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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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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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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扎卡里亚并非孤立的个案
      我想在这里简单谈谈克扎维的情况,他是我读高级技术员文凭时的同学。就是在佩皮尼扬认识的克扎维,他入学时,我已经入商业技术文凭二年级了。我当时23岁,他大概也就20岁,来自蒙彼利埃,是个高1.87米的大块头的快活的年轻人。女孩子们说他的微笑十分迷人。实际上克扎维不仅身材魁梧而且心地善良,性情和蔼也爱交流。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乐不可支。当我们同学之间在自己家里组织晚会时,只要克扎维在场,气氛就一定会很活跃。克扎维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让我们忍俊不禁。对他来说,世界上似乎不存在忧愁,他是那么的精明快活,趣味横生。我在佩皮尼扬生活的时间不算短了,通讯录上男孩女孩的名字也记下了不少,克扎维对女孩子们的地址尤感兴趣。认识克扎维之后,很快我们就成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
      他身上有点什么“东西”,我也难以说明白,也许就是他的魅力吧,因为这个,我们什么都可以原谅他。他愉快而滑稽,总在开玩笑,有时即使有点过分,但看到他天真的样子我们也就不多怪他。有一天,他驾车载福佳、扎卡里亚和我去蒙彼利埃,我们找地方停车。一辆车在我们前面停下来,他看到了一个位置,当他打灯停车的时候,克扎维已经把车停在这个位置上了,正当我们下车时,这个驾车的人才发现我们已占了这一位置,他当时气得不知说什么好。克扎维这时却对他说:“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然而,这个人驾的是一辆中型越野吉普,克扎维这么说是太夸张了,然而,他的微笑,他的天真的样子反而使那个人笑起来了。这就是克扎维。
      使我们成为好朋友的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我们俩人都知道生活的艰辛,克扎维同我和同扎卡一样,他了解扎卡是因为他们共同的学生生活,对“种族主义”这个词有深刻的体验。克扎维是一个黑人。实际上,我们的肤色几乎是一样的,我们不需要交流,就心照不宣地明白这种肤色的人的感受。克扎维来自非洲,他们将白人称为“杜巴布”,他有时不无自嘲的说:“那些杜巴布,他们很喜欢那些能逗他们笑的为他们服务的黑人。”
      克扎维和我,还有其他的伙伴,我们几乎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晚会中度过的这一年。学年结束后,我就离开了佩皮尼扬。但是我同克扎维仍然保持着友谊,对我来说,克扎维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慷慨大度,我们情重如山。
      一年之后,克扎维也读完了他的高技文凭,那时,扎卡里亚已经去了英国。不过扎卡里亚经常回来,因我同克扎维时常见面,他们两人也时时相遇,扎卡里亚对克扎维,就像他同别的伙伴一样,讲述他在英国如何如愿以偿地成功地在大学注册,毕业时他就可以拿到一个国际商业硕士文凭等。对于他的同年级的同学来说,这种文凭相当于高等商业学校文凭,但因为是在英国获得的,在写简历的时候,就更为吸引人一些。他的这些同学中的人有些就有些动心。扎卡里亚对克扎维表示,他如果去伦敦,开始时他可以帮助他,因为他现在比较了解伦敦,知道怎样才能在伦敦待下来。他还对克扎维说,他甚至可以帮他准备硕士注册考试,告诉他自己是如何成功的。扎卡是一个诚实的又可以依赖的朋友。
      克扎维对这一前景动了心,最后终于决定了。他的同年级的一个同学,哈秋木同他一起于1993年出发去伦敦找扎卡里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第一年很平常地过来了,哈秋木后来也这样跟我说,克扎维成功地考上了商业硕士班,同扎卡里亚差不多一样经常回法国,回来看他的家庭,尤其是他的母亲,他对母亲怀有深情。他当然也来见见我们这些老朋友。他对我们也是这样说的,英国这个社会,看起来很宽容,因为各个种族、国籍的人都有,但实际上仍是建筑在社团的框架上,各个族群之间互不往来。他觉得英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分割的程度比法国尤甚。他回法国时,仍然同原来一样,快活、有趣、逗人爱。他同扎卡里亚简直形影不离,有一个夏天,他们还一起去了塞内加尔。
      1995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克扎维。他同我及我的妻子,我们一起度过了几个晚上,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照片,有一张,他坐在我的小套房的床上,面对相机笑容可掬,右手夹着一根烟。另外一张,他躺在床上,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他的头发很短。克扎维告诉我们,他已经皈依了伊斯兰,他选择了尤素福作为他的穆斯林名字,不过他似乎不行仪式,也不祈祷。他的行为举止一点都没有变。他同我谈过贝克街的清真寺,并十分自豪地告诉我,他曾同尤素福·伊斯兰分吃过一盘古斯古斯(一种以麦粉粒与肉类、蔬菜一起吃的阿拉伯菜——译注)。尤素福·伊斯兰是谁,原来就是皈依伊斯兰之后的鼎鼎大名的歌手克特·斯蒂芬斯(Cat
      Stevens)。他又去伦敦继续学业,但我就没有再见到他。
      扎卡里亚当年初夏就回来了,他说他已经取得国际商业硕士毕业证书,再去的时候就是去领取文凭。我那次将他送到蒙彼利埃机场,我为他而自豪,他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仍然达到了目的。我当时自然不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弟弟,我再见到他时,那将是在“9·11”事件之后的电视屏幕上……
      关于我的朋友克扎维,那是在我们从摩洛哥回到法国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变化的。我当时还没能消化我弟弟已被瓦哈比教派的人收编这一事实,又听说克扎维也跟他唱一个调子。当我的一些朋友给我讲述事情的经过时,我简直惊呆了。克扎维来到塔巴清真寺,宣称是我的朋友,企图宣讲瓦哈比教派的主张。这就是说,正当扎卡里亚在纳尔本清真寺演讲的时候,克扎维也企图在蒙彼利埃宣讲!同时异地,这难道是巧合吗?我想,瓦哈比教派又成功地收编了一个新信徒,我实在为他遗憾。
      克扎维的哥哥也多次告诉我他很担心。我是在蒙彼利埃偶然认识他的,他不明白他的弟弟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克扎维对他说要同扎卡里亚一起去科威特学教。“学教?他们是去学瓦哈比!”我对他说。我知道科威特有一些很重要的瓦哈比教义学院,我对他解释什么是瓦哈比教派。他哥哥告诉我,其实,他们也看出了克扎维的变化,但由于他完全不懂什么是伊斯兰,因而一直以为伊斯兰教徒们都是这个样子。当他们最后终于明白他的行为举止是不正常的,他的变化太突然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对于这个同我一样忧心忡忡的哥哥,我只能现实地告诉他:一定不要割断同他的联系,即使我们无能为力,但是也不能失去联系。我们真不明白,这两个生气勃勃的小伙子,怎么可以让这些人诱惑过去。我们当时还想,这也许只是青年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过后就会烟消云散。但自此之后,扎卡里亚不再给我打电话,也不回来,犹如石沉大海。我怎么也不明白我的弟弟是怎么可以将我们从他的生命中彻底剔出而又心安理得的。我万分痛心,我一直以为我们多年一起历经那么多的苦难而结成的情谊是不可摧毁的,将他同我分开,就如同割了我身上的一块肉。我默默地忍受着,越是没有他的消息,我越感到大事不妙。在我没有他的音信的这几年中,谁也不关心扎卡里亚到底怎么样了,我似乎觉得只有我还记得他。
      这个分裂家庭的瓦哈比教义到底是什么货色?我看过一些材料和一些历史书,知道瓦哈比教义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是鼓吹暴力和血腥的。但我觉得,这里不仅仅是一个“言词”的问题。当我夜半被噩梦惊醒时,打我的内心深处明白这种意识形态的依据是痛苦与不公正。从那时开始,我碰到那些言论较偏激的人时,我总是耐心地说服他们要采取温和的立场。我同他们讲道理,以我的亲身经历举例,告诉他们我的弟弟被那些极端分子卷走了。我现在懂得了不能让那些瓦哈比教徒和穆斯林兄弟会的人诱惑不知世事的年轻人,我实际上做的是打预防针的事。现在再来看,塔巴清真寺的阿訇当时的警告是十分中肯的。1992年起,我经常参加法国伊斯兰善行会的活动,他们是那时惟一提醒我注意瓦哈比教派的人。
      2000年的一天,我接到了蒙彼利埃警方传讯,进入警察局坐下来之后,警察直接拿出一张从网上下载的彩色复印件,上面有一些记述车臣战争的文字和三张彩图,三张克扎维的照片,第一张照片上,克扎维站在另外两名士兵的背后,穿着一身作战服,无沿帽一直压到耳根,他面对镜头微笑,右手食指朝天,照片看来是在外面拍摄的,第二张照片上的克扎维侧着身,仍然穿着军服,他的头发也剃光,满脸大胡子,他不再微笑,两手撑着下巴,似乎正在沉思。在最后一张照片上,克扎维躺在其他男人中间,半盖着一床毯子。他闭上了眼睛,右腿淌着血。他似乎已经睡着,并没有痛苦。照片下方有一行字,看得我心惊肉跳:“马素德·阿尔贝宁,生于法国,伦敦住过,死于车臣。”(从上下文看,此名应是克扎维皈依伊斯兰之后所取的教名,正如上文提到歌手克特·斯蒂芬斯皈依伊斯兰之后改名为尤素福·伊斯兰。--译注)
      这篇文章中写道,克扎维死于2000年4月12日。我看着文章,不想理解,也不能相信,眼泪一下子冲到眼眶。我想痛哭一场,但在这些对我一点也不客气的警察面前,我强忍住了眼泪。他们问我的弟弟在什么地方。他们对我说:“法国政府希望劝诫它的公民不要冒这样的险。”这就等于说,他们认为我弟弟同克扎维在一起,或者已经在车臣,或者准备不久前往。我不知所措,我虽然朝坏的方面想,但仍怀有希望。
      自此之后,我每天害怕警察来通知我的弟弟死亡的消息。我无法驱赶走这个念头,我也想,也许扎卡里亚已在某地死去,而我将永远不得其详。现在,我明白了经常那些死者的家庭为什么如此死去活来一定要知道死亡的真相,我在这种焦虑的折磨下一直等到9月11日的惨剧发生。

      叶哈雅
      会员

      我是在同姐姐加米拉和在丹吉尔同斯迪克教长谈话之后才明白我的弟弟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的。我能够怎么办呢?扎卡里亚离我那么远,我又不认识他在英国的关系和朋友。我所能做的是不要同他断了联系,希望他转变。然而我的想法是徒劳的,扎卡里亚切断了同我的联系。1996年,我回摩洛哥时已无法同他联系。我姐姐也无法同他联系,他有时给她打电话,或给妈妈打电话,但他的电话越来越少,他也不回答她们的问题,他仅仅说:“我很好,我不能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他当时仍在英国吗?谁也不知道。
      我知道得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邪教已占了上风。他们成功地说服他,让他割断了同家里的一切联系。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扎卡里亚就同这些瓦哈比的人接上了头,直到今天,虽然我听了和看了不少有关的消息。但我对此事仍然是不得其解。怎么可能呢?像他这样的一个如此开放,如此愿意交流,如此热情又雄心勃勃地一心准备他的学业以期跳出他自己低下的社会阶层的人。怎么可能被这些歹徒们所俘虏呢?他怎么可以相信这一套呢?
      有时,早晨一起床,我就想着他发呆,这难道是现实吗?我对我自己说:“怎么可能呢?”当然,弟弟有其弱点,但是他也有着强大的内制力。他幼小就能够忍受那么多的苦痛,他在他后来的学业上也表现出坚强的毅力,一直不忘他自己的志向。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变得非常悲观,因为我明白了,如果他这样的人就可以被收编,那么谁都有可能被卷进去。
      对于这个不幸事件中我的作用,我想我仅仅是比他晚了一班车。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现,一直要到1996年我同二姐谈话时我才明白扎卡里亚的恶劣处境。然而他同姐姐的谈话是在此之前一年,而那时,弟弟已经同我完全切断联系了。当时我应该做什么呢?也许,看到他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孤独怪僻时,我应该更多地为他担心,我应该想到他会吸毒,甚至我也应该想到那个邪教组织。然而,这些我都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想能够为他填补家庭的空白,为他创造一个稳定的充溢着爱心的环境。我没有想到点子上。当二姐告诉我的时候,我豁然开悟,就像七巧板突然还原一样,他的奇怪的行为举止、话语、沉默等等。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对于有可能受到这种收编威胁的家庭,我能否提出一些建言呢?对于籍贯是马格里布的家庭我可以说几句话。我想对他们说一定要注重使你们的孩子具备一定的宗教文化基础。知识是抵抗恐怖意识形态的惟一武器。社会可以对一个人有重大影响,但社会不能轻易影响家庭,家庭应该是青年的最重要的参照坐标。我们的家庭对我们来说是很不稳定的,有些人在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受了比我们更为糟糕的家庭环境,很少有人能够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而不留下伤痕。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在,我的两个姐姐,纳迪娅和加米拉精神上受到重创,我的弟弟扎卡里亚蹲在美国的监狱里,被指控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罪。我可以对社会建言吗?我要向社会说:要反对种族歧视与社会排斥,所有的公民都应该为此而战。
      政界人物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我想他们首先可以起到警戒的作用,他们应该要求那些在传媒领域神通广大的舆论领袖公开谴责瓦哈比教派的意识形态炮制者,如阿布·瓦哈比、伊本·巴兹、奥泰伊铭及那些穆斯林兄弟会的理论家:扣特巴、马杜迪和卡拉达维。否则人们很容易一边谴责暗杀恐怖行为,一边又用这类意识形态为恐怖活动辩护。善良的人都应该团结一致将那些重新拾起这些恐怖组织的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人送到社会的被告席上去。政治人物应该提醒大家,使我们自己,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调和,不要成为这些刽子手的同谋。

      叶哈雅
      会员

      我是在同姐姐加米拉和在丹吉尔同斯迪克教长谈话之后才明白我的弟弟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的。我能够怎么办呢?扎卡里亚离我那么远,我又不认识他在英国的关系和朋友。我所能做的是不要同他断了联系,希望他转变。然而我的想法是徒劳的,扎卡里亚切断了同我的联系。1996年,我回摩洛哥时已无法同他联系。我姐姐也无法同他联系,他有时给她打电话,或给妈妈打电话,但他的电话越来越少,他也不回答她们的问题,他仅仅说:“我很好,我不能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他当时仍在英国吗?谁也不知道。
      我知道得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邪教已占了上风。他们成功地说服他,让他割断了同家里的一切联系。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扎卡里亚就同这些瓦哈比的人接上了头,直到今天,虽然我听了和看了不少有关的消息。但我对此事仍然是不得其解。怎么可能呢?像他这样的一个如此开放,如此愿意交流,如此热情又雄心勃勃地一心准备他的学业以期跳出他自己低下的社会阶层的人。怎么可能被这些歹徒们所俘虏呢?他怎么可以相信这一套呢?
      有时,早晨一起床,我就想着他发呆,这难道是现实吗?我对我自己说:“怎么可能呢?”当然,弟弟有其弱点,但是他也有着强大的内制力。他幼小就能够忍受那么多的苦痛,他在他后来的学业上也表现出坚强的毅力,一直不忘他自己的志向。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变得非常悲观,因为我明白了,如果他这样的人就可以被收编,那么谁都有可能被卷进去。
      对于这个不幸事件中我的作用,我想我仅仅是比他晚了一班车。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发现,一直要到1996年我同二姐谈话时我才明白扎卡里亚的恶劣处境。然而他同姐姐的谈话是在此之前一年,而那时,弟弟已经同我完全切断联系了。当时我应该做什么呢?也许,看到他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孤独怪僻时,我应该更多地为他担心,我应该想到他会吸毒,甚至我也应该想到那个邪教组织。然而,这些我都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想能够为他填补家庭的空白,为他创造一个稳定的充溢着爱心的环境。我没有想到点子上。当二姐告诉我的时候,我豁然开悟,就像七巧板突然还原一样,他的奇怪的行为举止、话语、沉默等等。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对于有可能受到这种收编威胁的家庭,我能否提出一些建言呢?对于籍贯是马格里布的家庭我可以说几句话。我想对他们说一定要注重使你们的孩子具备一定的宗教文化基础。知识是抵抗恐怖意识形态的惟一武器。社会可以对一个人有重大影响,但社会不能轻易影响家庭,家庭应该是青年的最重要的参照坐标。我们的家庭对我们来说是很不稳定的,有些人在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期经受了比我们更为糟糕的家庭环境,很少有人能够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而不留下伤痕。我们家四个兄弟姐妹都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在,我的两个姐姐,纳迪娅和加米拉精神上受到重创,我的弟弟扎卡里亚蹲在美国的监狱里,被指控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罪。我可以对社会建言吗?我要向社会说:要反对种族歧视与社会排斥,所有的公民都应该为此而战。
      政界人物也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我想他们首先可以起到警戒的作用,他们应该要求那些在传媒领域神通广大的舆论领袖公开谴责瓦哈比教派的意识形态炮制者,如阿布·瓦哈比、伊本·巴兹、奥泰伊铭及那些穆斯林兄弟会的理论家:扣特巴、马杜迪和卡拉达维。否则人们很容易一边谴责暗杀恐怖行为,一边又用这类意识形态为恐怖活动辩护。善良的人都应该团结一致将那些重新拾起这些恐怖组织的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人送到社会的被告席上去。政治人物应该提醒大家,使我们自己,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调和,不要成为这些刽子手的同谋。

      叶哈雅
      会员

      事情还没有完。扎卡里亚还在纳尔本的清真寺里宣传了他的信仰。他去参加了星期五的礼拜,清真寺这时人很多,而且有很多年轻人。我弟弟对这些年轻人说:“我来给你们讲一课”。这些忠实的信徒们很吃惊但仍很礼貌地让他讲话。扎卡里亚对他们说:“真主在天上,他飞上,降下,有一只手,一只脚。”这是瓦哈比的信仰。然而这些年轻人是受过教义训导的,他们驳斥了这些胡话。双方的调门开始升高了。正当扎卡里亚给他们用法语背诵那些所谓的古兰经的经文时,阿訇来到清真寺。他听了一会便问我的弟弟:“你说阿拉伯语吗?”“不”,他回答。“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所说的是古兰经的真意呢?你不能考证经文,因为经文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世间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真主不是形体,不是图像,不是颜色,不是光也不是雕像,万物都由真主创造。所以,我们不能想像真主在某一地点,他不存在于一个地方。造物主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呢?真主在世界存在之前就已存在。是真主创造了地方,他不需要地方。真主是不可以同他所造的物进行比较的,否则,他就同他的造物变成了同类。真主就也会承受同样的后果,如虚弱和死亡。如果两个物件是相同的,为什么将一个称做造物主,另一个称做他的造物呢?所以,造物主不可能像他所创造的事物。被创造的事物的特质不可以加置于造物主。想像力达不到真主,理性也不可能接近真主。真主超过我们的思维,超出了人的想像力所可以企及的形体。想像力不能为他假定形体,理性不能解释为什么真主不可企及。在古兰经中,真主说过他自己:“他什么也不像,但是能听能看。”这句话在古兰经Achoura章第十一节。真主认可的大圣徒米斯利(misri)说过:“不管你在心中怎样想像,真主总是不一样的。”扎卡里亚听烦了,他站起来想打阿訇。寺里的年轻人起来将他拦住轰了出去。扎卡里亚一边走还一边骂这些年轻人是不忠实的信徒。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弟弟已被一个宗派组织收编了。什么叫宗派组织?法国的罗伯特字典的定义是,一个所谓参加宗派组织的人是“宗教派别组织中不宽容的的参加者”。但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要微妙。如果我们假设我弟弟所属的瓦哈比教派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话,我们要想像这个组织怎样运作。这是一头巨大的章鱼,最上边是它的头,但它还有无数的触手。它的每一只手都可以独立行动。为什么扎卡里亚会被这样一个组织所吸引呢?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1996年,扎卡里亚对我的姐姐讲过,我的妻子和我以及我们整个家庭都是不忠实的信徒。他在纳尔本清真寺惹出了丑闻。我仅仅是在那个时候才明白他已“到那边去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又是通过什么人?阿布·卡塔达和阿布·哈扎的名字老在我的脑子中打转,只要我一听到人们谈到基地组织在英国的欧洲成员。我就想到这两个名字。
      同西方长期的看法相反,基地组织有完整的结构,该组织的负责人对于怎样在年轻人中宣传这一意识形态有过深思熟虑的考虑。他们企图使这些年轻人成为能够为他们利用的参加他们的布置和行动的真正的材料。首先要先征召这些年轻人。我想他们在英国同在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地方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区别仅仅是,一直到“9·11”之前,在英国的这些人甚至不需要隐蔽作业。在法国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但这不一定更为让人放心。
      他们发展人的手法到处都是一样的。首先,他们寻找那些跟家庭断了根的年轻人,这些同家庭断了联系的青年人,无论是客观造成的还是自己选择的,割断了道德纽带,而这种纽带经常是通过父母、兄弟姐妹甚或朋友来予以维系的。扎卡里亚个人和家庭的不幸经历显示了一个迷途年轻人的惯常发展。我是他的惟一的依凭。但他在伦敦,离我很远。在他去伦敦生活的这一段应该叫做流亡生活期间的初期,我们经常通电话,他也定期地回法国来。他回来时,他跟我们谈他的日常生活。然后,他变了,慢慢地他不再跟我们讲他生活的细节,他越来越沉默寡言。他一直很腼腆,但他变得神秘起来了。他不告诉我他跟谁交往,怎样打发日子,更不告诉我他靠什么挣钱生活。我们之间失去了交流。
      他的外貌也变了,人显得冷酷。对所有这些我都作了错误的判断。我已经说过,我首先是以为这是由于他在外生活的艰辛造成的,我不想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所以我一直谨守哥哥的角色,好客,热情,耐心。但是我错了。扎卡里亚仅仅是在割断他同家庭最后的联系。扣特巴在他的书中就说过:“要将他的家庭联系割断。”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当他们的家庭远在异国,像扎卡里亚,或像我在稍后要提到的克扎维,这就更为简单。对于我的弟弟说来,割断与家庭的联系首先是洗脑。我确信有某人,甚至好几个人,他们的责任就是使我弟弟同他的家庭割离。这些人肯定花了很多时间来贬低我和贬低我们在摩洛哥和法国的整个家庭。
      在同一个时候,我也不经意地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给扎卡里亚寄去那些防备瓦哈比教派的小册子。他当时的“新朋友”立即就看到了我对他们的这个新成员的危险性。扎卡里亚并非在那一天睡觉醒来之后就决定我是不忠实信徒的。他向我姐姐所说的关于我的话实际上是他长期被灌输对我的贬低之后的一个结果。大概,扎卡里亚对他们讲到了他的家庭,这些操纵他的人很清楚他的姐姐或者他的母亲并不是问题。最紧急的是要切断他与我,一个逊尼派教徒的联系。因为扎卡里亚也对我的姐姐讲过,当他收到那些谴责瓦哈比教派的书之后,他的组织对我们常去的蒙彼利埃清真寺进行了调查,然后他们对他宣布,我们都是不忠实的信徒,因为我们不是瓦哈比教派。
      对于我,这意味着两件事。一,这个组织害怕我的影响。扎卡里亚的哥哥,一个逊尼派教徒,对他们来说,不忠实的信徒,很可能成为他们组织已经拧紧了的齿轮中的沙粒。避免同逊尼派的接触,妖魔化他们,将他们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这是瓦哈比教徒们的一项既定策略。他们不接受对他们教义的任何反对和任何质疑。二,这意味着,这个设在伦敦的团体有能力调查我。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还需要证明的话,这就证明了该组织的网络范围之大。如果你能够将某人同他的家庭和亲友的关系都切断的话,你就可以控制这个人。
      对于我弟弟和其他去英国的人,他们同自己文化的根被割断在他们被收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年轻的穆斯林来到伦敦之后,完全不懂得英国社会的习俗,他们身处一个并不太好客的国度里。在这样的国家,同这些穆斯林一样的外国人如果不远离他们自己的社团是不会受到排斥的。然而,正如我们知道的,扎卡里亚是一个很勉强的法国人,一个不会讲阿拉伯语的摩洛哥人。他属于哪一个移民社团呢?他的身份认同的痛苦很可能会强化他认同那个接纳他的团体。最后来说,他被灌输的对逊尼派传统教义的诋毁也使他远我而去并使他丧失了一切批判意识。
      很显然,扎卡里亚卷入这一组织同他对宗教的无知是有直接关联的。他在此方面是一张白纸,没有参照系,没有道德武器来保卫自己。我以为,这种情况,在一个有着逊尼派传统的国家,如摩洛哥成长的青年人身上是很难发生的,因为在那里他已经会有一定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对这些极端组织也有一定的了解。
      他们是怎样接近这些他们要收编的猎物的呢?我弟弟同这些将要改变他的人生的人的第一次接触是怎样发生的呢?在伦敦,这其实再简单不过了。“9·11”之前,只要不危及英国宪政设置,任何极端组织都可以在大街上宣传其观点!实际上,即使是现在,在伦敦大清真寺前,每到星期五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狂热分子高声为“9·11”事件辩护,当然你不能反对英国!英国人将此称为“言论自由”……伦敦的一些清真寺就因为其阿訇的极端宣教而十分有名,如芬斯伯瑞公园(Finsbury
      Park)和贝克(Baker)街的两座清真寺。
      另外,同所有的邪教一样,这些组织表面上显得很慷慨,因而有诱惑力。经常这些组织用来自国外的资金来成立一些非牟利性质的协会来充当中介。扎卡里亚对我说,当他同那些阿尔及利亚移民经常来往的时候,他并不是总能吃饱饭,有人就建议他们到清真寺去就餐。对于饿肚皮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一顿好饭更吸引人呢?
      这些宗教的极端分子通过叙述穆斯林人民的苦难来煽动认同情结,在这些本来缺乏参照系统的年轻人中获得强烈共鸣。他们总是以车臣、巴勒斯坦的大屠杀来说明这一苦难,使得听者无不觉得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潜在受害者。对于扎卡里亚来说,在他离开法国之前,这根认同的神经就已经在颤动,只要轻轻捻动就可以引发火星。在他们的鼓动中,完全不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痛苦的区别,而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坦克碾碎房屋埋进瓦砾的现实同阿尔及利亚人被自己的同胞残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不分清红皂白的宣传正是他们用来煽动认同情绪和激励抗拒不公平的战斗意志的手法。此外,他们也系统地张扬这些年轻人在法国或英国可能感受到的一种被排斥的情绪。这种宗教于是催生出一种痛苦的情感,而当人们感到悲痛之时就不认真思考,就难于对事态保持距离和冷静地分析形势。
      极端分子也熟谙怎样利用人的弱点来操纵人,虚荣心就是人的大弱点之一。他们很容易就能唤起这些青年人身上的志满意得的情绪,告诉他们属于有知识的一小部分宗教精英,比一般人要高出一等。语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认同。瓦哈比教派有一套很适合于此的语言,同其他语言明显不同,这套语言专门用来强化这个集团内部的认同。不属于他们集团的是古发尔(Kouffar)即不忠贞的信徒,他们的领袖是“哈里发”或“埃米尔”(二者均意指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译注),他们的战士是“圣战者”。当然这些概念在穆斯林教法里一直存在,但瓦哈比派加以曲解,为自己所用。
      几个月的接触,经常是不同外界联系,青年猎物就可以进入行动了,至少这些青年人被告知他们已经具备行动的“能力”了,可以出发去外国了。他们也被告知,执行这种“神秘行动”既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荣誉。视具体情况,他们或者被分到外国,如巴基斯坦去接近其他国家的穆斯林,或者直接派往营地受训。到训练营地后,同任何其他的邪教一样,首先是对个体进行洗脑。首先,他们要接受“体育训练”,然后学习“操纵武器训练”。训练是十分紧张的,目标定得也越来越高,他们的伙食也不好。慢慢地,他们精疲力竭,总是不能达到训练的标准,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他们觉得完全无法满足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局促、自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时接受训练者自己感到自己的无用。而同时,人们又反复告诉他们,在此之前,很多人成功地接受了训练,出去后完成了“大事业”。他们于是觉得自己不仅是“无能”,而且“有罪”。
      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训练者有两种可能的选择。第一,受训者深深地感到泄气,但内心还留存一种求生的本能。这种本能会帮助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家(有些获得了本国使馆的帮助,因为他们已没有身份证件)。回国后他们自然也是垂头丧气,一蹶不振,但多数走出了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我听说了不少这种情况的个案。第二种情况是,受训者选择继续,如果他选择继续,就再无回头之日了。既然他“无能”达到要求,他所能为这个事业所做的,就只有献出生命了。这也就反过来证明了他还是能够满足人们对他的期待的。
      现在自杀的条件成熟了。瓦哈比教派及扣特巴派的负责人到处表示,包括在阿拉伯世界观众相当多的(卡特尔)半岛电视台表示,进行暗杀活动的自杀不是自杀。然而,古兰经记载着真主的话是“不要杀生,真主对于你们是大慈大悲的。”而且先知穆罕默德也说:“用什么物件自杀,他在地狱就会受到同样物件的惩罚。”十分明显,伊斯兰反对自杀,呼唤公正。古兰经里说:“对真主谨慎地履行你们的义务吧,做一个公正的证人,对一个民族的敌视不应该使你们不公正。你们要公正,要惧怕真主,因为真主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

      叶哈雅
      会员

      第七章、扎卡里亚被收编
      1996年夏,我与妻子决定去摩洛哥度假。我知道扎卡里亚可能到法国来,像每年夏天一样,但我不知道他来的确切日期。一年来,我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已经十九年没有去摩洛哥了。我迫切地想跟家里的其他人见面,想看看他们的模样。上一次我跟他们在一起时,我当时只有十岁。我的外婆、舅妈、舅舅、表兄弟……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呢?当然,我仅仅认识两个舅舅,六个表兄弟和一个舅妈。我很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但还有很多我没有见过面的,我同他们仅仅通过电话。跟他们在摩洛哥见面,就是将他们的声音和面貌对上号。我一想到这次会面,就兴奋难抑。我很早就开始准备这次旅行,就像一个急不可耐的孩子等待节日的到来。我检查了汽车,出发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们去向朋友们一一道别。然后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上路了。
      我们下午出发,但很快汽车出了问题,通风机的皮圈脱出来了。我不想再返回蒙彼利埃去修车,我们决定停一小时,等待马达冷却。我们就是这样在车况很糟糕的情况下穿过西班牙。我没有休息,一口气开了1500公里。到了阿尔里西拉斯(与摩洛哥隔海相望的西班牙港口——译注)之后,我就给家里打电话,以免他们担心。我们坐上了船,我虽然累得发昏,但是心里很高兴。穿越海峡仅需2小时,但对我来说却好像长得没有止境。终于,我们看见了丹吉尔(摩洛哥港口——译注)。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十九年了,我又一次看到了摩洛哥,我的祖先的土地。在我的眼前展现的是白色的房屋与深蓝色的地中海交相辉映的景色,我兴奋无比。我们在丹吉尔下了船。我的姨夫(即福佳的父亲),现在也是我的岳父在港口等待我们。他是从三百公里外开车来接我们的,我十分感动。
      一到,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阿布德·斯迪克教长要在他家里同我们见面。斯迪克教长是一位十分有名的逊尼派神学家,他也写了很多有关先知传统、伊斯兰法律原则及苏菲教义方面的书。他的哥哥,阿布杜拉教长比他更有名,他写的著作更多地是对瓦哈比教派提出警告。他们两人的父亲曾经是“伊斯兰教法顾问”。蒙彼利埃塔巴清真寺阿訇建议我去向他求教。我已连续两年在塔巴听神学课。
      斯迪克非常热情地在家里接待我们,他的家在旧教区。他让我们来到他的摩洛哥式的客厅,客厅至少有七十平米。带有浮雕的长凳和茶几散发出摩洛哥特有的工艺美。以石膏雕刻铺成的天花板中间悬挂着一盏漂亮的吊灯,太美了。我们平静地讨论了我所学的课程,他鼓励我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一小时后,我转移话题。我来见他也是为了谈我的弟弟。我很担心,在我出发到摩洛哥之前,我姐姐加米拉向我坦白了一个秘密:去年,扎卡里亚去看过她。他对她说,“阿布·萨马德和福佳去做塔瓦苏。他们是一些异教徒,你要当心,但千万不要告诉他们。”
      对于逊尼派穆斯林来说,塔瓦苏(Tawassoul)是指教徒可以通过先知、圣人或者善行同真主沟通的说法,如“我通过先知穆罕默德向真主祷告,祈求真主赐给我虔诚。”但是瓦哈比教派的人则认为这近于偶像崇拜,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任何人也不能通过中介同真主沟通。”然而,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对一个盲人说,你要说“安拉啊,我乞求你,我通过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那个大慈大悲的先知向你祷告。穆罕默德啊,我通过你向我的真主乞求,以使我的需要能够满足。安拉啊,接受他代我祈祷吧!接受我代我自己祈祷吧!”先知的大弟子阿布杜拉在他的腿瘫痪时呼叫“穆罕默德啊!”结果当先知去世后,由于真主的意愿使他的腿复原。
      瓦哈比教徒是极端分子,他们反对塔瓦苏是一个借口。他们借此宣布世界上所有的穆斯林都是不忠实的信徒,都是要加以清除的偶像崇拜者。加米拉向我转告我弟弟的话时,我非常震惊。我为此生病了,因腹部剧痛而去看急诊。一方面,他的话使我立刻想到了瓦哈比信仰。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弟弟,聪明、有知识而又天性软弱的他竟然可能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他在告诉加米拉时叮嘱她不要告诉我,说明他对我不信任。
      而我呢,如此长的时间与他朝夕相处,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看出任何蛛丝马迹!从那天开始,我的记忆中渐渐浮现出他的各种奇怪的举动。现在,我对他的沉默,他的悲伤,我所看到的他的忧郁症的表现又有了新的分析。很可能,他仅仅是同福佳和我在一起时很不自在而已。因为他将我们看成是不忠实的穆斯林?没想到他仅仅是要假装他对宗教不感兴趣!我思考了许久,许久,企图回忆起他在法国的一切细节。我仍然难以相信我刚刚发现的这个深渊,但是我必须想明白。正是因此,我决定向斯迪克教长请教,他是这方面的权威。
      我于是向教长陈述了加米拉对我说的话。他静静地专心地听我讲述。我一讲完,他就脱口而出:“你的弟弟是一个瓦哈比教徒。瓦哈比教徒是很危险的。你一定要小心提防,提防瓦哈比教义。”教长又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解释谁是瓦哈比教派的人。他强调这些人主张暴力。当我离开教长的家时,我明白了我弟弟属于一个危险的群体。教长的最后一句话仍然回荡在我的脑海:“你要远离瓦哈比教徒。”
      回到家后,我将我同斯迪克教长的谈话告诉了大家。他们告诉我,我弟弟在今年年初回过一趟摩洛哥,但很快就走了。他当时的行为特别令人奇怪,没有人理解他。他禁止别人干的事自己却不能遵守。如他不准别人抽烟,但他自己却跑到房角去抽烟。他在摩洛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给人留下了使人担心的又叫人捉摸不定的印象。人们告诉我,他们跟扎卡里亚在一起感到不自在,现在,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摩洛哥,我又见到了我的外祖母,当时的场面很使人感动。外婆握着我的手说:“来,我要给你上一堂宗教课。几个月前,我见到了你的弟弟。他的行为很奇怪,他所说的关于宗教的事也是错的。我希望你能注意。学穆斯林教义要学逊尼派中的四大教法学派。这四大学派是马立克派、沙斐仪派、哈乃斐派和哈百里派。在摩洛哥我们是马立克派。那些不承认这四大传统学派又要宣讲教义的人是撒谎的人。你要当心,你也要当心那些自称是穆斯林兄弟的人(即那些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人。穆斯林兄弟会为激进政治宗教组织,埃及人哈桑·班纳1928年创立——译注),这些人莫如说是罪犯兄弟。这些人进行暗杀,伤天害理,还打着伊斯兰的旗号。不对,我的孩子,伊斯兰从来没有教人们去做他们正在干的事。你要记住,我的孩子:节制和适中使事物更美好。”
      使福佳和我感到惊奇的事还没完。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法国。我们到纳尔本(法国西南部城市——译注)看加米拉。这次加米拉告诉我们,扎卡里亚刚刚到她这住了几天。她开始感到他的穿戴特别奇怪。扎卡里亚留着大络腮胡子,剃了个光头。他的裤子长度只到小腿肚。最让加米拉不能接受的是他的举止。
      一天上午,加米拉说,她穿上一件短袖的但比较长的连衣裙,正要出门买菜。扎卡里亚突然对她说:“你不能穿得像一个妓女样的出门!”加米拉停下来,转过身走近他,几乎发不出声音:“你怎么跟你的姐姐说话!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为什么这样?”扎卡里亚当时含糊不清地嘟哝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然后就回到了他的房间。过了一会,他一边哭一边跑出来,躺在沙发上请加米拉原谅他。加米拉没有明白他的举动,但看到小弟弟很痛苦,她安抚了他。
      当加米拉给我讲这个情节时,我明白扎卡里亚走进了死胡同。在他内心里必定有一场恶战,他或许正在承受着某种深刻的道德的折磨。加米拉也对我说扎卡里亚给她留下了一些宗教书籍让她读。他还说,他会给她打电话并通过电话给她讲解。几个星期后,他果真打来电话。但当加米拉告诉他她没有读那些书之后,他发了脾气。我姐姐将这些书交给我了,当然,这都是瓦哈比教派的书。

      叶哈雅
      会员

      这个朋友给我举了三个例子,都是在“9·11”以前经常在伦敦的穆斯林群体中发生的事。他曾参加过一次讨论会,是在一个“伊斯兰圈子”里,由一个在阿富汗训练组织之一的招聘人做演讲。这种圈子通常邀请各式各样的人来听取他们的演讲,有时甚至是非穆斯林教高级神职人员。那位年轻招聘人给十五个左右的人作宣讲(几乎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以恭敬的口吻讲到奥马·阿布代拉曼头领(Cheikh
      Omar
      Abderrahman)在第一次纽约世贸中心爆炸事件(指1993年由伊斯兰极端分子拉赫曼组织的恐怖活动-译注)以后被美国人抓起来的事,还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如何让他受到侮辱与贬黜的非人待遇。随后他一个劲地例数各种战争的好处,指出俄国人占领时期阿富汗人反俄的战绩。慢慢地,所有的年轻人都激动起来了。讨论会快结束时,朋友发现有一两名年轻人已经准备好追随他们了。后者吹嘘他的组织如何有威力(我没记住朋友跟我说的该组织名字),而且没人能够把他们怎么样。
      第二个例子是个男人,自命为法伊撒尔头领(Cheikh
      Faycal),“9·11”以后,在英国政府的紧急措施下被捕。他原籍是牙买加,曾在沙特阿拉伯的里亚德(Riyad)大学读书,后跑遍英伦各地,以最大的努力鼓吹圣战。他曾以极端不妥协的态度著称,虽然他自身从未实践过圣战,却到处煽动别人上前线,不按他指示去做便被他视为异教徒。我的朋友还对我讲述说,如果一位年轻妇女跟他说她丈夫不想走,而想通过教授伊斯兰教义来实践圣战,法伊撒尔就回答她说:她丈夫已经叛教,因而他们婚姻也随即无效。年轻妇女便听信他离开了她的丈夫。曾有个信徒离开这位阿布杜拉·法伊撒尔(Abdoullah
      Faycal),因为他厌烦后者不间断地开除教籍。根据这位前信徒的说法,这个爱惹事的法伊撒尔认为自己才是这世界上惟一的穆斯林,所有与他看法不同的人都被他视为叛徒。
      第三个例子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是一个穆斯林同事讲给我的朋友的。在一次午餐中,这位同事谈到他的一个表兄正在折磨他的家庭与其他亲属。这位表兄去过所谓的“赛莱菲叶”中心,那儿的人说服了他相信他们的见解。当他们看到他与家人的关系可能会扯他的后腿时,就对他说不要担心他的妻子,说事实上不跟随他们的人都是狂热之徒,就算他与这些人有婚约也毫无作用,他们可以给他另提供一个妻子。这些人的配偶往往很容易认得出来,因为她们总是从头到脚裹着件黑大衣,脸上还罩着头巾,一般来说戴黑手套。回到家后,年轻人开始攻击他家人所实践的逊尼教的传统与信仰。当家人为他的婚姻所担心时,他便说他的新朋友许诺好给他另找一个妻子。讲述这件事的教师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表兄的家庭已完全被他搞得惊慌失措,一塌糊涂了。
      据我的朋友说,这种情况很多,大家都知道一旦一位家庭成员被瓦哈比派所影响,他们的狂热便会给家庭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些人没有一点妥协的余地:或者同意他们的主张,或者完全与他们作对。根据他的观察,大多数落到这些瓦哈比邪教魔爪手中的年轻人最后都会因为反感或精力衰竭而离开。无论如何,参与这种小集团是很不容易的,居住区社团对它们既怕又恨,再加上在这类小集团中不可能有任何私生活,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最后伤口虽然可以愈合,但很多损失都将是无法弥补的。问题是年轻人与极端分子在一起的日子里,绝对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如果这个组织遵纪守法,那么他们也会遵守当地政府的法规。否则他们就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与这些人接触的另一令人痛苦的事,是他们对女人的态度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我的朋友同我说,一名“College”里的伊斯兰学女教师说,有两名年轻的瓦哈比派教徒曾来上过她的课,他们要求她上两次课,让男女分开上,她没同意。她经常遇到这类问题,都来自瓦哈比派学生。另一位同事说她曾到他们开的书店去寻找她上课所需的书,她说令她震惊的是这些人如何以明显的态度对她置之不理,最后他们又如何极不情愿地为她服务。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我们其他正常的穆斯林总是必须时时刻刻像邻居或亲属一样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
      我朋友的结论是:“‘9·11’事件以后事情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穆斯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主要是美国世贸大厦撞机事件以后,被激怒的人们公开仇视穆斯林。只有在此之前已经因此而恐慌以及与阿尔-卡伊达(Al-Qaida)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分子感到惧怕。至于那些明确宣称抛弃了恐怖主义的瓦哈比派组织,仍以他们似乎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源在我们的群体中肆无忌惮地活动。这段时间当中,逊尼派穆斯林还要去巡视一下本国的清真寺以便取得那些微不足道的钱,再接着在本区去建另一座清真寺……如果他们急于成事,他们也可以从沙特阿拉伯那里去领取来之容易的钱财,但是总要带回来一些布道者和瓦哈比派的书。
      “当地政府和组织(警察和教育机构等)对沙特阿拉伯的态度完全是照搬英国政府的做法。私下里,他们承认他们是落后的,是大男子主义和狂热分子;但公开的情况下他们袒护、支持沙特,号称说没有能力进行干预,对极端分子的过分举动置之不理,无可奈何,令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们明明知道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赛莱菲叶派’或同类是一模一样的;两者的分歧在于,一方认为应对宗教当局忠心,另一方面应对沙特政府表忠心(如此两个分离的问题被扯到了一起)。现在,对于大多数外裔青年、皈依宗教者和外国学生来说,以他们掌握的语言,最先得到的伊斯兰教义信息,便来自于瓦哈比派或其它极端主义组织,是通过各种最现代的媒体(因特网上充满了他们的网站),各类布道者、报告会和在作家那里得到的。”
      作为我本人来说,令我十分震惊和气愤的,是瓦哈比派成员对妇女的极不尊重。看一看他们领导人散发的所谓的法特瓦(Fatwa,特殊情况下宗教政府所做的法律条文-译注)及所说的话,我们便更清楚地知道了这些瘟疫的来源。比如说关于妇女工作的看法,1996年6月14号星期五科威特阿尔-卡巴斯(Al-Qabas)报纸发表了沙特阿拉伯的前任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译注)的法特瓦:“……让妇女走出家门从事男人的职业对穆斯社会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这种做法的最坏后果是造成性别混合,这是男女私通的最好的机会,因此将会对社会起到很坏的作用,并摧毁其伦理价值。”
      另外一个瓦哈比派领袖,阿尔·乌塔伊曼(Al
      Outhaymine)有关妇女开车说了如下的话:“妇女开车肯定是会有很多危害的。危害之一便是妇女在开车时必须要摘掉她的头巾,然而妇女的面孔正是男人的目光视线特意寻求的对象。事实上,衡量一个女人漂亮与否的标准完全在于她的脸是否好看。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女人美或丑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脸。但是当我们再去看她身上的其他部位,我们会说她有副漂亮的手,好看的头发,好看的脚。如此,我们说某个人漂亮,说的一定是这个人的脸。有的人可能说只要女人开车不把脸露出来就行了,她可以把脸的下部盖起来,再戴上墨镜就可以了,对于这一点的回答是:女人不适合开车。问问其他人在别国看到妇女开车的情况,即便我们可以允许一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也不能持久,最后仍然很快地朝着别国妇女开车状况的方向发展。”
      “这便是一种大倒退,同别的领域一样。这种事一开始显得较容易接受,往后就会朝着偏离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导致不可接受。在妇女开车的危害中,还有她们羞耻心的丧失……因为喜爱开车的人会在其中找到乐趣,正是因为这个你才发现人们原来没有什么目的地东奔西跑,只是因为这样会给他们带来乐趣。在危害之列中,还有妇女会因此变得自由,她将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去寻找她想要的东西,因为车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可以白天晚上随意出门,一直待到很晚才回家。如果我们今天的人为此而苦恼,相对于青年男子来说,那么年青女子会比他们更好吗?她想往左往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她要跑遍每一个角落,她甚至很有可能去外国。在危害中,还可以列出一项,就是妇女可以反抗她的家庭和丈夫。只需要一点小摩擦,她就可以开上车随便去什么地方换换空气解除痛苦;这种事虽然也会发生在青年男子身上,但他们的忍耐力要比妇女强得多。这在很多情况下使得出现问题的几率大大增加:比如说车遇到路标停下来的时候,去加油的时候,受警察检查或面对路警调查车祸起因时,当她要停下来打气和汽车抛锚的情况下,她都需要有人来帮忙!这时她该怎么办!她可能会遇到一个不怀好意的男人,以帮助她的名义占她的便宜,特别是在如果没人帮她,她就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在危害中,还有妇女开车会增加车祸出现的机会,因为妇女的本性相对于男人来说不够坚定,不够有条理,能力也不如他们,因此当她遇到一个急难问题时,便不会有能力想办法解决。还有,因为她开车增加了支出而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显然,妇女天性爱花费,特别是衣着选择方面。您没看到她如何在衣着上讲究吗?只要有新款式一出现,她就会抢着去买,哪怕这件衣物比她身上穿的难看得多。您没看见她如何装饰她房间的墙壁吗?如此推理下去,这同样的消费欲望将会因汽车而更加强烈,因为每次有新型号出现,她都会抛弃旧车而换新车!”
      所有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造谣中伤,一派谎言。在那些宗教文字里没有任何支持这类说法的文字。而且这一所谓的法特瓦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说法,这里我们很容易看清楚它与穆斯林法规专家们所实施的方法之区别。宗教本不是个人的主张。事实上,这只是另一个让人认清瓦哈比派意识形态真面目的一个例子。

      叶哈雅
      会员

      这个朋友给我举了三个例子,都是在“9·11”以前经常在伦敦的穆斯林群体中发生的事。他曾参加过一次讨论会,是在一个“伊斯兰圈子”里,由一个在阿富汗训练组织之一的招聘人做演讲。这种圈子通常邀请各式各样的人来听取他们的演讲,有时甚至是非穆斯林教高级神职人员。那位年轻招聘人给十五个左右的人作宣讲(几乎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以恭敬的口吻讲到奥马·阿布代拉曼头领(Cheikh
      Omar
      Abderrahman)在第一次纽约世贸中心爆炸事件(指1993年由伊斯兰极端分子拉赫曼组织的恐怖活动-译注)以后被美国人抓起来的事,还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如何让他受到侮辱与贬黜的非人待遇。随后他一个劲地例数各种战争的好处,指出俄国人占领时期阿富汗人反俄的战绩。慢慢地,所有的年轻人都激动起来了。讨论会快结束时,朋友发现有一两名年轻人已经准备好追随他们了。后者吹嘘他的组织如何有威力(我没记住朋友跟我说的该组织名字),而且没人能够把他们怎么样。
      第二个例子是个男人,自命为法伊撒尔头领(Cheikh
      Faycal),“9·11”以后,在英国政府的紧急措施下被捕。他原籍是牙买加,曾在沙特阿拉伯的里亚德(Riyad)大学读书,后跑遍英伦各地,以最大的努力鼓吹圣战。他曾以极端不妥协的态度著称,虽然他自身从未实践过圣战,却到处煽动别人上前线,不按他指示去做便被他视为异教徒。我的朋友还对我讲述说,如果一位年轻妇女跟他说她丈夫不想走,而想通过教授伊斯兰教义来实践圣战,法伊撒尔就回答她说:她丈夫已经叛教,因而他们婚姻也随即无效。年轻妇女便听信他离开了她的丈夫。曾有个信徒离开这位阿布杜拉·法伊撒尔(Abdoullah
      Faycal),因为他厌烦后者不间断地开除教籍。根据这位前信徒的说法,这个爱惹事的法伊撒尔认为自己才是这世界上惟一的穆斯林,所有与他看法不同的人都被他视为叛徒。
      第三个例子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是一个穆斯林同事讲给我的朋友的。在一次午餐中,这位同事谈到他的一个表兄正在折磨他的家庭与其他亲属。这位表兄去过所谓的“赛莱菲叶”中心,那儿的人说服了他相信他们的见解。当他们看到他与家人的关系可能会扯他的后腿时,就对他说不要担心他的妻子,说事实上不跟随他们的人都是狂热之徒,就算他与这些人有婚约也毫无作用,他们可以给他另提供一个妻子。这些人的配偶往往很容易认得出来,因为她们总是从头到脚裹着件黑大衣,脸上还罩着头巾,一般来说戴黑手套。回到家后,年轻人开始攻击他家人所实践的逊尼教的传统与信仰。当家人为他的婚姻所担心时,他便说他的新朋友许诺好给他另找一个妻子。讲述这件事的教师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表兄的家庭已完全被他搞得惊慌失措,一塌糊涂了。
      据我的朋友说,这种情况很多,大家都知道一旦一位家庭成员被瓦哈比派所影响,他们的狂热便会给家庭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些人没有一点妥协的余地:或者同意他们的主张,或者完全与他们作对。根据他的观察,大多数落到这些瓦哈比邪教魔爪手中的年轻人最后都会因为反感或精力衰竭而离开。无论如何,参与这种小集团是很不容易的,居住区社团对它们既怕又恨,再加上在这类小集团中不可能有任何私生活,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最后伤口虽然可以愈合,但很多损失都将是无法弥补的。问题是年轻人与极端分子在一起的日子里,绝对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如果这个组织遵纪守法,那么他们也会遵守当地政府的法规。否则他们就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与这些人接触的另一令人痛苦的事,是他们对女人的态度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我的朋友同我说,一名“College”里的伊斯兰学女教师说,有两名年轻的瓦哈比派教徒曾来上过她的课,他们要求她上两次课,让男女分开上,她没同意。她经常遇到这类问题,都来自瓦哈比派学生。另一位同事说她曾到他们开的书店去寻找她上课所需的书,她说令她震惊的是这些人如何以明显的态度对她置之不理,最后他们又如何极不情愿地为她服务。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我们其他正常的穆斯林总是必须时时刻刻像邻居或亲属一样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
      我朋友的结论是:“‘9·11’事件以后事情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穆斯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主要是美国世贸大厦撞机事件以后,被激怒的人们公开仇视穆斯林。只有在此之前已经因此而恐慌以及与阿尔-卡伊达(Al-Qaida)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分子感到惧怕。至于那些明确宣称抛弃了恐怖主义的瓦哈比派组织,仍以他们似乎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源在我们的群体中肆无忌惮地活动。这段时间当中,逊尼派穆斯林还要去巡视一下本国的清真寺以便取得那些微不足道的钱,再接着在本区去建另一座清真寺……如果他们急于成事,他们也可以从沙特阿拉伯那里去领取来之容易的钱财,但是总要带回来一些布道者和瓦哈比派的书。
      “当地政府和组织(警察和教育机构等)对沙特阿拉伯的态度完全是照搬英国政府的做法。私下里,他们承认他们是落后的,是大男子主义和狂热分子;但公开的情况下他们袒护、支持沙特,号称说没有能力进行干预,对极端分子的过分举动置之不理,无可奈何,令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们明明知道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赛莱菲叶派’或同类是一模一样的;两者的分歧在于,一方认为应对宗教当局忠心,另一方面应对沙特政府表忠心(如此两个分离的问题被扯到了一起)。现在,对于大多数外裔青年、皈依宗教者和外国学生来说,以他们掌握的语言,最先得到的伊斯兰教义信息,便来自于瓦哈比派或其它极端主义组织,是通过各种最现代的媒体(因特网上充满了他们的网站),各类布道者、报告会和在作家那里得到的。”
      作为我本人来说,令我十分震惊和气愤的,是瓦哈比派成员对妇女的极不尊重。看一看他们领导人散发的所谓的法特瓦(Fatwa,特殊情况下宗教政府所做的法律条文-译注)及所说的话,我们便更清楚地知道了这些瘟疫的来源。比如说关于妇女工作的看法,1996年6月14号星期五科威特阿尔-卡巴斯(Al-Qabas)报纸发表了沙特阿拉伯的前任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译注)的法特瓦:“……让妇女走出家门从事男人的职业对穆斯社会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这种做法的最坏后果是造成性别混合,这是男女私通的最好的机会,因此将会对社会起到很坏的作用,并摧毁其伦理价值。”
      另外一个瓦哈比派领袖,阿尔·乌塔伊曼(Al
      Outhaymine)有关妇女开车说了如下的话:“妇女开车肯定是会有很多危害的。危害之一便是妇女在开车时必须要摘掉她的头巾,然而妇女的面孔正是男人的目光视线特意寻求的对象。事实上,衡量一个女人漂亮与否的标准完全在于她的脸是否好看。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女人美或丑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脸。但是当我们再去看她身上的其他部位,我们会说她有副漂亮的手,好看的头发,好看的脚。如此,我们说某个人漂亮,说的一定是这个人的脸。有的人可能说只要女人开车不把脸露出来就行了,她可以把脸的下部盖起来,再戴上墨镜就可以了,对于这一点的回答是:女人不适合开车。问问其他人在别国看到妇女开车的情况,即便我们可以允许一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也不能持久,最后仍然很快地朝着别国妇女开车状况的方向发展。”
      “这便是一种大倒退,同别的领域一样。这种事一开始显得较容易接受,往后就会朝着偏离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导致不可接受。在妇女开车的危害中,还有她们羞耻心的丧失……因为喜爱开车的人会在其中找到乐趣,正是因为这个你才发现人们原来没有什么目的地东奔西跑,只是因为这样会给他们带来乐趣。在危害之列中,还有妇女会因此变得自由,她将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去寻找她想要的东西,因为车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可以白天晚上随意出门,一直待到很晚才回家。如果我们今天的人为此而苦恼,相对于青年男子来说,那么年青女子会比他们更好吗?她想往左往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她要跑遍每一个角落,她甚至很有可能去外国。在危害中,还可以列出一项,就是妇女可以反抗她的家庭和丈夫。只需要一点小摩擦,她就可以开上车随便去什么地方换换空气解除痛苦;这种事虽然也会发生在青年男子身上,但他们的忍耐力要比妇女强得多。这在很多情况下使得出现问题的几率大大增加:比如说车遇到路标停下来的时候,去加油的时候,受警察检查或面对路警调查车祸起因时,当她要停下来打气和汽车抛锚的情况下,她都需要有人来帮忙!这时她该怎么办!她可能会遇到一个不怀好意的男人,以帮助她的名义占她的便宜,特别是在如果没人帮她,她就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在危害中,还有妇女开车会增加车祸出现的机会,因为妇女的本性相对于男人来说不够坚定,不够有条理,能力也不如他们,因此当她遇到一个急难问题时,便不会有能力想办法解决。还有,因为她开车增加了支出而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显然,妇女天性爱花费,特别是衣着选择方面。您没看到她如何在衣着上讲究吗?只要有新款式一出现,她就会抢着去买,哪怕这件衣物比她身上穿的难看得多。您没看见她如何装饰她房间的墙壁吗?如此推理下去,这同样的消费欲望将会因汽车而更加强烈,因为每次有新型号出现,她都会抛弃旧车而换新车!”
      所有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造谣中伤,一派谎言。在那些宗教文字里没有任何支持这类说法的文字。而且这一所谓的法特瓦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说法,这里我们很容易看清楚它与穆斯林法规专家们所实施的方法之区别。宗教本不是个人的主张。事实上,这只是另一个让人认清瓦哈比派意识形态真面目的一个例子。

      叶哈雅
      会员

      这个朋友给我举了三个例子,都是在“9·11”以前经常在伦敦的穆斯林群体中发生的事。他曾参加过一次讨论会,是在一个“伊斯兰圈子”里,由一个在阿富汗训练组织之一的招聘人做演讲。这种圈子通常邀请各式各样的人来听取他们的演讲,有时甚至是非穆斯林教高级神职人员。那位年轻招聘人给十五个左右的人作宣讲(几乎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以恭敬的口吻讲到奥马·阿布代拉曼头领(Cheikh
      Omar
      Abderrahman)在第一次纽约世贸中心爆炸事件(指1993年由伊斯兰极端分子拉赫曼组织的恐怖活动-译注)以后被美国人抓起来的事,还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如何让他受到侮辱与贬黜的非人待遇。随后他一个劲地例数各种战争的好处,指出俄国人占领时期阿富汗人反俄的战绩。慢慢地,所有的年轻人都激动起来了。讨论会快结束时,朋友发现有一两名年轻人已经准备好追随他们了。后者吹嘘他的组织如何有威力(我没记住朋友跟我说的该组织名字),而且没人能够把他们怎么样。
      第二个例子是个男人,自命为法伊撒尔头领(Cheikh
      Faycal),“9·11”以后,在英国政府的紧急措施下被捕。他原籍是牙买加,曾在沙特阿拉伯的里亚德(Riyad)大学读书,后跑遍英伦各地,以最大的努力鼓吹圣战。他曾以极端不妥协的态度著称,虽然他自身从未实践过圣战,却到处煽动别人上前线,不按他指示去做便被他视为异教徒。我的朋友还对我讲述说,如果一位年轻妇女跟他说她丈夫不想走,而想通过教授伊斯兰教义来实践圣战,法伊撒尔就回答她说:她丈夫已经叛教,因而他们婚姻也随即无效。年轻妇女便听信他离开了她的丈夫。曾有个信徒离开这位阿布杜拉·法伊撒尔(Abdoullah
      Faycal),因为他厌烦后者不间断地开除教籍。根据这位前信徒的说法,这个爱惹事的法伊撒尔认为自己才是这世界上惟一的穆斯林,所有与他看法不同的人都被他视为叛徒。
      第三个例子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是一个穆斯林同事讲给我的朋友的。在一次午餐中,这位同事谈到他的一个表兄正在折磨他的家庭与其他亲属。这位表兄去过所谓的“赛莱菲叶”中心,那儿的人说服了他相信他们的见解。当他们看到他与家人的关系可能会扯他的后腿时,就对他说不要担心他的妻子,说事实上不跟随他们的人都是狂热之徒,就算他与这些人有婚约也毫无作用,他们可以给他另提供一个妻子。这些人的配偶往往很容易认得出来,因为她们总是从头到脚裹着件黑大衣,脸上还罩着头巾,一般来说戴黑手套。回到家后,年轻人开始攻击他家人所实践的逊尼教的传统与信仰。当家人为他的婚姻所担心时,他便说他的新朋友许诺好给他另找一个妻子。讲述这件事的教师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表兄的家庭已完全被他搞得惊慌失措,一塌糊涂了。
      据我的朋友说,这种情况很多,大家都知道一旦一位家庭成员被瓦哈比派所影响,他们的狂热便会给家庭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些人没有一点妥协的余地:或者同意他们的主张,或者完全与他们作对。根据他的观察,大多数落到这些瓦哈比邪教魔爪手中的年轻人最后都会因为反感或精力衰竭而离开。无论如何,参与这种小集团是很不容易的,居住区社团对它们既怕又恨,再加上在这类小集团中不可能有任何私生活,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最后伤口虽然可以愈合,但很多损失都将是无法弥补的。问题是年轻人与极端分子在一起的日子里,绝对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如果这个组织遵纪守法,那么他们也会遵守当地政府的法规。否则他们就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与这些人接触的另一令人痛苦的事,是他们对女人的态度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我的朋友同我说,一名“College”里的伊斯兰学女教师说,有两名年轻的瓦哈比派教徒曾来上过她的课,他们要求她上两次课,让男女分开上,她没同意。她经常遇到这类问题,都来自瓦哈比派学生。另一位同事说她曾到他们开的书店去寻找她上课所需的书,她说令她震惊的是这些人如何以明显的态度对她置之不理,最后他们又如何极不情愿地为她服务。我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我们其他正常的穆斯林总是必须时时刻刻像邻居或亲属一样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
      我朋友的结论是:“‘9·11’事件以后事情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穆斯林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难,主要是美国世贸大厦撞机事件以后,被激怒的人们公开仇视穆斯林。只有在此之前已经因此而恐慌以及与阿尔-卡伊达(Al-Qaida)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分子感到惧怕。至于那些明确宣称抛弃了恐怖主义的瓦哈比派组织,仍以他们似乎取之不尽的资金来源在我们的群体中肆无忌惮地活动。这段时间当中,逊尼派穆斯林还要去巡视一下本国的清真寺以便取得那些微不足道的钱,再接着在本区去建另一座清真寺……如果他们急于成事,他们也可以从沙特阿拉伯那里去领取来之容易的钱财,但是总要带回来一些布道者和瓦哈比派的书。
      “当地政府和组织(警察和教育机构等)对沙特阿拉伯的态度完全是照搬英国政府的做法。私下里,他们承认他们是落后的,是大男子主义和狂热分子;但公开的情况下他们袒护、支持沙特,号称说没有能力进行干预,对极端分子的过分举动置之不理,无可奈何,令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们明明知道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所谓的‘赛莱菲叶派’或同类是一模一样的;两者的分歧在于,一方认为应对宗教当局忠心,另一方面应对沙特政府表忠心(如此两个分离的问题被扯到了一起)。现在,对于大多数外裔青年、皈依宗教者和外国学生来说,以他们掌握的语言,最先得到的伊斯兰教义信息,便来自于瓦哈比派或其它极端主义组织,是通过各种最现代的媒体(因特网上充满了他们的网站),各类布道者、报告会和在作家那里得到的。”
      作为我本人来说,令我十分震惊和气愤的,是瓦哈比派成员对妇女的极不尊重。看一看他们领导人散发的所谓的法特瓦(Fatwa,特殊情况下宗教政府所做的法律条文-译注)及所说的话,我们便更清楚地知道了这些瘟疫的来源。比如说关于妇女工作的看法,1996年6月14号星期五科威特阿尔-卡巴斯(Al-Qabas)报纸发表了沙特阿拉伯的前任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译注)的法特瓦:“……让妇女走出家门从事男人的职业对穆斯社会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这种做法的最坏后果是造成性别混合,这是男女私通的最好的机会,因此将会对社会起到很坏的作用,并摧毁其伦理价值。”
      另外一个瓦哈比派领袖,阿尔·乌塔伊曼(Al
      Outhaymine)有关妇女开车说了如下的话:“妇女开车肯定是会有很多危害的。危害之一便是妇女在开车时必须要摘掉她的头巾,然而妇女的面孔正是男人的目光视线特意寻求的对象。事实上,衡量一个女人漂亮与否的标准完全在于她的脸是否好看。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女人美或丑时,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脸。但是当我们再去看她身上的其他部位,我们会说她有副漂亮的手,好看的头发,好看的脚。如此,我们说某个人漂亮,说的一定是这个人的脸。有的人可能说只要女人开车不把脸露出来就行了,她可以把脸的下部盖起来,再戴上墨镜就可以了,对于这一点的回答是:女人不适合开车。问问其他人在别国看到妇女开车的情况,即便我们可以允许一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也不能持久,最后仍然很快地朝着别国妇女开车状况的方向发展。”
      “这便是一种大倒退,同别的领域一样。这种事一开始显得较容易接受,往后就会朝着偏离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导致不可接受。在妇女开车的危害中,还有她们羞耻心的丧失……因为喜爱开车的人会在其中找到乐趣,正是因为这个你才发现人们原来没有什么目的地东奔西跑,只是因为这样会给他们带来乐趣。在危害之列中,还有妇女会因此变得自由,她将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去寻找她想要的东西,因为车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可以白天晚上随意出门,一直待到很晚才回家。如果我们今天的人为此而苦恼,相对于青年男子来说,那么年青女子会比他们更好吗?她想往左往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她要跑遍每一个角落,她甚至很有可能去外国。在危害中,还可以列出一项,就是妇女可以反抗她的家庭和丈夫。只需要一点小摩擦,她就可以开上车随便去什么地方换换空气解除痛苦;这种事虽然也会发生在青年男子身上,但他们的忍耐力要比妇女强得多。这在很多情况下使得出现问题的几率大大增加:比如说车遇到路标停下来的时候,去加油的时候,受警察检查或面对路警调查车祸起因时,当她要停下来打气和汽车抛锚的情况下,她都需要有人来帮忙!这时她该怎么办!她可能会遇到一个不怀好意的男人,以帮助她的名义占她的便宜,特别是在如果没人帮她,她就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在危害中,还有妇女开车会增加车祸出现的机会,因为妇女的本性相对于男人来说不够坚定,不够有条理,能力也不如他们,因此当她遇到一个急难问题时,便不会有能力想办法解决。还有,因为她开车增加了支出而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显然,妇女天性爱花费,特别是衣着选择方面。您没看到她如何在衣着上讲究吗?只要有新款式一出现,她就会抢着去买,哪怕这件衣物比她身上穿的难看得多。您没看见她如何装饰她房间的墙壁吗?如此推理下去,这同样的消费欲望将会因汽车而更加强烈,因为每次有新型号出现,她都会抛弃旧车而换新车!”
      所有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造谣中伤,一派谎言。在那些宗教文字里没有任何支持这类说法的文字。而且这一所谓的法特瓦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说法,这里我们很容易看清楚它与穆斯林法规专家们所实施的方法之区别。宗教本不是个人的主张。事实上,这只是另一个让人认清瓦哈比派意识形态真面目的一个例子。

      叶哈雅
      会员

      他反过来要求芬妮去英国,但芬妮知道那边生活不容易。跟着他又能做什么?去干苦力?两人都将走入死胡同,并且以他们十年的爱情为代价。扎卡遭到拒绝后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以前碍面子从不跟我提起芬妮,此时他对我说:“这个女孩是个富家子女,她只想她自己和她的舒适,她并不真心爱我。”他的声音里面有不屑与痛苦。他极端地失望,这段时间标志了他们爱情的终点。扎卡里亚很重感情,是个全心全意的人,投入得越多失望也越大。为了芬妮,他甚至可以赴汤蹈火,但好像她还没有准备好。可是,有没有必要去赴汤蹈火?
      从此以后,一切都进行得很快,第二年,扎卡回来时我觉得他又变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一见面都会自由而热烈地讨论,就像两位一开始共有很多记忆、很多快乐、共同忍受痛苦的兄弟。这一次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无能为力,我甚至连普通谈话都无法维持!我弟弟就在这儿,在我旁边,可我却觉得他很遥远,甚至不在场。我每次问他一些生活上的问题,他都只用几个字回答我。我和福佳想到他可能需要自己独处,需要孤独,也许他不便说。我们就把我们的小公寓留给他,去我工作的迈尔莫兹(Mermoz)高中我做学监的房子住。扎卡有我们的汽车可以使用,我们还装了满满一冰箱的食物。
      晚上,我妻子给他准备些好吃的小菜,福佳是个真正的好厨师。但是他不仅不舒展眉头,还永远不满足,满口怨言。福佳对他这样的反应和改变感到很吃惊,至此为止,他一直是对她充满感情的,他总是对她又礼貌又耐心。1992年底的时候,那是他第一次回法,我们三人还在一起度过了欢乐的时光,我们一起笑,憧憬着未来。直到1994年,扎卡里亚与福佳之间还有过很丰富的交流,他们讨论各自的学业和未来的职业走向。当时福佳在准备生物专业中学教师资格考试(CAPES),那时扎卡里亚还说她很聪明,鼓励她作最大限度的努力拿到最高文凭。但是他今天的谈话已经完全变了调子,他好像不再对学业抱有希望。至少对于妇女是如此。他一直对福佳说:“女人读书没什么用。你最好待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一部电视连续剧,正演到妻子挨了丈夫的打。扎卡里亚嘲笑说:“就该这么打她,女人都欠揍!”福佳和我都惊呆了。我弟弟,一个无可争议的聪明人,平常那么开朗,易于同人交流,关心别人,现在却越来越自我封闭起来了。他讲话完全是为了攻击别人,讲的话十分绝对。他可以一整天不说一句话,也不出门,就躺在扶手椅里,如果我们坚持一下,如果我们问他问题,他就只说“嗯”或“不要”。这种状态当然令我担心,我想他是完全不知所措了,肯定处在一种情绪低落的境遇下。
      我问他:“你肯定没事吗?我能不能帮你做点什么?你知道你是可以信任我的!”可他总是机械性地回答我:“不用,没什么,我累了。你知道,我这几个月过得很艰难……”我试图改变他的想法,告诉他他对我有多么重要,我爱他,他是我的弟弟,而且他完全可以得到我的帮助。我和妻子两人一直安慰他,但我觉得办法全都用尽了。我弟弟把自己封闭起来,成了我们不认识的人。那时是1995年。扎卡说他要回伦敦,要去取他的国际贸易硕士文凭。
      六年后,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他,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几天。
      这一悲剧事件发生几个星期后,我在蒙彼利埃与一位朋友重逢,他是老师,祖籍法国人,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已经在英国定居了十来年。他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十分了解。我们就英国的现状进行了一次深入谈话。按他的说法,虽然绝大多数在英国的穆斯林是逊尼派的教徒(Sunnistes),主要是哈乃斐(Hanafites,逊尼派四大学派之一-译注),但还是有很多邪教和极端主义组织在英国全境活动。直到2001年9月11日,英国政府似乎对此什么也不担心或至少关心得很少,直到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事件,比如说由阿布·哈扎(Abou
      Hamza)组织的也门谋杀事件,他们才似乎予以关注或表示愤慨。政府曾有过一次极为严厉的行动,那是在一名议员的呼吁下,取消了奥马·巴克里(Omar
      Bakri,前Hizb
      Attahrir自由党的领导)以及阿尔-穆阿吉温(Al-Muhajiroun,入境移民者)运动的发起者在英国所享受的补贴。这名议员指出,国家资助一个公开号召摧毁英国的人绝对是一桩丑闻。
      我的朋友跟我解释说,在英国,瓦哈比派运动是成千上万形形色色的组织中的一支,他们之间大多数相互仇恨。他们还在穆斯林年轻人当中寻求新的成员,而对接纳他们的国家态度很不一致。“9·11”事件之前,似乎他们大家一致奉行的原则是:“不在英国搞暗杀活动”。因为他们在此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穆斯林和加勒比(Caraibes,拉美北部)居住区中从事各种活动。
      在一个他认识的主要由穆斯林居住的小区里,可以看到一方面由印度次大陆的瓦哈比派建起的一座高大的清真寺,他们自称为阿尔-乐·哈迪特(Ahl-e
      Hadith,即哈迪特人);另一方,有家书店,一个礼拜中心,一座改建成小学和成人教育学校的教堂,这些都属于另一个瓦哈比派运动,并明确服从沙特国家的教义:即所谓的“赛莱菲叶派(Salafites)”。我的朋友向我讲述,这一特别活跃的组织为什么会得到很大的资助,他们内部为数不多的成员肯定不足以让他们建成如此多的中心及场所,并招收如此多来自加勒比的人。
      按他的说法,最近以来,很多小组织都操控一些中心,并且是在英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公开活动。瓦哈比派系的特征便是,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源。除此之外,它对当地的穆斯林民众同样地粗暴敌视。英国这一派系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完全反应了沙特阿拉伯宗教之间的冲突与分歧。有些瓦哈比派组织直到“9·11”之前还能公开招募年青人把他们送往阿富汗、克什米尔或车臣,还能募集到大笔的钱,在清真寺门前或一些穆斯林机构中散布传单。尽管这些组织的宗教信条(Ahmad
      ibn Taymiyya, 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 Ibn Alqayyin
      Al-Jawziyya等)与所谓的“赛莱菲叶派”或其它哈迪特人是一样的,但他们对现任沙特政府并不十分有利。他解释说,那些所谓的“萨拉菲特”公开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还印出了一本由一位当代显赫人物伊本·巴兹(Ibn
      Baz)写的小册子,这位人物揭发说沙特阿拉伯的谋杀事件是由本·拉登(Ben Laden)一手操纵的。他们的政策好像同沙特宗教事务部的政策如出一辙。
      我的朋友认为,事实上,本·拉登想要成为“国王”而不愿只作阿拉伯半岛的国王这一事实是惟一的真正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人要支持暴力活动,另一部分人拒绝做这种事的原因。这些互为敌人的兄弟们教导他们的成员说,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世界上最有信仰的人,而穆斯林则是一堆无知、迷信和狂热之徒。他们在群体中的表现以话语不宽容与肢体暴力著称,打击一切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这些我的朋友都亲身体验过。而且,他估计这个组织像很多其他组织一样,只不过他们更甚,在成人教育学校(那边叫做Colleges)里下了好多功夫,里面有很多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年人来此准备类似法国的高中会考;在大学里也一样。在这些中等教育机构里,瓦哈比派建立了所谓的“伊斯兰社团”或者“古兰经与圣训社团”,他们组织一些活动或课程,意欲资助这些人并打算招募他们。当他们自己不亲手成立上述社团时,就渗透到其他组织中去,直到窃取控制权,那时他们便大权独揽,把它变成自己组织机构的一个分支。他们的布道者,也只有他们自己的布道者才能过来教化那些没有多少警惕性的、并对本地或国际上的群体状况感到不满的年轻人。这类洗脑方式称为:“讨论会”或者“会谈”。
      据我的朋友说,要把其中一个分支机构从这个组织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必须得有顽强的力量与行政部门抗争,因为后者对该组织内部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或者纯粹是由于行政部门本身的原因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名去英国的外国人或者学生或移民后裔会发现有很多逊尼派特征的团体,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教员和宗教人物只会说乌尔杜语(Urdu)、阿拉伯语或孟加拉语。连父母是巴基斯坦人的孩子们也不能很好地讲他们祖先的语言,更何况语言在宗教中要求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水平。事实上,据他说,惟一能找到的关于伊斯兰宗教的英文书籍中,几乎大量都是瓦哈比派的宣传。瓦哈比分子有很多书店,他们还在街巷、市场宪法散发各种印刷品,一直活跃到市中心的商业街。甚至连一些不属于他们的书店也要卖他们的书籍。
      在我的朋友看来,英国的穆斯林社区确实有严重的代沟问题。父母及祖父母二代人本身无知,因此没有能力满足青年一代对祖先文化了解的渴望,宗教人士也不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与他们进行有效的交流。相反地,有很多布道人和小册子作者却在一些所谓的“学院”和大学里安插下来,他们通常是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我没找到多少有关芬斯伯瑞公园(Finsbury
      Park)清真寺的材料,也没有关于阿布·卡塔达(Abou
      Qatada)不曾出现在英国电视上的信息。这不是我所在的地区,我个人也同这些人没有交往。有一天一名学生对我提到:相对于那些被阿布·哈扎送往也门后被抓起来的年轻人,他觉得他的运气算是不错的,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们当时的确想成为阿布·哈扎的自愿者。结果由于他们跟随一位逊尼派教师一起学习,才远离了这个圈子从而避免了这一流毒。”

      叶哈雅
      会员

      第六章、伦敦之行,悲哀与孤独
      扎卡里亚到了伦敦,没人来接他。他到达大不列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处住的地方。走之前,他说他肯定会找到一处既安静又简朴的青年旅馆。可他走后几天给我打电话,说他到了圣马克之家(Saint
      Mark’s
      House)收留处,那是一处专门供无家可归之人居住的地方!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以便同他联系,并让我放心。我当然不会担心,不管出什么事,他肯定会想出办法来。他想同社会服务机构联系以便得到一份补助金,当然最紧要的是要尽快找一份工作。这段时间我经常给他打电话,但电话里说得很快,讲不了很多。我真正了解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在他六个多月以后回到蒙彼利埃的时候。
      当他到达弗卓克-蒙彼利埃机场时,我一眼就看出我弟弟有了变化,他瘦了,但成熟了。他满面笑容,看起来见到我很高兴。而且他身上有股自豪劲,因为他在“那边”成功地待了六个多月!然而他这时才告诉我,最初的三个月,他的蹩脚英语着实是他的一大障碍。那一段时间他过着哑巴似的生活,不张口或者很少张口,因为他确实感到不自在。他说他好像是一个重病号,完全生活在一种可怕的孤独之中。他连随便咕噜两句英文的勇气都没有,而且人家跟他说话他也懂不了多少。
      他所讲的日常生活看起来很艰难,圣马克之家实际上名声不太好。他苦笑着讲起他同宿舍的人:其中一位的行为完全不正常,每天要吃十几颗不同颜色的药粒;另一位整日喝啤酒,赖在入门的沙发上,从早到晚醉醺醺。有时负责人把他赶出去,他就懒洋洋地躺在教堂的台阶上,就在他们住所附近。弟弟还给我讲了夜间的情况:宿舍是公共的,十来名无家可归的人睡在这里,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扎卡里亚睡在一张铁床上,他把衣物卷起来当枕头,因为什么东西都有可能被偷;白天更不能把东西随便留下。在那儿,偷盗和暴力都是家常便饭。在我们长时间地讨论这些潜在的不安全事件时,我感到他确确实实有紧张和不安的情绪。我于是有了一个主意,要避免受到攻击,体格上一定得强健无比。我就劝他去做健美运动!他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尽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十五天以后,一回到伦敦,扎卡里亚就在一所健美俱乐部报了名。有时他还能找到点零工干干,如在一家比萨饼店里做洗碗工,或做做搬运工。这样可以避免一下子用光他微薄的积蓄。
      最初的艰难生活过去之后,扎卡在伦敦慢慢过得得心应手起来。好几个月在伦敦街头游逛,他终于熟悉了这座大城市。他每天去图书馆自习英文,每周都去一个事务所找工作。除了找工作以外,他还想得到一个培训的机会。他对我说,如此,经过了一系列的考核,他终于进了南岸大学(South
      Bank University),他要学一个国际贸易硕士学位(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他说这所学校属于剑桥大学,这当然对他将来的履历有好处。因为这时我弟弟仍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尽量提高他的专业知识水平,以便获得更高的能力。他脑子里一直还在想做阿拉拉(Halal,即根据穆斯林习俗所进行的动物屠宰业)的进出口生意,比如与各马格里布国家合作。
      但是随着他一次次地回法国,我感觉到也看到扎卡变得越来越冷漠。他说他一点也不喜欢英国社会。他说这个国家天空阴暗,多雨,也比较封闭。虽然英国允许各文化种族的存在,但它们之间从来不互相混合,只蜷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在他们所谓的集中营式的看不见的围栏里。他指责英国人只在表面上宽容,还说:“在英国这么长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国家的人,而我最不了解的就是英国人!”在大学校园里也是如此,同英国人的交往都停留在表面,他说他在佩皮尼扬或蒙彼利埃大学里遇到的英国人都比伦敦大学里的英国人多!
      他每次回来我都试图更好地了解他。他的英国之行让他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很大的撞击,这同他过去的生活有极大的反差。在这里他有芬妮,有他的朋友们,有他的哥哥,这里是他的国家;而在英国,他是作为移民生活在那里的,独自一人,语言不通,这一切都令他窒息与冷酷。但是,他仍然认为能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下来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这一成功使他充满自信,更坚定了信心。克扎维和另一个伙伴哈秋木也受到他的鼓励,去了英国。好在扎卡终于离开了圣马克之家,他跟我说他获得了一个助学金,大约相当于一万五千法郎,这足以够他交付一年的学费和大学住宿,是一套带家具的两室公寓,在伦敦一区。我是后来从他给我的地址上才得知,是在伦敦的富人区。
      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他是否真是住在他跟我说的这个大学宿舍里,还是生活在伦敦如此豪华的街区。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经济能力支付一套公寓的开销!我所知道的是,只有一些替人做家务的学生住在那里。扎卡还同我讲起过他经常去的一个伦敦的街区,那里经常有外国人光顾,主要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
      一谈起阿尔及利亚的内战,我们的观点就有分歧了。我在报上得知在伦敦有很多伊斯兰武装组织和伊斯兰救亡阵线分子,他们在那里可以在街上或在清真寺里很自由地发泄他们的不满和仇恨。我也肯定知道我弟弟没有任何信仰,我于是决定给他寄去一份蒙彼利埃阿特-塔巴(At-Tawba)清真寺出版的有关瓦哈比派(Wahhabites)的小册子。但是我错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1993年和1994年,扎卡里亚差不多每四个月回一次法国,主要是为了看望芬妮。这期间我结识了未来的丈人,我向他请求把福佳嫁给我。就这样我结婚了。我们的婚礼简单而热烈。我们把照片给扎卡里亚看,他向我们祝贺,并遗憾说没有事先得知,否则他说会及时赶回来。我们知道他的经济状况,所以特意不想让他知道。
      每次回法国来,扎卡里亚都在我家住下来。他从不同我们谈宗教,这段时间正好是我开始信教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对此至少有那么一点点好奇,可是没有。相反地,他还嘲笑我的举动。的确,由于我初信教,加上不懂阿拉伯语,我得在纸上用大号字母写上我祈祷时所要发的音!1994年,我曾建议他跟我一起去到清真寺去做周五的祈祷。他拒绝了,更愿意进城里逛。今天我回想起他当时的行为,突然明白,那段时间,没有任何疑问,他还没有遇到日后成为他“头领”的人,或至少他还没有真正加入他们的组织。
      同一年的另外一次机会,我试图想法让他开心。当时正好在清真寺里举行学校年终庆祝会。为的是鼓励与奖励孩子们,“法国伊斯兰慈善计划协会(APBIF)”每年都组织这类活动。孩子们做文化表演,讲历史故事,也就是个学校的节日吧!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演唱团。十来个孩子唱苏非阿拉伯-安达露西亚歌曲,他们一直唱得很成功。扎卡陪我走到入口处却不进去,说他对此不感兴趣,这一切只不过是些小把戏罢了!说他只对《古兰经》(Qour’an)和圣训(Sunna,伊斯兰教创立人穆罕默德的言行录-译注)感兴趣。伊玛目教长来主持这场节目,我趁机把我弟弟介绍给他,他们聊了起来。我请教长给我弟弟解释一下如何学习宗教科学。扎卡里亚打断我脱口说:“我只需要《古兰经》和圣训就可以学习宗教,我完全有能力拿本书自己学习。”教长回答他说:“好吧,如果你做好了十年的准备在圣训或《古兰经》里学会怎样做哪怕小小的净身沐浴,那么祝你好运!”
      扎卡的话真难以置信:难道我们能够自己拿一本书学点医学知识就可以当医生了吗?谁会找一个自己在图书馆里自学成材的外科医生来做手术?
      每次扎卡来,都借我的车去一趟纳尔本看望加米拉。只要母亲还住在家里,他们两个就小心不要撞见她。他到的时候很远就按喇叭,然后加米拉马上出来。同芬妮就有点麻烦了。我最后一次见他们在一起,是1993年在蒙彼利埃,他们租了一个乡间别墅在一起过周末。芬妮一直在银行工作,她想和我弟弟安顿下来过日子,组成一个家庭,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她肯定曾要求过他回法国,但扎卡里亚的目的是挣大钱。“我要走在前面,我要挣大钱”,他经常这么说,他拒绝听芬妮的话,拒绝用可能“更美好的未来”的代价为她作出牺牲。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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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就去蒙彼利埃,芬妮一直生活在那里。以后芬妮离开了她的公寓回到纳尔本她父母家中。这时,他们两人的关系开始复杂起来。扎卡觉得眼下当务之急是在学业上更进一步,以便让企业家对他刮目相看。我们每个周末都讨论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想法,由于我们有个表姐在阿联酋,我们便设想着假如我们同阿拉伯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特别是摩洛哥和阿联酋,那么这可以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扎卡里亚还在蒙彼利埃的一个欧-阿协会进行了咨询,它们的主要活动就是在马格里布和欧洲之间进行贸易往来。
      按他的说法,最明智的做法是先过语言关,以便将来以移民国外的身份工作。目前他的英语还表达得不清楚,而阿拉伯语根本不会说。他买了些英文语法书,每天强迫自己攻读,简直是世界上最用功的学生。尽管如此,弟弟在几个月之后终于发现他的运气不够大,他所选择的方法并不能让他尽快讲一口流利的英文。经过了几次讨论之后,我们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英语国家待上一阵子。他想着能像在法国一样,到时在当地找一份住校员工的职位,也就是学监,或者至少他可以拿一份失业金。然后再找一个有兴趣的学业以便实现他的计划,哪怕英国的高等教育要付学费也没关系。再以后他要学阿拉伯语,将来成为一名商业兼技术人员,在法语国家、英语国家和阿联酋之间做进出口生意。
      眼下在蒙彼利埃,扎卡经常光顾大学宿舍里的咖啡馆。这地方很特殊,来这儿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外国人,他们在这里要过上大半天的时间。有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马里人,塞内加尔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等。大多数人在这里只是为了留在咖啡馆,因为他们的住房很紧张,特别是对大学第二阶段的学生(即大学三、四年级-译注),首先要满足其他学生的住宿,有剩余才给他们。因此他们往往五六个人住一间宿舍,晚上就得轮着睡觉。
      晚上不能睡觉的人整夜守着,白天则太疲劳没法上课。放假时学生食堂关门,这就更加重了他们被排斥的感觉。他们彼此谈自己的苦恼和被轻视的经历,讲述他们为了求学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和过程。比如说省行政机构要他们出示学生证才能给予居留证;而学校服务处则要求他们拿出居留证才给他们注册。这类行政乒乓可以持续几个月,最后有能力做完这一切烦心事的学生已是累得气力全无,对此厌烦之极了。最后,大多数人意识到也许去美国或加拿大学习会比法国要容易一些。
      在这种受排挤的学生生活之外,还有经济问题。往往他们本国的助学金微不足道,而他们的居留证上明白写着“不许打工”。当然最顽强和最努力的学生还是可以拿到“博士资格(DEA,相当于硕士-译注)”或者博士文凭,而且只上很少的课。他们可以找些小工来做以便走出受排挤的境遇。另一些人无法达到这一阶段,他们当中,有的人在我看来不是玩世不恭就是游手好闲,他们用大部分时间评论国际时事。渐渐地,扎卡里亚不再同祖籍法国人来往,他的新朋友们身上好像在滋长着一种反抗的情绪。他们总是诽谤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抨击后者的单纯思想,特别是这些被抨击的对象是法国人的时候。他们当中肯定有“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在大学里,他们被人称为“弗莱罗(Frrots)”。
      其中有一个马格里布人特别让我震惊。他说他享受着他自己国家政府一笔不小的助学金,而他的言论却是罕见的激烈。我最不喜欢的是,他正享受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助学金,供他从高中毕业一直拿到博士文凭。他非但不回去协助祖国的经济发展,反而扬言说要以革命来推翻这个社会。他当初讲的一句话现在还回响在我耳边:“要摧毁这个社会以便在灰烬中重生。”他所敬仰的是萨伊德·扣特巴(Sayyid
      Qotb),是个埃及人,他称他为“伊斯兰教改革的殉道者”,而这位殉道者的影响在极端主义分子来说是极其重大的!
      我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扎卡里亚同这样的学生来往,使得他发现了伊斯兰教里危险的脸谱化的一面。在他们周围,扎卡被一种意欲要复仇的混杂情绪所左右。而他们关于阿尔及利亚内战的讨论更是绝对地不明确:“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政府说是伊斯兰武装组织(GIA)屠杀了民众,但他们没有任何证据。所以很可能他们是要掩盖什么。”这很像伊斯兰救亡阵线(FIS)的一部分领导人所说的话。我感到他们有意要把某些讨论的主题公式化,比如说战争方面,不管它涉及到巴勒斯坦、波斯尼亚,还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所有有关穆斯林的冲突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宣称支持“穆斯林兄弟会”的机会。他们所说的理由也许是正确的,但却被极端主义者的宣传所利用,为的是一些政治交易,而最终他们将让别人从中受益!
      随着大学生活的继续,扎卡里亚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回到蒙彼利埃时,总在校园里无所事事地转悠,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找他的“弗莱罗”兄弟们去聊天。后来他也慢慢有了自己的见解,越来越玩世不恭,游手好闲。关于阿尔及利亚,他从此以后便认为当局应对内战及屠杀负有真正的责任;关于法国,他认为整个系统已经腐败,它只满足于给那些少数的有钱人和贪污分子提供服务。他断言对于一个小人物、一个卑贱的人来说,惟一的出路在于自己想办法活下去,哪怕想方设法比别人更加腐败也在所不惜。我无法同意扎卡的看法,觉得太过激,但我只把这一切归咎于他这一年实在太辛苦,因为他自我感觉没有收获,也找不到出路。他常常悲观地说:“我求学是为了能找到出路,结果我却停滞不前。”我在心底里祝福他终有一天会找到自己的路而苦尽甘来。
      另外,没有一个可以寻找温暖的家对他也很不利。自从他离开了母亲的家,他就没再踏进一步。我们每次放假他都在大学宿舍的大厅里消磨,如果有人问起他有关母亲的问题,他的回答永远是:“不是我母亲,是我哥哥的母亲。”他脑中所想的惟一一件事就是要“离开纳尔本”。而且他不断地重复说:“我最能肯定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离开这里,我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什么时候,但我会离开这座城市的。”从此以后,我们便越来越多地谈论他学英文的必要。我们甚至还拼凑出了一个很不实际的规划:他将学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再学习阿拉伯文学,也就是海湾国家的文字;我们在阿联酋生活的表姐没准可以帮我们在那边安顿下来;而扎卡学阿拉伯文的时候,我就来学英文;以后我们要一起做国际贸易。
      他一把目标定在英国(美国太贵,而且万一学不成也太遥远了),我就极力鼓励他走,我想这也是一个让他改变环境和接触其他人的机会。我天真地认为这样只能对他有好处,而且可以远离那些“弗莱罗”。我了解我弟弟,我先验地知道他不是一个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但是结论不能下得太早。
      芬妮并不同意他的打算,她刚刚被纳尔本一家银行聘为商务专员,她只梦想着过安静的生活,在这里与扎卡生活在一起,她根本不愿意扎卡远离她。她撺掇他继续寻找工作。扎卡埋怨她不够现实,说她不明白他的皮肤颜色是找工作的真正障碍。有例为证:本地区实际上需要一大批机械电子工程的商业兼技术人员。然而他去找工作时,别人总是说“没有位置了!”他还对芬妮说:“你以为以我的皮肤找住房会那么容易吗?你是知道的,是不是?我得变成百万富翁才足以让他们尊重我!”所有这些烦心事把各种因素集聚起来,致使他极容易接受某种思想意识;而不幸的是,这类思想他将会轻易地在英国遇到。
      1991年底,事情进展得越来越快。扎卡卖掉了他的福特车,自从他和芬妮离开了他们在蒙彼利埃的公寓,他们便开始有了些积蓄,他花钱也很小心。他在纳尔本中学作学监时,吃住都在学校,因此攒了些钱,大概在两万到两万五千法郎之间。为了他的旅行,我们一起去买了一个大背包。为安全起见,我们还买了一个腰带专门放他的现钞,这是个实用腰带。扎卡里亚要带他这些积蓄上路,他不并不知道到了那边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他的钱被盗,那么他的长途旅行将立时完结。然而他的目标是要在那里留下来,至少六个月。他走之前的大部分物品是我们一起去买的,因为他的冒险也便是我的,而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真正远离对方。他是我弟弟,我既自豪,又感动,又不安。我一个人送他去机场,这一时刻对我们来说十分严峻。我弟弟要去面对他的命运了……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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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往常一样,扎卡仍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由于在高等技师学校上的两年并不等同于大学的两年,他还得把没学到的学分补回来,但这对他来说有困难。再加上大学系统相比高等技师学校来说管得不很严,后者学生每周要上35小时的课,老师们也比较注重学生们的学习;而大学就自由得多了,没人强迫学生去上大课,学生们得自觉,有动力。扎卡里亚的性格虽然表面上显得有主见,却仍然需要老师的指导、帮助与鼓励。大学里的教师同学生只有很少的接触,习题课很多,学生们甚至要把课桌安放在走廊里。扎卡里亚感到孤立无援,最后认识到这条路对他来说不合适。
      他的朋友中有些人继续在高等商学校里读书,学费每年要四万法郎,这对扎卡来说是不可能的;另一些朋友找到了工作。现在轮到他开始寻找,但很盲目。他很快就泄了气,而且每次都怀疑是不是种族歧视在作祟。从这一时期开始,他渐渐地放任起来,越来越没有信心,而且对他所学的学业越来越持否定态度。他不再有目标,不再有目的。他变得消沉,懒怠。扎卡里亚认定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再进入传统教育,不成后在找工作方面最终被看不见的现实锁链困住,即歧视的锁链。日复一日,他感到他的高等技师文凭并不足以打开工作这扇大门,让他做商业兼技术人员。
      他曾同我描述过,在国立失业者机构(ANPE),他看见有些招聘广告上画了些不同的颜色,根据这些颜色,人们可以知道这家企业要不要外裔人士!他说有的工作人员很清楚哪些企业外来移民根本不必去尝试……这一年的学业就在这种愤怒与怀疑的情绪中度过。我们与朋友们的晚会在一起虽然充满了欢乐,但更多的是在一起议论,这时正是海湾战争时期。
      在我们地区,周围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地区议员甚至担忧,怕祖籍法国人与马格里布移民之间发生报复行为。佩皮尼扬市长想出了一个办法,暂时把各种武器商店以地区法令的名义全部关闭!在学校里,学生们马上就分出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亲美派,他们每看见一个美军轰炸伊拉克的镜头就欢呼:“美国!美国!”另一个是亲阿拉伯派,或更准确地说是为伊拉克民众在美军炮弹下的性命所担忧。大学宿舍里到处在议论伊拉克战争。大学校园其实是人们相互交流的场所,是全世界各民族相聚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微缩世界。各国学生分别住在不同的楼里,有瑞典人,丹麦人,也有信基督教的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海湾战争一打起来,“阿拉伯人”与其他种族的对话就复杂化了。我们虽然并不认可萨达姆·侯塞因的统治,但我们也极力抨击美国人及其联军轰炸平民区的行为。扎卡里亚并不在大学宿舍里住,可我们在校园里接触的是同样的朋友,他感觉非常同情伊拉克人。另外,扎卡里亚是黑皮肤,他的女朋友是蓝眼睛金头发,他们两个很明白排外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等公车回大学宿舍,这时有个人开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他打开门径自快步走向我,边走边骂,手上还拿了把刀,吼叫着:“臭阿拉伯人,我要花了你!”我愣了一下,马上反应过来保护了自己。殴斗的过程中,是我把他打倒了。站台上有好几个人跟我一样在等车,但没人动窝儿……第二天我把这事讲给弟弟听,我看见他脸色发白,紧咬嘴唇,一句话都不说。他愤怒极了。
      从这时开始,我和扎卡里亚之间或同其他学生的谈话便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海湾战争,也谈论巴勒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的内战。这类事件在全世界的穆斯林心上都留下了印迹。我们长时间地谈论对伊战争的合法性。我们十分关注让-皮埃尔·舍威芒(当时法国国防部长-译注)的态度。我们认为,萨达姆·侯塞因没有权利侵略一个国家,但这也不是反过来去杀戮伊拉克民众的原因。我们对这场“表演式的战争”十分震惊,媒体的大力炒作也是单方面的,“外科手术”式的攻战令我们感到厌恶。
      我们的感情很复杂,我们感到与痛苦的民众更接近,因为他们在经受苦难,也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开始时,萨达姆·侯塞因想利用这种感情,但是阿拉伯国家很快便派出军队保卫科威特。对我们穆斯林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心烦意乱的冲突。这里面不涉及谁对谁不对的问题,真实的情况很微妙,并不十分明确。这场战争突出了一种反美帝国主义的情绪,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如此。我们感受到,这样一个把“大敢(Daguet)”师派去同美军共同攻打伊拉克的国家不是我们的法国。
      这时,我想扎卡里亚已感觉到了自己是属于“黑人”阵营里的一分子,而祖籍法国人则是“白人”阵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法国人是种族歧视者”,但这种全盘否定的想法并不令他惧怕,根据他的看法,他的或我的朋友,包括芬妮、几位帮助过我们的老师是“非种族歧视者”,或者说他们是例外。我经常试图缓冲他的观点,但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例子使他坚信不疑这一痛苦的定论。的确,从海湾战争一开始,人们对马格里布居住区的暴力行为就变得越来越频繁,至少在我们生活的法国南方是如此。
      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同时进行着战争。媒体毫不掩饰地报道了种族灭绝和屠杀穆斯林的残酷事实,这给穆斯林居住区带来了极强烈的反响。南斯拉夫离佩皮尼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也是欧洲境内。我们校园内就有南斯拉夫学生,我们马上很容易站在他们一边。当时流传了一些有关集中营里穆斯林犯人消瘦得病的图片和照片,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刊登的犯人流放照片一样。我们感觉法国政府太被动,甚至是他们的同谋,我们感觉受到了侮辱和伤害,既因为这些人是我们的兄弟,也因为其他欧洲国家不采取任何举动。波斯尼亚妇女经常性地惨遭塞尔维亚人奸污这样一个事实,也不足以令他们愤慨!各国政府不作出努力,难道不正是因为波斯尼亚的受害者是穆斯林吗?谁能保证哪一天我们这群法国的穆斯林不会遭到同样的惨剧?而其他国家的人更加无动于衷?
      海湾战争,波斯尼亚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巴勒斯坦战争,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世界上的穆斯林到处都在受迫害,这一切令我们愤怒。这种情绪并非扎卡里亚一人才感受到,所有与我们同龄的穆斯林甚至比我们还年轻的都被震撼了。他们全身心深深地体会到了宗教兄弟们所受到的不正公待遇。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将会感到极度痛苦,他们因此不再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及伦理准则。其中一些人的头脑中将逐渐形成独裁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比我弟弟更容易遇到种族主义的极端事件,然而却是他比我受到的伤害更大。每一次他的兄长受到攻击,他的内心都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愤状态。
      我跟他说他的感觉不对,说不管他怎么想,大多数法国人并不是种族主义者,相反只是一小部分人有这种倾向。可是我感到我不仅无法说服他,反而令他反感。而且他总是这样回答我:
      “阿布·萨马德,你,你心肠太好,你没明白。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是法西斯。”
      1991年9月,扎卡里亚需要一张注册证明以保住他在一所高中的学监位置。他突然有了个新的想法:要学会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于是他在佩皮尼扬大学注册了应用外国语系,可他几乎从未去上过课。他因此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学监职位,是在纳尔本的拉克瓦医生(Docteur-Lacroix)高中。我也一样,我在纳尔本的迪德罗(Diderot)高中得到了学监的位置。
      新学期开始,我们又遇到了福佳,她结束了大学生活,得到了药学文凭,由于她留在灰石礁,福佳参与了一些我们的家庭冲突。这给了她很大的震动,她与我母亲的关系也因此而恶化。她感觉这一切十分无趣,精疲力竭。我和扎卡里亚劝她离开这里,最后的结果是她们中断了关系。福佳离开灰石礁时对我们说:“我真不理解怎么会是这种情况,纠葛太多了。我反正完成了学业,居留也快到期了,我打算回摩洛哥。”我和扎卡都觉得她的决定十分有理智,但在她走之前,得给她找个住的地方。我和扎卡都住在我们工作的学校里。于是我问姐姐纳迪娅能否接受她住十来天,她在城中有一个公寓,姐姐同意了。在福佳临走前的几天,我们三个总是在一起:我,扎卡和福佳。每天我们一结束工作就去找她,我们一起散步,一起去看朋友。这段时间给我留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我还记得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们去看电影。我们忘了星期三孩子不上学,电影院里除了我们少数几个大人以外都是孩子。正是这一不合时宜的场面让我记住了我们那天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我们也常去佩皮尼扬去看朋友,其中有克扎维,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整晚整晚地聊天,说笑,然后吃一顿开心的晚餐。福佳走之前的一晚,我们找到两个姐姐然后五个人一起去散步。晚上在纳迪娅家度过,共进晚餐。这是1991年10月,我和扎卡要陪福佳到塞特港去乘坐轮船去马拉卡什。一路上我们笑得很开心,这是我们家少见的欢畅时刻。我们兄弟姐妹之间难得有这样的相聚。
      同福佳谈论我们的大家庭令我和扎卡里亚有意愿了解我们父亲的情况,我们想知道他到底现在在干什么,最后我们得知他住在图鲁兹。因此,在塞特港送走了福佳我们就去了玫瑰城(图鲁兹)。一到地方我们便开始打听,在当地工商会,我们得到了一个地址,找到那里才知他已经搬走了。我和扎卡里亚想到去法国电力公司(EDF)的客户服务处去询问,以父亲的名义说我们没有收到最近的一张发票,并向女职员解释说是因为地址有问题,想查查看这里注册的地址是否是正确的。这回真棒!她居然把父亲的地址给了我们,是她帮我们找到了父亲。父亲看见我们特别激动,我们同他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然后他理所当然地请我们住下来。第二天清晨,我们被很大的叫声惊醒:“警察!我们是警察!快开门!”我们刚刚把头伸出被窝,就看见五六个警察站在公寓里,他们在我们的惊恐中带走了父亲。一切来得太快了,公寓里面安静下来,死寂笼罩着我们。我们穿好衣服马上往纳尔本方向赶去。一路上我们只交换了几句话,两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为什么警察刚好在1991年的这个早上在图鲁兹带走了父亲?我只在十年后才得知那是由于一次打架斗殴事件。
      我记得这是扎卡里亚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我则在1993年又见到了他一次,是在纳尔本。我刚从学校做完学监的工作走出校门,就在火车站看见他正跟姐姐纳迪娅在一起。他看起来生了病,很瘦弱,也很疲劳。
      我和扎卡又重新亲近起来,我们又住在一个城市里,都在纳尔本,都作学监的工作,有同样的伙伴,在同一个晚上一起出去玩儿。扎卡同我谈他的工作时,总是批评行政工作人员。他还是感觉到了他们有一点种族主义倾向,觉得受到威胁。比方扎卡认为所有的外裔学监的工作时间安排都不合理。这时,“种族主义”对他而言已经是一个梦魇了;而这个梦魇,不管它是否在理,给他的生活永久地罩上了阴影。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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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扎卡梦想: 谋个好职位
      1986年夏末,我也离开了灰石礁。我跟母亲解释说我要去找扎卡里亚,我要同他住在一起,这对我弟弟会有好处,他将不再独处。当时她什么也没说。此前我和扎卡为市政工程干了一夏天的临时工,如建路,清理桥下的沟渠等。这类工作是体力活,我们因此挣了点钱。我请求母亲陪我去租一处私人住房,是在市政府广场边上。并不是要她给我作经济担保,只是给房主一个正式的保证。啊!真意外,她居然同意了。我们租到了房子,我们终于独立了,找到了安宁!但是这种奢侈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要付房费。
      我们要自己想办法,找些小工来做。物质上,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幸好我们中午都在食堂吃饭!扎卡拿到了职业初中会考文凭。从此以后,他下定决心,做条“鲑鱼”:这个说法似乎挺适合他,因为他要溯流向上重新回到传统学业中去。他可以先进入高二学习职业高中的“自动化系统维修”。这时我还在读职业初中电力技术的最后一年。
      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单间公寓里,我们每天吃的是面条加土豆!有时我们应邀去朋友家吃饭,对此我们从不拒绝!让我们的肠胃做决定:“去某某家吃饭吧,他的冰箱总是满满的!”为此,我们稍稍感到一点自责,但扎卡里亚始终拒绝接受母亲的接济。芬妮把我弟弟照顾得很好,她总是尽量经常给他带来大袋的食品,特别是很多有维他命的果汁。有时他同我一起分享,但要等他心情好的时候!生活过得艰难,我们吵架也比以前多了,大多数情况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冬天来了。好在德瓦盖(Devaquet,当时法国高教部长-译注)改革计划导致的罢工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建议把我们的单间住房作为“反德瓦盖计划”学生组织的总部,我们这是有计划地参与了他们的阵营。如此,我们的冰箱总是满的!然而这一学期结束后,我们的精神和体力都消耗殆尽。尽管如此,扎卡里亚还是顺利通过了考试继续上职业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也成功地取得了职业初中的毕业证书。
      在学期结束之前不久,我们又搬家了。一个同伴的母亲同意给我们一所大一点的公寓住,条件是我们答应她做一些小工程,这些工程完全超出了我们的体力!这所公寓不太干净,墙纸脱落,墙壁上渗水,我们的衣服总是潮湿的!扎卡里亚老生病,他经常处于感冒和扁桃腺发炎的状态下。
      芬妮一直很关心他,给他拿药来治病:可不能在他要过全国职高会考的时候生病啊!幸好一位老师帮他在纳尔本维克多-雨果中学找到了一个住校学监的位置,这样他平时就在学校吃住。对他来说,至少只有周末和假期是最难过的!
      虽然我们同母亲没有任何联系,却仍能在街上遇到她,纳尔本毕竟是个小城。扎卡和她之间不讲话,而我得同母亲打招呼。我只避免让这类相遇不要持续太长时间。而母亲呢,只要一有机会就连珠炮般地抱怨我弟弟。我跟扎卡里亚从不谈论母亲,因为这类谈话只会在他心中激起怨恨。尽管困难重重,扎卡里亚仍取得了职高全国会考文凭,然后还在佩皮尼扬通过了商业兼技术高等技师学校(BTS)的入学考试,学习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
      他的生活终于要改变了,他要享受一份助学金,在大学里拥有一间学生宿舍。他的生活有了保障,但条件是我们的母亲要提供一份在大学申请助学金所需的材料!就这点要求也是过分了,因为她拒绝提供材料!因此我们需要找一位社会辅助人员,先是扎卡然后第二年是我,在证明材料不齐全的情况下,帮我们在地区教育局建立所需的文件。最后终于有幸被接纳!据说父母与成年孩子有矛盾时,这类情况经常发生。
      接下来的一个夏天,像往常一样,我们去修路和碎石。9月,扎卡去了佩皮尼扬并在那里得到了一间学生宿舍。芬妮一步不离他,她在佩皮尼扬高等技师学校注册了商业运作专业,并在市中心租了一间公寓。因此他们几乎就住在一起了,而那间学生宿舍只用于接待来来往往的同学朋友们。对我弟弟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学生生活”的开始。至于我,我正在纳尔本准备全国高中会考,继扎卡以后我也在维克多-雨果中学做住校职员。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相隔了六十公里,但一般来说周末我们总会聚到一起。扎卡经常从佩皮尼扬回来:他在纳尔本租了一间小房以便同回来看望父母的芬妮相聚。周末我住在中学里,奇怪的是,扎卡并不建议我去找他。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他变了许多,我感觉他同我有了距离。要知道过去的两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有些紧张:由我们被排斥状况所引起的争吵有时是相当激烈的。这类争执不仅没有拉近我们的距离,反而疏远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但这时我该准备高中会考了,没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扎卡的大部分时间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他有年中测验要准备,有他作学生的很多义务要完成。年终时,我也通过了全国高中会考,评语为“好”,也在佩皮尼扬注册了高等技师学校。我在大学租了间学生宿舍,这时扎卡已住在芬妮的公寓里。这是1989至1990学年,我弟弟正念高等技师文凭的第二年,我们又重逢了,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个庆祝之年。每天晚上我们到其中一家去吃饭,我们有共同的伙伴。扎卡回纳尔本时,会去看伊夫,是他中学的同学;还有达夫,他也进了同扎卡一样的高等技师学校学习。因此在扎卡的周围都是他非常忠实的老朋友。他还结识了一位爱好武器的瑞士同学。
      每两个月我们有三天的测验,在这几天之中至少我们会在一起做功课!虽然扎卡经常外出活动,而且大部分时间不带芬妮,可他仍然对她一如既往地忠实。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女孩子,她们勾引他希望命运能够光顾她们,可是她们枉费心机!
      1990年夏末,我从巴黎大区开车回来,在纳尔本停留了一下,去看加米拉。我在母亲的房前按喇叭,我姐姐跟一个年轻女孩子从她所住的地下室里走出来,加米拉给我介绍说她叫福佳,是我小姨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妹,她到法国来注册学习第三阶段(硕士博士阶段-译注)。我们互相交谈了一下各自的学习,我建议她跟我来佩皮尼扬。我把她介绍给扎卡里亚,两人之间马上产生了好感。福佳谈论我们母亲家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十分陌生,通过她我们才得知这是一个多么和谐幸福的家庭,而我们根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整晚整晚地谈起家中的某一个成员,我们和母亲家庭的纽带重新连接起来,我们对这个大家庭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福佳的经历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她家庭和睦,我们感觉得出她对家人的爱,她的父母也很关心她的近况,经常给她打电话。她说她父母让家中的四个孩子都受到了高等教育。自然地,福佳试图让我们母子重归于好。可是扎卡向她解释了他对母亲的失望,也提醒她同我母亲打交道时要特别当心。福佳还向我们讲起摩洛哥社会,我们祖国的众多优点。
      我和扎卡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以有这样一位表妹而自豪,我们把她介绍给所有的朋友,他们也十分友好。扎卡与芬妮的关系虽然十分隐秘,还是把芬妮介绍给了她。扎卡同福佳长时间地谈论了各自的学业与对未来的打算。他说他将来要在法国和马格里布之间做进出口贸易;扎卡也同她讨论了将来如何求学,给她讲就业市场哪种文凭最好找工作,还给她提供一些面试时的具体建议。我们陪她一起去办理各种行政手续,她最后在马赛大学注了册。至开学,我们便各自分开了。学年中我几乎很少见到福佳,而扎卡根本没见到她。他们只是通过我互致问候。扎卡以兄长的名义爱护她,保护她。
      这时扎卡的生活是稳定的:他与所爱的女子一起生活,随后没太大困难就得到了高等技师文凭。他还买了一辆福特·菲斯塔车,在蒙彼利埃附近圣蓬斯的一所高中做学监,这份工作其实差点因为我们母亲的关系丢掉。后来幸亏扎卡跟我抱怨说一直没收到地区教育局的信,我便马上建议弟弟直接与地区教育局联系!
      芬妮也取得了商业运作高等技师文凭,她又进了蒙彼利埃的法学院,在该城的一个小区派阿莱纳(Pres
      d’Arene)找到了一个单间公寓。我弟弟不在圣蓬斯工作时便去找她,在那里每周住三天。此时他在蒙彼利埃的大学里注册了大学第二年(DEUG),学习社会经济管理。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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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米卢兹的时候,我和扎卡里亚还小,但我们之间经常谈起,法国的种族歧视者真是很多。在纳尔本,排外现象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纯暴力的景象时有发生。夏天,这个地区的各个镇子里到处都组织节日。我们当时是十七、八岁。这类节日显然是个让我们能够尽情开心的机会,去结识女朋友。我们每每搭车尽兴前往。有一天晚上,和另外两个伙伴一起,我们去了古尔藏(Coursan)小镇的节日,离家只有几公里远。这个节日是在市政府中心广场上举行的,上面立起了几个舞台,有一些乐队。结果是我们不得不跑进葡萄园里落荒而逃,因为镇里有一帮年轻人要教训我们这些黑鬼!我和扎卡多少次去过类似的小镇节日,离纳尔本只几公里路,多少次不是像这样穿过葡萄园逃离村庄?只是为了逃离类似的对马格里布人真正的愚蠢暴力。有时,可能这些年轻人只多喝了几瓶啤酒,便有了打人的冲动,找着个借口就会冲上去打架,从而挑起一场斗殴。好在有时是我们把他们打得仓皇逃窜!人多力量大,但这类殴打通常是劈头盖脸的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来。
      1989年在纳尔本,七月十四日国庆节的晚上,一次倒霉事件在我们心中彻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使我们对整个社会制度产生了怀疑。这天晚上,很晚了,接近午夜,我从纳尔本的朋友家出来,他们邀请我吃了晚餐。正好是在要放烟火之前,他们开车把我送到市政府广场,离我要找朋友和弟弟的地方不远,在运河附近。这里是旅游区,街上有很多露天咖啡馆,距离目的地我只有一百米要走。我慢慢走着,这时后面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看到这人大概二十五至三十岁的样子,可我不认识他。他对我说:“请你来一下,我有句话要跟你说。跟我来。”我觉得他的行为有点奇怪,便没理他继续走我的路,也没提防他,因为周围都是人。
      走了大约十到十五米,我的肩头上又感觉被人抓住,我回过头,有点不高兴,却仍然没有提防。然后“啪!”那人在我脸上正正地扇了一耳光,我被打得翻倒在旁边的花丛中,他把我完全打懵了。可我还是站了起来,看见那家伙还要扑上来打我!我慌慌张张地拔腿就跑,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可是在慌乱中,我把方向搞反了,离我弟弟等我的地方越来越远。我过了马路,跑过广场的拐角后便看见六七个警察。我赶快跑过去叫道:“有人追着打我!看看他把我打成了什么样子!”我的脸上都是血。警察们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这时那人追到了,扑了上来。我躲闪着仍冲警察大叫:“就是他,是他!”只见警察拿出一支催泪弹,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把催泪气体喷到我脸上!我惊愕不已,眼睛火烧般疼痛,我呼吸困难,决定逃跑,但我只拖了一百米就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家餐馆的橱窗前面,里面刚好有我的朋友在用餐。幸亏如此!因为他们从里面赶出来救我时,那人又追过来了!他想打死我!我的朋友们挡住了他,把他赶跑了。朋友把我送到医院,我的脸被催泪弹烧伤。我极度震惊,并非因为那个显然要置我于死地的家伙,更主要是缘于那些警察的态度。作为受害人,我请求他们救援,结果他们向我施用催泪弹!
      母亲赶到医院里来看我,她跟我一样震惊,坚持要把这件事作个了结,要去警察局告那家伙,告那几个给我施催泪弹的警察!第二天,我就和母亲一起去了警察局申诉。结果一无所获!根本没法申诉!值班的警察不断地重复说:“您知道,我们值勤的时候没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开始不耐烦起来,把我们赶了出来,并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可不是光干这个的。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们就知足一点吧。滚开!”我和母亲两人感到既愤怒又厌恶。
      过了一段时间,一位律师朋友跟我说可以直接向检察官申诉。我在种族歧视报警协会(SOS
      Racisme)里认识人,协会支持我把这件事申诉到底。最后终于起诉了那人,他承认打得没有道理,被判七天刑缓期执行,并赔偿2500法郎。至于那些警察,我再也没听到任何消息……
      扎卡里亚在这次事件中同我一样经受了创伤,甚至比我更重。我们狂怒了!人们能否想象得了被人殴打的惊恐?想象去找维持公正的警察寻求庇护,结果发现被他们置你于死地?对我施催泪弹的警察并未辱骂我,但这比骂更要糟糕。对他来说,在阿拉伯人和祖籍法国人之间,肯定是阿拉伯人不对。仇恨便是这样永久地埋在了一个人的心中。
      仇恨淡薄后,戒心却存下了,特别是在我弟弟身上。从此以后我们明白,在警察当中也有法西斯分子。往后,经过思考,我的看法变得比较辩证一些了,我知道不能以偏盖全。但直到现在,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我第一个反应决不是去找警察!
      几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扎卡里亚要带他的女朋友去一间舞厅,是在灰石礁的卡西欧佩(Cassiope)。我当时劝他不要去,因为我太了解这所舞厅能发生什么样的事了,我们每次去的时候总会受到侮辱。大多数情况下连大门都不让我们进去:“就你那模样还想进?”为了避免遇到这类不开心的事,我决定不再去这一家。但扎卡很固执,他想带芬妮去这家舞厅,他就肯定会去。这天晚上,他们倒是没有任何困难就进了舞厅,因为他们是一对,守门人把他们放了进去。但一进门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扎卡里亚同芬妮正在舞厅中跳慢步,有个人在我弟弟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还没等他转过身来便给了他一拳,扎卡的嘴角马上就流出了血。他反过来给那人脸上打了一拳,把他打翻在地;又过来一个,扎卡一肘子打碎了他的锁骨;又来了第三个,冲我弟弟的脸打将下去,在雨点般的拳头中,扎卡听到的是:“这些黑鬼真讨厌,居然敢抢我们的女人!”在这场打斗中,芬妮一直在旁边啜泣,她为扎卡里亚感到害怕。最后看门人拦开众人,把扎卡带走,一直守着他到舞厅关门。最后他们还把我弟弟和芬妮一直送到家,以防止那些人再来找他们要他的命。第二天,扎卡的眼睛肿了起来,嘴也变形了。我惟一能对他说的就是:“我说过不让你去!”
      殴打扎卡的三人之中有一个是像我们一样的高中生,是个橄榄球队员。作为哥哥,星期一我便义不容辞地去找他理论,为前天晚上的事替弟弟打抱不平。幸亏有一位自告奋勇的学生帮助了我,才庆幸自己没有像弟弟一样被打得破了相。这名学生说是因为看到双方实力实在悬殊才鼎力相助,因为对方比我足足宽了两圈!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也就刚刚把他打败。从此以后,直到学期末了,我们之间的仇恨一直没有消除。无论如何,职业高中里的气氛是很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在,有些年轻人直截了当地承认说他们就是种族主义者,不过这种说法不太妥当,他们并不是“承认”,而是公开宣称,由此可见人们的观念变得多么令人担忧!
      与此同时,类似的不利环境很快就在就业市场上显现出问题了。作为原籍马格里布的法国人,我们深深地感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在校的成绩都不错,然而一涉及到要去企业寻找实习,问题便复杂化了。有些企业经理甚至说得十分明确:“我不要阿拉伯人。”他说这话的时候旁边永远不会有人听见。另一些人的说法不一样:“抱歉,我们刚刚招了人。”可奇怪的是第二天,同届同学会高兴地告知他刚在那家企业找到了实习。我们还能说什么?种族歧视的后果之一便是:有时我们会怀疑自己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不知道没有得到这个位置是因为自身的职业能力比不上其他同学,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有一张阿拉伯人的面孔!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扭曲的现实,我们将因此变成顽固的偏执狂患者。
      扎卡里亚遇到这类问题的反应比我更强烈,因为他是纳尔本职业高中“自动化系统维修”的第一届学生。两年之中,他要到企业做十六个星期的实习,学生们必须自己寻找培训实习单位。一般来说,他们是通过关系、认识人或全凭运气。而对扎卡和其他马格里布及非洲裔学生来说,便只有依靠了解他们困难的老师帮助他们。杜蓬先生便是这样一位维修系的好老师。我和扎卡里亚根本不用跟他解释由于我们是阿拉伯人找不到实习,他猜得出来。可他也不明说要帮我们找,既是给学生面子,也出于老师的谦逊。我们知道他明白我们的处境,这对我们来说既是解脱也是负担。我们每天上课,每天都会遇到这一类的问题。
      更不必说有些教师本人便是种族主义者,扎卡里亚经常抱怨这样一位老师。他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这是个不露声色的歧视者,表现在给学生打分和成绩单的评语上。扎卡里亚跟我和芬妮都讲过,可仅此而已,我们能怎么样?扎卡对这类侮辱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他同我的反应不同,他把自己埋在痛苦之中,任它悄无声息地折磨自己。当我是歧视的受害者时,结果也是一样的:他全身心痛苦地承受这些,甚至比我还强烈。杜蓬先生每次都帮扎卡里亚寻找实习,第二年他又帮了我的忙。也是他帮扎卡在维克多-雨果(Victor-Hugo)中学找到了住校职员的工作,使我弟弟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挣口饭吃。
      直到目前,在公立教育系统内部,仍有人否认种族主义和歧视问题的存在。我第一次听到一位教师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我当代课老师的时候。在有关职业初中会考(BEP)的一次电子教学讨论会上,一位同事发言时说:“怎么才能给我的马格里布学生找到实习?有些企业主直接对我说:‘我不要阿拉伯人’”。教学督查的回答是明确的:在法国,有针对种族歧视现象的法律条文。这只说明工作上的歧视仍然存在。同过去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
      歧视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而且人们现在可以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

      叶哈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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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遭到排挤,无处寻根
      再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故事,看看我们所承受的文化断裂。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和扎卡几乎不了解摩洛哥。我们只去过两次,一次是1974年,另一次是1977年。第二次我十岁,我弟弟八岁。那时我们几乎不认识我母亲家中的多数成员:如外祖母,小姨,两位舅舅,表兄妹等。外祖母曾到米卢兹来过我们家一次,当时我们还很小,对她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一到懂事的年龄,母亲便给我们描述了一番我们根本不了解的她的家庭,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她说她母亲,就是我们的外祖母阿米娜,是个很坏的女人。至于她的哥哥穆罕默德,她的妹妹竹吾尔,她说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做了太多的努力。不管怎么说,我和扎卡里亚好像既没外祖母和舅舅,也没姨妈或表兄妹。因为同我们的姐姐们相反,我们几乎没机会见这些家庭成员,而纳迪娅和加米拉曾经陪伴母亲回过好几次摩洛哥,她们有根,我们没有!母亲带纳迪娅回去是因为以她为荣;而带加米拉是因为想把她嫁给当地人。有一年夏天,她甚至把加米拉留在了她哥哥家里,好给她许配人家。可是根本没用!
      有时候,母亲讲出来的话如果是出自一个祖籍法国人之口,有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可她自己,虽然极力想忘掉,却也是阿拉伯人。她就是想随心所欲、没有任何阻碍地让她的儿子们不要同阿拉伯世界有任何关系,而她自己便是从那里来的。
      她的有些做法绝对是想要割断我们与地中海的渊源,比如说我们从不过穆斯林节日。摩洛哥人一般来说都是快乐而虔诚的信徒,特别认真地过斋月(Ramadan)、庆祝先知诞辰的马威节(Mawlid),还有拉伊德·爱尔-克比节(Aid
      el-kebir)。而我们住在灰石礁(Roche-Grise)的时候,已经是青少年了,我母亲却过起了圣诞节!我们在职业高中里面的所有马格里布伙伴们都欢度这些穆斯林节日,可我们连它们的意义都还不甚了了……我们只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家与所有别人的都不一样,我们不觉得是祖籍法国人:每次我们遇到种族歧视的问题对此都深有体会;我们同其他摩洛哥人生活得也不一样。
      结果便是,我们的心中不知不觉埋下了空虚的种子。我和扎卡里亚都试图填满心中的深壑,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像其他同代人一样,我们意识到对祖先的文化了解得不够。我们几乎根本不知道阿拉伯世界里的社会准则,但我们的出生地法国并不因此真正接纳我们。祖籍法国人经常让我们觉得同他们“不完全一样”,且对这一点毫不在意。这种模糊不清的感觉日日折磨着我们。而当我们终于要忘记这一点时,只消一个词便毫不留情地把我们重新唤回记忆,那就是人人皆知的“融入(Integration)”。
      在我们的整个青少年时期,这个词总是敲响我们的耳鼓。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它的含义。我们生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国家,我们就在这里长大成人。让我们“融入”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内涵到底是什么?身为法国人,我们应该怎样才能“融入”法国社会?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儿童到青少年,从青少年再长大成人,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本来就在文化定位中感到痛苦的人来说,这是十分令人烦恼的。更何况在身份冲突之外,家庭中也找不到安宁,那么这个人在社会上便有“无从归属”的感觉,仿佛一个自由电子,漂移在这个既无信仰也无法律保障的人世间。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受到一个熟人种族歧视的侮辱,是在我们只有八岁和十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米卢兹凯塞尔堡街8号,楼下有一块很大的绿地,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处理想的游戏场所。每天放学以后,我和扎卡总在这里和同一个伙伴玩儿弹球,是我们邻居家的孩子。那是开学之后几个月,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半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走过来,我们叫他:“雷米!”可他一动不动,只在远处看着我们。我们走近他问出了什么事。
      “我不能跟你们玩儿。”
      “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不能跟我们玩儿?”
      “因为我父母不让。”
      “可是你父母为什么今天不让你跟我们玩儿?咱们不是每天都在一起玩儿弹球的吗?”
      “不是,不光是今天,以后永远都不可以。他们说你们是黑鬼,说不让我跟黑鬼在一起玩儿。”
      我和扎卡里亚互望了一眼,与其说是受了伤害,不如说是吃惊。雷米也像我们一样慌乱。他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是很重的,可是他也许还并不真正懂这些话,我们也不懂。我们还是孩子。就算我们以直觉领会了这些句子,也还不能理解它们的言下之意。但我们明确知道,我们不是“黑鬼”!这便是我很久以前记得的种族歧视的一个例子。慢慢地,我们就习惯了……
      在拉封丹(La
      Fondaine)学校里,有一名小学教师对马格里布人深恶痛绝。他还在行动上表露无遗,简直匪夷所思。比如说他在厕所中遇到阿拉伯裔学生时,他就揍他!所有的学生都知道他的行为,但没人说话。扎卡里亚被打过,我也被打过,别的马格里布同学都被他打过,没有人告状。这便是黑手党的禁声原则(Omerta)。好像这只是我们和他之间的事,好像这便是一个种族歧视的教师所规定的游戏规则。游戏的目的是我们要比他更狡猾,不能和他同时上厕所。孩子是明白不了这种情况的,他不懂“为什么人会有坏心”。他只知道“有些人是坏人”。这便是生活的教训。然后,一旦长大,他就学会了不要让别人占便宜。他学会了用拳头说话,他能打人就打人。他还学会了如何识别有偏见的人,好像心中有一只巨大的雷达在运作。可惜的是,这部雷达并不总管用,还差得很远。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社区里的大多数孩子都会打架的缘故,而好街区的青少年便不会如此。
      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遇到这类种族歧视的情况,我和扎卡里亚马上跑回家告诉母亲,这种事是为数不多的几样能让她有所反应的事。她被激怒了,一遍遍地说:“都是些种族主义者,都是些种族主义者!”可是为此她能做什么呢?在这类寻常的种族主义行为中,掺杂了太多的愤怒与绝望。如果我们在有时有旁观者的情况下当场不作反应,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立即作出反应,我们就只能独自咀嚼怨恨,责怪自身的缺憾。可是已经晚了,已经不能有所行动了。比如,母亲有一次在超市购物时被收银员抢白了些不恰当的话,却不能再去讨回公道。即便她去了又如何?收银员是肯定会矢口否认的,最坏的情况下她还会大闹一场。
      后来,等我们进入前青少年时期,对这类事情的反应就不一样了。通常,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儿的女孩子们说,她们的父母对此事确有看法,不希望他们的孩子同阿拉伯人来往,对此我们只是耸耸肩膀。十三四岁以前,大人们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也不想用过多的精力去思考这类问题,而且我们潜意识里明白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解决办法的。
      勒庞在法国政治领域中地位的上升在法国种族歧视的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国民阵线(le Front
      National)在市政选举中取得了一些市长议席,更在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席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宣称自己是种族主义者。有些法国人确实是,但他们当时还羞于承认。可是当勒庞的选票打破了他自己的记录以后,一些法国人便不再遮掩他们的真实想法了。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心中的信念公之于众:“还法国以法国人,厌倦移民,打倒阿拉伯人、黑鬼和犹太人。”他们的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他们甚至还要求有“种族歧视的权利”,将它作为自由健全标志的特权!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很久以后,法国社会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上为此付出了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种族主义和排斥现象的存在,可是当法国好几个城市的人公开宣扬他们的排外倾向时,这就意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自由、平等、博爱”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这其中有双种语言,一边是官方,另一边是现实。对我们来说,这是很严重的。这不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同其他法国人“不一样”;或者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根本就不是法国人!然而我们的的确确是法国人,我们生在法国,长在法国,学在法国,我们的儿童与青少年时期都在这里度过,我们在这里有朋友,我们在这里工作!
      前青少年时期,我们已开始独自办理一些行政手续,比如说去市政府开一张家庭户口表格。我们在上面明明填写了法国籍,可是两次中总有一次,在窗口交还表格时职员会问我们,我或者扎卡,到底是什么国籍!
      不管怎么说,就算我们还意识到自己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法国人,我们也同样知道跟其他摩洛哥人不一样。我们是在伙伴的家中开始接触不甚熟悉的摩洛哥的,那也是仅有的几次机会,而从来不在我们自己家里。然而我们愿意做像松费纳,像卡莱德,像穆罕默德那样的人。每次中学开学时,我们都得回答在家中是讲法语还是讲阿拉伯语的问题,我们很难过;相反地,我们难过还因为我们的“与众不同”在学校里并不得到承认。比如说历史课和地理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授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总是法国人的一面之词。而历史课所涉及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就是法国人同阿拉伯人的战争!
      学校食堂里每天也都会发生些小的不愉快,因为尽管我们对宗教一无所知,也被规定不能吃猪肉。因此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都得提同一个问题:“除了猪肉,有没有别的东西?”而整整一年的每一天,我们得到的总是同样的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是穆斯林。我不吃猪肉。”
      “啊呀呀,这些穆斯林教徒,你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有这么一天,菜单上有豌豆烧五花肉丁。我问完问题,厨师拿回我的盘子,多少有点不高兴地用叉子把五花肉丁挑了出来,还给我盘子时抱怨说:“就这点肉丁还非要找麻烦。”一位不是穆斯林的同学回答说:“你呢,要是别人在你的盘子里放几克脏东西,你会高兴吗?”我们再次感到受了冒犯。事实上我们觉得有失落感,我们既不以法国人的方式生活,也不能在马格里布模式中认同。
      我和扎卡所感觉到的,上百万的马格里布或非洲青年也感觉到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正的社会生活始于学校,小学老师以及中学教师的看法都对他的成长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他既感觉没有受到尊重,也感到没有被接纳,孩子将不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其实有时只需很小的一点努力,公立学校就可以不让穆斯林的孩子们受到过分的伤害。国家肯定是可以做出这种努力的,哪怕只是为了减少社会上没有归属感的人,让他们不再生活在痛苦之中。忍受并非有助于思考,痛苦不是抽象的,只能在心中承受。然而当它已经表露出来时,就已经太晚了:在缺乏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过多的侵犯与苦恼会使青年人终有一天要爆发,以犯罪的方式,或更加激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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