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话题内容不能为空。
-
作者帖子
-
28 12 月, 2009 3:25 上午 #12373
追真
会员哈宝玉,男,回族,博士,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回族、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化研究
伊斯兰教从兴起到宗教体制的形成,大约经历了三个世纪。最初的一个多世纪,是苏菲派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苏菲派开初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部分门弟子个人的虔敬行为,以崇尚道德、禁欲苦修为基本特征。七世纪末,苦行和禁欲行为在阿拉伯半岛周边地区得到迅速发展,由麦地那、库法、巴士拉等地逐渐扩展到开罗、大马士革和波斯的一些地区。与此,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苦修者、忏悔者和素食者等。后来,这种纯粹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奢华风尚的消极抗议,并发展成具有巨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这一阶段,苏菲和苏菲派的名称还没有正式出现。八世纪中叶,原来进行禁欲苦修的人士,结成无一定组织的松散团体,开始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人们提出的新问题。八世纪下半叶,松散的团体演变成苏菲派。至九世纪,苏菲派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形成,并形成以祝奈德(Abu<I></I> Qasim<I></I> al-Junayd,卒于298/910年)和比斯塔米(Abu<I></I> Yazid<I></I> Bistami,卒于260/874年)为代表的伊拉克和呼罗珊两个主要系统。十至十一世纪,苏菲派得到广泛转播,同时各地孕育出一批著名苏菲大师。十一世纪以后,安萨里重建伊斯兰教学科时,把长期受排挤的苏菲派纳入“正统派”(Ahl<I></I> al-sunah<I></I> wa<I></I> al-jamā‘a)学说中,一方面促成了苏菲派与正统学者的合流,另一方面为苏非派在伊斯兰教学科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从十二世纪起,无组织的松散的苏菲修道团体转变为组织严密的教团,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边缘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到十六世纪苏菲教团臻于极盛,达到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大体而言,苏菲派在伊斯兰教的宗教生活中居统治地位长达五、六个世纪之久,有“教中之教”之称。十八世纪以来,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苏菲教团为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独立,在历次斗争中揭竿而起并取得胜利。至今,它不仅是宗教中的主要派系,而且也是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主要力量。</P><P> 一、研究的基本回顾及现状</P><P> 多年来,如何评价苏菲派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问题,尤其是随着我国对伊斯兰教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苏菲派在中国的影响问题一一传入中国的时间,传入路线与传入方式、苏菲派与中国门宦的关系、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的关系、与一般穆斯林信仰的关系,等等,都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关注。为此,有必要就近年来国内外对苏菲派的研究作一概略介绍。<BR> 唐永徽二年(651),伊斯兰教经“香料之道”和“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一些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苏菲传教士便陆续踏上这个文明古国的国土,如来东南沿海的“三贤”<I></I> 。十世纪末,苏菲派已传入中国新疆,当时已有少数苏菲信徒在新疆活动。十一世纪以后,中国内地已有一些苏菲信徒活动。到了元代,苏菲信徒的数量有所增加,《元典章》提到的“迭里威士”就是波斯语“苦修者”的音译。同时,中国穆斯林的有识之士亦把他们的慧眼投向伊斯兰文明古国,他们含心茹苦,爬山涉水,足迹万里,前往麦加朝觐或游学于波斯、阿拉伯和中亚地区,寻师求教,研习苏菲学理。如哲赫忍耶门宦的马明心、华寺门宦的马来迟等。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西北甘宁青地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苏菲教团——门宦(四大门宦:哲赫忍耶、虎夫耶、嘎德忍耶和库布忍耶,以及新苏菲派西道堂)。而对其思想的介绍和论述,大约始于明清之际。明清苏菲派思想的传播由两条路径展开:一是明清穆斯林学者的汉文译著推动了苏菲派思想在伊斯兰学术界特别是民间的广泛传播。如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等。二是经堂教育及其采用的阐宣苏菲派思想的部分经典。这两条途径基本上是“口耳相传”式的。而学术性的分析研究却起步较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始有金宜久在《伊斯兰教概论》中较为详细的论述,伴随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苏菲派与中国门官”<I></I> 和“苏菲派与汉文伊斯兰教著述”<I></I> 等,马通的“苏菲派的产生、发展和传播”<I></I> 、“华哲•阿布都•董拉希与祈、马、鲜三门”<I></I> 、“赫达耶通拉黑与马守贞”<I></I> 和“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与西北穆斯林”<I></I> ,勉维霖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的教职及传承世系”<I></I> 和“回族伊斯兰教苏菲派学术思想渊源”<I></I> ,杨怀中的“对西北地区伊斯兰教苏非派的几点认识”<I></I> 、“论十八世纪哲赫林耶穆斯林的起义”<I></I> 和“甘宁青回族中的苏菲派”<I></I> ,王怀德的“苏菲派的演变与门宦制度形成的特点”<I></I> ,冯今源的“关于门宦教派问题的刍议”<I></I> ,杨克礼的“伊斯兰教苏菲派哲学思想初探”<I></I> ,高占福的“论中国伊斯兰教的门宦”<I></I> 等。由西北门宦溯源至新疆依禅派,进而揭示其与中亚苏菲教团道统渊源的论文有:王守礼的“新疆依禅派研究”<I></I> ,陈国光的“回回二十五史到中原考——关于新疆伊斯兰神秘主义在内地传播问题”<I></I> 、“新疆历史上的伊斯哈克耶——兼论我国哲合林耶的来源”<I></I> 和“中亚纳合西班底教团与中国新疆合卓、西北门宦”<I></I> ,陈慧生的“试论清代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的斗争及其影响”<I></I> ,等等。在这一领域中,最先取得突破的学术专著有:1981年勉维霖的《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本书对宁夏伊斯兰教的教派门宦作了介绍,并对其特征、历史演变、教义修持及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关系作了精辟分析。1983年,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的出版,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把中国伊斯兰教主要教派与门宦及其支系的教义渊源、发展、现状,以及他们的修持和礼仪等全面地展现了出来,将教派门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被视为当代教派门宦研究“筚路蓝缕的开山著作”。1986年,作者撰著的《史略》“姊妹篇”《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的出版,使教派门宦的研究更加深入。勉维霖和马通的鼎力著作,不仅使中国教派门宦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推进了中国苏菲派研究与国际学术界广泛深入地交流并与之接轨。<BR> 九十年代初以来,具备一定水平的苏菲派专著、译著、论文集、资料集相继出现,有些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陈德成的“苏菲派的思想渊源”<I></I> ,吴云贵的“新兴苏菲教团概述”<I></I> ,周燮藩的“苏菲主义概述”<I></I> 、“伊斯兰教苏菲教团与中国门宦”<I></I> 和“苏菲派与明清之际的中国伊斯兰教”<I></I> ,金宜久的“苏菲派与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I></I> ,张玉兰的“11~15世纪的印度苏菲派”<I></I> ,王建平的“波斯苏菲与中国塔利格的历史联系”<I></I> ,沙宗平的“伊斯兰‘塔骚屋夫’探析”<I></I> ,马桂芬的“胡门门宦的历史沿革”<I></I> ,马效佩的“伊斯兰与苏菲行知”和“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I></I> 等等。这些成果多侧面、多角度地论述了苏菲派的历史、现状、未来及与门宦的关系。金宜久的《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一书,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论著对苏菲派的起源、发展过程、苏菲神秘主义学说体系、功修道路、苏菲派与逊尼派、什叶派的区别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刘正寅和魏良弢合著的《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则是对西域和卓家族的专题研究。2002年,唐孟生的《印度苏菲派及其历史作用》(经济日报出版社)和张文德的《中亚苏菲派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两著,是对地区苏菲派较好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2006年,王俊荣的新著《天人合一,物我归真:伊本•阿拉比存在论初探》(宗教文化出版社),在充分运用阿拉伯文资料的基础上,对具有历史影响的苏菲著名人物伊本•阿拉比及其思想做了专题研究,使我国学术界对伊本•阿拉比的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上述成果反映了这一主题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新进展和新突破。而一些阿拉伯波斯文著作的翻译出版,给苏菲派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安萨里的《圣学复苏精义》(商务印书馆,2001)、《迷途指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和伊玛目•冉巴尼•希尔信迪的《麦克图巴特•书信集》(香港天马出版社,2005),以及元文祺等人翻译的《波斯经典文库》(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等。李琛的《阿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苏菲派的思想流变。<BR> 国外苏菲派的研究起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涌现出不少研究苏菲派的学者和著作。在此,就代表性成果略作介绍。<BR> 西方对苏菲派的研究是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的侵略而进行的,也和西方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分不开。1821年,法国学者托洛克在其《苏菲派或波斯泛神论神学》对苏菲派作了广泛的探讨,这可能是研究苏菲派的最早著作之一。从这时起西方学者开始对苏菲派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尔后,英国学者尼克尔森的《伊斯兰教神秘派》(《The<I></I> mystici<I></I> Islami》,伦敦,1914)、《伊斯兰神秘主义研究》(《Studies<I></I> in<I></I> Islamic<I></I> mysticism》,剑桥,1967)等,以大量的阿拉伯文原始资料为依据,通过详细的考证和精辟的分析,说明苏菲派形成的历史过程,总括了苏菲派的基本内容。不仅如此,尼克尔森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著名苏菲学者的著作,如胡吉维里的《掀开帷幕》(《Kashfu<I></I> Al-Mahjūb》,<I></I> 伦敦,1936)、鲁米的8卷本《玛斯纳维》(《The<I></I> Mathnavi》,8<I></I> vols<I></I> ,伦敦,1925-1940)等。尼克尔森著作的问世,把西方学术界对苏菲派的研究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另有M.史密斯的《近东和中东的早期神秘主义研究》(《Studies<I></I> in<I></I> the<I></I> early<I></I> mysticism<I></I> in<I></I> the<I></I> Near<I></I> and<I></I> Middle<I></I> East》,<I></I> 伦敦,1931)和《神秘者安萨里》(《al-Ghazali<I></I> the<I></I> mystic》,伦敦,1944)等。<BR> 在西方学术界,二战后的成绩更为突出。如尼克尔森的《鲁米:诗人和神秘者》(《Rumi,Poet<I></I> and<I></I> Mystic》,伦敦,1950)、阿伯里的《苏菲主义》(《The<I></I> mysticism》,伦敦,1950)、M.史密斯《苏菲的爱之路》(《The<I></I> love’s<I></I> road<I></I> of<I></I> sufis》,<I></I> 伦敦,1954)、《神秘者之路》(《Road<I></I> of<I></I> mystic<I></I> 》,<I></I> 伦敦,1976)等,这些成果把苏菲派的研究引向深入。尔后,在马西农的带动下,法国学者在苏菲思想的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如科尔班的《伊本•阿拉比苏菲学说中的创造性想象》(1958)、《阿维森那和直觉的叙述》(1960),安纳瓦迪和加尔德德《穆斯林神秘主义者》(1961)等。日本学者井筒俊彦(Toshihiko<I></I> 1zutsu)的《苏菲派和道教关键哲学概念的比较研究》(《A<I></I> comparative<I></I> sdudy<I></I> of<I></I> the<I></I> key<I></I> philosophical<I></I> concepts<I></I> in<I></I> Sufism<I></I> and<I></I> Taoism》,东京,1966)。对苏菲教团的形成、组织、仪式等的研究,特里明汉的《伊斯兰教苏菲教团
28 12 月, 2009 3:25 上午 #153130追真
会员》(《The<I></I> Sufi<I></I> Orders<I></I> in<I></I> Islam》,<I></I> 伦敦,1973)最有代表性。全面论述苏菲派的著作以安娜玛丽•希梅尔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领域》最具权威。而与我国西北特别是新疆苏菲教团有渊源关系的中亚苏菲派研究的成果也较丰硕。如“S.M.德米多夫的《土库曼斯坦的苏菲派》(1978)、拉赫马诺夫和伊乌苏波夫的《花刺子模的圣地及其渊源》(1963)和A.沙法罗夫的《德尔维什派的起源及社会本质》(1975)等”<I></I> 。印度学者赛义德•莱兹维的《印度苏菲主义史》(Saiyid<I></I> <I></I> Athar<I></I> Abbas<I></I> Rizvi,《A<I></I> History<I></I> of<I></I> Sufism<I></I> in<I></I> India》,新德里,1978)不仅是研究印度苏菲派的力作,也是研究我国新疆苏菲派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论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弗莱彻教授的开拓性著作《中国和伊斯兰教的内亚研究》(Joseph<I></I> Fletcher,《Studies<I></I> on<I></I> Chinese<I></I> andIslamic<I></I> Inner<I></I> Asia》,1995)探讨了也门和麦加的道堂与中国门宦的内部联系。而弗氏的《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迪耶》(《The<I></I> Naqshbandiyya<I></I> in<I></I> Northwest<I></I> China》,1995)则对西北虎夫耶、哲合忍耶门宦与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当代伊斯兰研究著名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的《伊斯兰教精神:神秘显现》(《Islamic<I></I> spirituality<I></I> :<I></I> manifestations》,纽约,1991)和《需要神圣科学》(《The<I></I> need<I></I> for<I></I> a<I></I> sacred<I></I> science》,纽约,1993),威廉姆•W•柴提克的《苏菲主义:一个简短的导论》(《Sufism<I></I> :<I></I> a<I></I> short<I></I> introduction》,牛津,2000)以及尼克尔森《伊斯兰神秘主义研究》(2004)的再版,使苏菲派的研究更加深入。总之,西方学者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但他们因受西方社会史观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不免存在一定的不足,一些观点尚待商榷。当然,不能忽视西方学者对苏菲派的研究,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这一现象做出的解释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BR> 应该说,穆斯林学者研究苏菲派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在二战前苏菲派研究基本上是纯西方的东方学者的研究活动。<BR> 早年,一些穆斯林学者把西方势力统治伊斯兰世界的责任归咎于苏菲派的传播。因此认为西方研究苏菲派是“一种殖民主义者的密谋”<I></I> 。这话并不无道理。客观的说,西方对苏菲派的研究是伴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的侵略而进行的,也和西方对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研究分不开。<BR> 长期以来,受西方教育的或世俗化的知识分子往往以西方的价值观来作为观察和判断问题的标准,对宗教持轻视态度,或多或少地否认伊斯兰教的法典礼仪、社会准则或生活方式。自19世纪初以来,倡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学者只限于对伊斯兰教法的恢复和宣传,而忽视苏菲派思想,甚至对其持否定态度,造成苏菲派在伊斯兰世界长期得不到重视和研究。尽管苏菲派在伊斯兰“西化知识分子”眼中一文不值,但在民间却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二战后,当穆斯林知识分子意识到离开研究苏菲派很难完整地研究伊斯兰教思想时,波斯、阿拉伯、印巴次大陆和土耳其的学者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们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资料,逐渐地把精力投入到这一工作中。但是,他们转借或翻译过来的研究成果,在学术观点上不可避免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不可避免的带有西方学者的偏瑕和局限。<BR> 近几十年来伊斯兰世界开始重视对苏菲派的研究,不仅整理出版了历史上一些著名苏菲大师的遗作,而且把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乌尔都文、土耳其文著作翻译出版。在黎巴嫩贝鲁特出版了诸如安萨里的《迷途指津》(Al-munqzu<I></I> min<I></I> Al-dlāl,贝鲁特,1980)、沙赫勒斯坦尼的《宗教与教派》<I></I> (Al-milal<I></I> wa<I></I> Al-nihl,贝鲁特,1992)、艾布•嘎斯姆•古什里的《古什里苏非学论集》(al-risāl<I></I> al-qushair<I></I> fi<I></I> ‘ilm<I></I> al-<I></I> tasawwuf,贝鲁特,<I></I> 2001)、吉里的《完人》<I></I> (al-lnsan<I></I> al-Kamil,贝鲁特,2000)、比斯塔米的《苏非派全集》(al-majmū‘a<I></I> al-sufiyah<I></I> al-kāmila,贝鲁特,<I></I> 2004)等名著和权威性的苏菲派术语辞书如由安瓦尔撰著的《苏非派术语词典》(M‘ajim<I></I> al-mustalhāt<I></I> al-sufiyah,黎巴嫩书局,1993)<I></I> 和里法格•阿吉姆主编的6卷本《伊斯兰苏非派术语百科全书》(Mwsu‘a<I></I> mustalhāt<I></I> al-tasawwuf<I></I> al-islami,黎巴嫩书局,1999)以及穆罕默德•杰拉里•舒勒福(Muhammad<I></I> Jlali<I></I> shrf)的研究论著《伊斯兰教苏非派研究》(Dirāsāt<I></I> al-<I></I> tasawwuf<I></I> al-islami,贝鲁特,1984)等。埃及自古是苏菲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向来重视苏菲派的研究。60年代重新编辑出版了赛剌吉•图西(Al-sirāj<I></I> Al-tūsī)的《光耀》<I></I> (Kitāb<I></I> Al-lum‘a,开罗,1960)、卡拉巴兹的《认识苏非派》(Kitāb<I></I> al-ta”arruf<I></I> li<I></I> Madhhab<I></I> ahl<I></I> al-tasawwuf,开罗,1960)以及伊本•阿拉比的《智慧的珍宝》<I></I> (Fusus<I></I> al-Hikam,开罗,1967)和《麦加的启示》<I></I> (al-Futuhat<I></I> al-Makkiyya,开罗,1967)等名著。研究性的代表论著主要有:埃及学者阿菲夫(Abū<I></I> al-‘alā<I></I> Afīfi)的《苏菲派:伊斯兰教的精神革命》(al-<I></I> tasawwuf<I></I> al-thwrt<I></I> al-ruhiyah<I></I> fi<I></I> al-islam,亚历山大,1963)、伊布拉欣(Ibrāhīm<I></I> Busyūni)的《伊斯兰教苏非派的传播》(Nasha′t<I></I> al-tasawwuf<I></I> al-islam,开罗,1969)、侯赛尼的《存在单一论哲学》(Falsaf<I></I> Wahdt<I></I> al-wujūd,开罗,1997)<I></I> 和艾布•沃法•塔夫塔扎尼(Abū<I></I> Wfa<I></I> Taftazani)的《苏菲派入门》<I></I> (Dāhl<I></I> al-tasawwuf,开罗,1983)等,黎巴嫩学者穆罕默德•杰拉里•舒勒福(Muhammad<I></I> Jlali<I></I> shrf)的《伊斯兰教苏非派研究》(Dirāsāt<I></I> al-<I></I> tasawwuf<I></I> al-islami,贝鲁特,1984),海湾国家中科威特学者阿布杜•热哈曼的<I></I>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苏非思想》(al-fikr<I></I> al-sūfi<I></I> fi<I></I> dwu<I></I> al-<I></I> Kitāb<I></I> wa<I></I> al-suna,科威特,1986)和穆罕默德•阿布杜•茹伍夫(Mahmmud<I></I> ‘Abd<I></I> al-rwūf)的《苏菲探真》<I></I> (Al-kashaf<I></I> an<I></I> Haqīqt<I></I> al-sūfiyah,约旦,1994)等,这些成果的出现使苏菲派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但遗憾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对苏菲派的研究出现两个极端,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过于标榜苏菲派,甚至出现赞美之辞;另一种则过于批评贬损。尽管如此,仍不乏有如埃及阿菲夫那样的公正学者。<BR>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苏菲派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前瞻性,它不仅填补了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为我们提供和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资料,这是我们值得庆幸的。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研究中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叙述历史较多,分析问题较少;资料翻译较多,剖析问题较少;面上研究较多,点上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因受社会史观、研究方法和资料取舍的影响,东西方学者的研究亦有较大差异。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学者占有原始资料较多,但缺乏足够的理论水平。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虽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但缺乏对苏菲派理论和实践更为准确的把握。因此,对苏菲教团尚需进行创新性的基础研究。</P><P> 二、展望与现实意义</P><P> 苏菲派既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也是伊斯兰教研究中的核心领域之一,虽然富蕴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在研究中存在很大的难度,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些领域甚至是不敢逾越的禁地,如对苏菲教团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学术界对此也有诸多不同的声音,致使苏菲派研究处于一种“尴尬”的学术境地。尽管现实研究与苏菲派的实际作用还存在一段距离,但长期以来,苏菲派思想都是阿拉伯乃至世界历史学家、哲学家、宗教学者和穆斯林大众广泛关注的对象,其影响和作用关涉诸多方面。<BR> 1、苏菲派在伊斯兰教思想史中的重要性<BR>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通常认为苏菲派只是一个宗教派别,因此对其研究领域仅仅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事实上,从一定程度上说苏菲派更是一种认识宇宙的态度,是一种现实生活方式。在这种认识论和世界观的支配下,历史上孕育出诸如赛剌吉•图西<I></I> 、卡拉巴兹<I></I> 、古什里<I></I> 和伊本•阿拉比<I></I> 等大批苏菲学大师和学者,以及如伊本•西那、安萨里和伊本•赫勒敦等著名苏菲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整个伊斯兰教精神的构建中却起到重要作用。早一点说,自苏菲大师哈拉吉之后,苏菲派成为继沙里亚(Shar‘a)和教义学(Kalam)之后的伊斯兰教的又一重要学科。伊斯兰著名思想家安萨里曾把伊斯兰学科划分为四大门类:教义学、内学、哲学和苏菲学;<I></I> 有的学者分为教义、教法、苏菲和哲学四种;<I></I> 有的学者则从纯粹宗教学角度将其分为两大类:苏菲学和教法学。<I></I> 从这几种划分中,我们发现苏菲派在伊斯兰学科和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产生和所发生的事件是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方面。著名历史学家吉布说:“如果对苏菲派的运动及其因果关系不能耐心地并以学者的公正态度进行研究,便不能写出一部令人满意的伊斯兰教历史。”<I></I> 从纯粹宗教学意义上说,伊斯兰教思想始终以“真主独一”为主线,脱离了“唯一论”思想就不可能是伊斯兰教,一部完整的伊斯兰思想史尽管包括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经济和法律等诸多方面。但作为“思想史”而言,却不能离开苏菲派思想。<BR> 2、苏菲派在伊斯兰哲学史上的地位<BR> 历史上,与哲学一样,虽然宗教也讲世界整体问题,讲最大最高的普遍性,但它与哲学始终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哲学诉诸的是人类的理性。宗教与哲学虽有区别,但又紧密联系,在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宗教意识始终渗透着哲学问题。对伊斯兰哲学<I></I> 而言,更为如此。伊斯兰哲学的主体离不开苏菲派思想,其诸多不解问题都是靠着苏菲派思想来进行解释和回答的。近代以来,苏菲派在诸如北非、印巴次大陆、中亚等伊斯兰世界非常盛行,其哲学思想对当地穆斯林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伊斯兰哲学对中世纪欧洲产生过重要影响,引起西方学术界诸如马西尼翁和尼科尔森等著名“东方学”学者的足够重视。时至今日它仍是整个人类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28 12 月, 2009 3:25 上午 #153131追真
会员因此,说伊斯兰哲学史倒不如说是苏菲派哲学史更为确切。<BR> 3、苏菲派与中国穆斯林文化<BR> 苏非派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受资料所限无法确定具体的起始年代,著名的苏非殉道者哈拉吉于905—912年到印度和中亚传道,最后到了我国的吐鲁番(高昌)。哈拉吉的事例说明,至迟在十世纪初,苏非派的传教活动已从中亚进入我国西部边陲。从宋、元至清陆续到内地传道授业的苏非传教师,使苏非派有了较大范围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穆斯林的哲学思想、文化教育(主要是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穆斯林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因此,一部完整的中国穆斯林文化史离不开苏菲派所蕴藏的文化意蕴。<BR> 4、苏菲派与西北地区门宦<BR> 我国西北是苏菲派最早传入的地区,苏非教团比较集中,信众较多,范围较广,历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在当代伊斯兰世界还是我国穆斯林社会,苏菲教团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我国西北教派门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和挑战性的新情况、新问题,给社会和谐稳定、地区宗教和顺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因此,开展和加强苏菲派及其现实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我国伊斯兰教史、哲学和宗教学术史有益,更重要的是对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的稳定有现实意义。<BR> 从上述意义上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深入地研究苏菲派、对苏菲教团与门宦进行历史与现实、现象与本质、局部与整体的比较研究就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探讨,更重要的是它对我国现阶段社会和谐、稳定,宗教和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作者帖子
- 哎呀,回复话题必需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