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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 月, 2017 10:49 上午 #32813
小小草
会员“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
——“以儒诠经”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文化会通”沙宗平
(北京大学哲学系)摘要:明清之际以伊斯兰教金陵学派集大成者刘智为代表的穆斯林学者倡导“学通四教”(儒释道回)、“回而兼儒”,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概念诠释伊斯兰教思想,认为伊斯兰教之礼“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开启了“以儒诠经”的文化会通之道路,完成了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历史性建构。
关键词:刘智 回儒 以儒诠经 文化会通
刘智于《天方典礼择要解》“自序”谓:愚承先君子志,译《天方礼法》书讫。览者曰:卷目浩繁,读者病之。盍择其要,以便初读者?因于全书中择其最关于民生日用者汇为一帙,曰《典礼择》。览者曰:简矣,第恐初学有所不解也。因复于择要中撮其初学之所当晓者分节而解之,或引全书之所有,或旁搜他书之所载,要皆天方学也。《解》中有理明而义未尽者,复为广义;有义尽而理未畅者,又为实义;有义理明畅而学浅者疑其非,乃质诸儒语以释其疑;有事属寻常而见小者訾其异,又设为问答以鍼其惑。夫是礼也,虽事属寻常而理寓高远,终身佩服而勿忘,即浑乎天理而无间也。虽理似隐深而事极明著,引类取譬而有得,即灿然微妙之有徵也。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第后世不之讲求而遂渐失之矣,惟幸天方之礼为独存。是书也,始著立教之原,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服食之类,皆略述大概,而以婚姻丧葬终焉。为卷二十,为篇二十有八。卷目不繁,包举颇广。虽于诸礼之备细未悉,而为人之大纲,有终身用之不能尽者矣。圣人曰:“礼,人之所以立也。”先正日:“礼之于人若甘于蜜,蜜不甘无以为蜜,人无礼何以为人?”是礼之关于人者,深矣切矣。
上引刘智《自序》清晰地阐释了“以儒诠经”文化会通的具体方法,其一,翻译。译著为《天方礼法》。其二,择要。“择其最关于民生日用者”,此即《(天方)典礼择》。其三,解明。“于择要中撮其初学之所当晓者分节而解之”,此即《天方典礼择要解》。“解明”乃文化会通之核心工作,包括广义、实义、释疑、解惑四个部分。一、王岱舆:“不计人我,但论同异”
“真回老人”王岱舆(约1580-约1660)《正教真诠》(1642年初版)“自叙”第一段谓:
予祖属籍天房,缘入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高测九天,深彻九渊,超越前古,无爽毫末。帝心欣悦,以为非有正学真传不能及此,遂授职钦天,赐居此地,准免徭役,与国始终。三百年来,虽于此习熟之久,然而溯本推原,不敢有忘也。自予幼时,未习儒者之学。及乎成立,粗能识字,亦不过往来书记而已。至于壮盛,自惭庸鄙,始阅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稍通大义,觉其议乖道异,各相抵牾,揆之清真,悬殊霄壤。不自揣度,谬欲立言明厥至理;或晤诸家多滋辩论,彼恒不竟,为予理屈。于是诸君子之悦服者,每以不得全览正教之书为恨。予时有动于中,归而取所论记之,更于闲时漫然有作,集之数载,纸墨遂多,存要芟芜,得四十篇。其中理道悉本尊经、参以典籍,不敢自徇胸臆、毫发增损,间于诸家或有过激,总为斯人胞与,不欲以越人之关弓视之,所谓美疢不如药石也。根据王岱舆《正教真诠》“自叙”第一段的叙述,可见其学习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过程,以及进行回儒文化会通工作的心路历程。首先,以中原为家。其先祖“属籍天房”,因天文历法知识而留居中国,已经三百年,“于此习熟之久”,由元入明,早已是中国人;其次,“回儒兼通”。他说“自予幼时,未习儒者之学。及乎成立,粗能识字,亦不过往来书记而已。至于壮盛,自惭庸鄙,始阅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稍通大义”。再次,“以儒诠经”。为了“立言明厥至理”而著译《正教真诠》四十篇,并声明“其中理道悉本尊经”、“不敢自徇胸臆”。就是说,在阐述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和教义方面,完全根据《古兰经》和《圣训》,以及伊斯兰教典籍,不敢有所增减。但是作者使用汉语来论述、诠释和阐发,开辟了中国伊斯兰教“以儒诠经”的文化会通之路。
王岱舆《正教真诠》“自叙”第二段谓:
独是私有愧者,此间经典,较之中极天房,未得万亿之一。予所习学,未得此间百千之一。至于斯论,又未能达予所学十百之一也。若猥居作者之俦,是犹涉沧海者得其涓滴,便以为沧海在涓滴也,岂不为有识者笑哉。乃亲友之好我者,忘其为石也,竞以谓奇璞在焉。授之剞劂,不复能辞。是予遂居于作者之俦也欤哉。虽然论著固予一人之私,而理则天下之公。若以谦让之虚美而使天下公理废而不传,实非予之初心也。抑更有说焉,清真之书儒者罕见,或因予之未备而使后之有志者益畅其说,未必非予开之先也。又或者予祖以论订天文而得圣主之欣悦,予不佞亦得以阐发至道而使天下正人君子略其芜蔓之词、大明正教之理,不负予祖之西来与历代高曾克承正学之德,是亦予绳祖武之一端也欤。爰于篇首叙次其始末焉。王岱舆在本段主要阐述了如下的意思:首先,“论著固予一人之私,而理则天下之公”。就是说《正教真诠》所阐述的虽然是伊斯兰教视野下的教道与伦理规范,但其中道理确是“天下公理”。其次,抛砖引玉。虽然《正教真诠》或者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可以“使后之有志者益畅其说”。再次,克绳祖武。如果《正教真诠》能够“得以阐发至道而使天下正人君子略其芜蔓之词、大明正教之理”,则王岱舆也算是部分地继承了先祖的事业。
剞(圖a、b)和劂(圖c、d)见《中华印刷通史》第七章第六節“雕版印刷工藝技術”。
“予绳祖武”典故源自“昭兹来许,绳其祖武。”(《诗·大雅·下武》)绳,继也;武,迹也。《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绳其祖武”比喻能够继承祖先功业。据此,“予绳祖武”也是比喻作者表明自己能够继承历代祖先“克承正学之德”。
王岱舆《正教真诠》“问答纪言”谓:
书成,览者曰:“子之书将以明道也,但言清真之道使晓然明白,或正或偏,自有能辨之者。何必援引诸家,彼此辩论,不几树敌乎?”然则是予区区苦心,终无一人谅之者矣。夫清真教道,指迷归正,劝人作善,止人为非,乃人道当然,无此则人道为不备。予既真知正学而不言,是为隐匿斯道。即作书言之,而不能恺切诚恳,犹无言也。如医家用药,不以受病之由与其患苦之所在,明告病者,彼必疑其不按吾病而妄投医药。虽有丹砂,瓦砾置之矣。且夫操戈同室而欲不披发缨冠而救,非木石则奸顽人也,予即不肖顾敢为此哉!又曰:“二氏无论矣,儒者之道博大渊微,至于性理尤宋贤精粹之所在,子所引论,特其浮浅糟粕耳。其微,子固未深求也。”予曰:“天下事有不齐,理无二是。予不计人我,但论同异而已。夫国有君、府有牧、州有守、家有长、世界有主,道一也。儒者纷纷以理气二字尽之,是天下国家可以无君长而治也。予辩其异吾道者而已,不暇计其浅深也,浅者异则愈深愈异也。若夫孔孟之道修身、齐家、治国与吾同者,予焉敢妄议其是非哉。”又曰:“子既深论二氏,乃子之书中多引用二氏之语,几于入宗入玄,何也?”曰:“清真之经典不乏而教外莫有能知者,以文字之各殊也。予特著论以彼达此,悉属借用,顾其理何如耳,其词何一非借,又奚以二氏为异乎?独是予学问浅薄,言词鄙俚,篇无伦次,则深有愧焉。然亦力所仅及,不能强也,大要予不得已之辩,独惧夫道之不明,欲以尽吾心焉耳,乌能望人之尽信而从之乎?且孔子尚有知我罪我之说,予复何人,知与罪所不敢知,知之亦不能究竟也。”因复记其问答如此,并告夫世之惠观予书者。王岱舆“问答纪言”所阐述的要点有,首先,“清真教道”。“清真教道,指迷归正,劝人作善,止人为非,乃人道当然,无此则人道为不备。”正面阐述和肯定清真教道的人道部分。其次,“天下事有不齐,理无二是。”王岱舆说,“予不计人我,但论同异而已。”“予辩其异吾道者而已”,“若夫孔孟之道修身、齐家、治国与吾同者,予焉敢妄议其是非哉。”在人道部分,伊斯兰教学者完全认同儒家。这也是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两种文明会通的基础。再次,“以儒诠经”。王岱舆谓,因为伊斯兰教经典与儒家文化典籍之间的语言不通,“予特著论以彼达此,悉属借用,顾其理何如耳,其词何一非借,又奚以二氏为异乎?”在此,王岱舆清晰地指出,“文化会通”的关键在于,通过“文化借用”而“以彼达此”;中国穆斯林学者的基本文化立场是,认同儒家(尤其是人道部分),同时并不以“(释道)二氏为异”。
根据王岱舆《正教真诠》“自叙”与“问答纪言”的论述,可见其学习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过程,以及进行回儒文化会通工作的心路历程。第一,“回儒兼通”。他说“自予幼时,未习儒者之学。及乎成立,粗能识字,亦不过往来书记而已。至于壮盛,自惭庸鄙,始阅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稍通大义”。第二,“学通四教”。根据《正教真诠》“问答纪言”,又曰:“二氏无论矣,儒者之道博大渊微,至于性理尤宋贤精粹之所在,子所引论,特其浮浅糟粕耳。其微,子固未深求也。”其中,“二氏”指佛教和道教,儒者指儒家(儒教)。第三,“不计人我,但论同异”。儒释道三教文化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要内容,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相适应的前提就是“文化相通”;至于“文化相通”的路径,明代穆斯林学者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就是“回儒兼通”与“学通四教”。“文化相通”是初级阶段,“文化会通”是高级阶段。因为“斯人胞与”,元代以来的中国穆斯林早已是“以中原为家”的中国人,所以“文化会通”的文化立场是“不计人我,但论同异”,并非相互取代和替代的文化关系,而是文化上的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关系。此一文化立场,是达致“文化和谐”的关键所在。籍此文化立场,至于清朝皇帝退位而进入民国时期,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最终在事实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二、马注:“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
马注《清真指南》“自叙”第一段谓:
天下事有可以理推者,有不可以理推者。可以理推者现在之事,不可以理推者未来之境。然则卒不可以理推乎?特人未知悟尔。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曝须于褐石,暮宿于孟潴,洋洋乎自以为此外无复有天地;及其化巨鹏、奋翎翮翱翔乎杳冥之上,廼知天地之高也。道亦同,然惟自足则不能复进于高明。所谓以管窥天曰天在是,所见者小尔。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子思曰: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以圣人之所不知而欲求其知,非《天经》之指示、真主之真言不可。首先,马注认为,天下事均可知,其暂时不可知者,“特人未知悟尔”。其次,马注娴熟自然地使用《庄子》《山海经》等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材料,来说明见识之间的辩证关系,“以管窥天曰天在是,所见者小尔”。第三,通过子思之言“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自然引出“以圣人之所不知而欲求其知,非《天经》之指示、真主之真言不可”的结论。其说理逻辑是,万事万物可知,某些暂未可知者乃囿于见识;然而天下之至理,“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与上文的逻辑矛盾,于是打破既定的认识主体,引入“天启”概念——即《天经》之指示、真主之真言。
马注《清真指南》“自叙”第二段谓:
《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试思物从何有?造物者谁?溯本穷源必得物理之妙。《天经》[造]物主之书也,以[造]物主而言物,若士之论文、农之论稼,乌有不可信乎?不信是无明德者也,无明德则不能明明德,不能明明德则不能格物致知,不能格物致知,则不能止于至善。前人云:极目高峰顶,湖山景倍多。盖天地之外有天地,虚空之外有虚空。犹天下不可以比国,国不可以比家,家不可以比身。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放之则包罗天地,卷之则不满寸衷。盖心无尽,虚空亦无尽也。画谱云:远山无树,远水无波。论丹青则愈远愈渺,论世界则愈远愈宽。以宽之所有较狭之所见,以主之大能较人之微想,陋矣。蝙蝠日伏夜飞,与之论白昼则痴;蜉蝣朝生暮死,与之论昏夜则拙。若因其未见而言无昼夜可乎?龙从角听、蝉以翼鸣,即现前莫测机关,况造化玄机、先天作用?若离经以问难,执一以求理,是犹登高者不以梯,渡海者不以舟,鲜有不坠溺者矣。前人云: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鸥。此见道真语。试问笼破鸟飞、水流鸥散,君在何处着足?及至此间茫然无措。清真至理,以人生为客商,以尘世为市集,以性命为资本,以交友为经纪,以心术为权衡,以善恶为货买,以死亡为归宿,以陞赏为富贵,以降罚为贫贱。客商一定回家,借物终还原主,何所营而来,何所营而往,韶光荏苒逝者如斯,名利有时而尽,恩爱有时而穷,死亡不可预度,智识之人若探海寻珠、得者便登彼岸,岂可虚延岁月如梦如痴?该段所阐释观点如下,首先,根据儒家经典《大学》的名言“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立论。一方面加以肯定和承认,一方面以之为立论的基础。自然引出“物从何有?造物者谁?”的理性思考,并以“溯本穷源必得物理之妙”来呼应第一段的万物可知论。其次,明德真赐(伊玛尼)说。《天经》可信,不信是无明德。马注继承王岱舆《清真大学》的文化创新性观点,明德就是真赐,就是伊玛尼。因此,从伊斯兰教方面来说,不信《天经》,既然是没有伊玛尼。从儒家思想来看,无明德则不能格物致知,则不能止于至善。“明德真赐(伊玛尼)说”,作为中国穆斯林“以儒诠经”、“会通回儒”之文化会通的创见性学说,成为构建中国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理论学说。第三,“清真至理九条”。第一条和第二条是“以人生为客商,以尘世为市集”,人生如商旅,而“客商一定回家,借物终还原主”,彰显“今世短暂,后世永恒”的教理。今生短暂,因此岁月不可虚度。
马注《清真指南》“自叙”第三段谓:
余早年幼失经训、二亲早捐,十五而业文章学为经济,二十而涉宦途游情诗赋,二十五而访道德锋棒禅玄,三十而著《经权》期留青史。亦已编辑成书,自谓修齐治平得其至理。及三十五而访闻经教知天命之从来,日夜钻研始觉前辙茫然、身心无济。于是因闻得悟、领诲明师,或见或闻,著为《指南》一集。登堂入室,贤愚便览。虽其中之得失,余不自知。然未尝不可为泛汪洋者东西之一助。知我者其惟斯书乎?罪我者其惟斯书乎?大道苟明又岂敢避罪我而负知音。第三段马注所阐述的要点是,首先,“学通四教”。马注虽系回回世家,但他却是先学习儒释道三教,后学习伊斯兰教,即先习儒学而后伊斯兰文化。其次,“回儒兼通”。自儒家文化得其修齐治平之至理,自伊斯兰教“知天命之从来”。第三,著述《清真指南》。马注认为《指南》一集,其内容可以引导普通信众“登堂入室”,其形式则“贤愚便览”,其宗旨在于解明伊斯兰之“大道”。
马注《清真指南》“自叙”第四段谓:
唐天宝元年春,上以为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圣道虽同行于西域而东土未闻焉,乃命工部督工官罗天爵董理匠役,建寺长安,赐名“清教寺”,崇奉圣教以导其众。玄宗朝复敕改“唐明寺”,宋靖康二年差指挥佥事阿讨刺督工重修,元中统时敕命余祖伯颜淮安王督修,至元年间余祖赛典赤咸阳王奉敕重修奏请敕赐“清真”。明洪武初大将入都,得秘藏之书数十百册,乃乾[天]方先圣人之遗典,东土无解其文者。命翰林编修马沙亦黑、马哈麻译之。通上下,彻幽微,历法始备。置回辉司天监,推议历法,掌察天文,占日月星辰气色之变。御书百字,褒颂圣德。二十四年春,命余祖赛哈智咸宁侯建“净觉”、“礼拜”二寺于金陵、长安之地,以事造化天地人神万物之主。敕云:“联闻君子之道行是为万幸,君子之道不行是为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滞于一时。”余每反复斯言,未尝不掩卷太息。武宗皇帝崇事圣典,迈于前辙。而经传未译,儒习罔闻,得非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滞于一时乎?道不宏则入而自闭其门也。岱舆王先生奋起吴俗,惧道不彰,著为《真诠》一集。可谓清夜鸣钟,唤醒醉梦,苦药针砭,救济沉疴。逮我大清数十年来,经教渐开,西学接踵。际圣天子俯躬询道,穷理若渴,未必非清真之幸也。第四段马注所阐述的要点有,首先,“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随后他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西域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就是说,西域圣人之道,与中国圣人之道,可以互补共存和谐相处。其次,阐述唐宋元明清真寺名称的演变,“清教寺”(唐,长安)、“唐明寺”(唐,长安)、“清真寺”(元,长安)、“净觉寺”(明,金陵)、“礼拜寺”(明,长安)。清真寺名称的演变,就是伊斯兰教本土化历史进程的体现,也是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自觉会通的历史特点的彰显。第三,“经传未译,儒习罔闻”。明武宗(1505-1521),希望了解伊斯兰教经典,一方面,伊斯兰教经典当时未翻译为汉语;一方面,当时的穆斯林经师也不了解儒家文化,无法通过儒家文化来阐述伊斯兰教思想。最终,由于“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滞于一时”。亦即伊斯兰经师未能“学通四教”、“经汉两通”,以至于使得伊斯兰之道“滞于一时”。就是说,由于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的相互陌生、没有有效的文化会通,特别是伊斯兰经师不能“由此达彼”,既未能把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伊斯兰教经典及实地翻译为汉语,又未能较为系统地把握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没有经师自觉地运用和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阐述伊斯兰教文化。
三、“学通三教”
王岱舆在著作《正教真诠》上卷“易真”篇明确批驳《省迷真原》和《克里默解》两本书,此种批评涉及伊斯兰学者的文化立场,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态度,关涉“以儒诠经”的根本方向。《省迷真原》第十四节“解明拜佛像的根源”第一段谓:
却说一起人名为“母舌泪开”(阿文“以物配主者”,今译“穆什里克”),他们认主至甚,本无学问。鬼祟因无学问向他们诱曰:你们认主至甚,未尝见之。然后鬼祟变像异常,坐在一把椅子上,小鬼祟抬着口称真主下界。一切人见之,即时下拜。鬼祟腾空而去。此一起人因无学问,受了牢笼,他们造像膜拜,此乃拜像之原根也。
《省迷真原》第十四节“解明拜佛像的根源”第二段,引用《古兰经》文予以批驳并加以评述之后,再用作者的话和《圣训》进行劝告:
奉告诸君,此一起人,因无学问,受了鬼祟的牢笼,称了仇敌之愿,反惹下无脱之危。观此失学之人,作罪不小,兼之背道而驰,我们可该上紧得学。且幼童当送学以完父母之干系也。为家长的,当把一切教规,解明于子弟妻孥,方免后世拿问。圣人曾论曰:你们为家长的,即如牧牛羊的,复活之日,从所管的上,一定受问。又曰:在一切男女上,习学为了钦命。《省迷真原》第十四节“解明拜佛像的根源”第三段,在引经据典地劝告之后,作者联系实际,强调学习教门知识的重要:
按如今之人多有轻学者,有弟子惟上紧儒学,以图得今世高品。而高品无一得,总有得之者。细思红杏争春,能有几日也?若无常一至,其乐却矣。闭眼之后,父子牵连,而同受火刑也。此等之人,原不明道,若明其道,焉至送子为外道教生,而自己亦受其牵连也?当时我们的圣人,拿到一犯罪之人,因问他:你自幼曾读典否?其人回曰:未也。自幼失学,不知天条,任凭圣人断。圣人曰:幼子失学,尔父之罪。你父在否?回曰不在。圣人使开掘其坟,尽颺[飇]其朽骨。虽颺其骨,亦难免后世之永罪。失学之说,不可大畏乎?上引《省迷真原》第十四节“解明拜佛像的根源”的论述方式、引经据典地论证、篇幅、叙述语气等,非常像一篇“主麻”礼拜时伊玛目所讲述的“瓦尔兹”(劝诫),讲述场所是清真寺内,时间是星期五的中午“主麻”(聚礼)礼拜之前,听众是前来礼拜的穆斯林群众。
《省迷真原》第二十节“解明位台雷原根”:
真主造化地面,惟中至高,四面俱低,故把此房定名是奤儿湃(今译“克尔拜”),此意乃至高之岚也。此东土之地,西高于东,以此为证。……又明一切圣人,但有为圣之凭,受真主之命,又赐圣品,方为圣人。若无命旨,又无圣品,不敢自称为圣人。窃思儒释之道,流行东土之内,未尝传衍于外也,间有以圣呼之者,即代代传闻,而究其根,却无圣品,又无圣凭,圣人云乎哉?且儒门四子之书,亦有偶尔相合者,不过曰谈言微中,犹属半言半吐之昏,初未有能明真主之的理也。若吾教经典,篇篇段段,题主为根,而余道尽枝稍矣。对于上引两段资料,孙智伟博士准确地指出:前一则是消极对待业儒,后一则是傲睨儒家。因此才有“多读书是远教之由”的说法。王岱舆《正教真诠》上卷“易真”谓:
所谓易真者,若播糠眯目,皂白不分,上下四方,自然易位。兹缘吾道之异端,外托正教之名而内演空玄之理,以讹易正,泾渭不分,合同异随人之所欲,统众理诸教为一家。但灼见真知者少,以耳为见者多。若门外汉目之,则愈染愈深,迷不可治,良可悲也。或有粗知汉学而稍习经旨者,间亦注书于世,无非肤语浅训,不过修身而已。或有两不相通,惟以道听途说,妄自纂而成编者,若《省迷真原》是也。观之莫不窃笑,作者竟不知耻,岂不有辱清真之至道哉。然浅近者无害于浅,但得其正何妨?其妄作者一览便知,犹不足论,譬如云掩日光倾之自散何害于明?惟恐精于文翰而鲜知经义者,纵然资性明达,惜乎未经正指,遂以异端之学,搅乱清真,虽然似是而非,但其巧媚能夺人之心志,此清真之最恶,正人之深忌者也,若《证主默解》是也。王岱舆在此指出,所谓“易真”者,“兹缘吾道之异端,外托正教之名而内演空玄之理”。就是说,伊斯兰教内部的“异端”思想,对外假托伊斯兰教之名,对内演说“空玄之理”。王岱舆在此指出了“以儒诠经”的“文化会通”工作的基本学术文化要求,从专业学者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两类人不适合从事此种“文化会通”工作:第一,“粗知汉学而稍习经旨者”,甚至“两不相通,惟以道听途说,妄自纂而成编者,若《省迷真原》是也。”第二,“精于文翰而鲜知经义者”,这一类对于“文化会通”工作更为有害,因为他们汉文精通,却不懂得伊斯兰教文化,如《证主默解》。
且试举数端以徵其谬,首论其万殊一本,彼此不分,岂特人类而已,虽鸟兽昆虫,莫不与造物一体,略无差别。非迷乱之至,孰敢如是哉?故云万事万物,即若以金造器,体质本金,惟名相不同。但名相有时败坏,到得冰消泡散之时,依原成水,绝无彼此对待。据此则一概均平,无有高下,浑然同归太虚。善人闻之不善,恶人闻之愈恶。其降经差圣,及古今大会,公判之期,赏善罚恶,各有所归,至公无私,惟有真主,诚皆诳说也。所以醉梦之夫,乐此无拘,任意狂散,反讥正人不达至理。智者详之,此非虚无寂灭而谁哉?
王岱舆在此强调两个区别:其一,造物主与被造物。其二,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间的不同。不同文明之间的宗教与伦理追求不同,因此,虚无寂灭说不能成立。就是说“文化会通”并非是“文化消解”,即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消解”伊斯兰教信仰,而是在坚持伊斯兰教信仰的文化立场之上,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王岱舆借鉴并应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成果,他关于“真”的衍化对《太极图说》的借鉴和应用,就是一例。
真/真一/数一(无极)/体一(太极)/两仪(阴阳)/四象(四行)/万有
自无极而太极(元气未分)/阴(静)阳(动)/五行(金木水火土)/万物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昧真”篇里讨论了佛教文化中的相关概念,并自伊斯兰教宗教文化立场予以批评。彼云:“佛本显身说法,普度众生。虽经生死,未尝生死。”然其受生死者谁欤?据彼经教,人人是佛,无物不然,何必曰“度”也?又言:“众生无始之无明,皆从如来清净本然圆觉真心而起。即若空花,依空有相。空花若灭,虚空本体不动。无明幻灭,清净觉心不动。”据此一节,其谬有四。其一:若如来圆觉真心果然真觉,自不容无明妄起,即若圣人之心一动,念正则存,念偏即克,不然则何以为圣乎?彼圆觉真心,若容无明妄起,将何以谓之正觉真心乎?其二:若知其妄,故容其起,何异于举火自焚,而后复自扑灭乎?果能自扑灭犹可,倘不能扑灭,岂非自取其害乎?其三:若知其妄起而不能即灭,则终不能灭矣。何也?若终能灭之,彼始初自能使其不起。始初使其不起易,终来使其复灭难,未有能于难而不能于易者也。其四:若瞑然不知无明而起,即若醉梦发狂,又不可谓之圆觉真心。
在此王岱舆集中讨论佛教的相关思想理论,“众生无始之无明,皆从如来清净本然圆觉真心而起。”他从四个方面讨论了二者之间的逻辑矛盾。王岱舆在《正教真诠》“迥异”篇继续讨论儒释道的若干思想:
释家成佛则归虚空,堕落则轮转不息;玄门得道羽化成仙,天长地久,不得亦往来不已。成佛归空,难免将来复妄;成仙不死,未免乾坤有毁。即此推详,仙佛本未脱离生死,病原出于自然,岂非静极而动,动极而静乎。《性理》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气,气不能不化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噫!若天命之不能自已,并太虚聚散之不得已,二说之义,即若世人做事,妄自轻举不量己力,事到终来,欲了而不能了者也。须知人类如水中鳞介,固然出自水中,必不复成水体。未有暴虐枉法之流,叛臣贼子之类,倚强凌弱之徒,一旦归于太虚,善恶竟无着落,岂不纵了恶人,负了良善?且王法五刑之属三千,各有应得正典,况造化天地万物至公之真主哉。夫仁人尚能爱人,能恶人。设若天地之主,不与善人升天国,何以为能爱人?不降恶人于地禁,何以为恶人?上引王岱舆对于三教的论述,尤其是对于太虚、气、万物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主要是自伦理道德范畴去理解,即把宇宙观方面的问题化为人生观领域的问题,强调善恶有报,肯定天堂地狱的真实性。并引证道“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篇第四》)用先贤孔子的话,来作为证据。
金宜久先生《王岱舆思想研究》一书中有专章论述“王岱舆与中国传统文化”,并具体讨论其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借鉴与吸收,如“一与真一”、“无极太极”、“天人合一”等概念。南京大学杨晓春博士《元明时期汉文伊斯兰教文献研究》一书对此也有不少的讨论,宁夏社科院仇王军博士“王岱舆所应用佛教资料考述”一文较为集中地从文本角度讨论了王岱舆对于佛教相关文献资料的引证、论点、典故等,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思想资料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台湾学者杨晋龙“穆斯林学者王岱舆著作引述及引用经书探论”一文,从经学史角度探讨王岱舆著作引述应用儒家经典情况,有助于我们理解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明清之际以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集大成者刘智为代表的“回儒”倡导“学通四教”(儒释道回)“回而兼儒”,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诠释伊斯兰教思想,认为伊斯兰教之礼“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圣人之教,东西同,古今一”,开启了“以儒诠经”的文化会通之路,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历史性建构。
备注: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杨贵萍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文伊斯兰教著译与明清伊斯兰思想研究》(12BZJ025)的阶段性成果。原发表于“2016年宗教哲学青岛论坛”(8月27-28日)会议。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文献摘要未能刊布,特此感谢北京大学沙宗平教授赐稿。
13 3 月, 2017 12:25 下午 #276136三杯茶
会员感谢明清时期的先贤们的实践,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13 3 月, 2017 12:35 下午 #276139清茶余香
会员明清时代穆斯林学者是比较活跃的,这个时代不仅将中国伊斯兰的发展推向的新的高度,也涌现出了向马复出,刘智等回儒相通的大学者
13 3 月, 2017 12:44 下午 #276147太阳花
会员文章很长,不过受益匪浅
13 3 月, 2017 12:57 下午 #276155追随导师
会员“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赞一个!
13 3 月, 2017 1:55 下午 #276175学习了。
14 3 月, 2017 4:31 上午 #276227朝夕守慕
会员伊斯兰在中国,先贤们认识真主以后将文明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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