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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月, 2011 10:28 上午 #16232
子路
会员绝望之后——读聋子的耳朵
最近比较清闲,所以有机会写点东西,也算做自我反省和激励吧。
和读张先生的每一本大作一样,读《聋子的耳朵》也是艰难而偶然的。
蜗居在租来的小屋,看书,上网,等待学生开学,然后开始做烧烤。古人以耕读为乐,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试图在不丢弃原有身份的前提下闯出一条可以推广的道路。
读书的日子有时是甜蜜的,有时却倍感痛苦。拿起一本本随意编辑随手写来的印刷品,很难发现其中的价值,而那些所谓的好书又不知躲在哪里,总是很难发现。尤其是在图书馆里遨游了好几年之后,我有点自我膨胀的感觉,总认为一切可读的书都已经被我读完了。这种无奈的绝望,使得读书——这片最后的自留地——对我来说就如同一去不复的恋情,既难以割舍又痛苦不堪。
绝望之后也就坦然了,所以我很无所谓,漫无目的,不再关注新书架,也不再死盯着一直不见更新的那些老地方。
前天去图书馆,我就胡乱的匆匆行走在书架之间。这个图书馆藏书少得可怜,但又是离我最近的,所以我每周要去好几次,甚至每天都去。虽然经常去,但我发现还是有些死角我从未到过。恰恰在杂质最多的散文区,我无意中看到了一本早就想一睹为快的《聋子的耳朵》。
在这个好书匮乏的图书馆,张先生的书能够被及时的摆上书架,这或许与他不断强调的自己的籍贯和身份有关。他是北京人,他是北京作家协会的,所以在这里容易看到他的书应该是理所当然了。这个国家最应该有开放心态的地方依然很保守,有很浓的地方观念。这种地方观念小一点就是对与自己有关的东西亲近关切,再往下就是对与自己无关的表示冷漠排斥。
而我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对张先生的偏爱是不是纯粹的因为他的大义,完全的做到了客观,是不是因为他的另一种身份,那种和我接近的身份,不管是他不愿强调的回族身份,或者是被他强调的穆斯林身份。我对他的关注是否与他的身份中与我有关的某些因素有必然的联系?这样以来,对他的偏袒是帮偏架还是主持公道?我能否像他说的一样,把他也看作一个被误解被歧视的他者?
我发现我这样的读者在这个图书馆看到他的书有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来自人们普遍存在的狭隘的自我保护心理。图书馆因为他是本地作家,而我因为他与我有一些共同的纽带。
有哪些类型的读者会比我更喜欢他呢?他或许是山东济南人而且也是个回回,他或许是北京某个胡同的回回年轻人,他或许是西北的一个回回中的他的粉丝,直到最后我才能想到他可能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普通的读书人。总之,我逃不脱地缘或血缘关系带来的内向自我亲近意识,而且把这种意识也附加在每个人身上。这种附加不是无辜的,因为人们的这种心态是普遍存在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公正,不是理性,而是感情,是地缘或血缘上的关系,而不是客观的事实或者所谓的正义。
看来在所谓的对他者的尊重重视之前,首先改变自我保护的保守态度才是最重要的。如何放弃与自己有关的联系,不管是血缘还是地缘的联系?
理性是隔断血缘感情的一个有效因素,这也是一些出卖本群体利益的人往往会采取的借口,汉奸偏向侵略者的借口也是说他们有更理性的头脑。如今人们普遍强调所谓的理性思维,这种普遍的整齐划一是不是说明人们已经被同化的,被殖民的难以自拔了,反而对这种自我出卖习以为常了。
同情心这种属于感情范围的心态,原本是用来加强血缘关系纽带的因素,但如果转嫁到对地缘问题的态度上时,它却可以起到超越地缘限制,去除隔膜和冷漠的作用。就像在国内人们互相关注各自是哪个省的,到了国外却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大家是同胞手足。
正在扩大的理性思考和渐渐缩减的感情喷发以及隐隐约约的瞬间的参悟感怀,这种复杂的变化中的思维感情状态在聋子的耳朵里嗡嗡作响,这或许也正是之所以聋的原因。
这种状况是一种渴望知音的期待被证明是不可能之后产生的绝望,深刻的被动的绝望,是俞伯牙听到钟子期去世的消息后的反应和感觉。这种感觉因为眼前的景象的难以逃避挥之不去、强行的迎面扑来。这使得记忆中的温馨场景不断的再现,在幻觉中重新回放,而这种回忆过去的动力来自曾经一直持续的现在依然保存在内心的对未来的渴望对人们的期待。
读这本书也需要从后往前读,首先遭遇的就是现实,就是噪杂绝望的窒息,然后渐渐的愤怒中体会绝望的历程,最后在旱海的鱼的自由那里,在惊心动魄的事件过去之后的纪念感赞中达到和解,内心平和。如果从前往后读,得到的体验和共振恰恰相反,你会被抛进一个纷繁的漩涡,这或许会激活麻木的神经,但我自信我不需要这种重复的经历。
绝望之后,希望重新复活。与最初的那种期待不同的是,此时的希望已经不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渴望,而成了一种确切可靠的目标。
读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认真的对待生命,我实实在在的生活过,因此而产生了困惑疑问,我需要解答,所以开始了阅读,期待一种答案但最多的只是发现所谓的大师们也不过如此,他们的经历与我如出一辙,这时在他们的探讨中只能感到共鸣,得到些许的安慰。但内心的疑问依然存在,困惑还是没有解开。这时候也是绝望,但是此时的希望在哪里?在读不到好书的时候,我开始了书写,我要写下自己的心里路程,自己的思索轨迹,为自己的道路标出航向,偶尔也获得一点小小的共鸣。
如此而已,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每一滴水能做到的就是留在水中,设法奔向大海,不要被抽进自来水厂进而收到污染,也不要裸露在炙热的江面蒸发变成虚无缥缈的水汽。为了更坚实的存在,消隐在茫茫人海,就像江水沉寂在最黑的深处直贴河槽,不断的卷起碎石将他们打磨,变成为海滩增添魅力的卵石。压扁了喜欢游到低处的鱼儿,使它们失去游动的需要,渐渐退化,除了脊柱不需要任何的偏刺,除了脑袋活着,所有的肌肉都不必晃动,那些支撑肌肉的鱼刺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显得没有必要。一种美味可口,肉美刺少的鱼类产生了,人们叫它武昌鱼。人际磕绊,花花世界,都与我无关。
以前我的期待是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一举成名,现在我的希望是写下一点一滴真切的感受,为自己的青春以及生命的每一个步点留下一点可爱的痕迹。
为了奔向大海,当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一条河流,就需要窥探港口、行走海岸,去那里提前感受未来的美妙。这个港口是一篇唯美的包含了众多文明因素的浪漫主义小说,是一个多族同住的小村,是一个有待挖掘或正在挖掘或已经被盗的古墓,是废弃在沙漠中的胡杨木屋,是一本难以解读的拒绝被读的逆向复原的古书……只不过有些港口依然被使用,而有些港口已经被废弃,但不能轻易的称为废墟,因为那里有沉甸甸的历史,可能随时复活。克尔白就建立在麦加的偶像神殿里,只不过在清除众所偶像之前,圣人告诉人们,那里以前原本就是易卜拉欣大圣以及他的被举意为牺牲但又没有失去生命的儿子一起建造的用来纪念造物主、显示圣品存在的天房。
红与绿、北与西、他与我,让我想起,“wo hu wo liyoulier rsuimi ”“wohuwo likunlisheyiying”“ wohuwo likunli gediru”这么几句古兰经,其中的具体意思,知道的自然清楚,不知道的过于纠结便会成为负担,在此也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wohuwo”,他和他,两海之间,这个美妙的意象。
两海之间有一个屏障,两海之间有一种汇聚,这种情形是同时存在的。什么时候是有一个屏障,什么时候又变成了一种汇聚?我和山之间有一段路程,山不过来我过去。当我站在那里遥望这段距离时,我和山之间有一段距离这是我们之间的屏障,当我迈出脚步向山而行的时候,我和山已经融为一体,我最终会走到山顶,山高人为峰,这就是汇聚。被动的时候一切(界限也好,盟约誓言也罢)都是屏障,主动的时候所有的(联系因由,中间媒介都会消失)只剩汇聚。
草地已经走过,雪山也已翻完,老毛在六盘山西面的单家集的一个清真寺里得到了休整,部队住在寺院,他和阿訇彻夜畅谈。这里离旱海中的沙沟几步之遥,在翻过六盘山之后,在写下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何时缚住苍龙”之后,老毛没有直奔陕北,而是继续在六盘山东边的同心清真大寺修整。这是真正的后方,后方的后方,陕北的贫瘠和空旷因为这里的与富足的河套的联系以及它本身的沟壑纵横窑多门众错综复杂而有了靠背,显得镇定泰然。
雪中翻越六盘山,这种记忆使得清平乐 六盘山和沁园春 雪的基调同时展现。那是在真正的革命之前宣言,那种动力来自对目标的渴望和对现实的关照对机会的把握而不是出自对历史的反思。
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没有日本的入侵,往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蒋委员长可能会带领他的部族乡党,在自己已经被历史束缚的前提下继承并反思历史。但是偶然的机会,汉奸的理性的思索,客观的对照,务实的选择和日本的难以压制的占有欲望,热情的向往、激动的侵略之心,这一切使得蒋委员长将机会的接力棒不情愿的扔给了毛主席。汉奸的故作姿态的理性,日本人的盲目自大的感性,给老毛在六盘山东西的两座清真寺里进行短暂的参悟提供了可能。
可惜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不是迫切的主动的需求。但这种被动和以往的被动不一样,被动并不是主动的反面,不主动不仅仅包含被动一种可能,而被动也不仅会以一种形式体现。不是清真寺强行让他进来进而使他显得被动,也不是他非要住到清真寺而使清真寺显得被动。这种没有主动,也没有被动的零和状态就是“他和我”“我和你”“你和他”的那种凝固的,固体与固体、液体与固体、气体与固体之间之间的拼凑式的关联。而不是“他和他”,那种唯一的可以描述的,真实存在的,同一级别的相聚相汇,那种液体与液体、气体与气体,水与水、油与油、真空与太空、绿光与白光的混化如一不分你我的关系。
同样,在今天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的獠牙不断的显露,可怜的羊群一阵阵惊慌,那种惊慌来自与披着羊皮的狼接的最近的羊,他们看清了本质,但同时已经被惊吓的死去。羊群只因他们的死去而躁动了一下,并不知道他们死去的原因。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在秦国要征服天下的时候,楚国罢黜了屈原的外交职务,楚王亲自前往交涉,借口是谈谈楚国的黄金如何运到秦国,谈谈交通运输问题,看看秦国的大道能不能不要急着往中原方向开去,应该想办法打通秦岭,让大道直通楚国。秦国对此表示高度重视,并达成一致,签订条约,并要求楚国先动工,先从楚国那头开始。楚王得意的返回,但迟迟不肯劳民伤财,秦国以楚国违约为借口,大军进攻楚国,楚国被秦国灭了。
身为楚人的老毛对此耿耿于怀,他把中国历史上的利益之争,都称作秦楚之争。不管是因为边缘向中心要求放权的以封王叛乱和外敌入侵为借口的地缘争夺引起的兵祸,还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保持部族王族乡党既得利益以外戚篡权和农民起义为特征的血缘攀附造成的文乱,这一切都被他统统纳入变与不变革与不革的革命理论当中,并以肯定的姿态做出了答复。
今天的危机为他的转机提供了现实基础,蛮狠的拆迁使得人们对城市的脆弱都表示认同。这种最常识的也是最绝望最无奈的认同尽然是他与自己最广大读者的最微弱的共同语言。
就像他以红卫兵的身份来唤起更多的人的共鸣,获得更广泛的空间里的话语合法性一样,对城市的脆弱的绝望会让他带着这些支持过他关注过他的人一起反思?
城市为什么被拆?借口当然是要建设啊,不拆怎么建呢。就像老毛那时说的,要建设要建设,但是先得革命,不革命怎么建设。最后命都革完了,连自己的命都被老天革了,他最后关注的尽然不是继续革命,不像中山君那样嘱咐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他只是喊,“快,叫医生来,我很难受。”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无意的道破了真相,就像他曾经无意的既不被动也不主动的在清真寺里进行休整一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无意的既不被动也不主动的给出了需要我们去参悟的答案。
最近突然想写一篇《乱世与名医》,扁鹊与蔡桓公,华佗与曹操,你我或者他与皇普谧。
世道的病态比身体的病变让人们更加渴望名医的出现,所以每当社会病态到一定程度,名医便会随之出世。甚至炎黄之一的黄帝本身就是医生,他们一个为人们找食物,一个为人们找解药,似乎人们吃进的都是毒药,接受的都是垃圾,但吃进了食物可以用药化解,接受的垃圾思想被清除之后,空空的脑袋该用什么去填充?
面对因为没有及时医治而渐渐成为不治之症的病态,扁鹊选择了逃避责任,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被杀的命运。面对曹操的头痛,华佗大胆的提出开颅祛瘀,却被曹操误解为要暗杀他,因为此前他已经成功侦破过一次医生的暗杀。面对自己的和当前的世道有某种对应的病情,比如浮肿,淤血等等阴虚上火的病症,皇普谧在历史上获得了唯一的一次成功,而这个成功却被无情的忽视,直到如今。
对于慌乱的世道,皇普谧选择了弃世著述钻研学问,对待民间所谓的边缘,他广招门徒,他的门徒里后来还出了一个小土皇帝;对于所谓体制内的学子,他照样一视同仁,提拔了一代文豪左思,给他的三都赋写了一篇序文,使得初出茅庐的左思名声大震,洛阳纸贵的成语由此而来;另外他还写了烈女传,对嫉恶如仇巾帼不让须眉的柔弱正义表示大加赞赏;还写了高士传,对那些“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终始”的同道中人表示了自己的敬佩和怀念;他还写了理清历代帝王谱系的书籍,这似乎是他更重要的命题,他希望通过书写道统来申明大义,指出大道的方向。
对于同时代的曹操他大加赞赏,就像梁实秋对蒋委员长的尊敬一样,他对曹操敬佩中带着爱惜,这或许也是以大汉为正统的三国流毒对他刻意规避导致忽视的重要原因。
对于自己的身体,他选择了自我医治,在试验中摸索前进,最后摸索了一条不用吃药而偏重于用针灸来医治疾病的方法,并著成《针灸甲乙经》传世。
不管是吃药,外科手术还是针灸,都是在已经病变之后的无奈选择,怎么未病先医做到预防为主才是最重要的。
感性思维对应食物,理性思维对应病态的垃圾思想,参悟呢?瞬间的感怀顿悟应该对应什么?那里有没有出路?这个使得个人和社会同时康复,的药方是否存在?从微观切入但却又是整体把控,通过医治每一个个体的而使社会得到健康,并不是将社会割裂,一块一块医治的药方是否存在?人们如何得到?怎么才能付诸实践?
革命的借口是需要建设,建设的借口是正在深入进行革命。就像父亲说要拆了老屋才能建新房子,我总是劝阻。他或许没去过云南,那里的回回人普遍比较富裕,那里的房子也普遍比较阔气,好多家庭都住的是传说中的独栋别墅。但那里的房子同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老旧交替,一个院子里,上百年的老屋和新盖的房子同时并存,而且都被合理的使用着。
城市由无到有的创建就像吃了一些身体不需要的美食,当时觉得很好,但时代一过,便成了拖累,玉门等因为资源开发而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城市随着资源的枯竭正在迅速衰落。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当然是很小的,但同样的类似的大规模的移民造成的文化问题却不容忽视。
对于因发展而引起的拆建,那就像是一次次外科手术,一次两次当然正常,但是如果手术成瘾,一个个因美丽整容而丢掉生命的例子在为人们提出警告。
同样的为了美化空乏的头脑而毫无选择的媚外媚俄媚美,将一些垃圾思想一次次送上神坛以此来麻醉病态的人心,这样的做法如今似乎已经上瘾,在没有彻底反思之前,仅以改变媚外的对象来做出的短暂自欺行为依然存在着可能突然发生事故的危险。
我们已经厌倦了听交通事故,也听烦了众多的医疗事故,坚决不想再听到,再感受一次所谓的文化事故了,但是冥冥中有一种必然。
所谓的十年浩劫,就像为了整个俄罗斯的双眼皮,在面对医生的彻底改变与保留一点原有俊俏之间徘徊时,迫不及待的自己操刀,最后弄成了个睁眼瞎;如今,为了做出美人的丰满身体,似乎要动的部位太多,这一刀那一刀,所有的医生一起上,此时是处于没有痛感的麻醉状态呢,还是已经休克的濒临死亡?
城市的脆弱犹如正在面临困境的文明,即便是悠久也罢,消失的命运已经注定。这还不是最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这种文明的葬礼上的挽歌尽然需要我等异类来唱!胡不悲兮,泣不成声!
此时正在听着一首日本民歌乐曲,笛子扬琴为主的器乐,淡定悠远的基调,就像站在一个中国的苏菲大师身旁礼拜的阿拉伯人的所能获得的感觉,他们会被这种庄严的虔诚震惊,被他们视作习惯琐事的事情,被我们如此珍重而且依恋并以此为生。文明从来如此,它没有中心,它以边缘确立自己的存在,不同的仅仅是边缘的范围,以及构筑起这些边缘的因素。
这本集子里有很多文章已经在别处看过,而且已经读过几遍了,比如冬华秋雪,访谈东塬上,辩误与解答的时代等。看这些文章每次都感到愤怒,这种愤怒不是像后边的那些文章,那些关于现实琐碎的描写与追问引起的对世道的愤怒。这是一种期待无望或者有点被耍弄被欺骗时的愤怒,这种愤怒是针对作者自身的。我忿怒于作者对自己的青春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主流气氛的沉醉,为什么没有反思,没有一点点迹象。当然后边的行文中慢慢的流露出了反思,比如在卢沟桥边。对金牧场的重写行动,以及对重写后的效果的念念不忘都是这种反思的体现,这无形中也抵消了之前的愤怒。
我看金牧场是和喧哗与躁动一起看的,那时我正在一个选择的关口,明知道没有退路但不敢向前,那时的绝望比现在更加深刻,于是我准备写书,写自己的大学生活。这两本书我都没有看完,我自己的书也没有写完,这一切都因为武汉燥热的天气,我乘一个雨天,逃跑了,去一个寺里念经。
这里注重言传身教,我没学会多少古兰经。学会了在困境中如何艰难的生存,学会了做饭,宰鸡,收拾生灵,上山采蘑菇,下地锄玉米。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淡定,学会了如何坚守并享受孤独,如何不绝望,如何有所期待,期待,在敬畏中期待,我遵行了,唯有礼拜且坚韧的人能得到真主的佑助。
让我担心的是,按照目前的思路,按照对所谓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联想,提出一个,tuoreget alh。这个提法是否存在问题,这样的思路是否是一个歧途?
在那篇小说选本序言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海明威的纠结态度,同样的,让我做一个小说选本的时候,面对北方的河,我也会如此纠结。在金牧场中我们能看到喧哗与躁动的形式,但是那种悠远的迷迷糊糊的基调,似乎在金牧场中被一个个清晰的目标所取代,过程的意义和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展示。
这样以来为所谓的理想主义本身,以及用这个命题掩盖包装下的追求真理的过程,是否有意义,是否全都有效?它能否给反思时自称找到真理的宣誓提供坚实的借口和历史线索?是否是吾之道,一以贯之?从出发时的举意、最初动因,走过、经历一段路程到达目标,虽然到达后对目标一再修正,但仍然能够从这个模糊目标、冷清的的祭坛上逆流而上,顺着现在的立场和思路返回以前的过程,并让这些过程成为目前自己权威地位的注解?
海明威和福克纳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两个人互相瞧不起对方。历史证明,海明威是时代的暂时的,福克纳是历史的永久的。
海明威在那个时代表现的比福克纳更加有正义感,他去西班牙参加战斗,就像张先生对切格瓦拉的热爱一样,他的心目中也有一些伟大的英雄,并以他们为榜样为动力,替弱者说话,站在被侮辱被忽视的弱者一方。
但是当海明威在中国被当做美国的国粹,被渴望的人们广泛接受,也被自以为是的美国大加吹捧的时候,他所钟爱的母国,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会同样是罪恶的源泉的美国,接替了过时的帝国,接过了帝国主义大旗,开始了全球性的烧杀抢掠,这时候,海明威的所有正义行为都瞬间化为乌有,他本身已经成了罪恶大本营中的一部分,这样的结局不可逆转。
在欧洲的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海明威如果能预先意识到美国可能成为新的帝国主义的虎皮,恶魔的外衣,并为此做出哪怕一点点批判性的见解,那么他的一切荣誉将重新挽回。
可惜海明威的眼光就那么一点,我们不能苛责他说他目光短浅,只能说他对人性理解的参悟的不够透彻!我担心的是,当作者此时大笔墨嘶声力竭的呵斥美国的暴行时,过不了一百年,他所立足的主体,他所钟爱的祖国本身会不会接过美国的大旗,重新体现出帝国主义可恶的一面。这种情形对作者此时的立场会不会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嘲讽?
结论是肯定的,这也是我的一种期待或许将是历史的必然。在太平洋上,目前只有美国说了算,因为太平洋是整个亚洲和美洲的界限,而任何的亚洲的一部分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想在太平洋上和美国地位均等都是不可能的。美国能够一统美洲,所以才有底气向整个亚洲叫板。反击的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亚洲的出现,只有这样,太平洋上的对峙才能达到均衡。
而这个统一的强大的亚洲何以实现?日本的大东亚策略的缺失在于对中亚因素的忽视,他没有注意到延伸到西北的中亚因素尽然是将他们剔除出中国的力量的最初依靠,那里曾经在老毛的最关键转折,那个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日子里,起到过提供休整的作用,没有这两次修正,老毛还有那么沉着自信吗?相关细节可以参考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那里专门有一章论述中国回民与马列主义。当然我的这种看法当中充满偏袒和夜郎自大异想天开,但应该不存在所谓的偏激吧,一切等待历史答复。
将来的历史走向是,有人期待并参与,乘着中亚无核的空子,由中国主导,完成亚洲大陆的合并,至少先将中亚纳入。值得思索的是,这样的步奏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能够期待的仅仅是尽量是文化怀远而不是武力征服,以此来减少无辜的牺牲。这样以后,这个新的亚洲主体才能够傲视群雄,将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的威风杀尽。因为当边境延伸到中亚时,美国所依赖的原油供给随之切断。
当然我是万万不想看到这些的,但是国际游资比我更精明,他们可以在过去选择德国,可以在现在选择美国,也可以在未来或者已经选择中国。对这些的预言,是我作一个思索者在超越海明威和福克纳道路上唯一能做的事情。
所谓的帝国主义,乃至任何的对横行霸道不义的称呼都是毛皮,它们难以深入到问题的本质,人性的脆弱,人在真理面前的怯懦和在利益面前的不够克制,贪婪,等等诸多的人性的恶略之处,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普遍的。人性的恶略因素是不随着实力强弱地位高低的变化而改变的,并不是说弱者就一定比施恶者更可爱,更善良。
并不是只对所谓的表现了大义立场的帝国主义与弱小国家的矛盾表示关切就能体现一个人的正义感,同样的考验一个人的良知的琐事比比皆是,而且更显急迫。福克纳做的就是通过琐碎的事情和小人物来揭示探讨人性的恶略之处,并期待找出解决办法,这也是历代所谓的大师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包括托尔斯泰等等。
此时,是一个分水岭,我在这边你在那边,我们汲取着同一座山上的冰雪融水,所以显得有所依附,但是观点并不雷同,而且可能有很大的分歧。
马丁路德,他最初想干社么?他的举意,他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在考察这些之前,我们先看看他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样的结果,以及后来者对此结果的解说,以及以此为祭坛进行的演说。马丁路德他不满罗马教廷的罪恶与丑陋,同时顺应了欧洲大陆瓦解拉丁语的至酷统治的反叛,在德国缺乏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和宗教首领的档口,他用德语翻译了一本圣经,这起到了双重的效果,一方面为散漫的德意志民族制造了一根可以用以凝聚人心的绳索——德语。另一方面为通过对德语的普及,完成了再次宣教,造就了自己的宗教改革家地位,这两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正因如此,与欧洲其他由拉丁方言分离出去的各国国语相比,德语的哲学性较强,偏向逻辑推理的理性思维,同时显得呆板僵硬,但文学作为对这种语言不足的反叛,又体现出了这种语言的反面,显得空灵剔透,德语诗歌偏重于以内在的韵律和外的旋律直达人心的深处,他的是个传统在形式上是对语言的反叛,在特质上却继承了德语的哲思。这些拗口的套话仅仅是一种感应电流,很难符合真相,因为我的目的不在揭示遥远的真相,而是提出眼前的问题。
地缘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纽带,在中国古代社会,其表现就是乡党勾结,诸侯分立,其积极的一面是促进了乡土宗社文化,但随着革命以及历次改革,这种积极作用已经消失;体现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国家观念以及在此之下的爱国主义。历史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利益诉求往往通过申明大义来显现,比如齐国最先称霸,最注重保持并发展自己实力,但它却同时最先提出尊王攘夷的大义口号。
血缘关系,作为和地缘关系并行的一种社会纽带,体现在传统文化当中就是部族、家族宗亲同胞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关系被用来填充一个叫做民族的词语,而这个词语和它的一些列各式各样的内涵的构建本身就依赖于语言,这种本来是人神沟通的媒介,被用来当做凝聚人心的绳索,伟大的巴别塔没有完成直通天庭的任务反而带来了人间的隔阂,隔阂如何消失?这仍然是两海之间的问题。我只能再次重声:两海之间有一个屏障,两海之间有一种汇聚,这种情形是同时存在的。
困扰人类本身,以及各个群体之间难以走向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在当前,主要体现在难以对地缘和血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问题,国家观念,更有甚者就是民粹主义的超越上。
马丁路德以反抗权威的姿态解决了一个所谓的基督教中兴的问题,他自称是也被描述为关于信仰问题,但却同时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种子栽在了深厚的语言土壤当中。可以说,美国和英国借以征服世界横行霸道的不是别的,而是一部部被篡改被误读误解的圣经。以及围绕这些圣经及衍生品发展而来的英美文学,当然其中还夹杂着诸多的罗马希腊文化遗留,而这些正是吸引人心的部分。
语言问题与人们的深度交流的畅通有关,也与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种文明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大义的问题更多是涉及各个国家的各种政权存在的合法与否,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适当与否。
当语言与大义的问题被宗教整合之后,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通观历史,所有的历史文本和宗教大义也紧密相连。不管是什么经,总与历史有关,只不过有些重义有些重事,但都在讲理。
钱理群最近选编了一套诗歌读本,有少年版、青年版老年儿童合版,他声称中国的国教是诗教。中国有没有国教?需不需要国教?我们信的是无神论,神的观念都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虔敬意识都没有复活,或者正在死去。那些依附于脆弱的语言的教条将把人们带向何方?恶魔在一边笑的合不拢嘴,哈哈哈。
张先生提出了一个tuoreget alh的命题,这个命题是为谁而提?有没有效,首先是被给予者接不接受,其次是命题本身是否成立?
这个问题是一个所谓认主学的学科能解决的了吗?真主及物不及物?造物主无名无相,难以言说,我们感知到的都是造物主的德性,而这些德性的体现表现在一个个纯洁的或被污的但仍然活着的生命心灵当中,在众多的被造物,天仙、精灵类的信仰者、人类中的圣人贤者、大道的发扬者传递者保护者等等一系列特选者,以及众人的师表圣品的继承者的行为当中。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寻找和鉴别,并跟随这些人的道路,这些人的道路是接近通往真主的道路,但是没有任何所谓的道路可以称之为真主的道路。这种说法本身是错误的,真主是不及物,就先将古兰经里关于宝座的章节,本来是“真主升高了阿热史(宝座)”,被翻译为“真主升高到宝座。”,不管是这种翻译还是张先生的提法,都是不可取的,天堂当然是真主造的,但不能说成是真主的天堂,各种道路通往真主的大道同样是真主造的,但也不能找一条并将之命名为真主之道。如果非要坚持,我只能说,或者这是个伪命题,或者仅仅是对某一种道路的强调,它可能指代的是众多造物主通向真主的不同道路的其中某一种。但以此未基点,歧途来一次马丁路德式的宗教改革的想法或许在眼前是可行的,但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期待着张先生冲出青藏高原,成为你心目中的黄河,不要停留在茫茫旱海,成为波涛虽然汹涌但仍然难比大海的青海。我们从此分道扬镳,劲量不再阅读,而你也已声称不再书写。
子路:2011.1.20 昌平松园
附目录:
红与绿
旱海里的鱼
巴特尔和俊仨儿
东厢作高房
访谈东塬上
脆弱的城市
三下南阳
逝者的合作
秋华与冬雪
辨误与解答的时代
序跋抄
十遍重写《金牧场》
红军渡
四十年的卢沟桥
北与西
勾勒草地《十张画》
掩卷追怀亦邻真——兼以纪念翁独健师诞辰一百周年
时光白驹
追忆的苏木
阿尔善——谨把此文献给我的蒙古兄长
老友重逢
一路三叹拾起沙粒
鱼游小巷
Olar
噢,迪丽拜尔
他与我
他人的尊严
白钢琴
彼岸的浪漫
微笑不语
港口印象
系在语言上的绳子
无助异类的亲威——评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
凝视黑夜
未转播的闭幕式
Moray
地中海边界
聋子的耳朵
雄鹰飞过
编后跋语20 1 月, 2011 12:26 下午 #178287:handshake:)
26 1 月, 2011 1:02 下午 #178514追随导师
会员兄弟的文章很长啊,还没有看完呢!
4 3 月, 2012 11:10 上午 #207168我也是张承志的粉丝,叫志丝吗?管它叫什么呢!反正就是喜欢!所以就喜欢也喜欢他的所有志丝!我们是志丝者马提么!不过你写的太好了,这不是我们共同喜好的缘故,真的,有些部分看的就好像在看张承志的 原著!
而我特别要感谢的是你帮我解开了思想的一个扣。关于两海汇聚,我一直想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直不能体悟这个词汇的 深刻含义,读了你作品的前半部,我就好像思想因解开被拴住的 扣,迅速释放了不解带来的 压抑,结果就是豁然开朗而开心。。。。谢谢你,但我的谢意不值,就祈求真主回赐你!希望看到你更多的。。。:l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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