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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
会员二纳斯尔论伊斯兰哲学的概念
什么是伊斯兰哲学?纳斯尔在其主编的《伊斯兰哲学史》导言中下了一个定义:“伊斯兰哲学是由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以及后来的突厥、印度和马来穆斯林等创造的,基于通常是由基督徒完成的翻译,并受到基督教和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的某些互动的影响,而且,伊斯兰哲学运作于一个由古兰启示和,认主独一’原则所主导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个哲学传统得以产生,成为中世纪犹太哲学兴起的催化剂,并对基督教西方的哲学和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伊斯兰教哲学必然是‘‘伊斯兰教”背景中的哲学,必须被视为这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古希腊哲学的移植或嫁接;而且,伊斯兰哲学传统有其时间和空间上的广延性,不能仅被视为“中世纪”的或“阿拉伯”的;最后,这样一个独立的哲学传统必然能够对人类的智慧和学术生活产生独特的贡献和影响。
我们通常所使用的philosophy(哲学)一词,显然是一个来自古希腊的概念,“哲学”也因而被看做是产生于古希腊的一种独特的智慧形式。那么,在伊斯兰传统中,用什么样的术语来指称“哲学”呢?纳斯尔教授在《伊斯兰哲学史》的第一章中就谈到了伊斯兰传统中“哲学”的概念问题。在阿拉伯语中有一个来自古希腊的词汇FalsafaA(哲学),但伊斯兰历史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似乎更喜欢另一个直接源于《古兰经》和圣训的阿拉伯语词汇hikmah(智慧、哲学)。历代以来,不同学派的穆斯林学者们一直寻求定义hikmah的含义,他们都引证一段圣训:“获得hikmah是你们的责任,善行存在于hikmah之中”。这段圣训把寻求智慧(hikmah)作为穆斯林的一项义务,就与古希腊“哲学就是爱智”的传统巧妙地对接起来,使得哲学研
究在伊斯兰学术传统中获得了合法性。
而且,hikmah所代表的不是人类的小智慧,而是来自真主恩赐的一种“神授智慧”或“永恒智慧”。al—Hakim(智慧,与hikmah同根)是真主的尊名之一,也是《古兰经》的名称之一。《古兰经》第31章‘‘鲁格曼章表达了对智慧(hikmah)和智者的赞美; 《古兰经》中还有不少把“经典(kltab)”和“智慧(hikmah)”并提的经文,如: “他要教他经典和智慧”(3:48);“我已赏赐你们经典和智慧”(3:81)。伊斯兰哲学家们由此认为,这表明真主通过启示所揭示的东西,同样真主也使其成为可通过智慧获得的东西,而智慧又是通过理智“阿格力”达到的;因此,对伊斯兰哲学家来说,哲学就是运用人类的理性,寻求真主隐藏在世界万物中的礼物——hikmah(智慧),以完善自己的灵魂,向真主(亦即真理)接近。哲学(hikmah或Falsafah)也就成为启示的补充、证明或延续,其与先知预言的关系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先知时代结束以后的学术继承者;哲学成果最终不是靠人的能力获得的,而是靠真主恩赐的智慧获得的。在这种意义上,纳斯尔认为,hikmah一词翻译成英文的Theosophy(神智学)更合适。Theosophy,译为“神智学、通神学、通灵学振”等。纳斯尔认为,该词的最初含义是“关于神圣的奥秘的知识”,该词意味着既非狭义的哲学(philosophy)又非神学(the。1。sy)的一种智慧形式。古代的哲学,一直具有强烈的神智学的色彩,注重知识的神圣性,以及人与终极真理的直接、神秘的沟通。这些思想资源包括起源于古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赫尔墨思主义①、古印度的《吠陀》传统、古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祆教)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树立了哲学的理性传统,今天的西方哲学主要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之上的,这一理性传统虽然对人类文明贡献良多,但也有着先天的缺陷,即对亚里士多德之前的神智学传
统所带来的知识的神圣性的丢失。而纳斯尔要指出的是,伊斯兰哲学正是建立在这一古老的神智学的传统之上,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道路,保存了与理性主义相互参照的另外一种古老的智慧资源。西方哲学与伊斯兰哲学的分道扬镶,主要是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在伊斯兰世界因安萨里的批判而丧失了其影响力,与此同时,欧洲却通过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而重新认识和接受了理性主义。而在今天,西方文明由于工具理性的困扰而彷徨无依时,伊斯兰哲学传统所保存的另外一种智慧资源是否应该被重新加以审视和评价呢?显然,只有了解以上这些伊斯兰哲学家关于哲学源头、哲学与启示的关系、伊斯兰哲学的独特性的理论,才能够正确认识伊斯兰传统中对哲学的认识和定位。纳斯尔教授指出,这个重视精神纯洁、灵魂完善的哲学传统从来没有中断,只要有伊斯兰教存在的地方,这一哲学传统都以某种特定的形式留存至今:“此种致力于揭示关于事物性质的真理并把精神知识与个人生存的纯净与完善相结合的哲学概念,在任何有伊斯兰哲学传统流传的地方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在事实上以持续至今的伊斯兰哲学传统的最杰出代表们的
存在而具体表达出来。” .小河
会员一对伊斯兰哲学史研究中的东方主义模式的批评
纳斯尔教授指出,伊斯兰哲学史研究的真正开端是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对伊斯兰教的研究。这个研究传统先天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视角,使其不可避免地有重大的观点上的缺陷;但由于“先人为主”这一研究传统却自19世纪以来有着最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19世纪中期,哲学史研究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兴起。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科学地”研究伊斯兰哲学,但他们却受制于自身学术传统的局限性。当代美国学者沃尔夫指出:西方哲学传统在某些方面是很狭隘的,如它几乎都是由“过世的白人男性”(deadwhitemales)的作品所构成,几乎听不到任何女性或有色人种的声音;他接下来引证了休谟、康德、黑格尔作品中对有色人种的无知的蔑视①。这种学术传统的局限性集中表现在“Orien—talism”这一概念上,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此时译为“东方学”),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此时译为‘‘东方主义”),而三者往往相得益彰。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的名著《东方学》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子广泛的关注和争论。萨义德指出,
“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地理的存在,乃是被“西方”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后来,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又著述了同名著作,梳理了东方主义的历史,他指出,东方主义所关注的不是“东方”,而是“西方”自身,只不过这种关注“是通过对一个虚构的被称为东方的对象的想象来体现的”。此后,这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又通过欧洲的全球扩张被输入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很长时期内也不自觉地受到其影响。 ·当然,作为学科的“东方学”在历史与文化研究领域是有贡献的,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却是非常狭隘的。而很多时候,欧洲学者会不自觉地陷入“东方主义”的泥潭,使得其“东方”研究带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先人为主的偏见。伊斯兰哲学史研究就起源自这样一个戴着有色眼镜的学科:东方学。“近七个世纪的时间,在诸如巴黎、鲁汶、帕多瓦和波洛尼亚这样的地方,此种关于伊斯兰哲学的观点被作为西方学术史的一部分讲授”。这种关于伊斯兰哲学的观点认为,伊斯兰一阿拉伯哲学是一种中世纪的哲学形态;主要充当了“二传手”的角色,即在保存、翻译、注释以及向欧洲输回亚里士多德哲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但独创性很少;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是中世纪伊斯兰哲学的巅峰和结束。这种观点不仅长期在西方流传,而且也影响了近代以来到欧洲求学的穆斯林学者,“虽然身为穆斯林,这些学者却是从西方资源学习他们的伊斯兰哲学,并仍旧在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寻求自己的学术认同”。在我国,多数已出版的阿拉伯(或伊斯兰)哲学史著作也大多秉承上述思路,把伊本·鲁世德作为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巅峰和结束。
纳斯尔教授认为,上述此类观点的主要缺陷是:
第一,把伊斯兰哲学等同于阿拉伯哲学,缩小于伊斯兰哲学的理论内涵和地理范围。纳斯尔教授指出,首先,从语言说,虽然多数伊斯兰哲学著作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但自伊本·西拿时代就同时有很多波斯文著作;其次,从民族背景说,虽然有重要的阿拉伯哲学家如铿迪和伊本·鲁世德,但更多的是波斯哲学家,以及少量的突厥、印度背景的哲学家;在大多数时候,波斯才是伊斯兰哲学的主要阵地。
第二,把受希腊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作为伊斯兰哲学的顶点,忽视了伊斯兰哲学的时间延续性和其独特的发展脉络。此观点认为,伊本·鲁世德达到了中世纪伊斯兰一阿拉伯哲学的顶峰,其基本倾向是反宗教的、崇尚理性的;此后伊斯兰一阿拉伯哲学走向了衰落。这显然反映的是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时代崇尚理性与科学的时代背景,而恰恰忽视了伊斯兰哲学重视精神性价值和心灵净化的独特取向。
正是从对东方学式的伊斯兰哲学史观的反思人手,纳斯尔教授开始提出并构建子立足在伊斯兰传统内部视角的哲学史框架。小河
会员六“以儒诠经”活动的社会影响
上述以王岱舆、刘智、马注和马德新为杰出代表的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学者所进行的“以儒诠经”活动,即沟通与整合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尝试,在中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它引起了中国主流社会某些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鸣,并作出了一些积极的回应,促进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沟通与相互理解。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久而久之,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萌生了自我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感。因此,在文化和文明领域,“美人之美”是不易做到的。在科技和经贸层面,可以来者不拒,为我所用;但在深层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接受异域文明的理念,实属不易。然而,对于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穆斯林学者所进行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与沟通尝试,部分汉族学者和官僚采取了认同的态度,作出了某些积极的回应,实在难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岱舆等人的著述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比如与王岱舆同时代的儒士何汉敬对王岱舆所阐述的伊斯兰教教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首先褒扬了儒学及其创始人孔子,称儒学“唯精唯一,不偏不倚,所以生命伦常之道立,而其教遂亘古而弗衰”,然后贬其他学说为“蝇声蛙噪耳”,最后肯定了伊斯兰教,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且立说平易,不事玄诞,与道释两家,绝为霄壤,较之吾儒性理一书,同而异,异而同,亦在所不讳”。”
刘智的著作在汉族士大夫中引起了更大的反响,甚至受到一些儒者的青睐。如杨斐在《天方典礼》②一书问世时就称赞说:“数十百年来未明之礼,于斯较著。上可报我皇上抚绥之恩,下可以为人心检束之范。刘子之功,于是大矣。”“中华好事者,见天方语言、文字茫然捍格,疑其礼有惊世骇俗、诡异而不近情者”,但读了此书以后,便“化诡异之疑,与经典相为持盾,同归彬雅”。③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也对刘智等人所进行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努力,给予了积极的评
价。他说:“当时刘智等这些人物已经能够通过他们的诠释实践,用古代汉语并通过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把伊斯兰教的经义陈述出来。而且刘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是,所有宋明儒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伊斯兰教徒的传统,但是它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有了‘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个层面。”他还强调“17世纪如此丰富的对话和丰富的资源”对当代的文明对话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我觉得王岱舆对儒家不仅没有曲解,还有很多独到的洞见”。他还把刘智等穆斯林学者和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进行了比较,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说道:“事实上利玛窦的策略是要彻底解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我所理解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是纯有的连续,从草木瓦石到人和神灵都是一气贯穿的),利玛窦要把这个结构彻底打破,使得儒家学者回到先秦,回到‘天’回到上帝,因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教所认为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这个概念带进儒家的论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利玛窦的宰制性(colonization)的说法是,一定要打破你的基本信仰,然后你才能接受我的看法。这就便王岱舆和刘智的理论显得非常有价值,因为王岱舆本身是中亚细亚人……但他把整个宋明儒学当做是自家的学问……到了刘智他把那时所有儒家的资源都消化接受,其基本立场是我并不要改变你原来的信仰议程,但是我要用另外一套论说使你相信我的理念;我完全接受儒家的学说,但我认为你还有一见未达。从我从事儒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是不是这条路为从儒学走向超越而外在指示了一个方向?这个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二,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大中国穆斯林对汉文和汉文化的某些偏见,进而加深了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同。自唐代至明末,伊斯兰文明传播于华夏大地,约有千年之久,普通中国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不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母语,而改用汉语和汉文。可是在宗教生活中,在宗教的著述、传承中一直不肯用汉文,认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和教义只能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表述,用汉文表述便会走样,失真,甚至会丧失其神圣性。而王岱舆等人的汉文译著传播开以后,他们觉得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和表述伊斯兰教教义同样可行,汉语如此丰富,汉文如此典雅,汉文化如此博大,完全适合表达深奥的神圣的宗教理念。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王岱舆等人的汉文译著文本,在沟通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创立了一套“汉克塔布”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既保留了伊斯兰文明的内核,又适应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和汉文化的叙述特点,易于为生活在汉文化环境中的中国穆斯林所接受。可以说,中国穆斯林这个特殊族群的形成,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结果;同时,中国穆斯林历史地担当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中介和桥梁角色,使二者相辅相成,实现了互动。而在互动过程中,王岱舆等穆斯林译著家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2.“以儒诠经”尝试对当代文明对话的启示意义
明清时期王岱舆、刘智等穆斯林学者的“以儒诠经”尝试和沟通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努力,虽然引起了中国主流社会部分官僚、士大夫的共鸣,并作出了某些积极的回应,但从整体上而言,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囿于文化本位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华夷秩序”观,“对于王岱舆、刘智等人的良苦用心和不懈努力,中国主流社会中的大多数知识阶层采取了高高在上,甚至不屑一顾、漠然置之的态度,使得他们的努力沦为一相情愿式的单方面的行为,从而使这种文明交往本应产生的更大效应大打折扣。可见,文明之间如果没有一种平等交往和平等对话的良好诚意和健康心态,那么,所谓“交流”、“沟通”等,不是言不由衷的口号,便是自欺欺人之谈。
当今时代已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唯我独尊、闭关自守、保守专制的时代了;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文明交往的全球化,这就意味着文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当我们中国学人在抱怨和批判西方学术界盛行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时候,我们自身在面对其他的非西方文明的时候,是否也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文明优越感和中国中心论呢?如果没有,那是我们的万幸,我们就应该珍视明清时期我国穆斯林学者所留下的这份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宝贵资源,因为这份资源对今天的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仍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虽属两大文明体系,各有特色,但二者的差异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么大,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不相同却相通,可以超越各自的边缘而进入与自己有差异的另一方当中,即打破自身的界限与对方融通,从而进一步拓展自身的视野,提升自身的品位。王岱舆、刘智、马注和马德新等对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沟通和融合,为我们当代学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启示之二,文明之间应该平等对话,平等交往,克服文化本位主义和文明优越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切实可行,收到实效,这正如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所说:“文明交往倡导的是不同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是对不同文明的感性同情、理性探索和深刻理解。理解是打开文明交往门户的钥匙;深刻的理解,可以解开文明交往的深层次之谜。”①王岱舆、刘智、马注和马德新等虽然自身有伊斯兰文明的背景,但对中华文明采取了非常尊重的态度,这才使其“以儒诠经”的尝
试能够始终沿着学术的正常轨道发展,并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
启示之三,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应该本着求同存异、互相理解的原则进行。不同的文明各自不同的历史、社会和人文特点,造就了独特的文明个性,在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既要寻求不同文明所公认的普遍人类价值,又要尊重客观实际,承认差异、容忍差异、尊重不同的个性和多样性。“根据古今中外不同文明之间的辩证联系的规律,差异性并非必然导致冲突,同一性并非必然导致融合。……在多元文明时代,不同文明之间通过交往的必由之路,是寻找彼此之间的交会点,而不是一方化掉另一方,更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在其著述中,既看到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共同点,又不回避二者的差异和不同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和恰当的说明,表现出对对方的理解和尊重。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启示之四,在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中,应注意倾听不同文明代言人的声切忌想当然地给对方下断语。凭自己的某些直观的印象,凭自己的感觉和道听途说,给一个族群、一种文明下结论,是学术研究之大忌。但这种现象却十分常见。如某些西方人士说起中国人和中华文明,就大而化之地、想当然地定格为“留辫子、裹小脚、娶小老婆、抽大烟”等,对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采取一种草率的简单的或一概而论的态度,显得非常可笑。而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人,却对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抱有十分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如对中华文明,他们并没有停留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直观印象和从某几本书中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认识,而是花费了漫长的时
间和巨大的精力,刻苦攻读和钻研儒释道三教的元典,并虚心向全国各地的鸿儒和博学之士求教,力求对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在介绍对方的观点时,摒弃主观武断,断章取义,而是尽可能引用元典的原话,把对方的思想和观点原汁原味地展示出来——在涉及儒学时,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对伊斯兰文明的态度也是如此,除了深人钻研各种数以百计的典籍外,马德新还不辞劳苦,实地考察埃及、土耳其等多个伊斯兰国家,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其严谨求实的态度,可以说达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唯有如此,在表述相关文明的观点时就不至于走样、失真;唯有如此,文明对话和文明交往才能建立在坚实、可靠、可信的基础之上,并有所收获。小河
会员五天道与人道——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差异
王岱舆、刘智和马注等学者着力考察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共同点和契合点,在整合二者的基础上构建了“真一”、“数一”化生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宇宙生成理论,以及将天道“五功”与人道“五典oe相对接的伦理观。马德新在肯定前辈学者的学术探索和贡献的同时,严肃而坦率地指出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某些偏颇之处,认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异不妨碍同,同不掩盖异。二者最突出的差异在于:伊斯兰文明重天道,中华(尤其是儒家)文明重人道。
马德新认为,伊斯兰文明强调严格的一神信仰,主张认主独一,唯主独拜,以神(真主)为本位,以神人关系为出发点,强调二者的主仆关系,强调入对真主的义务,真主对人的仁慈。而儒家重视现实人生,重视人伦道德,强调家的价值(国是家的延伸),关注社会生活,以人为本位。马德新总结性地指出:“我教圣人所任者天道,他教圣人所任者人道”。“人道者,处世之理,乃人与人当行之事也,是谓五伦。天道者,乃人与真宰所当尽之功,是谓五典也”。也就是说,伊斯兰文明的核心是宗教信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重心则是宗法性伦理道德。伊斯兰文明坚持神本主义,强调真主的至高无上地位,以认主拜主,履行对真主的义务为人生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整套的思想体系,确立了调整人与神(真主)之间关系的宗教伦理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伦理规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生态伦理规范。不仅如此,伊斯兰文明还以死后复生说和后世报应说为信条,强调对现世人生有限性的超越和延续。而儒家学说则强调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人遵守具有等级色彩的纲常思想,以仁义为出发点关注现实人生,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对鬼神存而不论,淡化后来、来世,淡化宗教的超世性,而把天人、生死、人鬼、祖孙一同纳人人道系统,突出宗教的人际情感作用和社会教化功能,以不语“怪力乱神”而回避对鬼神的深度求证和探索,从而与兼顾天道与人道的伊斯兰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儒诠经”活动的社会影响
及其对当代文明交往的启示小河
会员四在道德修养的方法和途径上实现伊儒整合
儒家把“明明德”作为道德修养的一种途径。 《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所谓“三纲领”,也就是“内圣外王”之人所应追求的目标。马注把儒家的“明明德”的说法接过来,稍加改造,与伊斯兰教的“以玛那”说衔接起来,说“明德”就是“以玛那”,“明明德”就是“培养以玛那”。他明确指出:“儒经谓‘在明明德’四字,上明字是功夫,下明字是本有。譬若钻木取火,火具木中;磨镜求光,光生镜内,钻磨是功夫,火光乃本有,不钻不磨则不可得矣。此论言是木皆可取火,是铁皆可求光—若夫以玛那之在人,若火之在火石,接以煤铁,则本体之火自燃。
为了使“以玛那之真光自露”,就必须认主和学习真经,“盖真经乃眼前之光,以玛那乃心间之光,外光人则内光自显,所以寻学在一切男女是主命”,“明德之本,莫先于认主”,“先天无色相,证于真主之本然;后天有形神,证于真主之妙用。此清真之至理也。至理不察,则德无能明;德无能明,则身不能修;身不能修,则家不能齐;家不能齐,则国不能治;国不能治,则天下不能平”。
小河
会员三 在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伊儒合璧
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是文明的又一主题之一。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学者通过深入研究,不断探索,在伦理观领域,贯通伊儒,融合伊儒,将两种文明熔于一炉,推出了一套既有别于传统的伊斯兰教伦理规范,又不同于中国伦理准则的伊中合璧的伦理体系。而马注是整合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伦理观的代表人物。
把儒家的“三纲”、“五常”与伊斯兰教的“敬主爱人”理念统合起来 伊斯兰教强调认主、拜主、敬主;伊斯兰教也提倡慈爱人类。“敬主爱人”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旨,而儒家讲“三纲”、“五常”,强调仁义礼智信。马注将伊斯兰教的“敬主爱人”理念与儒家的“三纲”、 “五常”说结合起来。
关于认主与忠君,马注强调认主必须忠君,忠君必须认主。他说:“人极之贵,莫尊于君。”e“君臣家国,休戚相关。”故“穆民七日朝礼,登楼赞念,哀祈真主,求将尊大皇王永久,贵嗣永久。……求主指引我皇王正道与行好路上。求主慈悯我,慈悯我皇王国土永久,公道增加,使我海内臣民衣食充足。”①而平民百姓,应该考虑到“君王予我田地,我宜供税;卫我甲兵,我宜感恩;宁我父子,我宜报德。”①而作为君主也应该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因为君主“身正则左右正;左右正则六官正;六官正则百僚正;百僚正,则民受其福,则社稷安,故天子能保其天下。”关于认主与孝亲,认为认主必孝亲,王岱舆明确指出:“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孝亲必认主,即忠于主,孝于亲。
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
关于认主与顺夫,强调妻子顺从丈夫也是认主的必然结果。马注根据伊斯兰教关于真主由泥土创造人祖阿丹(亚当),由阿丹创造其妻哈娃(夏娃)的说法,强调“夫妻之亲,实同一体,妇从夫出,理应听命。”
关于认主与恭兄,强调认主者必恭兄,恭兄者必认主。马注说:“明德之本,莫先于认主……天下知主命之当尊也,故臣不敢不忠,子不敢不孝,弟不敢不恭。”
关于认主与信友,强调认主者必信友,信友者必认主。信友为儒家的“五常”之一;伊斯兰教也讲诚信之重要。马注说“诚信之所以待友”,方可成为“认主、拜主、遵主之命而勿违反者”和“顾主命,而内外如一,诚实无谎言”。”小河
会员二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在宇宙生成理论和认识论领域的沟通
1.在宇宙生成理论领域的沟通
宇宙观,尤其宇宙生成理论是任何哲学体系和文化体系必须回答的一个首要问题。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学者在坚守伊斯兰文明的基本内核和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大胆而明确地吸纳和整合了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学的思想资源造性地发展和开拓的宇宙生成理论,丰富和充实了东方哲学思想宝库中,刘智是一位集大成者,其思想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刘智认为,物质世界(后天)之前还有一个先天世界,这个先天世界的本原被他概括为“无称”。刘智承认《易经》中的“太极”、周敦颐的“无极”和老子的“道”为这个物质世界的总根源,但是,他认为“无称”是先天世界的总根源,他把伊斯兰教的创世论与中国古代的开天辟地说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了二者的巧妙衔接。一方面,刘智赞同周敦颐“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的学说;另一方面,他又向前迈出一大步,认为世界的本原还不止于此,仍可向深度追究。认定在太极和无极之先还有一个无称而称的,“无对待而立”的“造化之原主”,这便是“真”,或“真宰”,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总根源。2.在认识论领域的沟通
与宇宙生成理论相联系,穆斯林学者王岱舆借鉴并超越中国哲学的某些概念和范畴,结合伊斯兰教的认主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认识论学说。首先,他提出了“三一”论,即“真一”、“数一”、“体一”。根据他的解释,“真一”乃造化天地万物之真主;“数一”表示天地万物之原始;“体一”是指人类如何去体认真主。对三者的关系他阐述道:“真一乃单另之一,非数之一也。数之一非独一也。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数之一也;曰一本万殊,万法归一’,亦数之一也;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亦数之一也。以是观之,诸所谓一,乃天地万物之一粒种子,并是数一。数一乃天地万物之种;真一乃数一之主。”“体认之一,乃天地万物之果也。”
王岱舆把人的认识分为三种: “知认”、 “见认”、 “续认”。他解释说:“所谓知认者,仿效圣贤之参证,推详正教之真经,譬之睹物思情,故此由诸缘而体认真主。……除斯真主孰能再造?”e“所谓见认者,超脱诸缘,亲自经历,由己身而体认真主。,,e“所谓续认者,克尽偏私自见,复全明德之源,由无己而体认真主。”可见,王岱舆的宇宙生成程序是恰好相反:体一一数一一真一。小河
会员一 学贯东西——王岱舆等穆斯林学者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
不同文明的交往与整合是要具备诸多条件的,如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舆论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健康的文化心态等。然而,只有这些条件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即致力于文明交往和文明整合的人对所要整合的两种文明必须要有全面的了解、透彻的观察、准确的把握、深入的体验、深刻的领悟。而明清时期江南和云南等地的有些穆斯林学者,由于自身所处的独特时空背景和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其学术渊源Q)、文化气质等诸多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其恰好具备了这些条件,为完成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与整合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学者便是王岱舆、张中、伍遵契、刘智、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而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被认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称为“四大译著家”。
王岱舆(约公元1573—1658年),祖籍西域。他在其著作《正教真诠·自叙》中介绍其家庭背景说:“予祖属籍天房,缘人贡高皇帝,订天文之精微,改历法之谬误。高测九天,深彻九渊,超越前古,无爽毫末,帝心欣悦,以为非有正学真传不能及此。遂授职钦天”。从此,定居南京,达300年之久。王岱舆出身穆斯林世家,自幼受伊斯兰文化熏陶,熟读伊斯兰经籍,及长师从金陵著名学者马忠信学习伊斯兰教各科知识,成为一名饱学之士。但他不满足于掌握单一的伊斯兰教的相关知识,便开始阅读“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①广泛涉猎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典籍,尤其对儒、释、道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成为一名通博古今、学贯东西的通才。他撰写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等著作。
刘智(约公元1660—1730年),江苏南京人。出身宗教世家,其父刘三杰是著名伊斯兰教经师,他幼承家学,诵习伊斯兰教典籍,15岁起研读儒家经籍,旁及诸子百家和佛、道两教及西洋书籍,精通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代表作有:《天方至圣实录》、《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真境昭微》、《五功释义》、《天方字母解义》等。
马注(公元1640一约1711年),云南保山县人。马注幼时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学而不厌,曾拜当地名儒张虚白为师,16岁时中秀才。明永历帝到昆明后,由大学士扶纲推荐他到内阁任中书,永历帝败后,他没有降清,而避隐教书,专攻经世之学。到而立之年,开始攻读伊斯兰教义、教法、历史等,同时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代表作为《清真指南》。
马德新(公元1794—1874年),字复初,云南大理人,出身伊斯兰教经学世家。幼年随父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成年后,负笈陕西从名师深造,学问日精。曾两度赴麦加朝觐,并游历伊斯兰各国。给后人留下了30余部著作和翻译作品,代表作有:《四典要会》、《性命宗旨》、《道行究竟》、《大化归总》、《会归要语》、《朝觐途记》、《寰宇述要》、《天方历源》等,还有《古兰经》部分章节的汉译,叫《宝命真经直解》。小河
会员三“天命三品”论对当今文明对话的启迪意义
当今世界,虽有亨廷顿之流的文明冲突论招摇过市,但文明对话已被越来越多的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有识之士所看重,他们中既有来自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又有来自东方各大文化传统的领军人物,形成丁一个影响广泛的潮流。这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然而,文明对话的路途还很遥远,它也面临一些不小的阻力,许多重大问题需要理论探索,要求学者们进行原创性的思考并找出答案,为人类文化的创新提供活的水源。
今天,我们重温王岱舆先贤的“天命三品”论时欣喜地发现,他在三个半世纪以前,当世人还不知文明对话为何物之时所进行的原创性思想对今天的全球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意义。笔者在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天命三品”论对文明对话的启迪意义:
首先,文明对话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在不使对话者自己的本土文明受损害的前提下,从理论上给他者的文明一个合法而合理的存在定位?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不予解决,文明对话就会流于形式,而无法涉及实质内容,会直接影响文明对话的深入,尤其是宗教文明更是如此,因为一般来说,宗教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程度不同的排他性。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文明对话的参与者可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做一个伪装的对话者,要么做一个违心的对话者。一个伪装的对话者,其目的是借对话宣扬自己本土文化的价值,而一个违心的对话者在面对他者文化价值的冲击时可能陷入文化意义上的人格分裂,即无法拿出一个至少可以使自己信服的理论去解释冲突的真理观这一重大问题。笔者以为,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对解决这个难题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他在“天命三晶”论框架中,在不使伊斯兰教受损害的情况下,在其框架之内,对儒家传统中的自黄帝到孔孟的圣人赋予了一个适当的地位,即可以被“天命三品”论承认获得了“觉兆之命”的圣人,从而也肯定了其“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亦圣人之事也”的历史和地域使命价值。既没有伪装的嫌疑,也没有违心之痕迹。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思考,儒家学人面对与伊斯兰教的对话,能不能在儒家学说的框架之内,在不损害自己学说体系的情况下,从理论上给伊斯兰教一个合法而合理的存在定位呢?笔者认为,这是王岱舆间接地呈现给儒家学人的一个思想挑战,需要儒家学者,尤其是以复兴儒学为自己使命的当代新儒家学人的思考和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肯定会给文明对话开辟新的天地,肯定会给各大文明,尤其是宗教文明间的对话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文明对话所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难题就是现有的理论不能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以致出现了像排他论、匿名的基督徒和匿名的X教徒等与’文明对话的精神格格不入的论点。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我们要让文明对话继续下去,就需要各个文明的代表人物提出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被接受的前提就是原创性发挥。所谓原创就是扎根于本土传统的创新,而不是为新而新,破坏传统的革新,因为脱离了本土的革新的生命力是值得怀疑的。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原创精神的创新,它深深扎根于伊斯兰教的传统教义,对中国伊斯兰教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国度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可以说,“天命三品”论的创立为原创性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范式,对解决今天的文明对话的难题具有全球性的启迪意义。今天,我们把王岱舆具有中国伊斯兰教思想本土意义和原创精神的“天命三品”论,介绍给国际学界的人士,肯定会给来自世界各个文明和宗教的文明对话的参与者和关心者带来一种新鲜的启迪。
最后,以王岱舆、刘智等中国伊斯兰教先贤为代表的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宽容性和极强的思辨性,这是学界已经形成的一个共识。笔者认为,他们的思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深刻的苏菲性。其所具有的明显的宽容性和极强的思辨性实际上是深刻的苏菲性的自然延伸和内在展示。其思想体系应该属于威廉·契提克(William Chit—tick)先生所讲的苏菲的两种近主之道——“苏菲的认知之道和“苏菲的爱之道,中的前者,苏菲的认知之道即通过对真知的追求而接近真主,其代表人物当数伊本·阿拉比,而后者则注重用爱的方式接近真主,其代表人物是拉比阿·阿德维和哲俩伦丁·鲁米。然而,不论是“认知之道”还是“爱之道”,都是以追求心灵的圣洁为基要。苏菲之道实际上就是心灵之道,用中国的学术术语来表达,就是伊斯兰教的“心学”。2006年4月13日至16日在杭州召开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将“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作为主题,凸显了心灵之修对人类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意义,也突出了佛教重视修心的理念。然而,修心并不是佛教所独有的,世界上的宗教无不强调修心的重要性,即使被许多人认为不具备宗教形态的儒家学说也极其重视修心,从《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真言,到孟子的“尽心知天”,到壬阳明“致良知”的“心学”,都是在强调修心的重要。伊斯兰教也有其一贯而传的修心传统,这就是苏菲之道。近几个世纪以来,苏菲在伊斯兰教世界的相对衰弱,也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腾出了一个思想空间,加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刺激和挑衅,强化了原教旨主义,以致原教旨主义几乎成了现代伊斯兰教的代名词。原教旨主义,不管是基督教、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由于其本身具有的极强的排他性,使传统宗教的宽容精神受到了一定的损害,使宗教文化生态遭到了破坏。笔者认为,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及其所代表的思想体系,属于纳斯尔(Seyyed HosseinNasr)教授所讲的“圣道伊斯兰”范畴,其所具有的扎根于苏菲的认知之道的宽容性、思辨性在今天具有非常积极的启迪意义,这样的心灵之道可以用来矫正近现代兴起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宗教和文化中的原教旨思想的偏激和狭隘之处、为构建全球伦理、为人类共建和谐的地球村供给思想营养有着全球意义。
当然,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所包含的深刻意蕴及其对文明对话的启迪意义远远不止笔者所涉及的上述内容,有许多更深层次、更广层面上的价值还待进一步挖掘,这里把笔者个人的思考所得提出来,欢迎方家批评、补正,以促进学术的繁荣和思想的昌明,为文明对话增砖添瓦。小河
会员二对“天命三品”论的初步思考
笔者通过对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的潜心学习和静心思考,得出以下一些心得,现在不揣冒昧地提出来,旨在抛砖引玉,与各位学界同仁共作 探讨。
(1) “天命三品”论具有深刻的理论创新意义
长期以来,一部分有成见的所谓的东方学家坚持认为,穆斯林学者只会被动地接受和解释来自《古兰经》和圣训的教条性知识,很少有思维创新和理论阐发的意识和能力,面对另外一种文化传统和宗教,只会生硬地加以拒绝,不会提出有创新意义的思想和理论。王岱舆提出的“天命三晶”论,证明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天命三品”论的创新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他大胆借用了儒家传统中的“天命”这一重要哲学术语,并对其赋予了崭新的伊斯兰教意蕴。使中国这一起源于《诗经》“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的古老概念从“天降之命”和“天命流行”,一跃而成为“真主敕命天仙,降传至圣,从天而下”的伊斯兰教使命观。
其次,一般的伊斯兰教教义学家,即从事于“凯俩穆”学的人士,把肩负天启的圣人分为两种,一种为“热苏立”,一种为“奈宾伊”,即现代汉语中翻译这两个阿拉伯语概念时所使用的“使者”和“先知”。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更为详细的分类法把肩负使命的圣人分为四种:封印的至圣,具有坚强意志的大圣,钦差圣人(使者)和先知。然而,在“凯俩穆”教义学家中,据笔者所知,还没有人像王岱舆这样,把“天命”明确分为“明命”、叫S命”和“觉命”三晶,并用这种分类理论来解释穆斯林遭遇非伊斯兰文化传统时面临的教义学问题的。由此可以断定,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乃属发前人之未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之举。
再次,王岱舆从其“天命三品”论出发,虽然指出中国历史上没有接受真主“明命”的圣人,但是却有许多接受“兆命”和“觉命”的圣人,前者有黄帝、武丁和文王,后者有孔子和孟子。王岱舆是中国穆斯林学者中第一个在历史上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主张自黄帝到孟子,中国历史上有一系列可以被伊斯兰教所承认的肩负“天命”的圣人的思想先驱,站在伊斯兰教立场上,从哲学和认识论意义上承认了儒家传统的历史地位,其所具有的理论创新意义不言而喻。
最后,王岱舆用当时中国人非常认真的信仰的凤凰为例,强调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没有过“明命”之存在,但并不能因未见而否认其存在,因为儒家传统就相信没有被人们见过的凤凰的存在。他进一步指出,“天命三品,惟全正教,其他无非觉兆也。”*很显然,他是在这里强调伊斯兰教作为“正教”而具有的包揽“天命三品”的完整性,然而,它的论述并没有在这里结束,非常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是,他提出,“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亦圣人之事也。代表穆斯林学界,首次承认获得觉兆之命的中国圣人,其所行在伊斯兰教学者看来也是圣人之事,能治国安民,修身行善。我们进一步发现,他的这种承认并不是简单迎合或取悦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传统学说,他真诚而耿直地指出,儒家学说虽为圣人之事,也能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但它却不能认主知人,明先天之原始、后天之归宿。从伊斯兰教的传统美德出发,给儒家进了一句发自肺腑的忠言。2.“天命三品”论具有明确的伊斯兰性
笔者认为,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虽然提出了“兆命”和“觉命”都属于“天命”,从而自然地主张从黄帝到孟子的一系列中国圣人都可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圣人,其所行之事也是圣人之事,但还不能以《古兰经》和圣训中没有明确认定他们为圣人作理由而否定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的伊斯兰性。笔者以为有以下理由可说明其理论的伊斯兰性:
首先,“天命三品”论是王岱舆作为一个学贯回儒的穆斯林学者,站在伊斯兰教的立场上,在系统论述伊斯兰教教义的框架内提出的。
其次,笔者不赞同所谓一切创新都是“闭达尔替”异端的近现代伊斯兰清教徒主义观点。按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法学家的分类,“闭达尔替”可分为两种,即阿拉伯语中的“闭达尔替·哈塞乃”和“闭达尔替·散佚埃”,前者为好的创新,后者为坏的异端。所以,像王岱舆这样生活在一个传统伊斯兰教学术氛围中的大师,紧扣“闭达尔替·哈塞乃”思路,对伊斯兰教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所遭遇的问题,在不违背经训精神原则和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一次新的理论创新,实在是其伊斯兰性的具体表现,是一种符合伊斯兰教精神原则的原创。
再次,按《古兰经》的原则,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圣人或引导者,而且,真主不会在差遣使者之前惩罚任何一个民众。”《古兰经》还明确说有许多圣人,真主没有把他们的故事在经文中进行讲述。”圣训作为对《古兰经》天启的补充和解释,讲得则更为详细,按圣训记载,“热苏立”有三百一十三位,“奈宾伊”则多至十二万四千多位。所以,正确而符合理性的理解应该是,《古兰经》既没有明确指出尧舜孔孟等中国圣贤为伊斯兰教认可的圣人,也没有明确否定他们是圣人。客观地说,这是一种保持沉默的态度。这就为后来的学者留下了进行原创性理论探索的余地和空间。王岱舆就是在这样的余地上进行了他原创性的学术和思想开垦,按“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亦为圣人之事也”的原则,认为“获觉兆之命”的中国圣人,也可以被看做真主差遣给华夏大地的圣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最后,据《古兰经》记载,讲述著名的优素福圣人生平故事的《优素福章》,从一个他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星向他叩头的故事讲起,整个过程中穿插了一系列的梦以及对梦的解释,从而显示出优素福圣人的伟大、圣洁与智慧,最后以故事开头的梦的圆满而结束。说明他在许多重大事件中,是梦中受命的。再者,作为伊斯兰教五大天命的朝觐功课中的宰牲仪式,究其来源,也是“众先知之父”易卜拉欣大圣人的一个梦,他梦见真主命令他宰杀自己的儿子,而他也认定这就是来自真主的启示并予以执行,这说明他
在这件事上就是“梦中受命”的。所以,伊斯兰教认为圣人的梦都是真梦。我想,王岱舆在建立自己的“天命三品”论,把“兆命”即梦中之命,作为天命的第二个品级而认为黄帝、武丁和文王都是梦中受命的圣人时,是不是以这些《古兰经》事件为依据呢?王岱舆没有说明,留给我们的仅仅是猜度和思索。假如他真是以这些故事为依据,那么,这能否证明其“天命三品”论的伊斯兰教性呢?据《定义书》的作者,著名的伊斯兰教教义学家伊玛目阿里·穆罕默德·居尔加尼对“奈宾仪”一词下的定义,“奈宾仪”受启示的情况有三种,他说:
“‘奈宾仪’(圣人或先知)者,通过天神受启示,或在心间受‘以利哈姆’(默示),或通过真梦受警示者也。 ‘热苏立’ (钦差或使者)因其高于‘奈宾仪’所受启示的特殊启示而更为高贵,因为‘热苏立’是真主特意通过珈百列大天神降示经典而受启示者。”
居尔加尼在这里明确说明伊斯兰教认可的圣人有三种,其中第三种就是通过真梦而受启示成为圣人的。至于王岱舆所说的获“觉命”即“心间开悟”而为圣人,究竟指的是伊斯兰教教义中启示的哪一种呢?“觉命”之说是否有经训依据呢?居尔加尼在给圣人下定义时提到的第二种即“在心间受‘以利哈姆…而成为圣人的人,是否可以理解为王岱舆所说的“心间开悟”呢?居尔加尼本人对“以利哈姆”的定义是:
“通过流溢的方式而投置在心中者。”
我个人觉得儒家所说的“心间开悟”好像是一种主动行为即人作为主体自己开悟,而伊斯兰教的“以利哈姆”却是一种被动行为,这里的主动者是真主,人是“以利哈姆”的被动接受者。所以这两者好像还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显示出儒家文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传统,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所以也就特别强调人的“开悟”;而伊斯兰教文化则认为一切来自真主、回归真主,是一个“以主为本”的文化体系,强调人作为“客体”的被动的接受作用,所以特别强调“天启”和“默示”精神。但无论如何,笔者以为
‘天命三品”论的伊斯兰性是不值得怀疑的。3.“天命三品”论具有显著的本土特征
笔者认为,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是一种明显的本土理论,其本土性具体体现在伊斯兰教本土性和中国本土性两个方面,合而说之,可以称为中国伊斯兰本土性。
王岱舆从小生长在一个穆斯林家庭,接受了坚实的伊斯兰教宗教教育,其极高的伊斯兰教学术造诣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正教真诠》、《清真大学》之中,成年后,又孜孜不倦地钻研儒释道这三家在华夏大地鼎足而立的学说,运用比较研究和哲学思辨,对回、儒、释、道四大家展开思索,最终成就了他自成一系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深沉的伊斯兰教学人身份,没有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中国宗教文化环境,王岱舆是不可能提出“天命三品”论的,其独特的身份和宗教文化环境就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本土”,而这个“本土”则为他提供了进行学术和思想呼吸、获得精神生命升华的最佳土壤。离开这样的本土是不可能产生其所代表的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的,也是根本不可能提出“天命三品”论这一极具中国伊斯兰思想特征的原创性理论的。我们可以借用他描述先知穆罕默德“明命”的妙语“兴事而应时者,其至圣乎!”来对他“天命三品”论的本土性做一描述:“兴事而应土者,其岱舆乎!”其所兴之事,就是中国伊斯兰思想之事,就是如何让华夏学人理解伊斯兰教之事,就是穆斯林如何看待儒家学说及其历代圣人之事;其所应之土,就是穆斯林自移植到中国以来长期生存并珍爱的华夏热土,就是儒家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华夏中土,就是“觉兆之命得之者,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亦圣人之事也”的国度。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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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地震前一天,冬月初六做了什么呢,家家多有一个火盆烤火,太爷说:把火盆都熄灭了,结果大家都把火盆都熄灭了,到了冬月初七的时候,太爷叫阿訇到大家的家里去看,看火盆是否都熄灭了,凡是烧着火的都用水把它熄了,然后把干尔麦里的干果,柿饼干都分给小孩和大人全都吃光了,有人问:太爷啊,以后我们干耳麦里可怎么办呢,太爷笑了,没做答复,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那平常的时候不去带拜,到了冬月初七的沙姆拜是我们太爷带的拜,我们沙姆拜的格热尔提是遵循笋乃提是念两段(古里艾尔组,)但是我们大太爷念的是(一来足艾恩),有些阿訇说;奇怪,今天怎么把格热尔提改了,但是人们没有什么反应,礼完拜以后呢,太爷就说;今天的霍夫摊一入就礼,因我们圣传真道礼霍夫摊是在夜的三分之一,相当于10点钟礼霍夫摊,这是遵循笋乃提,这是(穆斯太汗布)的笋乃提,但这一天反常了一入就礼
,那么我们云南大回村有个叫李如之的父亲就在身边,他没听到这个话,就到街上去转,转着转着,就听见叫拜了,他就赶紧跑回来,往天他都在太爷身边,但今天人都挤满了,连窑洞都挤满了,所以没办法进去,只好在院子礼,这一天晚上照样是大太爷带拜, 霍夫摊的拜还是大太爷带拜,念的还是(一来足艾恩),但是没有任何地震的显迹,把(穆罕麦斯)翻过来没有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地震,墙和房子都到了, 李如之看到这个情况人都到了,挎着死人就跑了进去,一看我们圣人的四十七世后裔我们的大太爷和他的儿子大爷跪着,其他人都打到了,只有他们俩跪着,鼻子里还流着血,血一滴一滴的流在怀里都口唤了,他就哭啊哭,有一个人就给他说:你别哭,留着你活着去做证明,证明教门真实,给太爷作证,
结果他就收拾行李回云南,那么在路上的时候碰上一伙人,说是沙沟太爷卖天堂票,被真主陷害了, 李如之就火了,就把他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那伙人就说我们听说的,我们不知道,我们错了,的确就遇了这么一个事,那么他就是一个见证,见证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提前的时候,
殉道经民国三年,我们大太爷归主是民国九年,里边提到了被墙压的事情,那么在前三天写的对联是”马过西吉滩,归真地面反”,在归主的那一天, (格热尔提)改成(一来足艾恩),已经明显的提示,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证据,因为在真主意欲的人上,只要他的心一动真主就承领,真主意欲的人叫地震,真主马上就应答,马上就会发生地震,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明证,我们行圣传教门的一个明证,我们有人证,我们有物证,所以这个教门他是一个真实的教门,从外力,谢赫上的明证认真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另外第二个例子,我们讲的就是思茅的例子,我们太爷民国三年来云南上祖坟,当时国民党的官还没有接替清朝的官,所以抚台还是当着抚台的官,大太爷到了思茅镇抚台就亲自来迎接,因为是名人马善人很有名,所以抚台亲自来接,在普洱县写了几个字,”此后人称复新镇,新兴街上贤德来”你们注意现在的名字恰好叫复新镇,这就是超前思想,谁告诉他,要是没有一个真主存在,他怎么知道,没有任何信息,他怎么会得到这个信息,这就证明真主的实在实有,这是一个证据,从外力,谢赫证明真主的实有,
那么再说一个也是很明显的事情,就是我们在外力的证据,云南是个 很明显的证据,我们云南有一个清真寺在昭通在大路平子,这个清真寺盖好以后,那么没有水,人们喝水的话就到山沟里挑,很费力,在一个主麻来了一个老人,说要在这里礼个主麻,你们欢不欢迎,寺里的人就说欢迎欢迎,他还说;我要洗个乌苏里,换个大净,阿訇说;有点难,但他是客人,只好把学生的吃的水,用的水,洗衣服的水拿来给他洗大净,他就坐在月台上问阿訇:阿訇啊,你们最困难的是什么,阿訇说:我们最困难的是水呀,吃水,用水都要到山沟里挑,十分困难,我们清真寺没有水呀,这个老人就拉着阿訇的手说:谁说没有水,来来来,我给你看,就到了窑窝后边窑窝后边是山土,就指着这说:这就有水吗,阿訇歪着头一看,干干的没有水吗,就说这个人是疯子,就不理他了,这老人走了,到了低格勒的时候,就听见塔塔的响,阿訇一看,那个地方真的出水了,哎哟,这是一个真主的外力,我把他放过了,就去找他再也没找到,那这个事情就证明外力所显现的东西他是证明真主的实存实有的,是真主应答了他的杜瓦,显现了他的古图来提.小河
会员欢迎新朋友来到圣传真道网,我们大家一起学习交流,:handshake ,
小河
会员真热闹,我的这些师兄毕业穿衣当阿訇了,恭喜你们!
还有我的老师马国林,远方的学生给你带赛蓝目,你辛苦了!
真的很想念你们.小河
会员哈菲兹念的很动听,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好的成绩,真让人羡慕,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小河
会员十二岁的哈菲滋真让人惊喜,可惜来晚了,错过了这么好的参于机会,期待哈菲滋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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