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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复至: 真主之光和穆圣(愿主福安之)之光 #114686

      楼上说的是。这是我转载的一篇文章。
      本文是从语言学和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理解的,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古兰经》的理解应该是全方位的多维的,
      至少本文的解释是对以往其他解释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神圣的《古兰经》纵是沾上全世界的海水作墨也不能解尽
      它所包含的神圣的奥义。

      回复至: 青年穆斯林及其对现代世界伊斯兰式回应 #114661

      在此,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伊斯兰社会中妇女的作用,几乎每一个想攻击伊斯兰的西方人都首先攻击伊斯兰社会中妇女的作用。但100年前,13世纪/19世纪最后十年,西方妇女的作用与本世纪最后十年的状况就不一样,谁能向伊斯兰世界打下保证:下个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方不会持一个全然相异的观点?
      西方批评家无论是对伊斯兰社会还是对其它非西方社会的评判都是建立在西方流行的当下时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些批判并不必然有什么严肃性。当然,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观点,但,它们并不该被视为永不谬误的价值标准,否则,伊斯兰社会体制就会消失,进而,将致使青年穆斯林感到他们的社会的、家庭的纽带的孱弱。

      这同样适合于伊斯兰伦理。在现代世界中,尽管伦理在社会中变得极为微弱,但,一些有权势之人还恬不知耻地漠视行为的伦理准则,时刻不停地批判伊斯兰伦理的各个方面。穆斯林青年必须明白这些批判来自对人和人类社会陌生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这些观点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即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人与神圣的分离、对权威的反叛、对超验的感知的丧失,家庭的破裂和对生命质量的量化,把社会简约为碎化了的个人的数量的总和。我在本书的前几章已经指出了这些观点。很自然,穆斯林青年必须反对他自己的社会中的极端的行为和不公正之举,正如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世界各地的其他青年们所做的那样。但,类似的评判标准必须建立在伊斯兰伦理自身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现代世界恰巧流行的理论的基础之上。恰恰因为今天流行的东西明天很快就会过时。事实的确如此,每几十年,现代世界都会出现若干种类的不可知论的或无神论的道德家,为了在一个忘却上帝的世界存活下来,他们需要出现一种“道德因”。但,没有以启示或神法为根基的客观标准的“道德因”只是建立在纯粹的人的构想的基础之上,因此,它会随着深陷于近于混乱的疾速流转的漩涡的人类的飞速改变而改变。

      在经济领域重要的是,穆斯林青年要牢记伊斯兰文明曾创造的与经济有关的道德和伦理,还要记住当两者分离时的严重的危险,当经济成了几乎独立于人的一种科学,只涉及数量,而不关涉生命的质量等方面的时候,这种危险就会出现。在这一领域,青年穆斯林最起码应该孰知最近20年来伊斯兰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的复苏。同时,还应该知道由于没有执行伊斯兰经济准则所带来的隐患。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并不都是伊斯兰的,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作为国际形势的一个结果和最近几个世纪的实践,伊斯兰世界的许多经济行为已不再建立在沙里亚教导的基础之上。重要的是,一方面要避免把伊斯兰世界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贴上伊斯兰的标签;另一方面,还要避免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准来批判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或认为伊斯兰经济学是失败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不能实施,并且有违人的天性,并以这种思想为准来解释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当务之急是知道与经济活动和伦理之间的关系有关的沙里亚教导,并把它们作为所有地方的经济活动的标准来加以实施。

      或许穆斯林青年在人生的实践方面,面对的最困难的领域就是政治领域。在伊斯兰世界,由于传统的政治制度的被破坏,以及诸如民族主义等多种势力和西方的若干政府制度(它们与伊斯兰沙里亚的教导不一致)的插入的直接结果,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域出现了许多紧张局势,并且,穆斯林国家的人们往往没有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自由。因此,当穆斯林青年来到西方,一方面他们能感到自由讨论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往往被西方人攻击,他们批评伊斯兰国家缺少民主,并反对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域发生的事物。同时,一些“民主”政府进行了种种暗箱操作,以便于西方列强民族在伊斯兰世界攫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不考虑传播民主意识形态的需要。

      对于这个复杂的领域,一个人不可能给出一个简单的方针,指导人们怎样回应它,特别是由于青年穆斯林来自具有不同的政治环境的国家,并且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政治制度和实践并没有被遵行。在此,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学习与政治法则相关的伊斯兰传统教义是怎样的,并且不要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过于理想化和不现实,在那种情况下,虽抱着构建完美的方案的美好愿望,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得不偿失,原本存在的一丁点福利也被摧毁,甚而,最终以更加不完美的更加不广纳传统伊斯兰价值的东西取代了原本存在的制度。确实,建立在民主理念基础之上的西方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些优点,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并不具备这些优点,这些地方的政治对抗和紧张局势很大,以致于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人民享受不到沙里亚和传统的伊斯兰制度赋予他们的自由。

      尽管如此,青年穆斯林永不应简单地接受以下观念,即正如西方政治制度评论的那样,民主特别是西方的民主形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的政府标准。他们必须认识到,流行的对政府事物的参与早在现代之前就存在于伊斯兰世界,但穆斯林通过投票选举之外的方式进行他们的政治参与。另外,他们必须认识到伊斯兰世界必须得到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去选择发展他们自己的与伊斯兰原理和伊斯兰社会形态相适合的政治制度,眼下,实际上这样的机会没有被给予穆斯林往往是由于这些批评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实践的列强民族之故。

      回复至: 西方世界对伊斯兰的挑战 #114127

      现代什叶派著名思想家
      阿拉玛•托布托巴易(又译塔巴塔巴仪),全名阿拉玛•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托布托巴易(Allamah Sayyid Muhammad Husayn Tabatabai),1903年(伊历1321年)出生在伊朗大不里士(Tabriz)一圣裔家庭,该家庭系圣族,14代皆出著名伊斯兰学者。托布托巴易从小在家乡接受初等教育,掌握了阿拉伯语和基本的宗教知识。大约20岁时赴伊拉克纳贾夫(Najaf)著名的什叶派大学继续攻读,在宗教大学里,许多学生盲从“传播科学”的分支,特别热衷于神圣法律(divine law真主的沙里亚大法)、伊斯兰法理学和判决原则,而托布托巴易则寻求传统科学的两个分支,继承科学和推理科学。他师从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奈尼(Mirza Muhammad Husayn Naini)和筛海•穆罕默德•侯赛因•伊斯法哈尼(Shaykh Muhammad Husayn Isfahani),在他们的悉心培养下,托布托巴易在这一领域成了一代学术大师和能够在政治上、社会上产生相当影响的教法权威。
      除了正规学习传统伊斯兰资料上称呼的“习得科学”(acquired sciences)之外,托布托巴易继续探索“邻近科学”(immediate sci-ences)或神秘直觉。通过超现实的视角,他幸运地发现了伊斯兰神秘主义的一位大师,名叫米尔扎•阿里•卡迪(Mirza Ali Qadi)。这位大师将他导入神学上的神秘主义境界,并指引他向精神完美之路前进。阿拉玛•托布托巴易后来说,在遇见米尔扎•阿里•卡迪之前,他已经研究了伊本•阿拉比(lbn Arabi)的有关著作,并认为对此理解得很好,但当他遇见这位真正的苏非权威大师之后,他才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还说,当米尔扎•阿里•卡迪开始讲课时,好象房间四周的墙壁也参与他的解说。托布托巴易非常感谢这位大师,因为在纳贾夫的日子里,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理智获得时期,而且也是禁欲主义(asceticism)的实践时期,这使他获得了精神再现的状态,从局限于物质的黑暗中解脱出来。他长时间闭斋静默,保持绝对的沉默,以致于到后来,即便是说话,他的面容上仍带有一种完全的沉默和神情贯注的样子。
      1934年(伊历1314年)阿拉玛•托布托巴易回到大不里士,在那里度过了平静的几年,并培养了一些学生。1945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力量进入伊朗,托布托巴易从大不里士辗转到达库姆(Qum)。当时的库姆,仍然是伊朗的宗教研究中心,托布托巴易以他的平静和谦逊的方式,在圣城库姆执教,他全神贯注于《古兰经》诠释、传统伊斯兰哲学和通神论(theosophy)的研究,这些学科在库姆已经多年没有讲授了,他以磁石般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采很快吸引了一些聪慧异常、能力出众的学生,渐渐地,他使得穆拉•萨德拉(Mulla Sadra)的教义再一次成为传统课程表上的支柱课程,当时有近400名学生坐在他的脚下汲取他的智慧。除此之外,托布托巴易也经常在库姆的阿得雷斯(Addres)清真寺向公众发表演说。
      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在伊朗一些青年中颇为时兴,他是唯一一位花费精力去研究**哲学的什叶派学者,他从传统伊斯兰的观点上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出了回答,这些努力的结果构成了他的重要著作之一《哲学原则与现实主义方法》。在书中,他捍卫了现实主义,从对它因袭的和陈旧的观念上反对辩证哲学。同时,他也从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伊朗人群体中培养了一大批学生。
      在库姆,托布托巴易不知疲倦地讲解伊斯兰智慧和理智要旨,他针对不同学生在三个不同层次上讲课,他的学生现在遍布于伊朗全境及什叶派地区。在较为熟悉的圈子里,他选择更多地向学生讲授神秘主义(gnosis)和苏非主义(sufiim)。由于知识渊博,讲课生动,阿拉玛•托布托巴易在伊朗传统界和社会各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尝试在受过现代教育的阶层中培养出新的一代知识精英,希望他们既能懂得伊斯兰哲理,又懂得西方科学。在他的学生当中有的已成为乌里玛(Ulama学者)阶层。他们竭力遵循老师的榜样,如马什哈德大学的赛义德•加拉尔(Sayyid Jalal)和德黑兰大学的穆塔达•穆塔哈尔(Murtada Mutahhar)都是伊朗颇具盛名的学者。
      除了从事繁重的教学任务和指导项目以外,托布托巴易还埋头于著书立说和发表文章。主要著作有:《天平》(亦称《古兰经注之准衡》),这是托氏最重要的专著,被什叶派认为是“不朽的《古兰经》注释”,设计为20卷,约三百万言,原文系阿拉伯语,也有波斯文译本。除了经义解释和选引以往什叶派著名经注中的材料外,据著者所说,是一部包括教义学、哲学、历史、社会和伦理各方面研究的综合巨著。它在取材广泛和涉及当时伊斯兰社会问题方面,可与逊尼派的《光塔经注》相媲美:还有《哲学原理与现实主义方法》(5卷本)、《the Asfar评注》(其中7卷在托氏指导下问世)、《与Corbin教授对话》(2卷本,基于托氏与Henry Corbin教授之间展开的对话汇集而成)、《论伊斯兰政府》(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出版)、《评Kifayah》、《论可能性与现实性》、《论神的属性》、《论神的行为》、《论财产》、《论人在前世》、《论人在今世》、《论人在后世》、《论预言》、《论创始》、《论衍生物》、《论证明》、《论诡辩》、《论分析》、《论综合》、《论意外事件》、《论预言和梦》、《关于诗歌书写方法及书法艺术风格》、《阿里和形而上学》、《〈古兰经〉与伊斯兰》(有英译本)、《什叶派》(有英译本)等。
      《什叶派》是托氏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托氏集中阐述了伊斯兰教什叶派加法尔派(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思想,是深入了解什叶派的必读书籍,该书已由其弟子,当代什叶派思想家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ayyid Husayn Nasr)于1971年译成英文本,1981年第五次出版,在世界上很有影响。该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编讲述了什叶派的历史背景,分为两章。第一章是什叶派的起源与成长,主要阐述了什叶派从逊尼派中分离出来的原因,什叶派衍生于阿里的好处,以及8-20世纪什叶派述略。第二章介绍了什叶派内部派系划分,各主要派别及其分支的情况,并对加法尔派、伊斯玛仪派和栽德派作了比较,最后对加法尔派的历史作了总结。第二编集中阐述了什叶派的宗教思想及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里交代了什叶派对《古兰经》的认识,什叶派注释《古兰经》的原则,什叶派考证和遵从圣训的方法。第二种方法里讲了什叶派的哲学和神学思想,什叶派在伊斯兰哲学和理性科学领域的贡献,简要介绍了什叶派的杰出知识分子。第三种方法里讲述了什叶派对苏非神秘主义及人神合一论的看法,《古兰经》、圣训中的玄机、隐秘等。第三编从什叶派观点看伊斯兰的信仰,主要阐述了什叶派对安拉的认识,对先知的认识,对**的认识,重点叙述了对伊玛目(lmam)的认识,包括伊玛目的意义,产生方式,伊玛目制度及其继承人,先知和伊玛目的区别,伊玛目的品格、职责,伊玛目隐遁及相关问题,伊玛目与伊斯兰领袖等,最后作者对加法尔派十二大伊玛目生平作了不同篇幅的介绍。在附录中,作者还就什叶派受批评和误解最多的塔基亚(Taqqiya掩饰)原则及“穆塔尔”(Mutah临时婚姻)原则做了解释和辩护。
      1981年《什叶派》第五版正要发行的时候,托布托巴易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使得什叶派世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什叶派学术界普遍认为阿拉玛•托布托巴易是一位伟大而独特、与世无争的人,是一位典雅的《古兰经》诠释者,是伊斯兰世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在什叶派伊斯兰世界,以及部分逊尼派穆斯林学者中间,他是以“阿拉玛”(Allamah最博学的人)、“费尔索夫”(Philsuf哲学家)、“穆法西尔”(Mufassir《古兰经》注释家)和“阿亚图拉”(Ayatullah真主之迹)而著称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什叶派学术界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上述评语不能概括这位伟人作为“阿林”(学者)的方方面面。并认为如果有人研究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方式,他的科学著作,他的深奥思想,他的真诚和他那新颖的知识,将看到假若没有与全能的安拉及安拉的使者有着真实的联系,没有人能够拥有如此的恩典和恩惠。他们引证《古兰经》条文:“安拉把智慧赐给他所意欲的人,被赋于智慧的人,确已得到了很多好处。”(《古兰经》2:269)来证明他们所作的评价。
      伊朗前宗教领袖霍梅尼(lmam Khomayni)在哀悼托布托巴易时说:“我在此表示对胡赛-艾米亚(the Hauza-e-llmia位于库姆,伊朗伊斯兰研究中心名称)和穆斯林由于托布托巴易的逝世而带来的无比悲痛,我谨向伊朗人民和胡赛-艾米亚致哀,愿安拉在复活日在他的仆人当中和伊斯兰的援助者中升高他的品级,愿安拉将忍耐给予他的家属及他的学生”。

      ——完——

      回复至: 西方世界对伊斯兰的挑战 #114126

      在思想和哲学的广义范畴上,损失最惨重的就是用英语或法语做大学教学媒介的国家,它们包括在伊斯兰教世界东部的巴基斯坦、印度穆斯林地区、马来西来和尼日利亚及伊斯兰教世界西部的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今天的穆斯林面临着严峻的抉择:在高举反殖民主义口号的同时,穆斯林们应当更集中精力去征服一切殖民主义中最危险的对思想的殖民主义,他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观点去审视和研究自己的文化的态度,尤其是绝对不能忘记用伊斯兰教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固有的追求圣洁的精神生活的灵魂去对待来自西方的一切。甚至,但愿真主保佑,如果有些穆斯林想拒绝自己的文化和思想遗产中的某些东西,( [12])那么,他们应该首先了解这些文化遗产,拒绝和接受都应该建立在知识的标准之上,不管你倾向那种思想,无知绝不能成为一种借口或理由。正如任何人无法拒绝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一样,任何人也无法在没有渊博知识的情况下接受一种东西。任何人不能抛弃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这是一个人人都懂的道理,但同时,它也是今天被许多人常常忘记的道理。
      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一位著名的禅宗明师对一所西方著名的大学进行了一次访问并做了一个关于禅宗修行的学术讲演。演讲结束后一个拥有高级学位的学生问道:“禅宗明师们是否相信一个人应该烧尽佛经,扔掉佛像?”那位明师微笑着回答:“是的,但你只能烧尽一卷你已经拥有的佛经,你也只能扔掉一座你已经拥有的佛像!”这是一个最深沉的答案。那位明师的意思是说,只有当你遵守宗教的外在表现形式(教乘或教法)时你才可以超越教乘,然后才能进入更高一级的宗教的内在真理(道乘、真乘和知乘),获得对形式的超越。不遵守教法的人永远也没有希望去超越宗教的外在形式获得更高一级的升华,他只是跌落在教法水平以下,并把自己的跌落误以为是对形式的超越!同样,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传统思想遗产。任何人不可能在未理解古代哲学家们的教诲的情况下超越他们的教诲,任何一个想那样做的人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可怜的无知错误地当做了“升华”或者从传统的思想和道德束缚中获得了“自由”,实际上,那是一种把自己囚禁在自身的局限之中的最可怜的无知。因为真正的“自由”只来自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而且,只有宗教及其明哲的教理才能引导我们达到真正的“自由”彼岸。
      当代的穆斯林必须成为十足的现实主义者,这样,他们才能知道万里航程应从哪里起步,不管他们要走向那里,他们只能从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上起步。有句中国名言说:“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万里航程的第一步必须从足下开始,不仅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是这样的,而且任何物体的运动都是这样的。不管伊斯兰教世界要走向哪里,它必须从伊斯兰教的教统和道统这一事实开始起步,而且它还应该从自己的真正的现实——而非幻想的现实着眼。忘记了这一事实的人实际上根本不能进行航程,他们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进行着航程。一个巴基斯坦、波斯或者阿拉伯的“思想家”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为伊斯兰教社会所接受的思想界领袖的话,那么他一定要记着自己是谁。无论他怎样努力想把拉哈尔、德黑兰或者开罗的一个区镶入牛津或巴黎大学,他也绝不会成功,那些西方化了的所谓的穆斯林“思想家”报怨伊斯兰教社会不理解他们,不欣赏他们,但实际上他们却忘记了正是他们自己拒绝了理解和欣赏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其结果是他们必然被自己的社会所拒绝。这种拒绝本身就是伊斯兰教生命力的一个迹象,它象征着伊斯兰教文化仍然生机勃勃。
      用穆斯林语言做大学教育媒介的国家在哲学方面比其他国家好一些,尤其是在伊朗,伊斯兰教哲学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传统。在伊朗,用哲学的名义讲任何东西很容易受到传统的思想和学术界精英的严重挑战。当然,即使是这样的穆斯林地区也没有完全摆脱站在西方哲学观点的立场上解释伊斯兰教思想的作品的破坏性影响。但是,相对来说,由于以上提及的两个原因,西方哲学对它的影响比较小。这两个原因是:语言障碍和仍然生机勃勃的伊斯兰教哲学。伊克巴尔的两个英语著作《玄学(形而上学)在波斯的发展》和《伊斯兰教宗教思想的重建》在巴基斯坦的影响以及它们最近被翻译为波斯语后在伊朗产生的反响是这方面值得进行研究的一个例子。
      尽管如此,甚至在使用穆斯林语言的地区,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用波斯语、尤其是阿拉伯语写成的哲学著作,虽然这些著作的立场是伊斯兰教思想界根本闻所未闻的,但它们的书名却是象《我们的哲学》这样的名字。就好象作为对真理的认知和智慧的追求的哲学还可以用“我的”或者“我们的”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阿拉伯或者波斯的哲学家使用过这样的表达方式。在培育了伊斯兰教哲学的穆斯林看来,哲学永远是用冠词形容的“艾利•弗利赛弗”或“艾利•赫凯麦提”,它是对超越了个人主观水平的真理的认知,它是来自真主的九十九个尊名之一的“艾利•罕古”——真理这一尊名本身的。象“我们的哲学”和“我的思想”这样的表达方式在穆斯林语言中的出现本身就象征着抛弃伊斯兰教的根本思想的程度。面对这样的谬误,我们应该在伊斯兰教思想被完全腐化之前从我们的宝库中挖掘出迎击这些挑战的答案。
      让我们重新回到存在主义哲学和在波斯的传统的伊斯兰教哲学这一命题,在这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传统哲学在波斯保持着持续的活力,尤其是被称为“存在的实有”这一学派的存在,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在这里遭到了传统哲学势力的强烈反对。实际上,任何一个研究过从伊本•西那和苏赫尔瓦尔迪到伟大的“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阐述者萨德伦丁•设拉兹伊的传统伊斯兰教哲学的人都会很容易明白传统的伊斯兰教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巨大断层,存在主义哲学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整体上所包含的一些初级教诲支离破碎的片断罢了。亨利•考尔宾作为在西方介绍了伊斯兰教哲学后期情况的唯一西方学者,他不但说明了伊斯兰教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两者在观点上的差异,而且还在把萨德伦丁•设拉兹伊的《情感书》翻译成法语时写的长篇前言中说明了伊斯兰教哲学可以对存在主义哲学所犯的错误予以纠正。很有趣的是,正是通过考尔宾翻译的海德哥尔的《塞因和宰特》一书,萨尔特尔第一次被存在主义哲学所吸引,而考尔宾自己却完全抛弃了这种哲学,一头扎入了苏赫尔瓦尔迪的“光源的智慧”和萨德伦丁•设拉兹伊的“存在的显光”哲学的大海之中。
      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基本问题就是由现代文明制造的并已经对包括伊斯兰教世界的穆斯林在内的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构成了威胁的生态平衡危机这一问题。对当今世界有所了解的人们都知道至少在物质世界的水平上人类今天面临的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生态危机,即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失去平衡的危机。伊斯兰教及其学科拥有一个特别重要而且切中时代要害的信息,它最大可能地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全世界面临的这一难题。然而,遗憾的是,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
      我们知道穆斯林们自豪地创造了象天文学、物理学和医学这样的许多自然科学并在这些领域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他们并没有导致自然和生态的失衡危机。他们的科学总是在与整个宇宙万有达成和谐的伊斯兰教世界观的指导下的“自然哲学”范围之内发展,因而从未导致与宇宙万有的冲突。在伊斯兰教科学的背后潜伏着一个真正的“自然哲学”,如果把它挖掘出来并用当代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替代当今世界盛行的荒谬的自然哲学。这种荒谬的自然哲学由于缺乏对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的认识而导致了今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危机。
      值得遗憾的是,穆斯林们自己也很少深入地研究伊斯兰教的科学遗产。即使有些为数很少的人进行研究也罢,但他们也往往由于受西方优越、东方落后的心理情绪的影响而使自己的研究仅仅局限于证明穆斯林在科学发现方面优先于西方,因而他们的文化成就并不低于西方的文化成就这样的命题上。几乎没有人把穆斯林的科学遗产看做是可以替代现代自然科学秩序的能够帮助人类免遭现代科学的应用已经为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的科学选择。有眼光的穆斯林们应该高兴万分地看到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不是由他们带来的——我们今天已经亲眼看到这场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应该以研究伊斯兰教科学和复兴伊斯兰教科学所包含的自然哲学为目的来培养自己的学者和思想家。
      因此,我们所希望的结局与许多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所倡导的东西大不一样,他们自豪地声称伊斯兰教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他们的推理方式是:既然文艺复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而且伊斯兰教文化帮助产生了文艺复兴,那么,伊斯兰教文化是一定有价值的。这是一种愚蠢的推理方式,它根本不懂得现代世界今天所遭受的一切主要是因为在文艺复兴期间大面积地反叛了上帝以天启方式给人类降示的宗教恩典这一事实导致的恶果。穆斯林们应该感激真主,他们没有背叛上天,他们没有参与制造反叛精神世界的人文主义,今天的人类世界堕落成一个禽兽世界与他们无关。实质上,伊斯兰教所做的就是阻止了人没有让他在个人主义的驱使下反叛上天。文艺复兴极力鼓吹的反叛上天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与伊斯兰教倡导的完全顺服真主的精神是正好相反的。当然,伊斯兰教科学和文化是帮助西方产生文艺复兴的一个因素,这一点是事实,但不同的是,西方只是把伊斯兰教的精神从它的文化和科学中剔除后才利用了它们,当然,这时的伊斯兰教文化和科学已经由于脱离了其整体框架和根本精神而丧失了其真正的意义和作用,变成了普罗米修思反叛上天的工具。
      穆斯林们研究伊斯兰教科学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告诉穆斯林青年(他们中许多人在刚刚学会第一个几何学公式的同时也学会了放弃礼拜)很多世纪以来他们的祖先创造了包括今天中学里教授的大多数数学方程式在内的许多学科,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当虔诚的穆斯林。第二个任务就是强调伊斯兰教科学与伊斯兰教哲学、认主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内在和谐,这种和谐是与以上提到的自然哲学紧密相关的。伊斯兰教哲学的伟大精品,如伊本•西那、白鲁尼、罕牙穆和纳绥伦丁•突西伊的著作,都可以用来为以上的两个目的服务。
      最后,必须再次严正强调的是,为了保存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文明,我们必须对伊斯兰教的教统和道统进行有意识的思想和学术上的防卫。与此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现代世界及其弊病进行一次全面地批评。如果想要走西方走过的原路,那么,穆斯林们就必须面临甚至比西方所面临的更为糟糕的结局,因为当今世界的变化节奏比以前变得更快了。穆斯林学者和思想家必须信心十足地迎接这里提到的和未提到的一切挑战。他们必须停止在心理和文化自卑感中生活,他们必须消除无谓的分歧,团结起来与亚洲的其他伟大文化传统连手对现代西方文化掀起一场反击,从真主赐予他们的智慧宝库中挖掘出医治现代世界严重病症的良药为人类的未来带来福音。当然,良药的成功疗效还有赖于病人是否愿意接受治疗。我们即就是考虑到在现在的情况下得出挽救一切已经根本不可能的最悲观的结论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失望,因为证实真理本身就是最难能可贵的善举,它的功效不是能为常人所轻易预见到的。因此,我们必须证实真理,在伊斯兰教面临挑战的各个战线上迎击每个思想和学术的挑战。万事的结局在真主的掌握之下。正如《古兰经》所说:“真理一来临,虚伪就灭亡。的确,虚伪本身就是行将灭亡的。”(十七章81节)

      回复至: 西方世界对伊斯兰的挑战 #114125

      真正的伊斯兰教文学的风格与我们在福兰兹•卡夫卡或比他更为出色的多斯托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中发现的个人主观主义风格完全不同。当然这些文学家和与他们齐名的其他一些文学家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的风格往往与伊斯兰教的风格大相庭,甚至有时他们的风格是反伊斯兰教的。在早期西方文学家中,但丁和哥德是最接近伊斯兰教文学风格的,他们虽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们的基本文学风格与穆斯林文学家们是保持一致的。在西方现代文学家中,特斯•伊奥特值得一提,与绝大多数现代作家不同,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世界的看法与伊斯兰教的观点相去不远。
      然而,精神分析文学与这些文学家们的作品不同,它在没有把真理当作客观事实并认定其为鉴别一切事物的标准的情况下,试图深入地认识人的心理,这种文学方式对伊斯兰教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法国作家马歇尔•普罗斯特的名著《找回失去的时光》对热衷于现代法国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法语中的杰作,但他的写作方式和风格却不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文学家应该采取的模式。然而,这类精神分析文学正在成为许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作家获取“启迪”的源泉。有趣的是,深受卡夫卡影响的现代伊朗文学界最著名的人物萨地格•黑达也特最终由于心理失望症而自杀,虽然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但他却抛弃了伊斯兰教的生命之道,遭到了伊朗的伊斯兰教文学界的普遍反对,尽管如此,象他这样的描写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心理问题的作家正在逐渐受到穆斯林青年的欢迎,他们自己虽然到现在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心理问题,但他们通过这些作品接触了这些新式的“文明病”并受其侵害。
      当代穆斯林世界一个严重的症结就是出现了一类故意极力模仿西方社会的明显弊病的人。这类人实际上并没有患抑郁症,但他们为了显得“摩登”而故意装成抑郁的样子写出好像是只有一个极度抑郁和心灵失意的人才能写出的诗作。世上再也没有比一个并不虚无的人为了迎合西方文学和艺术的堕落而盲目模仿他们的虚无主义去制造虚无主义的文学和艺术垃圾更为可悲的事情了。与无神论和虚无主义观点相结合的现代西方精神分析学说在伊斯兰教世界通过文学和艺术手段的疾速传播形成 了对伊斯兰教的一个极大挑战,我们只有返回到深藏于苏菲行知(泰算悟夫)中的传统的伊斯兰教心理学和心理疗法并创造出真正的伊斯兰教文学批评,对这一切自称文学的东西做出客观的评价才能有效地迎击这一挑战。只要你在中东大城市的大学区附近的街道上走一圈,你就可以了解到与伊斯兰教敌对的西方心理学和哲学思想通过文学的方式对伊斯兰教世界的渗透程序了。你会看到街边或车站边的书摊上仍有很多传统的宗教书籍,尤其是《古兰经》,但你同时也会观察到许多用穆斯林世界的语言写成的新著作,其中有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些是关于存在主义哲学的,也有些是以“文学”名义出现的黄色书籍,当然,也有些书籍是驳斥这些哲学和这些生活现象的,因为伊斯兰教仍然是强大的,穆斯林的精神生活仍然是存在的。虽然这样,但这类书籍的存在本身就说明着西方思想和哲学对伊斯兰教的挑战的强度。
      至于虚无主义,伊斯兰教对它的回答则特别有力,甚至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也没有象西方人那样经受虚无主义的折磨。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神圣精神在基督教里总是以积极的方式作为一种肯定而显现,基督教的宗教艺术琳璃致尽地显示着这一特性。与伊斯兰教和远东的佛教相反,虚无在基督教艺术中没有被给予任何精神上的地位。因此,反叛了基督教的现代西方人只经历了“虚无”的消极面的可怕折磨,同时,也正是由于有些东方宗教特别强调“虚无”的原因而吸引了许多西方人改信这些东方人的宗教。

      伊斯兰教的艺术与强调神圣精神只以积极和肯定的方式显现的基督教不同,它利用了“否定”和“虚无”在精神生活中的积极面。举例来说,做为伊斯兰教最首要的信条的作证言——我作证除真主外没有任何一个应受崇拜的主——就是以一个否定词为开端的,伊斯兰教用这个否定词来证实万物在真主面前的虚无。伊斯兰教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中的空间并不是围绕着一个物体而形成的空间或者由某个物体来决定其空间的,相反,它是没有任何物体的限定的否定型空间。传统的“巴扎”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一个人穿行在“巴扎”上时,他实际上是行走在被“巴扎”的内墙所限定的持续的空间中,因为“巴扎”的中央没有任何限定其空间的物体。这正是为什么今天在许多中东大城市出现的对西方建筑艺术的盲目仿效——比如在广场中央建立起一座巨大的建筑物——是对伊斯兰教建筑艺术风格的破坏,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缺乏认识否定型的空间或“虚无”在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伊斯兰教及其艺术中,否定型的空间或“虚无”往往起着一种积极的精神作用。正是“虚无”在伊斯兰教精神生活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保护了穆斯林免遭“虚无主义”和心灵空虚的折磨,而在西方世界,现代人只承受了“虚无”的纯消极作用,虚无主义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体验中的最根本的事实。
      关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说,我们必须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受这种学说控制的西方艺术评论之风的影响,这种学说也通过艺术渗透到了伊斯兰教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思想之中,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极大。因为正是这些人在为心理上被动的广大传统穆斯林读者创造着文学欣赏力。传统的伊斯兰教文学评论和文学欣赏力受到了来自弗洛伊德及其信徒们的完全反传统的思想的影响,正威胁着伊斯兰教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传播的最重要而易受影响的流通渠道。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杰温格的心理学在这方面比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更为危险,因为它好像是在对圣洁的宗教世界和本体世界进行着研究,但实际上它只是把精神世界和心理世界混淆起来,起着破坏圣洁的宗教世界的形象的作用,它用心险恶地把来自真理之光的超然的神圣知识的象征性记符贬低为大众心理反映,然而实际上,所谓的“大众心理反映”只不过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共同心理的垃圾倾倒地。伊斯兰教的形而上学(即玄学)与其它一切真正的形而上学一道坚决反对这种亵读神圣的破坏行为,它同时也反对世俗的精神分析学说研究和分析心理的方式——我们已经说过,它只不过是对苏菲接纳弟子进入道统的入统仪式的拙劣模仿。但是,究竟有多少当代穆斯林愿意站出来证实两者之间的根本分歧,而不愿与现代世界的一切谬误和罪恶妥协?
      对伊斯兰教的另一个挑战就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旗号松散地集合起来的一系列思想运动,这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出现在西方历史舞台上的思想运动是继各种实证主义哲学之后进入穆斯林世界的西方最新思潮。当然,存在主义哲学有许多支系派别,它包括了从德国哲学家们的“存在哲学”到伽百例•马尔歇勒的有神论哲学思想以及撒尔特尔及其信徒的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哲学思想。这种在本世纪之初产生于欧洲大陆的哲学到现在还占据着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思想舞台中心。虽然,它还没有对穆斯林世界形成严重的影响,但我们可以从它最近几年中通过艺术作品和所谓的“哲学著作”开始产生的影响来看完全可以肯定它的作用是消极的。这些艺术作品和哲学著作开始影响从事于哲学和思想领域的穆斯林。由于这种哲学所持的基本上反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态度以及它忘记了传统思想中“存在”一词的真正意义——对“存在”的真正意义的探索正是一切伊斯兰教哲学的心脏所在——的原因,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传播,尤其是这种哲学中不可知论思想支派的传播对伊斯兰教思想和学术生活的未来构成了最严重的潜在威胁。
      更有甚者,在有些学术圈子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用西方思想模式来解释伊斯兰教哲学的倾向,其中最新的思潮就是用存在主义哲学解释伊斯兰教哲学。那些所谓的“穆斯林思想家们”应该直接为这种危险的“毙达而提”异端思想负责,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这种异端思想本身也是最盲目而且最不明智的因袭(太格里得)。如果这种解释方法继续发展,它无疑将夺去新一代穆斯林许多极期珍贵的东西。今天,人们看到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里,穆斯林们正从来自西方的学术资料中了解着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历史,虽然从纯学术观点来看这些来自西方的资料能提供有益而珍贵的信息,但这并不能改变它们都必然持非伊斯兰教的观点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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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具体地探讨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挑战,我们有必要举出一些当今的现代世界中一度时髦并对伊斯兰教世界的文化甚至宗教生活发生了影响的“主义”的实例加以说明。让我们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或者更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开始。今天,在伊斯兰教世界的许多地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马克思主义直接的命题不是宗教,但它对宗教生活产生着巨大的间接影响,更不用说它对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了。在伊斯兰教世界一般谈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士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它就是因为他们想用它来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然而,他们中很少有人真正严肃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或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当你听到许多穆斯林青年学生常常在大学论坛上谈论马克思主义时,你肯定会感到迷惑:他们中究竟有几个人真正读过《资本论》或者甚至比较重要的二手资料?他们只想在纯理性水平上替马克思主义立场辩解。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许多穆斯林青年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拒绝用伊斯兰教的观点严肃认真地思考伊斯兰教社会面临的问题的借口:只要接受自己并不知道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的黑匣子的标鉴就足以提高自己的声誉,蒙骗理性,蒙哄过关地进入学者或学术界“自由精英”的行例。接受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对一切问题的既定解决方案后,他们认为不再有义务以暂新的方式去思考伊斯兰教社会做为一个伊斯兰教社会而面临的问题了。正是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做为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盲目因袭态度——实际上他们从来就没有分析过它是否真能被用为治疗一切痛疼的阿斯匹林——导致了煽动人心的最坏土壤的产生。那些陷于马克思主义潮流的人们从来没有理性地、认真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因此他们只能盲目而愚昧地服从它。其结果导致了伊斯兰教世界毫无意义地内部对抗和大脑的僵化,给伊斯兰教社会的青年造成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毒害,更不用说它对宗教信仰生活的侵蚀了。
      不无遗憾的是,伊斯兰教学者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挑战进行回击的论据都是取之于传述的宗教条文的,他们忽视了用传统的伊斯兰教理性学科所包含的理性证据去驳斥辩证唯物主义。大家都知道,传述的宗教条文证据只能用来说服早已有信仰的人。对一个不承认《古兰经》权威的人诵读《古兰经》的某一特定章节就能驳倒他所持的观点吗?宗教学者们在这方面写成的著作很容易被批评,因为他们举出的论点对他们的听众毫无效力,他们实际上是在对牛弹琴。当我们记得伊斯兰教教统具有那样博大精深的文化,足以在理性水平上完美地回答现代欧洲哲学提出的任何论点时,这一现状尤其令人悲痛万分。实质上,在传统的智慧面前,所有的现代哲学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征服天国的自负的吼叫,有什么值得高傲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从根本上讲是由于问错了问题和对真理的无知而造成的,只有传统的智慧才能解除这种病毒,从古代的巴比伦到中世纪的中国的传统智慧的结晶被保存在集世界性和多样性为一体的伊斯兰教教统之中,尤其是伊斯兰教拥有它在其十四个世纪的历程中创造的巨大文化和思想传统。
      最近,随着一种借用了伊斯兰教名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威胁显得更加严重了,因为它为许多大脑简单、知识浅薄的人创造了一个诱人的陷井让他们去上当。这种常常为了一种政治上的目的而不惜邪恶地利用宗教的做法实际上比反对宗教的人和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危险。他们的思想和态度与《古兰经》叫做伪信者的那伙人完全一样。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伊斯兰教对这种“半伊斯兰教半马克思主义”运动思潮的回答只能是予以强有力的理性反击,明确指出伊斯兰教不是在某一种主义之前加上“太斯米叶”就行得通的把戏,与此相反,伊斯兰教是不能与任何“半真理”相妥协的完整的神圣的天启真理大道。
      除马克思主义之外,对伊斯兰教威胁更大并比它更早地渗入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个“主义”就是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它对印巴次大陆穆斯林的影响尤其明显,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受英国殖民的影响,英式教育制度在那里相当盛行。我在这里没有必要指出许多著名的欧洲生物学家驳斥进化论的论据,也没有必要罗列出当代人类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一切论据去说明:不管人类产生以前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人类自踏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天起,人本身甚至没有发生一英寸的进化。
      然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当代穆斯林思想家注意到这些驳斥进化论的论据在西方的形成并引用它们来支持传统的伊斯兰教对人的观点。对不少一部分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来说进化论仍然是一个象宗教信条一样重要的信条,他们没有认识到进化论与《古兰经》教诲有着明显的冲突。
      实质上,从形而上学上讲根本不可能、从逻辑上讲自相矛盾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某些领域内已被有些人巧妙地编织到伊斯兰教的某些观点中,形成了一个最令人遗憾甚至是危险的混合剂。我在这里指的并不是那些本世纪初登上舞台的肤浅的《古兰经》“注解家”们,甚至象伊克巴尔这样权威的思想家也受到了维克多利亚的进化论思想和尼采的超人论的影响。伊克巴尔是当代伊斯兰教一位重要人物,在对他表示极大尊敬的同时,我们应该用伊克巴尔自己曾极力提倡的“伊智提哈德”(个人创见)思想去对他本人也进行研究,而不应该把他当做一个偶像去崇拜。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的思想,我们就会发现他对“泰算悟夫”苏菲行知抱着一种既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他钦羡鲁米( [10]),然而他也表示了对哈菲兹 [11]的憎恶。这是因为:一方面,他被苏菲——更确切地说,伊斯兰教关于真人或完人的思想——所吸引,另一方面,他被尼采的超人论所折服,可是问题就在于这种思想和那种理论却是恰恰相反的对立事物。尽管他对伊斯兰教的许多观点有着精深的认识,然而他却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对当时曾盛极一时的进化论太热衷了。他在一个更为清晰、更为知识化了的水平上代表着许多现代穆斯林作家的思潮,他们没有指出进化论的谬误,却以一种自我辩解的方式接受了进化论,甚至不惜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去解释伊斯兰教的教义。
      一般受到进化论观点影响的穆斯林的思想倾向是忘却伊斯兰教对整个时间进程的观点。《古兰经》关于后世临近和大限降临时将要发生的显迹都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关于**来临和伊玛目玛赫迪降世的所有圣训都在无知或恶意的驱使下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或者硬说它们被曲解了。仅仅一段至圣穆罕默德(愿主赞颂他,并向他祝福)的圣训就足可以否定人类进化和历史发展的观点,这段圣训证实:最好的穆斯林就是与圣人同时代的穆斯林,其次是他们之后的人,然后,再是这些人之后的人,依次类推,直到世界未日。那些认为把进化论的观点搬进伊斯兰教就是为伊斯兰教做出了一个贡献的人们实际上跌入了一个最危险的陷井:他们强迫伊斯兰教去迎合现代人在十八、十九世纪为了使人忘记真主而杜撰的最恶毒的人造理论。
      更有甚者,接受进化论就在日常生活中带来了无法轻易消除的明显矛盾。如果进化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一切事物都在自然进化,那么人为什么要朝好的方向努力呢?其实,现代主义者鼓吹的积极进取论正好与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进化论相反。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向人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世界鼓吹的努力、奋斗和进取等精神真有效的话,那么,人就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同样,如果人可以影响自己的未来,那么,这种影响也可能朝反方向发展,使世界的未来变得更坏,这样,我们就无法保证进化和发展总会朝好的方面前进。伊斯兰教世界的某些学术和思想圈对诸如此类的明显矛盾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因为衰弱了的伊斯兰教学术和思想界直到现在还没有创造出严肃而认真的形而上学和哲学答案来回答进化论的挑战。当代伊斯兰教对进化论思想的挑战的回答跟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完全一样。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根据经典条文驳斥进化论的著作,然而还没有出现一些足以说服其信仰已被进化论观点震撼了的穆斯林青年的学术和思想著作。可是就在同时,甚至象斯宾莎这样的十九世纪进化论思想家的著作仍然在伊斯兰教世界尤其是南亚次大陆的大学中占据着主要讲堂,就好像它们就代表着最新的科学知识或西方最新的哲学思想一样,然而,实事上,象斯宾莎这样的哲学家在他自己的家乡已经不受人青睐和重视了。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生物学领域中发现的最新的反进化论证据,也没有几个人观察到对进化论产生以前的人的概念的再证实,其实,这些运动已经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和思想圈里一天比一天赢得着更多的支持者和追随着。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代表穆斯林学术和思想界从伊斯兰教学术和思想宝库中挖掘和整理出关于人的真正概念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的观点。让它成为鉴别任何将产生的关于人与宇宙的理论的一个标准,去指导穆斯林青年鉴别什么是科学事实,什么是人造理论,区别什么是科学证据,什么是披着半宗教信仰外衣的荒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对伊斯兰教世界的另一个严重的哲学挑战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妄图把人的一切高级精神生活贬低到心理活动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它还把心理活动的范围缩小到只能用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的事物之中。直到现在,这种思维方式还没有象进化论那样直接地影响伊斯兰教世界,我也不知道著名穆斯林作家中有谁是弗洛伊德的信徒,然而它的影响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增大。因此,大家必须记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其它所有现代西方心理学和心理疗法都是在一个与伊斯兰教社会的背境完全不同的社会中产生的副产品。大家都应该知道弗洛伊德曾是一个威尼斯犹太教徒,但他后来很遗憾地离开了犹太教正统派。很少有人知道他加入了极端信奉救世主的犹太教运动,中欧的犹太教正统派团体都很反对这个运动,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反犹太教主流的,更不用说他对基督教的态度了。很多人在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但很少有人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揭开它的真面目。
      最近,东方世界的一位著名苏菲人物用法语写作了关于苏菲行知与精神分析学说的一系列文章,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虽然我万分敬重这位人物,但我不得不坦率地指出他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态度太彬彬有礼、太温和了。究其实质,精神分析学说只不过是一次对苏菲明师接纳弟子进入道统的入统仪式的拙劣模仿。但值得幸运的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在伊斯兰教世界还不广泛,穆斯林们也没有觉得他们会对它有所需求。这主要是由于象礼拜、朝觐这样的宗教仪式在穆斯林生活中继续存在并起着积极作用。在伊斯兰教中,朝觐的最圣洁的中心当然是圣城麦加,但同时,在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各地都有这样圣洁的地方,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这些地方进行祈祷,与主的交言诉己和向主的虔心求祈在打开着他们的心灵去接受来自主的圣洁的恩典的流溢,它们仍然是治病、解除邪术、解救灵魂免遭恶魔迷惑的有效的强大途径。它们所起的作用是精神分析学家梦寐以求,但却无法达到的,因为他们缺乏精神力量而完成不了这样艰巨的任务,甚至有时他们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只有来自精神世界的力量才能控制灵魂。
      尽管如此,精神分析学说肯定会渐渐地渗透到伊斯兰教世界,这种以不可知论为根本出发点,甚直有时受恶魔控制的学说很有可能随着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进入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等其它伊斯兰教语言。这些译作将会导致一种与伊斯兰教义和精神相反的“精神分析文学”的产生,实际上,这种现象已经在伊斯兰教世界渐露苗头。伊斯兰教是一个反对个人主义的宗教,作为伊斯兰教最普遍的象征的清真寺往往是建立在一个空地上或者一个宽阔的庭院中,目的就是从心理上革除一切个人主观主义因素。它是对真理的一个客观显示,是一块可以放射精神之光的透明的水晶石。伊斯兰教的精神生活追求的完美境界就是把穆斯林的灵魂修养成一个象清真寺一样放射来自真主的圣洁之光的水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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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自我辩解式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回答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挑战时所采取的立场是这样的:他们就象一个奴隶站在主人面前那样对西方说,伊斯兰教中的这一点或那一点正好与今天在西方很时髦的某种事物完全一样,至于那些即使绞尽脑汁也无法在现代西方盛行的术语中找到一个对应物的东西,则把它们做为并不重要的东西弃之一边,甚至不惜把伊斯兰教中有些原本的东西诬蔑为新生的异端(毕达尔提)。([1][9])他们举出了无数的论点来说明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倡导“清洁卫生”,伊斯兰教的教义主张“平等主义”,并不是因为这种主义和观点当我们以伊斯兰教教义的整体观来看时——是真实的,而是因为清洁卫生和平等主义是当时——尤其是“嬉皮士”运动产生以前西方盛行和时髦的思想。自我辩解式的现代主义者企图确认这样明显而易于辩护的特征,然而,他们逃避了西方对伊斯兰教挑战的实质,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挑战仍然威胁着伊斯兰教的心脏,无论他们做出多大的努力去安慰伊斯兰教的敌人也无济于事。当需要动手术时,大夫必须拿出手术刀毫不犹豫地切除受病毒感染的地区。同样,当谬误的思想威胁宗教的真理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换批评和思辩的宝剑。任何人不可能通过伪装朋友或达成协议的方式根除谬误思想的消极影响。

      当这种自我辩解式的态度用来对待哲学和思想问题时它就显得更为可怜了,本世纪初,从埃及和印度次大陆产生了许多属于以这种态度写成的作品,它们极力模仿早已过时而毫无新鲜思想色彩的曾在维克多利亚时代在英国或同期的法国盛极一时的辩论命题,当今天我们翻开这些作品去阅读时,发现它们在回答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挑战时显得多么空洞无力,甚至觉得它们仍然在咀嚼着早已被西方唾弃了的垃圾。当然,在本世纪之初的伊斯兰教世界里,人们仍然能听到正统的伊斯兰教学术和精神权威们强大的呼声,虽然,他们对一些有关哲学和科学的深层次的思想认识比较模糊,然而,他们仍然能在伊斯兰教天启教义永恒不变的宗教原则之上对西方的挑战予以有力的回击,但是,这种呼声后来渐渐变小了——当然,它并未消失——,而在另一方面,现代主义者的呼声逐渐变得更为有力,更具侵蚀力。

      这种形势导致了一个更为奇怪的现象:今天,在全世界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中,西方现代文明最坚强的卫士是一些西方化了的东方人。与现代化了的东方人相比,牛律大学和哈佛大学最有才华的学生对西方的信心更少。这些西方化了的东方人,他们曾一度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现代主义神坛,而现在突然面对这个神像倒塌的可能性,他们只能孤注一掷地紧紧抱住它。对穆斯林现代主义者——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较为极端的人来说,伊斯兰教的“原教旨真义”正是今天的现代化了的西方灌输给他们的那种东西。如果革命是时髦的,那么,伊斯兰教是主张革命的;如果社会主义是今天的时髦,那么,伊斯兰教的“真正教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洞悉这种思维方式以及它所推出的作品的人最了解它那驯服的、奴性的、被动的“良民”特性。甚至在教乘(教法)领域内,有多少非伊斯兰教甚至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只须在其开头加上“太斯米叶”、在其结尾缀上“我们只求真主襄助”就被予以采纳的实例?

      现在,这类曾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模仿西方的人,亲眼看到西方文明本身痛苦地挣扎的无法相信的迹象时,对这类人来说,这是多么痛苦的景象啊!因此,他们置一切迹象于不顾去极力维护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面对那些从恶梦中惊醒并自己开始批评现代世界的西方人,他们真是气得要死。也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渐变得清晰的现代文明行将倒塌的迹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显现在人们面前的话,那么,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传统文明肯定会被挽救下来,因为那时亚洲的各大传统文明仍然很完整。然而,命运之手并没有为人类规划出这样的道路。尽管如此,正如一句波斯谚语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树根仍然在水中,那么,就有希望。”在目前形势下,人类能做到的还很多。根据传统的信条对积极行为的肯定观念,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业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其中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阐明真理并以身作则。当信仰(伊玛尼)存在时,失望毫无意义。甚至在今天,如果能在伊斯兰教世界形成一股真正的学术和思想气氛,一股既不失其正统的本性,而又洞悉现代世界的学术和思想气氛,那么我们就既能回答西方的挑战,又能保护伊斯兰教统和道统的轴心不致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威胁下瘫痪。

      只要记得对绝大多数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文化仍然是一个他们在其中生活、呼吸和归真的活生生的现实,那么我们就能确切地认识到在伊斯兰教世界还有多少东西可以被挽救下来。从印度尼西亚到摩洛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伊斯兰教文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历史故事。那些把伊斯兰教文化认为是过去的历史故事的人属于人数极少、但影响极大的已经自身脱离了传统世界的生活的少数人,这些人自己丧失了中心,但却误以为整个伊斯兰教社会失去了中心。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持这种以为伊斯兰教是一种过去的历史的观点的人就是在伊斯兰教世界里操纵着大众传播媒体的人,因此,虽然他们人数极少,但他们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在大多数地区,那些操纵着电台、电视和杂志的人生活在一个看来伊斯兰教的确已成为一个过去的历史故事的世界里,因为他们那样地迷恋西方,甚至他们看不到世界上还有其它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方式,即使那种态度和方式仍然做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于自己的家门前也罢。

      特别令人奇怪的是:正当西方丧失了自己的撑杆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要走向那里时,这些西方化了的少数人却在伊斯兰教世界赢得了占优势的地位。如果我们让一个波斯或阿拉伯农民到某个中东大机场去观察一下进入他的国家的欧洲人时,那么他就足以仅仅从一个修女庄重的打扮到几近全裸的女游客的服饰差异上发现西方文明塑造出的人们多么缺乏平衡与和谐。然而,完全西方化了的穆斯林的眼光却观察不出这样简单而明晰的差异。因为,尽管他不希望西方文明是完美的,可是他不想面对自己信心十足地去模仿的文明表现出的矛盾。

      当然,在过去三十年来,形势发生了某些变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来到欧洲的穆斯林几乎认为塞纳河或泰晤士河就是天堂中的溪流,而河边的树就是天堂中的“吐巴”树。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一代西方化了穆斯林几乎把天堂和天堂中完美生活的形象完全转嫁给了西方文明,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再也观察不到盲目地把西方接受为一个崇拜偶像的现象和认同态度了。西方文明在过去三十年内更为情晰地呈现出的内在矛盾已经不再允许这种态度存在了。今天的现代化了的一代穆斯林与他们之前到达西方的父亲和叔父们相比已经不再对西方文明的绝对价值观念那么满怀信心了。如果这种态度变成对现代主义进行积极和客观的评价的前奏,那么,这种转变肯定是一种积极的倾向。但是直到现在为止,它只是在现代化了的穆斯林队伍中制造了更多的混乱,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导致了几个穆斯林学者的出现,面对西方文明的现实,他们恰如大梦初醒,停止盲目地模仿西方。可是,愿真主保佑!最大的问题,即缺乏建立在伊斯兰教文化标准之上的渊博知识这一难题仍然存在。到今天为止,伊斯兰教世界只产生了几个为数不多的具有足够的能力和胆识的“西方学家”去履行“东方学家”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在为西方所起着的积极作用。

      尽管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对西方的信心正在减弱,然而,穆斯林仍然在思想产品和物质产品两个领域中充当着西方的消费品市场的角色。由于对自己的文化和思想传统缺乏信心,绝大多数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都在期待着从西方获得某种启迪。更有甚者,伊斯兰教世界的每个地区都接受着与其保持密切关系的某个西方世界特定区域的一整套思想。举例来说,在社会学和哲学范畴内,南亚次大陆在过去一个世纪紧紧因袭着产生于英国的学派,而波期(伊朗)则因袭了法国的学派。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在处处都坐等着采纳来自西方的东西,今天是实证主义,明天又是存在主义。很少有人能真正采取伊斯兰教文化和思想态度积极而有效地鉴别一切从西方刮来的潮流。这方面的情形正如时装设计界的情形完全一样。许多伊斯兰教世界的妇女只是完全被动的消费者,她们盲目地仿效几个西方时装设计师为她们决定的一切。实际上,无论是在时装、哲学和艺术界,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在决策发源地没有任何可以扮演的角色。

      当然,甚至西方人自己都很难把握在他们的世界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运动的深层次根源。二十年前,没有任何人能预见象“嬉皮士”运动这样宠大而具有广泛影响的运动的产生。而现代主义化了的穆斯林则离得更远,不要说他们了解深层次的根源,他们连这种运动的酝酿和发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种运动控制了舞台的中心,他们才突然反映过来,然后又一次盲目地因袭。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平衡危机就是这方面一个最好的实例。穆斯林们对这一巨大危机的存在一开始毫无知觉,直到它成为绝大多数西方人最关心的问题时,穆斯林们一直在坐等。甚至在今天的伊斯兰教世界,有多少人认识到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就在于富饶的伊斯兰教传统之中?实际上,伊斯兰教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传统训导足能为解决这一巨大危机提供金钥匙——如果人类真愿意去用这种金钥匙的话。

      ([1][9]) 现代主义思潮和“原教旨主义”清教徒式的“塞来奉耶”运动在这里汇合,他们的态度在这里完全一致。(原作者)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现代西方文化是纯理性主义的,它坚决否认人与真主产生联系的可能,坚决否认天启(卧海伊)、启迪(伊里哈目)、灵迹(克拉麦提)的可能性,坚决否认精神生活的实质。深受这种思潮的毒害,现代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清教徒坚决否认作为伊斯兰教的灵魂和精神生活的具体表现的苏菲行知,他们对道乘修行和真乘境界的态度是要么坚决否认,要么认为它们并不重要,要么诬蔑它们为新生的异端(毕达而提)。他们哪里是在迎击西方文化对伊斯兰教的挑战,殊不知他们自己不知不觉地被西方现代文化牵着鼻子走向迷悟,做着铲除伊斯兰教灵魂的“伟大”业绩!(译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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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16-10-20 21:16 编辑

      罕默德也具备这一外在的人类本质,但他是最彻底的完美的。

      但,内在地他像炼金术一样已经变成了一块贵重的宝石,尽管他还是一块石头,它在光亮之前是透明的,已经失去了它的不透明性。至圣穆罕默德外在地仅仅是一个人(bashar),但内在地他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人性的完全实现。他是一个完人(al-insan al-kamil),所有被造物的典范,完美的标准,第一个存在物,真主通过他来看待所有存在物的一面镜子。内在地,他被视为与逻各斯和神圣的理智(Devine Intellect)一体。

      在每个宗教中,他们的创立者都与逻各斯融为一体,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书的序言中读到的那样,(In principio erat verbum,)即起初它是与基督一体的语言或道。伊斯兰视所有至圣都是宇宙性的道的一个侧面,这种道与穆罕默德的本体融为一体,他是真主的第一个造物,真主通过他来看所有事物。由于穆罕默德的实体,至圣穆罕默德跃居所有圣品之首,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内在方面,他被视为与道同一,这是圣训所表述的,“当阿丹还处于水和泥土之间时,我就已是圣人(道)。”

      苏菲耐智门•丁•拉兹在他的《功修之指正》写道:“那就像一棵树,一个人播下一粒种子,之后它长成一棵有植有叶有花有果的植物,果实中又包含种子,从穆罕默德的内在实质而言,圣品之序列与穆罕默德的本体之间也是这种关系。因此,他内在地是圣品序列的开始,外在地他是圣品序列的终结,他把圣品序列统一综合于一身。外在地,他是一个凡人,内在地他是一个完人,所有精神尽善尽美的典范。至圣在圣训中提到他的本质的这一方面说:“我是没有密目的艾哈迈德,(亦即艾哈德,统一);我是没有阿因恁的阿拉伯人(亦即冉布,主宰)谁看到了我,就看到了真理。” انا احمد بلا ميم ,انا عربي بلا عين ,فمن راىنى راي الحق)()
      这些词句的意思只是至圣穆罕默德内在地与主的统一。这一真理被一些时代的苏菲大师反复重申,正如故乐山•拉兹的美妙的波斯语诗歌中所表述的那样:“一个密目把艾哈迈德从艾哈德中分离出来世界沉陷于这个密目之中”。

      把至圣的深奥的名字艾哈迈德从主宰中分离出来的这个“密目”是复归于本原的象征,是寂灭并再度觉醒永恒的真实的一个表征。根据代数学,它的数字符号等于40,在伊斯兰中40正好象征至圣穆罕默德为圣的岁数。至圣穆罕默德外在地是真主派遣给人类的使者,内在地他是与主宰持久性的“统一”。

      完人学说——一个人可以把之称为伊斯兰的圣人学——根本不是人们所谓的近来的外来影响的结果。而它以至圣的内在的本质为基础,正如至圣的门弟子们—-他们不仅是他的虔敬的追随者,还是他的深奥的讯息的继承者—-所看到的那样。那些想剥夺伊斯兰的精神纬度和理智纬度的人试图把这一教义解释为后来的转借,好像是先知仅仅凭借如此的一种附加就能成为完人,而他自己的真正的本质并非如此。好像一个人渴望一个人发光,仅仅称他为太阳就可完事似的。至圣穆罕默德本身就具备了这一事实,之后才得到这一专门的术语——完人。但在被给予名称之前,“实物”早已存在,在这一推理即先知的完人说是后来时代的精细制作,之前,它就早已存在了。

      作为结语,可以说至圣穆罕默德是人类群体和个体的完美典范,理想社会生活的范式,个人精神生活的榜样和指导。他是完人,是整体,我们是其部分,并参与其中;他是最初的人,他是原初的完美,与之相比我们是颓废的,是背离的。因此,他是时空的完美的标准,“空间的”在于他是整体,我们是其部分;时间的在于他是最初的完美,我们必须通过行动起来反对时间的流程中堕落的事物,来返回原初。

      至圣穆罕默德不同寻常地完美地具备了人性和神圣性(lahut)。是的,这里并没有什么神性化身于人性,这一观点伊斯兰并不接受。至圣穆罕默德的确具备这两种特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实例使实现伊斯兰的精神之路成为可能。他是理想的统治者,法官,人类的领袖。他缔造了最理想的穆斯林社会,与这一社会相比之后的社会都是一种背弃。除此之外,他还是精神生活的典范。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必须绝对地追随他的步伐的原因所在,如果他渴望伊斯兰的精神觉悟的话。
      爱至圣穆罕默德是所有穆斯林,特别是那些渴望圣洁生活的人士的义务。一定不要把这种爱放在情感性的个人主义性的意义下来理解,而,穆罕默德被爱是因为他象征着遍及所有事物的融洽与美丽,他完全展现了那些美德,成果,这些东西允许人们认识到他的似神性特质。

      “真主的确怜悯至圣,他的天神们的确为他祝福。信士们啊!你们应当为他祝福,应当祝他平安!”(33,56)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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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16-10-20 20:57 编辑

      至圣的身上,他是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人类行为的完美,又是精神生活的典范,他内在地接近真主,完全实现只为真主、以真主来看待一切。

      使至圣穆罕默德有别于之前的先知的特性是,他是至圣,圣品的封印,处于先知序列的终端,他结合至圣的角色于一身。至圣的这一方面立刻引起了以下问题,即圣品意味着什么?有关这一方面的传统穆斯林权威人士写就了浩如烟海的著作,它们勾勒了宗教的这一中心事实的详尽的形而上学层面。尽管在此我们不能详细谈论这一问题,一个人可以简而言之,依照伊斯兰的观点圣品是真主给予他所选择的人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具有某些完美特性,籍借这些特性他们成了真主向世界启示他的信息的工具 。他们的灵感直接来自天界。一个至圣不受任何人什么影响。他不是一个学者,通过一些书来认识某些真理,他也不是一个人首先向其他人学习,然后依次向别人传播这种知识。他的知识标志着神对人类秩序的直接干涉,这种干涉就伊斯兰的观点而言,不是道成肉身,而是神的外显。(tajalli)

      对圣品的这种界定不仅适用于伊斯兰的缔造者,还对所有的至圣有效。就伊斯兰的观点而言,基督并没有通过读书或者向拉比学习,从旧约和希伯来女先知的信息中获取他的知识,而是直接从天界获取知识。摩西也没有从之前的圣人甚至是亚伯拉罕那里学习法律和讯息。他从上帝那里直接收到一个新讯息。如果他重申了之前的闪米特先知所带来的讯息的某一些真理,或者如果基督加固了犹太传统(他揭示了它的内在意义——根据名言“基督揭示了摩西隐藏的东西”),或者《古兰经》提到了《旧约》和《新约》中的一些故事,那么,这些事例并不暗示着历史的转借。它们只意味着可被称为亚伯拉罕传统中的精神征候的构架中的新启示。这同样适用于印度教的天神下凡,每个天神都从天界带来一个新的讯息,但用同一精神氛围种中的那种语言表述。

      尽管所有的圣品都意味着神圣的界域与人类层面的相会,根据所启示的讯息的类型以及使者在传达这一讯息的过程中的作用,圣品有若干等级。实际上,英语中的先知(prophet)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其它伊斯人的语种中有几个与先知相关的词语表达这一意思。

      首先是“纳宾因”,它指的是带来真主的讯息、真主选择他来向人类传达使命的人。但真主是不会和随便任何一个人谈话的。值得倾听神的讯息的人必须具备一些条件。他必须是自然地纯洁的。这就是在传统的伊斯兰资料中,至圣穆罕默德造自最上等的土的原因。他必须具备完美的品德,如仁慈、高贵,尽管事实上,他的一切都不是他的,而是安拉的赏赐。他必须具备完美的实践和理论能力,能够与神的理性相适合的一种完美的智识和理智,能够使其引导人们行动并引领他们跨过种种考验的(如果必须的话)心理和肉体结构。纳宾因的讯息不是世界性的。或许他会接受到这样一个讯息,无须把它公开传达给别人,只是存留于自己的内心深处,或者该讯息要被传达给业已存在的宗教中的少数骨干分子。

      据传,这种意义上的先知,有124000个,真主把他们派向了各个民族和群众,古兰经宣布任何族群都被派遣了圣人“每个民族各有一个使者。”(10,47)尽管《古兰经》还陈述真主用每个族群的语言与他们交谈,因此,预示了宗教的多样性。“我不派遣一个使者则已,但派遣的时候,总是以他的宗族的语言(降示经典)”(14,4)《古兰经》阐述的圣人的普遍性表明了传统和宗教的广泛性。这意味着所有的正统宗教都源自天界,而不是人的作为。它还表示神的启示不仅临在于亚布拉罕传统中,而且遍布所有民族,尽管以前这一问题很少被明确探究也罢。

      在安比亚伊中,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圣人,或圣品的新层次,即那些不仅收到天界的讯息,还为实现天界意欲的人性面貌而被选择传达那一讯息的人。具有这一职责的圣人被称作拉苏勒。他还是一位耐宾伊,但除此之外他还有责任向人们传达真主的讯息,并号召他们接受该讯息,正如我们在《旧约》中的许多圣人中看到的那样。在拉苏勒之上,还有一些圣人,他们给世界带来显著的新的宗教,他们是“坚定和果断的持有者”(ulul-azm)。关于最后这一范畴,把其自身限于亚布拉罕传统的伊斯兰相信他们有七位,他们中每一个都是新宗教的缔造者,并给世界带来新的神法。总而言之,宾词圣品共有三个等级,即耐宾伊,拉苏勒和乌鲁勒-阿兹姆,尽管在若干伊斯兰资料中,这一等级次序还被进一步详尽地纳入安比亚伊的等级中,那是根据感知下降启示的天使的方式来区分这些安比亚伊。

      至圣穆罕默德既是耐宾伊、拉苏勒又是乌鲁勒-阿兹姆,他把圣品的序列带入了终结。在他之后,直至世尽,再不会有新的沙里亚或神法。在他之后,不会再有启示(wahy),因为他标志着圣品序列(da’iratal-nubwwah)的终止。表面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莫大的悲剧,人类被弃绝,没有了与真理之源的新的接触,以至于没有革新被启示的真理的可能性。但,实际上圣人序列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与神圣秩序的接触的可能性已经消除。尽管启示不再可能,但灵感(ilham)还总是保持潜在的可能性。然而,圣人序列已经终结,卧里序列(da irat-walayah)——由于缺乏较好的术语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启蒙序列”或圣洁——还持续存在。

      实际上,在这一语义系统下的威俩耶——在伊斯兰直觉技术语言中,它不应该被视为与卧里或圣徒意义上的威俩耶等同——意味着与至圣穆罕默德所开辟的新沙里亚一起的伊斯兰内在纬度的临在,它将永远存在。由于它的存在,人能够从精神上自我更新,并获得与主的联系,尽管新的启示已不再可能。由于伊斯兰的这一深奥的纬度,和这一团体所包含的福利与白莱克体——这是伊斯兰的保护和传播者,原始启示的精神力量经久不息地更新,并且引人走向圣徒境界的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它净化人类社会并复苏宗教力量)得以保存。

      至圣穆罕默德使先知序列终结,并给世界带来最后的沙里亚,他同样开辟了“穆罕默德圣洁”的序列,这将永远存在,通过它,该传统的精神活力不断被更新。因此,再也不需要新的启示,自此以后出现的宗教只是一种假宗教,先知穆罕默德带来的启示自身完全容纳了穆斯林(无论是一般的信仰者还是潜在的圣徒)的宗教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需要。

      除过是人类的领袖和新的文明的缔造者之外,至圣穆罕默德还是人性规范的完美,是伊斯兰精神生活的典范。他说:“我像你们一样是一个人”(ana basharun mithlukum),一些穆斯林贤者曾补充说:“是的,但他像一堆石块中的宝石一样。”(ka lyagut bayan al hajar)这句话中意义深远的象征用法关乎至圣穆罕默德的内在本质。处于纯洁的人性状态的所有人都像石块一样不透明、沉重又像一块遮盖物一样遮盖照在它们上面的光亮。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圣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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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16-10-20 20:52 编辑

      斯兰的根基,它的影响要比为敌对伊斯兰而制造的物质的依附更加危险。

      打着科学的名号,并使用著名的—-或应该说是臭名昭著的—历史方法(它把所有宗教真理简约为历史事实),哈迪斯批评家们得出结论说:“这些文献不是来自至圣穆罕默德,而是后人‘捏造’的。”在这些抨击的科学性的背后隐藏的恰恰是这样一个先验的假设,即伊斯兰不是神的启示。如果它不是神的启示,那么,它就必须被放在7世纪阿拉伯社会存在的一些因素的条件下,被搪塞过去。现在,人们假定:不可能拥有任何形而上学知识的贝都因社会,不可能知道神的语言或逻各斯、生命的更高状态以及宇宙的结构。因此,哈迪斯中有关这些事项的所有论述都必然是后来添加的。假若他们承认先知是先知,那么他们的任何反对哈迪斯的主体部分的论据就是不科学的无效的。但这正是他们不承认的,因此他们必须把它认为是后来加在圣训文献中的东西,哈迪斯文献就像其它宗教的教义一样,或者它谈论一些深奥的问题。

      毋庸置疑,许多圣训是伪造的。传统伊斯兰学者自己发展了一门详尽的学科来评查圣训的明文(ilm al–jarh)和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他们还调查圣训的传述线索的有效性(ilm al-diurayah),以及在什么境遇下学者们传述的这段圣训。他们调查圣训的传述线索,详细审查圣训,并把它们与各种有关因素的详尽知识作以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个现代学者可与他们媲美。就这样,一些圣训被接受,另一些由于传述线索之源端可疑或全部不可靠,而被拒斥在外。一些学者经常从中亚奔赴麦地那、伊拉克、叙利亚寻找圣训。贯穿伊斯兰历史,最虔诚、最朴素的宗教学者就是圣训学家(muhaddithun),由于虔诚的程度和社会的信任,某一个人就必须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权威。

      实际上,现代哈迪斯批评家在实施他们所谓的历史方法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把今天许多学术圈中流行的不可知论思想状况投入到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圣训学家的思想状况上。宗教问题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分离”惯例来处理,这种分离惯例甚至能使他们“伪造”圣训或粗心大意地把它们纳入传统的文集当中。

      他们不了解对早期的人们特别是宗教学者而言,火狱之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逼真的事实。他们害怕安拉到了现代人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从心理上讲,荒谬的是带着一个在最真实的天堂和火狱之间抉择的心理,他们还要干不可饶恕的伪造圣训之罪。最不科学的是,把历史之怪胎的现代思想状况投射到人们在传统世界生活、思考问题的那一时期当中,在那个传统世界中宗教真理自己决定生命之方向,人们首先努力履行自己肩上最重要的任务,即保护他们的灵魂。

      哈迪斯批评家声明:伪圣训出现于伊历2世纪,并被伊历3世纪的圣训搜集者们真诚地奉为先知的训谕,至于这一声明,我们可以给以同样的答复。至圣的逊奈给第一代穆斯林留下了深沉的印记,这些印记立刻就被社会所共有了。由此,这将意味着打断整个宗教生活的连贯性和伊斯兰图景的连贯性,实际上,这种断裂并不存在。此外,在什叶派中伊玛姆的话被收入圣训典籍,并且他们自己也是可靠的圣训传述者,伊历3世纪时他们还在世,那正是编篡著名的圣训典籍的时期,因此他们跨过了现代圣训批评家指摘的“伪造”圣训时期。他们的存在是另一个证据,证明了为反对圣训典籍的真实性而提供的那些论据的虚假性,这些论据不好地仅攻击那些可疑的、不确切的圣训,甚而是伊斯兰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按其生活并模仿之的圣训的主体部分。

      对哈迪斯的这种批评所带来的危险在于减少哈迪斯在受到这些论据的影响的穆斯林的眼中的重要性,并接受有致命危险的结论,即哈迪斯的主体部分不是至圣的言语,因此他不具有权威性。由此,神法的一个重要根基和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引导源泉,被摧毁了。好像整个伊斯兰大厦被连根拔起。这样的话,后果是什么呢?作为真主的语言的《古兰经》太崇伟了,以至于没有先知的帮助,人们无法来解释它,译解它。结果只能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把自己的局限性解释进神圣之经典当中。穆斯林社会的一致性,以及《古兰经》和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融洽将被破坏。

      无论如何,正如传统伊斯兰所关心的那样,哈迪斯是继古兰经之后法律(沙里亚)和精神之路(塔里格)的最要的源泉。它是穆斯林社会效仿至圣逊奈和哈迪斯而生活的数百万穆斯林每日生活最重要的整合因素。1400年来穆斯林一直试着按照至圣醒来的习惯而醒来,按照至圣的饮食礼仪而用餐,按照至圣的梳洗习惯而梳洗,甚至按照至圣剪指甲的方法剪指甲。一个中国穆斯林,尽管人种上是中国人,他仍和大西洋沿岸的穆斯林在言行举止上有某些相似性。这是因为数世纪来他们都仿效同一个楷模。至圣的某一些精神可见诸于这两个地方。正是这一基本的统一因素,作为典范的一个逊奈或社会方式使摩洛哥的集市含有波斯集市的“情调”或韵味,尽管两地的人们说不同语言、穿不同的服饰。 外国的聪慧的调查人士将会很快发觉在空气中有来自共同的宗教和精神征候的某种东西。这种相似性首先来自《古兰经》的临在,其次来自更直接更切实的途径,那就是由于至圣的哈迪斯和逊奈,先知“存在”于他的社会中。

      通过逊奈和哈迪斯,穆斯林来认识至圣和《古兰经》的讯息,没有哈迪斯,很多经文将成为不解之谜。古兰经告诫我们礼拜,但若没有至圣的逊奈,我们将不知道怎样礼拜。离开至圣的实践,诸如日常拜功等相当于伊斯兰的轴心仪式的基本原则,将不可能实施。这适用于很多情况,由此,几乎没有必要强调《古兰经》和至圣的言行之间的重要关系,真主选择他向人类启示、解释他的经典。

      在我们结束有关哈迪斯的谈论之前,应该指出至圣的圣训典籍中有很多“神圣的言语”(ahadith qudsiyyah),它们不是《古兰经》的一部分,但在这些言语中真主通过至圣用第一人称说话。这些言语数目虽少,而极其重要,因为它们和《古兰经》的若干经文一起构成了伊斯兰精神生活的根基。苏菲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这些言语的基础上,一些苏菲就用心了解它们,并持续记念它们的训诫。这些言语注重精神生活甚于社会生活,或者正如苏菲大师们经常重复念诵的一段神圣言语说:“我的仆人不间断地用副功接近我,直至于我喜爱他,当我喜爱他的时候,我就是他用以听闻的听力,他用以观看的视力,他用以抓拿的手,他用来行走的脚。”

      这些言语的存在指出了伊斯兰精神性是多么深深地扎根于启示的源泉之中。伊斯兰远非一个缺乏精神纬度的法律或社会体系,或者其精神纬度是后来人工嫁接的,它自始就是一套法律和一条道路。伊斯兰通俗的和深奥的两个纬度最显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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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16-10-20 20:47 编辑

      被动的,对世界是主动的,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

      实际上,至圣的这些品格特性蕴含在第二个作证言“穆罕默德拉苏伦拉”(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声音中,在阿拉伯语的发音中,而非其它翻译过来的语言中。在此,象征用法又一次不可避免地与来自不可翻译的神圣语言的声音连在一起。穆罕默德这个名字的声音包含着力量,一种不仅来自人的,还是神的力量的突然涌现。第二个音节是长音的“拉苏鲁”这一词汇象征“胸襟之广阔”(inshirah al-sadr)和慷慨,它来自先知的本质,并最终是来自于主的。当然,对真主而言他是真理,他限定规则。因此,第二个作证言通过它的声音包含着至圣的特性:力量、慷慨、从容或信托真实。对真实的这种托靠,无论如何不是基于脱离现世,而是深入其中,以便与其融合,并治理它。伊斯兰的精神城堡建立在与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相融合的坚实基础上。

      穆斯林在许多场合念诵的对至圣的祈福词中,人们为至圣(他是真主的仆人、使者和文盲的圣人)恳请真主的祝福和福祉。如,对至圣的一个著名的祝安词是:“主啊,你祝福我们的领袖穆罕默德、你的仆人、你的使者、文盲的圣人,以及他的家人和圣门弟子,并赐予他们平安吧!”

      在此,作为他的名字的形容语的三个称号象征着他的三个基本特性,这些特性在虔诚的穆斯林眼中极其显著。首先,他是一个仆人,但他的意志只顺从他的主的意志,他自己是贫穷的,但由于他的主给予他的东西,他是富足的。作为真主的仆人,至圣完整地示范了这种精神的依赖和清醒,这都是伊斯兰的特性。他喜欢封斋、礼夜间拜、祈祷,这些都已成了伊斯兰宗教生活的基本要素。作为仆人,至圣把自己交给了真主并意识到贫乏,实际上这是最完美的持久的财富。

      在这句祝福语中,拉苏伦再次象征他的慈爱、慷慨侧面,形而上学而言,正是由于真主对世界和人类的慈爱,拉苏伦才被派遣,他爱他们,因此派遣至圣来引导他们。这正是先知是“真主对众世界的恩惠”的原因所在。对穆斯林而言,至圣穆罕默德展现了仁慈和慷慨,这种慷慨产生于高贵的人物,伊斯兰总是强调这种品质,并试图把这种高贵灌输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一个优秀的穆斯林必然拥有一些高贵的特性和慷慨,这往往反射着至圣人格的这一方面。

      “文盲的圣人”(nabi al-ummi)象征着在真理面前的消融,至圣的文盲特性首先意味着人的一切在神的面前的消融。至圣的灵魂在仙笔之前是一个未被沾染的白板;就人类层面,他的文盲身份标志着这样一个崇高的优点,即通过参悟本真而认识本真,在形而上学层面它标志着消融于真理的面前。仅有通过这种消融(fana),一个人才能进入与真主同在,并存留于他中(baqa)。

      为总结至圣的品德,可以说他是已经融入到神性真理之中的人性的均衡。他标志着在人类所有的可能性之间构建和谐和均衡,其中包括肉欲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可能性,人类不可能超越这些东西,除非他们逾越人的状态。他展示了这些可能性和力量之间的均衡,并致力于建立一个能自然地引领人沉思并消融于真理的基本原理。他的精神之路意味着接受人性状态,这种状态被标准化、神圣化为最崇高的精神城堡的根基。

      以至圣穆罕默德为其原型的伊斯兰精神,并不拒绝今世,而是通过融入一个“中心”,并建立和谐,来超越它。至圣不寻常地展现了这些品格,在这些品格中,至圣是人类的典范,是精神的尽善尽美,是人性实现之向导,正如古兰经说:“真的,真主的使者具有优美的典范。”(33:21)

      逊奈和哈迪斯

      由于至圣是人类完美的典范—就他是最高贵的造物这一方面而言,那么,可以询问人类怎样效仿至圣?至圣怎样成为人类生活的向导,他的生活、行为和思想怎样适合于引导穆斯林度过今世的行程?这一关涉到后来穆斯林所有个人和群体生活的基本问题的答案,在于至圣留下的言论,众所周知的哈迪斯,以及被称为逊奈或惯例的他的每日生活和实践。和至圣朝夕相处的圣裔和圣门弟子把逊奈的印记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灵魂深处,这来源于他们和至圣的接触。当一个人见到一个非凡人物的时候,他会永远保留着这次会面的印象。之后,至圣对人类的影响的持久性到了人类很难想象的程度!第一代穆斯林充满热忱和信仰地实践了逊奈,这源于他们接近启示之源,以及至圣在他们中间的恩惠和白莱克梯。作为回报,他们被后辈仿效,直至现代,此时信徒们还一直努力把他们的生活建立在至圣的生活的基础之上。这一目标是通过依靠对至圣生活(siyar)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进行新的解释,来仿效至圣,并通过讲述他的故事,和赞圣(mada’ih),通过庆祝圣纪和其它欢乐的事件,来实现的。

      哈迪斯被听到它们的人背记,并被后辈依次传播。这里,再一次不仅仅是背记一些东西的问题,而是把真主派遣的使者的话语牢记在心。背记至圣的言语的人与现代人不一样,他们的记忆力由于拘泥于课堂研习和过分依赖书面资料而钝化了,但对游牧人或有游牧背景的人来说,演说和文学都熟记于心。这些人拥有非同一般的记忆力,他们还幸存于一些所谓的“文盲的”人们中,并往往震惊那些来自累牍文明的“有文化的”研究者。

      由于伊斯兰的传播,以及逐渐偏离早期社团的同质性危及着他们的整体存在,至圣的言语最终被集结成册。最虔诚的穆斯林开始搜集至圣的言语或哈迪斯,并考查每段圣训的传述者的线索。结果,在逊尼世界,出现了六大部圣训集,如《布哈里》和《穆斯林》,很快它们在正统世界得到了权威地位。

      在什叶派,出现了类似的进程,只是除过至圣的言语之外,还有伊玛姆的话作为圣训集的一部分,他们的话详细解释了先知信息的意思。那里,另外结集成册了四部圣训集,最重要的是库莱尼的《完备的原则》(usul al-kafi)。

      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圣训文献是庞大的智慧宝库,它是《古兰经》的注解和它的教导的补充。至圣的言语涉及到自形而上学到饭桌礼仪的所有领域。其中,一个人可以发现至圣在忧伤时、接见使者时、处理战俘时、安排家庭事务时等等几乎涉及人的家庭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的所有情况下的话语。另外,在这些文献中,许多有关形而上学、宇宙哲学、末世学和精神生活的问题都被论述到了。总之,古兰经确认:哈迪斯和哈迪斯是其一部分的逊奈是伊斯兰社会掌握的最宝贵的正道源泉,它们和《古兰经》一起是伊斯兰生活和思想的源头。

      最近几十年来,西方颇具影响的东方学制造的严重攻击撞击着伊斯兰整体大厦的这一基本方面。对伊斯兰的攻击中再没有比这个更恶毒更阴险的了,它要根切伊

      回复至: 纳斯尔 : 圣人和圣人的传统——至圣和完人 #114118

      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16-10-20 20:41 编辑

      人有关的方面,至圣穆罕默德往往是仁慈和慷慨的缩影。

      再也没有什么事件能比光复麦加更能证实至圣穆罕默德的高贵和宽容了,此次事件可谓是他今世事业的亮点。在此,那些给至圣穆罕默德制造了无数的苦难和磨难的人们都臣服于他,他没有考虑复仇,这当然是他的权力,而他原谅了他们。一个人必须审慎地研究这些人给至圣穆罕默德制造的不可思议的阻碍—-由于它们,至圣忍受了巨大的苦难—-以便了解至圣在这个事件中表现的宽容的程度。在此,我们没必要对至圣的生活给出辩护式的理由,但这些问题需要被回答,因为许多现代研究中对伊斯兰的缔造者的虚假的并往往是满怀恶意的控告,即先知残忍使那些仅仅靠这些研究来了解至圣的人几乎不可能了解他。

      同样,至圣当然不是没有爱和同情心的。圣训文献记载的他的生平事件和言语指明了他对真主深深的爱,根据伊斯兰的总体视角,这种爱从未与认知真主和完全顺从他的意志相分离。例如,他在一段著名的圣训中说:“主啊!你使我爱你吧!你使我爱那些爱你的人吧!你使我做那些能赢得你的爱的行为吧!让我爱你甚于我自身、我的家人和财富吧!”这样的言语清楚证明了以下事实,即尽管至圣穆罕默德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王或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一个法官,他不得不公正地处理这两个角色,同时他还把自己的存在锁定于爱真主。否则,他不可能是一位圣人。

      根据穆斯林的观点,至圣穆罕默德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领袖的完美的表征。他即是人类个体的典范,又是人类整体的综合。同样地,在传统穆斯林看来,至圣具备一些品质,只有通过研习传统的记述才能发觉这些东西。就这一点而言,除过极少的个案之外,有关至圣的大多数西方作品都是无价值的,无论它们给读者提供了多少历史资料。实际上,这同样适用于那些现代化了的穆斯林写就的新型至圣传记,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使至圣成为一个凡人,他们系统性地忽视先知的本质中所有与他们先验地接受的人本主义和唯理主义构架不相符合的方面,他们这样做往往是由于受到现代西方观点的影响或者为了回应这些观点。领导伊斯兰社会数世纪并给穆斯林的宗教意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至圣的意义深刻的特征,只有通过传统资料和哈迪斯才能被识别出来,当然《古兰经》也具备了接受启示的人的精神芬香。

      至圣的总体特征与他的日常行为和每日生活不同,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在权威的至圣传记中就可读到,我们在此不谈论这些东西。它们是至圣作为特殊的精神典范而发出的特征。基于此,有三个基本的特征刻画着至圣穆罕默德的特性。首先,至圣具备的最为广泛意义上的虔诚品质,这一品质使人与真主相连。至圣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虔敬。他具有最深切意义上的虔敬,它内在地使他依赖真主,使他对真主的关注优先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其它一切东西。第二,他具备斗志旺盛的品质,他经常参加一些向反对真理和破坏和谐的力量发起的战斗。外在地,它意味着发起军事的或政治的或社会的战争,至圣把这种战争称为“小圣战”(al –jihad alasguar)。

      内在地,这种斗志意味着持续地向欲望开战,向人内部的拒绝主和主的意志的趋向开战,他把这种内部的奋斗称为“大圣战”(al-jihad al-akbar)。由于现代科技使战争成为整体性的,使它的手段成为丑陋和邪恶的化身,现代人很难理解战争的积极的象征意义。因此,人们认为宗教的作用只是维持某种不稳定的和平。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不是经常所指的表面意义上那一种。如若宗教是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它必定试图建立最深刻意义上的和平,即在人类周围的力量之间建立均衡,并克服所有倾向于摧毁这种均衡的力量。没有其它任何宗教比伊斯兰更试图建立这种意义上的和平。恰恰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能够拥有一种正面的意义,即行动起来建立内在外在的和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伊斯兰强调了奋斗的积极方面。

      至圣穆罕默德具体展现了奋斗美德的极其完美的程度。假如一个人想象佛陀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的状态,那么,至圣穆罕默德可以被想象为战马之上手握公正与辨别真伪之剑的骑士,急速地前进,准备冲向真理之途上的障碍。至圣在传达他的使命的同时,被迫挥起真理之剑来建立均衡,他不曾歇息地完成这一艰辛的任务。他的休息和安宁蕴藏在吉哈德中,他把这一精神面貌再现在以下事实当中,即和平不是来自被动的奉送,而是正确的行动。和平属于那些内在地与天界的意志相和谐,外在地与那些破坏的、不均衡的力量相斗的人。

      最终,至圣拥有最充足意义上的宽宏大量。他的精神显现了高贵的特性,每个虔诚的穆斯林都能感觉到这种高贵。对穆斯林而言,他就是高贵和宽宏大量的化身。至圣的这一侧面完美地展现在他对圣门弟子(事实上,之后他们成了穆斯林后代必须效仿的典范)的态度中。

      换言之,至圣的人格和品德中更为人们强烈关注的就有:力量、高尚、从容或内在的安宁。根据至圣从早期的一场战役中回来时说的一段话“我们从小吉哈德回到了大吉哈德”,力量外在地表现为小吉哈德,内在地体现为大吉哈德,大吉哈德具有特殊的精神意味,它向那些使人的精神远离“中心”或“源泉”的所有意向,以及使人与天界的恩惠隔离的趋向,开战。

      至圣的高贵和宽厚特别显现于他对所有人以及所有存在物的博爱中。当然,这种美德不像在可被称为博爱的宗教—基督教中那样,是一种轴心式的东西。但它在人性层面和有关至圣的人格方面是很重要的。它指出了以下事实,即至圣的心灵中没有小气或度量小,他无有限制地把自己奉献给别人。一个高尚的人经常给予别人,而不向他们索取,至圣说:“给予比索取更有福。”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间断地奉献是先知的一个特性。他从未给自己索要任何东西,也从未寻求回报。

      “从容”这一侧面展现了伊斯兰所有的真正意蕴,从本质上说从容就是爱真理。也就是使真理优先于所有的一切。在交谈方面,要不偏不倚、合乎逻辑,不要让自己的主观感情歪曲、扭曲他的客观的理性判断。这不是要成为一个唯理主义者,而是看事务的真相,并热爱真理甚于其它一切。爱真理就是爱主,主就是真理,他的一个名字就是真理(al-Haqq)。

      如果拿至圣的这些品质即力量、高贵、从容与其它伟大宗教的创始人的品质相比,可以发现他们必然是不一样的,因为首先,至圣穆罕默德自己不是神的化身;其次,每个宗教都强调真理的某一些方面。一个人不能用同样的方式追随、仿效基督,正如他对至圣穆罕默德所做的那样,因为在基督教中基督是神—人,是神的化身。一个人可以被基督的性情所吸引,但基督不可能作为完美的人性状态来被模仿。一个人即不可以在水上行走,也不能使死人复生。依然如此,当一个人考虑基督教或基督的时候,另一套特性就出现在脑子当中,如神性、化身,还有另一层面的爱、慈善和牺牲。或者,当一个人考虑佛陀和佛教的时候,首先怜悯众生、开悟、顿悟、寂灭于涅磐等概念就会涌现。

      在伊斯兰中,当一个人考虑被效仿的至圣的时候,一个伟大的人物形象就浮现于脑海。他严格对待自己、虚假的事务,以及不公正的事务,又对周边世界很仁慈。基于两种美德,一方面是力量和严肃,另一方面是慈善和宽厚,他信实并消融于真理之中。他是守卫真理之山的马背上的战士,他对主 的意志而言是

      回复至: 《经学系传谱》您读过吗? #114115

      清真书局可以邮购该书。

      回复至: 初级读物《认主学》作者:天津刘国枢阿訇 #114101

      现在的许多中阿学校毕业的学生们对教门的认识让人汗颜甚至恐怖,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本经。

      其原因就是他们从来不知道伊斯兰还有《认主学》等等极其重要的学问和课程,他们似乎全凭自己对
      《古兰经》和圣训的极其简单极其皮毛的私自理解来认识、谈论、传播教门。如果不出问题才是叫怪事呢!

      同时他们都是喜欢像追赶时髦一样的学习一些地摊上的各种各样的今人编写、翻译的小册子。因为他们
      不知道任何人文的学科必须从最古老的最传统的典籍的学习入手,而作为至真的伊斯兰的学习,如果
      想要获得教门的真谛,不走弯路、不走偏路和邪路,就必须从最传统的典籍学习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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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阿訇一看就是一位相当有尔林的正统派的好阿訇!
      讲得非常好!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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