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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 月, 2016 7:10 上午 #30810
堂吉诃德
会员哈的大师:元代回回法的执行者
杨清林“元时回回遍天下”,这句话准确、恰当地反映出大元帝国疆域之内,回回人之众多。
“回回法”一词,见于《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七年秋七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以仓库官盗欺钱粮,请以宋法黥而断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此处所说的“回回法”,指的是回回人的办法或法规。由于伊斯兰教渗透到回回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回回法也深深地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最高统治者来自于草原游牧文化的蒙古族,而被统治者则是农耕文化背景的汉族和其他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多民族、多种文化共存的事实,必然形成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回回法与蒙古法、汉法共同构架了元代多元的大元帝国的法律文化。
穆斯林在华小史
“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麋集者日康府(即今广州)。其处多有伊斯兰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兰教商贾即多居广(康)府,中国皇帝因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穆斯林共同祈愿,朗读先圣戒。终讲时,辄与祈愿者共为伊斯兰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古兰经》、圣训及伊斯兰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地方者,皆颂声载道也。”
这是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在公元九世纪到中国、印度等地经商,回国撰写的《苏莱曼游记》,成书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书中列举自阿曼到中国所经海洋与岛屿的情况,详尽地介绍了当时阿拉伯人聚集地——广州蕃坊情形。
文献资料显示,唐宋时代,在海外贸易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来华穆斯林就已经结成自己特殊的群体,存在相应的管理机构。汉文文献中将来华穆斯林称作“番商”、“番客”,他们聚居的地方称“番坊”,其头领曰“番长”或“番人长”。宋代,番商居留中国的远较唐时为多。宋代原则上规定番客不得与“华人杂处”,因此划置特定区域作为穆斯林社区。有一点是要说明的,番坊里的居民大部分是伊斯兰教教徒,但也有一些非穆斯林的。
元代史书对穆斯林的异译为“木速蛮”,在元代汉文文献中通常将西域各族穆斯林称为回回。蒙古西征时,中亚回回人大批被掳,当地上层贵族也有率其部属投诚者,他们进入中原后多被编入军队。其中回回军士单独编为军队,《元史》多处记载: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七月“签诸道回回军”,至元八年九月“签西夏回回军”,至元九年五月“罢签回回军”等记载。回回军多驻守各地,大都(今北京)则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主要掌回回炮制造及领回回炮手军匠。
大元帝国境内的穆斯林,大部分是蒙古西征以来从中亚、波斯各地所俘的工匠和其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以及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人,小部分是唐宋时期寓居中国的大食、波斯人的后裔。穆斯林商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名,早在蒙古兴起以前,他们就经常来往于蒙古高原和西域、中原各地,操纵了游牧民与农业地区间的贸易。成吉思汗建国后,许多穆斯林商人投充蒙古贵族的“斡脱”,替他们经商、放债牟利。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部属二三人组成了一支四百五十人的大商队,赴花剌子模贸易,成员全是穆斯林。随着蒙古对西域诸国的征服和驿道的设立,东西交通更加便利,蒙古统治者对西域商人又给予种种优待,因此元代来中国经商的西域各地穆斯林商人远较前代为多。在蒙古人统一南中国前,这些商人在蒙古人征服的中亚、西亚、东北亚,乃至亚欧大陆间大规模进行跨国、跨地区的行商,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忽必烈中统年间(公元1260—1263年)中都(即后来的大都,今北京)已有回回人约3000户,多为富商大贾、权势富贵之家。
元蒙统治者常把哈剌鲁、阿儿浑、康里、钦察、阿速等族与回回一起,泛称为回回,有时将回回人与色目人互相混用。色目人由于在蒙元统一全国过程中立有战功,因而受到元廷的优待和重用。元代实行四等人制,正式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色目人为第二等人,仅次于蒙古人。
回回体例为法律所认同
蒙古统治者于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后,在确保其最高统治权益的前提下,基本按照“成吉思汗皇帝降生,日出至没,尽收诸国,各依风俗”的原则,允许诸色人户各依本俗处理本族事务。从中央到地方设立许多管理民族和宗教事务的机构,在中央设宣政院,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兼理吐蕃地区事务;设崇福司,掌管基督教事务;集贤院下设机构掌管道教事务;设回回哈的司,作为管理伊斯兰教教徒的机构。
当时入居中国各地的穆斯林甚多,朝廷许以本俗处理穆斯林事务,专设回回哈的司,作为管理回回人和伊斯兰教的机构。
回回哈主官称哈的大师,是伊斯兰教法官的称呼,由精通伊斯兰教法和教理的学者充任。职责有三个方面,其一,“掌教念经”,这当然是宗教经师的份内之事;其二,为君主“祝寿”与“祈福”。穆斯林在聚礼时为君主祈祷的惯例始于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时代。不仅伊斯兰教,元朝其他宗教也都负有此任务;其三,掌回回人“刑名、户婚、钱粮、词讼”,这才是哈的作为宗教司法官员最本质的工作。
《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记载了很多哈的大师按“回回体例”断处的案例。
忽必烈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大都路麻合马由媒人法都马作媒说合,将女阿赊许阿里之子狗儿为妻,阿里下与麻合马聘金金脚玉版环儿一对,红丝一个、绢二疋、盖头一个、羊二口、面一担、酒三十瓶。女方未过门,男方身死,双方家长为聘礼发生纠纷,官司打到大都路,回回哈的大师不鲁溪向官方提出解决意见:“回回体例,女孩儿不曾娶过死了的孩儿,若小叔接续,女孩儿的爹娘肯交收呵,收者;不肯交收呵,下与的财钱回与一半,这般体例。”回回大师依照回回法对此类问题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让男方小叔收继,二是返回男方家礼财一半。大都路官员因没有先例,不知应如何处理,于是上报中书省。回复是“仰更为审问无差,依理回付一半财钱施行。”认可了回回人的法律习惯。
“回回体例”便是“回回法”的另一说法。伊斯兰教法中将聘礼视为男方对女方的一项义务,《古兰经》第四章第四节中说:“你们应当把妇女的聘仪,当做一份赠品,交给她们。”伊斯兰教法中确有聘礼减免的规定,如果婚姻双方尚未圆房即解除婚约,所定聘礼减半,此种情况被称作法定减免。回回大师不鲁溪解决回回人聘礼纠纷依据的当然是伊斯兰教法。
同样聘礼纠纷,在中原则是下聘礼后定婚夫死,女方家不退聘财。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马三下聘财后,没等娶妻自己就死了,马三家人要求女方返回聘财。中书省回复是“相度马立男马三定亲未曾成婚,马三身故,元(原)下聘财难议回付,仰照验施行”。
法律文化间的冲突
在元代的法律文化体系中,蒙古法属于游牧社会的法律文化,汉法属于农耕社会的法律文化,伊斯兰教法则带有极其浓厚的商业社会的特征。三种法律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不同,那么差异也就明显地存在,法律文化间的冲突也事实上存在。
回回人与蒙古人之间法观念的冲突在蒙古国时期就已出现。伊斯兰教法严格区分洁净与不洁的概念,规定洁净是穆斯林履行宗教功课的先决条件,大多数教法学著作是从洁净概念开篇的。但是蒙古札撒禁止蒙古人洗衣服,直至穿破为止,禁止说某物是不洁净的等等。这一类习惯法的产生,显然与蒙古人游牧生产方式,以及生活在水源珍贵的草原地带有关。穆斯林的生活规范与蒙古人显得格格不入。蒙古札撒规定,春天和夏天,任何人都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坐于水中,不在河中洗手,不用金银器汲水,也不把湿衣服铺在草原上。可是对穆斯林而言,为礼拜而做水净是必然的事。
《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窝阔台合罕和察合台一起出猎,他们看到一个穆斯林坐在水中洗澡,严守札撒的察合台想杀掉这个穆斯林,窝阔台则命令将其看管,私下令人将一枚银币投入水中,制造穆斯林为打捞银币入水的案情,从而使其绕过札撒而得宽恕。这个事件背后隐藏的当然是法观念间的冲突。
《元史•世祖本纪》中沙不丁提出的对仓库官盗欺钱粮者“断其腕”的处罚,是伊斯兰教刑罚的体现。在宋元时期中原汉地的法律制度中,刑罪分笞、杖、徒、流、死五种,称为“五刑”,无断手这一刑种,对犯盗窃罪者,依其所盗财物价值,判以杖刑、徒刑、流刑,并刺字。蒙古人的法律观念中,对偷盗者处以偷一罚九的惩罚。与此不同的是,伊斯兰教法对偷盗者的惩罚却是断手。元世祖没有采纳沙不丁的意见,就是考虑到汉法与回回法的处罚方式差异。
哈的大师职权被限制和削弱
穆斯林移民大元帝国,仍世代保持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制度和习俗。到元顺帝时,礼拜寺(俗称回回寺)遍及全国各地。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政策,因其俗而治其民。根据成吉思汗的“札撒”,给予伊斯兰教掌教人员等以免除赋役的优待,伊斯兰教的礼拜寺和佛寺、道观一样得到政府的保护。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都不受限制。
回回人构成了色目人中的很大部分,政治上颇受统治者信任,于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中任要职者不少。回回人阿合马是元世祖忽必烈最为倚重的宰相,他和同党桑哥、伯颜(又称赛典赤)、梁暗都剌等相继执掌全国财政大权二十年之久,着重于整顿户籍,增加赋税,发展国家控制的商贸。但阿合马在任上有恃宠贪权,骄横跋扈,打击异己,以权谋私等行为,因而引起朝中勋旧大臣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富商大贾们的反对。
元代中期以后,蒙古人渐渐熟悉了唐宋以来的传统统治制度,加之穆斯林按教规所实行的一些宰牲、沐浴等仪式和蒙古人的一些习俗相左,基督教又借此挑起事端,蒙古统治者为了打击回回人的势力,便调整了相关政策。
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元仁宗即位,裁撤回回哈的司属,规定“哈的大师止令掌教念经,回回人应有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并从有司问之”。把哈的大师的职掌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交由地方司法部门掌管。第二年,也就是元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十二月,朝廷下诏:“敕回回哈的如旧祈福。凡词讼悉归有司,仍据还先降敕书。”
但实际上回回人相互间的诉讼,大都仍按旧制由哈的处理,只有无法解决的案件才向官府陈告。
元泰定帝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泰定帝病死,诸王争夺地位,签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谋立元武宗的儿子周王,回回人丞相倒剌沙等拥立泰定帝八岁的皇太子,元武宗的另一个儿子怀王率先即位,就是元文宗。后来元文宗击败所有对手,命各地追究倒剌沙的同党,再次下令裁撤回回掌教机构,穆斯林势力受到一次较大打击。
裁撤哈的司实际上也是不同法律文化间围绕司法权限的斗争一种体现。元朝统治者从统治权益考虑,剥夺掌握在哈的手中的司法权力。哈的大师职权逐渐被限制和削弱,并最终限制于穆斯林宗教生活和很有限的日常生活领域(如饮食、证婚、丧葬)。随着哈的的消失,回回人的司法诉讼、税赋、差役等则由当地政府管辖,民政和执法的权力被收归国家政权所有。
5 11 月, 2016 1:09 上午 #262255行者非武松
会员非常详实的好文章!
5 11 月, 2016 12:26 下午 #262326白轮船
会员这还是第一次知道,回回法还曾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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