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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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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斯兰教怀有敌意的批评者们,可能为伊斯兰教的迅速成功和传播找不到比“使用剑”更好的理由了。没有比不公正指责一个以启示向世人宣布“在信仰问题上不可有任何强制”的宗教,更大的中伤了;并且它的先知穆罕默德、与先知直接的继承者们向基督徒授予“宗教自由”的特许状,这作为早期伊斯兰教的真实文件,是任何学者都可以考查的。如果伊斯兰教使用暴力,在西班牙长达8个世纪之久的政治统治、与在东欧长达4个世纪的土耳其人的统治,将不会在那里遗留有一个非穆斯林。一位土耳其苏丹(TurkishSultan)曾经提出这种非伊斯兰教的行为,但是神学家们指出《古兰经》所显示的伊斯兰教不允许这种行为,从而阻止了他。作为这种伊斯兰教思想的结果,欧洲两翼的穆斯林依旧是极少数。穆斯林已经丧失了强制阪依或驱逐出境的军事力量,同样地,在印度统治七个世纪留下的穆斯林,即使在政府的议席中也是少数。将伊斯兰教的扩张归结于刀剑的那些人们,应该注意到在19世纪被西方基督徒的强权所分割的非洲大陆。众多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伴随着、或跟随着这种政治占领与经济剥夺。数千名传教士冲向这个广裹大陆勘查过的和未勘查过的地区,向奴隶和野蛮人提供教育医疗设施和经济进步。与这种利益和特权相比,分散的穆斯林没有什么可以提供,除了单纯朴素的信仰,这种信仰没有莫测高深的教义和仪式;他们没有教会,不存在有组织的传教。他们只向异教徒提供对宇宙唯一的创造者与保有者的信仰,他的统一应该反映在人性的统一与稳定之中。他们更多地躬行、而不只是鼓吹一种人类的兄弟情义,不承认种族优越性和由于皮肤色素而形成的特权。结果是所有西方民族协作传教的热情,也没有伊斯兰教所获得的成功的十分之一多。这些伊斯兰教“一只手持剑,另一只手持《古兰经)’’的描述者,应该公正地仔细考虑一下这种现象,深入研究一下伊斯兰教吸引文明的与非文明的种族与个人的真正原因。托马斯•阿诺德爵士(SirThomasArnold)的著作《伊斯兰教的传播》(ThePreachingofIslam),将会告诉他们伊斯兰教是如何向世界传播的。在印度,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的暴政,促使数百万较低种姓的人们加人一种社会平等的兄弟般的团体。
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全面解放的运动。它的观点和法律是有人情味的、朴素的;它的一神教信仰,没有任何神秘的、形而上学的难解之处,很容易领悟;并且在全社会中它的全球性兄弟情谊是真诚的。汤因比—伟大的不列颠历史学家说:种族主义是基督教的西方肌体上最致命的毒药,伊斯兰教则完全免于这种忧虑;伊斯兰教已经比任何其他宗教或文化都更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重新回到作为穆斯林法学基础的自由准则。在伊斯兰教的法律中,禁令名单是很小的,并且这些法律的禁令也不是非常严格,关于一切禁令的普遍原理依然有效,在必要时使被禁止的事物成为合法的。正常情况下,人一定不能吃死去的动物:尽管如此,饥饿而死要更为糟糕。安萨里(Al-Ghazal动将这个原则应用于容忍绝对的君主政体一一当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民主的共和国”的政治理想,成为实践中不可能的事物时。他询问道:在现存的环境下,无政府状态、及因为没有恰当建立权威而中断社会生活,或者无论现存的政权是什么样子都承认它,哪一个更好?这两种选择中,法学家不得不选择后者。伊斯兰教是一种实践的宗教,以勒南的话来说,它是一种适合于人类的宗教。它不满足于自己仅仅提出理想。每一种理想的本质都是如此,它不可能在任何单一的具体形象中完全实现,可是生命的实在必然不断朝向这种永远在后退、又永远向具有诱惑力的目标前进。伊斯兰教注意到人类的困境,预备着对付复杂多变的情形。它只在自己的理想上是坚定不移的,对它部分的、不完全的实现是富有弹性的。穆斯林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古兰经》所暗示的、和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所阐明的“沙里亚川”或方式,是伊斯兰教的完成。但是,这种终结是原则与精神的完成,而不是它在特定时代的特定环境中以某个特定的形式实现—这是不可能重现的。我听到现代伊斯兰教的圣哲、诗人伊克巴尔(-Iqbal)以这样的话,来概括他关于伊斯兰教的观点:“伊斯兰教是一种渴望,它不应完全等同于它在某一特定时代的某种特定的实现形式。”生命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CreativeUrge),它不断地创造出这些形式,又不断地超越它们。他说,崇拜仪式是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基本上是破坏偶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