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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
会员丹霞
会员本帖最后由 丹霞 于 2013-6-28 09:22 编辑
看了很高兴,我们虎夫耶鲜门在西宁市的拱拜又建起来了!不知竣工尓麦里啥时念?
丹霞
会员鲜门门宦属于虎夫耶而不是尕德忍耶,更没有分支,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的鲜门创始人都是鲜美珍。
丹霞
会员(二)失败的原因
陕西回民起义的失败,归纳起来有政治、军事、思想理论等方面的原因。
1.政治方面的原因
第一,缺乏明确的反封建纲领。起义纲领是关乎起义成败的大问题,起义打击的对象是谁?起义的主力及盟军是谁?起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用纲领的形式明确起来。但是陕西回民起义始终没有制定出明确的反封建纲领。为什么回民起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首先,陕西回民仓猝起义,起义前缺少充分的准备,起义爆发后,一直处在清朝统治阶级残暴的血腥镇压之下,没有充足的时间仔细地考虑这些问题。其次,也与西北地区的社会条件和起义军本身文化素质有关系。从地理环境方面看,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交通阻塞,社会落后,新思想传播慢,起义领导人没有条件接受新的社会思想。从起义军的成员看,绝大多数是回族农民,他们长期遭受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政策的迫害,有强烈反封建性,但他们是小生产者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西北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他们中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没有文化知识,所以起义领导人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反封建纲领。没有明确的反封建纲领,就不能很好地统一起义队伍的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并为实现起义目标而奋斗。马占鳌打了胜仗还要投降清朝,他说:“打胜了投降比打败了投降好”,“以后种地的还种地,做买卖的还做买卖”,对抗清起义失去信心。没有明确的反封建纲领口号,也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群众,特别是动员汉族广大劳动人民及其革命武装力量参加和支持起义,壮大自己的队伍,孤立敌人,取得起义胜利。
第二,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起义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回民起义军多以原居住的村坊为单位,或与邻近的几个村坊联合形成一个战斗集体,各个战斗集体自成一军,互不统属,“村自为战”。同治五年,陕西回民起义军进驻董志原后,建立了十八大营,后合并为四大营。十八大营的编制对原有的分散性有很大改进,但实际上各营仍然在原村坊基础上组成,行动上的分散性并没有完全克服,直到就抚以后被安插新地,依然保持原村坊单位和名称。起义军缺乏统一的组织,就无法一致行动,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坚强的领导核心,是起义军取得胜利的保证。回民起义军始终未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各部起义军都有自己的领导人,彼此互不统属。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能统筹全局,一致对敌,相反被敌人各个击破;也不能正确处理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做到起义队伍团结一致。领导人之间的分裂会给起义造成巨大损失。大荔渭南回民起义军内部不团结,渭南任武杀死十三省时阿訇,引起大荔回民不满,禹得彦借商议战事,请任武到大荔,途中又杀死任武。起义军领导人互杀,给多隆阿攻破大荔回村以可乘之机。孙玉宝与赫明堂不睦,《平定关陇纪略》记载:“固原回酋孙义章杀伤回酋赫明堂徒众十余人,遂至互相仇杀”。口碑史料马正和将赫明堂杀死在固原城东门内。冯均福被马文禄杀死在肃州。领导人之间不团结,严重地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第三,缺乏联合汉族人民共同战斗的政策。陕西地区回汉杂居,汉民占大多数。
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挑拨回汉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所以消除民族隔阂,加强回汉民族团结,共同对敌是起义成败的关键。起义军在反击地主团练斗争中,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汉族地主豪绅与一般汉民区分开来,制定出团结汉族人民的政策,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起义过程中虽然不乏众多的汉民以各种形式支持起义斗争,但从总体看,起义军缺乏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团结汉民问题。回民起义军也没有同汉民的各支义军很好地联合起来,回汉起义军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阶级、民族、宗教诸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在起义的大好形势下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清朝封建统治。同治元年,太平军第一次入陕,回民首领洪兴与太平军联系,但太平军东援匆匆,未能联合起来。次年,太平军又进入陕南,太平军与李蓝起义军联合,攻打汉中府城,陕南反清斗争高涨。当时关中回民起义方兴未艾,虽南北成犄角之势,打击了清朝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但双方很少联系。李蓝起义军占领周至,曹沛时(曹灿章)屯驻眉县槐芽镇,时回民起义军已进入甘肃。同治五年,西捻军进入陕西,提出了“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的战略口号,回民起义军乘西捻军入陕之机也掀起返陕高潮,两支义军达成战略协议,或联合作战或相互配合,共同抗击清军,促成了陕西起义形势再次高涨。但双方都没有突破自己的组织界限,结成统一的反清武装。在近代中国社会,起义军所遇到的敌人是强大的,清朝封建统治者不仅拥有全国的物力资源,还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并且得到外国侵略者支持。所以回民起义军要战胜敌人,孤军苦战不能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只有各族革命人民联合起来,才会取得胜利。
2.军事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军队的编制、训练方面看,以湘楚军为主的清军是一支新起的凶恶的敌人。左宗棠为首的清军主将是一批具有丰富的镇压人民革命经验,并死心踏地效忠清王朝的死硬分子。军队的组建经过严格的挑选,营制组织严密,同时要经过严格的作战队形和技能训练,较之腐朽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战斗力强。回民起义军虽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英勇奋战,富有牺牲精神,但他是在反抗地主团练屠杀中猝然成军,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必要的战争准备。起义军组织又不很严密,部队的编制以村坊为基础,平时与家眷同住一起,行军作战,老弱妇孺也随部队行动。回民起义军挈带眷属是当时地主团练暴行造成的,为了保护家眷生命安全,老弱妇孺只有随军才能免于杀戮。军眷与战斗部队一起,作战时战士既要参加激烈的战斗,又要保护眷属的安全,撤退时,还要组织眷属安全转移。从战争的角度看,部队挈带眷属,加重了部队的负担,削弱了战斗力。回民起义歌谣中说:“火烧村庄烧寺院,好死的坟园难照管,迤迤撒撒到礼泉”。“迤迤撒撒”是记述义军挈带眷属向礼泉撤退途中的困难情形。《反叛歌》中也说:
有一日失渭城难以存站,无奈了把家眷又往西搬。
那时节把众人分成两半,一半里走凤翔一半入山。
凤翔府路难行我兵未探,那知道路窄小车行艰难。
无奈了舍车辆行李打卷,男步行女骑马愁苦难言。
每天起30公里当就一站,走的俺浑身痛两腿发酸。
歌里记述了起义军挈带眷属向凤翔和北山撤退的艰难情形。由此可见,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一支有组织、训练有素的队伍。
第二,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回民起义军武器落后,起义初期主要是大刀、长矛等简陋的冷兵器及竹杆(将竹杆一端削尖当矛用)、铡刀和其它农器等,后来在与清军交战过程中才缴获了少数洋枪和大炮。起义军武器落后根本无法与拥有洋枪炮武装到牙齿的清军抗衡。
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战争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者看到西洋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开始用洋枪洋炮来装备军队,加强军队的实力。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大量购买外国新式武器,并掀起了旨在使军队近代化的洋务运动,设立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采用西方技术,制造洋枪洋炮,开始了以洋枪洋炮代替冷兵器和旧式火器的时代。多隆阿入陕镇压回民起义,多军武器装备冷兵器和旧式火器齐全。冷兵器有刀矛箭弩,旧式火器有抬枪、鸟枪、喷筒、火箭、地雷、劈山炮等。喷筒、火箭、劈山炮等,都是杀伤力比较大的武器。多军又部分装备有洋枪洋炮,每部设有枪队,攻坚摧锐皆以枪队为先锋,武器装备的优势是多隆阿战胜起义军的主要原因。左宗棠非常重视用新式武器洋枪洋炮装备军队,他入陕时部队武器装备比多隆阿清军更加精良。部队“惟多用火器,庻几制胜,每营除改用山炮(劈山炮)三十八尊安于战车,其洋枪则加至六成”。开始逐渐以洋枪洋炮代替抬枪、小枪、刀矛的传统装备(湘军营制,每营有前后左右4哨,每哨分8队,刀矛4队、抬枪、小枪各2队。亲兵设劈山炮2队)马队也开始以洋枪取代刀矛弓箭,并设有以新式后膛大炮装备的炮队,在攻城掠地中炮队起了重要作用。左宗棠向外国借款,此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采办西洋枪炮弹药与器械。左宗棠还先后在西安、兰州创设制造局,制造军火,就近供应清军。先在西安设机器局,制造新式枪炮弹药,西安机器局搬到兰州后,制造局的规模扩大。宗棠甲戌(同治十三年)《复总理衙门书》中说:“此间设制造局,能制造大小铜帽开花子,能仿造布国(普鲁士,即今德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近令改中国旧有劈山炮、广东无壳抬枪用合膛开花子”。布国螺丝炮,即普鲁士义耳后膛开花螺丝大炮,威力相当于后来的七五野炮,是当时最先进的火炮,后膛七响枪是一种最新式的连发枪。兰州机器制造局大凡德国、俄国新式枪炮皆能仿造,它为左宗攻破西宁、肃州供给了大量军火。左宗棠进攻肃州用了2400枚开花炮弹,全由兰州机器局制造,左宗棠说:“大炮开花子,攻克肃州,即得其力”。清军追剿白彦虎进入新疆时,左宗棠给各部都补充了大量德制枪炮弹药,清军凭借武器的优势镇压了陕西回民起义。
第三,战略战术的错误。回民起义军所遇到的敌人是最凶残的最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经验的敌人。多隆阿以凶残著称,他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打败了回民起义军。左宗棠以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帽顶。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以后,提出了“先捻后回”和“先秦后陇”的镇压回捻起义军的战略方针。西捻军失败后,左宗棠又提出了“先土后回”的战略。左宗棠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在新疆追击白彦虎时,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回民起义只有采取扬长避短,避实就虚,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但起义军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认识不够,错误地不顾客观条件强攻坚城和困守孤城,而使精锐损耗,造成自己的被动局面。多隆阿进攻关中回村时,回民起义军没有采取放弃堡寨,迂迴歼敌的战略,相反地却采取深掘沟壕和高筑堡垒,以阻强敌,与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在战役中,又采取旧的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队形方式,同拥有洋枪洋炮的敌人拼杀,结果造成义军大量伤亡。回民起义军围攻凤翔府城长达十六个月之久,强攻坚城,一时无法取胜,严重地消耗了义军的战斗力。金积堡和肃州战役中,马化龙、马文禄在强敌进攻面前,没有采取及时转移进行运动战的战略,而困守孤城,直到最后惨败。义军白彦虎之所以同敌人能战斗到底,除了他具有坚韧不拔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一个重要原因。白彦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占据城池,遇强敌不打硬仗,打不胜即走,善用伏击歼灭敌人。对此老谋深算的左宗棠也看的十分清楚,他说:“据实而言,白逆悍鸷不如陕回诸目,而狡诈过之。计该逆自陕至甘,未尝占据城池,遇劲军未尝恋战,有时见劲军蹑踪而至,绐诸逆目断其后,自挈党伙先逃。所犯之处,未尝久留,专为觊便窜逸之计。观其肃城不赴马四之招,现踞红庙子不踞乌垣,亦可概见。贼智长于用伏,官军计画稍疏,辄为所陷”。
3.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
伊斯兰教与陕西回民起义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对起义爆发和推进都起着积极作用。伊斯兰教坊是起义队伍的基层组织,许多阿訇成为起义的领导人,在起义军缺乏明确的纲领口号的条件下,伊斯兰教义成为义军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伊斯兰教圣训里说:“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兄弟,穆斯林不亏害穆斯林,也不让别人亏害穆斯林”。“穆斯林是兄弟”的口号,是回民内部团结的纽带,当清军和地主团练屠杀回民时,这个口号和思想就成为团结一致对外抗敌的思想理论根据。“圣战”观念也起了号召和激励战斗的积极作用。《古兰经》里说:“信道的人为主道而战;不信道的人,为魔道而战”,“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给养”。在反清斗争中,“圣战”观念是穆斯林的精神支柱,“出阵时老阿林(阿訇)如常念求主襄助;又念阿也提:‘你们一齐抓住真主的绳索’,我穆民无能,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守教门,一面打仗”。在“圣战”观念激励下,穆斯林作战非常勇敢,表现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伊斯兰教虽然对回民起义起着积极作用,但它没有能够把起义引导到胜利。清末,在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中,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往往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回族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回民的思想感情及生活习俗受伊斯兰教影响很深,伊斯兰教观念和回民生活习俗影响了他们团结广大汉民和汉民革命武装力量。“穆斯林是兄弟”也会造成回民起义军与汉民起义队伍之间隔阂,妨碍了团结地主团练以外的广大的汉民群众。在反封建斗争中,各族被压迫劳动人民是一家,革命人民是一家。民主革命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各族人民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下,实现了平等、和睦、团结。“圣战”观念也有局限性,白寿彝先生说:“伊斯兰教虽也曾被用为号召和组织反压迫的工具,但是它往往只能指向‘真理的彼岸’的‘幻想的要求’,只能指向为宗教而死,而不能把斗争引向‘人间的真理’,指出现实斗争的正确方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族人民才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三)历史地位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是中国近代社会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斗争。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封建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政策是引起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治元年陕西回民起义是在太平军入陕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爆发的,它是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回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回民起义极大地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廷几乎竭尽全国人力财力,又向外国侵略者举借债款,调动十几万装备精良的军队进入陕甘镇压。历时16年之久的围剿战争,大量消耗了清王朝的人力、财力,致使国家财政拮据,国库空虚。清军将弁勇丁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军事力量削弱。长期镇压回民起义战争,严重地破坏了陕甘地方的社会经济,人民流离失所,到处是一片荒凉萧落景象。这样就极大地削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起义一开始矛头就指向清王朝和陕西地方封建政权,杀死了陕西督办团练大臣,先后向陕西数十个府州县城发动猛烈进攻,并攻克和占领了一些州县,烧毁县衙,惩办恶迹昭著的地方官吏,摧毁地方封建政权,动摇了清朝在陕西的封建统治。
地主阶级在起义中遭到严重打击。摧毁了地主团练武装,关中地区的地主富豪大多在起义中毁灭。《富平县志》记载:“陕西精华在于西同两府,西同两府之精华在于临(潼)、渭(南)、泾(阳)、原(三原)、韩(城)、朝(邑)各县诸富户,今遭此番兵燹,凡著名殷实户族,罹祸尤为惨酷”。《咸京被难述略》记载:“自上年四月造逆,今已年余……渭南、高陵、临潼、富平、咸长、二华尤为特甚,被贼各处,绅士、富户被杀者十之五六”。《澄城县志》记载:“富室房屋多被焚毁”。回民起义军打击富豪事例,地方志书中俯拾即是。
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马化龙在灵州、马占鳌在河州、马桂源在西宁、马文禄在肃州、妥明在新疆乌鲁木齐先后掀起反清起义斗争,起义的熊熊烈火燃遍了陕甘宁青新整个西北地区,汇成为一股巨大的反清洪流,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西北地区的封建统治。
作者韩敏简介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敏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9月9日13时11分逝于西安,享年74岁。
先生乃陕西乾县之铁佛乡人,1934年6月27日生。先生生于苦寒之家。既生,家贫不能自给,父辈三人佣给于人。由是,先生自幼即与父辈一起参加繁重劳动,备尝艰辛。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始入学读书,先入乾县初等师范学习三年,卒业后留校任教一年。此后,先生分别于1953年9月、1956年9月进入乾县中等师范学校及陕西师范大学深造。先生之入学,受惠于新中国之成立,由是先生常怀感恩之心,兢兢于学业,其为学之用心,用功之精勤,有口皆碑,堪称榜样。1960年8月,先生毕业,留本校历史系任教,直至1996年2月光荣退休。
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先生勤于笔耕,先后著有《中国近代史》、《陕西通史》(清代部分)、《陕西五千年》、《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陕西回民起义史料》诸书并论文数十篇。先生于陕西回民起义史,用力最多,见解独到,其所著之《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一书,史料详瞻,论议宏辩,致力于为陕西回民起义辩诬,令历史真相得以还原。其学术之严谨,深为学界所称道;其用心之良苦,亦深得广大回族兄弟爱戴。由是先生与回族兄弟结下深厚友谊,并担任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多年。此外,先生于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均有建树,曾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及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会员。
先生从教30余年,1986年始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1994年为正教授,并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多年,于本系中国近代史专业学科建设贡献卓著。先生曾先后为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代史专题、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晚清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程,先后培养研究生七届共15人,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亦可云多。先生博学强记,于教学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敦厚之风,熏沐杏坛,弟子感恩,同仁敬重。
先生一生,为人持正,品行高洁。家教有方,子女已然成才。先生伉俪情深,白头相守,堪称模范。
今先生逝矣,闻之者莫不哀痛。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吾人今聚于此,与先生道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顺便提一下作者还编辑了《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陕西地方志资料丛书)16开254页,1987年由陕西地方志编篆委员会出版,只印了一千册。该书是作者几十年艰辛万苦,奔波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文史馆,翻阅了大量的历史古籍,甄别考证,筛选出非常珍贵历史资料,其中一部分是罕见的孤本或抄本。
该书是一部研究回民起义的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专著文集类,共收录二十余种,如《秦难见闻记》、《再生记》、《壬戌华州回变记》、《咸京被难记》、《多忠勇公平陕事略》、《忧愤疾书》等。第二部分是地方志类,共收录陕西省六府、五州、五十二县的五十七种地方志中有关回民起义的各种记载。丹霞
会员十、起义失败后的陕西回族
陕甘回民起义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的陕西回民都死于战争,幸存者寥寥无几,在陕西仅存西安城内及陕南少数人;在甘肃战败的陕西回民,左宗棠不准他们“复旧故土”,被强迫安插在甘肃东部穷乡僻壤之地,并受到严密控制和歧视;进入俄境的白彦虎余部,在异国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一)西安城内回民与“善后政策”
从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爆发到八年陕西境内战争结束,清廷调集大批军队,在陕西进行了七年多镇压回、捻战争。清军烧杀抢掠,回汉人民大量死亡,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从同治八年起,左宗棠把战争先后推进到甘肃、新疆境内,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白彦虎被迫进入俄国境内,战争才宣告结束。在甘肃、新疆的战争进行了八年多,陕西处在战争物资供应的最前线,清廷为支援战争,解燃眉之急,就近搜刮,征派苛繁,使刚刚直接遭受战争创伤的陕西人民更加贫困,加之光绪初年严重旱灾,陕西荒寒饥累超过他省。
战争造成陕西人口锐减,据记载咸丰朝陕西人口一直稳定在1200万左右,起义前夕,咸丰十一年(1861年),人口1193.3万,到光绪十年(1884年)降至809.4万人。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回汉人民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各州县人口急剧减少。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兵燹之后,庐舍尽焚,田园荒芜,到处呈现出一片荒凉萧条景象。渭河两岸,西自宝鸡,东至潼关,旷地数千顷,大片荒地无主。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也严重破坏,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衰落了。这种荒凉景象,到光绪五年(1879年)仍未有大的变化。史籍记载当时“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向称”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其荒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清廷围剿陕甘回民的罪恶战争,给回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陕西回民在清军血腥屠杀下人口急剧减少。左宗棠的奏折中说:“通计陕回七八十万,存者除白彦虎股尚有二千有奇,此外安插甘境者不过六万余众而已”。在清廷以剿为主的屠杀政策下,十分之九的回民都死于这场战争,清军屠戮之酷是近世非常罕见的。
回民起义失败后,陕西回民幸存者寥寥无几。史籍记载:“陕西除省垣以内,秦岭以南,凡三辅及陕北一带,茫茫大地,皆无吾教人之足迹”。
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地区回民起义时有李蓝起义军和太平军活动,清廷的围剿战争主要在关中和陕北进行,因而汉中和安康两地区的回民幸存下来,但人数不多。
西安城内回民免于屠戮的原因,马光启《陕西回教概况》一节有记载,书中说:“是年五月十七日,河湾、铺上之穆民既已被难,而敌方乘其余势,欲谋夜屠城内穆民,以除根株。惟真主护佑,是日雷电大作,巨雨忽落忽止,抚院三堂之下,火球屡滚不息,而瑛棨恐怖异常,即跪地下,向天叩首而誓云:‘天不灭回,吾不敢萌洗回之念矣!’据一般父老言,是日雷电之剧烈,生平未有也。于是次晨,一面传吾教刘老阿訇面谕,令其安慰回民,各安生业,毋庸惊惶;一方面具折条奏省内回民纯系良回等语。是以‘良回’二字,竟成铁案,嗣后历如许之波折,而此案终不能翻,由是城内之穆民获免于难。所以五月十七日成为吾教人重要之纪念日,每逢斯日,各寺皆举行祀典,以祀灾魂”。
西安城内穆民获免屠戮之灾,也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回民起义爆发后,清军多调往外地堵防太平军和捻军,省城防务十分空虚,所以瑛棨对回民采取了剿抚兼施政策,一面命令清军和地主团练坚决镇压起义军;一面又采取安抚策略,企图熄灭这场烈火。西安城是巡抚衙门的所在地,抚衙周围即是回民的聚居区,如果采取“洗回”的办法,城内防兵甚少,回民会立即起来用命相争,掀起强烈的反抗斗争,不仅巡抚衙门不保,清朝在陕西的地方政权顷覆,而且会形成城内外回民汇合一起的局面,因此屠戮城内回民的严重后果他不能不首先想到,这一点是他采取安抚政策的重要原因。其次,瑛棨采取了分化政策,当梅锦堂、石仓地主团练在郊区疯狂烧杀回村时,城内回民一日数惊,随时都准备与城外义军汇合,共抗团练,但瑛棨命令紧闭四门,严禁回民出城,除极少数佯扮汉民逃出城参加战斗外,绝大多数回民被严密封锁在城内,切断了城内回民与城外义军的联系。瑛棨奏折中称城内回民是“良回”,与城外回民区别开来,这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分化回民的技俩。
回民起义军撤入甘肃境内后,陕西巡抚刘蓉继续对回民推行剿灭政策。一是刘蓉宣布取缔回教,他一面具折奏请令回民反教;一面在城内张贴告示,强迫回民反教,并飞咨州县地方取缔回教,告示中“令其不讽经,不尖帽,不剪发”,“又令其食猪肉”。长安县令公然于回民斋月期间,在二堂西院置猪肉强令回民三人食之。二是禁止回民出城谋生。回民一直被禁锢在城内,绝大多数人肩担贸易营生,生活困苦。同治末年,虽允准回民出城营业,“然出城贸易者,则许每人身带一牌,令城门口出入验放,其外县营生者,则令县内办票以为护照”。三是宣布回民土地房产为“叛产”,一律没收入官。
前署陕西巡抚张集馨派员分赴西安、同州两府清查叛绝各产。石泉知县陆堃禀称:“叛产约计不下数百万亩”。张集馨奏折中说他派员清查统计,“西、同两府及邠乾两州属叛产约在万顷以上”。这个统计不包括凤翔府等地在内,如果加上这些地区,约在2万顷以上。如何处理“叛产”,清廷谕令陕西巡抚刘蓉:“此项地亩与其招佃认垦,不如作为屯田,可以绝回之觊觎,兼可节省兵饷,寓兵于农,如能作为旗兵之产,尤属合宜等”。刘蓉认为陕西军务正在紧张进行,屯政实施困难,主张采取一种变通方法,先实行营田,俟军务结束后,再酌拟章程办理。
同治四年(1865年),刘蓉采纳了凤邠盐法道黄辅臣的意见,在西安、同州、凤翔、延安、乾州、邠州、州等府州县,开始清查所谓“叛产”、“绝产”,兴办营田,以资军食。同年又在西安设立营田局,由黄辅臣主持,在籍官员李宗沆、刘庆余帮办,专办营田事宜,各厅、州县设立分局,以专责成。
营田章程规定:(1)定地亩。将叛产(回民田产)、绝产(无主汉民田产)进行清查丈量,划分段落,每25亩为一段,用木签编列字号,每5段掘一小沟,10段掘一大沟,均用土作埂。(2)招佃垦。无论土著客民,报明姓名籍贯,土著取其亲族保结,客民取其同乡铺商保结,“查无诡托情弊,准其一体给予执照,按地段次序授田”,一夫授田25亩。(3)定限制。叛产一律没收为官田,绝产以三年为期限,三年内原主归来,确有契据,准领回原业,如原主逾期不归,田产照例没收归官。(4)定租粮。田分水旱两种,各三等,并规定各类田每年应纳租粮具体数额。次年起科,征收租粮。六年后“合计所输之租,上则补足三石,中则补足两石,下则补足一石五斗,准其作为已业,换给田契,永远营业”。
营田的主要对象是叛产,即回民的土地,汉民无主土地绝产,三年内可以凭契认领,而叛产经官没收后,招土著客民领地交租,六年后“换给田契,永远管业”。回民被剥夺了土地,失去了生产资料。
营田从同治四年开始到五年,一年多时间,已查出叛产、绝产30万亩,其中已招垦者18万亩,至光绪六年,共垦荒田4100顷。光绪十年(1884年),陕西巡抚边宝泉奏准撤销营田局,改为营田所,归辖于善后局,凡招垦催收折租等事,一律归地方官员办理。
叛产、绝产除由营田局招佃垦种外,还将一部分土地分配给书院等机构。据记载大荔县叛产25顷多,地租拔给丰登书院和冯翊书院,长安县叛产60顷给关中书院,60顷给育婴堂,以每年租金为经费。
清政府还采取移民方法,垦种叛产、绝产。《重修咸阳县志》记载:“同治六年,回逆陷庆阳,其属县宁州、合水、环县之民逃至正宁之枣刺衔,约数万人,流离失所,凄惨万状。陕抚刘果敢公(刘典)编为八旗,其一、二、四、六、八旗,安插于泾阳、高陵,三、五、七旗安插于咸阳东乡一带,开垦荒芜。男妇荷锄持锨,披荆斩棘,历三年之艰苦,变荒为熟”。咸阳县城以东渭城湾、苏家沟一带及泾阳、高陵等地,原是回民密集的地方,经过战争破坏,村镇焚毁,蓬蒿遍地,农业凋敝,清朝地方政府将荒地作为叛产,移民垦种。同治八年(1869年),刘典还在三原县设立招商局,对进入陕西境内的甘肃流民,画地受田,分批安置。
(二)“不准复归故土”,强制安插甘肃
左宗棠对在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战败的陕甘回民,除准河湟本地回民就近安插外,余皆概令迁徙,不准复归故土。左宗棠入陕之前给清帝的奏折中说:“事前虽不拒其乞抚之请,亦不欲率允安插原地,致后窒碍难行”。清廷给左宗棠的指令中也说:“惟其中积悍匪徒,必先剿尽,始可将良回分别招抚,尤须另择旷土,妥为安插”。不准复归故土,也反映了一些汉族地主豪绅的要求,贺瑞麟在《拟上三大宪论时事书》中说:“回逆杀官屠城,天地所不容,是盖自取灭亡,无路可生。圣朝纵尚宽大,亦何至养虎贻患。今日之事,惟有君臣上下始终一心,有进无退,有剿无抚,有除恶未尽之志,无缓寇中已之谋”,“万不得已,而始免其死……陕西则万万无可容留之理”。
左宗棠先后攻占金积堡、河州、西宁后,对陕回实行强制迁徙和安插。同治九年(1870年)金积堡战役中,中路陕西回民军战败,先后受抚有数千人,被安插在平凉大岔沟等处。同年清军攻克金积堡后,陈林等率老弱回民8000余人受抚,余彦禄自河西率陕西回民军千余人受抚,共计11000多人,分起解赴安插在平凉华亭界化平川。十年正月奏设化平川厅通判、都司等官,加强对回民的控制。同治十一年,甘肃河州马占鳌投清,杨文彦、马生彦等率陕回2300多人受抚,被安插在甘肃平凉、会宁、静宁、安定(今定西)等县。《左宗崇年谱》记载,具体安插情况是:“迁陕回杨文彦一起二百五十三名口,于平凉之谢家庄、桃家庄,迁陕回张代雨一起二百九十一名口,于平凉之张家庄、曹家庄,迁陕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三十七名口,于会宁之姚王家、曲家口,迁陕回马生彦六百四十三名口,于静宁州隆德县境之王家下堡、戴家山,迁陕回马文元一起一百五十七名口,于安定之刘家沟,迁陕回马维骧七十四名口,于安定之石家坪,迁陕回马振清一起三百六十三名口,于安定之好地掌”。清军占领西宁后,崔伟、毕大才、禹得彦等率陕回二万多人受抚,安插在平凉、秦安、华亭、清水等地。
陕西回民安插的地方,土地硗薄,荒绝人烟。回民集中居住,不与汉民相杂。又是地势平坦,无大山河之险,无攻守之利,距大道不远不近,便于控制。在陕回居住的特区内,左宗棠推行了一套极严密的控制政策。回民初到安插地,由地方官点名造册,编造户口,每户发良民牌,填写姓名、年龄、籍贯,男女丁口,分别开载。实行保甲制度,每十户由官择立一人充十家长,给十家长门牌一张。每百户由官择立一人充百家长,给百家长门牌一张,均要张挂门口。十家长和百家长的任务是协助地方官严格约束回民。回民没有迁徙和人身自由。《安插回民告示》规定,回民赴城关市集买物探亲,由百家长到州县衙门预领木牌号签,令其执以凭察验。如赴其他厅、州、县或出省境时,要由百家长转报地方官,审查其远出事由及所到地方与安插规章不违时,方准转呈上级地方道府衙门发路票一张,注明往何处,所干何事。每张路票只限两人,沿途查验。如无路票,以私逃罪查办,加等治罪。路票限期缴销,如果中途确系风雨阻滞,不能如限期归籍,须持原路票呈报当地地方官,于原票上注明展限日期,加盖印信,并通知原州县衙门备案。潜行出境,本犯从重治罪,地方官失察要受参处。外地亲友到家,须到百家长处办理登记手续,方准留住,违者从严惩责。除禁止迁徙和限制人身自由外,还规定:严禁畜养骟马,不准私建浮桥设渡船,不准擅自修筑院墙房屋,严禁新教,严格限制清真寺的规模,又改设和新设地方建置,增加地方军队,加强对回民的控制。这些极严厉的控制措施,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破坏了回汉两族关系,它没有消弭回民的反抗,相反激起了回民更强烈的反抗斗争。
今甘肃平凉市大岔沟、北原、南原及四十里铺等地的回民,就是陕西西安、咸阳等地回民的后裔。泾源县绝大部分回民是东府临潼、渭南、蓝田、大荔等县的回民,其中以临潼、渭南为最多。泾源县初为化平厅,1913年改为化平县,1951年改为泾源县,1953年成立回族自治县。陕西回民在化平川白面乡一带,披荆斩棘,开垦荒地,重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但他们不忘故乡,这里的村庄仍然采用陕西原来的村名。这些村落名称见下表:泾源回族自治县白面乡陕西回民村落凤翔回民多安插在平凉、秦安、清水等地,其中以张家川、恭(弓)门镇、龙山镇、马鹿镇、阎家、川王等地为最多。
一百多年来,陕西回民在极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对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
(三)流亡异国的东干回族
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白彦虎率陕甘回民军经阿克苏、乌什抵达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喀什噶尔是南疆西部的重要城市,通往中亚的枢纽,南有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环列,海拔5000至6000米,多冰峰雪岭,北有天山阻隔,西与安集延及俄罗斯七河地区毗连。在穷凶极恶的清军追剿下,白彦虎率5000军眷已逼近西部边界,长途奔波,疲备至极。又撤退过程中队伍死伤散失严重,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无法取胜,已走投无路。白彦虎不能选择就抚道路,金积堡马化龙、肃州马文禄受抚,结果惨遭屠戮,“一无赦免”。在这种末路的情况下,唯一可选择的是保护陕甘回民军余部的生命安全,流亡出走。
白彦虎在出走前,先派遣部下甘肃籍回民马壮,“赍金银宝货赴俄国买路求生”。白彦虎向俄属布鲁特众(俗称黑勒里斯)”联系,黑勒里斯,即吉尔吉斯,我国称柯尔克孜,信仰伊斯兰教,白彦虎希望吉尔吉斯人帮助他们进入俄国境内。
十一月十三日,清军黄万鹏、余虎恩两部追至喀什噶尔。白彦虎在清军未到前,决定留一部人驻守城池,牵制清军,他率5000多军眷向西北撤退。白彦虎沿博罗和硕河谷至恰哈马克。十四日,清军攻陷喀什噶尔城,守城义军由西门撤退。清军分队追剿,义军后队伤亡惨重,余小虎被俘。十五日,清军黄万鹏经岌岌槽追至恰哈马纳(恰哈马克)被俄属布鲁特人阻遇。十二月南疆战事结束。
白彦虎由恰哈马克向北经托允多拜,再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冰峰天山中梁,天山由东向西横亘喀什噶尔北部,海拔3000~5000米,山峰终年积雪,大雪封山,寒风凛冽,一年之中,仅有很短时间能由山口通过。陕甘义军翻越天山时,正值一年之中气候最冷的农历十二月天气,他们历经了极大的冻馁和饥饿的痛苦,许多人在严酷的风雪冻馁下,长眠于雪山之中,义军过雪山的壮烈情景至今犹在东干回族中广为流传。
白彦虎率陕甘回民由恰哈马克北越天山,出图鲁噶尔特山口,进入俄国七河地区。图鲁噶尔特山口在恰哈马克以北80公里处托允多拜附近,是由恰哈马克通往俄国七河省必经的山口。
白彦虎进入七河地区后,向北,于农历十二月六日,到达纳伦河(纳林河),渡过纳林河后,继续北上,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托克马克。白彦虎原打算借路去麦加,当地的穆斯林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留他们住了下来,当时有3314人。后来就在楚河的右岸远离公路的当地人称为卡拉库努兹(吉尔吉斯语即黑甲虫陕西话叫死扒牛)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东干人称之为营盘。
陕甘回民起义军进入俄国境内有三批,除白彦虎外,还有两支。陕甘回民起义军在阿克苏后分为两路:一路由马大人率领经马拉尔巴什向雅尔肯前进,另一路由白彦虎和大师付指挥向乌什方向移动。向乌什前进的义军不久又分为两支,甘肃回民在大师付的领导下,由阿克苏西北越过别捷尔、吉萨苏山口,九月下旬进入俄国境内,十一月初到达伊塞克湖之东的普尔热瓦尔斯克(今科拉考尔县),当时有1166人。马大人率领的一支,为吐鲁番和青海籍回民,由喀什向南,翻越天山的达艾尔善什塔姆山口,直向中亚费尔千纳盆地,1878年2月到达塞尔达省之奥什县,有1779人。其中有些人定居在阿乌利——阿达(今江布尔)。
陕甘回民进入俄国境内后,分别居住在皮什凯克、普尔热瓦尔斯克、奥什、阿乌利——阿达等地,总数约6000人,由当地政府划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从事农耕和畜牧,在异国领土上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陕甘回民进入俄国不久,左宗棠给俄国塞米列切省军队司令丁•科尔帕科夫斯基一封信,要求交出白彦虎,遭到拒绝。
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向俄国交涉说:”中国叛民陕回有犯边”事件发生。《勘定新疆记》记载:陕回“或数十,或百余”,“戕官弁,杀行客,掠台马”。光绪四年十月乙未(十九日),清伊犁将军金顺奏报:“陕回由伊犁分股出扰,在沙泉子地方抗拒官兵,又在托多克台,抢劫商驼,精河迤西大河沿永济湖等处,屡被扰害”。又有锡纶奏报:“本年八月间,塔尔巴哈台西南一带,实有回逆窜入……”。白彦虎余部在边境活动持续时间不长,光绪五年四月,《清德宗实录》记载:“剿捕陕回勾结黑宰、哈萨克,西北两路一律肃清”,自此以后再无记载。
陕甘回民经历了16年之久的惊心动魄的血战,进入俄国境内后,已精疲力竭,需要有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无心返回与清军再战。陕回在边境上的活动可能是部分人的行动,不是白彦虎的整体战略。至于他们为什么在边境上活动,金顺奏报说:“此股匪徒,穷蹙无路,抢劫偷走”。这纯系诬蔑之辞。他们的活动可能与接应撤退过程中留守和散失人员有关系,这所谓“犯边”活动,实际上是反清起义的余波。
白彦虎撤退到俄国境内以后,清政府屡次向俄国交涉,要求引渡白彦虎。光绪七年四月,清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以“曾纪泽已与俄国另订新约,白逆等如何交出?未闻议及,急应执约理论,不可置之度外”。九月,清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奏报:“逆首白彦虎逋诛,已遵谕照会俄外部,令遵照成约,将该逆犯尅日交过,待接到覆文,再行陈奏”。光绪八年正月,俄外部拒绝了引渡白彦虎的要求,只答应对白彦虎“严加禁锢,不至再为边患”。
白彦虎是杰出的回民起义领袖,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反清斗争中,英勇顽强,不动摇妥协,坚持斗争到底;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屡屡挫败敌人;又能团结部众,共同对敌。白彦虎率众进入俄国境内后,领导东干回族重建家园。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不幸病逝,享年41岁。东干回族是前苏联少数民族之一。他在推翻沙皇和卫国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人口蕃衍生息,分布地区扩大,社会经济文化也有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东干族分别隶属于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有比什凯克、普尔执瓦尔斯克、奥什等地,多为甘肃回民的后裔。在哈萨克斯坦的有江布尔、营盘、新渠、托克马克等地,多为陕西回民的后裔。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少数东干人。一百年来,他们虽身处异国,但依旧保持着陕甘方言和生活习俗,时刻都在思念家乡,祈望着祖国繁荣富强。
(四)伊犁河畔的陕西回族人
白彦虎到达阿克苏后,老弱病残数千人无法翻越雪山,决定留在当地,起义失败后,这些人先后迁居伊犁河畔,他们的后裔成为今新疆回族的一支。现在陕裔回族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八县一市内,即霍城县、伊宁县、查布察尔县、尼勒克县、新源县、巩留县、特克斯县、昭苏县和伊宁市。全自治州有回族24万人,其中60%以上是陕回后裔,伊犁人称这些人为“老陕”。其中最集中的是伊宁县和霍城县,两县共有清真寺800座,以回族“老陕”为主。伊宁县的陕裔回族主要集中在皇宫、阿同、英塔木、沙地克、阿不拉石、吉里、沙玛7个大村(全县共10个大村)。村民80%都是陕裔。阿同有700户,陕裔占90%。皇宫是伊犁最大的纯陕裔村庄,坊民大多数是咸阳回民后裔,现有人口2000户,6000多口。沙地克是伊犁第二大“老陕”村庄,现有1000户,全为陕回后裔。吉里村有陕回后裔100多户。伊宁市回族清真寺有9座,其中最大的为陕西大寺。霍城县也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陕回后裔占绝大多数。全县有清真寺260多座。县城内陕裔集中在柳树巷一带。三官乡和四官乡是两个清一色的“老陕”回族乡。霍城西部的芦草沟乡,也是一个纯回族乡。
相传回民起义中“有个沙阿訇带一支人马由仓头走山西,经太原、大同而至包头,所以包头一带,至今有西安、咸阳、渭南、同州、白吉原的回民”。包头是清代茶马交易的重要城市,许多回民参与茶马交易活动,起义后不少人滞留在当地。
回民起义发生后,有些人为了躲避清军和地主团练的屠杀,逃难往河南、山西及秦岭深山老林,今宝鸡山中也有当时逃难避居的回民后裔。 十一、余论
陕西回民起义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爆发,到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白彦虎率陕甘回民起义军退入俄国境内结束,历时16年。本书的前十部分,已对陕西回民起义的基本历史过程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纪述。最后部分再对这次起义的性质、失败原因及历史地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起义的性质
陕西回民起义是回民武装反抗清朝封建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的斗争,它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回民起义的全部历史过程,表现了回民大众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之间尖锐激烈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回民起义初期主要是反抗地主团练的斗争。太平军进入陕西和回民起义爆发前夕,陕西社会矛盾空前紧张,当时陕西清军多调往外地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省内防务空虚,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阻止回民“内应”太平军,组织和指使各地地主团练疯狂屠杀回民,因而地主团练就成为起义初期回民最凶恶的敌人和打击的主要对象。地主团练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地方反动武装。从团练的建立、组织成分、政治目的及作用等方面看:第一,团练是清朝封建官府“给札饬办”的。清廷为镇压人民革命,命令各省举办团练。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籍左副都御史张芾被任命为陕西督办团练大臣。回民起义前夕,陕西各府州县皆奉札举办团练,明里是阻截太平军,暗地里防范回民乘机起义。所以团练是在清朝地方政府的指令下举办的,绝不是汉民自发的组织。第二,团练头目及骨干分子多系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张芾任陕西督办团练大臣后,他网罗了一大批官吏和地主豪绅为羽翼,关中各府州县的团练总目,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官员或在籍官员及有科举功名身份的人,各乡镇的团练头目,也多为地主、恶棍、豪绅。官吏、地主、豪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是团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广大团丁是强迫参加的,受团练头目驱使和指挥的。第三,团练受地方官吏直接控制和指挥。陕西巡抚瑛棨告示中说:“回系匪,宜剿灭,汉系团,宜协同官兵剿回”。在官吏的直接指挥下,各地地主团练打起“奉旨灭回”的大旗,恣意屠杀回民。永寿县令“密令民团剿杀回逆”,千阳县令“督率各团堵御回逆”。富平县令江开奉檄举办团练,亲历各乡指挥民团围剿回民。多隆阿札饬渭南团练头目冯元佐办团,并赏给五品顶戴,他募勇万余人,受提督雷正绾统帅,驻扎北山隘口剿回,后来又随雷正绾开赴甘肃庆阳、环县、泾州等地助剿。第四,团练耗资巨大,经费除勒索抢劫之外,主要靠地主富商捐款。冯元佐得到同官富户梁三窖藏五万缗巨款支持,募勇万人,东山再起。三原县城内富商张绳怡、刘维均倡议富商集资,成立同德局,资助团练守城。地主富商是团练经费的主要支持者。由此可见,团练是官吏、地主豪绅、富商相互勾结的产物,它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回民反对地主团练就是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大批清军进入陕甘围剿回民起义以后,出现了起义军同清军作战的局面,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军事围剿和回民起义军的反围剿就成为这场战争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
同治元年五月,团练大臣张芾被杀后,清廷认为回民“攻城戕官”,“叛逆已成”,“叛逆”朝廷,就是反对清王朝。同时,又由于地主团练多系乌合之众,与回民起义军接仗即溃,起义烽火迅速燃遍关中平原,于是清廷决定派遣大军进入陕西,扑灭这场起义烈火。从同治元年七月到六年六月,清廷先后四次派军入陕甘镇压回民起义。集结在陕甘的清军数量巨大,同治六年底已达12万左右。为了供应在陕甘清军的粮饷军火,除了就近搜刮,竭尽陕甘田赋、厘金和抢掠之外,清廷还征调了12个省的协饷,5个海关的关税,7个省的厘金,几乎竭尽全国的财力,此外还向外国侵略国家借白银1195万两,以保障这次剿回战争的供应。清廷把这场剿回战争从陕西推向甘宁青新整个西北地区,历时16年之久,军费耗银118887653两,占咸同年间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奏销总数的28.2%,仅低于镇压太平天国军费支出(镇压太平天国耗银170604104两,占总数40%),可以说,这是清廷继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的结局,回民失败了,回民大量死亡,仅以陕西回民而论,除极少数人逃亡和西安城回民被控制在城内外,原有一百万左右的回民,仅剩六万多人被强制安插在甘肃,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死于这场战争,清军屠戮之酷是近代史上非常罕见的。由此可见,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是反抗清朝军事围剿的斗争史。无论回民起义军是否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策,或者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他们的革命行动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了起义是一场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反封建是起义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性质。
回民起义是清朝统治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引起的,回民起义斗争的对象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它本质上与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一样,但它又有与其不相同之处。回族在自己生存受到严重危胁的条件下,民族内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都参加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为争取生存的斗争。所以这次反抗斗争不分阶级、不分阶层,是全民族性的反抗运动,它与以贫苦农民为主体反对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农民起义不同,也与现代革命不同,而不以某个阶级作为领导进行的,所以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民族反抗斗争。学术界有一些人认为回民起义是一次民族斗争,回民斗争的对象是一切汉人,回汉仇杀是民族斗争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它歪曲了回民起义的历史过程和起义的反封建性质。
回民起义初期,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团练,团练是由汉民组织起来的,一部分汉民被迫参加团练,错误地站在回民起义的对立立场上,地主团练传帖灭回,疯狂搜杀回民,这样就不免使回民产生误解,一时不能把一般汉民与地主豪绅区别开来,在激烈的斗争中未免玉石俱焚,所以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回汉互杀的历史悲剧。仇杀现象完全是官府和地主团练挑动的,回民起义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触犯了地主豪绅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对回民采取坚决镇压政策。汉民参加地主团练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没有自主权、完全受封建统治阶级欺骗、控制和支配的结果。大多数汉民参加团练是被迫的,团练章程规定:“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无论绅民,有无田产,均列名充当……有违抗不入册者,指名禀究”。米脂县知县强迫汉民参加团练,“逐户搜寻花丁,并将花丁逐一按口贴名防城,贫富一例上城,故贫富均多嗟叹”。参加团练的还有一些宦门子弟、刁滑者、无赖流民、流窜犯、饥民等,他们是一些借端生事、品质低劣的不逞之徒。
“回汉仇杀”只是起义初期暂短的、局部地区的现象。从时间方面看,主要发生在四月下旬起义爆发到八月初。起义初期,各地回民愤起抗击地主团练剿洗,出现过回汉互杀现象。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回民逐渐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豪绅,汉民也纷纷起来支持回民的正义行动。八月初,各地地主团练的溃散和瓦解,这种互杀现象在关中地区就不多见了,甚至省城以东州县及西安附近的一些村镇,汉民与回民大多可以相安一处。多隆阿入陕,“叠获胜仗,且屡捣其巢穴,但所歼者,回民少而汉民多”。西安附近村堡的汉民也多支持回民,多隆阿进驻西安城后,曹克忠在城西南郊区令前已投诚的汉村捐粮反正。同治二年七月,穆腾阿说:省城附近“自上年滋事以来,四乡卡垒连络,其最大者为沙窝(沙河),匪众万余,马贼居半。其余各处,多则数千,少亦数百,裹胁汉民尤多”。“回汉仇杀”现象主要出现在回民与团练斗争激烈的省东的大荔、华州、渭南等县及西安城郊,是局部地区的现象,省城以西的礼泉、户县、周至、兴平、凤翔等地,与省东地区截然不同,即使起义初期汉民也多主动支持回民起义斗争,回汉关系回睦。礼泉、户县、兴平等县汉民支持回民的事实,前文已多有引述,此处毋须重复说明。《秦陇回务纪略》记述凤翔起义初期回汉关系说:“其时各坊虽乱,皆有平日里党之谊,杀人尚少,百姓多得逃生”。学术界:“回汉仇杀”、“民族斗争”论者,认为回汉仇杀贯穿起义过程始终,并把局部现象夸大为普遍的,这种看法没有任何历史根据,是十分错误的。
回民起义过程中,回民与汉族抗清武装相互支持,或联合作战,共同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太平军第一次入陕,因急于援助英王,在关中停留时间很短,与回民虽然没有达成联合抗清,但回民主动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并为其东进作向导,表现了十分友好的态度。西捻军入陕后,回捻达成抗清协议,两军联合或相互配合,“时离时合”,转战关中和陕北,再次掀起抗清高潮,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陕西的封建统治。汉民参加回民起义军的事实很多,在陕西关中各地都有记载。在甘肃溃勇、饥民、哥老会参加回民起义军的非常多,同治七年,秦州回民起义军李得仓部共有96200多人,其中汉民约31500人,占1/3。左宗棠攻陷肃州,城内有土客回民约7万人,汉民3万多人。有人简单地以“裹胁”、“从教”等解释汉民参加回民起义军的原因,完全把汉民看成是被胁迫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回民起义军与汉民饥民军、哥老会联合抗清的记载也不少,前文已有引述,此处不再说明。由此可见,回民起义过程中,回汉两族不是对立的。认为回民起义是“把一切汉民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的观点是错误的。丹霞
会员(三)艰苦卓绝的大小峡阻击战
金积堡反围剿战失败后,崔伟、白彦虎、禹得彦等陕西回民起义军西进,经河州至西宁,屯扎在西宁府南之大小南川一带,活动在贵德厅、丹噶尔及西宁附近的高寨、威远堡、高羌堡、董家寨等地。
同治元年,巴燕戎格厅(今青海化隆县)和米拉沟回民联合循化撒拉族,在马尕三(又名马文义,巴燕戎格厅昂思多乡人,伊斯兰花寺门宦著名阿訇)领导下起义,占据享堂至西宁大道。次年,攻打丹噶尔厅和西宁府城,屡次打败清军和民团。西宁办事大臣玉通在起义压力下,推行安抚政策,保举回绅马桂源(循化人,捐纳候选同知)署西宁知府,又以其兄马本源署西宁镇标游击,代行总兵职务,西宁实际上已在马尕三和马桂源等的控制之下,马尕三死殁后,马桂源、马本源就成为西宁回民的首领。同治九年玉通死,豫师接任西宁办事大臣,他畏惧回民起义军,不敢赴西宁任所,驻远距西宁150公里的平番县(今甘肃省永登县)总兵黄武贤驻威远堡(今互助土族自治县),也距西宁90余里,回民起义军完全控制了西宁地区。
同治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移驻兰州。八月,派刘锦棠率湘军18营进驻碾伯(今青海省乐都县)。当清军进剿时,马桂源、马本源与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议定,共同抵抗清军,同时调集各地回民及五工、八工撒拉回支援。刘锦棠抵达碾伯后,故技重演,宣称:“官军进剿大小南川,在此路经过,土回毋容惊恐”。八月十日,清军至大峡口,修筑垒卡,并沿湟水南岸向峡内不断推进,立即遭到陕西回民起义军和当地回民的坚决阻击。
大峡、小峡指西宁至碾伯的湟水一段河谷地带。湟水经西宁府城东北,由西向东流入黄河。由小峡口西至大峡口,约有40里峡谷,湟水中流,两岸高山对峙,中间仅有宽数尺的窄狭小径,人马只能鱼贯,不能雁行,为通往兰州的主要通道。河谷南北,沟岔纷歧,山路错杂,地形十分险要,古称湟中。陕西回民起义军白彦虎等在河谷及南北两山设置垒卡,阻击清军,并利用纵横交错万变的沟道,出其不意地袭击清军,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战。
从八月十日起,陕西回民起义军联合西宁回民及撒拉回,连日出动,数千人或万余人,由南北两山及沟壑夹湟围攻。在观音堂、三十里铺、马营湾、平戎驿、峡口等地对进入河谷的清军以沉重打击。回民起义军在河谷修筑堡垒石卡,凭借垒卡及南北山险誓死抵抗,清军在峡谷内处处挨打,进退维谷,每深入一步伤亡惨重,都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左宗棠在给清帝的奏折也供认“自进兵以来,无日不战其中”,而处于“至险之中”,“自碾伯扎至小峡口,计程八十余里,山路歧杂,现在土回与客回联成一片,每战则弥山塞谷,四出挠我,殊有应接不暇之势”。十月初,刘锦棠以南岸难攻,率清军由马营湾过桥,在湟水北岸筑垒,攻占高寨。十日,进攻小峡口,时尘沙蔽日,万余名回民起义军由山头及河谷猛攻清军,誓死抵抗,毫不退却,自辰至申血战五个时辰之久。之后,连日不断围攻清军营垒,战斗一直持续到十八日。清军用大炮、洋枪轰击,峡口内及南北两山的回民垒卡尽被轰毁,回民起义军被迫撤退。十九日,清军控制了大小峡河谷,打通了运道,进抵西宁城东关,大小峡战役结束。
大小峡阻击战,历时两月多,大小50余战。几乎每天都在战斗,间歇性很少。回民起义军连日出击,绝不给清军喘息机会,每次战斗都异常激烈,回民遮天盖地,围困清营,血战到底,宁死不郤,沉重地打击了清军,击毙提督、总兵、副将、游击、都司、守备数十人,兵勇千余人。大小峡一带,九、十月风雪交加,地冻天寒,战斗经常自昼至夜,持续不息。回民起义军露立冰天雪窖之中,裂肤刺骨,殊难忍受,艰苦之状不堪想象。回民起义军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撼天动地,艰苦卓绝的大小峡阻击战是回民起义史上罕见的战例之一。刘锦棠占领西宁后,左宗棠命令对回民格杀勿论,惨遭屠杀者达数千人之多。马桂源先逃往大通县,大通失陷后,又逃至巴燕戎格(今青海省化隆县),在巴什城附近被诱捕杀害。大小峡阻击战失败后,起义形势越来越严峻,清军已合围肃州,肃州城困危日甚一日,败局已定,崔伟、禹得彦、毕大才等向清军就抚。左宗棠采取“以回攻回”的恶毒政策,“挑其精壮,立为旌善马队”,被迫随征。白彦虎率陕甘回民起义军数千人,退走大通,出扁都口(今祁连县俄博北),经甘州,西走肃州,与马文禄会合。
(四)保卫陕甘回民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肃州
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是西北的重镇,通往新疆及中亚的重要交通站,城西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西端终点。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肃州回民首领马文禄(马四)反清起义,占领嘉峪关和肃州城。清军屡次围剿结果都失败了,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等与马文禄“媾和”,马文禄以“就抚”名义,管制肃州。
同治十年五月,俄国借口“维持边境安宁”,派兵强占伊犁,并“声言将代取乌鲁木齐”,新疆形势紧张。清廷又心陕甘回民起继续向西推进,督促成禄率部即刻出关,并命令左宗棠分军驻守肃州。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久屯高台,不敢西进,敲骨吸髓盘到当地人民,勒派捐输粮料草束车辆驼只各项,合银已30万两。为时既久,百姓筋疲力尽,士民赴营申诉,被诬为聚众抗粮,纵兵围攻民庄,村民被屠戮净尽。成禄罪恶累累,后被清廷拿问。左宗棠正在策划围剿河州回民起义,抽调驻防靖远的徐占彪部先赴肃州。七月,徐占彪率部川军12营,约6000多人,由驻地出发,经凉州,十一月,至肃州高台,与成禄会合。同治十一年二月,徐占彪军进驻肃州城南30里的红水坝,进逼肃州城。马文禄见清军进剿,复据肃州城起义反清。
当清军徐占彪部进剿肃州之际,陕西回民起义军分股赴肃州支援马文禄。徐占彪军次甘州时,已探知“陕回先期遁赴肃州”。同治十年夏马长顺部起义军已至肃州,并曾一度出嘉峪关至玉门、安西、敦煌等地,“与马四合势,死拒官军”。冯均福也率部至肃州。十一年正月,冯均幅和马长顺合队又西至敦煌。据官方奏报,“冯均幅为马四所害”,“马四得以重贿啖之,收其悍党,而其弟冯均贵等遂引余众,南附河州”。马文禄和冯均幅为何发生火并的惨剧,其详情无史料记载。
马文禄率陕甘回民起义军在肃州城外堡垒及村堡对来犯清军徐占彪部进行了坚决阻击,多次主动袭击清军营垒。二月十日,起义军猛烈攻扑清军营垒,自辰至午,殊死战斗。二十九日起义军出队,袭击清军营垒。三十日,在全家湾等处阻击清军。三月十五日、十六日,起义军对临水、老鹤堡等处成禄部清军营垒发动攻击。二十一日,马文禄在城壕设伏兵,率精锐部队由东南门出城,进行“背城一战”,在距城10里处与清军激烈战斗,起义军誓死抵抗清军。马长顺率陕西回民起义军千余人,由南山一带进攻清军,战斗持续四个时辰之久,“盖血战也”,清军死伤200多人。清军不断用大炮轰击,起义军伤亡也很多,马文禄、马长顺退入城内。
五月,新疆维吾尔族起义军3000多人援助肃州。毕大才、马五九等率陕西回民起义军2000余人,由大通北进援助肃州。马文禄在塔尔湾、北崖头等地增筑垒卡,不断地对清军展开阻击战。塔尔湾在肃州城西南30里,地势高亢,起义军于此坚筑堡垣,环以壕卡,连接黄草坝各堡,与肃州成犄角之势。五月二十七日,清军进攻塔尔湾,用开花大炮、劈山炮连日不停轰击城垣,回民营垒多被轰毁,六月二日,清军占领塔尔湾。六月四日,清军又攻陷黄草坝一带垒堡,肃州城西南100多个墩堡皆先后被攻破,清军直薄肃州城下。
八月初,城北北崖头、城南枯树、城东南凹坝,城东朱家堡等附城一带堡垒尽皆陷落,清军环城逼扎,距城一里半里不等,徐占彪因兵单力薄,余北门不能合围。肃州城高3.6丈,厚3丈余,外环城壕宽10丈,深2丈多。徐占彪用大炮不停轰击,但城大土厚,一时无法攻克。马文禄据城坚守,并利用城外壕沟不断袭击清军营垒,八月四日,大队起义军由北门出,分成四支,每支千余人,循壕沟而东,围攻归化营。二十日,起义军2000余人,出北门循壕下,至城东,再分三队围攻归化营。二十一日,起义军由北门城壕内出千余人,绕城西清营,在环城南掘长壕。二十二日,回民起义军千余名由西南壕内突出。二十六日,由城西礼拜寺出千余人,夜间设卡阻击清军。九月内不断出城袭击清营。十月,马文禄在城西礼拜寺附近添筑坚堡,与肃州城成犄角之势,配合城内义军出击。十二月十九日,起义军3000余人出城,直扑清营,在城西北角处,遭清军三面围攻,起义军“结队拌斗,抵死不退,自卯至申,鏖战历六时久”。十二月底,徐占彪围城五月,屡遭回民起义军阻击,徒伤精锐,无法攻克。十一月,左宗棠派提督陶生林率马步5营至肃州,并由守备陈元英率炮队,护解后膛大炮随行。同治十二年正月,金顺率20营抵肃州,屯扎北崖头。
新疆红庙子回民4000余人并以骆驼千余只运粮进入肃州城内助战。清军攻破城西礼拜寺,在城外挖掘长壕,壕外树木栅,增修炮台,完全封锁了肃州城,肃州成为一座孤城。
在清军锁围肃州的严峻形势下,白彦虎应马文禄求援,率陕甘回民起义军六七千人,由扁都口经山丹、甘州府、抚彝厅、高台,二月十八日,到肃州城北毛目、双树屯,准备先将眷属安置在此,再率大队至肃州援战。由于毛目为为高台县丞分驻之地,防守严密,白彦虎率部经野麻湾,三月六日,屯扎在塔尔湾废堡。
白彦虎到肃州后立即配合城内马文禄发动解围战役。三月七日,城内回民打开堵筑的大南门,马文禄率二千余人,猛攻清军长壕,白彦虎率马步军四五千人,分五股由塔尔湾至城下,也猛攻清军各营长壕,回民起义军对清军内外夹攻,激战三时之久。八日,城内回民千余人又由南门出,直攻清军长壕,并带草束锄锹,填壕以迎陕西回民起义军。九日,白彦虎率二三千人,由大路进抵肃州城南,城内回民千余人由南门出,夹攻长壕清军营垒。回民拼死冲杀,毫不后退。正酣战之际,清军攻破塔尔湾,白彦虎立即返回救援。白彦虎率陕甘回民起义军英勇奋战,力解城围,但无法攻破清军的长壕,又“已绝粮三日”,不能持久战,十日白彦虎撤至嘉峪关的文殊山,后退入南山,大部退出关外至大罩滩、黑山峡等地。
白彦虎解围失败后,五月宋庆率军11营援肃州,围城清军已达60余营,约3万多人。清军紧逼城根修筑炮台,用后膛螺丝大炮轰击城垣,又向城内挖掘地道,加紧攻城。徐占彪几次开掘地道,每近城根,皆被起义军发觉,由城内掘壕截断,清军用地道攻城不得逞。肃州城久攻不下,八月左宗棠亲至肃州督战,巡视长壕及清军部署,并与各将商议,约期会攻。
八月十五日,清军发动总攻势。徐占彪、杨世俊填壕登城,城上炮石如雨,无法前进,只得退却。十六日,清军用地雷炸开东北城垣,清将张林冒枪石登城,被击毙。十九日,徐占彪、杨世俊又于城西南开地道,轰塌城墙,杨世俊率部登城,被城内伏兵击中,当场毙命。徐占彪继进,死500多人。左宗棠以肃州“城大而坚,仰攻徒伤精锐,令增筑壕垒以困之”。
九月初,左宗棠一面连日用开花大炮向城墙和城内轰击,一面加紧掘地道困之。城墙多处被炸塌,城内回民被炸死伤甚多,城内粮食已尽,宰驴马充饥,饿死者不计其数。时刘锦棠率湘军抵肃州,马文禄见生路已绝,九月十五日,只身至左宗棠大营求抚。左宗棠令悉缴马械,将土、客回分别登记造册。二十三日,左宗棠将马文禄等9人磔死,并杀死客回1573人。是日夜清军血洗肃州城,纵火毁城,杀死土回5400余名,城内“尸骸枕籍,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肃州城惨遭空前浩劫,沉陷入一片血泊之中,陕甘回民起义失败了。
九、陕西回民起义军战斗在新疆
白彦虎率部进入新疆后,联合天山北路回民在古牧地、玛纳斯等地英勇地抗击清军和反动民团的围剿;在天山南路联合当地回族和维吾尔族群众对追剿的清军坚决阻击,敌强我弱,最后由喀什西北的纳林河进入俄国境内。
(一)白彦虎战斗在天山北路
白彦虎在肃州城下激战数日,敌强我弱,无法取胜。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中旬,他避开与优势清军决战的不利局面,率领陕甘回民起义军约万余人,向西转移,出嘉峪关,经玉门、安西州(今甘肃安西),到达敦煌,围攻秦安坊之张家堡。四月二十六日,白彦虎屯扎巴尔湖(新店子)分股复攻张家堡,击毙清军李统领,俘虏胡统领,缴获大批军械缁重。白彦虎移扎北郊庄浪坊一带。四月,白彦虎多次在城外示威,刀枪林立,旌旗蔽日,士气旺盛。敦煌守军见势不敌,互约停战,并议定在北郊外漳县店立市场互市,以通有无。六月,夏粮收获,白彦虎筹足粮食后,向西进入新疆,八月中旬到达哈密,屯扎在大泉、黄芦冈一带,分兵围攻哈密城。巴里坤(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回民闻讯,驰抵哈密支援,清兵伤亡很多。白彦虎继续西进,经巴里坤到达乌鲁木齐地区,活动在红庙子、古牧地、玛纳斯等地。丑、白彦虎进入新疆时,天山以南在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的统治之下。同治三年(1864年)在太平天国革命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爆发了回族、维吾尔族的反清起义,占领库车、阜康、吉木萨尔、哈密、奇台、玛纳斯等地。同治四年初,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机侵入南疆,占踞喀什噶尔(今喀什市)、英吉沙尔、叶尔羌等城。阿古柏自封为汗(王),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统治了吐鲁番、辟展(今鄯善)西的天山以南地区。同治三年,回民妥明(妥得璘)在乌鲁木齐起义,杀死清都统提督,控制了天山北路大部分地区。同治五年(1866年),妥明自称清真王,其部马泰、马仲、马明、马官分守古牧地、吐鲁番、玛纳斯城。妥明主张抵抗阿古柏,同治六年,妥明在库车被阿古柏打败,阿古柏又赴吐鲁番,勾结马仲攻妥明,妥明乞降。阿古柏仍以妥明为清真王,驻守乌鲁木齐,以马仲为阿奇木总管回务。妥明被阿古柏控制后,仍设法与清军联系,主动摒弃前嫌,一致抗击阿古柏,并写信给西宁回民”约该处回兵出关相助”。马仲被徐学功杀死后,其子袭阿奇木职务,与妥明积不相能,又勾结阿古柏攻妥明,妥明败走绥来(玛纳斯),数日后病死。同治九年,阿古柏遂于各城征收地税,自此阿古柏势力伸向北疆,但阿古柏的军事势力始终在天山以南。
清军攻陷肃州城后,左宗棠从俘虏口中得知白彦虎率陕甘回民起义军向西退走,准备进入新疆,他立即控制嘉峪关,截断通往新疆道路,并派军追击。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左宗棠派金顺、张曜、额尔庆额三军40余营马步1.7万多名及明春所率成禄旧部2000余名,总计2万多名,进发新疆追剿白彦虎。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左宗棠完成粮饷、装备、军队整顿等一系列进疆准备之后,二年三月率军移驻肃州,清军各部在肃州会齐,分批进入新疆。三月底,刘锦棠率湘军马步25营入疆,徐占彪率蜀军5营继进,至此,清军进疆总计80营左右,加上原在新疆的伊犁将军荣全8营,哈密办事大臣文麟四营及驻防星星峡以东的部队20余营,总人数约6万。进入新疆的清军主要任务是追剿白彦虎,全部彻底地消灭白彦虎及其义军是清军西征的目的。左宗棠采取了“缓进急战”和“先北后南”的战略,坐镇肃州指挥,令刘锦棠、金顺部为先锋,张曜部驻防哈密,徐占彪部驻防巴里坤,以巩固后方。白彦虎进入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数万清军气势汹汹地逼近乌鲁木齐一带,又有8000多凶恶的民团围逼。白彦虎所率陕甘回民起义军仅1万多人,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当时北疆沙俄借口“代管”,强占伊犁;南疆又有阿古柏外国侵略势力盘踞。白彦虎为了抗击清军追剿和保存自己的实力,与当地马明回民军等联合,又采取表面上依附阿古柏的策略。这种依附的策略性质是毋容置疑的,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白彦虎“知势力不敌安集延,思借为声援以自固”,“其绐死党与土回坚拒官军,自观成败伺间逃走”。《征西纪略》记载:“白彦虎既畏学功之逼,又恐安集延乘其危,乃结安自固,安以藉为声援,抗拒官军”。很显然,白彦虎对阿古柏的依附,完全是在当时形势下的一种策略手段,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因此抛开历史事实,而简单的认为白彦虎与阿古柏狼狈为奸,已背叛祖国,这种看法是非历史主义的,是错误的。白彦虎形式上依附阿古柏,但他们之间貌合神离,白彦虎“不满安集延”,阿古柏也不信任白彦虎,并向左宗棠表示“愿缚送白彦虎”以换取清军对他停止追剿。白彦虎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和活动,他的军队没有受阿古柏的改编,阿古柏对他也没有控制能力,他们之间只是在抵抗清军追剿方面一种暂时的松懈的联系。
白彦虎在北疆联合当地回民,英勇地抗击了清军的追剿。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白彦虎联合玛纳斯南北两城回民袭击了清军粮队。清军额尔庆额、冯桂增和振武营参将徐学功等部向玛纳斯发动进攻,二十八日,抵大何厂,次日攻入玛纳斯城。城内回民誓死抵抗,南城回民见北城危急,马队千余驰援,并以大炮轰击清营,额尔庆额被击伤,冯桂增被俘,兵弁死亡200多人,清军不支,败退。光绪二年闰五月,刘锦棠率部至古城,金顺、景廉两部40营屯扎济木萨,济木萨(即恺安城,在今古木萨尔北)向西240里至阜康,阜康以西70里为黑沟驿,又数十里为古牧地,再西南数十里为乌鲁木齐城。古牧地为乌垣之藩篱,清军欲占领乌鲁木齐,必先攻取古牧地。六月初,刘锦棠会同金顺进驻阜康,准备进攻古牧地。白彦虎由乌垣附近的红庙子移军古牧地,与当地回民马明共同阻击进犯清军。
阜康大路至黑沟驿70里。县西一带野潦纵横,深林蔽目,20里至西树儿头子,有废渠引县西水供饮用。由此地向西50里抵黑沟驿,地尽戈壁,无泉水,其间只有甘泉有眢井一眼,开浚后仅可供百人一日饮水。黑沟驿之上为黄田,水盈沟浍,水流充足,上游即古牧地。白彦虎在黄田筑卡树栅,切断清军汲道,欲迫使清军走戈壁,人马渴乏,乘其敝击之。六月十九日,狡猾的敌人刘锦棠率军至西树儿头子,就地筑垒。二十日,派步队故意在甘泉堡开浚眢井,佯装要从大道进攻。二十一日夜,刘锦棠与金顺直抵黄田,偷袭白彦虎。白彦虎等顽强阻击,终因寡不敌众,分别向古牧地和红庙子退去,清军占领黄田。
二十三日,清军进扎古牧地城东和东北。二十四日,白彦虎率数千骑由红庙子来援,遭清军余虎恩、黄万鹏部阻截。二十五日清军占领城外山垒和南关,回民退入城内,清军包围古牧地城,并从四面连日用开花大炮轰击。二十八日,城墙多处被轰塌,清军由坍塌缺口攻入城内。回民分扼巷口,短兵相接,拚死抵抗,终因为单不支,古牧地失陷。清军对城内回民进行血腥屠杀,死者达6000余人。二十九日,清军占领乌鲁木齐城。
清军占领乌鲁木齐城后,昌吉、呼图壁各城土客回民和玛纳斯北城回民首领余小虎及眷属缁重于六月底翻山南徙,壮丁均聚集在达坂城西120里之柴窝堡。白彦虎等屯扎在南山小东沟口,在南山大西沟、水西沟、板房沟一带筹集粮食,俟清军进攻达坂城时,乘机由南山、古牧地、阜康等地,截断清军后路。七月,刘锦棠先后攻占小东沟口,金口峡,白彦虎南至达坂城。七月中旬,金顺率部由昌吉围攻玛纳斯南城,城小坚固,防守甚严,连攻一月,无法攻克。八月刘锦棠又调湘军增援,月底,伊犁将军荣全带兵至,三军会攻,伤亡精锐甚多。清军用开花大炮不断轰击城垣,并挖掘长壕地道,连日进攻。九月二十一日,清军占领玛纳斯,对城内回民进行残酷屠杀,儿童、妇女、老人的尸骨堆积如山。清军在玛纳斯的大屠,引起了新疆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强烈抗议,俄国突厥斯坦总督K•冂凯夫曼也表示抗议,他给左宗棠的信中说:“请你认真注意自己部下所犯的残暴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玛纳斯恐怖的重演”。玛纳斯南城失陷,天山北路战事结束。
(二)白彦虎战斗在天山南路
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失陷后,白彦虎、余小虎等在南山小东沟遭清军追剿,南至托克逊城,暂投阿古柏。阿古柏不信任白彦虎,态度非常傲慢,命令他们薙发易服,驻扎在托克逊三城外,阻挡清军。清军攻占玛纳斯南城后,已值大雪封山,无法即刻进军南疆,只得俟翌年春融冰解之时。达坂在乌鲁木齐南200里处,形势险要,为南疆门户,阿古柏为了加强防守,乘间在两山之间修筑达坂新城,并派大通哈(即大总管)守御。托克逊为由乌鲁木齐、红庙子进入南疆的重要隘口,阿古柏令次子海古拉防守,又令白彦虎、马人得守吐鲁番,自居喀喇沙尔指挥,阻挡清军。
天山北路战事结束后,左宗棠命令清军以三路并进,南下南疆: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攻达坂城,张曜部由哈密西进,徐占彪部出木垒河,翻越天山南下。三月三日,刘锦棠围攻达坂城,徐占彪、孙金彪部进逼吐鲁番。清军用开花大炮轰塌达坂城,并击中城内火药库,七日,占领达坂城。大通哈爱伊德尔呼里及诸胖色提(即营官)被俘。爱伊德尔呼里等“同声为安集延乞款,愿遣报帕夏(帕夏即浩罕部安集延和硕伯克,帕夏即伯克的转音),缚白彦虎,献南八城赎罪,刘锦棠许其遣人招致”。刘锦棠派陶生林率所部六营进攻吐鲁番,自率14营进攻托克逊城,十二日,白彦虎、海古拉焚毁城内存粮,率部及回、维族群众弃城西走,十三日,清军占领托克逊城。四月初,清军占领吐鲁番,马人得投降。大通哈爱伊德尔呼里劝阿古柏缚送白彦虎,献南八城自赎,阿古柏闻败震惊,不能控制白彦虎,又残酷虐待回、维族众,怨恨已深,他忧惶无措,四月十日,在库尔勒服毒自毙。海古拉用牛皮裹其尸体,率党夥护尸西逃,沿途遭维族群众截杀,纷纷鸟散。海古拉在库车被其兄伯克胡里杀死,伯克胡里西走喀什噶尔(今喀什)。原留在库尔勒的安集延大通哈、胖色提等闻海古拉已死,倾巢星夜向西逃窜。
阿古柏党夥西逃后,白彦虎在南疆就走上独立抗清的道路。时达坂和托克逊失陷,南疆门户已开,清军压境,白彦虎为了使陕甘回民起义军和当地回、维族群众安全转移,率部自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过河,屯扎在开都河西岸,筑堤壅水阻挡清军。开都河发源天山南麓,向南流经库尔勒、喀喇沙尔,入博斯腾淖尔(今博斯腾池),即古时泑泽。开都河壅堵后,四处漫流,喀喇沙尔与库尔勒之间一百数十里变成一片泽国,深者灭顶,浅者亦及马背。七月间,清军分两路西进,余虎恩率14营取道乌沙塔拉,傍博斯腾淖尔向西,出库尔勒之背。二十九日,刘锦棠由大路向开都河进发,被河水阻挡,马步辎重无法通过,刘锦棠舍淖路,取鹹地到达开都河东岸,堵塞上流,在鹹地修筑道路前进。九月一日,刘锦棠抵达喀喇沙尔城,城内水深数尺,官署民舍荡然无存,汉、回、维吾尔、蒙族群众悉随白彦虎西走,初三日,余虎恩至库尔勒,也是空城一座,阒无人烟。壅开都河水阻挡清军,为陕甘回民起义军西撤赢得了时间,当清军到达喀喇沙尔城时,白彦虎已西走库车。
陕甘回民起义军在布告尔(今轮台)至库车之间,多次英勇阻击清军。九月九日,刘锦棠部先锋抵布告尔,起义军千余骑据险抵抗,清军黄万鹏、谭拔萃部骤至,起义军接战退走。十日,布告尔西40里处有回民起义军步骑数万,其中持械者千余人,护卫回民老弱妇幼挽车牛杂遝以随。回民起义军见清军至,先将回民老幼安置在数里之外,再回马拼死抵抗,众寡不敌,回民起义军退走。十二日,库车城外30里处,屯扎大批回民起义军及维吾尔族群众,见清军分三路掩至,起义军数千骑迎拒,激战多时,起义军虽伤亡甚多,仍然顽强抵抗,直到清军后队马步赶到,回民首领马由布牺牲,义军始行撤退。九月十三日,清军占领库车。九月十五日,刘锦棠到达拜城,十六日又抵铜厂。时白彦虎率陕甘回民起义军及维吾尔族群众二万余人正渡木杂喇特河(今木扎提河)。回民起义军列阵于上铜厂,誓死抵抗,“枪炮环轰,连珠不绝”。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死伤众多,“人马僵积,水为不流”。十八日,白彦虎率陕甘回民起义军到达阿克苏,安集延各酋西逃叶尔羌,白彦虎等到乌什。刘锦棠决定舍弃安集延,令清军各部齐趋乌什,专力追击白彦虎。白彦虎借由布鲁特边界抵达喀什噶尔,屯扎在城东。
十一月十三日,清军黄万鹏、余虎恩等追至喀什噶尔。白彦虎留一部分人驻守城池,牵制清军,率主力向西北撤退,余小虎向正西撤退,伯克胡里也向正西逃走。清军余恩虎、黄万鹏攻入城内,回民起义军力单不敌,由西门退走,喀什噶尔城失陷。十四日,伯克胡里逃入俄境,余小虎等被俘。十五日,黄万鹏经岌岌槽追至恰哈玛纳(克),被俄属布鲁特人阻遏,白彦虎率5000军眷出图噜噶尔特山口,至纳林河,进入俄国七河地区,南疆战事结束。十二月,刘锦棠将余小虎、马元等人磔于市,杀死陕回1160人。丹霞
会员(四)回民起义军向金积堡撤退
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西捻军残部在山东茌平县南镇失败后,西捻军的抗清斗争结束。双手沾满捻军鲜血的左宗棠经天津入京觐见,清廷赐他紫禁城骑马,并加封为太子太保。东西捻军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陕西各地抗清斗争正在如火如荼,陕西北部延、绥、榆一带,有董福祥等率领的饥民、溃卒、游勇的抗清斗争;马正和、白彦虎等领导的董志原十八大营回民起义军,不断地进入陕北宜及三水、邠、长、凤、麟、千、陇等地区,并有流离失所的汉民参加。两路合计约20万左右,甘肃各地回民起义斗争也在不断高涨,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命令他立即率部回陕镇压回民起义军。
左宗棠,经彰德、孟津,十月十三日回到西安。左宗棠认为回民起义军固守根据地,而董福祥所率饥军和溃勇,本事转掠,四出活动。所以他决定采取“先平土匪,然后合力剿回”的方针,即先从延、绥、榆入手,消灭董福祥,肃清延绥榆三府州后,再进军甘肃陇东地区集中兵力镇压回民起义军。左宗棠令金顺屯驻榆林,刘厚基屯驻绥德,刘厚填屯驻延安,郭运昌率卓胜八营,由同州、韩城、宜川屯扎延长,张曜由河、保渡河赴榆林,刘松山由山西渡河屯扎绥德、榆林。以上为剿寇之师,目的是消灭延绥榆地区的董福祥饥民武装。左宗棠又令高连升、周绍濂、魏光焘分别由宜君、中部、州西进,刘端冕仍旧屯驻州、甘泉,以扼东西关键,吴士迈进屯凤翔,与邠州驻军黄鼎、千陇驻军喻步莲、张岳龄,宝鸡驻军李辉武共同围剿西路回民起义军,以上为剿回之师。
十二月六日,刘松山率部由茅津渡过黄河,到达绥德州。从20日起,刘松山会合清军成定康部,东起榆林,西至靖边,对董福祥、高万镒、李双良的饥民武装进行围剿。董福祥等所领导的饥民武装,虽有十数万之众,但队伍成分复杂,有饥民、溃卒、游勇、土匪、哥老会等,是一群乌合之众,既无明确政治目标,又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内部松散,所以经不起打击,清军自榆林至靖边,节节搜剿,十二月十八日直逼董福祥的根据地镇静堡(今靖边县南的长城附近)。刘松山收买了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诱使董福祥投降。同治八年二月,董福祥投降清朝。刘松山收其众10多万人,挑选精壮编为董字三营,分别由董福祥、张俊、李双良带领。董福祥投降清朝后,变成了左宗棠的帮凶,疯狂镇压回民起义军。刘松山在绥、榆一带镇压董福祥饥民武装时,董志原十八大营已面临清军围剿的威胁。回民起义军为了反击即将来临的围剿,继续不断地筹集粮食,“自延以达千陇,回骑四出,冒死掠食,无日无之”,准备拼死抵抗,固守根据地。同时又多次进行战略出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中全力返陕,争取深入关中腹地;一是在陇南开辟战场,牵制清军,减轻对董志原的压力。
回民起义军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返陕战役。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董志原十八大营首领白彦虎、马长顺、邹阿訇等分队返陕。一队至三水县的羊坡头,遭清军刘倬云部阻击,经关家川、师家河、底庙,向宫河原退走。“另股渡泾而南者,扰及长武、灵台两县”,被清军雷正绾截击,退回董志原。
十二月,十八大营分队东返。一队由太白山渡东道河,至安子头。在石堡川遭魏光焘阻截,经腰崄,由街子河西走。一队由平子镇至湫波头、麻园,被清总兵张福齐阻击,仍由平子退回。一队渡过泾河,自崇信南进,又分三股:一由灵台入邠、长;一由崇信、灵台之间,至陇州东境,屯扎麻家崖;一至陇州北境。三队皆受清军堵截,未能深入腹地。
董志原回民起义军“倾巢东犯,以陈林、冯钧幅居前,崔伟、余彦禄、马正和、蓝明太继之,其余逆首,随后策应。共合悍党三四万,于二月六日(同治八年)分道而出,屯踞正宁南北两原及永乐堡、白吉原、宫河原一带,将并力以扰秦川”。黄鼎率彝字全营由邠州城进剿,令徐占彪屯牛家堡,扼其要冲。刘倬云、雷正绾分别由职田、政平会剿。回民起义军在白吉原与清军主力大战,回民起义军十数路,蜂拥而至,每队约一二千人,横亘十余里,从四面合围清军。清军凭借新式枪炮,”团结方阵,周围枪炮环击”,余彦禄受重伤,回民起义军死伤惨重,主动撤退,向宫河原退走。以上几次大规模的返陕战役,其战略意图是要深入关中,打乱左宗棠的军事部署,保卫董志原根据地。
董志原回民起义军为了延缓清军大举围剿的时间和减轻军事压力,还开辟了陇南战场。正月七日,马正和、崔伟等人率马步数万围攻秦安、清水、秦州。正月中旬,又有回民起义军首领王明章率马步各千余名,由秦州至吴家河、张家庄,欲由凤县进入栈道。马正和、白彦虎进攻陇南遭到清军总兵敖天印阻击,退往关山陇州,王明章在凤县梅见沟牺牲。
回民起义军白吉原失败后,在董志原即将遭到清军大举围剿的形势下,二月十八日在萧金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回民起义军进行改编,将十八大营合并为四大营,由白彦虎、崔伟、禹得彦、马正和分别担任各营首领。同时决定撤出董志原,北徙金积堡,以主力护卫家属和辎重先行。崔伟、马正和率万余人,埋伏董志原,阻击清军,掩护主力撤退。又派游骑数百,由太昌、政平两镇突出泾河两岸,牵制和迷惑清军。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命令雷正绾、黄鼎、马德顺等率清军由长武县分路进剿董志原,先后占领太昌镇、焦村、石社、萧金镇、董志原。旋又占领镇原、庆阳,控制了庆阳、泾州一带。时陕西回民起义军已分两路,“一由驿马关以出环县:一由蒲河川向三汊河,约在黑城子、下马关会齐,同向预望、半角(个)城、金积堡一带。”
四月,榆林、绥德、延安、州各府州县的溃兵游勇及饥民武装也被清军镇压,左宗棠决定分三路进兵甘肃,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八、陕西回民起义军转战甘宁青
陕西回民起义军董志原反围剿失败后,先后进入宁夏、河狄、河西走廊和西宁地区,继续坚持反清斗争。陕西回民起义军联合当地回民在金积堡、河州、大小峡、肃州等地同清军进行了殊死斗争,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军的最后一个堡垒肃州失陷了,陕甘回民起义军向西进入新疆。
(一)英勇悲壮的金积堡反围剿战
陕西回民起义军及其眷属北进金积堡以后,初散居在灵州、固原州的黑城子、李旺堡、预望城、半个城(今同心县)等地。八月以后,“悉入灵州境,与甘回杂处”。北进金积堡的战略目的是联合马化龙共同抵抗清军的追剿。
金积堡(今宁夏吴忠金积镇)濒临黄河东岸,秦汉两渠之间,地势绝险,又贸易通西北各省及蒙古,拥有盐茶马之利。堡城周长9里余,城高4丈,厚3丈,分内外城,周围又以沟渠环绕,有金汤之固。堡城外围,回民堡寨东自吴忠至灵州有450余处,西自洪乐、老马家以至峡口、张恩堡共120余处,星罗棋布,拱卫堡城,它是甘肃回民起义军的重要据点。
马化龙(1810-1871),又名马朝清,灵州金积堡(今宁夏金积堡镇)人。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新教)教主,在宁夏银川、灵州、吴忠、固原、甘肃平凉、秦州、秦安、清水、伏羌及新疆、云南等地威望很高。陕西回民起义爆发后,他与平凉阿訇穆生华、平罗赫文选发动起义,攻占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和灵州。同治二年,在金积堡附近的强家沙窝大败清军雷正绾和曹克忠部。五年与清宁夏将军穆图善达成“议抚”,授副将衔。回民起义军撤出灵州和宁夏府城,但他仍控制着宁灵地区。
左宗棠镇压了陕西回民起义后,他认为北进攻占金积堡是扑灭陕西回民起义关键的一战,他说:“用兵自东而西,必先平金积堡”。在给刘松山的密信中也说:“马化龙名虽受抚,而恃其富豪,恃其地险阴,与陕、甘各回堡相通。以大局言之,金积堡为陕甘必讨之贼,失今不图。后将噬脐无及”。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左宗棠坐镇泾州,调动120营清军,分三路进剿金积堡,北路刘松山率湘军由陕西绥德经定边、花马池,直驱金积堡;中路黄鼎、雷正绾等率部,由泾州进抵平凉、固原,配合北路由南向北包剿;南路李耀南、吴士迈屯扎秦安,与秦州各军配合,堵截河狄回民东援金积堡;又由关外调金顺、张曜两部,由宁夏西北进攻。清军从南、东和西北对金积堡形成大围剿。
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初一日,北路清军进入灵州境内。初二日,陕西回民起义军在甜水河抵抗清军进剿,后退走郭家桥。刘松山令马化龙传示各寨堡:“大兵诛陕回有罪者,已抚甘回各安居无惊动”,“今甘回安分自保,并令自左肩至右肋斜系草绳,以便识别”。这完全是一种欺骗宣传,分化陕甘回民,事实上他的屠刀并不分陕回甘回。八月三日,刘松山进攻郭家桥,平毁回民寨堡20多个。清军进扎下桥。下桥跨秦渠,扼永宁洞(秦汉两渠会流入河处)。八月七日,刘松山在下桥又向回民发动进攻,回民伤亡甚多。八月初旬,刘松山先后屠杀回民计一万数千人。九月中、下旬,刘松山接连进剿回民寨堡,先后攻陷敬家两堡、王家楼六寨、金积堡东北马家寨等。二十九日,又攻陷灵州及城东南四寨,大肆屠杀回民。
在刘松山疯狂滥杀之下,马化龙为了保护陕甘回民,八月三日向左宗棠递禀代陕回求抚,并要求立刻停止滥杀回民的暴行。九月三日又具禀,并附八月六日禀,以刘松山“滥杀激变”,再次要求停止屠杀回民。刘松山滥杀也引起了署陕甘总督穆图善和绥远将军定安的反对。定安闻回民占据灵州,急奏“刘松山轻进滥杀激变”,引起朝内物议,清帝令穆图善查明据实具奏。穆图善奏报说:“马朝清实已抚良回,刘松山激成事端,恐甘省兵祸无已时。即将来左宗棠剿而后抚,亦未必能坚回民之信”。但围剿金积堡消灭马化龙是左宗棠既定方针,左宗棠认为马化龙乞抚是缓兵计,“若一于主抚,贼必以抚愚我”,“非俟其畏剿之极,诚心乞抚,则固未可漫然允之”。竭力为刘松山滥杀罪行辩解开脱。在八九两月里,刘松山占领下桥、灵州等地时,固原地区的陕西回民起义军不断掀起支援金积堡的战斗。从八月七日至月底,“接连二十余日,马化龙召宁安、四百户、黑城子、半角城陕回络绎而至”,阻击刘松山清军。甘回马万春率陕甘回民起义军阻截南路清军。陕西回民起义军又多次出击固原州的一些重要城堡,堵截和牵制中路清军,断其粮路,迫使清军撤围金积堡。八月下旬,“甘回李正荣,陕回白彦虎等,自预望城、黑城子窜固原州,以拒北行之师”。雷正绾、周兰亭会合古城川,围剿回民起义军,半角城、李旺堡回民齐出阻击,因清军黄鼎、简敬临两部驰至,回民起义军退至黑城子。九月初,陕回杨文治、禹得彦等率部至三营,三营距固原州城60里。陕西回民起义军埋伏在头营各寨堡内,伏击了清军。九月八日,清军破黑城子、头营,杨文治不幸在何家沟牺牲。九日,清军攻陷李旺堡。屯扎在预旺城的禹得彦、白彦虎、李经举等部由盐茶厅西进,并约在宁安、四百户之崔伟、马生彦、马正和及金积堡之陈林各部,由长流水、打拉城,再经会宁、安定,向南与河州回民会合。九月十八日,陕西回民起义军在打拉城遭清军黄鼎部的围剿。回民起义军遂分为两支:一支由陈林、马正和、余(于)彦禄等率领,折回新堡子,经长流水、四百户、马家河湾、石家沟,再回到金积堡,投入激烈的反围剿战中;另一支由崔伟、禹得彦、马生彦(九年六月又回金积堡参加反围剿战)、白彦虎等率领,由会宁郭城驿、红堡子等处西进,经巉口、漫洼站滩、甘草店、大营川,十月一日,到达狄道、河州。在金积堡反围剿战期间,这支义军联合河狄回民,多次驰援金积堡反围剿战斗。
九月下旬,左宗棠令黄鼎部屯扎安定、会宁、静宁,以固省防,简敬临、张福齐等部分屯半角城、韦州堡,护卫运道,雷正绾、周兰亭合师北进,准备对金积堡发动新的攻势。九月二十三日,清军攻陷马家寨后,刘松山声称缴获马化龙给马重三书札一封。刘松山说书中抗拒官军“其狂悖之状,阴狡之谋,业经败露”。清廷也认为马化龙“代陕回甘言求抚,前后两歧,殊难凭信。着左宗棠严饬刘松山乘此声威,迅图扫荡,不得轻率收抚”。这封信成了左宗棠击败主抚派的挡箭牌,并取得皇帝的支持,为放手进剿制造了舆论。信里即使有”抗拒官军“的话,何罪之有?在此之前,刘松山屠戮回民以千万计,烧毁数十回堡,已为众目所睹,陕甘回民起来自卫抵抗是完全合理的,难道在清军血腥屠杀面前,回民不作任何反抗而引颈就戮才算得真心求抚吗?
左宗棠完成军事部署和舆论准备之后,开始对金积堡外寨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攻。十月六日,刘松山向秦渠南、板桥以西蔡家桥直至金积堡之间陕回聚居的村堡发动进攻,攻陷堡寨30余处,进逼金积堡,刘松山屯扎刘家寨,距金积堡14里。清军雷正绾、周兰亭等部占领鸣沙州、强家沙湾,屯扎秦渠内外。十一月,刘松山会合各部清军,自金积堡东北、西北、西南发动全面进攻。金积堡西南各回堡回民沿波浪湖和渠西修筑高墙,誓死抵抗,清兵伤亡甚多,简敬临和提督李就山被击毙,营官死者十数人。金积堡北各寨堡皆据险而坚,清军每攻一堡,各堡回民四出援应,清军伤亡尤众。陕西回民起义军顽强抵抗后,退入金积堡外东西各堡,马化龙乘夜出精锐部队更番助战。十二月,刘松山日夜不停地对东西各堡发动攻击,陕西回民起义军伤亡很多,马化龙令退至金积堡外长壕,列帐以居,又移甘回入据各寨,并令多次出东南取粮于胡家堡。
为了支援金积堡反围剿战,陕西回民起义军乘虚蹈隙,袭击清军的后方。十二月,崔伟、白彦虎等由狄道东进,阻截清军北路粮道,并向固原雷正绾部发动进攻,半角城、黑城子等地各回堡立即响应。崔伟在半角城受清堵截后,经盐茶厅、静宁、鸦儿湾,巉口返狄道。同月,金积堡外陕西回民起义军分两路入陕:一路由海万新、蓝明泰、马正刚率领,并联合甘回马升明,由金积堡东南翻山,至环庆,意在“扰截粮道”,前队海万新遭清军魏光焘截击,后队马正刚、蓝明泰约二千人,九年正月,由宁州、正宁入陕西三水县(今旬邑县)。一路由定边入陕,十二月下旬,马呼来被清阻截后,经杨家店、转角返回甘境,入金积堡。刘松山向金积堡发动全面围攻后,经过两个月,虽已攻破了一些堡寨。逼近金积堡,但伤亡很大,一时很难取胜。左宗棠认为“金积墙坚壕深,又积峙多,非决渠灌堡不能破,而渠首之要在龙王庙峡口”,命令刘松山夺取峡口。刘松山率部由秦渠南石家庄攻取马五、马八条、马七各寨。九年正月十五日,刘松山在马五寨外被炮击中,当日毙命。雷正绾、黄鼎等军在峡口战役中挫败,伤亡甚众。马化龙又派遣马正和、马万春进攻预望城,并对吴忠堡清军营垒发动猛烈攻击,以夺回永宁洞水口。河狄、米拉沟回民也来支援。其时,马正纲由三水至渭北,东趋蒲富同朝,北路回民起义军又占领定边,断绝清军粮路。陕回马朝元率部二千多人,自金积堡经宁条梁至州、甘泉,前队抵达韩城、合阳。峡口战役清军失败后,金积堡反围剿战形势大好。清廷和满汉官员纷纷指斥左宗棠,又拟令李鸿章领兵入关督剿。
同治九年二月初,马化龙乘胜向清军发动进攻,先从胡家堡上游决山水灌吴忠堡清军营垒,后又于金积堡以北筑石坝逼马连水下注淹清军,结果被清军导入河渠。马化龙又派马有全援助马正和,攻打预望城,马有全至预望城遭清军阻截。马正和经李旺堡至黑城子,战死在黑城子,余部由下关返回金积堡。马正和牺牲对马化龙影响很大,为挽回损失,马化龙东进猛攻吴忠堡,同时又向灵州发动进攻,但均遭清军阻击,伤亡惨重。时入陕的马正纲进入北山,经州、甘泉、定边,返回金积堡。马朝元自澄城、白水,西渡泾河,经武功、扶风,退入甘肃,再经宁州、预望城,回金积堡。二月下旬,陕回余彦禄率部出胡家崖之东,屯扎灵州西南五里之王银栅,阻截清军东路粮道。南路河狄回民起义军由岷州、巩昌,至秦州。崔伟、禹得彦闻马正纲入陕,又联合河狄回民出狄道,击败安定(今定西)守将杨世俊,东走通渭、秦安,攻打清水。三月入陕西陇州、千阳、宝鸡。十四日,又由千阳分为两路:禹得彦、李经举、米阿訇率三千多人,向东沿渭河,经岐山、礼泉,渡泾河至渭南,北走蒲城、白水,经宜君、中部,入宁州,后由盐茶厅返回狄道。禹得彦因长途行军,又处处受清军阻击,回民伤亡甚多,清方军报说:“以数百人西遁”。崔伟率二千多人折由陇州西进,经秦安、庄浪、隆德,返回河狄。二、三月马化龙在金积堡反击失利,入陕各军又纷纷退回,清军又卷土重来。
六月,左宗棠为了稳定后方,设计诱杀了固原回民首领马忠海、苏兆明等。左宗棠认为“自固原进兵,以马家河湾为要隘,韦州堡为间道,其间已抚回目皆潜受马化龙伪封,为其用”。左宗棠假借召马家湾回民首领马忠海至平凉议事,杀死马忠海,并派兵围其五堡,堡中回民全被杀死。左宗棠又令丁贤发佯自韦州进兵,回民首领苏兆明率众见丁,苏兆明被杀。左宗棠采取极其卑劣的阴谋手段杀死马家河湾和韦州堡回民后,命令雷正绾、黄鼎率部北进金积堡。
七月,清军加紧围攻金积堡,刘锦棠(刘松山死后,其部由其侄刘锦棠统带)攻占蔡桥水口,沿秦渠攻王洪寨。陕甘回民起义军据蔡桥西堤,引两渠水淹灌清军。清军攻陷峡口,回民起义军凭汉渠扼古灵州以守。七月三十日,清军夜袭灵州,回民起义军退守丁家堡。八月,清军攻陷汉渠旁20余堡,逼洪乐堡而垒,距金积堡西门仅十数里。陕甘回民起义军坚守老马家、丁家各寨,又增垒石屹塔、田家桥,以护卫洪乐堡,西北倚秦坝关通马家滩接济。金积堡东南与正北清军被秦坝关隔断,无法会合。八月中间,清军逼近金积堡东关。东关为金积堡东迤北市廛,关外环以坚垒,筑甬道与堡内相通,回民聚集在堡门抵抗,堡内回民不断出援。清军在东关修筑炮垒,移炮轰击,回民不支,清军占领东关,焚庐舍三千所,破关外卡垒20余处。老马家、石屹塔各寨垒亦陷。九月二日,清军乘马化龙乞抚之机,入踞洪乐堡。七日,清军合攻秦坝关,陕回于彦禄自堡西突围出走,清军占领秦坝关。
秦坝关失陷后,各路清军对金积堡形成合围,清军营垒距金积堡城最近仅半里许,最远也只二三里。并掘两道壕沟,一阻截堡内突围;一阻截堡外援军。清军团团围困金积堡,金积堡外堡寨,以东回民起义军仅据王洪、杨明两堡,以西仅有大河、中洲、马家滩四堡,金积堡危急。清军逼东门修筑高台安置开花炮和后膛开花螺大炮(也叫普鲁士义耳炮),不断向堡内轰击,房屋悉被炸毁。清军对堡外王洪、杨明诸堡发动猛烈进攻。十月四日,汉伯堡失陷。汉伯堡以东王洪、杨明两堡对峙,扼灵州西南要道,十三日刘锦棠攻陷杨明堡,王洪堡回民顽强抵抗,清军一时无法攻破。禹得彦自镇番绕草地来援,河州回民渡洮河至静宁,均遭清军堵截。闰十月,刘锦棠围攻马家滩,陕甘回民起义军浴血奋战30余日,“伤亡山积”,最后仅剩余一千多人,“犹死守”,喋血奋战,不后退一步。清军每攻陷一堡,皆伤亡非常惨重。
十一月,金积堡锁围已三个月多,粮食断绝,饥困异常,“皆以黍草根牛皮死尸体为食”,马化龙以清军久攻马家滩,乘机从东北壕墙突围,被清军发觉,遭枪炮阻击,陕甘回民起义军已完全处于无法取胜而濒临失败的境地。在这种绝无生路的困境下,为了保全族众,十一月十一日,陈林、阎兴春等率老弱妇幼回民八千多人,求解马家滩围,并愿使其受抚。陈林说:“官军如准收抚余众,该头目等死亦心甘”。陈林就抚后,刘锦棠派员“收缴马械,入堡检视,见堡内之马已悉数轰毙,残贼穴地而居,以死马杂衣被毡絮器物填塞轰坍各口,遮抵枪炮。堡贼四五千存者不过千余,精壮者不过数百,然皆身无完肤也”。十一月十五日,马化龙只身到清营求抚,他在呈辞中说:“罪民所犯情罪,自知不赦,叩恳施恩,如蒙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禀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憾”。金积堡合围时,余彦禄率部突围受伤,“枪弹自腮下穿入,右耳旁透出”,其部多次突围都失败了,陈林就抚后,余彦禄也缴马匹军械就抚,“点验人数约有千余”,“余彦禄前次带伤未死,验试两颊洞穿,舌烂音涩,亦垂毙矣”,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陕甘回民起义军坚持战斗到最后,陈林、马化龙等为了保全老弱妇幼免遭杀害和民族的生存,同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样,采取了“舍命以保全三军”的办法,不惜个人生命安危,保全部众,这种作法和行为是无可非议的。
金积堡反围剿战失败了,就抚的陕西回民后来被左宗棠强制安插在平凉等处,清廷和左宗棠认为马化龙是十恶不赦的“元凶”,借口隐匿洋枪千余杆,十二月二十一日,将“马化龙父子亲属十三人处以极刑,诛凶党已授伪官者凡八十余人”,实际上马化龙及其骨干、勇丁被杀者共计一千八百多人。夷其堡城,并出示晓谕所属各府厅州县回民,严禁传习新教。
金积堡反围剿战虽然失败了,但它是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侵略反封建革命战争史上光辉的诗篇。陕甘回民为了自由、正义和生存,不畏强暴,誓死抗争、喋死搏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撼天动地,气壮山河,永垂青史。
(二)河州战役
河州(今甘肃临夏),在兰州西南约300里左右,是著名的回族聚居区,伊斯兰教兴盛。同治元年陕西回民起义爆发后,河州、狄道回民和东乡、保安等族穆斯林起来响应,推马占鳌为起义首领,占领狄道、河州,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河州成为甘肃东部三大回民起义中心之一。同治八年,左宗棠围剿金积堡时,陕西回民起义军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等联合河狄回民多次东出,攻打安定、会宁、隆德、通渭、静宁等处,阻截清军后路,支援金积堡反围剿战争。金积堡和盐固失陷后,陕甘各处回民多寄眷属于河州,陕甘回民起义军以河狄为根据地,经常四出活动,每数十骑为一起,飙急如风,伺机袭击清军后路粮饷军火。
清军占领金积堡后,左宗棠立即着手准备进剿河州回民起义军。同治十年七月,左宗棠决定向马占鳌发动进攻,指挥40营清军约2万多人,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分兵三路进犯河州:中路付先宗统帅鄂军由狄道进发,一半留扎洮河东岸,一半渡河,在西岸修筑堡垒,掩护左右两路过河;左路杨世俊率楚军由南关坪向峡城前进;右路由刘明镫率楚军由马盘监、红土窑进攻康家崖;徐文秀率楚军从静宁进会宁,为右路接应。
八月二日,左宗棠由静宁取道会宁抵达安定(今甘肃定西),坐镇指挥。清军首先向康家崖发动进攻。康家岩在洮河之东。距狄道州城55里,属狄道州管辖,是河州的门户。康家岩对岸10里即三甲集,由三甲集而西,即太子寺、大东乡等地,是回民聚居之地。河州回民必由河州西岸三甲集渡过东岸康家岩,然后分至金县(今榆中县)、安定,或东至盐固,北至靖远。同治九年五月,清军占领狄道后,康家崖就为河州回民起义军出入洮河的唯一通道。八月四日,徐文秀、刘明镫率部由安定起程,初十日徐文秀越马寒山,至下营子,距康家崖仅30里。十一日,刘明镫部已由三十里铺、新田铺沿洮河东岸前进,后由大营坪出东沟,十三日与徐文秀部会合,围攻康家崖大堡及各小堡。回民起义军坚决阻击后,为了加强河西防线,主动撤往洮河西岸,二十九日清军占领了康家崖。
河州和陕西回民起义军在洮河岸一带掘壕设垒,抵御清军进攻。回民起义军主力部署在三甲集,以防清军由康家崖渡河。又在黑头山沿岗结垒,绵亘20余座,大坪山、大红庄连筑营垒数座,与黑头山相互联络。高家集、胭脂川也筑垒抵御。八月二十一日,清军付先宗、杨世俊部于狄道先架浮桥,又临河放船牵缆横渡,二十六日,已有12营渡河,逼近三甲集。三甲集对岸,岸峻流急,边家湾、邓家湾而下,河宽仅数丈,水深灭顶,人马不能逾越,回民起义军又于岸边掘壕数道,伏匿其中,开枪抵御。刘明镫、徐文秀军屡次抢渡,皆不得逞,副将喻有才、睦金成,参将殷得益、杨其昌等毙命,兵勇死者甚众。十月初,布政使王德榜、朱明亮等部由狄道渡过浮桥,与付、杨两部分别攻破石鼓墩、邓家湾、黑山头、胭脂川等地。徐文秀、刘明镫在康家崖上游八羊沟设浮桥渡河。
清军诸部渡河以后,十月九日,会攻三甲集。回民起义军登墙防守,枪炮如雨,继以木石。自卯至未,激战五时之久,义军撤退至八甲口,三甲集失陷。
清军占领三甲集后,回民起义军向太子寺(今广河)大东乡口集结,在甘坪、大贝坪筑垒数十抵抗。太子寺在三甲集西,为通往河州要隘,向时常驻州判。大东乡在三甲集、太子寺北,周长百余里,山峦层叠,路径狭险,陕甘回民眷属多居住此地。太子寺至大东乡一带,垒卡林立,防守严密。十月十二日,甘坪、大贝坪、张家湾堡垒失陷,十四日,清军会剿大东乡。马占鳌联合撒拉回在董家山、谢家坪等处筑垒抵抗。董家山一带山梁绵亘数十里,西接太子寺,北蔽大东乡,山寨高削,大小堡垒棋布。回民经过激烈抗击后,十一月底,谢家坪和董家山相继失陷。
十二月初,清军会攻太子寺,马占鳌见清军日逼,调集义军精锐,又联合循化撒拉各处回民坚决抵御。并环太子寺掘长壕深约二丈余,宽四丈,卡垒密布,又北与右纳沟潘家、大红庄等回堡互相犄角,誓死抵抗清军。十二月初八日,清军陈湜、杨世俊、徐文秀、刘明镫等部会攻大红庄。大红庄是太子寺北的屏障,山高路窄,不能列队前进,回民堡垒枪炮飞石雨注,激战数时,义军援军驰至,清军力单败退。杨世俊、徐文秀等以北山堡垒无法攻克,改由南山进攻。十二日,清军进至山腰,万余名回民奋起阻击,刀矛相接,戛击有声,拼杀十数次,血战四时,清军伤亡惨重。马占鳌又分队绕运道外,由瓦房山迄塌马池,折抵黑山,筑垒六七十座,以断清军狄道粮运。二十三日,马占鳌乘夜在党川铺北,修筑两垒,切断清军粮道。十一年正月,马占鳌发动大规模反攻,初四日,回民起义军在新路坡(在今康乐县境内)修筑三垒,“三垒环峙,每垒约千余人,皆以善枪者穴处墙下,另以悍股力抗官军”,清军杨、付部分扑三垒,“回枪炮并发,弁勇死者甚多,付先宗为飞炮击中,由右额贯胪,立毙。回见大旗忽倒,蜂涌而至”。付死后,军心散乱,遂退至党川铺。初九、十等日,回民起义军连日进攻石梁坡,清军势孤力单,粮路断绝,徐文秀军退党川铺,杨世俊军退董家山。十一日,大风扬沙,回民起义军乘势猛攻付先宗营垒,振武前营营官副将田大胜弃垒而逃,中营亦相率逃退,徐文秀列队抵抗,身受三矛毙命,总兵、参将、游击、都司10余人被击毙,兵勇死者不计其数,仅剩弁丁百余人绕狄道回营。清军在太子寺惨败后,残部退守董家山、三甲集、康家岩等处。
回民起义军太子寺大获全胜后,马占鳌对抗清失去信心,乘胜投降清军,先后交出马4000余匹,枪矛14000多杆,马占鳌所率河州回民起义军被改编为三旗马队,仍由马占鳌统领,为清朝效力。马占鳌投降后,在河州的陕西回民起义军马生彦、冯君禄等也相继就抚。丹霞
会员七、回、捻起义军抗清斗争失败
左宗棠入陕镇压捻回起义,西捻军冲破清军围剿向陕北转移,回、捻义军在陕北继续坚持抗清斗争。西捻军东渡山西,转战河南、直隶、山东,在茌平全军覆没。西捻军失败后,陕西回民起义军在清军围剿下,势孤力单,放弃董志原根据地,撤退到金积堡。
(一)左宗棠镇压捻、回起义军
在回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下,陕甘总督杨岳斌一筹莫展,向清廷屡求病免。同治五年九月,清廷第四次派军围剿回民起义,左宗棠以屠杀太平天国军民取得了清廷的信任,调补为陕甘总督。他接到命令后,从湘军中挑选了3000人,又自湖南募旧部3000人,约定在汉口会师。十一月十日由福州起程,取道江西、湖北北上,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黄州,二十六日移驻汉口。刘蓉在十里坡失败,西捻军围困省城西安,清廷惊恐万分。同治六年正月十日授左宗棠钦差大臣头衔,督办陕甘军务,责令他火速入陕,围剿回、捻起义军。
左宗棠进行了一系列的入陕准备,奏请以刘典帮办军务,并调广东陆路提督高连升随剿。根据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筹购战马3000多匹,炮手2500余名,建立了一支马队和炮队。又向洋商借银120万两,在上海设采运局,购买新式武器。要求清廷确定各省协甘实饷数目,并在湖北省城内设陕甘后路粮台,以保证军火和粮饷供给。
左宗棠入陕前已制定了围剿回、捻起义军的反革命策略。同治六年正月十日,他给皇帝的奏折中说:“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无中梗之患”。左宗棠又说:“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路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可免牵制之虞”。左宗棠镇压回捻的反动策略,概括起来是“先捻后回”和“先秦后陇”八个字。“先秦后陇”是就用兵的次第而言,先肃清陕西回捻,然后再进兵甘肃,镇压甘肃回民。“先捻后回”是指用兵的轻重主次而言,先集中力量消灭捻军,然后再镇压回民。为什么要采取“先捻后回”的方针呢?左宗棠在《剿捻三胜截击回逆归巢折》中,从“势”和“情”两个方面对回、捻作了比较,他说:“窃惟陕省全局之患,在捻与回,以贼势论,回狡而捻悍,回散而捻聚;以贼情论,回之通捻,图借捻以抗拒官军,遂其剽掠。捻之通回,图借回以牵制官军,便其纵横。盖回逆意在乱秦,捻逆意在窜豫,彼此各有所图,两不相喻。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故旋合而旋离也。”左宗棠将回捻两股力量比较后,认为从力量上看,“捻强于回,平捻则回益震”;消灭捻军,打破“捻回合势”的局面,回民军势孤力单,镇压就容易了。从对清王朝统治的危害来看,”捻在秦不过秦之患,窜豫则中原之患,两害相形,在秦为轻”。所以,他决定集中主要兵力,把捻军消灭在陕西。
对回民,左宗棠提出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方针。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他在给皇帝的奏折《预陈剿抚回匪事宜片》中说:“臣拟入秦后从容体察地方情形,徐为筹办,暂惟加以兵威,先将逆回痛予剿洗,然后察回民乞抚之诚伪,别图所以处之。”剿抚兼施实际上是以剿为主的屠杀政策。左宗棠恶毒诬蔑回民是“凶狠嗜乱之民”,“多疑善诈”,“知畏威而不知怀德”。主张“痛加惩创”,使其畏惧军威,甘心降服。
十里坡战役后,回、捻势将联合。东捻军正在进攻湖北,左宗棠一时不能入陕,清廷令刘松山先行入陕。同治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刘松山率老湘军十二营及寿春镇李祥和和厚两营、编修张锡敬字三营,共17营约9000多人,抵达西安。
左宗棠经过一番紧张准备,同治六年二月各军陆续到湖北,编为前中后三路十五营,自统亲兵营十哨及先锋、后劲、新前、新后四营,马队五起,总兵刘端冕、周绍濂率前路、中路十营启行,总兵杨和贵率后路五营及马队各营旗继进,由云梦、德安、随州起程四月八日抵达樊城。五月十三日,左宗棠由樊城分3路入陕:北路军由左宗棠亲率7000多人,由樊城北上,西入潼关,阻截西捻军东返河南;中路军由帮办陕甘军务刘典率5000多人,由樊城进荆紫关,经商州至蓝田,阻击西捻军南下湖北;南路军由高连升率4000多人,由樊城溯汉水西上,经郧阳抵旬阳蜀河口,以防西捻军进入陕南,三路大军会合于西安。六月十三日,左宗棠进至灵宝,经阌乡,于六月十八日抵达潼关。时刘典一军已先抵蓝田。
左宗棠在潼关召集军事会议,部署镇压回、捻,以清军主力剿捻,分部分兵力镇压回民。刘松山、郭宝昌、刘厚基、高连升等部共约2.1万人,为剿捻之师;刘典、黄鼎两部共8000多人,驻守陕甘边界,为剿回之师;其余楚军万余人,分驻凤翔、宜君、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策应各军,为兼讨回捻之师。
左宗棠认为西捻军“意在窜豫”,他虽活动在渭北地区,但“其欲回鄂豫之心未尝忘也,意俟大军进至渭北,乃乘间南渡”,因此,“剿捻又非先扼渭水杜其偷渡不可”。在渭河南岸,东自三河口,西至眉县、宝鸡,左宗棠令一军凭渭立营,严防西捻军南渡。又将眉县、宝鸡属境秦岭各峪口及路径掘塞,以防西捻军向南退走。又分两路:“一由临潼渡渭,一由咸阳渡渭,联络刘、郭、黄诸军,遮其北窜之路,庶可渐合长围困之”,企图把回、捻起义军围困在渭河以北和渭北山脉之间的的狭长地区,加以全部歼灭。
七月初,西捻军由三原沿渭河北岸东进,左宗棠认为西捻军“意欲引官军悉东,乃乘虚西走,以渡泾渭”。又分析了清军屡次失败的原因,是“每出皆落贼后,因而不能制贼”,他缄致刘松山“勿穷追,疲我兵力,可改道由富平出蒲城,变尾追为迎击。”命令杨和贵由合阳、朝邑、驰赴华州,刘典、高端冕两军由蓝田进驻临潼,与华州各营呼应。刘效忠移驻泾水西岸,堵截西捻军西渡。高连升由蓝田进驻咸阳,围歼西捻军。
七月二十一日,西捻军至渭南新庄、马家堡一带。二十三日夜,西捻军折而西进,经三原、泾阳,二十八日到达咸阳,围攻咸阳城。后又至兴平县之郭空祠、桑家镇,乾县礼泉交界之里沟、杨家、尹家等庄。八月一日,由咸阳南渡渭河,清军黄鼎等部截击,西捻军又渡过泾河东进。时渭河南北大雨连旬,泾水暴涨,清军一时无法渡泾围剿,西捻军活动在三原、富平、高陵、临潼、渭南等县。九月初,左宗棠命令泾河西岸各部清军,浚壕削坂,堵截西捻军西渡。九月十一日,左宗棠亲赴泾西各营,商议方略,部署兵力。令提督萧得经等营与黄鼎一军分扼泾河西岸,刘效忠一军扼守耀州山口,刘松山、刘典等军渡泾进剿,妄图一举把西捻军消灭在泾水和洛水之间。九月十六日,西路清军各部齐抵高陵、三原,西捻军在清军进逼下,主力集结在临、渭、富、蒲交界之卤盐滩。九月二十七日,西捻军为摆脱四面围困的局面,由蒲城东南一带,北趋白水,进入北山。
(二)回、捻起义军在陕北的战斗
西捻军进入陕北,出乎左宗棠所料,他原以为“陕北荒瘠殊甚,非贼所注意”,将大部分清军部署在关中,仅令刘厚基所部3000多人驻扎州、甘泉一带,主要为堵截回民起义军南下关中。西捻军进入陕北后,左宗棠命令刘典、高连升追剿,刘典、高连升至耀州时,西捻军已经到了中部,清军远远落在后面。左宗棠又命令刘厚基南下截击,西捻军在中部冲破刘厚基围剿,十月四日到达洛川、州,自洛川至州城西五里张村之间,连营近百里。十月六日,由街子河、旧县城分两路进攻州,西捻军向州城发动猛烈攻势,战斗进行了一昼夜,刘厚基左营至救援,西捻军主动撤围,分三路退去:一由任家台向府村进发;一由道左铺进军甘泉;一由牛武镇走屈家湾。
西捻军进入陕北后,左宗棠调遣各部清军,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命令湘军悍将刘松山率老湘营万余人,郭宝昌率湘军3000多人,刘厚基率湘军3000人,共计1.7万多人,组成“剿捻之师”,在延、洛一带追击和围剿西捻军;高连升率3000人,刘典率5000多人,黄鼎率3000余人,共计1万多人,组成“剿回之师”,驻扎在宜君、同官、耀州、三水、邠州等地。左宗棠驻渭南策应各路,同时,又令山西臬司陈湜督办晋省河防,以堵截西捻军东渡,企图一举将西捻军围歼在陕北山地。陕北山地沟壑纵横、山路崎岖,捻军流动作战的特长受到很大限制,土地贫瘠,捻军生活上也遇到很大困难,又处处受到清军围剿。在此形势下,西捻军在陕北很难长期屯驻下去,必须进行战略转移。西捻军向何处转移呢?向西进入甘境,不仅受到正在那里围剿回民军的清军阻击,而且陇东粮食饥荒严重;向南又有清军在北山一带扼守,这样东渡黄河入晋就成为西捻军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案了。
州战役结束后,西捻军决定向靠近黄河的宜川进军。十月九日,西捻军一队围攻甘泉县城,后至县东乡清泉镇,牛武镇和府村两队也至县东乡的麻子街。甘泉县东乡北通延安,南达宜川,为延宜之间的枢纽。三路捻军又在甘泉县东乡合队南进,十月十日前队抵达甘泉县东的临镇、宜川县北之云岩镇,分队至县东北乡的蓝家哨,西捻军在云岩镇建立了临时基地。十月八日,西捻军马步数千人由甘泉劳山至延安城南附近。十月十二日,攻克安塞县城,后东至宜川与主力合队。
西捻军向宜川进军过程中,得到了回民起义军的积极配合和支持。西捻军州撤围后,“刘厚基正派队追剿间,忽有西路回土各逆数千乘机从羊圈、大宜村扑州城垣”,迫使刘厚基不得不留中营及左营清军防守州城,牵制了清军。另队西捻军联合回民起义军,于十月十三日,南下耀州官庄、黄埔。十四日“回捻合股数千”围攻同官县城,大败清军。高连升由洛川驰至会合刘典,两军齐集同官,回、捻起义军由焦家坪退走。这次回、捻联合进军同、耀,显然是一次回民起义军配合西捻军主力进军宜川的战略行动,牵制了清军,打乱了左宗棠的战略部署,给左宗棠造成了西捻军南下的错觉。左宗棠在给清帝奏折中说:”窃惟捻逆之窜入北山,非其本意,……贼党无不怨张总愚失计者,故已北窜至甘泉而复折由东南,以走宜川北境,俟西窜股逆勾结回匪,合并将南趋韩城出山,否则俟冰桥结成可以过河犯晋”。左宗棠认为西捻军将南下的判断,显然是一种主观臆断。因而放松了对西捻军由宜川壶口一带渡河的防范。
西捻军进军宜川的目的,是为了东渡黄河入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治回变纪略》记载:“七年十月,西捻余党小燕王张总愚,由湖北窜陕,入北山,欲绕道黄河冰桥,经山西往北京,号称十万之众,南北亘数十里,小燕王在云岩上川驻扎行台”。门首对联是:“虎贲三千,直达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七年西捻军到达宜川,是六年之误,从这条记载看,从壶口渡河是明确的。西捻军到达宜川后,冰桥尚未结成,不能及时东渡。清军刘厚基部由州北上,经道左铺、甘泉,十月十四日到达宜川县城,屯扎在丹水(今县川河)河谷,阻挡了通往壶口的道路。西捻军在一时无法实现渡河的情况下,决定北上。十月十六、十七等日,西捻军主力集结在宜川北境的云岩镇、九郎庙和延长的交口、岔口等处,准备北进。
西捻军长驱北上绥、榆,与回民起义军的支持分不开。刘松山等在中部探闻西捻军已至宜川,十月十九日率部渡过洛河追剿,后队李祥和,刘桂芳和厚两营至洛川大贤村,回民起义军数百骑突至截击,全歼清军,击毙李祥和、刘桂芳。刘松山得知李祥和在大贤村被回民起义军袭击后,即派后路三营折回救援,又因等候辎重,购买粮食,耽误数日,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大队始达宜川。回民军大贤村阻击战拖住了刘松山,十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西捻军乘机北上延长,前队攻克延川县城,后经清涧、绥德,直趋葭州(今佳县)。
十月二十七日,回民起义军占领绥德州城。《绥德州志》记载:“十月十七日,禹瞎子(禹得彦)复领大股回匪三四千,由西路至城南邓家楼、苇子沟等处,……夜间攻城不已”,“不意二十七日晚四更时,贼悉大众扑攻东城,喊声甚急,旋扑北城。守陴者用擂石打扒城贼,所调守城南勇,竟举戈内攻,打灭城垛灯火,城头人乱。顷刻间贼旋登城,分头由东北两城杀至南城,开南门,城遂陷。”回民起义军占领绥德州城后,主动邀请西捻军进驻城内。
西捻军进入陕北以后,清军主力集结在陕北地区,关中仅有左宗棠的直属部队1万多人,其中除总兵周绍濂2000多人调赴宜君外,中书吴士迈宗岳军千余人防渭,升营、奇营、新前、新左两旗,新立、清渭水师两营及亲兵营千余名,均部署在潼关、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而关中西部只有杨和贵与周金品两军马步3000多人,驻扎凤翔。在甘肃庆阳、宁州、正宁、镇原、清水等地的陕西回民起义军,为了支援西捻军,实现回、捻联合抗清,乘关中西部清军防务空虚,络绎奔赴凤、邠、千、陇之间,又有大批回民起义军进入陕北地区。据记载西捻军在陕北期间,西路大规模返陕的回民起义军有:
冯君福“欲入陕助捻”,十月六日,攻克正宁县,后入陕境,九日至三水县(今旬邑县)职田镇。
另队回民起义军由甘肃入陕西陇千境内,十月十一日,攻克宝鸡县城。左宗棠令杨和贵、周金品由咸阳西上围剿,十六日回民起义军弃城撤退。十月二十八日,大队回民起义军自千阳攻凤翔府城,击毙总兵孙立士,杨和贵、周金品驰援,至岐山横水镇遭回民起义军截击,三十日回民起义军撤围北退。另队回民起义军至岐山、扶风县之间。
“陕西逆回崔三勾结甘肃河州、狄道悍回米贾、张非,合股窜犯。”米贾、张非“因捻匪勾结,各选悍党1万,内有番回叉子枪手1000名,欲往西安,会合捻逆共攻省城”。十一月一日,米贾、张非自张家川由千、陇入陕,米贾、崔伟至风翔西40公里之柳林铺,张非至千阳东之黄里铺,陇、千、岐、扶同时告急。清军杨和贵、周金品部阻截,又黄鼎由灵台赴千阳围剿。二日回民起义军步队四五千人列阵千阳杨家原上,骑队四五千分布于千川,齐逼清军黄鼎营垒。张非受创,所部回民起义军与米贾、崔伟合并,东至岐山,围攻岐山县城。四日,又折回凤翔城东麋杆村堡,回民起义军步骑约2万多人,向清军杨和贵等部发动强大攻势,时清军黄鼎部抵凤翔,七日回民起义军撤围,由凤翔东北川口入山,绕道退回灵台。
十一月初六日,回民起义军5000多人,由甘肃正宁至邠州境内,遭清军阻击后,退回正宁宫河川。十一月七日,回民起义军七八千人,从西路入陕,至邠州境内。由甘肃进入陕北地区的回民起义军大队有:十月十四日,禹得彦所属元帅马壮元、阿訇苏万元率1.2万人,由董志原入宜君,“分踞凤阳坡、党家店、杨家店一带,蔓延十余里”。二十日进攻清军米子营垒,马壮元不幸牺牲,苏万元等退回甘境。
郭阿訇、马三保等率回民起义军5000多人,自甘肃合水县西华池,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宜君双柳树,遭清军阻击,退回甘境。另队回民起义军在窑坪、谭家湾等处活动。
“十月二十七日,窜陷绥德州城者,实系庆阳逆回,由延安北路横窜而出,尾捻逆北行,其中甘肃溃卒土匪从而附和,骑步约计不过万余”。
回民起义军自西向东不断返陕,分别进入关中和陕北,有力地支援了捻军在陕北的作战,因而出现了“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的抗清局面。
西捻军北上,回、捻共同占领绥德州城后,左宗棠错误地估计,西捻军要由绥德州对岸之永宁、宁乡或葭州(今佳县)对岸之兴县、临县,或神木对岸之河曲、保德等处渡河,放松了对宜川渡河的防范,而且还向清廷说:“追军已抵延川之南,是乡宁、吉州一带,纵将来结冰,亦无可虑。”西捻军进驻绥德州城后,摆出了“待冰渡河”的样子,而北上的真正战略目的,是要将清军主力由宜川吸引到绥、榆一带,然后再迅速南下由宜川渡河入晋。老谋深算的左宗棠对此失误了,他接到吴堡县县吕懋勋绥德州城失守的报告后,惶恐万分,一方面上奏清帝自请严议;一方面立即命令刘厚基由延川、清涧向绥德进剿,又令刘松山、郭宝昌、刘厚基等抵清涧,九日夜至绥德州城下,进攻州城,十日清军占领绥德。正当西捻军准备南下之际,张宗禹在绥德州城接到了东捻军任化邦的紧急求援信,东捻军在山东、江苏战场上出现了严重的困境。因此西捻军退出绥德州城后,飞驰南下,准备渡河东援东捻军,以实现“誓同生死,万苦不辞”的诺言。
回民起义军退出绥德州城后,大举北进,集结在米脂县境西北。刘厚基分军二营追剿,其余四营驻守绥德城内。刘松山因一时找不见西捻军主力去向,当时探报绥德州城西南数十里之苗家坪有捻军骑兵数百,即赴苗家坪追剿,遂驻扎苗家坪。十一月十六日,刘松山得到西捻军已南下至瓦窑堡的消息后,急回绥德布置城防,十八日他由绥德起程,经清涧、延川、延长,二十二日到达宜川。
刘松山到了宜川后,本拟循河堵截,但遭到集结在宜川城西南20里的刘管村、羊献坪一带大队回民起义军的猛烈阻击。回民起义军将清军团团围困,清军伤亡惨重,副将王立洪等被击毙。后回民起义军撤至张家滩,清军日暮亦追至。是夜五更,探报“宜川之南沟哨有捻逆盘踞其地,已近河干”。刘松山、郭宝昌率部驰往,二十三日酉刻,抵南沟哨。时探报龙王辿、七狼窝东西两岸有火光。清军即至龙王辿,西捻军大队已于“二十三日夜五鼓冲过大桥”,只留3000人扼守冰桥阻击清军。西捻军顺利地渡过冰桥,这与回民起义军在刘管村、羊献坪一带对清军的阻击是分不开的,正如《平回志》中所说:“松山等本拟循河堵御,为刘管村、羊献坪回贼牵制,比攻败回贼,而捻贼已渡河矣。”
西捻军渡河入晋,回、捻联合抗清的历史就结束了。在西捻军入陕的一年多时间里,回民起义军以联合作战、接济军火、“作为向导”、“附入”西捻军等多种形式配合和支援了西捻军的反清战争。西捻军在回民起义的支持下,实现了他“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的战略任务。回民起义军也由于西捻军的有力支援,才能重返陕西,转战关中和陕北。回、捻联合,使陕西再次出现了抗清斗争的高潮。
(三)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余部的抗清斗争
西捻军由龙王辿渡河后,清军刘松山、郭宝昌两部跟踪追剿。左宗棠诚惶诚恐地上奏清廷,“自请从重治罪”,又令喜昌率吉林马队,渡河孟津,急驰山西泽州和潞安,企图东西夹击西捻军,令马德昭自潼关防守解州和运城盐库。西捻军攻克吉州、乡宁,经河津、稷山、绛州、蒲县、襄陵、临汾、洪洞至曲沃,十二月九日,由垣曲县东达河南济源,直指畿辅,直隶局势紧张。十一月十八日,左宗棠调集了5000多人,由临潼起程东出潼关,渡河经山西,东越太行山,至直隶京畿一带,南北夹击西捻军。
左宗棠入晋前,奏请清廷由刘典暂代陕甘军务。巡抚乔松年以“左宗棠难期遽返陕境,捻回土逆溃勇游匪,种类杂沓,筹办惟艰”,要求病免,清廷任命刘典代理陕西巡抚。刘典也借故推辞,说他是“草莽书慵”,“疏于帷幄”,没有统筹全局能力。又“以母老,望归性急,不能胜任,固辞”,受到了清廷严厉责斥。刘典署理陕西巡抚和代办陕甘军务后,他为了堵截回民起义军进入陕境,在北路、宜一带命令高连升进驻宜君杨家店,兼顾同官、耀州,刘端冕驻州,周绍濂驻中部、洛川,原驻州的刘厚基相势北剿,兼顾中路。西路千陇一带,命令罗洪德驻千阳,张岳龄驻陇州,萧德经驻麟游,周达武移驻宝鸡。邠长一带,黄鼎驻长武,谭玉龙驻邠州,陈集贤驻三水。刘典驻三原,库克吉泰驻咸阳,节制各路清军。但清军主力东趋剿捻,陕西境内仅有1万数千人,清廷又忙于调兵遣将,防卫京师,无暇西顾,而陕境各地清军只起着防堵作用,无力剿灭回、捻和饥民军,反清斗争仍然十分激烈。
同治七年,陕西回民起义军乘清军主力东剿捻军,陕西防务空虚,再次掀起返陕高潮。这次返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粮食。是年春,甘肃出现严重春荒,饥民遍地。董志原“粮乏已极”,十八大营回民起义军大队“叠陷庆阳、宁州、镇原、平凉,力图窜陕掠食。”是年秋,西捻军失败后,清军集中力量围剿董志原,回民起义军“广掳粮食为守固计”,准备守据董志原抵抗清军围剿。
回民起义军以董志原为根据地,向东多次进入、洛、中、宜等州县。《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记载:“甘、之间,遍地皆贼”,“无日不有战事”。回民起义军还南下白水、韩城、澄城、同官、耀州、三原、富平等地。据史籍记载,其中较大规模的有以下几次:
二月,“董志原粮乏已极,分两股乘虚内犯”:一队由马阿訇、邹阿訇率万余人,“裹五日干粮,于十五日起程,取道杨家店,计图取耀州为立身之地”,二月十七日,至距宜君杨家店20里的何家庄,遭清军高连升部截击,退回合水。一队由马复盛、王明章率两万余人,二月十五日攻破州城,分队到洛川旧县城、吉子崄等处。
二月七日,甘肃合水县回民起义军7000多人,至延长,二月二十七日又至宜川,围攻县城。
三月三日,董志原回民起义军大部出动,由邹阿訇、王阿訇、元帅马伍什、马正和、马二元、封一头、张泗明等率领,约5万余人,入陕筹集粮食,“有决不空回之意”,至宜君县马栏镇,又分队万余人至三水,2万人至淳化、三原。屯扎在马栏镇的回民,遭清军高连升围剿,退走。回民起义军到三水后,又分队至职田镇、三河镇、看花宫,又合队围攻三水县城。马正和、封一头率部经三原至淳化方里,“筑垒自固,有久踞之意”,三月九日,冲破清军围剿,由正宁退回董志原。
四月二日,甘肃回民起义军大队至甘泉高家哨,分二三千人围攻县城。
四月七日,回民军大队由甘肃至洛川之马家河。四月十二、十三等日,“复有大股窜据中部县属之隆坊、白村上官村、李家村等处”。
四月二十三日,大队回民起义军围攻洛川县吉子崄清军营垒,又至洛川旧县城、澄城、合阳等地。
闰四月十八日,杨文治率回民起义军两万多人,由甘肃合水县入陕,经高家哨到甘泉劳山,大败清军刘厚基部,击毙清副将刘文华。
闰四月二十日,回民起义军“赵元六大股二万余人,日行百里”,围攻中部县城,后驰向白水、澄城、合阳、同官,主力围攻马栏镇。又经三水、耀州、淳化,由职田镇退回正宁。
六月五日,回民起义军大队由甘肃至宜君转角,欲南下耀州、三原,受清军截击,折东到古泉、五里镇、雷原镇等地。是时“三水以北,宜君以西,贼踪布满,意图窜陕掠食”。
六月十四日,回民起义军首领赫阿訇、马元帅率1万余骑至中部县之王村,围攻中部县城及偏桥营垒。又“由中部窜至洛东,扰及白水等县各村镇,并攻扑合阳县城”,遭清军魏光焘堵截,向北入黄龙山,经洛川退回董志原。
八月十一日,马新元率回民起义军由甘肃宁州入陕,至州属之羊圈、张村驿、王乐村等处。
九月中旬,董志原十八大营分东西两路同时入陕。东路由“余马两伪帅率众五万,分作三股:一攻州,一窜延安、一窜宜川”。二十九日至甘泉县劳山,在麻子街大败清军,击毙副将刘仕祁。十月二日至开抚镇、厢西镇、马蹄庄、旧县城、牛武镇,折向英汪镇入洛川。后由英汪镇、道左铺渡过洛河回董志原。西路由马正和等率领进入陇州。
长武、邠州、三水三县,北邻甘肃宁州、正宁、泾川,位于董志原回民起义军入陕的中路要冲。回民起义军多次大规模进入长武、邠州、三水境内,计划南下进入关中平原。史籍记载其中规模大的返陕战役有:
闰四月十八日回民起义军马步千余,由甘肃灵台新集至永寿县仪井。
五月上旬,回民起义军多次入陕,“蔓延邠长间”。八日,大股回民起义军由泾河川至长武县,步队围攻县城,马队进攻窑店。九日马正和率数千骑进攻长武县城。十一日回民起义军由正宁至三水属之红崖河、文家川一带。
六月上旬,复有“大股窜至三水之庙底、甘家村一带”,回民军千余骑至邠州、永乐镇、白堡等地。
回民起义军首领马正和因在长武遭阻击,复率13营至邠州、三水。六月十七日向邠属世店黄鼎军营发动猛烈进攻。“马正和怒马回冲,自称其名,大呼而至”,被洋枪伤其左肋,又身中数矛,“犹能勒马格斗”。至三水一队约万余人,六月十六日夜抵底庙,火光冲天,十七日围攻三水县城。
六月二十四日,杨文治率数千人,至三水县之文家川、红崖河、正宁之三家原一带。后由正宁退回。
七月十七日,泾河北岸回民起义军万余人,“闻官军赴政平,图乘虚袭取长武”,渡过泾河,直逼长武,在距城五里之石牌遭清军伏击,退回。
七月二十九日,回民起义军屯扎在底庙一带,分队至白吉原、永乐镇等。
八月十八日,董志原回民起义军分两大队入陕,一队由陈大元帅率领,“马步数万,蔓延长武、泾州地境,纵横七八十里,攻堡割粟,并围攻窑店营垒”,欲以长武、泾州为根据地。回民起义军在三十里铺纵横冲突,呼声震天,拚命抵抗黄鼎清军,力单不支,北退正宁。一队由马生彦、杨文治、白彦虎率领二三万人,由正宁进至三水县北崖头,“誓破职田”,以便深入关中。二十一日,白彦虎进逼职田,遭黄鼎清军堵截,退回董志原。
董志原向西麟、凤、千、陇等处也是回民起义军返陕的重要通道,回民起义军经常活动在这些地区,有时还深入关中腹地宝鸡、眉县、岐山、扶风等县。据史籍记载,大规模返陕战役有以下几次:
二月初七日,回民起义军五六千人由麟游至亢家河、周家河。高洪寺有大队回民起义军驻扎。又有回民千余骑至灵台属之西里镇及麟游属之花花庙等处。
二月十九日,回民起义军崔伟率三四万人至千阳寇家河。二十、二十一等日分别围攻千阳、陇州县城,大队屯扎在千阳、宝鸡之间,蔓延百余里。三十日回民起义军在贾村原、县头镇突破清军李辉武、张岳龄、萧得经的围剿,退回灵台。三月十三日,回民起义军千余人,由甘境入陕,至陇州白石川。
闰四月六日,崔伟率“回大股由灵台窜至凤翔,众约数万”,“有就食凤境,踞为巢穴之势”。初七日回民起义军由宝鸡虢镇下游渡河向南,清军李辉武防堵南山一带。回民起义军又折东至眉县、岐山、扶风,遭清军副都统常兴阿截击,由凤翔、麟游退回甘境。
五月初一日,回民起义军自灵台新集至千阳,与清军激战于西原,四日又有大队马步万余围攻冯坊河寨堡。
六月十日,回民起义军数千,至麟游庙湾。
八月二十九日,回民起义军由灵台至千阳寇家河一带。
十月初一日,董志原回民起义军首领冯阿訇、郭阿訇、张万宝、马正和、马长顺、马文举等至陇州杨家河一带,连营四五十里,“闻大军十万西来,亟图广掳粮食,为固守计”。初三日围攻陇州城。后分为两路:一路万余人,西走曹家湾、白家河,“驮粮络绎向西北柳家河一带而走。”;一路七八千人走苏家湾、八渡、宝鸡县头镇等处,收集粮食,由温水沟退回甘境。
董志原东北为陕西省榆、绥、延地区,主要有董福祥、高万镒、扈彰等十数万溃兵游勇、饥民武装及回民起义军活动,他们不时地南下延长、延安、宜君、白水、耀州等地。同治七年正月大队回民起义军由甘肃至宁条梁,击毙清总兵程兴烈,攻占宁条梁城,又至怀远县波罗镇击毙清总兵文星明,攻克怀远、神木县城,围攻榆林城。四月大队饥民武装由延川至延长渠口,攻占延长县城,击毙知县宋良等人。董福祥饥民武装在鱼河堡、红洞涧、牛角湾等地抗击清军刘厚基部,回民起义军与饥民武装联合,由米脂开向榆林、葭州,分别驻在响水堡和神木柏林堡。闰四月二十九日,回民起义军攻克神木县城,击毙参将庆连等人。甘肃环县扈彰,招饥民众万余人,屯扎在保安、安塞县境。五月回民起义军、溃勇、饥民约万余人,屯扎在绥、米交界的四十里铺,八月回民起义军、溃勇、饥民三四万人屯居绥德州三皇峁、三眼泉、双庙湾等处,八月十七日在三眼泉击败清军。八月,饥民武装高万镒部的一支屯扎米脂县西川山沟一带,多次围攻绥德州城。九月,董福祥部李双良、李登率饥民武装围攻清涧县师家寨等处。十月中旬,董福祥、李登联合回民起义军马天喜部,围攻绥德州城。北山饥民、溃勇武装人数众多,蔓延各地,清军“剿不胜剿”,无可奈何。
西捻军在宜川龙王辿渡冰桥时,后队受清军刘松山、郭宝昌部阻截,未及渡河者不少。“贼马步三千人,扼守冰桥。官军直前,奋勇冲击,毙贼数百名,贼大败,上原奔窜。”这支掩护主力渡河的部队没有过河,另外也有被清军紧追落后没有来得及渡河的。这些未及渡河的捻军,清官方记载“不下万人”,这个数目有夸大之处,实际上捻军主力已过河,左宗棠给清廷报告中引山西按察使陈湜的禀报说:“渡河窜晋之发捻老贼不过数千人”。以西捻军渡河人数不多,来减轻他的责任。这些“未及渡河”的捻军,游弋于澄城、韩城、宜川、合阳境内。左宗棠为了解除他东剿的后顾之忧,派刘端冕等部对西捻军余部进行围剿。同治六年底到七年春,西捻军余部大部分被清军剿灭。
在“未及渡河”的捻军中,人数最多,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是袁大魁的一支。袁大魁是西捻军东渡的先遣部队,《同治回变纪略》记载:“先是,总愚(张宗禹)九月间遣袁带兵一哨侦探冰桥时期,来则太早,到宜访明,‘小雪流裂,大雪合桥,由西川回报与张相左,大部已由云岩川渡冰桥矣,追之不及’”。这支捻军渡河的先遣部队,因与主力部队一时失去联系,被清军截击,继续留在陕西斗争。
袁大魁“因官兵紧追落后”,未及渡河,同治六年十一月,他率部700多人,折北到陕甘交界处的保安县(今志丹县)金鼎山一带活动。“招集艾姓、李姓溃勇三百余人,又收土匪三千余人。嗣后裹胁难民”,队伍扩大到一万多人。但因“甘肃境内无粮”,同治七年四月,又折回宜川云岩镇,修葺旧城,挑浚壕沟,扎木城一围,在上坡处修葺寨堡一座,寻觅粮食,储积城内,“意图久踞,藉以窥伺山西,抢渡合队”。在清军四面围剿的情况下,袁大魁筑城久踞,固守一隅是错误的。五月十五日,清军刘端冕、刘厚基、魏光焘等部,会同宜川县知县余观瑞围攻云岩镇。袁大魅率部据险拼死抵抗,苦战半月之久,清军用开花大炮轰塌城堡,五月三十日,云岩镇被攻陷,捻军伤亡惨重,余部四处溃散,袁大魁仅率数十人撤退到曲燕堡,部属指挥孔天喜撤退到延安枣树湾。袁大魁在曲燕堡屯住两个月之久,队伍发展到八九百人。又遭到刘厚基和余观瑞的围剿,七月二十一日,由曲燕堡退走,经延川县安家河、西沟口,后来到达保安县的老岩窑,这是袁大魁部的最后一个据点。老岩窑地势绝险,“壁立千仞,下临洛水,其窑孤悬岩中,左右立木为栅,两旁皆临深堑,小桥横阁,仅通一人为出入之路,贼已将巨绳曳桥令起,更无他路”。袁大魁凭险结寨,在这里屯扎半年之久,队伍又发展到两千多人。同治八年四月初五日,清军魏光焘、刘端冕、张星元、周瑞松等部联合围剿老岩窑。清军分路直逼老岩窑,“环攻竟日,苦于无力可施”,后采取了“从岩顶凿石立柱,潜缒壮丁,引绳而下”攻扑洞门的办法,四月十七日,攻破老岩窑,袁大魁及其弟袁二和15窑捻军,全部壮烈牺牲。袁大魁领导的西捻军余部,在陕西坚持抗清斗争一年半之久。袁大魁在孤军苦战的情况下,采用太平天国正朔,保持了捻军和太平天国的典制。《同治回变纪略》记载:袁大魁在云岩镇,“出皇告安民,以‘太平天国十九年为正朔’”。云岩镇破后,清军“获伪印三颗,旗帜枪炮无算”。袁大魁继续保持太平天国、捻军的封官颁印制度,部队仍然以捻军编制办法,以五色旗分别编队,每队设元帅、指挥等,战士一律蓄发,保持了太平天国的习俗。袁大魁把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反清斗争顽强地坚持到最后时刻。丹霞
会员(二)第一次返陕斗争高潮
同治元年以来,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血腥大屠杀之下,大批回民死亡,土地、房屋、财产荡然无存。他们在清军追剿下,被迫离开世代生活的家乡,撤入甘肃境内,但他们“未尝一日忘故土”,向往重返家园,安居乐业。陕西回民又多为西、同、凤三府回民,而关中古称”天府之国”,平原沃野,物产富饶;陇东自然条件差,地瘠民贫,天灾频仍,粮食短缺,生活遇到很大困难,更增添了对故乡的恋念,因此,他们不断掀起重返故土的斗争。
陕西西面,自北而南与甘肃接壤,边界长达二千余里。回民起义军由甘肃进入陕境主要有三条通道:一条是沿千水河谷进入陇州、千阳,再东至凤翔、麟游、岐山、扶风、西安。千水北有岍山,南有陇山,千水河谷自古以来是甘肃进入关中的主要通道之一。另一条是沿泾水河谷,进入长武、邠州(今彬县),再东南经永寿、乾州(今乾县)、礼泉、咸阳至西安,或经三水(今旬邑县)、淳化、泾阳、三原至西安。泾水的支流马莲河在长武东北入泾水,也是这个通道的一部分,泾水河谷及流经地区也是甘肃进入关中的主要通道之一。第三条是沿子午岭进入陕北和关中。子午岭在庆阳、宁州(今宁县)之东,向南延伸至陕西旬邑一带。由庆阳东越子午岭或进入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安塞、延安,或进入州(今富县)、中部(今黄陵县)、宜君等地,又可由庆阳、宁州、正宁南下金锁关,再北上进入、宜地区,或南下关中,至耀州(今耀县)、三原一带。清廷为了阻截回民起义军返陕,加强对邠、长和千、陇的防守,堵截回民起义军靠近陕甘边界。
同治五年春,陕西回民起义军掀起了第一次返陕高潮。促成这次返陕高潮的主要原因:一是回民起义军粮食供给困难,固原等处数万陕西回民起义军,“以粮食短绌,议乘春融之际,纷窜陕疆”,欲图回到新麦即将登场的陕西故土;二是受到兰州兵变的鼓舞。三月三日,兰州发生兵变,督标回弁马福率众围攻总督衙门及中军协署。河州回民在兵变的大好形势下,攻占隆德,围攻省城,庄浪、靖远、华亭等地也陷入回民起义军的围困之中。兰州兵变鼓舞了陕西回民起义军,“宁、灵、庆、环、平、固、河、狄各路陕回”,纷纷弃城挈眷,空壁东进,迅速“麇萃陇东”,“徘徊于华亭、崇信、灵台、庄浪之间”,准备大举返回陕西。
兰州兵变发生后,杨岳斌采取刘蓉的建议:“姑置兰州为缓图,专用力东北,杜平固出窜之路,通庆泾馈运之途,后顾无虑,然后可鼓行而西”,加强对入陕门户邠长的防守。回民起义军欲由邠长入陕而未能深入,于是多次由清军防务薄弱的千陇入陕。
四月十五、十六等日,回民起义军“分前后两股,招诱溃勇东趋,前股系崔三,统带约四五千人,叛弁袁奎等附之”。十七日至陇州温水沟、塬子头,围攻州城,后至城西40里的咸宜关。回民起义军在围攻陇州城时,主力已至千阳寺沟,四月二十一日围攻千阳县城。回民起义军在距城5里的保安堡与清军激战后,撤至新兴堡、寇家河等处。因通往凤翔、宝鸡大道被清军阻挡,遂分马队由千阳北山小道至凤翔盐坎堡一带,前峰已至岐山。四月二十二日,回民起义军主力由新兴堡,经草碧镇至千阳黄里铺,在洛城河湾击毙清通判周宏谟。二十三日至柳林铺,后经董家河、孙家堡,翻千阳县的老爷岭,退回甘肃灵台县新集镇。“后股穆三统带约万余人,叛弁李朝庆附之,由水洛城、故关扑出,分据陇境”。在白牛堡、太冲堡遭清军围剿,也退回甘境。
五月,回民起义军首领“马生彦、孙义章等联合靖远、静宁、固原、隆德各处巨股,陆续窜至陇州,其前经败窜之穆三、崔三、马万祥等亦折转盘踞固关、咸宜关、神麻铺、曹家湾、太冲峪、王马咀、高岭子、白牛峪、高方庵、蒲峪川等处村堡,蔓延数十里。声称先踞陇州为巢穴,拚死窜扰陕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返陕斗争,参加者约四五万人,甘肃陇东地区的陕西回民军“倾巢而来”,“所存无多”,绝大部分都参加了。他们“并力陕疆,誓不回顾”,决心实现返归故土的心愿。回民起义军围攻陇州不克,主力二万多人进攻太阳沟,击毙清军参将萧玉田。分队东进:一支由王家咀至蒲峪、焦家山、太冲峪、白牛峪一带入宝鸡境;一支由阎家湾至白家滩、麻子山、把关口、温水沟一带,趋千阳。回民起义军马队已分股由麟游绕至凤翔属的横水镇、石羊铺,千阳属的杜阳镇、巴都等处。回民起义军由千阳黄里铺至距风翔数里之十家营、故城,凤翔危急,清廷急令刘厚基、金顺等部驰援,又调王得胜、萧庆高分别增援宝鸡、陇州,加强千陇通道的防守。五月底,陕西回民起义军马生彦、孙义章等主动撤退,经太阳沟、草碧镇、杜阳镇至固关。
五月底,陕西回民起义军万余人,大败清军李助发部,由静宁锐意东进。后分股一至上关铁马河;另股由神峪河、马二堡,渐趋赤亭(城)镇,准备进入固关和岩镇。时张家川和固原回民起义军联合约数万人,进至咸宜关和固关。六月十二日,刘蓉奏报:鄢太愚禀称“回酋穆四、马蜡子扰及保安属之双庙子,会扑金汤镇等处。又大股回众由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窜出,此股与陇州大股声气相通”。
“渭南余马两阿訇并男妇二三万,回陕就粮”,至陇州赤延镇。其地当华亭上下关往来要冲,回民起义军分股万余人屯扎上关、白杨林,四出筹办粮食。六月四日,清军往剿,回民起义军坚决抵抗,击毙清军副将方得元、参将余炳忠等,后向尖骨山退走。
六月十五日,回民起义军马队由灵台史家河至邵家寨。10余日内驰骋麟游、咸阳、泾阳等八九个州县,清军昼夜尾追,回民起义军退回平固。
陕西回民起义军由固关、咸宜关入陕,受清军阻截后屯扎在陕甘交界的华亭县境内。县属之仙姑山(尖骨山)、龙眼镇、四条岭、马峡口、高山堡、山寨镇等处回营林立,卡隘层叠。从六月初起至八月中旬,陕西回民起义军在华亭县境内与刘厚基、萧得扬、谭玉龙、杨得胜等部清军进行了殊死斗争。
六月三日,大股回民起义军在刘家磨一带阻击清军。二十三日,清军围攻张家原,中队被义军围困,大败。二十四日,清军萧庆高等部进攻大北山、暖庄川,其地山险沟深,回民齐出拼死抵抗。十字路、尖骨山、马峡口各处回营,出马步万余人援战,骑队由桑林内包抄清军后路,义军数倍清军,英勇奋战,敌以枪炮轰击,也不后退。二十五日,回民起义军二万多人,分屯暖庄岭、磨平川一带,又设伏大北沟、小北沟、白窝沟、小窝沟包抄清军。二十七日,清军在大小北沟设伏,以主力直攻暖庄川,佯败,义军追击遭到伏击,退至山茨峡。
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杨岳斌亲率清军围剿清水张家川回民起义军。清军由莲花城向东节节搜剿,先后攻陷邵家寨、李家堡。清军进至川口时,回民起义军列队川中,顽强抵抗。义军坚忍耐战,清军不敌,傅先宗被击伤。八月七日,清军进攻店子峡,回民起义军分股,一并入华亭义军;一绕至隆德、静平之间。
八月五日,清军张在山部开抵华亭,多次遭到回民起义军的围攻。二十一日,清军抵马峡口,回民起义军拚命抗击,自寅至未,鏖战六个时辰之久,清军受伏击,几乎全军覆灭,总兵林连升、张得胜、副将范清元、游击魏金明等被击毙,兵勇死者更多。时清军雷正绾部援应,回民起义军退出马峡口。
清军在华亭县境内经过两月多的围剿扫荡,付出了惨重代价,先后攻陷了尖骨山外围的一些据点,八月十七日,刘厚基、谭玉龙在下关会合上关萧得扬等军,进攻尖骨山,二十日,各路清军齐集尖骨山。敌强我弱,为了减少损失,义军决定分路撤退,至山寨镇会合,老弱妇女先行,马步殿后。时清军萧得扬、黄鼎进扎磨平川、十字路,逼近回营。清军探知回民起义军前队早已撤走,后队正在撤离时,立即追剿。回民起义军一边撤退,一边回马抗击清军,往来数十次,向平凉、隆德一带退去。
(三)董志原十八大营
同治五年(1866年)秋,陕西回民起义军在甘肃华亭县的上关、下关和尖骨山等地进行殊死的反围剿战后,大队向泾州和庆阳府转移,集结在宁州董志原,号称董志原十八大营。
董志原十八大营建立的时间,《庆防纪略》记载:“同治五年冬,全股回逆直据董志原……号十八大营”。《征西纪略》记载,同治五年八月,清军会攻华亭,“陕回不战遁,分掠隆德、静宁、固原、平凉,窜踞董志原”。《甘肃新通志》记载:“同治五年十二月,陕回踞董志原,号十八大营”。由此可见,董志原十八大营建立在同治五年(1866年)冬。有人认为起义初期已组成了十八大营,这种看法缺乏历史根据。
董志原地处宁州(今甘肃省宁县),在马莲河之西,北至安化(今庆阳)之驿马关,南到宁州之邱家寨,西起镇原县之萧金镇,东达合水县之西华池,广袤三四百里。董志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可以“北通金积,与马化龙取得密切联系,而且又可以东寇陕疆,不惟延绥榆如履平地,即秦川腹地,亦不时冲逼,致官兵疲于奔命,无可雕剿”。董志原土地平旷饶沃,是陇东的粮食基地,起义军屯驻于此,也可以解决粮食供应困难。马正和、白彦虎、崔伟等率众以董志原为根据地,活动在甘肃庆阳府及陕西凤翔、邠州、延安等府州县。
陕西回民起义军到达董志原后,仍按照原来的村坊分扎各处。据说冯均福阿訇驻萧金镇,邹保和阿訇驻扎十社镇,马正和驻扎西峰镇的寨子街,杨文治驻董志镇,白彦虎驻西峰镇北十里的晏西坳。起义军一边生产,一边战斗,每支部队的驻营地称为营,共计18个驻营地,总称“十八大营”。营并不是严格的军事编制,每营的人数多少不统一,多达数千人,少也有几百人的。各营在组织和活动上虽未完全克服原来的分散性,但他们相互协作和共同作战,彼此联系比较紧密,已经形成为一支统一的抗清武装力量。
董志原十八大营有多少人?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林寿图给清帝的奏折中说:“现在回军马步六七万之多……,上自寺沟、西峰、驿马关,下及焦村、泰昌、棗社二百余里,尽属贼踪”。同年十二月三十日,陕西巡抚乔松年奏折中说:“回逆麇集甘省庆阳、宁州一带,大股以六七万计”。十八大营马步六七万人这应是最初聚集的人数,当时分散屯扎在其它地方的义军并未计在内,而且是指具有战斗力的青壮年,不包括随军的老弱妇幼,加上眷属人数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至少也有二十余万。
十八营每营设元帅,负责营务和指挥作战。记载元帅姓名的史籍主要有左宗棠、刘典、穆图善等人的奏折。左宗棠入陕后给清帝的两次奏折中报告了董志原十八大营元帅的姓名。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十日,左宗棠奏折中说:“此次窜拢邠州、三水北路之贼,系回目白彦虎、马长顺、邹阿訇等股。其禹得彦、崔伟即崔三、陈林、马正和等逆酋,则方赴陇州求抚,其党赴水洛城一带掳粮,未与俱来……窃惟董志原回逆,号称十八营,回目冯均福、杨文治、马生彦三逆已遁入金积堡,所有夥党均归度白彦虎、马长顺等。其禹得彦、崔伟、马正和、陈林等在诸回酋中颇称桀黠”。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奏折中又说:“董志原回逆号称十八营。其中回酋如陈林、崔伟、禹得彦、马正和、白彦虎、余(于)彦禄等皆拥众万余,素称剽悍。近因分股出掠,均被官军击败,饥蹙日甚……遂纠集十八营,倾巢东犯,以陈林、冯均福居前,崔伟、余彦禄、马正和、蓝明泰等继之,其余逆首随后策应。共合悍党三四万”。两次奏折报告的十八营元帅有陈林、崔伟、禹得彦、马正和、白彦虎、余彦禄、冯均福、杨文治、马生彦、马长顺、邹阿訇(邹保和)、蓝明泰等,共计划12位。为什么左宗棠未凑齐18个元帅的数目?可能缺乏其它元帅的探报材料,抑或上述12位在他看来是十八营元帅中最为“剽悍”者。
左宗棠入陕时,刘典以三品卿衔帮办军务,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乔松年辞职,刘典接任陕西巡抚。刘典奏折中也提到十八营元帅姓名,同治七年二月奏折中说:“董志原乏粮已极,分两股乘虚内窜,此股两万余人,系王疯子、马复盛所统。十四日入州,欲踞之为巢”。同年三月二十五日奏折中又说:“查董志原回逆以冯君(均)福、马正和、张泗明、崔伟、余彦禄及现获之禹得彦为最强”。刘典奏折中提到的十八营元帅姓名,大多见之于左宗棠的奏报。刘典多次奏折中都说张泗明是十八营首领中最强者之一,他是十八营元帅大概不成问题。王疯子即王明章,同治八年正月,左宗棠奏折中说:“另股由董志原西南窜出者贼目王明章等,马步千余,由甘肃秦州窜扰吴家河、张家庄等,有窥伺凤县唐藏以入栈道之意”,可见王明章也是十八营元帅之一。
穆图善,同治四年被调任为宁夏将军,主持甘肃军务,六年署陕甘总督,八年十一月,向左宗棠交出督篆。同年九月二十五日,他给清帝的奏折中提到陕西回民起义军的首领有马正和、崔伟、陈林、马寿清、阎明泰、蓝泰、冶士俊、李经举、马长顺、禹得彦、于恒廉、沙学德、马必政、白彦虎、杨文治、马生彦等16人。这份陕回首领名单是由署河州总兵胡昌会提供的,同治八年七月,胡昌会受穆图善的派遣赴金积堡办理收抚陕回事宜,据胡昌会说上述16人“先后到齐,该头目均愿投诚,求为转恳收抚”。董志原十八大营于同治八年二月已改编为四大营,并转到金积堡一带,因此,这份名单不能作为十八营元帅姓名的根据,但名单中马正和、崔伟、陈林、马长顺、禹得彦、白彦虎、杨文治、马生彦、蓝泰(可能是蓝明泰之误)等9人,都是左宗棠奏折中所记载的,确系原十八营元帅。阎明泰可能是阎兴泰之误,口碑史料他是十八营元帅之一。沙学德见载于同治六年穆图善的奏折,其中说:“沙学德已将靖远县腾出,在新堡子、长流水、同心城、预望城一带麇集”,可能他是十八营元帅之一。李经举、冶士俊、马寿清、马必政等4人,陕西回民起义军屯驻金积堡后才见于奏折,于恒廉仅见此奏折,他们是否是董志原十八大营元帅,还有待考证。
1956年马长寿先生在甘肃平凉,泾源等地的陕西回民后裔中进行过调查,他们所传颂的祖辈英勇战绩是回民起义的重要史料,所提供的十八营元帅姓名有白彦虎、马正和、崔伟、禹得彦、于彦禄、马长顺、马生彦、毕大才、杨文治、陈林、阎兴泰、冯君幅、马镇国、蓝明泰、哈连金、邹保和、张化雨、马维骧、赫明堂等。口碑史料是文献记载重要补充和佐证,但所提到的有些人还需进一步研究和考证。如马镇国、哈连金、马维骧等,陕西回民起义军到西宁后才有记载。
董志原十八大营元帅姓名,文献记载与口碑史料大部分是一致的,对一些人记载和传说有分歧,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有二:其一,记载和传说有错误,清官方记载主要是镇压回民起义的封疆大吏的奏折,奏折所载多来源清军的探报和俘获起义人员的供词,有真有假,不完全可靠。传闻不是起义者直接见闻的回忆录,间接传闻,难免也有不确之处。其二,在激烈的战争条件下,元帅任职人员变化大,元帅任职可能先后不止18人,或者更多,他们都曾挂过帅,因此,就有了各种不同的记载和传说。
(四)西捻军入陕与回民起义军返陕斗争再次高涨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十五日,捻军攻占河南许州(今许昌)后,遵王赖文光“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为取得广大群众支持和联络同盟军,发展壮大力量,实现控制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地的战略目标,分捻军为东西两支:东捻军约十万人,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首王范汝增、魏王李緼泰率领,转战在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之间;西捻军约六万多人,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率领,进军陕甘,“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共同抗击清朝在陕甘的反动统治。
西捻军由河南许州向西挺进,所向披靡,经洛阳、陕州、阌乡,避开潼关守敌,绕道商州,翻越秦岭,十月一日抵达华阴县境。西捻军到达华阴后,清廷万分惊慌,命令左宗棠火急率军赴陕,左宗棠正忙于募兵筹饷,一时无法入陕。清廷又命令鲍超率湘军迅速入关追剿,鲍超畏惧西捻军,不愿孤军深入,也借口筹备粮饷,畏葸不前,停军湖北。清廷改派提督刘松山率老湘军17营,先行入陕镇压。又命令驻扎在陕甘交界陇州、邠州一带堵防回民起义军的湘军,东撤截击西捻军,“防止捻回合势”。刘蓉接到命令后,立即调湘军30营共计1.4万人,开赴华阴前线。
西捻军采取流动战术,诱敌跟追,致敌疲惫,设下埋伏,出其不意,歼灭敌人。十月十四日刘蓉湘军到达华州,十九日两军交锋,刘蓉军被歼上千人。十一月初,西捻军突然由华阴西进,经华州(今华县)、渭南、临潼,十一月八、九日陆续到西安东郊的灞桥镇,驻扎在泄湖等地,逼进西安,并分军进攻蓝田、临潼、渭南等处,刘蓉被迫回援省城。二十六日,西捻军由泄湖折向东南,过蓝田县,势趋商洛,清军跟踪追击,西捻军又北走渭南,佯攻潼关,湘军只得北上。西捻军牵着湘军盘旋打转,把湘军搞得晕头转向。十二月五日,西捻军西趋临潼,十七日主力进逼省城,分南北两路,自东而西,络绎不断,进至省城四郊,并在距城十里浐河旁的十里坡埋伏精兵三万。十八日,疲惫不堪的湘军追至十里坡,进入了伏击圈后,西捻军伏兵立起,四面包围,猛烈冲杀,不到半天,胜利地结束战斗。击毙清军汉中镇总兵萧得杨、记名提督杨得胜、萧胜山、萧长清、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德纲等,歼敌3000多人,收降数千人。湘军惨败,刘蓉被清廷革职。
十里坡战役结束后,西捻军乘胜进围西安省城。西安城东门外火神庙、西门外火神庙、南门外小雁塔、北门外红庙坡,距城四五里内尽皆西捻军营垒。团团围困省城,四面环攻,势极危急。十二月三十日,刘松山率老湘军12营及寿春镇李祥和、编修张锡五营,驰抵西安,扎营雨花寨(今鱼化寨)。当清军气势汹汹地齐集西安时,西捻军主力退至秦渡镇、花园铺、梁家桥一带,分股过渭河到达兴平、礼泉、泾阳、乾县等地。同治六年(1869年)正月六日西捻军向刘松山营垒发动猛烈进攻,击毙编修张锡。二月初一日,刘松山进占秦渡镇、花园铺。西捻军围困西安城月余不克,遂主动撤围,沿渭河南岸西进。
西捻军入陕,极大地鼓舞了回民起义军的返陕斗争,回民起义军“瞰官军方萃力讨捻,皆纷纷入犯”,“其窜至三原咸阳之贼,势欲渡渭与捻逆,相合”,以实现回归故土的目的。时甘肃遭大旱灾,粮食困难,也是回民起义军返陕的一个重要原因。《平回志》记载:“时,甘肃大饥,众回无所得食,遂纷纷窜陕,入北山掳掠”。《平定关陇纪略》中也说:“是时,甘省回民尽变,……皆思下窜陕疆以就食”,同治六年回民起义军返陕斗争再次出现高潮。
这次返陕斗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空前的。据记载,“甘省大股回逆,将尽趋陕境”,回民起义军“纷至沓来,有数十股之多,分扰各属”。其规模大者如下:同治六年正月初一、二日“宁州股回窜及长武县之师家河、骑马沟,渐逼而至梁家堡、马家坪,七、八等日竟由草道直扑县城”。
正月十二、十三日,另股陕回,挈同游勇,“马队千余骑、数百骑,不分昼夜疾驰”,“从宜君、耀州、富平、三原窜扰蒲城、渭南、临潼等处,不及三日,直至大荔之八女井、王阁村,盘踞潘驿”。陕西巡抚乔松年飞饬总兵刘厚基、刘效忠两军由三原、富平向同州堵御,又派副将何玲必、提督邱时成,由临潼赴渭南之仓头、孝义一带阻击。蒲城、富平、同州等地回民起义军受阻后,向北退走。三原、咸阳的回民起义军欲渡渭河与捻军联合,被刘厚基堵截,经泾阳,也向北退走。
二月十六日,“三水县禀报,有另股逆回数千,由三水东窜,前股已至三原”。在清军刘厚基、刘效忠、邱时成、洪殿元、何玲必等部的围剿下,回民起义军由三原经富平,“全股盘踞耀州之柳林地方,希图抗拒,并分股扰及同官县境”,攻克同官县城(今铜川市)。后柳林、同官等处回民起义军北上宜君,退入甘境。
二月二十八日,“时有另股回逆,由甘省正宁窜至乾州、礼泉一带,意欲东趋。”回民起义军在桥底遭清军刘效基部阻击,向西北罗村、赵村一带退走,后出陕境。二月,“回酋崔伟由灵台窜入风翔,扰及岐山、扶风,其大队踞风翔之横水镇”。
(五)回、捻起义军联合抗清
秦渡镇战役后,西捻军沿渭河南岸西进,入眉县境内。西进的军事目的显然是为了取得与回民起义军的联系。西捻军在眉县银渠、金渠两镇与清军作战失利,二月十五日西至渭河南岸的齐家寨。当时回民起义军驻扎在渭河北岸,“捻逆与风翔回逆,仅隔一河。”
西捻军驻扎齐家寨后,与渭河北岸的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系。乔松年等人屡次向清朝皇帝的报告都说:西捻军“受创后窜踞齐家寨,过河勾结回逆,欲令窜过南岸,一同抗拒刘松山”,“捻逆窜踞扶岐之交,已与回匪前股勾合”。《平定关陇纪略》记载:“讯据擒逆供称:贼中已有过河勾合之议,其事固在人人意中也”。
二月十九日,西捻军由眉县以西渭河浅处凫过北岸,至扶风、岐山交界的益店,与回民起义军会合。西捻军与回民起义军联合后,共同商定,“以捻逆窜扰同(州)朝(邑),回逆扑犯省城,使官军不能分应”。由于清军刘松山等部已渡过渭河,向回捻起义军逼近,三月二日,回、捻起义军由菊村镇、杏林镇东进,至乾州(乾县)、礼泉、兴平等处,主力集结在乾州西南的临平镇,前队已达礼泉,回民起义军2000余人分驻在傅家庄、徐家庄等地。同时又有甘肃泾河川回民起义军数千人已至长武亭口,准备南下乾州与西捻军会合。乾州是清军粮饷转运局所在地,回、捻起义军围攻乾州城,以截断清军粮饷运道。清军刘松山等救援,回、捻起义军退回临平镇。清军分东、西、南三路围剿临平镇,先后攻克董城、临平镇、辛店、南齐堡、上渠堡等村镇。三月十七日,回、捻起义军由乾州绕清军后至兴平,前队1000余骑已至距咸阳25里之花家寨。十八日,回、捻起义军大部队由兴平逼近咸阳,又由咸阳北原东进,经泾阳、三原至富平、蒲城。三月二十七日,回、捻起义军大队齐至同州、朝邑,营垒蔓延80余里,并分派回民起义军进攻合阳。
回、捻起义军到达咸阳后,没有实现议定由回民起义军围攻省城的计划,这种变化与当时战争形势有关。临平战役是回、捻起义军联合东进过程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乔松年几乎纠集了在陕的全部清军兵力围剿回、捻起义军,这次战役的失利对回、捻起义军影响很大。同时,清军加强了咸阳及渭河一带的防守,回民起义军一时无法实现围攻西安的目的。
回、捻起义军到达同州和朝邑后,陕西巡抚乔松年认为捻军要东渡黄河去山西。山西毗连直隶,山西如失陷,京城会直接受到威胁。乔松年与刘松山筹议,令全福、郭宝昌率军由朝邑一路傍河夹击,堵截回、捻起义军渡河。正在入陕途中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得到回、捻起义军东进同、朝的消息后,恐捻军渡河入晋,立即改变原拟定由荆紫关入陕路线,取道潼关,以便阻击捻军。
四月一、二等日,回、捻起义军与刘松山激战于同州晋城堡、姜彦村。四月四日,回、捻起义军马步横亘许庄一带20多里,在张宗禹亲自指挥下,包围刘松山部清军,激战自午至酉,挫败清军,击毙游击胡理明、参将李顺才、游击萧忠恒、左明德等多人。许庄战役后,回、捻起义军又折向西进,经蒲城、富平、兴平至武功普集镇,再次逼近省城。西捻军由普集镇渡过渭河,四月二十四日向省城发动猛烈进攻,西捻军奋勇冲杀,城上已见捻军旗帜。西捻军在城南山门口、木塔寨、齐王村等地”死力拒战,呼声震地”,血战终日,伤亡惨重,日暮向东撤退,次日至灞桥。
西捻军由灞桥沿渭河,西至户县西联村,渡渭水,北至兴平。六月,西捻军与回民起义军数千人由富平、蒲城东进同、朝,并以精锐部队屯扎在流曲镇,王寮镇一带阻击清军。刘松山各路清军会剿,西捻军又至蒲城、渭南、富平、高陵一带。西捻军为了避开清军的围剿,盘旋在渭河以北、渭北山脉以南狭长的平原上,采取流动作战,飘忽不定,清军东击则西走,西剿又东趋。回民起义军与西捻军时离时合,或与捻军联合,共同作战,或成犄角之势,配合支援捻军,回、捻两支起义军驰骋在关中平原上,给清军以沉重打击。
回、捻两支起义军在关中联合抗清之际,由甘肃进入陕北地区的回民起义军,受清军刘厚基部在州的堵截,滞留在陕北。清军全力围剿关中回、捻起义军,无法再向陕北调遣大军,因而陕北一时成为返陕回民起义军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清朝统治者也惊呼:“回逆蔓延陕甘,而北山尤为吃紧”。
二月十六日,“甘肃大股回逆数万,勾结土匪、溃勇同时窜至州境内”,击败清军记名总兵段登云,清兵溃败哗变,回民起义军南下中部(今黄陵县)、宜君一带。乔松年派刘厚基驰赴州堵截。回民起义军南下受阻,大部屯扎在宜君、洛川之间,分队向北活动在延安、榆林各属县,向南至韩城。回民起义军联络汉民反清武装,二月二十八日攻克甘泉,六月十六日,攻克靖边县城,并进攻宁条梁镇,七月二十五日会攻延安,八月三日,攻克宁条梁镇,九月一日,进占安塞桥扶峪、新庄口等处。
六月,回民起义军首领马长顺、余彦禄率众万余,由庆阳入陕,以黄龙山为据点,活动在洛川、澄城、韩城、合阳等县,七月初,至朝邑,”搬运木植,赴夏阳一带树栅作巢”,被清军围剿,退入黄龙山。
七月三日至十四日,“回分路窜扰,一股由甘肃华亭县窜至陕西陇州等处;一股由宁州窜至三水县之土桥等处;一股由合水县至甘泉之道左铺等处”。
八月三日,回民起义军大队由甘肃入陕,直逼米脂县城,九日围攻县城。十三日北进镇川、鱼河等堡,十五日围攻榆林府城,后退入怀远县(今横山县)境内。八月初,回民起义军由甘肃宁州分队至州、宜君。一队以冯正纲为首,至州,在羌村及中部四圣村,中湖咀等地与清军激战,八月二十五日,由双柳树退入甘境。另队以余阿訇为首,由杨家店、焦家坪至宜君,同日,攻破宜君县城,击毙知县张杰。
陕北地区除了为数众多的回民起义军以外,还有饥民、溃勇组成的汉民反清武装。《征西纪略》记载:“(同治)五年八月,饥民土匪蜂起。民匪者,皆汉民也”。连年战乱动荡不安,官军又苛派勒索,汉民不堪忍受,于是“聚众数万,抢劫公行”。清军粮饷奇缺,兵士枵腹作战,溃散哗变不断发生。同治四年四月,甘肃提督陶茂林部哗溃,八月雷正绾全军溃散,同治五年三月兰州总督衙署标兵哗变,同治六年三月州段登云部哗变,开狱放囚。其他各路清军也经常发生溃变,大批饥民和溃兵游勇组成了反清的汉民武装。
陕北汉民反清武装董福祥、高万镒,活动在甘肃的合水、宁州、正宁,陕西的州、中部、宜君、甘泉、三水、安塞、定边、保安、肤施等地,“众号数十万,势张甚”。张幅满、李雄安,“拥众万余,仿照官军,编立哨队,连结回逆,招纳叛勇”,活动在延一带。饥民武装是陕北地区重要的反清力量,不仅客观上有利于回民起义军返陕,而且经常与回民起义军联合对清作战,抗击清军围剿。丹霞
会员(四)血战渭城和李蓝起义军占领周至
多隆阿进驻省城,宣称“只分良莠,不分回汉”,欺骗城内广大回民群众。多隆阿自同州至西安,节节围剿,屠杀回民起义军及老弱妇幼不计其数,回民早已恨入骨髓。多隆阿在城内勒逼富户捐输,令马百龄捐银10万两,又将马十二、米小宫、丁童等四家人押至镇台衙门,百般凌辱,并以斩首威胁,限期捐输。多隆阿令曹克忠率军在城西南至户县一带镇压回民,以打通省城西路粮道,又令城西南乡前已投向回民的汉村捐粮反正。清军在城内沿街哄抢,凌暴市里,人皆不堪。
多隆阿奉旨对防守省城不力的官员进行惩处,已革巡抚瑛棨发往新疆效力,提督马德昭交西安将军和巡抚刘蓉严行查办,各营营官分别拿问。多隆阿与巡抚、西安将军共同策划,围剿渭北、咸阳及凤翔回民起义军。
八月二十日,多隆阿出省城赴渭北围剿。又令穆图善南岸各军移营河北,并力进攻十三村。二十二日至交口,后屯扎普陀原。二十八日,攻陷十三村,由新丰渡河,九月一日,直逼高陵城下,回民起义军已转移至城南5里兴南村,清军占领高陵。同日雷正绾入泾阳,攻陷永乐店、塔底下回民起义军营垒。回民起义军勇不畏死,在河南岸抵抗,遭清军雷正绾和穆图善的围攻,伤亡惨重,“马步死者三千有奇,老弱倍之”。
省城以东地区回民起义军西撤后,省城以西大部分州县仍就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回民起义军“自渭达泾,纵横十余里,排列旌戟若林,严阵以待”,主力分防在咸阳苏家沟、渭城。九月十日,多隆阿、穆图善率30多营,又以苏伦堡、金顺马队接应,分左右两路进剿。回民起义军舍死抵抗,往来轮战,鏖战百余合,力单不支,向苏家沟、渭城湾撤退。清军攻克高阳庄、穆家寨、南北舍村、萧城、钮家堡、韦家沟等处,直薄苏家沟。苏家沟是渭城东的屏障,“堞高湟深,外布蒺藜木栅,围以荆刺”,防守极严,清军用喷筒火弹和劈山炮不断轰击,义军死四、五千人,苏家沟陷落。清军继续西进,攻克新冯村、穆家寨,直抵渭城。渭城墙高池深,城上枪炮如雨,清军攻扑多时,猝未能下。后登上城墙,打开堡门,一齐拥入,回民起义军跃上屋脊,以瓦击打,誓与清军血战到底。清军杀死回民起义军一万七八千人,老人妇女小孩被推入渭河淹死,冲出围剿的仅有一千多人,渭城战役是回民起义军抗击多隆阿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血战。
渭城保卫战失败后,清军又攻陷了白起茔、马家堡。回民起义军由咸阳向西北撤退,经礼泉、乾州、永寿、邠州、长武,进入甘肃境内。
同治二年十月初,蓝大顺留谢大德之妻(外号谢大脚)及潘杨诸将守洋县,亲率主力北上,攻克佛坪、留坝,出新口峪,进入关中。十月七日,包围周至县城,九日用火药轰塌城墙,冲进城内,杀死知县庆麟、把总张德禄等,占领周至县城。
周至县位于关中平原的南部,南依秦岭,北濒渭水,东距省城西安50多公里,是省城西部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至土壤肥沃,物产富饶,向以“金周至”著称。李蓝起义军占领周至,不仅能得到充足的粮食和物资,又可东进夺取省城,控制关中平原。当时回民起义军大部已撤入甘肃,围攻凤翔府城即将失败,陕西反清斗争形势暂出现低潮,李蓝起义军占领周至,虽然牵制了清军对回民军的追剿,但孤军难以持久,不久即被清军攻破。
(五)凤翔围城斗争失败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回民起义军围困凤翔府城已半年多了,时多隆阿攻陷羌白和王阁村,赫明堂率东路数万回民起义军来凤翔,又有甘肃河州、固原、灵台、华亭等地回民由间道直趋凤翔支援,围城回民起义军较前骤增数倍,“马队约四五万,步队则数倍之,东自横水,西至陈村,连营数十里”。又于城西南一带挖长壕三道,壕外遍设营垒,并用大绳绕匝,系以铃和猛犬,触之则铃响犬吠,鲜有脱者。四面合围,水泄不通,昼夜进攻不停,府城愈加困危。
回民起义军又不断地向府属州县发动进攻,扶风县绅士直隶知县郭珍被击毙,县城危急。岐山县守城团勇溃败,武举马盘龙被击毙。眉县先有回民起义军入境,后有李蓝起义军曹沛时(灿章)部屯扎槐芽镇。陇州知州出剿回民起义军被击毙。三月二十六日,回民起义军进攻宝鸡县属之贾村原,原南北宽40里,东西长90里,高险可恃,为凤郡屏障。回民起义发生后,凤宝富绅多徙居原上,合力拼拒,军械粮食无不备。起义军由汉民乔装成畜贩,进入原内,一举攻占了贾村原。
凤翔城围困日久,城内常社诸仓粮食告匮,油盐薪柴等日用物品短缺。张兆栋令富绅以至平民一捐再捐,县令率同司事衙役搜掘民间私谷私财,人多以糠粝菜食充饥。自夏至秋,疫疠流行,死亡的人很多,甚至全家皆亡,人心惶惶。
守城营勇饷匮粮缺,哗变不时发生。五月初旬,城外宋定川率川勇千余人,“不遵领籤牌,竟自攀援上城,众勇鼓噪从之,蜂拥至府,闯入署门……直进抢掠”。六月二十二日夜,营勇2000多人溃散出城。
七月九日,回民起义军探悉城内营勇饥疲,选汉民及500降勇作头队,暗渡城壕,立云梯数十具,奋勇登上城墙,分东西两向,与清军拼死搏斗。义军愈上愈多,城上城下团勇皆惊溃。后清军由城内城隍庙角登城,将城上义军截为两段,义军被迫撤去。十七日,回民起义军在东城下挖地道,用火药轰塌城墙二丈余,义军露刃挺枪,势将登堞。守城清军用喷铳烧酒下注、烟焰蔽天,清军趁夜列队修补城墙。九月三日,城勇出队,甫越长壕,中回埋伏,城勇面面受击,退过壕北,回民起义军以其精锐,渡壕穷追,直逼城下,以火器飞石仰轰城头,下击壕内清营。清军以枪炮轰击,义军藏匿土穴,炮停复起,相持半日之久。义军愈聚愈多,越墙而登,与清军短兵相搏,清军死伤200余人。义军分队轮换,百计进攻,战斗持续一昼夜,守城清军石灰、火药、烧酒皆已用光,回民起义军伤亡亦多,于是收队回营。
自七月以来,回民起义军多次向凤翔府城发动猛烈进攻,府城困危日甚一日。八月,多隆阿派署汉中镇总兵陶茂林率军3500人,驰援凤翔。沿渭回营如林,道路梗阻,加以秋雨连绵,渭河泛涨,行军艰难。八月二十四日,陶军至眉县,攻陷槐芽镇,李蓝起义军曹沛时部退入陈仓道。九月十六日,攻克油坊街,九月下旬,占领白家凹、邸店,逼近府城。十月初八日,城勇齐出与陶军内外夹攻回民起义军,义军10余万扼首尾力战,陶军与城勇大败。初十日,陶军佯败,义军紧追不放,遭地雷轰击,伤亡甚多。十三日,陶军进抵距城七里之翟家寺,回民起义军退守长壕,凭石垒死守,石垒中枪弹如雨,陶军死亡甚多。陶军各部攻破石垒,又攻陷东关,回民起义军退至麻家崖。陶军攻破麻家崖附近的北镇宫、麻家十字、沙家巷一带回民营垒,凤翔城围始解。
凤翔府城自同治元年八月初起至二年十月中旬,被回民起义军围困长达16个月之久,回民起义军攻城60余次,大小50余战,配合和支援了同州、西安两府的反清斗争。凤翔府城外战役失利后,崔伟率领一部分回民起义军经千阳、陇县,至甘肃华亭等地。
十三日,东关失陷后,回民起义军退守麻家崖。麻家崖三面深沟高垒,只留北山一路,回民起义军据险拼死抵抗。十四、十五日,陶军进剿麻家崖。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保护起义军及其眷属安全转移,起义军首领陈云冲、孙玉宝、马成功及凤回三十四坊阿訇联名“乞抚”。凤翔围城失利后,义军向北转移是重大战略举措。当时,多隆阿对凤翔回民采取合围战略,“全军驻礼泉,总兵曹克忠部由邠州白吉原屯扎凤翔郡北境,雷正绾之师取道长武入甘出贼前,大军四集”。
清军已控制了凤翔以东州县,义军惟一的选择是向北撤入甘肃,才能摆脱清军的围歼,在那里又可与平凉、固原回民起义军联成一气,共抗清军。滞留在凤翔府城附近的十数万回民起义军及其眷属要撤入甘肃并非易事,由凤翔北山进入甘境,沿路崇山峻岭,崎岖难行,大雪天寒,气候恶劣,回民起义军又挈老携幼,粮食、物品辎重滞笨,要完成转移任务,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如果在战争条件下转移,就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所以回民起义军首领商议之后,决定“乞抚”。陶茂林接受了回民首领乞抚的要求,陶茂林为什么愿意办抚?郑士范在《旧雨集》中评述说:“盖尔时周至垂克,议抚亦多帅权谋。而陶提自誓,因粮于贼。战城南日,受骑贼之惊,其中稍怯,又为人煽,遂动利心,故抚局败而剿亦不成”。陶茂林在围剿回民过程中,目睹了起义军英勇拼搏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惊骇不已。他深知凤翔府城外清军虽然取胜,但回民起义军的实力损失并不很大。回民起义军退守麻家崖后,又探知“自北山口子头起,至麟游麻佛站西,折至千麟交界之高窑,袤延一百六十余里,贼巢林立,联络坚守,逆势甚盛”,自知力单,不敢贸然进剿。所以陶茂林“以逆势如此,概难剿灭,欲乘此机会,迁就了事”。陶茂林好大喜功,凤翔解围后,清廷从优保奖,补授为甘肃提督,陶茂林以“回民族类甚多,贼不可尽,故先就凤回之悔罪者以示信服”,树立一个办抚的样板,分化瓦解回民起义军,平息起义,为自己估名钓誉。
陶茂林以抚局报呈多隆阿,多也同意办理,并提出办抚纲领三条:“一令回民造册点验;二令缴出军械马匹;三挑其精壮,赴大营充伍”。十一月十九日,至教场点验,有骑马回民1300人,呈缴军械300余件。之后官绅与回民首领、阿訇对“裹胁”人口、回民安插地及以前产业等问题谈判,谈判延至两月多,皆无成议。议抚实际上是在当时形势下的一种缓兵之计,它拖住了陶茂林等清军的进剿,赢得了充分的时间,十数万回民起义军,“载辎重眷属,运行不绝”,在议抚的二个多月内从容不迫地由北山经千阳、陇县分股进入甘肃清水、灵台、华亭等地。
在议抚过程中,一部分回民起义军虽然在形式上受过点验,也缴出了一些“破烂军械”,但“点毕,复驰马而去”。回民照旧可以自由“驰马带刀,出入城内”。回民起义军事实上没有接受陶茂林的改编,在糜杆桥一带依然保有自己的营垒。由此可见,“乞抚”的性质只是一种策略,不是投降变节。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初一日,李蓝起义军由陇县车车镇折向宝鸡,陶茂林调凤翔城外回民马队600人前往围剿,回民不尊号令,由北山进入甘肃境内。至此,回民起义军全部撤离陕西。
同年正月,陈得才接到天王洪秀全解救天京的诏令,立即分三路东下。太平军撤离陕南后,知府杨光澍从山洞里爬出来,钻进汉中府城,首报克复,仍留本任。刘蓉率1.2万川军由宁陕进入汉中府城,并占领城固,清朝封建统治在陕南又死灰复燃了。
渭城失陷后,回民起义军向西北撤退。多隆阿除分军追剿外,又集中主力围攻周至李蓝起义军。他先后于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二月一日、二十三日,对周至县城发动三次进攻,李蓝起义军严密防守,英勇抵抗,清军伤亡惨重,西安将军多隆阿被义军击中头眼,不日毙命。二月二十四日,穆图善发动第四次进攻,清军三面环攻,义军拼死抵抗,孤军奋战,无法取胜,周至县城陷落。蓝大顺受伤出走,三月五日,至安康紫溪河,遭在籍主事管芳地主团练伏击,不幸牺牲。清军先后剿灭了各支起义力量,从同治三年春起,陕西反清起义斗争暂时出现低潮。
六、回、捻起义军联合抗清
陕西回民起义军进入甘肃境内后,推动了甘肃回民反清斗争的高涨。陕甘回民起义军联合战斗在甘肃东部地区。同治五年冬,陕西回民起义军大队集结在董志原,建立了十八大营。西捻军入陕后,陕西回民起义军在新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的返陕斗争。回、捻两支义军在抗清斗争中或联合作战,或相互支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促成了陕西抗清斗争形势的再次高涨。
(一)甘肃东部地区陕西回民起义军的反围剿斗争
陕西回民起义军在渭城、风翔战役中失利后,同治二年(1863年)冬,分两路撤入甘肃境内:北路经乾州、邠州、长武,进入泾州、平凉、隆德、固原等地;南路经千阳、陇县,分扎在秦州属清水县之张家川、恭(弓)门镇,秦安县之莲花城、龙山镇,巩昌府属西和县之盐关等地。陕西回民起义军进入甘肃境内后,各地回民纷起响应,反清斗争高涨,“甘肃之平凉、静宁、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巩昌(今陇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宁夏(今银川市)、平罗、灵州(今灵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绵延地方数千里”。陕甘回民共同抗击了清军的围剿。
同治三年四月,清廷以都兴阿为钦差大臣,固原提督雷正绾帮办军务,“仍遵前旨,会同甘肃提督陶茂林,河州镇总兵曹克忠,各率所部援甘”。雷正绾部已于上年十月下旬攻克邠州白吉原后,进入甘肃灵台,曹克忠和陶茂林两部也于三年春先后入甘,三军会合,筹攻平凉府城。
平凉回民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下,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八日起义反清,焚毁太平、岨峪二桥。二年二月,回民首领穆三(穆生华)率回民起义军攻打平凉府城,八月十三日,占领平凉府城,杀死知府田寿增、总兵吕元等。布告安民,采用成正国号,修葺城池,准备固守,并与固原、盐茶、瓦亭、宁灵、莲花城等地回民相呼应。陕西回民起义军进入平凉地区后,起义军迅速发展壮大,平凉成为陇东地区的起义中心。平凉是甘肃省城兰州通往陕西东西大道上的重镇,又是陇南直抵盐固宁灵的南北咽喉,起义军占领平凉严重地威胁了清朝在甘肃的统治。同治三年春,固原提督雷正绾、甘肃提督陶茂林、河州总兵曹克忠先后攻破千陇、麟游、灵台、崇信一带回民村堡后,三月中旬,清军进抵四十里铺,平凉府城危急。固原数万回民起义军驰援,在泾河两岸层层设卡,誓死抵抗。十六日,在南北原激烈战斗,义军首领木仲沅牺牲。二十六日,平凉城内回民二万多人分七队进攻清营,回民首领纳三战死。四月五日,雷、陶两军至平凉东关,分扎城外。回民据城固守,并不时出城袭击清军。清军向城内潜挖地道,并以枪炮日夜轰击。围困日久,城内粮食火药缺乏,五月十九日,清军架云梯登城攻入城内,回民起义军英勇拼搏,血战两日,在清军喷筒火弹及其它火器的攻击下,义军伤亡甚多,二十日,回民起义军退出,平凉城陷落。
当清军围攻平凉城时,陕西回民起义军分股至隆德、静宁州一带活动。四月,陕回1000多人出隆德县属之神林铺。又有四五千人由萧河出,至近城之司家坡、范家庄、张家沟等,大败清军守备萧永祥部,直逼静宁州,牵制清军,以减轻对平凉的压力。平凉失陷后,陕西回民起义军各部分扎在固原、盐茶厅及靖边北山一带袭击清军。河州东乡回民攻打盐固,陕回首领黑牙古内应。穆三率众六七千人经瓦亭峡北至金积堡,驻扎纳家闸、王家庄及宁夏府城等地。同州、西安两府陕西回民起义军也进驻宁夏府城。
固原是陇东地区又一回民起义中心。同治二年正月,平凉回民起义军围攻固原,城中回兵内应,占领固原。三年四月,清军围攻平凉时,北路李俊堡回民首领张保漋慑于兵威,投降清军,率4000余人诈称赴援平凉,经过固原赚开城门,占据固原。八月四日,孙义保(孙玉宝)率陕西回民起义军4000多人围攻固原,城里陕回首领赫明堂内应,大开城门,起义军一拥而入,又占领固原。城内原有回民近万人,孙义保部除陕西回民外,又吸收了大批川、贵、楚、皖、豫清军溃勇约计数万人,一齐并入城内。孙义保“称大汉正西王,伪封节度、总制、元帅等官,蓄发易服”,准备严守久据。孙义保占领固原后,以此为根据地,分扎泾平交界之新城镇,切断平凉粮道,并出瓦亭,乘虚袭击平凉清军大营,以夺取平凉。又有马队万余进扎泾州城外北原,攻扑泾州。十月六、七日,起义军与清军大战党原。九月三日,起义军又攻靖远县城,靖远乃省城兰州门户及粮道。清军遭伏击,死伤200多人,义军攻破东关,围攻县城。九月十六日,义军3000多人进攻渭源县城,杀死知县张大榕,战领县城。
同治元年八月,穆生华在莲花城和张家川起义,组成“南八营”,二年初在龙山镇常家堡大败清军。二年底,陕西回民起义军进入秦州地区后,起义形势高涨。三年五月九日,张家川回民在杨春等的领导下,联合龙山镇、马家堡等地陕甘回民起义军,由阎家店、萧坪等地出发攻打清军营垒,后又进攻马鹿镇,起义烽火蔓延秦州各地。清军攻占平凉后,即赴秦州,六月二十八日抵达张家川。张家川虽为一镇店,但山涧层叠,地同天险,堡寨高耸,深沟坚垒,周围约六七里,回民精锐部队屯集于内,防守极严。从六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八日,义军屡次出击,与清军血战十日之久。八月一日,清军直薄城下,回民起义军马队1000多,步队1万余人,英勇抵抗,城内枪弹炮石如雨,打伤清将范铭、陈义等。初二日,义军马步愈聚愈多,清军攀拽木城均被枪炮击退。初三日,各路清军会齐,烧毁木城,回民拼死保卫土城,因城内火药库爆炸,义军遂由西门退至龙山镇,张家川失陷。初四月,清军进攻龙山镇,回民起义军“避实就虚”,分三路进入镇原县境内,经平凉,逼近庆阳,乘平凉、庆阳防务空虚,北上联络盐固及金积堡回民共抗清军。
八月十七日,清军进犯莲花城,其地是甘肃东部重要回民聚落,西与河州联系紧密,“呼吸千里,四方响应”。莲花城地控险阻,鸟道分歧,回民起义军利用山沟交错纵横复杂地形,分路截击清军,歼敌1000余人,主帅雷正绾也被矛刺伤。九月二十五日,雷、曹、陶三路清军合围莲花城。十月二日,回民起义军主力分三路进攻曹军营垒,激战四日,未能取胜,初五日,莲花城失陷。回民起义军又联络狄道回民进攻秦州、会宁、通渭、安定等城,并向盐关集结,准备反击清军。
宁灵是北路回民起义中心。同治元年八月,盐茶厅(今海原)清军把总马兆元在预望城首先起义,率数万人攻打黑城子,九月攻打灵州。马化龙以金积堡为根据地,攻打平罗、石咀山、盐茶厅等地。二年十一月,马化龙、赫文典攻克宁夏府城,杀死宁夏道侯云登、知府吕际韶等。三年二月,赫文典、马万选又围攻宁夏府满城及平罗等地。清廷先后派都兴阿、穆图善率万余人围剿,清军处处受到阻击,履步艰难,难以取胜。清军围攻平凉时,宁灵回民起义军出兵庆阳,以分清军兵力。平凉失陷后,陕甘回民起义军北入金积堡,共谋抗清,宁灵回民起义的高涨有力地支援了陇东和陇南的抗清斗争。
同治二年八月,马占鳌攻克狄道城,十二月河州回民起义军联合循化撒拉回约数万人围攻河州城。三年十月二日,千总魏勇、崔永祥杀伤兵勇,大开城门,起义军入城。马占鳌占领河州城后,先后攻打金县、安定、巩昌、平番、皋兰等地,十二月占领金县,逼近省城兰州。河狄起义军多次支援了秦州和陇东回民的反清斗争。
同治四年,陕甘回民起义军反围剿斗争主要在北路宁灵盐固及西路安定一带进行。孙义保占领固原后,陕甘回民起义军控制了盐固地区,切断了清军宁灵通道,直接威胁到宁灵清军,所以攻取盐固就成为清军北路围剿的重要目标。清军攻破莲花城后,雷正绾和曹克忠两部北上进剿盐固。正月十六日,雷、曹军攻破固原城西的回民重要堡垒萧河城和彰(张)义堡。二十三日,攻陷城外15座回民营垒,合围固原州城,孙义保率五六千人出城抵抗。二月一日,清军向各城门发动进攻,城内张保漋旧部内应,清军进入城内,孙义保率部拚死巷战,最后撤队出城,固原再次失陷。三月十六日,孙义保战死在花马池之红柳沟。清军占领固原州城后,城内回民“男丁自十三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均令出城充勇,作为前队,责其杀贼自赎”,推行恶毒的“以回制回”政策。清军又对固原附近的回民村堡疯狂扫荡,固原陕甘回民起义军向北撤至黑城子、盐茶厅及灵州一带,分别屯扎在黑城子以北的李旺堡、同心城、盐茶厅、平远所、下马关等地,其附近村落多为义军营地。三、四月,清军先后攻破盐茶厅、李旺堡、预望城、同心城等处,向宁灵推进。陕西回民起义军步队众多马队以万计,继续北上至宁灵一带,屯扎在黄河两岸及郡城以南,互为声援,牵制清军。另队二万多人东至灵环盐茶交界,后屯扎在定边、灵州之大水坑、红柳沟、铁角城、羊圈山、狼儿沟及保安县(今志丹县)、吴旗镇等地,蔓延数百里,分为十支,每支马步数千人,忽东忽西,出没靡常,牵制清军,为宁灵犄角。定边为清军通往宁灵粮道,起义军阻截粮道,支援了宁灵反围剿战争。
清军虽然攻占了固原和盐茶厅等地,但从战争全局看,回民起义仍在继续高涨,清军并没扭转入甘以来的被动局面。起义军方面:第一,陕甘回民起义军虽暂时撤出一些地方,但义军的有生力量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义军飘忽不定,利用有利时机袭击清军。第二,双方在争夺宁夏府城、靖远、平番等重要战略要地中,起义军仍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正月,清军虽已渡河逼近宁夏府城,但府城墙高且厚,城外层层木栅,防守极严。城北回民起义军在旧满城立营10座,与府城相为犄角;城南义军营垒直接纳家闸,绵亘30余里,东西互相联络。回民骑队又不时袭击粮道,断绝粮饷供给,清军力单饷匮,无力取胜。回民起义军占领固原后,靖远县城戒严,十一月义军六七千人围攻县城。清军高庆余部在乔家滩被万余名回民起义军围攻,死伤甚多,总兵高庆余,游击王继祥等被击毙。靖远为省城兰州门户,靖远危急威胁到兰州安全。平番为兰州城西重镇,从上年十二月起被回民起义军围困,正月初五日,城围虽解,但起义军仍屯扎在距城10里堡寨及武胜堡,不时攻打县城。第三,陕甘回民起义军分路由邠长和千陇进入陕西,深入敌后,打击清军。正月初,固原、平凉等回民起义军至灵台县,复分队至陇州之银胡,千阳县属之上店镇。又有一支回民起义军联合溃勇正月初六日由华亭经千陇宝岐扶眉等至礼泉县。正月十三日,数千回民起义军(其中风翔回民约二三百人)由镇原经泾州荔家堡至安化县之萧镇、驿马关等处,进逼邠长。又有宁州回民起义军由萧镇至邠州之白吉原。三月,镇原、安化回民起义军马步数千至泾州荔家堡、邠州白吉原、长武亭口、麟游,又由白吉原至三水永乐堡。清军方面:困难重重,军纪败坏,哗变溃逃经常发生。同治四年在甘肃的清军有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都兴阿、穆图善等部,共100营约四万多人。清军粮饷供给困难,陶茂林部同治二年十二月发放饷银后,仅三年七月和四年三月发放过两次,经营长克扣后,每人实际领到的仅一两三四钱不等。口粮面斤也只发过十多次,不敷糊口。供应不继,清军各部便自行采办,或向民间派捐,由就近州县转运。但地方屡经战乱,生产严重破坏,加上地方官吏万端科敛,敲骨吸髓,已是赤地千里。正如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折所说:“平凉残破固不待言,即泾州、隆德、静宁、会宁、安定等处附郭村庄,亦尽成焦土……官弁兵勇又从而朘削之,生灵涂炭,无复生机”。兵勇枵腹作战,士气低落,经常逃溃和哗变,军队瓦解。清军军纪极端败坏,淫掳焚杀,无恶不作。刘正高、沈大兴等部七营分扎安定、会宁,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广大回汉人民恨入骨髓,清军所到之处不仅得不到群众支持,相反他们始终处在广大人民的仇恨之中。
从四月起,清军先后在北路和西路发生了大规模哗变。在甘肃的主力部队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张华等部发生哗变,几于全军瓦解,战争形势更加有利回民起义军,反围剿斗争出现新高涨。
清军攻克莲花城后,陶茂林部驻扎在金县、安定、靖远等地,以顾省城兰州防务。同治四年四月初,因粮饷奇缺,“军心解体,怨恨滋深”,约六七千人在安定同时哗变。一股入陕西,经陇县、千阳、宝鸡、眉县、周至、户县,到达长安县之梁家桥、义甘寨等处。另股由通渭经徽县、略阳,改道凤县直趋栈道。陶军原编制24营,哗变后仅剩5营守城,安定会宁戒严,省城震动。陶军哗变后,陇南回民起义再次高涨,陕西、河州、莲花城回民起义军并联合一部分溃勇约数万人,四月七日乘机攻打安定县城,占领安定东西南三路各隘口,层层阻截,绕城环扑,团团围困县城。五月十五、十六等日,起义军在青岚山阻击清援军,大败清军。十八日,清军各部会齐前后包抄,义军主动撤退,县城围困始解。闰五月初六日,陕西、洮州、河狄、盐关回民起义军2000多人,进入岷州城内,捣毁州衙,杀死知州,兵勇死者200余人,后撤到洮州,抵抗清军。七月,安定回民起义军屯扎在会宁城南之盘路湾,进至近城之鸡儿咀一带活动。八月十九日,陕西、河狄回民起义军联合围攻宁远县城(今武山县)。
五月,清提督雷正绾率部30营总兵曹克忠率部25营合攻金积堡。闰五月十六日,曹军至金积堡南之强家沙窝,两军会齐后于二十六日进攻金积堡。屯扎堡外左右的陕西回民起义军和堡内回民共同抗击,清军连日进攻均遭失败,六月七日,清军再发动进攻,曹军攻其西路,雷军攻其东路。陕西回民起义先以马队万余埋伏城外,再从10里之外绕越包抄,步队悉数出堡抗拒,清军腹背受击,鏖战四时之久,清军惨败,兵勇伤亡二千数百名,军火器械全部丧失。雷军突围后先至惠安堡,再至韦州,后又至预望城,部勇溃散10余营。曹军突围至白马寺,又退至中卫属之四百户,也溃散数营。
八月十二日,雷正绾在预望城粮饷奇绌,兵勇饥疲,全军哗变。变兵首领记名提督胡大贵、副将雷恒、李启高,举起“粮尽饷绝,官逼兵变”的旗帜,遂即撤队至固原,杀死知州蒋牧及武弁200多人。旋又由固原东下平凉,二十二日至泾州、隆德等县。“叛捋胡大贵、李高启等勾结回酋赫明堂、穆三、杨大娃子各带马贼由镇原、宁州、崇信窜陕灵州”。变兵进攻泾州时,“赫明堂、穆三、杨大娃子率大队回众由固原前来,胡大贵俱与合并”,平凉、固原一带,雷勇与回民联成一气。清军金积堡失败和雷正绾军哗变以后,北路清军几乎全军覆没。宁夏战场已呈困局,正如都兴阿奏折中所说:“盐固窜匪麇集宁郡城南一带,互为党援……东路沿河一带,湖塘甚多,人马均难施展,而西路沿山沙碛,又须绕路进兵,且入秋以来粮米缺乏,军食不继,直至八月十六日,始运到黄米200石,白面数千斤,散放各营,计敷数日之口食”。雷军溃散后,东路平庆泾一带,防务空虚,引起清廷恐慌不安。
八月,又有张华所部黔勇在秦州哗变,溃勇欲返回黔省,已至凤县之吴寨,陇南形势紧张。
清军哗变溃散,兵员锐减,杨岳斌不得不向清廷乞援,他说:“臣抵甘后,粮饷两绌,原欲以现有兵力,以图进取,自陶茂林军溃于前而兵不足,雷正绾勇变于后而兵愈不足,是以不得,而已有增兵之请”,奏折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清军进退维谷,急切待援的窘迫情形。
清军溃败和哗变,使战争形势大大有利于回民起义军,各地起义出现高潮。东路赫明堂、穆三、杨大娃子等各率大队逾万与雷恒变兵联合,攻打泾州、隆德。陕甘回民起义军围攻庆阳,大队屯扎镇原县属之新城镇,直连泾州北原,欲分南北两路返回陕境。其它各地陕回也乘机而起,四出活动。八月二十六日,回民起义军马队千余出固原之西。二十七日,萧河城有马队七八百活动。三十日,李俊堡陕回大队麇至,九月一日,直扑萧河城。陇南,八月二十一日,陕西回民起义军联合河狄回民围攻巩昌郡城。八月四日,回民起义军马队数千由安定至张家川、莲花城,准备东返陕西。同治四年底,甘肃遍地烽火,已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清洪流,如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折中所说:“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丹霞
会员五、英勇顽强的反围剿斗争
成明、胜保率清军入陕围剿回民起义后,反军事围剿就成为起义军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回民起义军粉碎了成明和胜保的军事围剿,把起义推向更高潮。回民起义军同凶恶的敌人——多隆阿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最后反围剿斗争失利,被迫撤入甘肃境内,陕西回民起义暂时出现低潮。
(一)反对清政府军事围剿斗争的胜利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起义军发展到30万左右,驰骤战斗在东自潼关西至宝鸡的关中平原上。李蓝起义军各部先后进入陕南,活动在汉中、安康、商洛等地。陕北延安府回民也在积极准备起义,整个陕西已处在反清斗争的怒潮之中。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下,穆生花在甘肃张家川、莲花城起义,马兆元在预望城起义,陕甘回民起义连成一片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起义形势的发展,严重地威胁了清朝在陕甘的统治。
清廷为了挽救西北危局,先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和提督雷正绾入陕,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雷正绾副之。多隆阿由安徽庐州向西进发,至湖北随州、枣阳一带,遭太平军阻击,一时无法北上赴陕。清廷派直隶提督成明率京兵2000人,由山西渡河进剿,又令胜保等拨马步三四千人,派得力员弁管带赶紧入关,归成明节制。成明率军驻山西蒲州严家庄,虽严旨咨催,也不敢贸然过河。七月十九日,清廷第二次派大兵入陕围剿回民起义,改命胜为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由洛阳驰往关中。成明闻雷正绾一军已抵商州,胜保刻日驰抵潼关,八月一日,统兵过河进剿同州,在洛河南杨家河遭回民起义军袭击,全军溃败,退入朝邑城内,屡次乞求援兵解围。
胜保以记名总兵成禄、太原镇总兵马升、王致祥等为先锋,自率大队共约8000多人,八月十日,由潼关向西沿驿道进剿。渭南至西安,沿途各地皆由回民起义军控制,梁(良)天坡、临(零)口、灞桥、舆桥等地,回民起义军营垒林立,声息相通。清军所过地方,荒烟蔓草,觅食无门,求水亦不可得。十三日早晨七时左右,胜保自渭南出发,时有渭北仓头回民起义军马队二三千人,沿河飞驰而来,直抄清军后路军械缁重。胜军“大半系饥民被捻匪裹胁而投诚者”,战斗力低,与回民起义军交战即溃败,死伤数百人。十四日,胜军先锋军到达临潼境内,遭到渭北仓头、十三村和灞桥一带回民起义军二万多人迎头拦截,马队又包抄清军后队。层层兜裹,直至县城。胜保率大队相援,也被围攻。清军大败,兵勇死伤一千多人,军械、帐栅、衣物等全被回民起义军缴获,清军退入临潼县城内。后又在斜口遭零口至临潼、灞桥一带回民起义堵截,义军分股奋力冲杀,清军又一次严重受挫。清军经过三次截击,元气大伤,无法再沿驿道继续西进,等夜深人静偷偷地绕南原山坡小路,第二天进了西安省城。
胜保,满州镶白旗人,字克斋,道光时举人。先后任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钦差大臣围攻天京和围剿太平天国北伐军。后又在三河、六安一带围剿捻军,主张实行剿抚兼施政策,招抚苗沛霖、李昭寿、宋景诗。咸丰十一年参与祺祥政变,得到西太后的信任。同治元年在河南镇压捻军,旋奉调西进陕西围剿回民起义。八月十六日,胜保率军进入西安,驻节南院门公署。兵勇强住南院门一带的铺户、烟户、公馆和民宅等。胜保进驻省城以后,向清廷以败奏胜,谎报他在临潼一带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并“攻破灞桥、杜曲及景阳、长条、六堡寨(六村堡)回巢,省城解严”。骗取了清帝的嘉奖,清帝”命胜保督办陕甘军务,提督雷正绾帮办,所有甘肃毗连陕西一带地方应行防剿事宜,并著胜保妥为办理”。
胜保入关,与回民起义军几次交锋,清军严重受挫,他已是伤弓之鸟,肝胆惊破。进驻省城后,登城遥望郊外,见回营棋布星罗,沉默不语,更加沮丧。他目睹强大的回民起义军,自知力单不敌,紧闭城门,不敢主动出队。在城内官绅舆论压力下,“不得已率师出队,亦不过朝去暮返,今日去,明日归,借以掩饰众人耳目,其中间获小胜,所歼灭者亦仅数十人、或数百人。若遇大队掩至。先行望风退避。逆回知其无能也,屡次攻杀,我兵伤折不计其数,胜帅回辕,匿不敢出”。
胜保怯战的事实也见之于《秦难见闻记》一书,其中记载:闰八月十九日以前,胜保入城已一月多,共出队五次:“(八月)二十二日,宫保令出队到井而上,兵勇将汉民东西抢掠一空”。“二十三日,出队到草店子,烧其村所,抢其所有”。“二十四日,胜兵出队,亦未见仗”。“二十五日,交仗兵勇带伤及被杀者颇多”。“二十六日,胜兵及马营(马德昭部)、阎镇(阎丕敏部)兵勇民团共数万人,在河滩与回众打仗,共杀民团兵勇近万人,午后带伤者纷纷入城,兵将均狼狈奔回”。
二十七日,省城外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对面也看不见人。回民起义军乔装成清军,有戴翎顶乘马者,随从步兵数百人,直奔东关,声称在接官厅敬息饮茶,守城清军见是官兵,人皆不疑,回民起义军突然发起攻击,清军措手不及,死伤几千人。官兵逃至城下,回民烧毁山西会馆、八仙庵等团练巢穴。胜保、托明阿、瑛棨等在城上,见东北一带步队数万,横阵以待,其势甚壮,吓得个个面如土色,清军兵将,从壁上呆观,不敢出动。胜保令步队不准出战,不准城上开炮,惟恐引起回民攻城。回民起义军见城上有胜保旗帜,齐呼胜保之名,激他出战,胜保听了,一语不发,匆匆回辕。自此以后,胜保再也不敢出城,省城依旧处在围困之中。
胜保进省城后,买娶民女数人为妾,每日珍馐在前,粉黛其后,吃酒作乐。又搜取民间闺女少妇有姿色者,任其奸淫。胜保令回汉富户助饷,有房半院,有地数十亩,稍有资产者,即指为富户,带至公堂,勒令捐输,鞭打窘辱备至,甚至绑押要杀,待倾其家产捐输始肯放人。屡屡捐输,居民骨髓竭尽,苦不堪言。胜军成群结伙在城内外肆行烧杀抢掠,居民的金银衣物粮食柴草均被洗劫一空。庙宇楼阁铺户民房多被拆毁,或运至营盘,或运至城中,卖给官署商民作为炊柴。百姓被赶出家园,露宿街头和荒野,冻饿之苦不可言状。“城内粮价食物,昂至数倍,及数十倍。难民穷民,饿死疫死,日以千计,止用破席卷而弃之城外,其无席赤身抛弃万人坑者,更难以计数”。胜保在省城内的种种罪行,引起士绅的愤恨,他们联名向都察院呈诉。
胜保在官绅的弹劾和清廷的严厉斥责下,出兵咸阳,幻想取得咸阳围剿的胜利,以挽回在西安的失败。咸阳南达西安,东通泾阳、三原,西通周户凤翔,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回民起义军以咸阳为根据地,很容易向周围州县调兵遣将,支援围城斗争。胜保入关后也看到占据咸阳的战略重要性,派雷正绾率领本部4000人及成禄部驻扎咸阳。闰八月十四日,胜保去咸阳,与雷正绾共同策划围攻马家堡、苏家沟回民起义军,并进而解救泾阳、凤翔之围。
闰八月二十日,胜保、雷正绾率清军进剿咸阳回民起义军营垒,高陵、泾阳、沙河等处二万多回民起义军集结在咸阳城北,列队抵抗,鏖战四时之久,回营岿然不动。胜保令马队冲击,并火弹、喷筒齐发,回民起义军为减少伤亡,始行撤退。十九、二十等日,回民起义军约五六千人,直扑咸阳城外清军大营,烧毁四关,清军大败。时李蓝起义军郭刀刀部,由湖北竹谿进入宁陕厅境,胜保虑其翻越秦岭围攻西安,又匆匆回省城,调兵防守子午谷。
九月上旬,东路回民起义军乘清军南剿之机,马步约三四万人,屯聚马家堡,四出袭击雷正绾军,雷军屡败。九月十一日,胜保调王佐臣部及黑龙江诚顺马队,又添派总兵马什、副将谭玉龙及靖安营马步各队,亲自督战,至咸阳围剿。回民起义军主力屯扎毕郢原(即汉时细柳营故址),东西绵亘20余里。回民起义军与清军在毕郢原上激战六时多,清军无法取胜。十五日,清军再次进犯毕郢原,泾阳、苏家沟回民起义军分路增援。清军又拟进扑苏家沟,渭南仓头回民马步约一万余,自白起营以北而至,四面围攻,将清军围困,胜军先锋宋景诗望风逃窜,其余诸部皆溃败,兵马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胜保在城上观战,神气非常沮丧,立将总兵衔成姓斩杀以自解。次日借口筹饷,又回到西安。
胜保在咸阳围剿回民起义军之际,东府战事又紧张起来。九月十四日,潼关副将哈连升在华阴敷水镇遭回民起义军伏击,军火辎重尽失。九月中旬,大荔、渭南回民起义军围攻朝邑县城,清廷令胜保移军救援。胜保以泾阳围困危急,调成禄率马步各军驰援,咸阳战事屡败,令雷正绾一军仍驻守咸阳,以扼西路。二十九日,胜保率本部与西安将军穆腾阿移军华阴、潼关一带,相机围剿。十月初二日,胜保抵潼关。胜保以朝邑与敷水之战清军伤亡惨重,奏请调苗练(苗沛霖)入关助剿,并请陕甘总督熙龄暂留潼关协助,在潼关设大营。同州告急,清廷令其移军同州,二十三日,胜保和穆腾阿抵达同州。二十五日,宋景诗等于新桥口渡河进剿,先有回民起义军六七千人阻击,后大队分三路凫水攻扑,清军溃败。二十六日,回民起义军大队分两路而来,马步约二万余,与清军激战三时之久,总兵王永庆被击伤,兵勇死者甚多。清军在洛河两岸挫败之后,胜保遂闭城不出,惟日上城观望而已,任回民起义军城下百般辱骂,也不敢出战。时同州府学教授李学濂题诗讽之曰:“将军天上人,拥众坐云里”。自此以后,王阁村、羌白镇、仓头镇等处回民起义军或数千、或数万,不时渡过洛河袭击清军。
十一月十一、十二日,回民起义军连日围攻清营。十一日黎明,回民起义军大股齐至,由西北、西南径攻清军李启高、张宝禧营垒,分队直扑陈振清、范得胜两营,自卯至午激战四时,清军溃败。十二日,又有回民起义军马步万余,由北村过河,绕至同州城北,阻截合阳、澄城两县救援粮食,分队攻击清军后路,直逼东关,击毙三品衔佐领催(崔)新色、游击马德麟,兵勇死伤甚多。
胜保经过西安、咸阳惨败,移军潼关时向清廷奏言中已宣告了自己的失败,他说回民众多,且战术多变,“西剿则东驰,东攻则西窜,以趋避为长技,势难专制”。胜保的失败引起了清廷和一些封疆大吏的不满,湖北巡抚严树森奏疏弹劾说:胜军“兵勇多虚滥之数,其弁将多叛降之徒”,“非但不能剿贼,转激成内变”,“临潼之战并未获胜,又铺张其词,以欺皇上”。胜保同州再败之后,清廷恼羞成怒,将他锁拿进京,赐令自尽。
胜保围剿失败后,回民起义军的反围剿斗争出现新高涨。胜保入省城后,西安郊区回民起义不断高涨,《咸京被难述略》记载:“胜帅未来,马提军守防,逆回距城尚在二三十里外,不敢近城”。胜保入城后,回民起义军直逼城关,屡次攻击马德昭大营(马德昭扎营北关)。胜保驻节潼关时,令守城将领不准在城外10里以远出队,实际清军所能控制的范围,仅仅是一座孤城。胜保东去同朝之后,十月初,西乡回民皆回原村庄住,东乡广代门(光大门)一带回村亦然。回民起义军驻扎在八府庄,经常逼近马营,马德昭也不敢出击。九月二十日,陕安镇成禄奉调援泾阳解围,因兵单不敢前进,驻扎三原。十一月二十五日,清兵和团勇由三原向泾阳送粮,在申家道中回民起义军埋伏,清兵死200余人,团勇死700余人。后张鹏起、牟太平带川勇200人,奉札援泾,驻扎西城。川勇与回民起义军暗中通好,十二月四日夜,守城川勇内应,回民起义军由城东北角麻布巷口暗立云梯上城,攻破泾阳县城。击毙县令莫元赓、教谕雷遇复、典史葛庆凯、城守营把总吴云刚,烧毁县衙,守城清军和团练死者甚众。
胜保在陕时,回民起义军围攻凤翔府城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着,知府张兆栋屡次派人乞援,省城亦岌岌可危,胜保根本无力救援。十月,甘肃回民起义军由神峪河至赤延堡,支援凤翔围城斗争。陇州知州邵辅会合崇信、华亭两县乡勇在赤延镇堵截,乡勇大败,邵辅被击毙。
十月十二日,起义烽火已燃烧到陕北地区,延安府马照沅率回民千余人起义,积极活动,力求与关中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络。
(二)太平军和李蓝起义军占领汉中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太平军东出潼关,进入河南,回援英王。太平军经阌乡、灵宝、陕州、渑池,在新安铁门镇大败清军副将杨飞熊部,又自渑池、新安东南趋宜阳、嵩县、伊阳、汝州、郏县、叶县、舞阳,与自安徽颍上西来的泳天义马融和、羡天义倪隆怀、偏天义范立川、俱天安邱远才等会师,始知英王在延津死难的噩耗。于是陈得才改变赴皖计划,停止东进。六月初,太平军南下,经裕城(今方城)、南阳,围攻泌阳、桐柏,后主力西进,经内乡、淅川厅,八月十八日,占领荆紫关。遭多隆阿堵截后,又南下至湖北枣阳、随州。分两路趋京山、德安,回援天京。西路扶王陈得才部南下京山,占领应城、陆安;东路马融和等自广水驿南破孝感、黄陂,进抵黄安。太平军在孝感、黄陂受清军阻击,又回师北上,进入河南。
远征西北的太平军回援天京受阻后,忠王李秀成遂调陈得才到苏州,令其招足人马,限24个月后回来解救京城,于是陈得才决定再次西征陕西。十月陈得才等率太平军经桐柏、唐县、新野、邓州,绕淅川厅、李家桥,再折西,围攻湖北郧阳府城,打败郧阳镇总兵讷钦。太平军分两路: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西趋入陕;启王梁成富与范立川、邱远才等东走湖北均州。十一月二十日,陈得才等进入陕西平利县,直指兴安、汉中。十二月二十日,占领兴安府,击毙知府林映堂、知县吴靖等。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梁成富、范立川,邱远才由陕鄂交界西进入陕。太平军“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先后经紫阳、汉阴等县,直逼汉中。二月七日,太平军围困汉中府城及城固县城。
太平军顺利地进入汉中地区,是与人民群众支持分不开的。汉中府位于汉水上游,为陕南第一重镇,是川陕交通孔道,土壤肥沃,素称鱼米之乡。汉中又是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清朝政府以借捐助饷为名,令百姓“按亩捐输,继而又按房抽捐,视房之美恶为多寡,上者每间二十缗,以次递减”,另外每户每日还要缴纳1斗米。农民剜肉倾家也不能完纳,卖妻鬻子也无法再活下去,所以太平军进入陕南得到群众欢迎和支持。太平军也得到李蓝起义的支持,李蓝起义军以洋县为根据地,活动在汉中盆地,牵制了藩司毛震寿清军,使太平军能够顺利进入陕南。太平军进至汉中后,蓝大顺即派人与太平军联系,两军在石泉缔结抗清盟约,议定以洋县谢村为界,以西归属太平军,以东归属李蓝起义军。两支义军成犄角之势,互相配合。
二月初七,太平军和李蓝起义军联合围攻汉中府城。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攻汉中府之西,启王梁成富攻其南,蓝大顺、蓝二顺攻其东,捻军攻其北。汉中府城被义军“围裹数层,水泄不通”,藩司毛震寿退守城固,知府杨光澍躲进青石关大佛洞内,汉中镇总兵陈天柱、南郑县令周藩寿困守孤城,朝夕不保。太平军又分兵向汉中府属各县发动进攻,先后占领褒城、沔县、宁羌州,进抵留坝厅江口及凤县铁卢川、张石口、瓦房坝和宝鸡所属嘴头等地,占领和控制了汉中府属大部分地区。
八月,义军围困汉中府城已半年之久。城内粮食和生活用品越来越少,周藩寿和副将卢又熊借御“贼”为名,强迫百姓捐输助饷,勒索银粮,清兵借索饷到处抢劫。城内财尽粮绝,草根树皮鞋底皮带都吃光了,甚至出现了“割食人肉”的惨象。百姓骂周藩寿为“周判官”,朝夕盼望义军早日破城,救他们出火坑。
清廷派记名提督萧庆高、甘肃肃州镇总兵何必胜、候补知府易佩绅率领2万多人,由青石关进援汉中府城。八月十九日,清军进攻油坊街,被太平军全歼。八月二十日,太平军由城西北攻入,击毙总兵陈天柱、县令周藩寿等,占领汉中府城。二十四日,又占领城固。
太平军占领褒城、留坝厅等地后,在各地张贴告示,催调乡约,安抚百姓,并设买卖街市、买卖台,公买粮米油盐等物。
汉中、城固失守,毛震寿、萧庆高、何必胜等被革职,署陕西巡抚、按察使张集馨降二级留任,命令刘蓉火速入陕围剿。刘蓉已是惊弓之鸟,驻扎在川陕边界河西口大坝,不敢贸然前进一步。太平军声势更加壮大,已发展到20多万人。太平军和李蓝起义军在陕南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关中地区回民起义,推动了陕西革命斗争高涨。
(三)抗击多隆阿军事围剿
多隆阿,满洲正白旗人,字礼堂。参加镇压太平天国战争,咸丰十一年擢升为荆州将军。同治元年攻陷庐州后,奉命入陕围剿回民起义。多隆阿心狠手辣,肆意屠杀回民,杀人盈城,老弱妇幼亦不能免,是回民最凶恶的敌人。胜保围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决定第三次派兵围剿回民,十一月十七日,清廷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命令他火速入陕。二十七日,多隆阿率马步数千由商南驰抵同州,扎营府城外八里铺。多隆阿凭借精良武器,又吸取了胜保失败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更番层递移进”的滚营法战术,由东向西,对回民起义军进行围剿。
十一月二十八日,多隆阿攻陷了回民起义军韩村八营,义军遂退守洛河之南。十二月二日,多隆阿向洛河南岸发动进攻,令穆图善9营往洛河北岸修筑营垒,以阻截回民起义军渡河北进,又令陶茂林率三营由下游渡过洛河进剿,多隆阿自率三营乘回民起义军主力抵抗陶茂林之际,渡过洛河,直扑回民起义军营垒,义军力单不支,向西撤退。
回民起义军虽在同州府城外和洛河南岸失利,但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分析,回民起义军仍然具备取胜的条件。多军的武器装备,旧式冷热兵器大刀长矛枪炮俱全,并部分配备有西洋枪炮,武器精良,较之回民起义军而占优势;又兵勇经过专门军事训练,有作战经验。但多军在楚豫与太平军•捻军经过几个月作战,已疲务不堪,粮食物资供应困难,又士兵不服北方气候水土,十之三四皆患疮疫,多隆阿、穆图善也患疮疫,举止不便。回民仓猝起事,最初的武器只有竹竿和铡刀,后来才制造了大刀长矛,又从清兵交战过程中缴获了少量的洋枪和大炮,武器装备落后。但回民起义军人数众多,士气旺盛,作战勇敢,马队多,便利驱驰,物资供应充足。回民起义军面对拥有优势武器装备的强大敌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发挥自己的优长,攻敌薄弱之处,以“趋避长技”,在运动战中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胜清军是完全可能的。而回民起义军在反击多隆阿围剿过程中,错误地采取了深掘壕堑、固守堡垒消极的防御性的战略方针,在战术上又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回民起义军为了保卫自己的村坊,与清军进行了殊死战斗,由于采取旧式的队形密集的战斗,伤亡很大,敌人凭借优势武器,特别是用洋枪大炮杀害了大批回民起义军,因而在省城以东的战场上出现了节节败退的不利局面。
十二月初二日,洛河南岸回民营垒被多军攻破之后,回民起义军退守王阁村和羌白镇。两地是省东地区回民起义的重要根据地,回民起义军在村外严密设防,“掘长壕自沙窝起,绕过羌白镇、王阁村十有余里,横宽丈余,直深倍之”。又在羌白镇五里处,列营八座,作为王阁村的屏障,羌白镇防守最为坚固,“寨堡壁立千仞,鹿角豚栅,密排数重,周围缭以棘刺,炮台警楼高矗云表”,回民起义军以深沟固垒坚决抵御多军的围剿。多隆阿从十二月初起不断地移营向王阁村和羌白镇进剿。二十八日,已逼近王阁村四里处。同治二年正月初二日,多军进攻王阁村,“回民以数万死拒,屹立不动,相持至日暮”。多隆阿一时无法取胜,又采取诱降办法,分化瓦解起义军,王阁村一些人动摇叛变,交出白银30万两,军械十余车,投降多隆阿。二十九日,多隆阿亲督各军进攻,王阁村南路回民起义军万余人攻击清军后队,羌白回民起义军“约二三万人由北门长壕出,拚死抵抗”。二月一日,清军攻陷羌白镇,“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接着清军又攻破王阁村,屠其村,“积尸成阜,流血盈川”。
羌白镇和王阁村失陷后,回民起义军“自庞谷、沙窝至耒化、乔店,东北西三面长壕,绵亘三十余里,深涧数丈,西东两面另有小沟二道,木城一道,梅花签椿森严密列,负堣婴守”。从三月十八日起,清军连日对庞谷、耒化、乔店发动围攻,清军“每军前进,皆以枪队护之”,又用大炮轰击。十八日至二十日,清军用大炮轮番轰击回民营垒。二十一日,清军出队,回民起义军早已列队长壕外树林沙碛之上,双方鏖战多时,清军抢占沙梁,扎营四座,高筑炮台,迴环施放,轰击庞谷庄。二十二日,清军进攻北面长壕,企图夺取耒化,清军“齐放连珠大炮,循环四轰,子如雨下”,回民起义军奋勇抵抗,相持多时,清军不能取胜。二十三日,清军又以东南北三面进攻,并“调忠字等营以西洋火器御之,鏖斗百余合”,回民起义军不支,清军凭借洋枪洋炮攻破耒化。二十四日,清军又攻陷庞谷庄和乔店。
庞谷庄、乔店失陷后,西路回民起义军大股来援,由孝义至乔店列阵10余里,“马队既多,旗帜亦异”。三月三十目,清军四面围攻孝义镇,回民起义军遭受伏击,孝义镇失陷。
孝义镇失陷后,清军直攻仓头镇。仓头是省东地区回民起义的重要据点之一,“仓头土城之外有木城,木城外有壕极深且宽,壕内铁藜蒺梅花椿密布”,防守严密。又有孙玉宝调西安、咸阳苏家沟、泾阳塔底下各路回民起义军马队4000,步队3500人支援。清军进攻逾时,城上炮子如雨,无法攻破。四月一日,清军环仓头修筑炮台,四面轰击土城。二日,清军突入城内,回民起义军抵死巷战,仓头镇失陷。
五月七日,清军夹渭河南北两岸西进临潼,回民起义军连日进扑清营,又于零口要冲修筑坚垒五座,阻挡清军。十二日,大股回民起义军出击,排阵如墙,力冲清营,相持日暮,方收队。十五日,大队援军鼓噪而至,与清军大战数十回合,清军弓弩齐发,回民起义军伤亡甚众,被迫退至戏河以西。南岸清军穆图善14营及常星阿马队抵临潼,进窥西安。北岸清军赵既发等10营驻扎交口。各路回民起义军约10万多人会集交口,誓死堵截清军,清兵冒酷热行军,疫虐并作,死者十之二三,多隆阿也患腹疾,疲惫不能督战。多隆阿令穆图善、陶茂林跨渭为营,以朱希广、赵既发扎渭河北岸交口石汊河(今石川河)。六月十二日,回民起义军至石汊河清军营垒,辱詈索战,清军出战,战斗进行到十三日晨,击毙清副将关行庄、刘联升等。清军移营过河,正筑垒时,回民起义军大股万余人突至,激战二时左右,回民起义军四面围攻朱希广,朱希广当场被击毙,赵既发率队往援,身受重伤,不久亦毙。回民起义军乘胜围逼清军营垒,并扎营以久困清军。十七日,多隆阿得知交口失败的消息后,率后队2000多人,由后面包抄,回民起义军猝不及防,向西退走。
七月二日,清廷以瑛棨拥众自卫,不调兵外援,诏责频仍,多隆阿又奏报弹劾,因而被革职,由刘蓉补授陕西巡抚,未到任前,著臬司张集馨暂行署理。七月七日,多隆阿攻破蒲桃洼,遂进攻拜家村,村内回民全部被杀,并烧毁村庄。后又破十三村中的三村堡,清军逼近西安郊区。
七月十日,多军马队渡河而南,进逼三府里。回民起义军在三府里以东连营六座,并由白鸭咀至灞河掘壕20余里,沿壕以内垒卡密排。十一日,清军进攻三府里,回民起义军万余人迎战,三府里失陷。白鸭咀回民坚决抵抗,但遭清军马队冲破。马乌什(今马五十)回堡最大,清军“苦战终日”,付出很大伤亡,才攻破其堡。十四日,清军进犯沙河,沙河在西安城东北灞河边,是西安回民起义军的重要据点。回民起义军誓死抵抗,鏖战数时,屹立不动,但终因力单不敌,退至灞河边,“老弱妇女千余车,阻河未及渡,兵勇追及,皆投河而死,免者无几”,积尸河中,“灞水为之不流”,清军烧毁沙河。半阁村、光大庙等处相继失陷,清军占领了西安东郊。七月二十二日,多隆阿进驻省城。
随着东路战事的紧张,回民起义军也不断向省城发动围攻。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马步数千进扑省城。二十五日,又有马步数千人由东北、北、东三面进攻。仓头失陷后,仓头回民起义军西至会合郊区回民攻扑省城。四月回民起义军先后十多次围攻省城,多达数千人,少亦数百人。初八至十二日,连日发动围攻。“广造云梯,意图攻城”,并“贿买汉人,赴塔儿底通讯,密约攻城”。二十五日,回民起义军进攻西北城关,激战10时左右,击毙清军参将陈开泰,兵勇伤亡近百人,省城重现危急。
三月二十三日,赫明堂率十三村回民西至临潼县,先攻破县东二里高家堡,后围攻县城。马家堡回民郭成制造蜈蚣梯200多架,每夜攀登城墙,并四面围攻,县城危急。
随着东路战事的失利,礼泉形势就紧张起来。《续修礼泉县志稿》记载:“三月初三日,城南回骑东来,自辰至未,络绎不绝”。“二十一日,回破口子头。是月回首余三元率十三营,云将攻县城,城内大惊”。四月“二十四日,回至,城门复闭,至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乾礼之交烽烟连天,悉为回骑所在”。以上史料无疑是东路大荔回民起义军西撤至礼泉县境。回民起义军驻扎在附郭南堡、张旗寨、寨里、庄头及阡东一带。五月四日,焚东关围攻县城。五月十三日,回民起义军围攻城四关,后曳车数百辆从南大路而去。十四日,“回由南大路复东去,马腾车奔,沿路放火,火焰冲天”。这可能与东援临潼交口战役相关。
交口战役结束后,清军逼进省城,郊区沙河、泾阳永乐店、塔底下和咸阳苏家沟、渭城等处根据地,就成为清军直接攻击的目标。回民起义军以礼泉为根据地,应援各处已显得十分重要。五月二十三日,回民起义军绕城四出,列队围攻县城,先是东关,次东南城,次西北城。礼泉县令梁书成令吴乃怀(系雷正绾军营差官)帮办城防,各城悉悬钟,有惊则鸣钟,各城画地防守,民夫十家为排,轮流专守垛墙。团总王文灼,组织“同心会”,并力防御。二十五日,回民起义军围攻东城,次日,发动总攻势。六月三日,在城东、南、西三面挖地道,十五日,又由南堡潜挖地道。二十三日,回民起义军大队攻城,并挖地道。七月初,南堡、东关地道均被城内掘壕截断。九月十日,渭城战役失利后,十一日夜半,礼泉境内回民起义军,向西北乾县、永寿一带撤退。丹霞
会员四、回民抗清起义的高潮
同治元年五月下旬,起义烽火已呈燎原之势,回民起义军向清朝地方政权发动进攻。同州、西安、凤翔三府城是起义军围攻的重点,受到围攻的州县城达数十个,起义军控制了关中平原的绝大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陕西的封建统治。
(一)围攻同州府城及府属州县的战斗
五月二十一日,大荔回民起义军围攻同州府城。府城为省城东部重镇,东临黄河与山西毗邻,是通山西、河北的要道,府属潼关是省城的东大门,东西交通孔道,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数万回民齐集府城处,连营结寨,旌旗遍野,刀枪林立,喊杀声震天,团团围困了同州府城。城内防守空虚,仅有臬司刘鸿恩、前署知府吕孙自省带护勇百人及临时招募洛河以南壮丁若干人,府城危如累卵,官绅惊恐万状。知府朱元庆、臬司刘鸿恩、前署知府吕孙强迫绅民上城,分地划界守陴,日给饮食,轮流歇息,共守危城。
回民起义军多次发动猛烈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回民先向城内挖掘地道,准备由地道攻入,被城内发现,地道遭到破坏。回民又乘夜在城外设置云梯13处,奋勇登城,被城上枪炮阻击,伤亡惨重。回民再用火攻,为了防备城上枪炮木石的阻击,或顶桌板蒙生牛皮自障;或载桌柜车上,自藏其下,鞭牛前行,堆柴草烘烧城门,火焰上及城楼。“丁未夜,回焚广城观楼,楼高过城数丈,火发焰起,城内屋宇通明”。围攻同州府城战斗持续了八昼夜,城内官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一片混乱。正当最危急时,朱元庆欺骗绅民说:“勿惧,吾夜梦关帝往来城上救护,汝等第坚守,自有神助”,并在城上供奉关帝像,以稳定人心。
时华州知州濮尧带领团练围剿羌白、王阁村,起义军主动撤围回援,府城围解。回民起义军在华州取得了重大胜利,从五月底到八月,先后粉碎了高唐川口、罗纹河东、五龙山、瓜坡、凤居山等处地主团练,控制了华州绝大部分地区。
五月中旬以后,回民起义军在蒲城先后攻破兴市镇、王庄堡、康家堡。七月初七日,回民起义军从县城东南隅城墙低处发动猛攻,县令周相焯慌忙组织绅民抵抗。初八日,又转攻东城,用木板遮轿车后,以避炮子,倒推前进。回民起义军摧毁县城外门,蜂拥而入,遭城内团练阻截。回民起义军又横扫县东乡一带,连破黄家寨、龙泉、甘南、原下、白吉寺、钟家寨、直社、焦家庄等处团练。回民起义军控制了县内大部分村镇,周相焯困守孤城。
六、七月间,回民起义军渡过洛河,至澄城县南乡,七月十五日攻上铁镰山。“邑南乡及合居民防守铁镰山,东西四十余里,相持十余日,回由小径绕出民团后,众惊溃于坡头村,杀伤十之五六,武举李定国战死之。继激战于和家村,复溃败。此后乡团瓦解。无敢抵御,遂蔓延南乡一带……富室房屋多焚毁”。
九月,回民起义军围攻朝邑县城,攻扑八昼夜,孤城岌岌将危,清参将王永庆率勇守御,一时不能攻克。回民起义军又转攻县城西关泰安堡,攻扑达10余日,又调大队发动猛烈攻势,烧毁寨门,火光烛天,县令托克绅调参将王永庆支援,回民起义军西撤。
九月,杨村、羌白回民起义军渡河而南,与地主团练作战。十六日,烧毁地主团练的巢穴华岳庙之颢灵殿及五凤楼。
七月十五日,回民起义军由澄城县进入合阳县境内,知县方鼎录仓猝集团练勇抵御。方鼎录令西南乡绅民移至金水沟居住,留精壮勇丁团练守村堡。十月初一日夜,回民起义军复渡洛河,围攻北党村,旋又攻克露井镇。方鼎录、县绅王凤翔(道光十七年翰林院编修)带勇丁和团练在县南五里之金水沟扼险防守。初十日,驻朝邑总兵王永庆带兵与方鼎录、王凤翔会剿。回民起义军与清兵地主团练大战金水沟,清兵和团练大败,王凤翔被击毙,清兵练勇团练死者2000多人。
回民起义军以霹雷不及掩耳之势,忽自北山进入韩城县城内。韩城西部向分两川,西北以神道岭为要隘,西南以沙锅脑为要隘。生员王明渊立怀德团,练勇数百,守御沙锅脑,回民起义军进攻10余次,屡攻不克。又转攻西北一路,神道岭告急,知县令武举李仁和带勇驻扎岭上,抵抗回民起义军,结果团练大败。李仁和被击毙,团众伤亡甚众,自此以后,回民起义军纵横驰骤韩城境内。
(二)围攻西安府城及府属州县的战斗
西安城郊是回民起义军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五月中旬,梅锦堂、石仓地主团练血洗城西南回村后,省城形势急剧紧张起来。五月下旬,回民起义军在广代门(光大门)、沙河、灞桥、韩家冢(韩森寨)、严张村等地与地主团练展开激烈的战斗。从六月初起,城郊回民多次向省城发起进攻,又在金胜寺、杨家城、六村堡等地同清军、地主团练进行了英勇斗争。
金胜寺,在城西五里处,是长安十八廒地主团练的巢穴。梅锦堂、石仓是烧杀西安城西、西南回村的元凶,他率数千团练武装盘踞金胜寺,四出围剿回民,控制了城西的形势,一时成为省城的屏障。六月三日,马德兴率回民起义军进攻省城西关,遭城守游击孟柏林截击。四月,马德兴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先在西关埋伏下主力,再分队进攻东关。东关守军总兵阎还敏列队出击,待清军调往东关时,回民起义军又迅速绕至西关,向金胜寺发动猛烈攻击。义军奋勇直前,杀得团练人仰马翻,并由庙后投掷火器,登时烧毁了金胜寺。团首石仓当场被击毙,梅锦堂狼狈逃遁,地主团练武装被全部歼灭。金胜寺战役胜利后,歼灭了省城西门外的地团练势力,回民起义军控制了城郊的绝大部分地区,西安城已处在回民起义军的怒火之中。
六月中旬,省城封闭已两个月,道路梗塞,惟南路稍可通行,文报均须绕道。城内米面盐碳日常生活用品日渐短缺,又添避难男妇万余人,愈形匮竭。瑛棨探知城北草滩囤聚有盐碳,六月十三日,令马德昭率队往草滩护运盐碳,仅得17车,中途被回民起义军两路包抄。十六日,正欲准备再运,黎明回民起义军大队径扑马德昭营垒,并分队一股攻东北参将王锡爵、都司汪海潮二营;一股攻抄清军后路及哨关。马德昭受到猛烈攻击后,阎丕敏、孔广顺分别由东关、南关来援。枪炮连施,回民起义军死抗不退,北关战斗自卯至酉进行了六个时辰,清军伤亡甚多。孔广顺经过这次战役,肝胆惊碎,驻扎省城南关,怯懦不敢出战,人戏呼之曰:“老孔雀不出巢!”。
十七日,回民起义军大股乘胜分两路进攻西、北两关。马德昭揣测回民意图以一队牵制北关,再集中主力专攻西关,立即令马队驰救西关,自率一队由东北隅抵御,回民起义军佯败,待清军追剿时,义军大股七八千人蜂拥而至,马德昭见清军力单不支,立即传令收队,仓皇逃进城内。此后回民起义军连日进攻省城。
六村堡战斗尤为最激烈。六村堡在西安城西北20里,城内多富户,居民万余口。城墙高厚,城外壕沟深,壁垒坚固,可资守御,是“团练之根据地”。回民起义后,省城内官绅多避居于此。六村堡又是省城向外联系的惟一据点,占领了它才能封锁省城。六月二十日,数万回民起义军向六村堡发动强大攻势,以车辆环绕堡城,不留一线空隙,层层围困,日夜环攻。激战数日,堡内火药用完,又用沸汤向城外浇泼,阻挡回民起义军攀登。二十三日,瑛棨派马德昭押送军火支援,遭到截击,全部军火被回民起义军缴获。二十四日夜,马德昭率本部兵马及孔广顺和阎丕敏支援的马步队,并调遣防守潼关协领图克唐阿和讷勒和春等部,气势汹汹地向六村堡进发。二十五日黎明,清兵到了距六村堡仅数里之杨家城,遭到数万回民起义军包围。回民起义军跃马挥戈,势如山崩地裂,锐不可挡,激战逾时,清兵几乎全部被歼灭,仅剩弁将五名,兵勇200余人,图克唐阿被乱矛刺死,讷勒和春也被击毙,马德昭带残兵败将仓皇逃回城内。当晚回民起义军挖通地道,攻破六村堡。六村堡战役胜利后,西安城郊完全被回民占领,省城被严密封锁,邮政不通,粮食不济,柴炭油盐日渐短缺,瑛棨困守危城,如坐针毡。府城北路三原、泾阳、富平诸县,战斗也非常激烈。
五月二十六日,团练头目宋成金洗杀三原县城内回民以后,逃难回民联络泾阳、高陵县回民起义军围攻县城,烧毁县城南关。自此以后,回民起义军调集大队不断向县城发动进攻。五月二十八日,攻克西关和北关,连日又攻打东关。初十日,回民起义军复来攻城,围攻三日。十九日,又来攻城,连攻三日。二十八日,回民起义军集结在东关外,烧毁青东坊庙。三原县城屡遭回民起义军围攻,危在旦夕。县内富商大贾出重金招募团练入城防守,三原县令余庚阳诗曰:“众志成城须犒众,多钱善贾果裒多。字标十万麻家贯,赏给三千壮士歌”,记述了大富商举办和支持地主团练的史实。由于富商的支持,三原县城危急时,城内麇集了数千团练守御,城团有英烈、英雄、英武、忠义、安吉、太平、恭武、三义、威武、得胜诸名,北乡各团练也多入城防守。官、大商人和地主团练勾结一起,据城抵抗,所以县城一时不能攻克。回民起义军从七月起,分路活动在三原县四乡,控制了县城以外的广大村镇,并不时游弋县城外。
六月十一日,杨文治、马生彦、毕大才率泾阳回民起义军并联合大荔回民起义军二三万人,围攻泾阳县城,日夜进攻,在城外架设云梯,攀登攻城,又于城下暗掘地道,用地雷轰塌西城墙二丈余。闰八月初,回民起义军在北城下暗掘地道,点燃地雷轰城数次,因城内守勇抵抗,未能入城。旋又在北门西角掘地道二条,用棺木装火药轰开城垣十二、三丈,回民乘烟尘蜂拥而入,不料大城内由北门至西角设置木城一道,木城上枪炮砖石如雨,一时无法克城。泾阳县城在回民起义军的长期围困下,完全与外界隔绝,邮递不通,外援断绝,县令莫元赓困守危城,束手无策。城内粮食缺乏,先宰杀牛马犬羊充饥,牛马犬羊食尽,又以皮屑、槐豆、药物、牛马皮等煮熟疗饥,泾阳县城危急。
七月一日,回民起义军围攻富平县城,烧毁县城南关。富平县城座落在阜冈之上,城垣依冈势斩削而成,陡峻坚实,易守难攻。县令江开率阖城官绅勇丁并强令居民登陴防守,城上枪炮、弩箭、滚木、雷石密集放下。回民奋勇直前,冒矢石至城下,竖立云梯,拚命攀登,战斗进行了整一天,始行收队。七月九日,回民起义军马队1000余骑,步队不计其数,由蒲城桥陵头向西奔驰,进入富平美原镇(此系富平境内最大的集市场,并设县丞管理和防守)。团练总目舒大本(江苏仪征人,六品军功)、县丞王联珍率团勇出扎村口栅栏外抵御,激战二时左右,昏暮收兵,团勇死者160多人。次日天色方明,回民起义军大队复至,分路攻入街内,舒大本、王联珍率团勇抵抗。回民起义军越来越多,将团勇团团围住,舒大本被击毙,王联珍身数处受矛伤,几被活捉,团勇死200多人,县衙被烧毁。七月中下旬,回民起义军先后至张桥镇、周家河,击溃当地的团练武装。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等日,回民起义军与郭浚地主团练战于火家原。八月三十日、闰八月初一,回民起义军分两路,每路约二千人,一由东南至东北乡;一由南乡至正西乡一带,横扫80余堡团练。十月十五日,回民起义军马步约数千人,活动在县东乡平陵、马家堡、皇甫村、柯村、军寨,北乡之流曲镇、华朱堡、曹村、底店等地。十二月底至正月初,回民起义军大小股蜂拥而至,先后活动在西南乡之都村、川口堡、南程堡、惠家坡、淡村镇、盘龙湾、火家原、康家堡、董家堡、铁佛寺、南张堡、上官村、东乡之百里村、水道秦家一带村堡。初四日,回民起义军马步数百人,至县东十里之上官村,总办富平县团练郭浚,前任湖北嘉鱼县知县武镇西等率练勇700余人围剿,回民起义军猝不及防,死伤多人,团练正收队时,大队回民起义军从南原铺天盖地而来,杀声震天,四面将练勇围住,激战一日,团练大败,死者过半,郭浚被击毙。回民起义军大队驻扎在仇家庄、余家湾一带,距县城仅十二三里,江开困守孤城,朝夕不保。城外四乡集镇村庄,悉为回民起义军的天地。
府城东路蓝田、临潼等县也先后受到回民起义军的围攻。
七月十二日,回民起义军大队至蓝田,西寨、大梁、黑沟、草坪、咀头等村回民起义,与之合队而去。八月,西安回民起义军屡至县南新街镇、泄湖镇等处,游骑直至城下。二年正月十九日,回民起义军至城北十里河,下午五时左右离去,东南乡团追剿,回民起义军仅以后队数十骑还击,团练大溃,死400余人。三月,回民起义军围攻县城。十九日,大队复至西关、南关攻城。
临潼县为省城东门户,城小而矮,近骊山,由山上鸟瞰,城内虚实一览无余,又毗邻高陵、渭南、富平、三原、西安诸府县相继被回民起义军围攻和攻克,孤城无援。八月九日,渭北仓头回民起义军骑队二三千人围攻县城,城上施放连环枪炮,回民起义军退扎附城数里的村堡内,不断发动攻击,县令谢浩恩焦灼至极,无计可施。城内乏粮,仅靠骊山峰一线运粮。十一月五日,回民起义军由山麓东西攀登而上,烧毁老母殿、老君殿,乘势围攻华清池行台。
府城西路咸阳、兴平、户县、周至、礼泉等县,除咸阳回民多外,兴平、户县、礼泉回民较少。回民同地主团练的斗争虽也十分激烈,但规模比省东地区小,另外在不少地方还出现了汉民支持回民的重要现象。
回民起义军攻克高陵、泾阳、三原北关时,咸阳马家堡、蒲家堡、白起茔、新冯村、苏家沟等村回民起义。渭水驿马夫头回民马某,欲乘攻城时,与城内回民焚厩以应之,事泄被团练杀死。回民在渭水北洪渎原下修筑渭城,作为根据地,与地主团练进行斗争。回民起义军攻打咸阳西关时,兴平、武功地主团练支援城守,在西关燕儿口全部覆没。
六月,咸阳回民起义军西至兴平县,东乡吴村、西乡板桥村回民响应,攻破城东关。回民起义军至县东北20里之汉武帝陵,陵左右留位各村团练欲作登高制下之势,蚁附而上,义军围绕陵下,以抬炮轰击,团练大败,死亡甚多。回民又至豆马村,团总马学正与回民首领余彦容旧好,余劝马约和,但马学正坚持剿回立场,率团与回民打仗,结果团练溃败。兴平县汉民与回民约和也不乏记载,《兴平县乡土志》人物篇记载:”回匪攻堡,见守者难犯,则遣索布、茶、金、马,与之,则红布披肩曰:‘汉民降矣’,谓之‘挂红’,愚民多挂红苟免”。这条记载作者虽站在大汉族主义立场上,但它却反映了兴平县大多数汉民支持回民起义军的重要历史事实。
九月,孙玉宝率回民起义军由咸阳突破濒渭地主团练的堵截,团练死者近千人,各团瓦解溃散。回民起义军乘胜渡渭而南,横刀跃马,所向披靡。户县东乡牛东村村民贾七,素以侠义名著乡里,他劝说村民“降回”,支持回民起义军。贾七说:“天方授回,降回则身家保,田庐安,耕稼不废,富贵可冀”。在贾七的倡导下,村民与回民起义军和好,并供给粮食和生活用品,对此回民起义军非常感激,与村民关系融洽。环牛东数十里的村镇受其影响,也与回民和好,并积极支持他们。回民起义军以牛东村为根据地,“往来丰镐间,如履庭户”,切断了户县与省城间的联系。以牛东为首的大部分村庄支持回民起义军后,县城成为一座孤城,户县反清斗争形势一片大好。县令张景福采取卑劣的阴谋手段,佯称要与回民起义军议和,赚贾七入城,杀死他。回民起义军闻贾七被杀后,非常气愤,十二月二十一日,焚烧县城东关,围攻县城,又烧毁地主团练总目张源沏的家乡五竹村。此后,间日辄来攻县城,誓为贾七报仇。
二年(1863年)正月初三日,回民起义军攻破周至县临川寺,黑水河以东除甘沟、豆村二堡外,所有村镇皆在回民起义军控制之下。
回民起义初期,正当东府回民起义军反围剿战如火如荼时,礼泉县却是另一番景象,回汉同住一村,和睦相处。县令闵淇也能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续修礼泉县志稿》记载:“同治元年壬戌四月,知县闵淇安抚邑中回民,时回民变乱,警报频传。闵知县出示布告,保全邑中回民,禁民间仇视。选派廪生王文往赵村镇,团总王文灼往吴村,坡里马各回堡,相约无恐,回民德之。至五月十五日,邑回被东来大股胁迫西窜,遂大书其寺曰:‘闵青天’号哭而去。是月外回初至,谋攻城,时邑城多倾圯,累土为堞,城楼渗漏,复因阴雨过多,城上俱搭席棚,故回视之戏呼曰:‘纸城耳’,直用脚尖踢倒矣”。由此可见,礼泉回民十分感激县令闵琪,外地回民攻取‘纸城’如折枝之易,但他们也采取友好的态度。礼泉县城防紧张是七月七日南宴村事件开始的,回民起义军西进时,邑贡生屈时泰、武举梁凤舞率团练分别在三原冶峪镇和咸阳龙华寺围剿回民起义军,薄太后村徐花光率团练在泾阳及临潼诸渡口阻截,武举李彦成率团练往兴平店张驿堵截,因而使矛盾激化。回民起义军闻团练往南宴村,遂向南宴村发动进攻,以抬炮轰击,并附云梯攻克城堡,团练死600多人,回民伤亡也不少。是月,二十四日,始加修县城西北、北等城垣。二年二月底,多隆阿已攻陷王阁村、羌白、乔店、耒华、庞谷等处,东路回民起义军大队西撤。三月初三日,回民起义军骑队由东西来,自辰至未络绎不绝。《续修礼泉县志稿》记载:县城内向住纪(计)姓回一家,回民起义军“立城外,胁以见纪,纪登城,回大慰,且言曰:有纪便有县城云云。旋又请见闵官,闵即登城面回,责以大义,回为心折,献佩带西去,城中得暂无恐”。时闵淇已经卸任,新任县令为梁书成,回民对闵令仍深为感戴。回民起义军围攻县城是自五月二十三日开始。
礼泉县西南和南乡一带村镇,汉民多支持回民,“在回兵未到前,礼泉县好多村子都派人先与回军接洽,商讨有关支差事宜,并供给回军粮食、草料,所以仇杀的情况很少”。回民起义歌谣中说:“迤迤撒撒到礼泉,礼泉的人本敦善,他给我们破柴把水担”,这正是礼泉汉民热情接待和支持回民起义军的历史真实记录。《续修礼泉县志稿》记载:“九月十三日,山西太原镇总兵马什到礼,驻城内,询及前杀梁兵事,扬言欲尽歼南乡之民,邑令答以是回杀之,非民(汉民)也。马仍不允,旋复云:将西南一带村堡回所余之粮折银送伊”。八月初三日晚,梁某带兵1500名,自兴平援礼,至距县十里之西黄家、王尚村之间,中回民起义军埋伏,全部被歼灭。马升借此完敲诈勒索,但却反映了回民起义军屯住西南村堡和汉民支持的事实。礼泉县城”附郭张旗寨,庄头各村,皆回民盘踞,同时寨里村居民降回”。据传回民起义军从礼泉调动一万多人赴咸阳修筑渭城。
(三)乾州地区的战斗
回民起义军占领高陵时,乾州城戒严。此时,义军多次来乾州活动,十月十五日至王乐镇,十一月九日由礼泉向西,十一日至县北冯市、阳峪、瓦屋及大羊里一带,二十八日攻破新坡口,活动在西乡诸镇堡。十二月三日,回民起义军攻克泾阳县城,又西向围攻咸阳、礼泉县城,游骑至乾州境内,城防危急。
同治元年五月,永寿县县令许缙谕令各镇堡立民团,监军镇民团设在香山寺。八月十六日,许缙密令民团围剿回民起义军。二十五日,许缙率民团在太峪河堵截回民起义军,民团溃败,死伤300余人,许缙被击伤。闰八月,回民起义军先后至韩家原、槐屹、常宁镇、西西奈等地,民团屡败。十一月,回民起义军进攻监军镇,与镇团大战南关,镇团大败死伤甚众。
(四)围攻凤翔府城
凤翔府城位于关中平原的西部,东通省城,西、北毗连甘肃,南达汉中、四川,为西府重镇。回民起义军围攻凤翔府城是省城以西最激烈的战役。自八月九日,西南乡团溃散后,回民起义军以东关麻家崖为根据地,逼城而垒,团团围困府城。日夜攻城不止,“东呼西应,忽如潮涌浪沸,怒马皆奔,忽如迅雷烈风,金铁皆响”。城内风声鹤唳,一日数惊,危迫情形,日甚一日。
凤翔府知府张兆栋困守孤城,顽固对抗回民起义军。他在城内成立防剿局,筹办粮饷和城防事宜。城内除练勇800名分置城守外,又强征壮丁9600多人,分垛防守。城垛共4342个,每垛派二人把守,并将壮丁姓名书于垛上,一牌一垛,50垛立一大旗,将牌头队长书于旗上,壮丁少一人,牌保是问。张兆栋又向省城及各道发牒乞援,当时省城及各道多处于回民起义军围困之下,自顾不暇,无力抽调支援,只有陕南毛统领(毛震寿)先后两次派刘春堂、刘玉林率川勇2000人为定西军(分前后左右四营)赴援。此外,赴援的地方乡团有本县统带乔惠云的义胜军,眉县武举达炎烈的得胜军,钟万胜的宣威军,王森荣的镇西军,王玉礼的顺义军,总计五六千人。支援凤翔城防的川勇和团练亦为不少,但各树旗帜,自立门户,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很低。又粮饷短缺,枵腹为伍和受回民起义军的影响,经常发生溃逃和投奔回民起义军,张兆栋凭借这支队伍始终不能解救城围。
自八月初至二年一月,回民起义军在攻城战斗中,沉重地打击了守城清军和团练。闰八月初一日,回民起义军在教场坝向刘春堂军发起四面围攻,刘军大败,死伤近百人,后出仗数次,俱败退。九月九日,回民起义军在城西南十余里,对援军刘玉林定西军和贾上福的义胜军进行截击。九月十三日,张兆栋令定西军、乔勇、王玉礼和王森荣的乡团及城练勇约4000多人,攻击古城回民起义军营垒。回民起义军以噜党川勇飞天夜叉等为前驱,锐不可挡,马步大队飞驰飙疾如风卷潮涌而来,城勇大溃,回民起义军乘势追杀,围裹二匝,击毙贾上福,追至陈村,城勇死930人。当晚初更,回民起义军又发动攻城。回民起义军越战越强,城勇“自此役大挫后,诸军皆夺气,虽勉强出队,而胆已先寒。出城三二里,兵与贼马首谈心,仰空放炮,掩人耳目,旋即收兵,不待号令”。
回民起义军在围城战斗中取得胜利,与汉民和川勇的支持分不开。有大批汉民和川勇参加了围城战斗。《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当地汉民煤矿工人参加了义军挖掘地道,“屡在南门及西南角等处偷穴地道”,用火药轰击城墙。张兆栋《守岐纪事》记载:“先是有府经历鲁某带勇五百人赴郡投效,中途遇贼,全军败没,部有精壮被裹助者二百余人,均降贼。……后有守备张玉龙武举黄耀荣募勇千人及五百人不等,先后投效,被贼截杀及半,余皆被裹胁入夥”。张兆栋所谓的“被裹胁”、“入夥”、“降贼”,实际上是参加回民起义军。除赴援兵勇参加回民起义军外,还有陕南的饥军溃勇参加,“又值汉南大营被挫(太平军和李蓝起义军占领汉中),饥军溃勇络绎而来,若之不收,又恐悉资贼用”。参加回民起义军的勇丁在多次围城战斗中都充当先锋。
兵勇参加起义军直接影响了城内的川勇。《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城中营勇与贼中裹胁者,半属里党姻娅,声色樗蒲,彼此诱引,嗜利忘义,类多首鼠两端。其甚者,不但此营挂名彼寨,且有朝在营而暮赴贼者,兵贼竟不能分”。川勇经常向回民起义军传递城防信息,“城中一举一动,贼皆谂悉,不独多鱼之漏师”。回民起义军进攻清军营垒时,不少川勇“作壁上观”,不肯出战。
回民起义军围困凤翔府城时,宝鸡、岐山、千阳、麟游等地回民相继起义。甘肃清水、灵台等地回民南下陇县,东西两路蔓延,渐成燎原之势。
同治二年四月十二日,凤翔回民起义军分股至凤县城下,城内回民三四十家,知县惧回民内应,将其逐出城,十四日至十八日,回民起义军连日围攻县城。回民反清斗争高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击溃地主团练武装。回民起义初期,“陕中之兵勉敷城守,剿办全恃乡团”。各地奉檄举办团练,地主团练一时成为回民的主要敌人。回民起义军同地主团练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到八月中旬清钦差大臣胜保入陕前,回民反地主团练围剿斗争已取得了重大胜利,除少数地主团练外,绝大多数团练都被起义军击溃。大荔八女井和渭南冯元佐地主团练,与回民起义军初战即溃,长安梅锦堂、石仓地主团练金胜寺一役全部覆没,凤翔府地主团练号称数十万,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八月四日到九日,与回民起义军接仗不几个回合,即全部溃散各归乡里,从此“畏贼如虎,不敢再言战矣”。其他州县地主团练覆没情形,也大致相同。大批清军入陕后,出现了起义军主要同清军作战的局面。第二,回民军各部互相支援。随着起义斗争的不断高涨,在向府州县城发动围攻的战役中,各部回民起义军突破了起义爆发时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格局,出现了相互支援联合作战的新局面。金胜寺、六村堡战役都有泾阳、咸阳回民支援,户县有西安孙玉宝部义军支援,泾阳围城战役有大荔回民起义军的参战。第三,围攻府州县城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起义高潮时期,起义烽火几乎燃遍了关中所有的州县。二十多个府州县城遭到回民起义军围攻,其中三个被攻克。回民起义军控制了关中广大的集镇村庄,封建统治者困守在少数孤城之中,关中地方封建政权瘫痪。第四,汉民支持回民起义军。在省城西路的礼泉、兴平、户县、凤翔等地都出现了汉民支持回民的事迹。省城以东也有这种现象,同治元年十月十七日,富平县令江开《禀大帅督宪抚宪》中说:回民起义军将汉族“男子则强壮者逼胁入伙”,“回逆屡与官兵接仗,彼类亦时有伤亡,裹胁汉民助其声势,兼备临敌驱抵兵锋”。口碑史料记载:“回回营盘扎在南沙村(在华县境内),该村原来皆是汉人,回兵来袭,没逃得脱,都作回回的百姓了,因此,南沙人至今讳言回回事变”。西安城附近的汉民也支持回民,多隆阿进驻西安后,曹克忠在西安城西南及户县一带,令前已投回的汉村捐粮反正。《平定关陇纪略》记载:曹克忠率队“(四月)十二日至梁家桥,所经各处,汉民见所贴告示,一律反正”,可见汉民支持回民起义军绝不是一地的个别现象。丹霞
会员(二)地主团练疯狂屠杀回民与起义地区扩大 回民起义爆发后,陕西巡抚瑛棨粉饰太平,以回汉械斗奏报,主张弹压息事。五月,张芾被杀后,清廷以回民“攻城戕官,劫留官绅”,已属叛逆行为,遂决定派兵入陕镇压。巡抚瑛棨布告宣称回民是背叛朝廷的“匪”类,号召地主团练与官兵一齐镇压回民,官绅到处张贴“格杀勿论” 告示,指使各地地主团练疯狂屠杀回民,回民为了生存,纷纷起来抗争,起义烽火自东徂西,燃遍了西同凤三府的大部分州县,相继起义的州县有咸长两县,省城东路之蓝田、临潼,北路之高陵、富平、蒲城、泾阳、三原、同官,西路之咸阳、兴平、户县、乾州、邠州、礼泉、凤翔、宝鸡等。 五月十二日,回民起义军大队渡交口河,十三日至高陵县东乡一带,四乡团练驰往围剿,回民起义军退至县南,十四日,由县南冲出,在上院堡大败团练,占领县城,知县梁书麟被俘,汛官投降。十五日,三原举人王襄率团练救援,在上院堡被击毙,全团覆没。 五月中旬,西安郊区形势已开始紧张起来。清廷多次严诏催促多隆阿、雷正绾驰援,但多军在湖北受太平军牵制不能即时入陕,省城仅有孔广顺一军防守,总计不过3000人,分驻四关,城郊由地主团练守御。巡抚瑛棨一面传集各坊阿訇、掌教、乡约,对城内回民“安抚”,并严禁回民出城,将他们与城郊回民起义军隔离;一面又指使纵容梅锦堂、石仓地主团练在城外四乡烧杀回村。梅锦堂,长安县人,太平军入陕和回民起义时,率团防剿,后来因采办军粮和劝捐有功,保升为知府,加道衔。石仓,长安县北窑头人,精技击。梅、石为长安县十八廒地主团练总头目,率数千团练驻扎西关金胜寺(即古崇圣寺,在今西安西关原飞机场内),围剿回民。西安郊区回民起义的最初发动,是梅锦堂、石仓地主团练烧杀回民引起的。《秦难见闻记》记载:“五月十五日,新庄回汉(地主团练)打仗”。十六日,“东留村回众被乡团杀尽,东北一带烟气冲天,灞桥河一带及米家崖、新庄、水窑、阎家市各处,俱被团练烧杀”。十八日,城西“西铺上,皂河上、老鸦寨、曹吕村、北石桥、八家滩、河湾、里叶冢二三十处回村被梅五(梅锦堂)、石仓团练烧杀,鲜有免者。沣河以西回民被柏景伟、梁翼之乡团烧杀,及户县所属南乡各处回村屠杀净尽”。二十三日,“团练将西南乡一带回村尽洗”。二十六日,“梅五乘虚往沙河破回巢小胜”。二十九日,“白店民众被困练杀尽,又闻柏景伟、梁翼之带团将户县、周至回民尽杀无遗”。六月三日,“西南城外,烟火蔽天,团练将海家村、麋家桥、张子华庄回村数处尽行烧杀”。在梅石地主团练的疯狂屠杀之下,西安城郊解家村、糜家桥、叶护冢、张家村、丁家桥、老鸦寨、北石桥等回民向曹里村集中,在回民首领马德兴的率领下,驰赴河北苏家沟等处,沙河白十万、海三元也率众参加。后以沙河为根据地,抗击官兵和地主团练的围剿。 泾阳县地主团练头目聂沄,《重修泾阳县志》记载:“聂沄,字雨帆,道光乙酉(道光五年)拔贡,以七品小京官充军机章京,咸丰三年告归……督办本籍团练,赏加三品卿衔”。泾阳各地团练多由武举指挥,并“取资商贾”。泾阳县五月十七日前城防无战事,《关陇思危录》记载:“五月十七日,有回目杨文治者率众直抵城下,索讨狱囚苏万元等,愿保县城无事,县令莫元赓付之”。五月十九日,县令莫元赓惧城内回民将作塔底回民内应,指使“武生靳殿魁率城乡团练即将城内回民搜杀无遗,而塔底下回民接应来迟,官民登陴固守,该逆恨恨而去,从此积忿在心”。二十日,“县北各团约众万余人,聚于北门外之宝峰寺侧,将直捣塔底贼巢,贼以数骑冲溃,因追杀,伏尸数里”。回民在杨文治等领导下,围攻泾阳县城。 三原县城内富商张绳怡、刘维均表兄弟,倡议富商捐款,集资八千余两,成立“同德局”,招募流寇,购置武器,组织地主团练。同知张潜的姐姐(郎中胡砺铎的母亲),捐银五万两,资助团练守城。回民围攻三原县城也是地主团练屠杀引起的。《关陇思危录》记载:“五月二十六日,团目宋成金带团入城,守备马成基、武举方恒、孙以仁、张顺、李逢治、李顺、翟学安、郝起腾兄弟帮助,先杀城内之回,以除内患。回民知觉,用命相敌,巷战四时,回势不支,惟武举刚鞭鸣逃脱,其余搜杀净尽……惟留回民安九成一家。外逆闻之,连日扑城”。 富平县知县江开会同丁忧在籍户部员外郎郭浚奉檄举办团练,“一面招募练勇,添置军火、刀矛器械,筹备守城事宜;一面亲历各乡劝督民团,联络堵御”。富平县东西南三面毗连蒲城、临潼、渭南、三原等起义重点州县。巡抚瑛棨又以“富平练勇甲于各县”,委江开办理军务,负责渭北一带围剿事宜。回民起义军围攻高陵、三原县城时,江开令富平团勇驰往救援,因而引起回民起义军围攻县城。 回民起义军占领羌白镇后,县佐罗以炳逃往洛河东白猴屯。五月十九日,回民起义军渡过洛河,在白猴屯打败地主团练,击毙县佐罗以炳,团练死者100余人。五月二十一日,围攻同州府城。《平定关陇纪略》记载:“府城西关旧住回民不少,城内亦有回户绅民十数家。当王阁村等处回逆起事时,府城西关绅商汉民(地主团练)密约,夜间齐至回绅民家,同时杀戮净尽。城内闻知,亦即奋臂大呼,四街汉民麇集。分诣回户,同时剿洗”。回民起义军遂围攻同州府城。《兴平县乡土志》记载:“同治元年五月,华州回逆变作……伊亦自知不能安居,携眷东窜,以投伊党”。
户县县令沈淦奉檄办团,推邑绅张源沏为董事长,源沏荐顾寿祯为副。张源沏,字竹村,县东五竹村人,举人,任教谕。顾寿祯,会稽人,举孝廉,流寓西安。张、顾制造军械,募集乡勇数百人,招猎户技师,进行训练,以备战守。城外四乡,立团练十三操,围剿回民。长安以西,汉多回少,户县回民仅城西灰渠一村,团练为除“内患”,“先发歼之”。《户县乡土志》记载:“先是,回汉相争,不过如漳泉大姓之械斗,未必叛也。西乡灰渠,回民村也,南四操(地主团练)纠合县之四乡村民,直捣灰渠头”,并烧毁清真寺。回民惨遭屠戮后,愤起反抗,围攻县城。 周至县回民不多,住在城内南街和南关。“五月三十日,东路乡团来周至仇杀回民,鲜有脱者”。 临潼县,“米贯月,增生,纠集乡团与雷元鼎、李春懋等率众捣贼巢,毙贼多名,并焚贼垒,复与生员魏某等不时攻击”。三府村、马坊堡、行者桥三堡,河北之普陀原十三村回民起来抗击。 凤翔府,“先是,汉回未尝交恶,或偶因羊豕启争,亦相怨一方而已,旁观者不以为然也”。但渭华地主团练“见回不留”传单传入后,回民与地主团练的矛盾就空前尖锐起来。凤翔府县传檄各村镇举办团练,团众不下数十万。团练“徒恃人众,谓我数人敌回民一人,亦必立致虀粉,时以‘剿回’、‘灭回’,信口大言”。八月三日,渭南回民郭克裕到凤翔探亲,被团练诬为回民奸细,逮捕送官,严刑拷打,关进牢房。回民要求开释,又被指控为集党谋变。八月四日,崔伟在东关麻家崖起义。八月五日,四乡团练剿洗回村,回民向麻家崖集中。八月七日,知府张兆栋恐怕城内回民内应,指使团练将城内回民洗杀净尽。八月九日,又调西南团练2.7万多人,会同城内兵勇,围剿麻家崖等处回村。回民起义军英勇抗击,击毙兵勇100多人,团练死者不计其数,余者四处逃散,回民起义军围困凤翔府城。 陕西回民起义的最初发动和起义地区的迅速扩大,是由地主团练屠杀回民引起的,这已为上述各地回民起义事实所证实,毋容置疑。清钦差大臣胜保给皇帝的奏折里也直言不讳地说:“查陕省绅士梅锦堂、冯元佐等,率领团练为数逾万……是时王阁村等处虽有回巢,而西安各属回村甚多,尚无蠢动。讵料梅锦堂乘间纠合汉团二千余人,先将长安境内各回村肆行焚杀,复到户县之辉(灰)渠堡回村围攻烧杀,回村数百家立成灰烬,惨不可言。其余未经起事地方,妄杀无辜回民或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并将其庐舍一律焚毁。该回老弱被杀,精壮悉归渭北,结为死党前来报复……抗拒官兵,径扑省城”。胜保认为回民起义是由地主团练的烧杀引起的。一些开明士绅也有相同的看法。李启讷,字缄之,华阴人,道光五年拔贡,官至山西雁平兵备道。咸丰十年(1860年),陕西巡抚谭廷襄委其办理本籍团练。他目睹了地主团练屠杀回民的情形,在《忧愤疾书》一文中对回民起义的原因记述的十分清楚,认为回民起事,“实由汉人激变”,“团诱民变,汉激回乱”,这里所说的汉人是指地主团练,他认为回民起义是由团练屠杀引起的。李启讷反对举办团练,他说:“团练之设,名为弭乱,实为乱阶,推原其由,善良者畏事,绝不与闻;刁滑者喜事,争先恐后。迨至充为团练头目,吓诈乡邻,借端索求,又有无赖游民,每日支得口粮,百十成群,抢劫成风,此风一炽,天下多事矣。如今岁关中回汉相杀,虽实回民滋事,实由汉人(地主团练)有以激之也”。《忧愤疾书》又云:地主团练四处飞递“灭回”传单,“各处见传单后,助粮助兵,有不从者仍以烧房杀戮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无地,绝无生理,拼命相争。如同州府、咸阳、泾阳等县,乡团尽将城内回民男妇诛戮,房屋烧毁无存……遂致咸阳、同州各处有围城之举。传单所到之处,汉人(地主团练)先行攻打焚烧,倘遇回民噍类不留。未经旬日,陕西各处回民俱行激变”。他主张对“传递传单之团练头目并烧回民村落之团众”治罪,实行“于汉民绝无偏袒,于回民示以至诚”平等民族政策。李启讷《忧愤疾书》对回民起义虽未改变其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但他对回民起义原因记述,是“当日目睹情形”,是真实的、公正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讲了一些真话,这是难能可贵的。开明乡绅郑士范《旧雨集》一书,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凤翔回民在清朝官吏和地主团练屠杀下,逼上梁山起来造反的经过。他认为回民起义“询事变之由……慨自冯练之飞语深入众回之耳”,“见回不留四字驱之变也”。 (三)初期的起义中心和领导人物 回民起义军在抗击地主团练的战斗中,迅速形成了初期的起义中心和涌现出初期的领导人物。 回民为了保全自己免遭杀害,举家向回民聚居的地方集中,因而形成了起义的中心。记载初期起义中心的文献有以下几种:一种是清钦差大臣胜保的奏折,胜保入陕围剿回民起义,他根据收集的情况,向清帝呈奏一份关中回民起义中心分布图,图中记载起义中心有:大荔王郭(阁)村、渭南仓头镇、高陵永乐店、泾阳塔底、咸阳苏家沟和马家堡。第二种是湖北巡抚严树森的《劾钦差大臣胜保疏》,奏折中说:“臣据探报,陕西回匪有渭南仓渡(仓头镇)一股,省东北沙河一股,三原咸阳一股,高陵泾阳永乐店一股,凤翔各属一股,甘肃河州新来一股,约二三十万”。第三种是富平知县江开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给胜保的《贼巢匪数姓名逐细绘图贴说》,其中说:“逆回巢穴,就职所知,河北最大者,如大荔之沙苑、王阁村,渭南之仓头,临潼之普陀原,泾阳之塔底、永乐店共六处”。从上述几种记载可见,起义初期有以下六个中心:省城东有大荔王阁村、羌白中心,渭南仓头中心,泾阳、高陵、临潼中心,省城四乡有沙河中心,省城西有咸阳渭城、苏家沟中心,凤翔府城中心。 大荔回民聚居沙苑一带,沙苑以北南王阁是回村,北王阁和羌白原为汉民村庄,羌白是大荔县第一大镇,设县佐管理西南乡一带粮税诉讼等。回民起义军占领北王阁和羌白镇后,遂以王阁村和羌白镇为中心,开展反围剿斗争。仓头镇位于东西大道上。东通孝义镇,沿途村庄都有回民居住,西通省城,位置十分重要。仓头镇又是一个回民聚居的地方,东门和南门外回民最多。起义前夕,仓头回民与地方团练矛盾非常尖锐,所以就成为起义中心。泾阳、高陵、临潼一股,起义据点有永乐店、泾阳塔底和临潼苏拜十三村,这些地方都是回民聚居之处,各处回民起义军经常相互支援,联合作战,形成一股强劲的队伍。沙河堡在灞河东岸入渭处,沙河一带回民村落密集,是省城四乡回民人口分布最多的地区之一。沙河西隔渭河与咸阳渭城湾回民相望,北邻高陵,东连临潼,与渭北回民联系紧密,因而它成为西安回民起义中心。咸阳回民在渭城建立根据地,称曰府。渭城南临渭水,北倚洪渎原,南北长700余丈,东西500丈,凿池其下,财物多存于城内。凤翔回民以麻家崖为起义中心,四出抗击地主团练并对府城发动猛烈围攻。回民起义“仓猝起事”,人自为战,村自为战,起义初期基本上是以回民原居住的村坊为基础,形成区域性的分散的自卫武装。起义军的支股多,因而领导人物也多。《平回志》记载:“其回目之悍者,赫明堂、任老五、马世贤、洪兴、马龙、马四元、乜代荣、乜代恩、邸元魁、大瓜旦、哈哈娃”。《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同治二年十月,清军陶茂林部解凤翔府城围后,回民起义军挈带缁重家眷,一时来不及撤退,而滞留在府城附近的”凤回系杨生宽统率,东路洪忠孝等所统者曰东回,陈云冲、马成功、孙毓宝各有部从。此外最钜者,则马姓、白姓、乌姓、海姓、乜姓、沙姓、赫姓、铁姓、苏姓、蔺姓、禹姓,以及未知酋名之股,不知凡几”。另由礼泉、乾县、邠县、长武撤入甘肃境内的西安府、同州府等地的回民起义军尚不计在内。由此可见,起义初期的领导人是非常多的。 起义最初发难时,领导人多是各村坊的阿訇,阿訇不只是宗教领袖,而且有知识,与群众联系紧密,在村坊穆民中有威望,因而就成为起义的首领,带领回民向官兵和地主团练斗争,但阿訇不是人人都熟悉军事,因此,有些农民在对敌斗争中坚决勇敢,得到群众的信任拥护,也成了起义军的重要领导人。 起义初期的领导人,史料记载很少,许多人的事迹已无可稽考。根据现存文献记载和口碑传颂的史料,大荔王阁村、羌白一股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有赫明堂、于彦禄、陈林、禹得彦、大瓜旦、于六阿訇等。赫明堂,同州(今大荔县)赫冶家人,阿訇,人称“赫冶古阿訇”。《平回志》记载:“祸首者,则赫明堂、任老五也。两人者,咸丰七八年间,尝倡乱云南未果,遂逃仓渡,潜于礼拜寺,造军械旗帜,图谋不轨,各回巢皆听命焉”。赫明堂是首义大荔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初期,他领导起义军围攻同州府城、朝邑县城及抗击胜保围剿的斗争,后来,他率回民起义军围攻临潼县城、支援仓头反围剿战及凤翔府围城战等事迹,皆见载于《再生记》、《平定关陇纪略》、《秦陇回务纪略》等书。于彦禄,大荔王阁村人,王阁村十三营(南王阁村附近十三个回村)元帅。他的部队分红、黑、黄、白、蓝五旗,每旗有30个马队20个步队,每队人数多少不等。于彦禄作战英勇果断,同治年间同州沙苑马家马六所作《反叛歌》里说:“于阿訇他亦是文武双全,他营中尽都是英雄好汉,上阵去好亦似猛虎一般”。《乾县新志》记载: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回民起义军“破崆头村之车坡口,时五峰山前十余村,结寨自保,伪元帅于彦禄破之,遂据修善村”。禹得彦,大荔禹家人,家富有,四川有盐井,西安有房地产和商业,同治元年“领禹家十一村与官兵战”。陈林,阿訇,王阁村十三营起义领导人之一。大瓜旦,海道子人口碑史料说他是南王阁村回民的领导。《平回志》记载,大瓜旦是“回回之悍者”。《纪事》记载:“在头上十三家有三千人马,回回领队的是于六阿訇,时年八十岁了”。《反叛歌》里还说,十三营阿訇、沙苑西马家马振川、十里滩马老八、杨家村马振刚等都是同州起义初期的回民首领,他们事迹无文献记载,详细情况无法知道。 渭南仓头一股起义初期的领导人,见之史籍记载者不少。《平定关陇纪略》记载:“张芾等于五月十一日在油坊街,被回匪任老五、马玉良、马燕膺、马进昌、于快三等拥至仓头地方”。同治元年八月,富平知县江开禀报胜保:“渭南仓头大股首逆,系渭南千总马进林、差役洪兴、阿訇于快三、马彦英、于三元”。任老五,即任武,仓头镇人。咸丰年间在川滇等省经商,回陕后宣传杜文秀起义事迹。他率仓头镇一带回民杀死团练大臣张芾,成为首义渭南地区的领袖之一。他的事迹《平定关陇纪略》、《平回志》等书都有记载。洪兴,渭南洪家村人(在仓头镇北)。《秦陇回务纪略》记载:洪兴是渭南县衙差役,在回民中有威信和号召力。他同回役禹祥为中表兄弟,二人对华州知府和渭南县知县不公平办理砍竹事件极为不满,密秘联络回民和太平军,准备反抗官吏和地主团练,他是起义初期领导人之一。《秦陇回务纪略》记载:作者余澍畴曾于“营务处遇东路回首洪忠孝,即渭南起事回役洪兴也”。洪兴是滞留在凤翔城外东路回民起义军的领导人。马彦英,即马燕膺,渭南乔店人。马玉良,渭南北村里人。回民歌谣里说:“乔店村马彦英英雄好汉,北村里马玉良执掌兵权”。歌谣里还说:“将张芾活捉到刁陵村(吴陵村)前,仓头镇任老五细问一遍,马彦英在宝帐就把令传……”,可见他们都是起义军的统帅人物。马进林与马进昌是否一个人,尚待考证。于快三事迹不详。于三元,《续修礼泉县志稿》记载:“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回首余(于)三元率十三营,云将攻县城,城内大惊”。渭南回民起义领导人除上述以外,还有阎兴春、蓝明泰等。阎兴春,渭南孝义南边人,阿訇,起义前在九社开学,他率领九社回民参加起义队伍。蓝明泰,阿訇,仓头镇回民起义领导人之一。 泾阳、高陵、临潼一般,起义领导人有杨文治、马生彦、毕大才等。《关陇思危录》记载:“逆首杨文治、马生彦、毕大才等率众日夜夹攻(围攻泾阳县城),势甚危急”。杨文治,泾阳塔底人,会武功,力气大,所用木棒重50斤,同治元年五月,率塔底400多户回民起义。毕大才,泾阳毕家窑人。六月毕大才、杨文治联合同州回民起义军二三万人,反抗地主团练屠杀,围攻泾阳县城。马生彦,高陵渭河边滩人,他率临潼苏拜十三村回民起义。江开禀报胜保说:“泾阳塔底下大股首逆,系三原回匪马二元,高陵及普陀原大股逆者,系旧充高陵县回匪马义”。马义和马二元事迹不详。 沙河一股回民起义军的领导人有马德兴、马正和、孙玉(毓)宝、白彦虎等。马德兴,西安西关外米海村人,西安回民起义领导人。他的起义事迹,根据柏景伟《上刘中丞查禁逆酋回籍折》中的记述,主要是五月十八日,率村众及附近回村回民向曹里村集结起义,抵抗地主团练屠杀,进攻北关清军马德昭营垒及围攻西城,攻破金胜寺,全歼梅、石地主团练武装。《关陇思危录》:“六月三日,回逆马德兴等攻扑省城西关,四日攻陷金胜寺”,记载与柏景伟完全相同。孙玉宝(一作孙毓宝或孙义宝),西安市鱼化寨人。《纪事》记载:西安起义时,他率西安回民起义军扎营渭城湾。张兆栋《守岐公牍汇存》记载:“回首马成功、孙毓宝一味乞抚,其中是抚非抚,势难一一区分”。关于凤翔乞抚的性质后文将有说明,这条史料证明了他率部参加了凤翔围城战斗。马正和与孙玉宝同村,起义初期,他在孙玉宝部,后来才挂帅的。白彦虎的籍贯有西安、长安、泾阳、邠州、咸阳诸说,农民。他不是阿訇,担任起义首领可能稍迟一点。 咸阳一般,起义军的领导人是谁?文献未见记载,有人说:“咸阳二十六坊也归毕大才领导”。咸阳泾阳等处回民经常联合作战,此说不无道理。 崔伟是凤翔回民起义军的首领。崔伟又叫崔三,凤翔府城南关崔家凹人,贫苦农民出身。同治元年八月四日,他率领凤翔28坊6万多回民在东关麻家崖起义。他起义初期的事迹,《关陇思危录》记载:“崔三率众贼数万围攻凤翔,日久未退”。《平回志》记载:“时凤翔回酋崔巍(伟)围府城近半载”,“凤翔境内肃清,回酋崔巍走甘肃”。丹霞
会员二、回民起义的爆发 太平军入陕点燃了回民反清起义的烽火,圣山砍竹是回民起义前夕严重的回汉械斗事件,地主团练血腥屠杀回民是引起起义的直接原因.回民在八女井、孝义镇等地的反地主团练斗争,揭开了反清大起义的序幕。 (一)太平军和李蓝起义军在陕西的活动 咸丰九年(1859年),李短鞑(李永和)、蓝朝柱(蓝大顺)及其弟蓝朝鼎(蓝二顺)在云南昭通府大关厅牛皮寨起义,反抗清朝暴政。义军北上进入川南,攻克筠连、高县、庆符、自贡等州县。李永和屯驻自贡、犍为等地,蓝朝柱率军向西北,围攻成都、雅州,转战川西。咸丰十一年十月,义军在牛佛渡会师,队伍已发展到30万人。李永和以铁山为根据地,由蓝朝鼎率部北上,围攻绵州、成都,曹灿章率部挺进川东,围攻重庆。蓝朝鼎在绵州·丹棱战役中失利,不幸牺牲。曹灿章在重庆受清军阻击,经壁山、合州、定远至涪州鹤游坪。骆秉章集中兵力围攻铁山根据地,李永和突围时受伤,被俘遇害。义军余部至鹤游坪会合,向清朝统治力量薄弱的鄂陕边界地区转移。同治元年(1862年),李蓝起义军余部蓝大顺、邓天王、蔡昌龄、郭刀刀、曹灿章等先后进入陕西。 最先进入陕西的是邓天王和蔡昌龄两部。邓天王是蓝二顺的部属,丹棱突围后,邓天王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率部北撤,同治元年二月,由川北进入陕西宁强阳平关,汉中镇总兵布克坦逃至汉中府城。时有数百烧炭工人参加,义军队伍扩大,旋东下南郑,由新集至桑园铺一带。蓝朝鼎牺牲后,其部由蔡昌龄率领,为了号召群众继续坚持斗争,蔡昌龄自称蓝二顺。蔡昌龄率部北上至川陕边界,三月由汉中正南汉山至桑园铺与邓天王部会合。四月,邓天王、蔡昌龄围攻汉中府城,转战西乡、石泉、汉阴、镇安等地。 蓝朝柱丹棱突围后,北上江油、平武,转战川东。同治元年四月攻克太平厅(今四川万源县),经秋梁坡进入陕西定远厅(今镇巴县)的渔渡坝等地。五月十日,攻克定远厅,五月二十一日,攻克西乡县,杀死知县巴彦善。义军继续北上,进围洋县。驻守洋县的陕西藩司毛震寿闻义军进逼,仓皇逃至西乡县。六月九日,洋县群众打开城门,迎接李蓝起义军入城,义军入城后,杀死知县汪·都司周维兴、游击恭额勒等。毛震寿由城固逃至青石关。 蓝朝柱占领洋县以后,立即建立临时革命政权,改洋县为靖州,封王建制,布告安民。蓝朝柱自称“汉显王”,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玉玺。下设都司、巡捕、先锋等官职。义军称“顺天兵”,身着黄色衣服。宣布义军纪律三条:一是不准抢劫;二是不准烧杀扰害百姓;三是不准侮辱妇女。义军还实行了一些革命措施,如休战时帮助农民耕田种地和收获;开展城镇集市贸易,设买卖街,买卖台,公买米粮油盐及日常生活用品。对知识分子“礼而用之”。这些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同治元年五月以后入陕的李蓝起义军还有郭刀刀、曹灿章等部。郭刀刀又名郭均福,是蓝朝柱的部属。他与蓝朝柱在太平厅分兵,蓝朝柱北上入陕,郭刀刀东走湖北竹溪、竹山等地。七月,郭刀刀进入陕西平利,欲沿汉江西上,至洋县与蓝朝柱会师,因清军截断西进道路,于是引军北上,到达周至、眉县、歧山,转战宝鸡、凤县,后至甘肃两当、徽县。十月又南下攻克略阳,由宁强返回四川。曹灿章于八月进入定远厅,活动在石泉、汉阴等地。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太平军西线重要城市安庆失守,清军先后占领桐城、舒城、太湖、宿松、英山及安庆至天京之间的池州、无为州等军事重镇。天京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革命形势日益危急。在这种严重情况下,英王陈玉成原想撤退到湖北襄阳、德安一带,招兵买马,补充和发展革命力量,再图收复安庆。但部队分散主义和悲观情绪严重,许多将领和士兵都不愿去湖北,同时与江南太平军的联系被清军切断,孤处江北,茕茕孑立。这样,陈玉成就不得不改变原先的战略,放弃长江中游作战的打算,退守卢州。陈玉成研究和分析了陕西形势,陕西清朝封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东南战事紧急,陕西清军多调至河南、江南前线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兵力空虚。太平天国军事胜利,清政府失掉江南地区,饷源断绝,便加紧对陕西人民的掠夺,东南各省的军事费用借陕西协饷维持,农民缴纳田赋正税外,苛捐杂税达六十多种,生活非常困苦。陕西又是回民聚居之地,清政府一贯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挑拨回汉关系,因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英王陈玉成看到这些因素对太平天国很有利,进军陕西不仅可避开强大的敌人,取得充足的时间进行整顿,而且又能广招兵员,筹集粮饷,重振师旅。于是派遣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祜王兰成春等率领太平军三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向陕西进军。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扶王陈得才等率太平军从庐州出发,渡过淮河,经颍州、新蔡、汝州、确山、泌阳、唐县,三月一日,围攻南阳府,摆出要进入湖北,东进回援安徽的样子。清政府急忙调集军队,救援南阳和堵截太平军进入湖北。扶王陈得才向西急行军,日夜马不停蹄,经镇平、内乡、淅川厅,三月十八日由荆紫关进入重山峻岭、人烟稀少的陕西商洛山区。三月十九、二十日,围攻商南县城,又分兵进攻商州及孝义厅(今柞水县)的蔡玉窑、葛华镇等处,清政府急调陕、豫、楚三省军队,三面围剿,阻截太平军北进。陕西巡抚瑛棨派副都统乌兰都率满营马队400人,驻扎尹家卫(今长安县引镇),又与团练大臣张芾商定,举乡绅募勇丁防守南山(秦岭)各处要隘。派长安绅知府梅锦堂率十八廒团众守子午谷及玉山以西山口,渭南绅训导赵权中率沙苑团众防守箭谷及玉山以东山口,阻挡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利用商洛山区沟壑纵横复杂地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地粉碎清军的围剿,先后攻克山阳、镇安、孝义厅。太平军翻越秦岭,出大峪口,四月十四日到达长安县尹家卫,直逼西安。太平军由尹家卫分兵两路:一路经三兆;一路经杜曲、韦曲,同时进围西安城。西安是西北军事重镇,陕西省巡抚衙门的所在地。当太平军进逼西安城时,陕西清军大部已调往外省镇压人民起义,李蓝起义军在陕南牵制了大批清军,省城防守空虚。巡抚瑛棨、西安将军托明阿和固原提督孔广顺等慌成一团,“省城四门紧闭,相顾无人色”。城内戒严,文武官员一律上城防守,又派副都统乌兰都、参将阿扬阿、游击孟柏林等领兵从尹家卫中路堵截太平军,都司张鹏飞率抚标营兵和梅锦堂、石仓的地主团练,从尹家卫西路韦曲进剿。四月十八日,太平军在曲江池附近红沟岸大败清军,弁兵死伤不计其数,阿扬阿受重伤,狼狈逃入城内。十九日,太平军又在杜曲重创清军,进逼省城西安,瑛棨惶惶不可终日。正当西安城指日可克的时候,清军围攻庐州,英王孤军难支,庐州告急。扶王陈得才接到告急书后,改变了攻取西安的计划,立即率军回援英王。
太平军东进蓝田,四月二十二日,到达蓝田与渭南交界的厚子镇。渭南县知县曹士鹤指使地主豪绅组织团练,招募乡勇,对抗太平军。地主团练头目冯元佐率团万人,布防渭河上,孝义镇训导赵权中率500回勇,驻扎厚子镇。二十二日,太平军由良田坡进攻渭南县城,次日,占领县城,烧毁衙署,知县曹士鹤、团练头目孝义镇卸任参将赵锡祉等被杀,团练死伤甚多。二十五日,华州知州濮尧带团练在赤水镇防堵,地主团练大败,团练头目陈经茂、张龙骧等被击毙。二十七日,太平军东抵华州、濮尧逃窜,太平军击毙把总郭大鹏,占领华州城。在华州太平军又接到英王陈玉成不幸被捕的消息,扶王陈得才忧心如焚,不分昼夜,兼程东下,搭救英王。五月三日出潼关,进入河南。 太平军和李蓝起义军入陕,推动了陕西革命形势的高涨。起义军进逼省城西安和汉中府城,攻克和占领渭南、华州、洋县等州县城,摧毁清地方封建政权,惩办官吏和地主豪绅,消灭大批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动摇了清朝在陕西的封建统治。太平军入陕,极大地鼓舞了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点燃了回民起义的烽火。太平军到达尹家卫后,渭南回民领袖洪兴、禹祥即派人“赴尹家卫输款”,主动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并作为向导,引太平军东进。太平军抵达华州赤水时,回民“乘此空虚,揭竿起事,东自同州(今大荔县),西至华州(今华县)、渭南,所在骚动矣”。 (二)圣山砍竹事件 圣山砍竹是发生在回民起义前夕的一次严重的回汉械斗事件。旧史籍认为起义是由砍竹事件引起的,所以记载这次事件发生、经过的史料不少,其中以当时人刘东野的《壬戌华州回变记》记载最详。其文说:“四月发贼从大峪出,渭邑(渭南)赵权中曾募回勇五百防刘峪口(在华县南),至是溃逃沿途滋事,经圣山村砍竹,瓜坡斗殴,回勇赴州控诉,濮公(华州知州濮尧)询其理屈,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快头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谋变益亟。” 刘东野,名品三,字如玉,号东野,华州大涨里村人。亲身经历,所记可信程度高,但仔细研究这段史料,不难发现他对砍竹事件的一些重要情节也有隐讳。500回勇原为前河南藩司严树森(渭南孝义镇人)所招募的,太平军入陕前夕,由渭南赵权中接管,布防在南山隘口,堵截太平军。回勇听到太平军已翻越秦岭到达尹家卫后,“遂不待遣,各归散”。回勇数十人行至圣山,向汉民购买竹杆,作军械,并非“沿途滋事”,“强斫民竹”。《富平县志》记载:“渭南叶家滩回民叶三元率其党赴华州小涨村购竹杆,园主汉民王老售之,定价每斤铜钱二十枚,次日叶往砍竹,适王老有子外归,阻之,不服,遂起争斗”。巡抚瑛棨奏折中也称:“查此次汉回起衅,由华州回民购买竹杆,因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毙伤回民”。刘东野只字不提打死回民一事,仅云“回勇赴州控诉”,回民既是“滋事砍竹”,何敢赴州衙呈诉?《平回志》载:“回数十人强斫民竹为军械,民哄而逐之,毙其二人”,官府有“回汉械斗,鸣钟集合”的规定,当双方争斗时,即鸣钟,“附近汉民各村亦鸣钟,集数百人”,当场打死回民二人,所以回民才忿忿不平赴州衙控诉,这就是械斗的真相。
圣山砍竹事件发生后,回民虽蒙受了很大屈冤,此时回民仍“不为少动”,坚持由回汉双方代表议和或通过法律解决。《壬戌华州回变记》记载:已由“汉民李发元、回民马利,出而议和”,但是议和被地主团练破坏了,“适渭邑团长(地主团练头目)张映兰、州属团长白祥生在麦地缉诛回民十七人,恶感愈深,而沿渭各村回族纷纷挚家北渡矣”。 州县地方官吏对这次严重的回汉械斗事件没有采取公正态度,相反却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华州知州濮尧和渭南县令曹士鹤袒汉抑回,偏袒汉民。濮尧以“回民越界砍汉民竹,将砍竹者痛惩之”,砍竹者系渭南回民,又向渭南县衙投诉,“邑令曹士鹤不准理,反以荷校辱之,由是回情怨沸”。 《壬戌华州回变记》记载:“十八日黎明闻有枪声,顷刻间各团响应,集白泉铺者近万人,搜回谍诛之,盖此举窥我虚实也。二十一日闻发贼至堠(厚)子镇(在蓝田县境内),停议和。二十三日,太平军攻克渭南,濮公率团赴赤水堵御,二十四日,发贼自渭南至,濮公众寡不敌退至小涨团,发贼东行,各团御之者皆败,州城陷”。太平军攻克渭南,东进华州时,使回民与官府、地主团练的矛盾极度紧张化。太平军的到来,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待机而起的回民起义斗争,《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回民首领洪兴“乘贼(太平军)至,密为煽划惑,转相诱引,啸应而集者三千人,砍竹者之亲党亦与焉,洪兴伪请以御贼,实为逆谋”。太平军的到来也引起清朝统治者极大的惊恐,地方官员认为回民与太平军“实潜与勾结”,惧怕回民乘间造反,因而积极策划镇压回民。《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刀客冯元佐“先闻洪兴谋,纠约乡众,预为准备,迨起事,一呼竞集,河北民揭竿响应者十余万,各备资粮,直渡河,距城二十里,逼贼而垒”。冯元佐“积与回民衅隙”,在太平军攻克渭南的严峻形势下,陈兵渭河以南,名为堵御太平军,实为防范和准备围剿回民,双方已呈箭拔弩张之势。 (三)地主团练剿洗秦家滩 李蓝起义军和太平军进入陕西后,清廷“诚恐回民乘机蠢动”,多次紧急谕令陕西地方政府,对回民要“密为防范,毋令反侧”。但当时陕西清军多调往外地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省内防务空虚,于是命令各州县举办团练,各地团练在地方官府的直接指挥下,一时成为围剿回民的主要反动武装。地主团练是起义初期回民最凶恶的敌人,在地主团练血腥屠杀之下,广大回民为求生存,被迫不得不挺而走险,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起义斗争。 陕西回民起义的最初发动,是由地主团练剿洗华州秦家滩事件开始的。回民起义歌谣里说:“事由先赶秦家起,火烧秦川八百里”,秦家即秦家滩。华州城北渭河南岸一带,有秦家滩、乜家滩等回村,是华州回民最多的村落。 李启讷在《忧愤疾书》中,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地主团练血洗秦家滩事件的原因经过。文中说:“忽于四月十九日(此处误,应为四月二十三日),捻匪(太平军)窜至渭南(华州)赤水镇,华州团练约集华阴团练,合力堵贼。迨华阴乡团齐集华州,询及回汉斫竹打架之事……遂声言回民将作捻匪内应,必先除去内患,然后再堵贼匪”。《忧愤疾书》又说:“团众直至秦家村,声言回民造反,先行剿洗。秦家村回民自知无罪,苦口哀求,团众坚执不允,登时将秦家村放火烧毁,任意抢劫”。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记载:“华阴义和村各团行至下庙,闻回族北渡状,且望见迤北烟火,遂烧秦家庄、乜家滩。佥议分守渭河南岸,孟村里弋连珠、毕步高,侯坊里李永吉、平定坊、魏家庄先后渡渭击贼,辄陷没”。弋连珠、毕步高系华州团练首领,顾熠山《重修华县志稿》卷十一《人物志》中。关于他们率领团众烧杀秦家庄、乜家滩及渡渭围剿回民失败毙命的事迹有记载。《平回志》记载:“小涨村亦纠合大涨村、赤水镇、魏家滩十余村堡近万人,期先发以攻之。华州回知势不敌,挈其老弱涉渭而北,寄居沙苑回村”。瑛棨奏折里也说:“汉民(地主团练)暗赴回村烧毁房屋”。《平定关陇纪略》记载:“有华阴汉民欲将华州之秦家村回庄烧毁,经华州学正孙曾前往劝阻,业已听劝允息。而华阴乱民于四月二十四日,仍将秦家村并沿河回庄烧毁”。以上关于秦家村事件的几种记载,与《忧愤疾书》内容大致相同。由此可见,回民起义是由华州和华阴地主团练逼上梁山的。秦家滩、乜家滩等沿渭一带回村被地主团练烧杀之后,回民纷纷北渡,向渭南仓头镇和大荔沙苑回民聚居地方集结,准备起来向官府和地主团练进行抗争。 《忧愤疾书》又载,二华地主团练烧毁秦家滩、乜家滩等沿渭一带回村后,“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蓄意扩大事态,煽动各地团练屠杀回民。记载“灭回”传单事件的史料还有《秦难见闻记》、《旧雨集》等。前者说:“先是渭南刀匪冯元佐与本县赵姓及大荔李姓共相唱合,潜行传帖,声言奉旨洗杀回民,愚民不知从而信之。于是自潼关以西,凡往来回民非铡即杀,无得免者”。郑士范《旧雨集》下《忠义篇》说:“自渭南回变,有练总冯元佐者,飞布‘见回不留’之语,以故渭南回子贩土货者,道凤翔留不敢归”。这些史料证明了《忧愤疾书》记载的真实性。清朝封建统治者极力否认“灭回”传单,清廷上谕中说:“陕回构衅,往往捏造洗回谣言,冀煽同类”。《平回志》也记载:华州回民“煽言‘三州县民传帖约于三日齐发,将尽灭我族类’,回于要冲向得汉民,缚之归,搜衣中,果得传帖如所云。其实华回伪作也”。封建统治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欺骗群众,目的是要掩盖他们屠杀回民的罪行。地主团练各处飞递灭回传单,煽动屠杀回民,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灭回”传单,煽起了一股洗回恶浪,传单所至之处,“尽将城内回民男妇诛戮,房屋烧毁无遗”,因而激起各地广大回民的反抗。起义最先发生在大荔、华州、渭南,三州县回民于四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等日,纷纷向大荔南王阁村和渭南仓头镇等地集结,参加起义斗争。 (四)八女井和孝义镇首义 回民起义爆发的时间,是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文献记载与口碑史料大致相同。《三续华州志》记载:“(四月)二十五日,郡侯濮尧带团在赤水镇防堵发逆,而河北即于是反肆出”。《大荔县续志》记载:“二十五日丁丑,回逆大纵焚杀,猝然祸起”。《重修华县志》、《平回志》皆有相同记载,不再引述。口碑史料也说:“回回起手是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 回民与地主团练矛盾最尖锐的地区,是大荔沙苑八女井和渭南孝义镇两处。在地主团练烧杀之下,“大荔县属之沙苑,渭南县属之孝义镇同时起手”。 八女井,也叫八牛村(今八鱼),村中李姓是大荔县首富,明末以来的大地主、大富商。李家商业以布庄、烟庄为主,有永远、明远、致远、志远四大堂号,商号多以万字命名,其中万顺德、万顺贵布庄最大。《续修大荔县旧志存稿》耆旧传下,李春源传记载,咸丰初年,东南用兵,清廷饷项支绌,李家“曾出数万金佐军”,还独家捐资重修考院、文庙等。后来多隆阿驻军大荔,据李家窖金百万两以佐军用。李家勾结官府经常欺凌回民,南王阁村是个回村,约有回民一千多户,东与八女井毗连,李家与回民关系十分紧张,在两村之间筑起一道长长的土墙,把两村隔开,以防回村牛羊东行。秦家村事件发生后,李家勾结县佐罗以炳,召集附近各村壮丁万余人,在八女井集团,准备剿洗回村。四月二十五日,回民向八女井发动进攻。《湘军记》记载:“井民素强悍,侦回之将叛也,纠万人谋屠之……丁丑(四月二十五日),王阁村回民纠众猝攻井民,井民无备,聚族戕者甚夥,遂烧八女井”。二十六日,回民合围八女井之二朗庙,团练大败,死伤近千人,洛河以西团练武装溃散。回民占领八女井后,又占领了羌白,以羌白、王阁村为根据地,把起义斗争推向高潮。 渭南也是回民与地主团练矛盾尖锐的地区。《秦陇回务纪略》记载:“孝义镇居民万余家,巨室富户甲于全省,赵、严两姓,家资数百万”。严家是孝义镇的巨富,在陕西、四川、河南、湖北都有商号,四川有自流井,五通桥的盐井盐号,从灌县至松潘的茶运业和伐木行,几乎大部分被严家垄断。严树森曾任河南、湖北巡抚。赵家即朝邑训导赵权中家,赵家仅次严家,在陕西、山西、四川有商号和当铺,四川还有盐井和盐号。赵权中和族人赵锡祉奉札举办团练,勾结大荔巨富李姓屠杀回民。渭南河北固市一带有詹、焦、常、曹四大富户,他们家族中不少人奉檄组织团练,镇压回民。渭河以南蒋、贺、刘、李四姓大地主,也积极参与团练镇压回民。当起义即将爆发之际,孝义镇训导赵权中企图通过谈判阻止起义。《平回志》记载:“丁丑(四月二十五日),乡绅同回目七八人就权中和约。约未成,有回丁驰马至,大呼曰:‘东方火发矣’,……回目奋袂起,不顾而去”。是时,沙南渭北诸村堡回民皆纷纷起义。二十七日,回民烧毁孝义镇,杀死赵权中,《平回志》记载:“有奸民(汉民)刘锡裕,偕二回目率党百余,以巾车至,强邀权中往礼拜寺议事,权中坚不往,则挟之登车去……遂与其从客仆夫皆遇害”。回民在大荔八女井和渭南孝义镇的反地主团练斗争,揭开了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大起义的序幕。 三、起义烽火燃遍关中平原 杀死团练大臣张芾以后,各地地主团练疯狂屠杀回民,回民在更大地区掀起反抗斗争。关中三府二州二厅,除秦岭深处宁陕、孝义二厅外,几乎全部都卷入起义烽火之中。 (一)陕西地方政府的剿抚兼施政策 四月二十五日,回民在大荔八女井和渭南孝义镇首义后,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旬日之间,大荔、华州、渭南及邻近州县一些地方,回民俱行激变。四月二十五日,“蒲城县南乡龙阳、孝同数十村,纠集壮丁万余人,往围回巢,东西排列数里。回坚伏不出,及日晡,突出马队冲之,众惊溃”。五月二日,回民起义军北进蒲城,击败伏龙、平路各乡团,攻克兴市镇、王庄堡,歼灭团练1700多人。四月二十九日,耀州、富平等处乡团数百人,借端至耀州寺沟堡,杀死回民数十人,烧毁清真寺。又至同官(今铜川市)韩家原,开枪放炮,围绕搜杀。两处回民俱向临潼县属苏拜等村逃去。 五月九日,渭北回民起义军冲破地主团练渭河南岸的封锁线,南渡渭河,跃马挥戈,所向披靡,一日驰骋30里,横扫了东至华州城、下庙、西至赤水、大涨,南至田村、郭村、双碑、涨村等地的地主团练武装。 大荔、华州、渭南等地回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燃烧起来时,省城清军防守空虚。巡抚瑛棨惊慌失措,一时无法扑灭起义烈火,不得不暂且采取安抚政策,派官绅到渭南大荔及河北邻近地方进行抚谕,张贴“劝谕”告示,进行欺骗宣传。五月四日,派督办团练大臣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往渭南等地“安抚”。又派臬司刘鸿恩、候补知府吕孙,分往河北邻近地方劝谕,以防其响应。 张芾(1814—1862),泾阳县人,号小浦,进士。咸丰二年任江西巡抚,因太平军占领九江,被革职留任,咸丰十年调北京供职。十一年,丁忧居家,清政府任命他为督办陕西团练大臣,会同陕西巡抚瑛棨围剿太平军和回民起义军。 张芾率临潼知县缪树本、举人蒋若讷、回绅候补知府马百龄及其侄孙张涛等20多人,由省城出发。五月七日,于新丰渡渭河至临潼县属油坊街(今与槐里合并改为油槐镇),召集仓头镇等处回民首领进行抚谕。回民首领说:“汉民(地主团练)凌逼太甚,所以拒之者缓死耳,非敢为逆也”,要求解散团练。张芾对他们说:“汝等皆良回,起衅者任老五耳。只诛渠魁,胁从罔治。吾居此,但待汝等一纸甘结耳”。任老五即任武,渭南仓头人,张芾要回民首领交出任武时,恰好任武在场,他听了张芾的话后,非常气愤。回民又在张芾轿内发现剿洗回民的传贴,暴露了张芾假“安抚”真剿洗的反动面目。于是任武回到仓头,集合了数千人,立即赶至油坊街。有人已得知事变的消息,急告张芾,劝其快点逃走。张芾十分傲慢,自以为他是朝廷大臣,又依仗地主团练势力,料回民不敢对他采取行动,故意摆出官架子,一定要吃了早饭再走,吃了饼,又要吃粥,饭毕刚走出大门时,回民队伍已到。张芾被押往仓头镇,经过审讯,五月十三日,在仓头镇南门外渭河滩上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临潼知县缪树本、候补知县蒋若讷、张涛等人。丹霞
会员(二)清政府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民族歧视政策
清代后期,陕西赋役繁重,据《清会典事例》嘉庆朝统计,西安府属民田科征每亩银额238.17分,每亩米额5.85-5.25升,其数额居全国首位。田亩随征耗羡,每正赋银一两,带征15分,正赋米一石,带征三升,仅次于云南、广东两省。耗羡是田赋正额之外的一种附加税,地方官吏借口农民缴纳粮食入仓后有“鼠耗”、“雀耗”及碎银铸成银锭有“火耗”,在田赋正额之外加征耗羡。耗羡之外,又有平余。除民田征收田赋正额和附加税外,陕西还有元明两代留下来的屯卫田和更名田,农民种官田又有纳本色和折色的规定。纳本色者,有样粮、土粮、余粮等名目;纳折色者,有牌价、片价等陋规。有的地方农民佃种屯卫田和更名田,既征本色又征折色。田赋附加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差徭是田赋以外最繁重的封建剥削。清代陕西是全国差徭最重的地区之一。陕西毗连甘、川、楚、豫诸省,甘肃又是通往新疆、西藏的通道,西北、西南边疆一有战事,则役车载道,供仪纷繁。差徭征调都落到陕西等省劳动人民头上。
陕西差徭除兵差之外,还有流差。三品以下官员过境,府县公出交卸,外国贡使过境,国内藩属及改流地方所属喇嘛土司过境,委员来往过署,批解钱粮,各衙本役公干,递解秋审人犯要案,呈送地方土产及一切杂差称之流差。凡因公需差,有图章票据,称正差。胥吏书役额外浮派,无名中饱,叫黑差,如差使的铺设费、酒筵费、馈送费,随从的钞牌、送站礼、门包、管厨等费,又有州县的管粮房书和班头、户首、里书、店主、书役等中饱费、酒饭费、鞋袜费、茶灯钱等。陕西回汉劳动人民除受残酷的封建赋徭剥削外,还要遭受地主阶级及商业高利贷的盘削。大荔沙苑东边的赵渡镇、西边的孝义镇、西北的八女井都出现了不少大富户。孝义的严、赵两家都是“盖省的财东”。不仅广置田产,拥有大量土地,而且兼营商业,在陕西、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商号。赵渡镇属朝邑县,该镇阎家是名闻全国的大财东,阎家出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阎敬铭。八女井李家也是大地主兼商人。这些大地主就是靠残酷剥削周围汉民和沙苑回民发家的。由于回民长期遭受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因而这些地区的社会矛盾很尖锐。
有清一代,在封建专制主义和高压民族政策之下,回族在政治上始终是处于被压迫、受歧视的地位。清朝封建统治者诬蔑回族是“犷悍”、“好乱”、“性与人殊”的“奸民”和“异类”。在官书和一些私家著作中,诬称回民为“回子”、“回逆”、“回匪”等,并对回族的回字加上侮辱性的“犭”字偏旁。诬蔑伊斯兰教是“原无一取”,伊斯兰教信仰者是“鄙薄之徒”,回民宰牛是“居心残忍,不务本奉法之端”,是“甘为异类”等。甚至有的官吏说:“回丑环居中土,宣令一体遵奉,毁其礼拜寺,庶乎可无虞尔”,公然宣称要取消回教。
歧视压迫回民的政策,也表现在法律上。清朝刑律,满汉人不平等,在诉讼程序、审判机关、采证、判决、量刑及监狱待遇等方面,满族人均受优待,汉人法律地位低,回民较之汉人地位更低。满人享有换刑特权,如笞刑可换为鞭责,徒刑、流刑和军刑可折枷刑,徒刑一年可折枷刑20日,流三千里可折枷刑50日。死刑虽不能换,但可减刑,如斩立决可改为斩监候。回族在法律上受歧视,清朝封建统治者对回民在量刑上比汉人还重,回民犯法,“加等科罪”。回民犯罪,面上要刺字。回民三人以上执绳鞭器械者,要加罪一等。死罪汉人“一般情形,凡兄弟同犯罪,可奏留一人养亲;若独子犯罪应死,非常赦而不原,但有祖父母、父母年达七十,亦可奏请留养。”军、流、徒可免死减等犯,“未起发以前,可告留养,皆准折枷释责”。而回民“俱不准申请留养”,流徒地点不得在甘肃省等地回民聚居地区。
清朝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对各族人民采取分而治之的反动策略。利用汉回人民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差异,挑拨汉回关系,制造汉回械斗仇杀。汉回两族劳动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阶级利害冲突,他们都遭受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有着共同的反封建要求。回汉人民世代相居,彼此和睦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因习俗不同,“睚眦小忿”时有发生,如史籍记载,回民放牧时践踏了汉民的田苗,汉民“截断羊只”等。这些纠纷多属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公正态度,通过调解是可以解决的;但清朝地方官吏处理这些纠纷时,却推行“护汉抑回”政策,“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回民即得直,而犹以为曲,制造回汉人民之间的矛盾,挑起回汉械斗。乾隆初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长安回汉械斗案颇多”。
(三)道咸时期陕西社会矛盾的激化
嘉庆、道光以来,清王朝已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各级官吏鲜廉寡耻,阿谀奉迎成风,官员调任,下级必有馈送。道光十三年(1833年),西安将军徐琨调任,驻防协领伯奇克图等借机虚报盘费,于草价内挪支银两,馈送马匹。地方官吏贪赃枉法、聚敛财富之事俯拾即是。道光二年,渭南知县徐润审理民人柳全璧打死人命案时,受人嘱托,又收受贿银贪赃枉法。三十年,合阳知县沈寿曾、训导王聘、教谕王步元、典史杨德怀等,贪赃枉法,滥用刑法,致使人毙命。以势强贷,借端勒索之事,屡见不鲜。道光二年,原同州知府何元治,私借盐商王必成银千两,离任时尚不偿还。咸丰元年(1851年),陕西按察使多慧,贪婪成性,违例借贷,有心巧取。同年,白水县知县徐良槐刑押诈赃,借刘家瑞族人自缢身死,拘押刘家瑞父子,恐吓讹诈,勒索得财,始行销案。咸丰七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陕西官钱局委员舞弊案。官钱局委员李应诏、丁忧未入流李洵匿报侵吞官铸铁钱7万余串,李洵又亏短铁炭本钱5万串,官钱局委员候补知县郭廷椿、管理钱铺事(捐职)王迎科及陕西布政使司徒照家人黄君任等串通一起,挪用官钱,开私钱铺,营谋私利,亏缺银钱逾巨万。案发审理后,李应诏、李洵、郭廷椿、王迎科4人即行处斩,同案犯黄君任等都分别受到惩处。咸丰八年,榆林照磨邓用元管理广有仓时,任意抑勒,额外浮收,并私卖图利,以致短仓粮3500余石,榆林知府通同舞弊,狼狈为奸。胥吏差役恃强逼勒,恣意鱼肉百姓。道光九年,永寿县差役黄进敲诈勒索,舞弊枉法,逼死2命。咸丰九年,宜君县书吏孟继周蒙官勒派,被斥革,又钻营谋私,以其子弟充任县吏,激起乡民公愤。地方武官营弁,萎靡不振,不事训练,徒饰外观,克扣军饷,勒索百姓。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震撼了清王朝。太平天国起义后,饷源所在的江南地区被太平军占领,赋税断绝,收入顿减。同时战争的巨大耗费使清政府财源枯竭,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为了筹集资金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加紧对”完善地区”四川、陕西、山西等省的搜刮。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被视为饷源所在,成为清政府赖以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两省接济。”湖北巡抚严树森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
据《清文宗实录》记载统计,咸丰朝十一年内,清廷向陕西发布了50多次征调协饷命令,因清代陕西地方档案缺乏,实际解送的数目无法统计,但从协饷范围及次数看,约在数百万两以上。陕西协饷范围广泛,解送的省区及军营主要有:京师(京饷)、湖北(荆州防兵、杨霈军营、胡林翼军营)、河南(归德桂明军营等)、甘肃(陕甘总督舒兴阿军营、甘肃藩库等)、安徽(和春军营、翁同书军营、庐州粮台)、江苏(扬州粮台、徐州粮台、江北大营)、新疆(伊犁、乌什军营)、云南(昆明军营、云贵总督张亮基军营等)、贵州(巡抚蒋霨远军营)、直隶(胜保高唐军营、天津军营、通州粮台、豫军军营)、湖南、江西、山东(代垫),共计13个省区(包括京师在内),几乎负担了全国除西藏、东南沿海两广、福建、浙江、东北诸省及“完善地区”山西、四川以外所有战事省份的协济饷银。其次,从征调的情况看,有的是军需孔急,临时征调的,但不少征调已成定例,按月调拨,如解送京师的京饷及解送安徽、湖北、甘肃、江苏、江西等省的协饷。《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四年七月清廷命令陕西按月解送和春军营5万两。咸丰五年十二月令陕西按月解送湖北协饷3万两,又令每月协济扬州粮台饷银2万两,协济庐州粮台5万两。咸丰八年二月令陕西每月解送安徽军营2万两,五月令陕西按月解送江西饷银3万两,八月令陕西按月解送安徽翁同书军营2万两。咸丰九年三月令陕西每月解送徐州粮台饷银2万两,8月令陕西按月解送傅振邦军营2万两。咸丰十年八月令陕西按月解送徐、宿军营饷银7万两。咸丰十一年令陕西按月解送徐州粮台协饷1万两。由此可见清廷在陕西征调协饷次数频繁,数量巨大。 除协济其它省饷银以外,清廷还从陕西征调了大量火药,据《清文宗实录》记载统计,咸丰五年到九年九月,解送江南大营火药(按比例配铅子、火绳七成)共9次,计38万斤。按月解送湖北军营火药3万斤。另外,还解送湖北胡林翼军营火药3万斤,安徽庐州军营2万斤,胜保军营1万斤。 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云南回民起义及支援天津、北京战役,还从陕西征调了大量军队,咸丰时期,清廷多次征调陕甘军赴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川、江南、直隶等地征剿,总计约三万多人,其中陕军约一万数千人。咸丰八年十二月袁甲三在徐州、宿州一带围攻捻军,河南巡抚恒福奏请陕西拨兵助剿,时陕西清军绝大部分应调出征,已不能凑足一千数目,出现了无兵可调的局面。大量陕军开赴外省作战,战费消耗巨大。 咸丰时期,除了协济外省财力、物力、人力之外,陕西地方防务也加重了人民人民负担。太平军进入湖北、山西时,清廷命令陕军加强鄂楚交界南山一带、武胜关及陕交界渡口的布防。捻军进入豫西、商南后,陕军即赴函谷关、商南扼守。李蓝起义军进入川北后,陕军即屯扎朝天坡堵截。陕西清军调往外省镇压人民起义,地方防务空虚,咸丰二年九月兴安府一些地方首先举办团练。咸丰三年五月清廷命令山、陕、川“完善地区”举办团练,“无事以壮声威,有事借资助剿”。自此以后,陕西各州县团练兴起。咸丰十年五月五日,清廷命令署陕西巡抚谭廷襄督办陕西团练。前任陕安道坐补巩秦阶道陈晋恩、现任陕安道张守岱等帮办团练事宜。咸丰十年十一月,命令在藉五品京堂聂沄分办本籍团练。咸丰十一年三月十日,又命令在籍前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芾为陕西督办团练大臣。地主团练是地方反动武装,主要依靠地方豪绅筹资兴办,是镇压回民起义的急先锋。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分别与英国、法国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各800万两。清廷部库无款可支,由各省分别负担,陕西与山西各筹银30万两,分担赔款数目最多。 咸丰时期支付巨款“协饷”、军费、赔款及举办地方团练筹款,引起财政严重拮据,藩库空虚。陕西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加紧对广大人民的搜刮和剥削,其主要的苛赋重税有以下几种: 1.加重田赋差徭 清初有“永不加赋”之令,但正赋虽名义上不再增加,实际上咸丰时期田赋比过去加重。首先由于道光朝以来,鸦片输入,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清朝政府规定白银一两当制钱1000文,道光十一年,陕西一两银涨至1300到1400文,道光十七年涨至1600文,道光三十年前后又涨至2000文。农民售粮得钱,再将钱兑换成银方可缴纳赋税,这样以来,田赋实际上增加一倍左右。其次,田赋附加空前增加。咸丰初年,田赋附加名目繁多,平余之外,又有小平余,即火耗、解费、票费、催粮等名目。后来田赋附加税成为定例者约有60多种,“每正银一两连正耗平余几近一两五六钱之多”,附加税已达田赋正额的50 - 60%,故“阳无加赋之名,阴有加赋之实”。再次,预征田赋。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廷为了解救军需困难,谕令陕、山、川三省将咸丰四年田赋于当年冬开征,五年田赋于四年秋接征,按年递推。陕西预征数额计银160多万两。预征表面看田赋正额没有增加,实际上田赋比过去加重。 咸丰以前,兵差是临时性的,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陕西军事活动频增,兵差经常不断,各州县遍设差役局,专办差徭事宜,差徭始成为定制。兵差和流差按亩摊派,每年不下一百万串。田赋和差徭剥削是农民的沉重负担,甚至连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陕省民力之竭,苦于差徭。” 2.征收厘金 厘金征收始于咸丰三年夏,时军饷奇缺,清廷准许各军就地筹饷,帮办江北大营军务、已革刑部侍郎雷以在扬州仙女庙开设厘局,向商贾征收厘金。分坐厘和行厘两种,坐厘也称板厘,是向坐贾征收货物交易税;行厘也称活厘,是向行商征收货物过境税。咸丰四年,清廷下令在用兵各省推广。咸丰八年正月,陕西巡抚曾望颜依照外省征收厘金办法,在省城内设立厘局,开始向坐贾行商征收厘金,各州县坐厘由地方官吏征收报解。行厘专设局卡征收,先在泾阳县设卡征厘,日渐推广。厘局东有同州(今大荔县)、潼关、朝邑县大庆关(在今大荔县境内)、华阴三河口、韩城县芝川、商州龙驹寨;南有兴安(今安康)、白河、紫阳、汉中、略阳、宁强、阳平关;西有凤翔、虢镇、长武;北有靖边县宁条梁镇。每年约征283559两,低于福建,高于河南(河南厘金总数为121149两)。后来厘卡越设越多,“凡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高悬奉旨抽厘旗号,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于卖货之地抽之,于以货易钱、以钱易货之时又抽之。即降而资本微末,铺户肩挑背负生涯,行人之携带川资,女眷之随身包裹,莫不觊觎干涉等”。厘金原规定按货值抽征(也有的按重量或数量征收),一般地值百抽四五,但抽厘人员任意搜刮,如兴平、宝鸡等县不按章抽厘,加倍勒索。厘金收入,“资军饷者十之二三,饱私囊者十之七八。”沉重的厘金剥削,严重地阻碍了陕西商业的发展,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 3.推行捐输 清廷为了支付巨额军饷,解救财政危机。咸丰二年三月,令陕西等省劝谕官绅士民捐输。从咸丰三年起,在全国推行捐输,鼓励绅民捐输助饷。规定个人捐银可取得官职或功名,省府州县捐输达一定数额,准在各级科举考试中增加该属地方学额人次。同年又在陕西、山西、广东等省议行劝借,向殷实之家“暂挪借,以助国用”。陕西巡抚王庆云采取了“捐借并施”办法,派员四出,强行勒借,“务令各出私室之有余,协济公家”,并由官府按照捐输银两多少,“建坊给匾,以示奖励”。捐借并施的结果,陕西三年内筹银200多万两。王庆云因此受到清廷嘉奖,清廷通令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依照陕西“捐借并施”办法。咸丰五年后,吴振、曾望颜、谭廷襄等先后任陕西巡抚,照旧推行这种政策,每年筹银数量相当巨大。如咸丰九年全年办理捐输共收银80余万两,强行捐借,竭泽而渔,竟至给照允许云南等省提饷委员在渭南地区劝捐。地方富绅捐官以后,“将本求利”,借端勒索。 4.征收盐课 咸丰四年十一月,陕西巡抚王庆云奏称陕西官运官销食盐“运本不敷”,呈请按地丁摊派盐课。规定每地丁一两摊征盐课九分九厘二毫,总计应征盐课12.1298多万两。自咸丰五年开始,西安、同州、商州、乾州四府州所属盐课,随同地丁银两征解本省藩库;凤翔、邠州、兴安三府州所属盐税,不再解河东完纳,同榆林、延安、汉中、鄜州、绥德五府州一样,解交本省藩库。咸丰六年陕西巡抚吴振奏称:“按粮摊课与旧日税则多寡迥殊,甚或小民纳无盐之课,驵侩卖无课之盐,诸形窒碍”,要求按照河南先课后盐办法将陕西盐课变通办理。先课后盐是一种票盐制度,商贩缴纳盐税后,由政府发给凭证,凭票运销食盐。这种办法实行后,陕西每年征收盐课银16.8万两,比按粮摊课数目还多,同时,商贩随处散销,任意加价,劳动人民并没有减轻负担。 5.滥发通货 咸丰四年初,陕西巡抚王庆云为解决财政困难,设立官钱局。3月又奏准在陕西试行官票,并兼用大钱制钱。规定司库收支、官兵俸饷搭放钱票二成,文职廉俸搭放钱票三成。五月又奏准在陕西鼓铸铜质当十、当百、当五百、当千各种大钱,流通使用。滥发货币,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 道咸时期,陕西旱、蝗、水、雹、风、疫、地震等灾害不时发生。道光元年八月,西安府属州县瘟疫流行,民间传染者甚多。十一年,大水毁坏兴安府城,死者甚众。二十六年,陕西大旱,全省大部分州县被灾。春少雨,关中西安府、同州府、凤翔府所属各州县告旱,小麦收成大减。夏秋旱扩大,秋禾多未长成,关中、陕北89个州县秋田收获仅为常年的六成。天旱无雨二麦多未播种,同州府仅种十分之二左右。咸丰七年,关中大旱,赤地千里。六、七、八连续3年,关中和陕南蝗灾,飞蝗蔽日,禾苗树叶被食殆尽。十一年,岐山又发生蝗灾,高粱糜谷禾苗被食一空。同官(今铜川市)咸丰元年和八年两次地震。四年,渭南阳郭镇发生龙卷风,高数千丈,继之冰雹,直径寸许,数日不化。天灾频仍,人民困苦。道咸时期,由于清政府政治黑暗和繁重赋役剥削,加上天灾频仍,陕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反封建斗争不断发生。 刀客是陕西民间抗清群众的一种称号,他们经常佩带一种关山刀,临潼县关山镇制造,形制特别,长约3尺,宽2寸,极为锋利,清统治者诬之为“刀匪”。刀客主要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反抗地主豪绅被通缉的逃犯。刀客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纲领,通常是以某个有威望的人为核心,结成团伙,习拳练刀,拒官抗税,打富济贫。有的凭借武术功夫为盐、茶等商保镖,抽取保镖费谋生。刀客主要活动在渭南、蒲城、大荔、三原、临潼、富平、泾阳、蓝田等县,以蒲城、富平、渭南、临潼4县交界地区最为活跃。 刀客是道咸时期重要反清力量。道光十年(1830年),大荔,蒲城刀客的抗清活动已引起清廷和陕西地方政府的注意。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大旱,夏秋收成严重减产。十月四日,大荔、朝邑交界沙苑、渭河一带刀客李牛儿等,联络大荔杨村等地饥民近百人,白布裹头,手执火把,撞开朝邑生村南留社城西门外一家炭场大门,缚执场主,夺取财物。这一行动,引起附近地主豪绅惊恐不安。省城以东渭北诸县又是回民聚居之地,刀客与回民经常联合反抗官府。同年六月三十日,渭南回民马得全在发配贵州途中逃回,堂兄马得沨联络大荔、蒲城及本县回民、刀客41人,乘马携带鸟枪刀矛,抗官拒捕。七月二十八日,渭南知县余炳焘率官兵搜捕,马得全等出村迎战,击伤兵役10多人,因寡不敌众,最后失败。马得全、马得沨等30余人先后被捕杀、发配边地充军、当差。 刀客活动严重地威胁到陕西地方封建统治,道光二十六年,陕西巡抚林则徐令各属官兵严厉缉捕”刀匪”,先后在白水、渭南、蒲城、大荔、三原、临潼、富平、泾阳、蓝田、安塞等地捕获刀客和其他案犯共146名,其中确认为刀客者有46名,均严审惩办。由于蒲城、富平、临潼、渭南4县交界处刀客和回民活动十分频繁,所以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御史梁经先奏请割4县之地置下邽县,以镇压刀客和回民。 嘉庆九年(1804年),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被镇压后,经过40多年,道光末年,陕西又有秘密结社再起。道光二十五年,青莲教四川,甘肃、陕西3省行教首领李一原密遣其党萧刚等,进入陕西传习青莲教,劝人吃斋习教,被前任陕西巡抚李星沅捕拿。二十六年,湖南衡阳人刘青泉传习青莲教,被通缉逃至陕西石泉县,劝在陕贸易的湖南宁远人廖明望及石泉县捐职从九品邱录元等人吃斋习教,被石泉县知县慕维城破获。刘青泉等人被捕,发配乌鲁木齐为奴,廖明望等7人杖80,邱录元革去从九品职衔。 道光末年,渭南回民马德魁“聚众抗官,邑令余炳焘督率回役禹祥,设法捕拿,格杀百余匪,擒获数十名,焚其庐,籍其产。” 咸丰六年,渭南冯元佐等反抗官府以地丁摊派盐课银两,率众数千赴县衙交卸农具,仓头、苏拜等地回民执器来助。咸丰九年,宝鸡虢镇商民反抗加抽厘税,聚众拆毁土行。咸丰十一年十月,临潼县武家屯李桥农民杨升华反对地丁加耗。临潼县知县周藩寿更改赋役旧章,增加地丁附加税额,在原每亩地丁正粮折合银8分4厘之上,再加征附加税制钱2文。杨升华联络武家屯一带农民,反对地丁加耗。周藩寿派兵勇镇压,杨升华率2万多农民在李桥以西抗击官军。苏家村、拜家村的回民派人联络,准备参加,斗争声势越来越大。陕西巡抚瑛棨见事态扩大,奏请将周藩寿革职,由武功知县缪树本接任。缪树本欺骗群众,解散群众队伍,逮捕杨升华等20多人,杀害了杨升华和他的妻子及两岁儿子。 道咸时期,回汉械斗不时发生。道光十年,云南监察御史徐法绩(泾阳县人)在《奏陈陕西回汉械斗情形疏》中说:“陕西西安府属之临潼、渭南,同州府属之大荔、蒲城、朝邑一带毗连之处名羌白镇,地面寥阔,回汉杂居,因事械斗,无岁无之。”道光八年春,临潼县鬲家堡回汉械斗,互有伤亡。冬,大荔八女井又发生械斗,“彼此集众各数百人,并有鸟枪铅药兵器,伤害多命”。咸丰八年,临潼县又发生回汉械斗,时甘肃布政使张集馨路经陕西,见闻了这次械斗。据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记载,这次械斗是由回民小贩赴汉村售卖水果被汉民打伤引起的。回民赴县衙告状,县令不理,回民再三申诉,反遭扑责。回民受屈,“纠众数千人赴汉村私斗,回杀汉民十三人,汉杀回民六人,杀伤不相当,汉民又于大道截杀蓝田回民三人”,“回民纠众不散”。西安府知府沈崧声言“回民不遵约束”,派兵200镇压回民。这是一次严重流血事件,回汉双方伤亡都很惨重,这种惨局主要是地方官吏袒汉抑回政策造成的。回汉械斗影响了两族人民的团结,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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