要帮助。
    我有些吃惊,也很木讷,不记得是否托他转达过道谢。
    ——还不算我的恩师、那时恰值进入暮年的俞伟超老师。他为我不知托了多少日本朋友!我和那些考古学教授们谈得很多,话题经常就是俞伟超。一个人被两国的知识分子敬重,这种例子也不是很多。后来我们心醉于把俞伟超老师请到日本旅行由我充当翻译的计划,可惜连这一点也没能落实。

    #322630
    追随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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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
    我坚持了下来。不仅吃饱了饭,还完成了对未来取道的摸索。
    正是在日本我恍然大悟:稿费才是我命定的收入。至1993年归国,我不仅在日本的岩波书店和中央公论社各出新书,而且已经能用日文写作。最后用一种叫“TeconoMedoノート中国語Ⅲ”的软件(还须注明是老友德地立人买了这价格20万日元的软件送给了我),静心写了一本半是翻作中文的散文集《鞍与笔》。待到它的出版,已经是我回国之后的事了。

    似乎今天我才突然意识到:在1990年前后,曾有一小批德高望重的长者,曾经因为听说了我的弃薪退职远托异国,为我担心,向我伸出援手,给予过我贵重的关怀。
    也似乎今天我的心里才猛地涌起感激。回数追忆,对那些于我有过恩谊、甚至对我进行过救援的人,他们多是知名的人物——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当面道过一次谢。
    曾经觉得不必,后来又暗觉遗憾。此刻一字一字写着,好像在向辞世已久的他们追诉。
    我好像在对他们说:士为知遇,点滴未敢忘。我可以等人们都遗忘以后,再悄悄命笔,作文祭谢。
    更重要的是:我要遥向他们独自起誓——以自己文学的品质,卫护他们高尚的名字。
    谨记于2014年12月

    #323229
    克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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