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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月, 2016 2:52 上午 #30313
沙舟
会员问永宁:《正教真诠》和《天主实义》的关系初探
问永宁*一、问题的提出
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是当代活跃的两种世界宗教。但这两大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过怎样的关系,学界却一直缺乏相应分梳。
明朝末年,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利玛窦等人写了不少宣传教义的汉文著作,对中国文化界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利玛窦所著的《天主实义》,堪称天主教汉文著述的代表作。[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天主实义》初刻于万历三十一年即1603年。天主教汉文著述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南京。
稍后,同样在南京,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影响极大的汉文著述出现,当时的代表人物是王岱舆,影响最大的著作是《正教真诠》与《清真大学》。《正教真诠》梁以浚序称初刻于崇祯壬午即1642年。就汉文著述而言。王岱舆是一个重量级的学者,他的学术水平很高,学术地位亦日渐得到肯定。“2000年是联合国同古代文明对话年。其中,在提到对古代文明有贡献的人物中,有中国回族学者王岱舆。”[2]
这两种都以新柏拉图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神学、哲学背景相近的宗教,[3]其汉文著述的流行地域重叠,出现时间之间隔如此之短,二者的出现有无关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澄清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对于天主教、伊斯兰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和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叙利亚型宗教以及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叙利亚型宗教之间的冲突与交流的研究,都有很大价值。此前关于明末天主教与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对此问题,缺乏关注。实际上,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和天主教汉文著述,有紧密关联。
从下面文字看,尽管王岱舆将《天主实义》的文字或稍作改写、或加以重新编排,《正教真诠》袭用《天主实义》仍是很清楚的事实。[4]由于本文所比较的,只是明显雷同的文字,考虑到王岱舆在利用《天主实义》时,在文字上往往作了改变,而《正教真诠》中尚有不少段落在思想上、结构上、甚至关键词上与《天主实义》中的相关文字关系暧昧,则王岱舆对《天主实义》的袭用,还不止于下面所引内容。
对于王岱舆《正教真诠》袭用利玛窦《天主实义》一书,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首先,从《清真大学》与《正教真诠》的文字看,王岱舆的理论水平不在利玛窦之下,王岱舆完全有能力独力完成自己的著作,为什么要袭用?
其次,在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严重对立的世界背景下,作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王岱舆为什么愿意抄天主教的著作?
再次,利玛窦等传教士的汉文著作很多,在《正教真诠》写作之前,出版的天主教汉文著作已有不少,王岱舆为什么独抄一部影响广泛,发行颇广,而又完全可以不抄的《天主实义》?
最后,由王岱舆对利玛窦的袭用,还对另外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供了线索。即伊斯兰教汉文著述的产生有没有受到天主教汉文著述的影响,如果有,这种影响有多大?
本文认为王岱舆对利玛窦的袭用和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国的宗教传统、回族的形成过程有密切关系。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则是天主教汉文著述刺激的直接产物。
本文用来比较的是下面两本书的对应部分:朱维铮主编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与余振贵点校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前者以明刻《天学初函》本为底本,文字与万历三十五年燕贻堂刻本相同(燕贻堂刻本见续修四库全书1296册)。此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本文用其中的《天主实义》(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并简称《天主实义》)。后者的底本为广州清真堂本,其序云:“此书板藏于江宁,闻已遭回禄,恐日久篇断简残,有负岱舆王君维持正教至意,今将原书缮写校对,重付梨枣,庶不致澌灭失传云尔”。这说明广州清真堂本的底本为江宁本,这是《正教真诠》的最早刊本。此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本文用来比较的是其中的《正教真诠》(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并简称《正教真诠》。《正教真诠》又有中华书局本,系马安礼修订之作,也收在余振贵点校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中,文字改动较大,故不引)。
本文所列共二十余条,只包括二书中文字明显雷同部分。目的在于说明问题。对于意思相近,袭用的可能性很大的文字,只要字面改动较大,本文就暂不涉及。每条先列《天主实义》相关文字,后列《正教真诠》对应文字。
二、雷同文字比较
1.《天主实义》第42页:比如首上灵神与心内灵神,同为一体也,故适痛楚之遭,变故之值,首之神混淆,心之神钧混淆焉,必不得一乱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乱,固不能混天上天主之永攸澄徹,彼永攸澄徹,又不免我心之混淆,则吾於天主非共为一体,岂不验乎!
《正教真诠》第20页:譬如,顶上灵性与心间觉性,同为一体,或遭祸害,顶上灵性不安,而心中觉性亦乱,必不得一治一乱矣。夫人之惑乱,必不干真主之定安。真主之清净,必不染人心之昏晦,兹足见真一自与万类无干也。
2.《天主实义》第18页:无其理则无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为物之原也。
《天主实义》第19页:《太极图注》云理者,非物矣。
《正教真诠》第42页:《太极图注》云:“理者非物也。”所以无其理则无其物,故周子信理为物之原也。
3.《天主实义》第41页:圣人不敢居圣,而令恒人疑天主乎?……至於裁成庶物,盖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顺材以成之,非先自无物而能创之也。如制器然,陶者以金,斫者以木,然而金木之体先备也。无体而使之有体,人孰能之?人之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无性,而能使之有性也。
若夫天主造物,则以无而为有,一令而万象即出焉,故曰无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印之印楮帛。楮帛之印,非可执之为印,斯乃印之迹耳。人物之理,接天主迹也,使欲当之原印,而复以印诸物,不亦谬乎?
智者之心,含天地,具万物,非真天地万物之体也,惟仰观俯察,鉴其形而达其理,求其本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则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镜,影诸万物,乃谓明镜、止水均有天地,即能造作之,岂可乎?必言顾行乃可信焉,天主万物之原,能生万物,若人即与之同,当亦能生之。然谁人能生一山一川于此乎?
《正教真诠》第47页:夫圣人尚不自居于圣,而令世人皆为万物主宰可乎?至于宇宙之中,裁成庶物,盖因真主已造之类,圣贤无非顺材以用之,非原无诸物而能自有也。如制器物,或以金玉,或以木竹,然金玉木竹,其质已备,无体而使之有体,惟真主之造化,一命而万象即有。故曰:“无量大能。”非若人以有物而成物之比也。且真主造物,若宝印之印于纸帛,纸帛之印,乃宝印之迹也,设以此迹而欲转印于他物,则惑矣。所以智人之心,含天地,具万物,非果有天地万物之体也,缘彼仰观俯察,因其形而达其理,故遗腹子不思其父,因无恩于心;不梦见像,为无形于目。凡目未见者,则心不得有其形,若止水明镜映诸万物,即谓水镜之中,真有天地万物,便能造化天地万物,其可乎?言必合行,始可信也。凡人果与真主同体,必亦能造化天地万物,然谁曾造一人一物于此乎?4.《天主实义》第44页:观画之精妙,慕其画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为即画工。
《正教真诠》第48页:常观画之精妙者,必羡曰此名手之作。决不以此即画师也。
5.《天主实义》第43页:如为尊主,而专握一身之柄,则天下宜无一人为恶者,何为恶者滋众耶?天主为善之本根,德纯无渣。既为一身之主,犹致蔽於私欲,恣为邪行,德何衰耶?当其制作乾坤,无为不中节。奚今司一身之行,乃有不中者?又为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识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谓也。
其曰物如躯壳,天主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械,则天主尤非其物矣。石匠非其鑿,渔者非其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谓之同一体乎?循此辨焉,其说谓万物行动,不系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农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曰锯断板,乃曰梓人断之;则是火莫焚,水莫流,鸟莫鸣,兽莫走,人莫骑马乘车,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墙,御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之罪乎?何以当恶怨其人,惩戮其人乎?为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为当赏之乎?《正教真诠》第48页:倘人之身,果系主宰掌握,天下当无一人为恶,何为恶者甚多耶?且主宰清净无染,为万善之源,既为一身之宰,犹蔽于私欲邪行。始初造化乾坤,能为其大,今转不能司一身之小者,何也?更为诸戒之本,今又不自守其戒,于理可乎?彼言:“万物如躯壳,主宰使之。若人用物,则主固非其物矣。”既云若人使器,主宰非物,其万物一体之说,自不符矣。如此,则鸢不飞,鱼不跃,马不上阵,牛不耕田,火不燃,水不流,如风鼓物,非干物也。若恶人之恶,亦非其罪,乃主宰使之然耳,将何以罚其人乎?若善人之善,亦非其功,将何以赏其人乎?
6.《天主实义》第42页:神为形之役,情为性之根,于识本末者,宜不喻而自解矣。且两间之比,孰有踰於造物者,能囿之陷之於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
《正教真诠》第48页:且以神为形之用,情为性之宗,凡知体用者,当不辩而自明,尚有何物何能,逾于造物之能?倘彼囿于四大之中,将何以为万物之主也?7.《天主实义》第70页:仁者为能爱人,能恶人,苟上帝不予善人升天堂,何足云能爱人?不迸恶人于地狱,何足云能恶人乎?夫世之赏罚大略,未能尽公,若不待身后以天堂地狱,还各行之当然,则不免乎私焉。弗信此,乌信上帝为仁为公哉!
《正教真诠》第54页:夫仁人尚能爱人,能恶人。设若天地之主,不与善人升天国,何以为能爱人;不降恶人于地禁,何以为(能)恶人。盖今世之赏罚,未能体贴其心,必待后世以天阙地禁,报其意念之当然,绝无一丝之枉屈,虽千万世以前,及千万世以后,万事万物在真主无一不明如现见也。信不至此,将何以为信天地之主至仁至公也。
8.《天主实义》第72页:知事而不知己本,知之亦非知也。欲知人性其本善耶,先论何谓性,何谓善恶。夫性也者,非他,乃各物类之本体耳。曰物各类也,则同类同性,异类异性。
《天主实义》第73页:西儒说人,云是乃生觉者,能推论理也。曰生,以别于金石。曰觉,以异于草木。曰能推论理,以殊乎鸟兽。曰推论不直曰明达,又以分之乎鬼神。鬼神者,彻尽物理如照如视,不待推论。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后,以其显验其隐,以其既晓及其报未晓也,故曰能推论理者。立人于本类,而别其体于他物,乃所谓人性也。
《天主实义》第73页:若论厥性之体及情,均为天主所化生,而以理为主,则俱可爱可欲,而本善无恶矣。至论其用,机又由乎我。我或有可爱,或有可恶,所行异,则用之善恶无定焉,所为情也。夫性之所发,若无病疾,必自听命于理,无有违节,即无不善。然情也者,性之足也,时著偏疾者也,故不当一隨其欲,不察于理之所指也。身无病时,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乍遇疾变,以甜为苦,以苦为甜者有焉。
《正教真诠》第57页:凡人知事而不知己者,其所有知之,皆非真知也。欲知人性之善恶,必先知何为性命,何为善恶。性命乃各物之本然。但物各有类,同类者性同,异类者性异。惟人之性能生长,而且知觉更能推理也,乃生长殊于金石,知觉异于草木,推理超于禽兽。抑其推论事物,不特明理而己,更能辨鬼神不测之机。见其始,遂达其终;因其外,遂彻其里。所以能推理者,独归人类而别于他物,方为人之性命也。若论性命之本体与情用,均出真主之造化。凡以理为本者,自皆可喜可爱,因本善无恶也,及论其情用之际,又由于己,己或行善或作恶,因己所行之殊异,则情用于善恶之间矣。比如君王所赐剑印,得者公私任其自便耳。所谓情者即性之所发,若无外感之私,自然听命于理,无不善也。倘执己偏,自然不得其正,无非恶也。如人无病时,诸味皆得其正,或遇病疾,以甘为苦,以苦为甘。
9.《天主实义》第74页:中士曰:若吾性既善,此恶自何来乎?西士曰:吾以性为能行善恶,固不可谓性自本有恶矣……彼金石鸟兽之性,不能为善恶,不如人性能之,以建其功也。其功非功名之功,德行之真功也……则固须认二善之品矣。
性之善,为良善;德之善,为习善。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而我无功焉。我所谓功,止在自习积德之善也。孩提之童爱亲,鸟兽亦爱之。常人不论仁舆不仁,乍见孺子将入於井,即皆怵惕,此皆良善耳。鸟兽与不仁者,何德之有乎?见义而即行之,乃为德耳。彼或有所未能,或有所未暇视义,无以成德也。故谓人心者,始生如素简无所书也。又如艳貌女人,其美则可爱,然皆其父母之遗德也。
《正教真诠》第57页:或曰:“人性本善,恶自何来?”曰:凡人之性,能行善恶,非性本有恶也……至鸟兽之性,则不似人性之能作善行恶,所以不能建德行之真功,不获登荣贵之天国矣。然善亦有二端:性之善为本善;行之善为习善。本善者乃真主化生性命之原德,而人不与焉。夫人之善,乃自习功行之积德也,若婴儿爱亲,虽禽兽亦然,跪乳反哺之类是也。即若世人,不论善恶,设见赤子坐立危险,莫不救视,此皆本善,其与禽兽之于不善之人何有也。见义即行,无善不乐之谓习德。大都人之初生若美女,然皆父母本来之遗。
10.《天主实义》第26页: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长,草木枯萎,魂亦消灭。中品名曰觉魂,则禽兽之魂也,此能附禽兽长育,而又使之以耳目视听,以口鼻啖嗅,以肢体觉物情,但不能推论道理,至死而魂亦灭焉。上品名曰灵魂,即人魂也,此兼生魂、觉魂,能扶人长养,及使人知觉物情,而使之能推论事物,明辨理义;人身虽死,而魂非死,盖永存不灭者焉。凡知觉之事,倚赖于身形。身形死散,则觉魂无所用之,故草木禽兽之魂,依身以为本情,身殁而情魂随之以殒。若推论明辨之事,则不必倚据于身形,而其灵自在;身虽殁,形虽涣,其灵魂仍复能用之也,故人与草木禽兽不同也。
《天主实义》第12页:物之有始有终者,鸟兽草木是也,有始无终者,天地鬼神及人之灵魂是也。天主则无始无终,而为万物始焉,为万物根柢焉。无天主则无物矣,物由天主生,天主无所由生也。《正教真诠》第61-62页:有,有三品,曰:“无始无终之有”,乃真主独一之有也;“有始无终之有”乃天仙、人神、数一之有也;“有始有终之有,”乃水陆飞行、草木、金石倚赖之有也。盖性命有三品:下品曰“生性”;中品曰“觉性”;上品曰“灵性”。生长之命,乃草木之性,能扶草木生长,草木枯败,性亦消灭;知觉之命,乃鸟兽之性,能附鸟兽生长,而又使之以眼、耳、鼻、舌、身、心,能视、听、闻、尝、知、觉,但不能推理,至死其性亦灭矣;灵慧之命,乃人之性,更兼生觉二性,能扶人长养,及使人知觉,而更能推论事理,此身虽死,其性长在,凡知觉之事,倚托于身者,身形若止,知觉之性,亦无所用,故草木鸟兽之性,以身为本;身死,其性即随而灭。若推论明理之性,不必倚证于身,其性自能用事,身形虽灭,依原能用其神,故与禽兽草木大异也。
11.《天主实义》第27页:中士曰:何谓赖身与否?
西士曰:长育身体之事,无身体则无所长育矣。视之以目司焉,听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觉物情之以四肢知觉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则不见色矣。声不近于耳,则声不闻矣。臭近于鼻,则能辨,远则不辨也。味之咸酸甘苦,入口则知,不入则不知也。冷热硬软合於身,我方觉之,远之则不觉也。况声,同一耳也,聋者不闻;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见,故曰觉魂赖乎身,身死而随熄也。
若夫灵魂之本用,则不持乎身焉,盖恃身则为身所役,不能择其是非?如禽兽见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已,岂复明其是非?人当饥饿之时,若义不可食,立志不食,虽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虽出游在外,而此心一点犹念家中,常有归思,则此明理之魂,赖身为用者哉?
《正教真诠》第62页:或问:“何为倚身与不倚身者?”曰:生育身形之能,若无此身,则无可长育。若视、听、闻、尝、知、觉,寄于眼、耳、鼻、舌、身、心,皆缘气味、声色、冷暖而己,若无兹六事,视、听、闻、尝、知、觉,一无所用,皆为形之所役,所以生觉之性赖于身,身死而随灭者此也。若夫灵性之本用,则不倚于身。若倚此身,则为身所役,何以别是非也,如禽兽见可食之物,欲食而不能自己,岂能辨其是非礼让乎;若人当饥渴之际,见不义之食,其心自然不惑,虽美必不屑食也,且有认主,忠君孝亲,齐家治国,德泽天下,芳流千古,身虽未动,神游宇宙之间,无所不用其极,岂为身之所役哉。
12.《天主实义》第28页:一物之生惟得一心,若人,则兼有二心,兽心、人心是也;则亦有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性也。……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恋欲从,又复虑其非理。从彼,谓之兽心,与禽兽无别,从此,谓之人心,与天神相同也。……试尝二江之水,一咸一淡,则虽未见源泉,亦证所发不一矣。
《正教真诠》第62-63页:大都有生之物,惟有一心,独人有两心,乃“人心”、“物心”;亦有二性,乃“真性”、“禀性”。凡遇不义财色,爱之虑其非礼,从之是为物心,惟却之乃为人心也,兹若二水并流,一清一浊,虽未见其本源,自知其必不一矣。
13.《天主实义》第46-47页:以人为同乎天主,过尊也;以人舆物一,谓人同乎土石,过卑也。……天主之为天地及其万物,万有繁然,或同宗异类,或同类异体,或同体异用。今欲强之为一体,逆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为美,故聚贝者欲贝之多,聚古器者欲器之多,嗜味得欲味之多,令天下物均红色,谁不厌之!或红,或绿、或白、或青,日观之不厌矣。如乐者皆宫,谁能听之!乍宫、乍商、乍角、乍徴,乍羽,闻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内何不然乎?吾前明释各类以各性为殊,不可徒以貌异,故石狮与活狮貌同类异,石人与石狮,貌异类同,何也?俱石类也。尝闻吾先生解类体之情,曰“自立之类,同体者固同类,同类者不必同体”,又曰“全体者之行为,皆归全体”,而并指各肢。设如右手能救助患难,则一身两手,皆称慈悲;左手习偷,非惟左手谓贼,右手、全体,皆称为贼矣。推此说也,谓天下万物一体,则世人所为,尽可相谓,跖一人为盗,而伯夷并可谓盗;武王一人为仁,而纣亦谓仁,因其体同而同之,岂不混各物之本行乎!
学士论物之分,或有同体,或有各体,何用骈众物为同体?盖物相连则同体也,相绝则异体也。若一江之水,在江内是与江水一体,既注之一勺,则勺中之水,於江内水,惟可谓同类,岂仍谓同体焉?泥天地万物一体之论,简上帝,混赏罚,除类别,灭仁义,虽高士信之,我不敢不诋焉。
《正教真诠》第65-66页:若言人同品于真一,则太过;若言人同品于万物,则太卑。真主造化天地万物,或同宗异类,或同类异体,或同体异用,凡欲强之一体,岂不匿造化之全能也。物以多端为美,若天下诸物,皆是一色,谁不恶之;如五色相错,莫不乐观,其五味五音皆如是也。外尚如此,内岂同乎?凡分各类各性之殊,不可指其相异,若活人与木人,相虽同而类本异;木人之与木马,相虽异而类本同。是故类之别,不可混一也。若自立之类,同体者必同其类,同类者不同其体。大都同体之事,皆归全体丰骸,若口能劝喻,使人行善改过,则通身皆称仁义,非特赏其口;若手能巧窍,则通身谓盗,此理之固然也。若天下万物,果为一体,如盗跖一人为盗,下惠亦可谓盗;文王一人行仁,商纣亦可称仁,因其一体,固赏罚不得不同,倘如是见,岂不混各物之本然乎?所以论万物之殊,或有同体,或有各体,安得合万物为一体也。盖体之相续者为一体,相间者为异体。且人之一类,品逾牛毛。鸟兽何止千种,草木岂啻万端,是谓各同其类,非为同体也。倘泥于万物一体之说,则轻造化,混赏罚,昧同异,一高下,革是非,其妄言之罪不浅鲜矣。
14.《天主实义》第9页:凡人之所以异於禽兽,无大乎灵才也。灵才者,能辨是非,别真伪,而难欺之以理之所无,……斯於人身,犹太阳於世间,普遍光明。舍灵才所是之理,而殉他人之所传,无异乎寻觅物,方遮日光,而持灯烛也。
《正教真诠》第66页:因人异于禽兽,能证人品者,莫大乎本智,本智能辨是非,别真伪,知己而认主,则难欺以理之所无。且智具于人身,若太阳之在世,普遍光明,无所不照。若夫背明命之旨,弃本智之明,而徇异端之偏传,何异乎舍日光而以灯烛物也。
15.《天主实义》第56页:仆役过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气过强,定倾危乎志也。志危即五欲肆其恶,而色欲尤甚。丰味不恣腹,色欲何从发?淡饮薄食,色气溉馁,一身既理约,诸欲自服理矣。此齐素正志之说,二也。
且本世者,苦世也,非索玩之世矣。天主置我於是,促促焉务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悦此肌肤也,然吾无能竟辞诸乐也,无清乐,必求淫者;无正乐,必寻邪者。……夫德行之乐,乃灵魂之本乐也,吾以兹与天神侔矣!饮食之娱,乃身之窃愉也,吾以兹与禽兽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娱于心,益近至天神矣;益减饮食之乐于身,益逖离禽兽矣。
《正教真诠》第86页:仆役过壮,必忤主人;血气盛强,定倾心志。所以厚味不恣于身,绫锦不加于体。血气和平,通身自约,此二义也,且眼前身世,乃长途客寓,非游乐之所,当忙忙于正道,岂暇顾于偏岐。夫道德之乐,可与天仙并列;饮食之关,原与异类同途。道德令人心明,而润及其身;食饮使人身倦,而累及其心。
16.《天主实义》第54页:夫世固少有今日贤,而先日不为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顺道,而昔日未赏违厥道者也。
《正教真诠》第86页:人少有当下贤,而往日不为不肖者也。少有当下在道,而往日不背于道者也。17.《天主实义》第62页:西士曰:俗之利害有三等。一曰身之利害,此以肢体宁寿为利,以危夭为害。二曰财货之利害,此以广田畜、充金贝为利,以减耗失之为害。三曰名声之利害,此以显名休誉为利,以谴斥毁污为害也。……利所以不可言者,乃其伪,乃其悖义者耳。《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论利之大,虽至王天,犹为利之微。况战国之主,虽行仁政,未必能王;虽使能王天下,一君耳,不取之此,不得予乎彼。夫世之利也,如是耳矣。
吾所指,来世之利也,至大也,至实也,而无相碍,纵尽人得之,莫相夺也。《正教真诠》第106页:今之世人,言利害有三品:曰身之利害,劳逸寿夭是也;曰财之利害,得失增减是也;曰名之利害,毁诋赞誉是也。正教言利,乃固本和义之真利,非忘源背本之名利也。《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和义崇德之利可无乎?若今世之富贵,莫过于天下,声名无逾于帝王,兹亦不长之虚利也。所以正教之利,超此三品,独言后世真久之荣,虽尽人得之,莫有相争者。
18.《天主实义》第63页:吾即死,所留者二,不能朽者精神,速腐者髑髅。我以不能朽者为切,子尚以速腐者为虑,可谓我迂乎!……吾今所见者,利害之影耳。故今世之事,或凶或吉,俱不足言也。吾闻师之喻曰:人生世间,如俳优在戏场,所为俗业,如搬演杂剧。诸帝王,宰官,士人,奴隶,后妃,婢媵,皆一时妆饰之耳。则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既毕,解去妆饰,漫然不复相关。
《正教真诠》第106页:夫人之本,总有二事,长在者性灵,腐朽者身体。彼以长在者为真,俗以腐朽者为实;彼以故乡为本,俗以寄寓为家。谁迂乎?目今之利害,乃利害之样子,所以今世之事,或吉或凶皆不足论,。即如俳优在戏场,妆扮帝王、官宰、士人、仆役、婢妾俨然若真,皆一时之饰,其所著衣物,本非其有;所经利害,不及其身,搬演已毕,脱去妆饰,略无关切。
19.《天主实义》第66页: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屡有无嗣者,其善恶何如报也?我自为我,子孙自为子孙。夫我所亲善恶,尽以还之子孙,其可为公乎?且问天主既能报人善恶,何有能报其子孙,而不能报及其躬?苟能报及其躬,何以舍此而远俟其子孙乎?且其子孙又有子孙之善恶,何以为报?亦将俟其子孙之子孙,以酬之欤?尔为善,子孙为恶,则将举尔所当享之赏而尽加诸其为恶之身乎?可谓义乎?尔为恶,子孙为善,则将举尔所当受之刑,而尽置诸其为善之躬乎?可为仁乎?非但王者,即霸者之法,罪不及胄。天主舍其本身,而惟胄是报耶?
《正教真诠》第107页:且世之仁与不仁者,常有孤身无子之人,其善恶将何以报也?祖父自为祖父,子孙自为子孙,若以祖父之善恶尽归于子孙,可谓公乎?既能赏善恶,何故报其子孙,而不报其本身也?且子孙又有子孙之善恶,设若祖父行善,子孙行恶,必以祖父应受之赏,即加于为恶之子孙,可谓义乎;或祖父行恶,子孙行善,必以祖父应受之刑,尽归于为善之子孙,可谓仁乎?不但王法,虽霸道之法,罪亦不及无辜,况至公至仁之真主哉!
20.《天主实义》第60页:昔有二弓士,一之山野,见从有伏者如虎,虑将伤人,因射之,偶误中人;一登树林,恍惚傍视,行动如人,亦射刺之,而实乃鹿也。彼前一人果杀人者,然而意在射虎,断当褒。后一人虽杀野鹿,而意在刺人,断当贬。奚由焉?意之美丑异也,则意为善恶之原,明著矣。
《正教真诠》第129页:昔有二人同猎山中,一见树林中伏物若兽,虑其伤人,故射之,及视乃人也。一见林中行动若人,亦射之,及视乃獐也。前人误伤乎人,意在救人,理当断赏;后人虽是获獐,意在杀人,理当断罚。何也?射獐射人,虽属误中,意善意恶,理不容逭。
21.《天主实义》第49页:夫轮回之说,其立逆理者不胜数也。兹惟举四五大端,一曰,假如人魂迁往他身,复生世界,或为别人,或为禽兽,必不失其本性之灵,当能记念前身所为。然吾绝无能记焉,并无闻人有能记之者焉。
《正教真诠》第135页:今试揭轮回之谬可乎。彼言人之精魂,复生人世,或另为人,或为异类,然使人人不失本性之灵,能尽记前身之事,一以自悔,一以动人,岂不两得,奈俱不自知生前为谁。
22.《天主实义》第51页:彼言戒杀生者,恐我所屠牛马,即是父母后身,不忍杀之耳。果疑于此,则何忍驱牛耕畎亩或驾之车乎?何忍羁马而乘之路乎?吾意弑其亲,与劳苦之于耕田,罪无大异也;弑其亲,与恒加之以鞍,而鞭辱之于市朝,又等也。然农事不可废,畜用不可免,则何疑于戒杀之说。
《天主实义》第52页:谓人魂能化他人身,信其说将使夫婚姻之礼,与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碍难行者焉。何者?尔所娶女子,谁知其非尔先化之母,或后身作异姓之女者乎?谁知尔所役仆、所詈责小人,非或兄弟、亲戚、君师、朋友后身乎?此又非大乱人伦者乎?
《天主实义》第55页:凡牛之耕野,马之骖乘,未免终身之患,岂伊不常有痛乎?较杀之之痛止在一时,又远矣。
《正教真诠》第135页:再若戒杀之谈,恐人所屠牛羊诸类,或即父母后身,故不忍杀害,果尔复何忍驱牛耕地驾车,乘马负重致远乎?使其杀之于一时,犹未及耕驾鞭辱于一世之为苦辛也。然农务征伐,必不可废;畜养鞭驱,必不可免,何独杀之当戒也。设若转生为人,则婚配之事,使令之役,皆不可也。何也?彼所娶之伉丽,恐即先前之诸母姊妹;所役之童仆,恐即生前之父兄长上师友,皆有犯纲常者也。
23.《天主实义》第85页:夫三宗自己意不相同,而二千年之后,测度彼三心意,强为之同,不亦诬欤?
一曰,三教者,一尚“无”,一尚“空”,一尚“诚”“有”焉。天下相离之事,莫远乎虚实有无也。借彼能合有与无、虚与实,则吾能合水与火、方与圆、东与西、天与地也,而天下无事不可也。
《正教真诠》第135页:三氏本意自不相同,后人乃欲强而合之,不亦诬乎。夫三教一曰“无”、一曰“空”、一曰“有”。天下极相反之事,莫越乎虚实有无,果能合而为一,是水火方圆,亦不难同一局矣。有是理乎?
三、几点分析
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没有资料表明王岱舆和天主教传教士有直接来往,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对伊斯兰教抱敌视态度,我怀疑明末来华传教士和伊斯兰教学者的来往不会太频繁,关系不会很密切。不过王岱舆和当时的佛教界颇有来往,《希真正答》一文中有数处文字提天童、博山。天童即天童圆悟,博山即博山无异,皆为当时名禅师,圆悟且有《辨天说》之作,以反对天主教,[5]王岱舆和这些禅僧的来往,会影响到他对天主教传教士著作的注意。同时南京回族聚居的三山街一带,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张中、伍遵契、马注、刘智等名学者都生活游学于此,王岱舆的居处亦在附近,他有机会看到各种天主教传教士的汉文著作,[6]他袭用《天主实义》是有选择、有计划的行为,不是见书就抄的),我们对王岱舆袭用利玛窦这一事件,也只能做背景分析。本文试图回答第一部分所涉及的四个问题。至于王岱舆的真实心理,只能暂付阙如。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王岱舆为什么要袭用?应该从中国传统中找答案。
王岱舆的祖上于明初来华,至王岱舆明代末期,已二百余年。王氏家族在这二百年间,生活在汉文化圈中,在日常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很多方面已经相当中国化。在中国传统中,只要思想或编排方式是自己的,单纯文字上的袭用,并不是一件大事情,《汉书》抄袭《史记》,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淮南子》也抄袭《文子》。[7]先秦古书之间,相互抄袭,文字雷同的现象很常见。相同材料,只要做了不同解释,就不算问题。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笔记体书中,相互抄袭的现象,非常普遍,读者大多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王安石等人有众多的集句诗,全以古人现成诗句拼凑而成,这些抄袭之作不仅未遭诟病,反而成为一种文体。清末,张之洞的得意门生周锡恩,抄龚自珍给阮元写的贺寿文章来给张之洞贺寿,被人指出,不仅不觉得尴尬,反而理直气壮。[8]在这种风气之下,王岱舆袭用《天主实义》中的文字,讲述伊斯兰教教义,也就不存在问题。
王岱舆抄《天主实义》,伊斯兰教内部可能有学者知道此事,《问答纪言》中有人指出王氏“援引诸家,彼此辨论”(《正教真诠》第9页),《正教真诠》第10页又说:“子既深论二氏,及子之书中多引有二氏之语,几于入玄入宗。”细读《正教真诠》一书,其内容除伊斯兰教教义外,多用理学术语,多抄《天主实义》,涉及释教的内容不多,涉及道教的内容更少,前引二氏之说,具体内容为“三位一体”、“三清一点”,则此处二氏疑指天主教与犹太教。[9]王岱舆回答说:“清真之经典不乏,而教外莫有能知者,以文字之各殊也。予特著论以彼达此,悉属借用,顾其理何如耳,其词何一非借,又奚以二氏为异乎。”(《正教真诠》第10页)由此看来,王氏对袭用《天主实义》并没有觉得尴尬,因为理是他自己的,借用的只是文字,这种袭用,在他所处的时代,算不上什么问题。我们不能用时下的所谓学术规范看待明代的事情。
关于第二个问题。王岱舆袭用的是《天主实义》,一部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这就不是一件小事,在当时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严重敌对的情况下,王岱舆为何要抄一个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
这个问题,一方面和中国传统有关:
从十字军东征之后,天主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日趋对立,两种宗教互不相容。马可•波罗曾说,穆斯林都是非常残酷、凶恶和不诚实的人。而同时的穆斯林,则把一切可能的邪恶都归咎于基督徒。[10]早期入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人,对伊斯兰教抱有敌意。《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提到伊斯兰教徒时说:“撒位逊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切基督教的不共戴天的仇敌。”[11]在利玛窦看来,撒拉逊人(穆斯林)是基督徒的敌人,他对伊斯兰教教徒的态度是敌视的。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在早期的翻译运动之后,长期对西方缺乏兴趣。十字军在地中海地区断断续续待了两百年,当时阿拉伯学者,无论政治、神学等领域,对他们都不怎么关注。14、15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不断胜利,使穆斯林对西方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种军事胜利带来的优越感是全面的。“凡是与基督教欧洲有关的东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学者都示以轻藐和傲慢。……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最有破坏性的一个后果就是,在穆斯林和西方之间,特别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学领域里,放下一道思想铁幕,实际上,穆斯林对于帕拉切尔苏斯在医学方面和哈维在解剖学方面,哥白尼、开普勒在天文学方面所做出的划时代成就一无所知”。[12] 这种优越感使得穆斯林世界的封闭进一步加深。14世纪以后,阿拉伯哲学长期陷入停顿。
在这两种宗教如此相互封闭、相互敌视的情况下,王岱舆为什么还要大量袭用利玛窦著作?王岱舆在袭用利玛窦时,他的核心信仰坚定,护教意识很强。他批评天主教说:“切不可以天地万物之大父,而当天地万物之真主也,彼常与知己言我至圣乃主宰显化,开示迷人,普济万世。……主宰治世而降生,不亦主宰末若人乎?兹何异二氏之‘三位一体’,‘三清一点’乎?即彼之显身说法,度尽众生,皆一同耳。”(《正教真诠》第45页)此即针对当时天主教以耶稣为天主而发。王岱舆一方面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对天主教三位一体的人神同体之说予以批驳,一方面又大量袭用其著作。这样,如何理解王岱舆的行为,就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
在中国史上,只要不涉及政治,信仰基本自由,有多元信仰并存的传统。在中国史上,没有发生过单纯的宗教战争,宗教间的冲突不激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是文化上的主导。从周公、孔子以来,儒学就是一种学习型的文明,在大成先师的背后,是一个“每事问”的学者,这和代天传言的穆罕默德、摩西、大卫,以及天主降生的耶稣不同。和耶教、回教等宗教相比,儒学没有传教的习惯,而多了取经的传统。各种宗教长期在儒学的浸润中,也都程度不同地染上了这种气质。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宗教之间,一方面互相排斥,一方面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宋代以降,这个趋势更加明显,全真教即是三教合一的产物,明代更有“三一教”的兴起。僧人以儒解禅,以禅解儒(如智圆号“中庸子”。和王岱舆同时代的藕益,在作批驳天主教的《天主初征》等书的同时,则有《周易禅解》之作),道士引理学入道教(全真教中,丘处机一派颇近儒,清初王常月《龙门心法》极具理学色彩)。民间宗教大多有很强的混合色彩,不少流派讲五教(儒、释、道、耶、回)合一。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下,伊斯兰教也走上了混合诸教的道路。在坚持基本信仰的同时,与阿拉伯国家相比,相对要开放得多,对很多其他宗教的内容,予以吸取。民国时期,喇世俊先生在《蟠龙嫡派七传杨老道祖归真七十年纪念碑》中云:“盖善堂道祖,虽探源于《古兰经》,而宝沂流老子《道德》,释家《华严》,基督《新约》,及其至也,尤惟深潜于羲、文、周、孔之易,所以《纲常》一书,谈性命,叙彝伦,阐阴阳,洞生死,洋洋集五教之大成”,又云:“回、耶、释、道,其于天人之际,以一贯之矣。”[13]喇世俊与杨保元皆系嘎德林耶大拱北派的名人,他对杨氏思想的描述,是准确的。杨氏生活在清代乾隆至同治年间,这一时期,国外宗教界几乎和国内断绝了来往,西北的伊斯兰教又因屡屡反清而遭压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伊斯兰教还能吸收其他宗教的营养,在明未清初的开放学风中,王岱舆利用天主教著作就不奇怪。《刘介廉先生墓碑》云刘智曾“读西洋书百三十七种”,[14]这些西洋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可考,然而包括有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则是可以推测的。[15]这种宗教间的融合吸收,显然和中国传统中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的环境相关。同时中国的伊斯兰教与天主教之间没有政治关联,其间的关系也不像国外那样紧张。王树民《洮州日记》说,1938年西北回族地方势力正盛之时,在回族聚居的临夏地区,小学课本除有《论语》、《孟子》等书外,“学生案头更多放置《马可福音》、《使徒行传》一类册籍”。[16]这表明当时中国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宗教之间的敌意较淡,相互间对话的可能性更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王岱舆能在坚持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大量吸取理学与天主教、佛教的内容、建构自己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他虽然没讲诸教合一,事实上他是在做将诸教合于伊斯兰教的工作。
另一方面,王岱舆袭用《天主实义》还有神学上的原因。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在神学哲学思想上颇多吻合,广义上讲,天主教徒甚至可以算作穆斯林。两种宗教有相当多的共同的宗教资源,这使得面对教外人士时,两种宗教所面临的问题,有相当多的一致性,利玛窦所遭到的质疑,也是王岱舆需要回答的,利玛窦对很多问题的回答,也为王岱舆所认同。王岱舆所以从事著述,是“惧夫道之不明”(《正教真诠》第10页),是为传教而作的,在写作过程中,他“或晤诸家,多滋辩论”,他又善于论说:“彼恒不竞,为予理屈”,于是“归而取所论记之”(《正教真诠》第16页),可见《正教真诠》大体上是王岱舆对论辩问题的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理道悉本尊经,参与典籍”,许多《天主实义》中的问题与回答,在不和伊斯兰教教义冲突的情况下,因为形式相近,内容相关,也被收入《正教真诠》。
王岱舆的神学思想,是根于希腊哲学的伊斯兰经院哲学。作为他思想核心的流溢说,是伊斯兰化了的新柏拉图主义;他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基本同于托马斯阿奎那的“五路”说;他对善恶的论述,则和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说无二。宗教哲学方面的一致性,也是王岱舆认同,从而袭用利玛窦的一个原因。
王岱舆袭用利玛窦,事实上体现了他对天主教教义的某种程度上的认同。这种认同的背景,除了中国传统的宗教自由、诸家并存、诸教之间有较多的对话与融合倾向外,和回族的形成有关系。伊斯兰教虽然早已传入中国,但回族的形成,则是较晚的事情。明代早期,回族才出现雏形,明代中后期,回族还在成长的过程中。回族的来源复杂,很多不同文化背景、血缘背景的人的加入,会将不同文化引入新生的回族群体,[17]这就使得回民族在文化上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在伊斯兰教的大旗下,事实上存在着多样性的文化。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原先在元代信仰其他宗教,特别是景教、天主教、犹太教的一些民族,因为信仰相近,种族相同(色目人),长期被称作回回,元亡之后,逐渐也融进回族之中。[18]这些民族的融入,带来了原先的信仰,使得中国回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与其他地区相比,更加丰富,更加有活力,对天主教的排斥也更小。而且远离了有直接冲突的东欧、西亚,敌对的背景既不存在,两者的亲和性就凸显出来,不论利玛窦们如何敌视伊斯兰教,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对天主教的态度,从王岱舆、刘智、杨保元等人的行为来看,普遍是开放包容的,这也是王岱舆能心安理得地袭用《天主实义》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问题,利玛窦等传教士著作很多,在《正教真诠》写作之前,出版的天主教汉文著作已有不少[19],王岱舆为什么独抄《天主实义》?
王岱舆的抄袭,有他的选择与原则,他没有抄流行极广的《交友论》、《畸人十篇》,而只抄《天主实义》,这是因为《天主实义》是一部神学、哲学著作,其程度较前二书高出甚多。《天主实义》系问答体,其中很多问题有深度,利玛窦的回答也有一定水平,适合于王岱舆的学术口味。而其他著作中缺乏为建构中国伊斯兰哲学所需要的内容,可以设想,如果有可以利用的材料,王岱舆也会抄天主教传教士的其他著作,他对天主教传教士的宇宙说其实也是认同的。
王岱舆的目标读者群是儒学界,而利玛窦等人在儒学界有极大影响,从李贽到致李贽于死地的东林党人张问达,甚至佛教僧侣都对天主教有浓厚的兴趣,[20]利玛窦在传教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朋友和论敌如豫章书院的山长章潢、李之藻、徐光启、袾宏、冯应京、李贽、瞿太素、石星、王忠铭、黄洪恩等,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或学术地位,从《天主实义》中“中士”的提问看,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可以说,利玛窦面临的挑战,就是中国学术界对天主教的挑战,他的回答,就是天主教神学哲学对中国学术界的回答。王岱與的生平已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在学术界的交往层面是没法同利玛窦相比的,很多在《天主实义》中提出的问题,王岱舆有能力做出很好的回答,但以王岱舆的社会地位,似乎没有机会遇到主流学术界这种高水平的提问。《正教真诠》第257至304页所收《希真正答》一文,系问答体,其中的问题,大概是王岱舆实际中遇到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学理性没法和《天主实义》中的问题相比。利玛窦面临的挑战及其回答,在很多地方对伊斯兰神学哲学也适用。因此,将这些问题及利玛窦的回答加以改写和补充,引在《正教真诠》之中,对于有意传播伊斯兰教的学人,无疑有极大的诱惑力。这大概就是王岱與袭用《天主实义》的一个原因。最后,我们谈一下天主教汉文著述对伊斯兰教汉文著述之产生的影响问题。伊斯兰教汉文著述产生的原因,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如王怀德认为经堂教育的不足,“于是有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21]李兴华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22]邱树森归因于明末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23]一种则承认天主教汉文著述的刺激作用,认为“在我国,儒释道著述历来甚丰,明清之际,连基督教的汉文译著,经外国传教士之手也已刊行数百种,这对我国江南地区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著述活动无疑是一种借鉴和推动。”[24]杨怀忠、余振贵亦持此观点。[25]第一种观点完全排除了天主教汉文著述对伊斯兰教汉文著述的影响。但无从解释元明以降的三百余年,为什么没有伊斯兰教汉文著述的产生,如果只是为了加强教内人士的宗教意识,经堂教育不失为很好的选择。当时回教内部很多人认为:“凡以一句‘哈他’(译曰差错)文字,杂于清真,真主之慈即止,而罚且随之。若以‘哈他’文字,注释正教之经旨,岂不大悖乎?”(《正教真诠》第284页)为什么王岱舆甘冒压力,以“哈他”文字来宣传教理?为什么伊斯兰教汉文著述没有产生在经学教育发达的陕西、山东,而是出现在经学教育并不发达,却是天主教传教中心的北京、南京一带?这种观点由于不能解释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并不可取。
第二种观点承认天主教汉文著述对伊斯兰教汉文著述的影响有一定认识,但由于没有看到王岱舆对利玛窦的袭用,所以语焉不详,对天主教汉文著述对伊斯兰教汉文著述的影响估计不足。
伊斯兰教汉文著述产生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就现有文献看,稍早于王岱舆的詹应鹏和张忻有著作,张忻的《清真教考序》作于崇祯甲戌(1634年),詹应鹏的《群书汇辑释疑跋》作于崇祯丙子(1636年)(《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均晚于利玛窦,张、詹二人久居北京,对于盛行一时的天主教汉文著述不容不知,由于其著作已佚,其思想是否受天主教教士的影响已不能断定,但受影响的可能性极大。
由于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响广泛,特别是他们的汉文著述,将一些神学哲学术语用儒学、佛学的术语系统地讲出来,这对伊斯兰教学者有很大影响。在此以前,在伊斯兰教内,已有人用宋明理学的术语解释伊斯兰教教义[26],但都不成系统。得西人系统著述之榜样,伊斯兰教汉文著述遂于经堂教育不甚发达,但文化水平较高的南京、北京一带蓬勃发展起来。正是由于天主教汉文著述的刺激,才使得王岱舆等思想开明、宗教意识强烈的伊斯兰教知识分子从传统中走出来。我们完全可以猜测,天主教汉文著述是伊斯兰教汉文著述的催产剂,没有天主教汉文著作,伊斯兰教汉文著述会不会在当时出现,会不会以现在这种形式出现,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王岱舆大量袭用利玛窦,刘智读西书数十种、熟悉《圣经》这一事实看,本文认为伊斯兰教汉文著述是天主教汉文著述刺激的直接产物。(本文原载陈声柏主编:《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原载标题为“试论《正教真诠》对《天主实义》的沿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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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永宁,深圳大学文学院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1] 关于利玛窦等人的影响,可参看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亦可参[意]利玛窦等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
[2] 张绥:《王岱舆的“以儒解回”和利玛窦的“易佛补儒”》,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 关于神学哲学方面的情况,参博尔:《伊斯兰哲学史》,马坚的译序。天主教神学家中,托马斯.阿奎那受伊斯兰哲学影响尤深。关于伊斯兰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可参博尔:《伊斯兰哲学史》第四、第五章及序论。马坚译,中华书局,1958年。又参幼狮翻译中心编译:《拜占庭伊斯兰及犹太文明》第十二章,幼狮翻译中心,1974年。关于道统的认同,参《天方至圣实录》卷首,是章所列举的回教圣人包括了摩西、大卫、所罗门、耶稣等所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人。
[4] 白寿彝:《王岱舆传》云:“《真诠》和《大学》的文风颇不相似,可能其间有请人代笔之作。”见余振贵、铁大钧译注:《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2页,白氏已看出《正教真诠》有问题,但不知问题何在。本文受到白先生此说的重要影响。
[5] [日]忽滑谷快天著,朱谦之译:《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44页。
[6]《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52页云:“(南京钦天监的人员)作为朋友来访问他(利玛窦),并向他学习所能教给他们的东西。当他回访他们时,发现了某些新东西,那是远远超出他所意料之外的新东西。”这些所谓的新东西,即《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54页所说:“(天文仪器)是由一个具有某些欧洲天文学知识的外国人所设计的。”这些外国人,大概就是包括王岱舆祖辈或者父辈在内的回回天文学家。王岱舆本人也很可能(至少其家族中有人)任职钦天监,利玛窦和南京钦天监的人有来往,他的教堂在正阳门西营崇礼街(《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73页注),离三山街、雨花台(南京钦天监所在)很近,与王家不远。《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87页云:“利玛窦神父的这本印了四版,并在不同的省份出版。”这些材料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即王岱舆对利玛窦及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一定相当熟悉。
[7] 李定生:《论文子》,《文子校释》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8]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第63–64页。
[9]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首在讲到《引支勒》(即《新约》)时,说“二氏之众,不能复见古本,唯听学人口传心授。”《天方至圣实录凡例》云:“《录》中称二氏乃指朱乎得,芯尔撒两教徒也,朱乎得乃母撒之教徒,芯尔撒乃尔撒之教徒。”《天方至圣实录》卷十二又云“二氏称理学曰费录锁非”。“费录锁非”即英语的Philosophy。刘智的说法必有所承,王岱舆对二氏的界定应与刘智相同。王岱舆对天主教应有一定了解。王氏所说二氏,也应包括天主教。
[10] 参[英]伯纳德•路易斯:《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郑之书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
[11] [意]利玛窦等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121页。
[12] [美]基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下册。第61页。
[13] 余振贵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3页。
[14] 马在渊:《刘介廉先生编年考》,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
[15] 刘智时代的南京,是天主教传教的一个中心,传教士活动频繁,著作颇多,且在南京一带广为流传。明末教案发生于南京,清初礼仪之争的中心也在南京,而且《天方性理》杨序云:“欧罗巴之文,靡不悉心殚究。”(续修四库全书1296册);《天方至圣实录》卷首又云“《引支勒经》有四家音者,曰谟他、曰郁合纳、曰穆赖格、曰老噶。”(续修四库全书1296册,《引支勒经》即《圣经》。四家音就是四福音书,以音对之,谟他即《马太福音》、郁合纳即《约翰福音》、穆赖格即《马可福音》、老噶即《路加福音》)刘氏熟读拉丁文与《圣经》,则表明他对天主教有学术兴趣。刘智生活的南京三山街为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在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风行天下的情况下,刘氏所读天主教传教士著作必不会少。刘智有《天方至圣实录》一书,天主教传教士罗明坚有《圣教实录》一书,艾儒略有《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一书,从书名看,刘书的编排极可能受罗明坚、艾儒略的影响,因找不到罗明坚、艾儒略之书,目前还无法断定二书有无关联。《圣教实录》印于1584年,是传教士的第一部华文著述,《天主降生言行纪略》1642年印于北京,皆远在刘智著书之前。刘智对《圣经》很熟悉。又读西书多种,他受天主教汉文著述的影响不会太小,刘智所读的西洋书中包含传教士的著作,应该是合理的推测。《天方典礼择要解》卷十三云:“朋友为我之半,是第二我也。”(金陵丛书本11310页)。利玛窦《友论》云:“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0703册)。二文对照,再考虑到刘智的学术背景,考虑到稍前的同教前辈王岱舆曾抄《天主实义》,刘氏此处抄自利著的可能性很大,王岱舆袭用《天主实义》当非特例。
[16] 王树民:《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444页。
[17] 王树民说“(光绪年间)汉、回、番之间亦曾共吃血酒”。《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442页。饮酒、吃血都是不合伊斯兰教教法的行为,这表明中国伊斯兰教有相当程度的中国化。同书508页又云“此一带居民多姓孔,大川附近之孔庙即孔氏家祠,其族中之一部分则信回教,汉民中孔姓皆自称为孔子之后。”此又足证回族来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又参《青海回族源流考》一文,载杨怀中主编:《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此文认为青海回民中的“托茂人”来源于蒙古人、“红帽人”来源于汉人及蒙古人、“卡力岗人”来源于西夏人和藏人。甘肃、青海如此,内地回族的来源同样复杂。关于回族的形成,[吉尔吉斯斯坦]苏三洛:《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第一章,有一个非常好的综述,郝苏民、高永久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8] 张迎胜说“元代来华西域人中有许多非穆斯林种族(如信仰希腊东正教的阿速人,信仰一赐乐业教的犹太人以及‘啰哩人’即吉普赛人,相继融入回回民族”。“基督教世家出身的马祖常,其后代代代与回族联姻,早已是回族人了”。 张迎胜:《元代回族文学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张说可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18页云“(犹太人)已经变成撒拉逊人,或不信教的人了。”同书121页云“(以前的基督教教徒,在元亡之后)四散逃散,有些人此后就自称是撒拉逊人,有些则冒充犹太人。”第122页又说中国人认为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是回回。传统中国社会对于外来宗教,确实缺乏分疏,常常将诸教混为一谈,此三教在明代因同为色目人信仰,其仪式经典又多相通,如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皆名其寺曰清真。(参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75页。)故皆被称为回回,犹太教被称作“蓝帽回回”。基督教被称作“十字回回”。
[19] 如《畸人十篇》1608年刻于北京,1609年刻于南京及南昌,此书曾引起祩宏的反感,且著书攻击;《几何原本》刻于1605年北京;《交友论》1599年刻于南京,1595年刻于南昌,1603年刻于北京。此外,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哲学著作如《寰有论》、逻辑学著作如《名理探》也在此前出版。基督教汉文著述的情况可参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2页。I。
[20] [比利时]钟鸣旦著,香港圣神研究中心译:《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8—120页。
[21] 王怀德:《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24页。
[22] 李兴华等著:《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54页。
[23] 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7页。
[24]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43页。
[25] 杨怀忠、余振贵主编:《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5页。
[26] 参余振贵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2、215页。9 10 月, 2016 2:57 上午 #258982沙舟
会员文章有点长,耐心读完还是有收获的。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视角。
9 10 月, 2016 9:57 上午 #259004白轮船
会员文明对话是宗教和平共处的方向,求同存异,摒弃自大才能长久。
9 10 月, 2016 11:33 上午 #259007文明对话建立在包容的基础之上,伊斯兰教从来都是足够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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