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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北京清真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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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417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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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洵

    那里有穆斯林,那里就有清真寺。清真寺不但是伊斯兰教发展的物证,而且也是伊斯兰教文化的载体。从笔者对北京六十多座清真寺的考察来看,北京每一座清真寺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真寺“是深嵌在时代文化框架之中,包含着有关穆斯林民族深刻历史与宗教哲学意境的一种宗教艺术。”北京清真寺文化是中阿文化互相交流与融合的产物,是各族穆斯林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一、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北京地区最早的清真寺是牛街礼拜寺。潘梦阳在《伊斯兰与穆斯林》一书中说到:“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市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清真寺。它建于辽统和十四年(北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重修。” 牛街礼拜寺是历史悠久、规模宏伟、建筑壮丽、中外盛名的古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目前学术界对此观点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有的学者认为牛街礼拜寺的历史不足千年,其始建于元朝,也有的学者认为牛街礼拜寺始建于明朝。尽管学术界对牛街礼拜寺始建年代说法不一,但是都认为牛街礼拜寺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清真寺。牛街礼拜寺的历史,是北京伊斯兰教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北京清真寺文化形成的写照。
      伊斯兰教究竟何时传入北京?目前尚无确切的文字记载。如上所述:牛街礼拜寺迄今是北京最古老的清真寺,除据《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记载该寺始建于宋代外,现又经南京工业学院刘敦桢教授鉴定牛街礼拜寺“礼拜殿的后窑殿藻井彩绘,系出自北宋年间建筑画家,可作该寺始建年代的佐证,也是伊斯兰教传入之时。” 因此,一部分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宋辽时期始传入北京地区,并且修建了清真寺。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时期是元朝。元代北京地区穆斯林人口确实很多,而且清真寺也不少。据《秋涧先生全集》卷88记载:“为在都(即元大都)回回入户,自壬子年元籍,并中统四年(公元1259年)续抄,计两千九百五十三户。” 有人统计:“按每户五人计算,共达一万五千人,约占元大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当时已有清真寺三十五座。” 这一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伊斯兰教在元大都发展的状况与地位。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元大都被明军攻克,明永乐皇帝大举营建北京城,致使元代修建的清真寺所剩无几。由于明朝政府对“保国有功的回回”始终以“敬礼勋臣”相待,而北京的伊斯兰教尤得近水楼台之便,不但重新了许多清真寺,而且有的清真寺还是皇帝敕建的。北京地区许多古老的清真寺,大部分是明朝时期修建的。明朝,是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发展时期。
      明朝灭亡以后,由满洲权贵建立的清朝政府在清初对伊斯兰教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这使伊斯兰教在大清王朝京城的地位十分艰难。清初,伊斯兰教在清朝政府高压政策的统治下,开始由北京的内城向北京城的外城和近郊地区拓展。随着北京穆斯林居住地区的扩展,北京地区的清真寺顿时成倍地增加起来,所以清代反到成为伊斯兰教和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发展时期。
      民国期间为中国的多事之秋,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到民主革命的运动中。在此期间北京地区的伊斯兰教发展非常缓慢,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穆斯林在北京地区修建的清真寺却很少,仅有鼓楼、天桥和米市三座清真寺为民国时期所建。尽管北京清真寺文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极为缓慢,但是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的,北京第一座清真女寺在民国年间诞生了。牛街寿刘胡同兴建的清真女寺,就是北京地区第一座清真女寺。不过从北京地区清真女寺来看,大部分规模比较简陋,有的存在时间也不长,但是其数量却居全国之首。
      中国伊斯兰教真正得到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地区的伊斯兰教也随之迅速地发展起来。从北京的情况来看,居住在北京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之多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其民族成分之全也是全国各大城市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都有穆斯林在北京地区居住。北京地区的穆斯林主要以回族为主。从历史上来看,虽然北京地区的回民一向很多,但是从其发展变化来看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作为“老北京”的居民,即回族人口发展变化是很快的。“30年代全市共有穆斯林17万多,占到全市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强”。
    到了二十世纪末,北京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达到20多万(按公元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地区穆斯林知名人士较多,并且在全国伊斯兰教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由穆斯林知名人士包尔汉、达浦生、张杰、马玉槐、马坚等在北京发起筹备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公元1953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推动下,北京地区也建立了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现在,北京地区的清真寺已达六十八所之多。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发展。每一座清真寺都是一轴历史的长卷,不但向人们展述着其独特的建筑风貌,而且还在向世人叙述着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北京清真寺文化的特征
      清真寺是伊斯兰文化的载体,每一座清真寺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建筑风格和形制是随着宗教职能的多样化而发展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清真寺“是深嵌在时代文化框架之中,包含着有关穆斯林民族深刻历史与宗教哲学意境的一种宗教艺术。” 北京清真寺文化是中阿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产物,是各族穆斯林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集中体现了宗教、民族、教育、建筑、书法、艺术等方面的历史文化,并且形成了其特有的建筑体系与艺术风格。
      北京清真寺多为外中内阿合璧式的建筑。北京大多数清真寺整体建筑布局对称严谨,有明显中轴线,琉璃瓦覆盖、巍峨富丽、具有中国皇家建筑的气派。从建筑形制看:庭院数进、宽敞明亮,大门、礼拜大殿、主要配殿、邦克楼和碑亭都是大木起脊、用斗拱飞檐的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有的清真寺大门外还建有中国式的影壁。细观就可发现北京清真寺建筑群的布局形式灵活多变,礼拜大殿和窑殿均坐西朝东、与中国传统建筑坐北朝南的建制截然不同,其影壁上的装饰也与中国传统图案不同,仍然保留着伊斯兰教特有的风格。从北京清真寺礼拜大殿内装饰来看:则采用了中阿合璧、丰富多彩的装饰艺术,将精细的阿拉伯装饰艺术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手法融会贯通,并且突出了伊斯兰教的宗教内涵,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北京清真寺文化。清真寺礼拜大殿内没有任何偶像,也不以动物形象作装饰,多以阿拉伯文经文、几何图案和花草为饰,这显然是阿拉伯文化的体现。北京牛街礼拜寺充分体现了融会贯通中国传统建筑形式而突出伊斯兰文化的特点,如“无眼兽建筑构件”从造型看兽件像龙头,却无眼睛等器官,眼睛部位被水纹浪花所代替,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忌讳形象,所以早期北京清真寺建筑构件都是无眼兽构件。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北京地区许多清真寺得到修复与重建,牛街礼拜寺于1979年重新贴金并油饰彩绘后,古寺更是光彩辉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北京地区许多清真寺开始修复与重建,有的新建清真寺直接引用或借鉴了阿拉伯建筑形制和风格。圆形的绿色穹顶和新月,是北京新建阿拉伯风格清真寺的主要建筑与标志,这些新建的阿拉伯式清真寺建筑为北京清真寺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由于北京地区的清真寺绝大多数为元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以来修建的,所以外中内阿式的建筑形式仍然是北京清真寺文化的主要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有的清真寺还建有图书馆、计算机房,清真寺也实现了现代化。从北京清真寺的建制来看,每一座清真寺都是中阿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
      三、北京清真寺是中阿文化的载体
      清真寺本身就是一座艺术的殿堂,是展示中阿文化的博物馆。如上所述:北京清真寺就是中阿建筑艺术融合的典范。从世界来看,阿拉伯书法历史悠久,书体繁多,在书法界享有盛名。阿拉伯书法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毛笔体阿拉伯文书法、榜体阿拉伯文书法、以及各种各样的阿拉伯文匾在北京地区的清真寺随处可见,中阿文字相互交融并用的“阿汉合书幅式”在清真寺内保留的也不少。上百年的手抄本阿文的《古兰经》和《塞布盖》,雕版印制的《古兰经》,以及中文版本的中国伊斯兰教古籍(汉奇他布)等等都珍藏在北京清真寺内。如北京东四清真寺珍藏的元朝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伊斯兰教历718年)手抄本《古兰经》一部,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世界罕见珍品”,寺内珍藏的明清时期的白地蓝字阿文“清真言”瓷牌堪称佳品。在北京清真寺内还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的碑记、汉文匾、各国版的《古兰经》和工艺品等等。
      笔者在对北京地区清真寺考察的过程中,惊奇地在北京顺义区杨镇清真寺和牛栏山清真寺内发现了至今仍然保存完好的伊斯兰教文物“铜汤瓶”和八人抬的“埋体匣”。从八人抬“埋体匣”构造来看,似乎与中国传统的八抬大轿的构造相似,也许是受八抬大轿构造的启迪。北京清真寺内收藏的八人抬“埋体匣”不但也有杠棍,而且也要八人一起抬,其构造与中国八抬大轿的结构基本相同。顺义区牛栏山清真老寺内八人抬“埋体匣”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北京伊斯兰教文化本土化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同时说明:北京每一座清真寺都是中阿文化相互融合的写照,是北京伊斯兰教文化的物化表现。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穆斯林在北京定居建寺的同时,北京清真寺文化便随之产生。北京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文化的载体,经过一千多年的演进与发展自成体系。在穆斯林心目中具有崇高与神圣地位的清真寺,是北京清真寺文化的物化表现。北京清真寺文化是北京伊斯兰教文化的载体,并且是北京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伊斯兰教在北京清真寺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纽带作用,所以北京清真寺文化的兴衰直接受北京伊斯兰教文化的制约。自宋、辽时期穆斯林客商把伊斯兰教传到北京地区之时,北京清真寺文化便开始形成。随着元朝回回民族的形成,北京清真寺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经明、清二朝的发展,北京清真寺文化已经自成体系。北京清真寺文化是北京民族文化的产物。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在北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生长,与北京传统文化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从而成为北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北京清真寺文化的演进历程,北京清真寺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第一,北京清真寺位于穆斯林聚居区。
      北京清真寺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但在回族等穆斯林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和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生活习俗、饮食文化等方面结成了紧密的难以分割的关系。因此,北京清真寺都建在穆斯林聚居区。从北京清真寺的分布来看,哪里有清真寺,哪里就是穆斯林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一座清真寺不管在什么地方兴建,其先决条件,这里必须先形成一个穆斯林聚居区,所以说一座寺的创建与居民区的形成,可以互为参证。而清真寺的大小,常与居民数成正比”。 清真寺是穆斯林聚居区的中心,与每一个穆斯林的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从全国来看,清真寺的建置与佛教的寺庙和道教的宫观的建置完全不同。佛教与道教的僧侣为了修行,多把他们宗教活动的场所建在深山或幽静的地方。从北京地区佛教寺庙和道教道观建置来看,与其信徒居住的区域毫无关系。而北京清真寺的建置却不同,都设在穆斯林居住的聚居区,这正是北京清真寺文化独特之处。

      第二,北京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礼拜和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北京地区的清真寺多设在穆斯林聚居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便于穆斯林进行礼拜和举行宗教活动。礼拜是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每日晨、晌、晡、昏、宵五时拜可以在任何清洁处所完成,但是每周五主麻聚礼、每年开斋节会礼和宰牲节(古尔邦节)会礼必须在清真寺由伊玛目带领集体完成。清真寺是穆斯林叩拜真主、举行会礼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阿訇诵经、宣讲伊斯兰教教义和宗教常识的讲坛。各个清真寺的阿訇在主麻日、开斋节、宰牲节、斋月和圣忌纪念日都要向穆斯林宣讲“卧尔兹”( 劝戒)和伊斯兰教教义等。每年的开斋节和宰牲节,清真寺都举行隆重的宗教会礼和庆祝活动。这是北京清真寺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是穆斯林沐浴洁身的场所。
      据传,穆罕默德曾经说过:“清洁—这占信仰的一半。” 穆斯林礼拜前都要净身,即用流动的清水作全身或部分的清洗,所以清真寺都设有水房(沐浴室)。北京地区清真寺里的水房不但都有供洗大净用的吊罐和洗小净用的汤瓶壶,而且一年四季都供热水,穆斯林礼拜前或平时都可以来此沐浴洁身。北京清真寺文化这一主要特征在冯今源撰写的《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书中也可以看到,书中记载:“阿拉伯国家的Masj-ib,据说并无沐浴室的设置;有的仅在门前设一水池,供礼拜者洗小净用;洗大净一般不在寺内洗。” 北京地区六十八所清真寺都建有水房,穆斯林礼拜前无论小净、还是大净、都可以在清真寺里完成,即使是平时、穆斯林也可以来清真寺水房沐浴洁身。不难看出,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是穆斯林沐浴洁身的场所。
      第四,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是为穆斯林社会生活服务的场所。
      穆斯林的婚丧嫁娶要到清真寺举行宗教仪式、食用的禽畜也要到清真寺请阿訇屠宰,清真寺不但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也是为穆斯林服务的场所,清真寺与每个穆斯林的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北京穆斯林至今仍然有在清真寺举行婚礼的习俗,在清真寺阿訇不但为新婚夫妇主持结婚仪式,而且还为新婚夫妇诵经祈祷、写“尼卡罕”(喜经)。北京穆斯林丧葬仪式都要在清真寺进行,穆斯林“归真”(亡故)后,清真寺要为他们提供洗埋体的“水溜子”和装殓运送埋体到墓地的埋体匣,阿訇还要主持举行站“者那则”(殡礼),并且书写护胸和围坑布上的经文等等。另外,北京穆斯林日常食用的牛羊和鸡鸭禽畜都到清真寺屠宰。有的穆斯林生病了,也到清真寺里请阿訇念平安经、写“都阿”(祈祷词)。节日里,穆斯林在清真寺里举行庆祝活动。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北京的清真寺就是穆斯林之家,穆斯林的婚丧嫁娶、庆祝节日、宰牲、纪念亡人等日常生活都与清真寺密不可分。
      第五,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曾是穆斯林聚居区的行政机构。
      从历史上看,元朝中央政府设置的“回回掌教哈的司”就是专门管理伊斯兰教事务的机构,“哈的”又称“卡迪”,是伊斯兰教法官的阿拉伯语的音译。当时元大都规模大的清真寺都设有掌教和专门执掌教法的法官“哈的”,而“回回掌教哈的司”通过管理各个清真寺的哈的来掌管穆斯林的宗教与社会生活,即掌管过穆斯林的刑名、钱粮、户婚、词讼等事务。“明清时期各大清真寺设立的嘎最、穆夫提以及乡间小寺德高望重的阿訇,均在这方面起有作用或为专设人员。” 从元、明、清三朝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来看,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聚居区自发的宗教活动场所,而且具有解决穆斯林内部纠纷和日常诉讼的行政职能。由此可见,北京地区的清真寺在历史上曾经是穆斯林社区的行政机构。解放以后,北京的清真寺作为穆斯林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虽然逐步消失与淡化,但是教民之间发生了纠纷和矛盾仍然愿意找清真寺里的阿訇去解决,清真寺为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促进首都精神文明的建设至今仍然起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第六,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是穆斯林受教育的学府。
      从伊斯兰教界来看,清真寺不但是穆斯林礼拜真主的圣殿,而且也是穆斯林受教育的学府。从世界来看,许多知名的清真寺,同时也是知名的伊斯兰高等学府。例如埃及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就是埃及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的学府。中国“清真寺内设学之风”始于明朝,陕西咸阳渭城人胡普照(胡登洲,公元1522年-公元1597年)是中国清真寺教育(即经堂教育)的开拓者。明末清初经堂教育(或称“寺”的教育)逐渐在北京兴起,民国年间北京清真寺经堂教育得以进一步发展。经堂教育设小学、中学和大学。小学是穆斯林儿童的启蒙学校,所以除小学生外,其他学员都被称为海里凡。学生由清真寺里的教长教授,海里凡所需的饮食住宿书籍费用皆由清真寺供给。自辛亥革命后,北京清真寺的经堂教育开设了汉语、英语、算术、历史、地理等课程,并且以新式教学方法讲授阿拉伯课本,使清真寺成为北京穆斯林学习伊斯兰教文化和现代文化知识的大课堂。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著名教育家王浩然阿訇和王友三与达浦生等人在牛街礼拜寺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崇外手帕胡同清真寺成立了清真小学;公元1929年,马松亭创办的成达师范学校由山东济南迁到东四牌楼清真寺。 解放前,北京地区的清真寺不但是穆斯林儿童和青少年受教育的学校,而且也是培养阿訇的学府。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市政府的关怀下,北京回民学院于1949年成立了,它标志着民族教育的新生与发展。尽管如此,北京历史上形成的经堂教育形式依然在北京远近区县清真寺里存在,并且为北京各个清真寺培养了许多阿訇。综上所述可见,北京地区的清真寺从明清以来就是穆斯林受教育的学府。
      第七,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是发展民族经济的纽带。
      从历史上看,北京地区清真寺经济来源主要靠向穆斯林写乜贴,即每周由乡老到穆斯林家中去收取,并且把每个穆斯林乜贴的数目写下来,然后在清真寺内公布。有的清真寺有房产,房租就成为清真寺的主要收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地区各个清真寺认真贯彻了“以寺养寺”的方针、努力发展民族经济,纷纷搞起了自养经济。有的清真寺出租寺内外的房屋,有的清真寺开办了穆斯林招待所,有的清真寺开办了清真民族风味餐厅,有的清真寺开办了穆斯林商品专卖店,有的清真寺开办了民族宗教用品部,有的清真寺开办了清真民族小吃店,有的清真寺开办了民族宾馆,还有的清真寺办起了托儿所和企业,使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成为经济的实体。如:东四清真寺门前是清真肉食店、寺内设有穆斯林用品部,牛街清真寺内设有民族宗教商品专卖店,门头沟清真寺开办了“清真民族风味餐厅”,锦什坊街清真寺开办了清真小吃店、回民招待所和民族宗教用品部,德外清真寺门前是伊光牛羊肉部,三里河清真寺外是民族宾馆和回民托儿所、西城区伊斯兰教协会还组建了一个工程队等等。从笔者对北京地区六十多所清真寺的考察与调研来看,多数清真寺都有自己的经济实体,民族经济搞的不错、自养有余,并且结束了依靠政府和到穆斯林家中去写乜贴的历史。北京地区清真寺经济发展了、不但方便了穆斯林、解决了清真寺所需经费、以及部分穆斯林就业的问题,而且还捐资助教、扶困济贫,为北京民族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第八,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是中外友好往来的桥梁。
      北京地区的清真寺不但是中国各族穆斯林之家,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穆斯林之家。北京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国际友好往来的大都市、世界著名的城市之一,所以在北京学习和工作的外国穆斯林很多。这些侨居北京的各国穆斯林每逢主麻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都要到清真寺和北京穆斯林一起参加宗教活动。另外,北京许多清真寺历史悠久,在世界享有盛名,成为中外友好往来的中心。如北京牛街礼拜寺和东四清真寺,不但是北京地区古老著名的清真寺,而且也是世界历史悠久的清真寺之一。牛街礼拜寺和东四清真寺在全世界享有盛名,并且为世界穆斯林和各国朋友所瞩目,经常要接待很多外宾。北京地区的清真寺不但要接待世界穆斯林和各国朋友的参观、访问,而且还是世界穆斯林进行礼拜、讲学等宗教活动的场所。据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统计,仅公元1979年到公元1989年10年间北京地区的清真寺在国际友好往来中,各寺共接待外宾(包括台湾、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约10万人次,各寺在10年期间仅开斋节和古尔邦节约有2.2万中外穆斯林参加会礼。这一数字表明,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是国际友好往来的中心,是侨居北京各国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第九,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是中外文化的载体。
      北京清真寺文化内容极其丰富,不仅包括宗教信仰,生活习俗、饮食文化,而且还包括科技成果、建筑艺术、文物古迹、书法艺术、经堂教育等等,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本身就是一座艺术的殿堂,是展示中外文化的博物馆。北京地区的清真寺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大多数清真寺为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从整体建筑看,北京清真寺为中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几进四合院、有明显中轴线,与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建筑一般,细观就可看到建筑群的布局形式灵活多变,礼拜正殿和窑殿均坐西朝东、与中国传统建筑坐北朝南的建制截然不同。北京清真寺建筑内没有任何偶像,也不以动物形象作装饰,多以阿拉伯文经文、几何图案和花草为饰,这显然是阿拉伯文化的体现。北京牛街礼拜寺的建筑就集中体现了伊斯兰教建筑的风格与特色,如“无眼兽建筑构件”从造型看兽件像龙头,但是细看却无眼睛等器官,眼睛部位被水纹浪花所代替,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忌讳形象,所以早期北京清真寺建筑构件都是无眼兽构件。由于礼拜寺历经沧桑多次重修,像牛街礼拜寺内这种无眼兽建筑构件已经所剩无几,所以牛街清真寺内的无眼兽建筑构件便成为独有的砖雕建筑文物。另外,牛街礼拜寺内康熙年间制造的“敏拜尔”和礼拜殿内古老的天棚藻井都是珍贵的伊斯兰教文物。从世界来看,阿拉伯书法历史悠久,书体繁多,在书法界享有盛名。阿拉伯书法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阿拉伯文书法艺术,毛笔体阿拉伯文书法、榜体阿拉伯文书法、以及各种各样的阿拉伯文匾在北京地区的清真寺随处可见,中阿文字相互交融并用的“阿汉合书幅式”在清真寺内保留的也不少。上百年的手抄本阿文的《古兰经》和《塞布盖》,雕版印制的《古兰经》,以及中文版本的中国伊斯兰教古籍(汉奇他布)等等都珍藏在北京清真寺内。如北京东四清真寺珍藏的元朝延佑五年(公元1318年、伊斯兰教历718年)手抄本《古兰经》一部,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世界罕见珍品”,寺内珍藏的明清时期的白地蓝字阿文“清真言”瓷牌堪称佳品。在北京清真寺内还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的碑记、汉文匾、各国版的《古兰经》和工艺品等等,实难一一列举。北京地区的清真寺不愧为中西文化的载体。
      综上所述可见,北京清真寺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极其丰厚,从其文化特征来看涉及到宗教、政治、经济、教育、建筑、艺术、文化、书法、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发展,北京清真寺文化将进一步得到发展,北京历史文化中这朵艳丽的民族奇葩将更加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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