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圣传真道网CHINA SUFI · 传统文化社区

博客

  • 小河

    已创建论坛回复

    正在查看 15 个帖子:1-15 (共 290 个帖子)
    • 作者
      帖子
    • 回复至: 祖寿师傅的照片 #120811
      小河
      会员

      原帖由 舍巴 于 2008-12-10 16:31 发表
      第一张 不是祖寿师傅,好像西吉滩拱北的喜阿訇。

      不好意思,搞错了,我已做了处理.

      小河
      会员

      欢迎楼上这位汉族穆斯林来到圣传真道网,遇到同胞兄弟了,恭喜你!我也是汉族归信伊斯兰的,这个网站其中有好几位版主也是汉族归信的。
      有机会你也给大家说说你归信伊斯兰的历程和心得体会。让我们大家能更好的学习交流,增加信仰。

      小河
      会员

      三 爱: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基本态度

      伊斯兰教不提倡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伊斯兰教提倡一种“热和买提”——仁爱,它所提倡的仁爱,不限于穆斯林之间,而广及于全人类,无论民族、种族、肤色、语言、贫富、强弱乃至宗教信仰。《古兰经》对穆斯林明确提出:“未曾因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你们的家园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待遇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O也就是说,即便是宗教信仰不同,只要对方不加害于人,也应爱怜他们,与他们和睦相处。

      伊斯兰教强调睦邻、亲邻, 《古兰经》要求人们“亲爱近邻、远邻。”“近邻”和“远邻”既指穆斯林,也包括非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严禁伤害邻居,他曾连续三次说: “他没有信仰!”其弟子问到底是谁没有信仰?他说:“就是伤害邻居,使之不得安宁的人。”“他又说: “在真主那里,最好的邻居就是对邻居最好的人。”e

      根据伊斯兰教的原则,对于非穆斯林,不但不能伤害,而且还要保护、善待,与他们和睦相处。因为伊斯兰教认为,全人类包括非穆斯林都是人祖阿丹的子孙,理应相亲相爱。当年,即公元628年,先知穆罕默德在创建麦地那穆斯林政权的过程中,容纳了所有生活在麦地那及其周边地区的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者——在这个政权里,穆斯林、犹太教徒、多神教徒和具有各种信仰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先知穆罕默德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原则,他与麦地那的居民共同制定了为所有的人所遵循的一个宪章,即著名的《麦地那宪章》e,对于非穆斯林,只要他们不反对穆斯林,不与穆斯林为敌,就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其宗教信仰和名誉不受侵犯。公元630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大军由麦地那打回故乡麦加,人们预料这回他要报复那些曾经迫害过他甚至企图谋杀他、双手沾满穆斯林鲜血的麦加贵族当中的多神教徒,而他却一一赦免了他们,表现了伊斯兰教的仁爱与和平精神。

      我国穆斯林之所以对非穆斯林有成见,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历史上某些封建统治者对穆斯林采取了打击政策,在其心灵深处留下了创伤;现实中少数地方官员由于政策水平、文化修养以及胸怀和眼界等限制,有时未能正确贯彻落实中央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意无意地伤害了穆斯林群众的感情,而穆斯林群众误把他们当成了非穆斯林的代表甚至是政府的代表,进而把这些不称职官员与政府或非穆斯林画了等号。在新时期,作为穆斯林,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伊斯兰教的“公平”、“公iE’’原则,不能因为个
      别人的错误或失误,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发生怀疑或产生错误认识;更不能由此对广大善良朴实的非穆斯林民众和有远见、有胸怀、办事公道的非穆斯林干部、知识分子产生偏见和仇恨。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文革”中的民族宗教政策是错误的,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正确的;如果说现在还有问题的话,那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每个地方、每个干部由于政策水平、文化素质、眼界、胸怀等个人因素的不同而造成了政策到位程度的差异,穆斯林应该就事论事地反映问题、解决问题,学会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尽力避免情绪化地做出反应。

      总之,中国穆斯林应该放眼世界,鉴古知今,总结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即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同样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与其他民族在同一艘船上,自己的命运与这艘船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与所有同一艘船上的人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才能乘风破浪,平安抵达胜利的彼岸。同时,应该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能给什么?以笔者之见,中国穆斯林别无所求,只想使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格尊严等基本权利一如既往地得到尊重;同时,我们不但是一个索取的民族,而且也是曾经给予过并且能够继续给予的民族,我们能给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社会贡献两种资源:一是利国利民的文化资源(如仁爱精神等),以便构建和谐社会;二是造福于民的物质财富,以便建设富裕国家。在此前提下,与非穆斯林和睦相处,共创文明,共享和平。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小河
      会员

      二沟通: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和谐相处的必由之路

      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文化,我国数十个民族的文化构成了民族大家庭的百花园。一枝独秀,不足以代表春天;百花争艳,才称得上满园春色。各民族之间,尤其是穆斯林民族与非穆斯林民族之间只有通过文化上的对话与交流,才能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民族平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平等。文化多元化,才能形成异质文化,才有异质文化间的接触、交流、互补,才会有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的进步、繁荣。在自然界,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才保持了生态平衡,才有了大自然的盎然生机和长盛不衰;在人类社会,也只有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的多元化,才能避免单一与单调,才能维持人类社会的“生态平衡”,才能使世界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美妙无比。

      就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而言,汉族(非穆斯林)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加之学校的教材、国家的各种传播媒介主要以汉语、汉文为主,因而其文化传播面广,认知度高。而穆斯林民族的文化则由于其居住分散、人口较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加之语言和文化心理上的障碍以及其他人为的壁垒,传播面窄,认知度低。故在目前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需要着力展示穆斯林民族的文化,以便使单向交流成为双向交流——“交流”成为名副其实。

      第一,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如报刊、书籍、电视、电台、网络等)全面介绍穆斯林文化,使广大非穆斯林大众对穆斯林文化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非穆斯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克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培养“和而不同”的思维习惯,学会包容,学会大气。 “一国”可以“两制”;“一国”同样可以“多教”。人民,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都是干部依靠的对象,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对立面,干部面对群众不应如临大敌,而应该信任他们,爱护他们,“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应该从民族团结的高度出发,认真地了解他们的文化,并将其视为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工作需要的一部分;并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对待不同文化的胸怀、气。不然,如果总是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不同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其核心——宗教,并想当然地处理相关问题,还以为自己是在给国家帮忙,实际上是在添乱——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不但会无意中伤害穆斯林的民族感情,影响国内民族团结;而且在国际上还会损害我国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时甚至在客观上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提供借所谓“人权”干涉我国内政的口实。 。

      第二,穆斯林不但需要用语言、文字来“表述”自身,更重要的是需要用行动来诠释自身文明(文化),行动来表明自己是“为世人而产生的优秀民族”。因为“行胜于言”。穆斯林文化的核心——伊斯兰的精神,如敬主爱人、诚实守信、中正和平、劝善戒恶、求知治学、尊重知识、尊重劳动等,不但应该反映在穆斯林的言谈中,更应该体现在其行动中。穆斯林只有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灵魂和血脉,才能使其外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从而用它来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然后才有可能重塑形象,进而使非穆斯林从中了解和领悟到穆斯林文明(文化)的真谛。

      第三,穆斯林民族需要进一步了解以汉文化为主的其他非穆斯林民族的文化,积极吸收其精华。汉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虽有一些过时的成分,但也有许多宝贵的东西,至今仍有价值和意义,如仁爱、诚信、宽容、中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见利思义等,理应认真总结,努力消化,为我所用。穆斯林应该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开放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积极吸纳包括华夏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传承王岱舆、刘智等先贤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层次和新的起点上,重新整合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劳动,为祖国的繁荣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到那时,这个独特的群体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误解和偏见的影响,他们会以一种更加自信和从容的姿态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小河
      会员

      一 猜疑: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误会的根源及其危害

      中国有10个民族几乎全民信奉伊斯兰教,同时在汉族、蒙古族、白族、苗族、藏族、傣族等数十个民族中也有部分人士信仰伊斯兰教,总数约2000万人。他们遍布华夏大地,从天山南北到黑龙江畔,从蒙古草原到天涯海角,处处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繁衍、生息了千百年,他们秉持普天之下皆乐土的理念,走到哪里就耕耘到哪里,开发到哪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大多数情况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各民族之间相处融洽,团结和睦,这是二者关系的常态。然而,由于种种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所谓“回汉纷争”给双方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但各自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而且在双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巨大创伤,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埋下了仇恨和不信任的种子。

      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频频发生回汉纷争呢?起因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双方的文化本位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对方文明的误读。穆斯林(即当时的“回回”)以拥有正信的优秀民族自居,无视非穆斯林(当时主要是汉族)所拥有的五千年文明,把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简单化、概念化,不做全面了解,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斥之为“卡非日”(不信主者)的东西,对此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而非穆斯林,尤其是拥有古老文明与悠久历史的汉族,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士大夫和官僚阶层以意识形态的正统自居,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地理上的优势,居高临下地看待汉族以外的族群,周边民族在其眼里不是“蛮夷”,是“胡人”,是一些需要用孔孟之道进行教化的不开化的人群。清朝的某些皇帝认为穆斯林都是些“甘为异类”的“鄙薄之徒”,而其官员对伊斯兰教不但无知,而且非常仇视,称伊斯兰是“不拜天、不拜地、不拜父母、不拜皇帝”,唯主独拜的“旁门左道”,要求取缔伊斯兰教,拆除清真寺。

      由于双方拒绝了解对方,尤其是这一对矛盾中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占主导地位的一些非穆斯林士大夫和统治阶层,总是不能放弃文化和民族的优越感,使得彼此的隔阂和鸿沟日益加深,加之封建统治者那种由来已久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心态的作怪,稍有风吹草动,哪怕是两个人(一汉一回)之间因个人恩怨引起的矛盾,也被无限夸大、扩大,人为地制造出一个所谓的“民族矛盾”,然后凭借意识形态上“正统”的地位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肆意打击,演出一幕幕“平乱”、“平回”的闹剧,不但穆斯林生灵涂炭,而且统治者损兵折将,非穆斯林也不得安宁,弄得两败俱伤。

      这些黑暗的岁月已经过去,悲剧已经结束,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改革开放年代,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道,团结奋斗,共同建设着自己的祖国。然而,由于彼此对对方了解不足,一些小的摩擦和不愉快的事情时有发生。如1989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和太原希望出版社协作出版的《性风俗》等书刊,肆意歪曲、丑化伊斯兰教,引起全国广大穆斯林的强烈不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全社会为此付出了不应有的昂贵代价,这些代价不仅仅是可统计的经济损失,而且还有无法估量的时间、精力、感情和友好的民族关系等。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出现此类事情,除了极少数人或别有用心或利益驱动以外,是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无知造成的,特别是非穆斯林民众对穆斯林文化的不了解造成的;之所以矛盾被激化,而不是被化解,与当地个别官员判断不准,处置失当有关,与部分穆斯林民众的过度反应有关,一句话,与双方的恶性互动有关。频频发生的
      “辱教事件”及其后果给全社会发出了警钟:与其亡羊补牢,不如防患于未然。加强对话与沟通,加深了解,增强理解,达成谅解,达到和谐,就是“防患”之举,就是未雨绸缪。

      小河
      会员

      从生理卫生方面,现代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

      第一,讲究日常卫生,勤洗手、勤洗澡似乎人人皆知,不必饶舌。其实,知与行之间仍有距离,反复强调,十分必要。比如,城里人到别人家做客或参加宴席,多数人饭前不洗手,以为自己的手是干净的,殊不知,他乘坐的公共汽车扶手上有多少人留下的细菌;他在入席之前又跟多少人握过手,而这些人中有些是刚下班回来,来不及或者根本不打算洗手,有的甚至从厕所出来后,尚未洗手等。而穆斯林饭前洗手的习惯,则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病菌的传播,值得提倡。再者,现代人虽然养成了勤洗澡的习惯,但很多人喜欢到公共浴池或在宾馆用盆池洗澡,这就埋下了致病的隐患。而穆斯林淋浴的习惯则显得更卫生,更值得提倡。此外,现代人虽然懂得经常洗澡,但他们在不洗澡的时候,很少洗前、后窍,这就为许多生殖系统的疾病(尤其是一些妇科病)打开了方便之门。而穆斯林每天“净下”多次的做法,则更好地保持了生殖系统的清洁,理应借鉴。 第二,讲究饮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饮食越来越讲究,食物的品种越来越多,有的人甚至无所不吃,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成了他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显然,这种现象无论对身体健康还是对动物保护、生态平衡都不利。而穆斯林对饮食有所选择的做法,有其合理性,值得借鉴。此外,烟酒对人身体的危害,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但就是下不了决心来戒除它,而穆斯林对烟酒的态度对现代人或许不无启发。

      第三,讲究性卫生,防止性乱和性病。当今世界,性乱和性病(包括艾滋病)已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与其舍本逐末,教会人们怎样采取“安全措施”,不如从根本人手,号召人民戒绝婚外性行为,正如穆斯林对性的态度那样。

      在心理卫生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借鉴:

      第一,正确对待成与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革。这种巨大变革不但触动着人们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冲击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对人们造成较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随着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人们的精神压力更大。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如何面对成败,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情况下,穆斯林那种看开一时一事的成败,满怀信心、勇往直前的精神,成不沾沾自喜、败不耿耿于怀的心态,对焦躁不安的现代人不无启迪。

      第二,正确对待钱与权。金钱与权力是两样造福于人、服务于人的东西,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两样东西又异化为害人的“魔鬼”。人们既恨它,又离不开它。有人视钱与权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但也有人认为钱与权是万能的,对它崇拜得五体投地,甘愿当它的奴隶。尤其是市场经济尚未走向法治化、规范化、道德化的情况下,人们对它不是恶意利用,就是善意误会,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应该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于是,拜金主义泛滥,为了金钱,贪污、受贿、偷盗、诈骗等劣行姑且不论,有人甚至制造假药,致人死亡,以同胞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一己私利。然后,用这种不义之财,大肆挥霍,过一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至于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又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一种病态心理所致。而穆斯林对金钱与权力那种取之合法、用之正当的态度,合理加以利用而不加以崇拜的理念,对于医治这种病态心理,不尤价值。

      第三,正确对待疾病与死亡。疾病与死亡像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紧跟着人们。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人们虽然告别了传统的一些疾病,但新的疾病又不约而至,继续折磨着人们。这些新的疾病与人们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由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由于成功的欲望无限,而成功的机会有限,人们渴望成功,而害怕失败,也使焦虑、紧张、烦躁、寂寞、孤独和绝望随之而来,这些情绪往往得不到宣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久而久之,心力交瘁,抑郁成疾,而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对于人的病情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穆斯林对疾病与死亡的泰然处之的态度,则大大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值得人们借鉴。

      第四,正确对待社会公平。公平向来是一项原则、一种信条、一种理念,人们理应为此而努力而奋斗。然而,人世间的公平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的公平是找不到的。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有些人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但得到的回报可能很少很少;而有些人不学无术、为所欲为·,得到的却很多很多。一个人要是时时处处死钻牛角尖,在每件事情上都追求公平,那只能四处碰壁,自寻烦恼。而穆斯林那种争取公平,但不强求公平的态度,有助于调整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心态,从而使人们能够满怀信心,轻装上阵,以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进而能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小河
      会员

      穆斯林的心理卫生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世界观。世界观是人的其他观念的核心和基础。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世界观。穆斯林的世界观,可以概括为“两世吉庆”,是指:追求今世与后世的吉庆。穆斯林认为,人的生活包括今世生活与后世生活两大部分,死亡是今世与后世的界限,人死亡之前就是今世,人死亡后就是后世。在穆斯林看来,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旅程的终结,死亡只是连接今世与后世的桥梁,是今世的结束和后世的开始。人的肉体死后,其灵魂不灭,人还要复活,接受**审判。审判时,人在今世的所作所为都要大曝光:信主行善者上天堂,永享幸福;昧主作恶者下地狱,永遭痛苦。据此.穆斯林认为,今世是短暂的,一个人在今世的命运并不能说明一切;最后的结局(即后世的状况)才是衡量一个人荣辱祸福的标准。只有两世吉庆才是真正的幸福。

      成功观。成功是所有人所追求的,但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各人的想法并不相同。对很多人来说,成功意味着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观的金钱和较高的名望。而对穆斯林而言,地位和金钱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真主的喜悦。真主何以喜悦一个人?主要凭坚定的信仰、纯洁的意念和不懈的努力。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才算成功,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穆斯林:相貌平平,地位不高,收入不多,普普通通,甚至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他乐观、从容、自信、镇定,以微笑面对困难。他确信真主是万能的,只要按真主的旨意去生活、去努力、去奋斗,只要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暂时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最终必然会成功。因此,当他看到周围的人有很大的权力、很多的财富、很高的名望,他也会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他觉得,如果这些东西是通过合法的渠道、凭自己的劳动和贡献获得的,那他就不必嫉妒而应该祝贺;如果这些东西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窃取的,那他也不必羡慕,而应该鄙视。

      失败观。穆斯林认为,在一件事上成功了,不要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在一件事上失败了,也不要耿耿于怀,灰心丧气。成与败要看最后结局。因此,当穆斯林子弟高考落榜后,家长不会怨孩子,而是安排孩子来年再考或让其干别的事情。同样,穆斯林如果因某种原因下岗的话,一般也不焦躁不安,他(她)会想方设法另找出路,如开店、跑车等,甚至摆摊、卖小吃,也不觉丢面子,反倒会自得其乐,随遇而安。他们认为下岗虽是企业管理不善,或市场变化或结构调整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但归根结底,是真主的“定然”,是天命;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自力更生,更能解决问题。

      金钱观。在金钱观上,大多数穆斯林既不是拜金主义者和金钱万能论者,也不是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所谓“谦谦君子”。穆斯林对金钱的定位是:金钱是手段,不是目的。金钱本身无所谓肮脏或干净,最根本的是,钱从哪里挣,钱往哪里花。对此,穆斯林的态度是取之合法,用之正当。合法的钱,多多益善;非法的钱,分文不沾。所谓用之正当,如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等家庭的必要开支;投资农业、工业、商业等有益产业;兴办学校、医院、图书馆、孤儿院、养老院等公益事业;赴麦加朝觐、兴办清真寺等宗教事业;赈济贫民、扶危济困等社会事业;等等。而不正当消费主要指:吸烟、喝酒、吸毒、赌博、嫖娼等吃喝玩乐领域,以及为比阔而购置的豪华别墅、豪华轿车、豪华飞机、豪华名牌服饰等高档消费领域。以这些豪华的东西来显示自己价值的人,被穆斯林认为是一种病态心理。

      权力观。大多数穆斯林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专制主义者。他们认为,真主创造了人类,人就其天性而言,是社会的。人类社会要想正常运行,要想进步、发展,就必须保证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在此前提下,每个人都应服从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即权力拥有者)的管理。所以,形成了穆斯林的权力观,即相信其作用,又不迷信其威力。换言之,穆斯林如为某个权力拥有者(即官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自己实现一定的愿望,但这个官员绝不能决定他的命运,决定他的命运的是至高无上的真主。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穆斯林一般不把自己的前程系于某个有权者身上。但一个穆斯林从某个有权者那里获得为其办事的承诺,然后他的事因某种原因未办成时,他会觉得,事情未成,这个“办事者”固然有责任,但归根结底,这个结果是真主的安排。因此,他的怨气会慢慢化解,他会另想办法来实现其愿望。 社会观。穆斯林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绝对公平的社会是
      不存在的,因为绝对公平是造物主——真主的属性,而不是被造物——人的属性。在人类社会中,只有相对的公平和相对的不公平。因此,穆斯林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可能的公平,不苛求绝对的公平。当一个穆斯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会据理力争,尽可能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当他尽最大努力来争取获得公平的待遇,但因种种原因仍未实现其正当愿望时,他会失望,但他不会绝望,更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他会觉得,人亏人,但真主不亏人。他会忍耐,等时机成熟,再做努力。即使再做努力之后仍得不到公正待遇,他也不会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他会调整思路,改变方法,或者干脆换个环境,继续努力。即使他一辈子都得不到公正待遇,他也不会怨天尤人,唉声叹气。因为,他觉得人性是有缺陷的,今世是有缺憾的,只要信仰坚定,意念纯洁,不断努力,就会受到真主的嘉奖,就会在后世进天堂。如此一想,他的心态就趋于宁静,心里就得到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过分怨恨而带来的疾病。

      职业观。从理论上来讲,现代人都知道,各种职业,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心目当中的职业就有高低贵贱之别。比如,很多汉族人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脑力劳动者或者坐办公室的人是高贵的,而体力劳动者如农民、工人、服务行业的职员则是比较低贱的。因此,许多家长想尽办法也要让其子女上大学,当子女榜上无名时,就会怨子女不争气,没出息。在种种压力之下,高考落榜生跳楼自杀的信息,不时见诸报端。大多数穆斯林对职业选择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态度是能上大学则上,以便将来谋一个较好的职业;若上不了,也不会拼命去挤,他们会自谋出路,或务农,或做生意,或打工,或摆摊设点做小买卖,他们不认为这些工作是低贱的职业。

      疾病观。生老病死,乃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难免。不过,怎样对待疾病,则各人有各人的态度。大多数汉族同胞对疾病比较敏感,尤其在过年时,更忌讳说“病”字,甚至生病住院的人都在这时出院,过几天“健康人”的日子。而大多数穆斯林对待疾病的态度是:无论何种原因致病,都是真主的安排,恐惧和回避都无济于事,甚至会加重病情,理应寻找各种“色白布”(措施),加以治疗;在想方设法进行治疗的前提下,把自己的健康托付给真主,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笑就笑,而不胡思乱想,忧心忡忡。

      穆斯林生病后,也不找神汉巫婆念咒语,只是在治疗的同时,自己默念“杜哇”(祈祷词),求真主使其早日康复。一个穆斯林即便被诊断为得了不治之症,也能处之泰然,因为在穆斯林看来,人的寿限,真主早已注定,要多做善功,为后世的幸福做准备。当穆斯林听到另一个穆斯林去世的消息以后,第一个反应不是震惊,也不是为亡人说一些好话,而是念一句《古兰经》中经文:“的确,我们都属于真主,我们都归于真主。”(2:155)意思就是说,人人都要死,只不过有先后而已,你先走了,我随后就来。 从上面的探讨可以看出,穆斯林的生理卫生与心理卫生观念十分独特,其中有不少是现代人值得借鉴的东西。

      小河
      会员

      穆斯林在饮食方面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禁止饮酒、禁止吸毒、禁止吸烟。酒,这个含有酒精而使人致醉的东西,是许多民族所喜爱的饮料。古今中外,关于酒的故事、传说,实在太多太多;吟咏酒的诗篇,也汗牛充栋,数不胜数。尤其是中国人,对酒情有独钟,历来有“无酒不成席”的说法。而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绝对禁止饮酒(《古兰经》5:90)。穆圣说:“凡是使人麻醉的,都算酒;凡是酒,都是非法的。”世界上,凡是比较虔诚的穆斯林都不喝酒。酒的危害,已人所共知,它不但危害喝酒者本人的健康,使其
      机体衰老,记忆力衰退,神经受损,而且还因其丧失理智而危害他人的安全和利益;大量的车祸、抢劫、暴力、凶杀以及玩忽职守、腐败等都与酒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已把酒列入麻醉剂之列。

      穆斯林还禁止吸烟。吸烟容易导致各种疾病,香烟对人体的危害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只是商家由于经济利益驱动而不愿停止生产和销售。而毒品,乃是洪水猛兽,穆斯林理所当然地拒绝它。当然极少数利欲熏心的穆斯林,加入吸毒和贩毒的行列,这是为绝大多数穆斯林所不容的。

      性卫生。“食色,性也”,性生活是人的整个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性卫生是现代人的一个重要卫生理念,尤其是随着性病的流行,人们更加注意这个问题。而穆斯林有其更独特的性卫生观念。

      性的需要是人的诸多生理需要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需要,性欲是人的各种欲望中的一个正常欲望。这是由人的天性所决定的。因此,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给性以合理的定位,即:既反对禁欲主义,也反对纵欲主义。穆斯林被告知,禁欲主义与纵欲主义,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违背人的天性的,都是危害人的身心健康的。禁欲主义者终身不嫁不娶,压抑性欲,违背人性,自我折磨,其结果不言而喻。而纵欲主义者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性欲毫无约束,毫无节制,如脱缰之野马,在性的领域任意
      驰骋,任意发泄。古今中外,那些沉湎女色、纵欲过度的帝王将相和所谓“才子佳人”,莫不未老先衰,甚至未老先死。

      而伊斯兰教所提倡的节欲主义,则是指通过婚姻来适当满足性欲。前面已经提到,性欲是人的天性的一部分,无论男女,到一定年龄,生理上成熟后,就有这种要求,这种要求是必须要满足的,满足的正常途径就是婚姻。通过和谐的婚姻满足性欲,会使人青春焕发,充满朝气,而通过其他途径和私通来满足性欲被认为是不健康的、非法的。《古兰经》指出:“你们不要接近私通,因为私通确是下流的事,这行径真恶劣。”(17:32)

      穆斯林在强调通过婚姻满足性欲的同时,对夫妻之间性卫生还有一些讲究,如禁止在妇女月经期间和生产后40天内发生性交。之所以禁止经期性交,是因为这时妇女的生殖器官因内分泌腺的不断分泌而处于充血状态,此时如果遭男性生殖器的干扰,会阻碍月经的正常排出,有时还会引起生殖器官的发炎、月经混乱等,从而会危害妇女的身心健康。之所以禁止妇女产后40天内性交,是因为妇女生孩子,在身心方面经历了一种重大的变化,体力消耗很大,生殖系统遭到较大损伤,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所以,产妇需要较多的营养与一种平静的生活,而不能有丝毫的干扰。此外,夫妻之间每次房事之后,都要求各自洗“大净”(沐浴),厌恶连续的性交而不洗“大净”。这一点伺样也是出于性卫生的考虑。世界上各种性病的传染,固然主要由于性乱所致,但也不能排除夫妻间不讲性卫生的因素。故勤洗
      “大净”、勤洗内衣内裤,一再被强调。至于每天洗小净时的“净下”(洗前、后窍),则是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通常大、小便后,都要“净下”,国内穆斯林用汤瓶“净下”。笔者在科威特留学时发现,科威特人的厕所里,一般都有一根软管,便后便用软管中的水冲洗前、后窍,而不能用纸一擦了之。

      以下再谈心理卫生。

      心理卫生与生理活动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心理活动虽然离不开生理活动,但心理活动对生理活动也不是无所作用的。在中国古代医书中,就指出了“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致病的重要因素。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有一句名言,他说:“一切顽固沉重的忧郁和焦虑,足以给各种疾病大开方便之门。”现代医学证明,人的许多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溃疡病、肺结核、支气管哮喘、月经失调以及某些皮肤病、癌症等.它们的发病、病程和预防都与心理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小河
      会员

      先谈生理卫生。穆斯林认为,宇宙万物及人都是真主创造的,真主以理智而使人优越于其他任何动物,让人居宇宙的首席,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或译代理者),奉真主之命,受真主之托,治理这个世界,建设好这个世界,使整个世界走向繁荣昌盛,使各族百姓安居乐业。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使命,人首先得具备一个健康的身体。为此,人必须爱护、珍惜真主所赐予的生命,让生命呈现出最大活力,释放出最大能量,发挥最大效益。以珍惜生命、保护生命为荣,以糟蹋生命、滥用生命为耻。基于这种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才有了穆斯林的生理卫生观念及其实践。

      穆斯林所注重的生理卫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日常卫生:讲究日常卫生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共识。比如,饭前便后要洗手,早晚要刷牙、洗脸,经常洗澡、洗头、剪指甲。现代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受到了这种教育,电视、报刊都在宣传讲究日常卫生的重要性。然而,宣传和倡导是一回事,人们是否去实践又是一回事。2000年9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说,据调查,在我国,80%的人在家里上厕所后不洗手,60%的人上了公共厕所后不洗手,50%的人在饭前不洗手。这个数据说明,人们对讲究日常卫生虽然有所认识,但尚未深入人心,变成普遍自觉的行动。而穆斯林早在1400年前就被告知讲究日常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每天至少刷一次牙(那时用的刷牙工具是一种特殊的草根,称“米斯瓦克”),常剪指甲,经常沐浴(即大净),最好一周一次。伊斯兰教规定,
      斯林必须每天礼五次拜,拜前必须“小净”,所谓“小净”就是洗身体的局部,如双手、前窍、后窍、漱口、呛鼻、洗脸、洗双臂、抹头、洗脚。许多穆斯林也许不知道讲究日常卫生的科学道理,但因为这是教规所定,虔诚的穆斯林恪守不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久而久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各种疾病的侵害。在日常生活中,穆斯林家庭,无论贫富,两样卫生用具必须齐备:一个洗手和“小净”用的汤瓶,一个“大净”(沐浴)用的此外,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讲究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晚上不熬夜,早晨不睡懒觉。白天劳作,夜晚休息,顺应自然节律。穆斯林没有过夜生活的习惯,不进夜总会,不赌博,不沉湎于不健康的娱乐。晚上按时入睡,养精蓄锐,恢复体力,早晨黎明前就起床,洗小净,做晨礼(邦达)。然后,或下地,或上工,各司其职,恪尽职守。睡觉时要求遵从“圣行”(逊乃),向右侧睡,以免压迫心脏;不允许趴着睡、蒙着头睡。

      穿戴卫生。服装是直接用来保护身体的,因此,穆斯林对穿戴卫生特别讲究。首先,伊斯兰鼓励穆斯林穿着要大方、朴素、美观。有一次,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来见穆圣,穆圣问他:“你没有财产?”他说:“有!”穆圣接着问:“哪方面的财产?”他说:“各方面的财产,真主已赏赐给我了。”穆圣说:“既然真主已把财产赏赐给你了,你就应该展示真主对你的恩惠。”言下之意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穆斯林尽可能要穿得好一些。穆斯林不追求服装的奢华,但讲究穿戴的整洁。穆圣说:“你们爱好清洁吧!因为伊斯兰是清洁的宗教”,“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其中,衣服的清洁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凡是被弄脏的衣服,要求立即洗掉,洗衣服至少要洗三遍,每次都要拧干后再洗,最后要用流动的水清洗。尤其是内衣内裤要经常换洗,力戒外表整洁、内里肮脏。

      饮食卫生。饮食是滋养生命的源泉,饮食卫生直接关系到生理卫生。因此,穆斯林对饮食卫生格外关注。说到穆斯林的饮食,人们马上会想到不吃猪肉。其实,不吃猪肉是穆斯林整个饮食制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穆斯林有一整套的饮食制度和饮食禁忌,这些制度和禁忌源于伊斯兰教。

      首先,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对饮食有所选择,选择的标准看是否“佳美”(妥伊布)。佳美的食物很多,有动物类(如牛、羊、鸡、鸭、鱼、虾等),植物类(如各种粮食作物、瓜果蔬菜等),矿物类(如盐等),等等,不胜枚举。不佳美的、不可食的食物,伊斯兰教指出了若干种,比如《古兰经》说道:“有信仰的人们啊!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感谢真主,如果你们只崇拜他。他指禁戒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动物。”(2:172)在《古兰经》的另一处,对上述
      禁忌食物讲得更具体,说:“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抵死的、野兽吃剩的动物,但宰后才死的,仍可以吃,禁止你们吃在神石上宰杀的。”(5:3)伊斯兰教之所以禁止穆斯林吃上述食物,除了宗教观念的原因外,还出于卫生的考虑。比如自死物,在自然情况下死亡的动物,不外乎有这样几个原因:病死、老死、吃了有害食物中毒而死,或跌死、摔死、抵死,或因其他事故和灾害而死。在上述情况下死亡的动物,不是肉质腐败,就是其中有大量病毒或细
      菌,吃了以后难免对人体产生危害。不过,在所有自死物中鱼类是个例外(《古兰经》5:95),鱼类离开水以后结束生命的,就可以吃;但在水中因中毒或别的原因而死亡的,不可以吃。至于血液不能吃,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血液中含有各种病毒,是现代医学所证明了的。而猪肉之所以不能吃,既有宗教的原因,也有卫生的原因。《古兰经》从宗教角度认为猪肉“确是不洁的”(6:145)。中国伊斯兰学者刘智、马坚等从卫生角度阐述了禁食猪肉的原因。刘智在其著作《天方典礼》卷十四中说:“豕,畜类中污浊之尤
      也。”马坚教授则广征博引一些古今中外医学家的研究报告,指出猪肉当中有许多寄生虫和其他病菌,对人体有害,其中援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话说:“南豕,味厚,汁浓,其毒尤甚。”当然,在当今世界上还有数十亿人吃猪肉,既然吃就有吃的理由,在此情况下,不宜对此进行过多的评论,以免伤害感情,影响团结。

      小河
      会员

      2.“真一三品”说

      中国伊斯兰学者认为,首先, “真一”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对象真宰,所谓止一的真宰;其次,“真一”又是止一真宰的“体”(“真一”)、“用”(“数一”)、“为”(“体一”)三品中的“体”(“真一”)。再次,“真一”自身又具有“体”、“用”、“为”三品。

      首先,“真一”就是真宰。王岱舆指出,“单另之一乃真主”。马注认“真一乃造化之原主”。刘智指出,“真一”是“万有之主宰也(卷真一)。上述学者都肯定,“真一”就是伊斯兰教的信仰对象真宰·。其次,“真一”又是真宰的“体”,即“单另之一”。王岱舆指出,“盖辨一有三:曰‘单另之一’,曰‘数本之一’,曰‘体认之一’。”就是说,止一的真宰又显化为“三一”,即“单另之一”、“数本之一”、“体认之一”。有时,王岱舆又称“三一”为“真一”、“数一”、“体一”。马注则以“真一”、
      “无极”、“太极”来指称止一真宰的“三一”。刘智则继承了王岱舆的思想,以“真一”、“数一”、“体一”指称止一真宰的“三一”。

      再次,“真一”自身也具有三品。王岱舆指出,“单另之一”“有三品作证:日‘本然’,曰‘本分’,曰‘本为’。”就是说, “真一”具有“本然”、“本分”、“本为”三晶。他认为“本然”,就是“真主原有之本然”,它“原有无始,久远无终”。“本然”就是“真一”的本体。所谓“本分”,“乃
      本然之动静”,也就是“真一”的“用”。所谓“本为”,“乃其单另之余,总具无形之妙,是为能有”,也就是“真一”的“为”。就是说,所谓“本然”,就是“真一”的本体;所谓“本为”,就是“真一”的作为;所谓“本分”,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状态,即“动静”。王岱舆指出,‘‘未发之谓静,已发之谓动。静为本体,动为作用,正于发与未发之间,谓之动静。

      关于“真一三品”,刘智指出,“其寂然无着者,谓之曰体。其觉照无遗者,谓之曰用。其分数不爽者,谓之曰为。’,e (卷五·真一)刘智认为,“真一三品”由内而达外的顺序是,“用起于体,为起于用”O(卷五·真一)。就是说,一方面,从逻辑上看,“真一三品”的次序是,由‘‘体”而‘‘用”,由“用”而“为”;另一方面,从本质上来说,“为不离用,用不离体”(卷五·真一),“真一三品”又是异名同实的。

      3.“真一”、“数一”、“体一”的“三一说”

      中国伊斯兰学者所谓的“三一说”,就是指真宰所具有的“真一”、‘‘数一”、“体一”三品,也就是真宰的“体”、“用”、“为”三种属性。真宰三品的内在关系其实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一而三”,指的是真宰的自我显化出无形的“体”、“用”、“为”三种属性(或称三品);这是由止一的真宰显化为三,即显现为“真一”、 “数一”、 “体一”。 “三而一”,指的是“真一”、“数一”、“体一”,在名称上和功能上虽然表现为“三”,但究其实质仍然是“一”,即在本质上依然是止一的真宰。这是真宰内在的、无形的自我显化,根据伊斯兰学者的观点,正是由于真宰的逐步显化,才造化了丰富多彩的大干世界。

      王岱舆指出:“盖辨一有三:曰‘单另之一,,曰‘数本之一,,曰‘体认之一’。单另之一,乃天地万物之主也;数本之一,乃天地万物之种也;体认之一,乃天地万物之果也。”⑤从哲学上来看,真宰也有“体”、 “用”、“为”三品,这就是先贤王岱舆“辨一有三”的内在含义。在王岱舆,真宰的三品就是,“单另之一”、“数本之一”、“体认之一”,他又称为“真一”、
      “数一”、“体一”。

      马注强调,“真一乃造化之原主,无极乃万命之原种,太极乃万命之原果”e。就是说,马注认为,宋儒所说的“无极”相当于伊斯兰学者所谓的“数一”,“太极”则相当于“体一”。在马注,真宰三晶则是,“真一”、“无极”、“太极”。在刘智,真宰三品的思想更加丰富、更加系统化。首先,真宰的三品(即“体”、“用”、“为”)分别显现为“真一”、“数一”、“体一”;其次,“真一”、“数一”、“体一”三者是异名同实的。从逻辑上来说,三者分别是真宰显现过程中所依次呈现出来的三种不同境界,但它们都是真宰的自我显现,而不是外在于真宰的独立体。三者的所谓次序,既不是时间上的,也不是空间上的,而仅仅是逻辑上的。

      刘智指出,“真一显而为数一,数一即真一之通也。非真一之外,另有数一也。数一显而为体一,体一即数一之通也。非数一之外,另有体一也”。(卷五·三一)就是说,“真一”、“数一”、“体一”全都在真宰之内。下面具体介绍“三一”的特性。首先,是“真一”。刘智指出, “真一”是“万有之主宰也”,“盖真者无妄之谓也,一者不二之称也。”又说,“圣人曰:隐而名真,显而名物”,“无所非显,即无所非真”。(卷五·真一)刘智指出,“真一”是“万有之主宰也”,就是说,“真一”的特性有两个,即“隐而名真,显而名物”。也就是说, “真一” (真宰)或“隐”或“显”,当其“隐”时,则是宇宙万有的本原,是万有的主宰,这时它就是“真宰”;当其“显”时,则是先天无形理世和后天有形象世的显现阶段,随其自显和外化,“真一”、 “数一”、 “体一”在逻辑上依次显现,这时它就是真宰的“体”——“真一”。其次,是“数一”。一方面,“数一”由“真一”(真宰)显现;另一方面,“数一”又是真宰“用”的载体。因此,“数一”也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数一”由“真一”显化,故次于“真一”。刘智指出,“其与真对,则真一为真,数一为幻。其与尊对,则真一为主,数一为仆。其与
      大对,则真一为海,数一为沤”。* (卷五·数一)就是说,与“真一”相比,“数一”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其下。其二, “数一”又是理世、象世所从出。刘智指出,“理世、象世皆自此数一而分派以出,即真一之从理世而之于象世,亦须从此出而乃得任意以为显著也。”又说,“数一之一,数之所自始也。万理之数自此一起,万物之数自此一推”(卷五·数一),就是说,“数一”虽然在“真一”之下,但是却是居于其后显化的万有之上;另外,“数一”之后的显化都是直接源自“数一”,而不是源自“真一”。再次,是“体一”。一方面, “体一”由“数一”显化;另一方面, “体一”是真宰“为”的载体。王岱舆认为,“所谓体认之一者,人品”,“先天首命谓之真性,体真一之妙;后天身命谓之本性,体无极之理;阴阳合一谓之形质,体太极之用。”就是说,人分别以“真性”、“本性”、“形质”来体认“真一之妙”、“无极之理”、“太极之用”。王岱舆的哲学思想,从形式上看固然已较为成熟;但在思想内容上,伊斯兰化程度尚有较大欠缺。

      刘智指出,“人之生也,其体有三:身体、心体、性体是也。以体而体大真一也亦有三,即以此三体而体之也。”又说,“以身体而体夫真一者,其功在遵循”;“以心体而体夫真一者,其功在于解悟”; “以性体而体夫真一者,其功在于无间”* (卷五·真一)。比较而言,刘智使用“身体”、 “心体”、“性体”取代王岱舆的“真性”、“本性”、“形质”,刘智的概念更加简洁、明晰、统一;他使用“真一”取代王岱舆的“真一之妙”、“无极之理”、“太极之用”,不仅概念简洁、明晰,而且更加符合伊斯兰教义,从理论上讲,应该也更能为一般穆斯林(包括穆斯林学者)所理解和认同。根据刘智的观点,作为“小世界”的人,是先天性理和后天身形的结合,所以能够体认“真一”。综观“三一”,则形成从“真一”到“数一”,从“数一”到“体一”,再通过“体一”对“真一”的体认、见认、续认而复返“真一”的完整过程,此即所谓“大化循环,尽终返始”。

      刘智以伊斯兰传统(正统)教义为基础和本位,广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中世纪阿拉伯的科学(特别是天文和医学)知识,将自然界的生成演化与人自身的生理机制划分为“大世界”(自然界或物质世界)和“小世界”(人自身包括肉体与精神),并就其产生和发展以及“分合之妙理,浑化之精义”加以系统阐释。同时以此为基础,运用儒学的概念、范畴、命题与思辨方式来论证伊斯兰教义。他根据伊斯兰教“真主”是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认主学”思想,结合伊斯兰教认主学(“讨赫德学”、“凯拉姆学”)和儒家性理之学,吸收宋儒的《太极图说》,创造了系统的“天方性理图说”,较为全面地阐述伊斯兰教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和归真论,最终完成以“真一说”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伊斯兰哲学。

      “真一说”对回儒融合的影响

      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真一说”对回儒融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笔者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使得作为中国伊斯兰哲学理论基石的“真一”概念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哲学文化。“真一”概念的提出,逻辑上应该在“真主”这一概念出现之后。穆斯林信仰对象的称谓自“安拉’’(或‘‘胡达’’)转变为“真主”,是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真主”概念的出现及其被使用汉语的广大穆斯林所普遍接受,标志着伊斯兰教信仰对象称谓方面中国化的初步完成。一点不了解伊斯兰教的中国知识分子(汉语读者)也能够想象出它指称“真正的主人”或“真的主宰”之类的意思。这也就与伊斯兰教关于安拉的基本信仰相去不远了。可以说,对于使用汉语言的中国穆斯林来说,由“安拉” (或“胡达”)到“真主’’的概念转换,实际上完成了信仰对象的语言(外来语向中文的概念)转换。从此以后,即使是完全不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中国穆斯林,也就拥有了可以用汉语指称的、能够理解的关于自己所信仰对象的汉语概念。这种转换仅仅是宗教信仰层面的,而“真一”概念的出现,则是在汉语环境里进一步完成了自宗教信仰层面向理性思辨层面的转换。如果说“真主”是伊斯兰教信仰对象安拉的汉语言概念之“名”,那么“真一”就是安拉的汉语概念之“实”。“真主”这一崭新的概念之进入汉语,仅仅在语言文化层面,这是一个文化体系的表层。这一文化层面,既丰富多彩而又富于变化,特别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真一”概念之诞生,则已经突破文化的表层,进入到哲学文化层面,这是一个文化体系的内核。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这一层面的文化能够更为长久地保持其面貌,可以跨越时代的变迁。“真一”之概念犹如一枚文化精子,是刘智赋予它青春活力,并将它深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父脊”之中。

      参考文献:
      冯今源、李兴华、秦惠彬、沙秋真:《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刘智:《天方至圣实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4年
      刘智:《天方典礼》,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张伯行:《太极图详解》,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朱熹:《四书集注》,巴蜀书社1989年版。
      王岱舆:《正教真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马注:《清真指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王岱舆;《清真大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刘智:《天方性理图传》,中华书局1923年版。
      宛耀宾:《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
      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

      小河
      会员

      二“真一说”

      一方面,刘智的“真一说”是在对王岱舆、马注等回族先贤的“真一说”加以扬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形式上更明晰、精练,理论上更细腻、精致。另一方面,刘智的“真一说”又是建立在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特别是宋儒的“太极说”)和伊斯兰教哲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内容更丰满、全面,逻辑更严密、圆融,成为他的宗教哲学的基石。“真一说”主要包括两个问题:一是“真一”的概念,对于“真一”概念的系统阐述构成了刘智哲学的本体论;二是“真一论”,就是对于“真一”、“数一”、“体一”
      等“三一”思想体系的完整阐述,对于上述“三一”体系的理论阐述构成了刘智哲学的宇宙论。其中,本体论部分是其“真一说”的理论核心。

      刘智的“真一论”作为中国伊斯兰哲学的基本理论,是有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背景的。这个传统思想就是宋朝理学家周敦颐所提出的“太极图说”。周敦颐继承《易传》思想,吸收道家学说,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太极说”。“太极说”包括“太极”的概念、阴阳说、五行说等思想。周子《太极图说》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他认为,“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五行”,“五行”生万物。朱熹解释说:“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太极,理也。阴阳,气也。气之所以能动静者,理为之宰也。然非有以离乎阴阳也。”朱熹将“无极而太极”落实到理气动静,认为理是“气之所以能动静”的主宰。

      早于刘智的王岱舆已将“太极说”融合至伊斯兰教义思想之中,认为无极是真主的“代理”, “无极乃天地万物无形之始,太极乃天地万物有形之始。分而言之为有无,合而言之无二体”。并说,“因人之本性,乃无极之样式;此身之本质,即太极之证明……其行止知觉,虽由无极之性灵,孳生百骸,固出太极之本质,然其生死穷通安危得失,概不由本性本体所能自专。即此便知,无极虽受真主之命代理乾坤万物,其生死贵贱之权,必不由无极、太极所能自主也”。但是王岱舆的这种结合毕竟还是较为初步的和简单的。

      马注也接过了“太极说”,他认为:“真一乃造化之原主,无极乃万命之原种,太极乃万性之原果,两仪乃万形之原本。”又说, “真一有万殊之理,而后无极有万殊之命,太极有万殊之性,两仪有万殊之形。”所以,马注的天地造化图式是:

      “真一”——“无极”——“太极”——“两仪”(即天地)

      刘智指出:“真宰无形而显有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阴阳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万物生。他又从伊斯兰教立场出发,对于程朱的某些言论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宋程伊川传易曰: “帝者,天之主宰也。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这句话“其理晓然明畅矣。然又未即导人于一定无疑之乡,而反示人以游移恍惚之路”。刘智又说:“理,物之所以然。天有天理,人有人理,物有物理。理之与物,盖若意之与字也。五经中绝未有谓上帝即理,乃后之学者欲揣度上帝为何如,泥相求之而无所得,去相求之又无所归,遂以理当之。盖谓‘天下莫尊于理,故以帝名之’,而不知其说犹属未当也。黑鸣凤认为,刘智“先天六品”中的第五品“性命品”相当于“无极”,因为该品“色象未形而理已具” (卷一·元气);第六品“气象品”相当于“太极”,因为“前此有理无迹,气隐于理;后此有迹有理,理隐于气”(卷一·性理)。所谓“先天六品”还是先天无形的理世,元气之后就是后天有形世界。

      简而言之,刘智的宇宙生成次序是:

      “真一”——太极——阴阳

      其实刘智吸收了王岱舆关于“无极”、“太极”的观点,并将它们的位置具体化,使它们完全处于伊斯兰哲学思想体系之中,并且已经伊斯兰化了。 从王岱舆、马注到刘智,“真一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但其所包括的主要方面却是一以贯之的。

      l“真一”(即真宰)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和总归宿

      首先,“真一”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中国穆斯林学者原则上接受了宋儒的“太极说”承认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无极的观点。但他们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则,由无极而成太极者谁欤?”

      王岱舆认为:“故首明单另之一,乃造化天地万物之真主,而与天地万物无干,兹为无始之原有也。”马注认为:“真一乃造化之原主,无极乃万命之原种,太极乃万性之原果,两仪乃万形之原本。”刘智认为:“真宰无形,而显有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阴阳分而天地成,天地成而万物生,天地万物备,而真宰之妙用贯彻乎其中。”此后,真宰又“集气、火、水、土四行之精”,造化人祖阿丹。就是说,“真一”即真宰,又称“单另之一”,是万有的主宰。只有“真一”才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是造化天地万物的
      本体。

      其次,“真一”是超时空的存在。中国穆斯林学者认为,“真一”是超时空的、永恒的、普遍的存在。他们不同意世界万有生于虚无的观点,认为世界万有生于“真一”。 “真一”的本体, “无形似,无方所,无遐迩,无对待”e;从时空方面看,“前无始,后无终,大无外,细无内”。另外,…‘真一”是“无动无静的”。这种无动无静,又非不动不静,而是“动静不常”。刘智认为:“动静,即喻隐显也。真宰无动无静也。真宰无动静,而此云动静者,就造化而言也。先天之造化,起于一理之动:后天之造化,起于一气之动。”他又说:“不常,谓时起时息,时息时起,如循环之无端也。”这个“时起时息”是“动亦静,静亦动,绝无止息”的,“万物无以为生,而生于理气之动静;万物无以为化,而化于真宰之隐显,,就是说,那超时空的、无动无静的“真一”,是万物“生生之本”。也就是说,一切事物的生
      灭动静,都是“真一”作用的结果。

      再次,“真一”具有道德属性,是万事万物的总归宿。中国伊斯兰学者注意强调“真一”(真宰)固有的道德属性,如刘智认为,真宰“纲维理数,掌握天人”,真宰“至知也,至能也,至全也,至善也”,是万事万物的典型。无论是“妙用含蕴者的理”,还是“妙用蕃衍者的数”,包括“造化最大者的天”以及“造化最灵者的人”,都在真宰的范围和掌握之内。 “一切理气,皆从此本然而出。所谓尽人合天者,合于此也。所谓归根复命者,复于此也。是一切理气之所资始,亦一切理气之所归宿”。就是说,一切理气都从真宰的本然而出,又都要返回真宰的本然。所以,穆斯林用“归真”来指称人的死亡,即“返归真宰”。

      刘智认为真宰造化宇宙万物的完整图式是:

      真宰——大命(Ruha,努哈)——性(Nafs,理性、理智)——溟渣(Duradi,渣滓、糟粕)—热)、阴raniyah,冷)——四元(气、火、水、三子(金、木、活物)——人

      上述造化图式可以分解为两个子图:

      其一,“先天之化”,自“真一”而至于元气

      真宰(“真一”,"数一",“体一”、)—-大命—性理(理即智)—溟渣(元气)

      其二,“后天之化,自元气而至于人;

      溟渣(元气)—四元—天地—三子—人

      刘智指出,“先天之化,自一理流行……而至于元气止焉。此真宰之本升而自为降也。大世界之降也,基之于此。小世界之来也,亦基之于此。后天之化,自元气分著……而至于人止焉。(卷四·升降)就是说,其一为“先天之化”,就是“大世界”的由升而降,也就是“小世界”的“先天来降”。这是理世的无形显化。其二为“后天之化”,是“大世界”的由降而升,也是“小世界”的“后天来复”。这是象世的有形衍化。因此说,真宰造化了天地万物和人类,天地万物的发展也都以真宰为最终归宿。

      小河
      会员

      一“天方学人”刘智

      刘智(约公元1662一约1730年),字介廉,号一斋,清属江宁府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出生于回族宗教世家,其父刘三杰(字汉英)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经师,不仅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深晓伊斯兰教“天人性命”之旨①,而且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辑有其父刘三杰《清真教说》一文,其文曰:“盖未有天地万物之先,惟有止一独尊之真主,运无极而开众妙之门,用太极而造天地万物之形。”又谓伊斯兰教经典:“上穷造化之玄机,中阐人极之妙旨,下究物理之异同”,“意蕴精深,无可穷尽”,应译成汉文,以广昭于斯土;穆斯林之首务“莫大于认识造化天地人神之真主;认主之凭,则莫大乎拜主”;拜主之义为“求恕己身之罪业,默祝君上之太平,思亲恩而感师训,念友谊以及群生”。可见,其父刘三杰已经是在主观上非常自觉地、在客观上非常娴熟地将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了。刘三杰从“主之清真”、“教之清真”和“人之清真”三个方面论述“清真”一词的含义,也就是从信仰的客体、信仰本身以及信仰主体三个层面来加以阐述。每一个层次,他又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述。例如,关于“主之清真”,他将该问题析为“主之清”和“主之真”两个方面。他认为,所谓“主之清”,就是“无所始也,而自不落于空无;无所终也,而更不拘于方位。不受阴阳而超然自在,毫无干然而纤微自明”。这是从否定的方面对真主的属性来加以肯定,即认为真主是无始无终的,是没有方位的,更是超越阴阳变化的。至于“主之真”,就是“永远常存而不似万物,至尊独一而靡所与同。天地至大,巨细莫不任其掌管;入神至广,贵贱莫不听其生死”。这又是从肯定的方面对真主的属性加以强调,即认为真主是永恒的、独一的和万能的。刘三杰对于伊斯兰教信仰对象真主安拉的阐述,一方面符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一方面又是自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来加以论说。

      刘智的启蒙老师中还有一位被称为“金陵明经”的著名伊斯兰学者、大阿訇袁汝琦。他也是精通中国古典文化的“汉阿兼通”的穆斯林学者。马注《清真指南》卷一“海内赠言”收录的袁汝琦赠诗和刘智《天方性理》所收的“袁汝琦序”近千字都是其汉学修养的例证。

      刘智15岁随父学习儒家经史子集及杂家之书8年,又6年阅天方经典4年阅释藏、道藏,“继而阅西洋书137种,会通诸家而折中于天方之学”。后又继续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钻研伊斯兰教义。决心继承乃父遗志,汉译伊斯兰教经典,使之广传于东土。刘智一面继承乃父遗志,汉译天方之经典,俾使之“广传于斯土”;一面继承乃父、乃师以及前辈先贤王岱舆、马注等人的事业,进一步完成伊斯兰教的民族化和本土化,最终创造性地完成了中国伊斯兰教义学的系统构建。他以“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为出发点和理论基石,致力于融合伊斯兰教教理与儒家思想,阐释天方性理,发挥天人关系;同时结合中国文化实际,创造性地阐释“伊斯兰教的宗旨”与“穆斯林的基本”,以便使阿拉伯伊斯兰教有机地融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之中。刘智著述颇丰,代表性论著有三:关于伊斯兰教哲学的著作《天方性理》、关于伊斯兰教法著作《天方典礼》和关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天方至圣实录》。他在著作中一以贯之地认为,伊斯兰教“其为教也,以识主为宗旨,以敬事为功夫,以归根复命为究竟”。为了“识主”,他利用自己的伊斯兰知识和儒学知识,发展了伊斯兰教的“真一说”。

      小河
      会员

      五结束语

      通过对纳斯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的介绍,笔者有一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对认识伊斯兰传统本身的价值。纳斯尔教授通过对Hikmatosophy,神智)这一关键概念的把握,一方面把其与伊斯兰教的神;《古兰经》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与赫尔墨思主义所代表的古代智慧系起来,从而找到了贯穿伊斯兰哲学史的最佳线索,真正凿通了伊斯兰哲学史,使之在伊斯兰传统内部与整个世界的智慧传统中都有鲜明的特点和
      地位。
      同时,纳斯尔教授以兼收并蓄的宽容姿态,合理地论述了伊斯兰身的包容性和多元性。这种包容性和多元性,是在伊斯兰信仰原则“认主独一”的统摄下,容忍、吸纳、改造前伊斯兰的人类智慧资源,既表现;
      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学派,也表现为伊斯兰传统在不同地域、民族和:的变体。这也是有人把纳斯尔看做是伊斯兰教内“宗教多元主义”的物的原因。
      尤其是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激起的反应,简教条化、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原教旨主义思潮席卷穆斯林世界,要为塑造这个时代东方学式的“愚昧”、“暴力”的穆斯林形象做一个1
      注脚。纳斯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研究,则为我们展现了伊斯兰传统广博而不为人知的一面,这对于陷入东方学、后殖民语境下的穆斯林:子来说,显然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第二,对反思西方传统的价值。如前所述,纳斯尔教授提出伊斯;传统所继承的是古波斯、前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的两种古代神智学传将其整合进伊斯兰体系当中,是与西方哲学并列的、可资参照的一大智慧传
      统。由于学术取向的不同,两大传统对待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取舍就不太
      一样。事实证明,中世纪天主教开始以托马斯主义的形式接纳了理性主义传统,但这导致了经院哲学自身的被颠覆;而进入“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基本都是以理性主义为基本取向的,这导致了“现代性”问题以及工具理性的泛滥;仅仅在西方哲学内部“打转”是否能摆脱现代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的和精神的问题?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明对话理念也正是对人类多元化智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而与西方哲学传统最为密切的伊斯兰哲学传统,也具有更为直接的参考价值。在经历了“现代”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一枝独秀和对“西方”眼里的“东方”的压制之后,伊斯兰哲学传统有被重新审视和提升的充分理由。
      第三,几点缺憾。纳斯尔教授和奥利佛·利曼主编的《伊斯兰哲学史》(伦敦和纽约,1996年),按照本文以上所介绍的思路编写,由几十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东方”和“西方”学者共同完成,堪称伊斯兰哲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思路和成果。但由于作者众多,风格和体例上也就难免不一,部分章节的内容仍嫌过于简略。这是该书的一个缺憾。
      此外,有的研究者指出,纳斯尔教授所秉承的传统主义立场以及浓厚的伊朗什叶派特色,使得其对伊斯兰哲学史的梳理仍不具有普遍性。
      该书最后分地区介绍了伊斯兰哲学的现状,包括波斯、阿拉伯地区、土耳其、印度和巴基斯坦、东南亚,以及西方和俄国的研究状况,但中国伊斯兰哲学及其研究始终缺席,这可能也是该书的缺憾之一。近年来,杜维明教授力倡的“回儒对话”,挖掘和提升了明清时代中国伊斯兰著述家在中国和伊斯兰两大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汉语有望成为继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和乌尔都语之后又一种对伊斯兰哲学传统作出重要贡献的文字。这样,中国伊斯兰哲学完全应该在世界伊斯兰哲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小河
      会员

      四对伊斯兰哲学传统的空间延展性的论述

      纳斯尔教授以其知识结构的优势,把伊斯兰哲学放置在世界性的知识背景中考虑,提出了一个“多元一体”式的伊斯兰哲学史框架。

      1.伊斯兰哲学是与西方哲学并列的一大智慧传统

      如果说“哲学”(philosophy)是诞生在古希腊的一种独特的智慧形式,则很显然这一智慧形式是向东、西两个方向分别传播的。西方哲学通过中世纪穆斯林的译文、注释和研究而继承和延续了古希腊哲学传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传统,这是没有异议的。而伊斯兰哲学通过阿拉伯逍遥学派的尝试,到照明学派综合衍生自赫尔墨思主义的古波斯和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两种智慧传统,诞生了伊斯兰哲学独特的“神智学”传统,则是被大多数人忽视了的。
      纳斯尔教授指出,正是由于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世界在对待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取向,导致了这“两大姐妹文明在14世纪以后的分道扬镳”,“在东方,通过安萨里及其他人如法赫鲁丁·拉齐(Fakhral…Dinal…Razi)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影响力被缩减了,为苏赫拉瓦底的照明学说的传播以及伊本·阿拉比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的来临对于早期的建立在照明学说基础上的奥古斯丁柏拉图主义的破坏来说作用不小,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后果,它带来了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世俗化形式,这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颠覆了中世纪经院哲学自身的堡垒”。
      按照季羡林教授的观点,世界范围内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文明只有四个:中国、印度、阿拉伯一伊斯兰以及从希腊至今的欧洲文明。其中,显然中国与印度文明在历史上曾有密切的互动(如佛教),而伊斯兰虽然也被划为“东方文明”,但却与欧洲文明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互动。除了被基督教欧洲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以外,伊斯兰文明还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吗?纳斯尔教授的观点也许能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即:伊斯兰与西方哲学所代表的不同的智慧取向,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其实,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当中,部分西方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对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家如柏拉图思想的重新重视,对阿拉伯逍遥学派著作和思想的研究等,已经启动并诞生了一些新的作品和思想。

      2.伊斯兰哲学的多个“化身”

      在历史和现实中,伊斯兰哲学的实体只有一个,但却包含着几个不同的学术传统,纳斯尔教授形象地称为伊斯兰哲学的历史性“化身” (embodi—ments),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存续于波斯以及毗邻的从伊拉克一直到印度的区域的伊斯兰哲学传统。这个传统最能代表伊斯兰哲学的特点和延续性。在伊斯法罕、德黑兰、库姆等伊朗学术中心,文本的和世世代代从大师传递到弟子的口述传统仍在继续,纳斯尔本人也正是受益于这一学术传统的浇灌,才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
      第二,在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部分也存在一个伊斯兰哲学传统。虽然阿拉伯地区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但伊斯兰哲学传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其生命历程却短于波斯:“13世纪以后,该哲学传统在伊拉克以西地区被教义学(kalam)和理论苏菲主义(al—ma‘rifah或a1—‘Man)摧毁。在这里,Falsa/o^(哲学)作为单独的学问在伊斯兰学术的核心领域中被边缘化了,通常被看做是舶来品,并被kalam(教义学)和s01al-fiqh(法理学)所取代。事实上直到19世纪,阿富汗尼(Jamal al-Dm al-Afghani,[str~bAdD才在埃及复兴了伊斯兰哲学,移居开罗前,他曾经是波斯的毛拉·萨德拉学派的学生。”

      第三,还有一种被西方视为自身学术传统的一部分的伊斯兰哲学,通常为阿拉伯哲学。“此种观点认为,当伊斯兰哲学对西方的影响减少并逐渐目失时,伊斯兰哲学也到伊本·鲁世德而戛然而止了。近七个世纪的时间,王诸如巴黎、鲁汶、帕多瓦和波洛尼亚这样的地方,此种关于伊斯兰哲学的n点被作为西方学术史的一部分讲授”。在任何西方哲学史或欧洲哲学史里一般都有专门的章节提及中世纪阿拉伯哲学,这当然是一种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的阿拉伯哲学史。

      第四,与伊斯兰哲学有密切关系的中世纪犹太哲学,或“对伊斯兰哲学犹太式理解”。犹太哲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希腊化时期、中世纪、现代。而中世纪时期从10世纪开始的300年间,在北非、西班牙和埃及,犹太人使用阿拉伯语写作并受到伊斯兰哲学的强烈影响。之后西方犹太哲学才与伊斯兰思想样式分道扬镳。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大量犹太学者又对欧州和美国早期现代伊斯兰哲学研究的兴起有所贡献。

      第五,从19世纪中期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对伊斯兰哲学和文明的研究传统。东方学家对文本与历史资料的整理贡献良多,“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主要是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角度最多能把伊斯兰哲学放在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背景中看待,但很难达到哲学的研究”。但这一学术传统对当代西方伊斯兰研究有重要的影响,不仅在观点上,也在学术机构上,“西方伊斯兰哲学研究仍旧大量地被归并于东方学、中东或伊斯兰研究部门,极》被放在哲学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归因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东方学家研
      究和呈现伊斯兰哲学的方式”。

      第六,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的几代穆斯林学者自己对伊斯兰哲学的理解“这些著作看起来是从伊斯兰的观点来研究伊斯兰哲学,但实际上只是反映西方学者的著作然后试着去调和之,以适应自己的处境而已”。

      但是,以上这些伊斯兰教哲学传统并没有被整合起来看待,它们离破碎的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角度。纳斯尔教授所提供的新的伊斯兰哲学史编写框架,就试图把这些不同的声音纳入一个体系,使其各就其位,从而展现出一种融会东西的多元一体模式。

      小河
      会员

      三构建伊斯兰哲学传统的时空延续性

      纳斯尔教授的伊斯兰哲学史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系统论证了伊斯兰哲学的时空延续性,从而颠覆了东方主义的伊斯兰哲学观。这一凿通今古的学术思路,的确振聋发聩,好比是把原来散落的珍珠有机地穿在一起,成为美丽的珠链,一部新的伊斯兰哲学史也随之诞生了。串珠的链子,就是前述的hikmah(Theosophy神智)这一关键概念。纳斯尔教授对伊斯兰哲学史的延续性的梳理,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观点:

      L《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哲学的源头

      纳斯尔教授十分明确地把伊斯兰哲学与伊斯兰教本身联系起来:“如果从其自身观点看,由于整个伊斯兰哲学传统有长达1200年的历史并持续至今,则非常明显,如同伊斯兰的所有东西一样,伊斯兰哲学也是深深根植于《古兰经》和《圣训》之中的。伊斯兰哲学是伊斯兰的,不仅由于事实上它是在伊斯兰世界由穆斯林培育起来的,而且因为它以伊斯兰的启示为源泉获得其原则、灵感和很多它所关注的问题”O,伊斯兰哲学因此“可被恰当地称为‘先知性哲学(prophetic philosophy)’”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所有的伊斯兰哲学家都是在《古兰经》和《圣训》主导的伊斯兰教世界里进行其哲学思考的,由此催生了独特的伊斯兰哲学。即使是被认为倾向于理性主义的伊本·西拿(阿维森纳)和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当遇到难题时,伊本·西拿会去清真寺祈祷;而伊本·鲁世德则曾是科尔多瓦的法官,这意味着他自身就是伊斯兰教法权威的体现。

      其次,《古兰经》倡导的“智慧”(Hikmah)和“真理”(Haqlqah),被哲学家对应于哲学活动。真主的尊名之一就是“罕格(aLHaqq)”或“真”,al—haqiqah(真理)则是《古兰经》的内在本质;伊斯兰哲学家的目的就是寻求真理,理解真主的启示并向真主本身接近;在后一个意义上,A1—1)aqiqah就成了苏菲术语中的“真乘”。 再次,伊斯兰哲学家对《古兰经》的某些章节做了哲学性注释,构成了伊斯兰哲学的一种重要存在形态。哲学家的注解是《古兰经》注释中一个重要的种类,与法学的、文字学的、教义学的以及苏菲的注解并列。其中最著名的如被称为“光明节(ayatal-nur,《古兰经》24:35)”的经文,伊本·西拿、毛拉·萨德拉等都曾专门就此节经文写过注释。
      最后,《古兰经》的某些主题主宰着伊斯兰哲学的历史世界有始还是无始、真主对世界的知识、宇宙论和末世论等如“认一论”、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伊斯兰哲学家关注的主题,乃是因为其与伊斯兰教义有直接的关系

      2.阿拉伯逍遥学派是哲学伊斯兰化的尝试阶段

      阿拉伯逍遥学派(mashsha’i,Peripateticism)泛指那些受古希腊哲学影响的伊斯兰哲学家,包括伊斯兰东方(“阿拔斯王朝”)的铿迪、法拉比、伊本·西拿、塞法同志社,以及伊斯兰西方(安达鲁西亚)的伊本·巴哲、伊本·图非利和伊本·鲁世德等著名的哲学家和流派。这些都是以往的伊斯兰哲学史或阿拉伯哲学史研究的重点。但西方学者一般把其看做是古希腊哲学的不成功的移植,这些哲学家的理性主义与伊斯兰教义产生了冲突,以安萨里对哲学的批判和伊本·鲁世德遭流放为标志,哲学在伊斯兰世界衰落以至绝迹,只是在使古希腊哲学重新输入欧洲方面做了一个中介而已。我国的一些研究者则倾向于强调这些理性主义的“世俗哲学”与“宗教哲学”(或经院哲学)的二元对立,认为这些哲学家是理性主义甚至是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在纳斯尔看来,这些都是对阿拉伯逍遥学派的曲解,以及以先人为主的某种立场对伊斯兰哲学史的误读。

      如前所述,纳斯尔指出所有这些哲学家都是生活在一个伊斯兰教义占主导的世界里,“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按照伊斯兰教法沙里亚生活,在成年时代每天朝向麦加做礼拜。其中最著名的,如伊本·西拿(阿维森那)和伊本·鲁世德(阿维罗伊),有意识地坚持他们与伊斯兰教的积极从属关系,强烈地反击任何有悖其信仰的攻击。”①的确,在《古兰经》的“认主独一”信条与穆斯林从希腊引进的“哲学”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几乎所有的阿拉伯逍遥派哲学家都致力于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保持“认一论”的优先地位。他们因此而对古希腊哲学做出了修正,最明显的是对作为哲学基本概念之一的“存在”(being)的探讨。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理论,伊斯兰哲学家区分了作为“必然存在(wajib a1—wujud)”的真主与作为“可能存在(mumkinal-wujfld)”的宇宙,二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存在方式。类似的讨论都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哲学家的穆斯林身份和立场。
      但这些伊斯兰哲学家把希腊哲学遗产整合进伊斯兰传统的努力没有成功,因此只是一个尝试和过渡的时期。伊本·西拿在包括《治疗论》在内的很多著作里承认他不能证明肉体复生但在信仰上接受之。后来,正统教义学的集大成者安萨里,指责伊本·西拿为“库夫尔”(kufr,叛教)。几个世纪以后,波斯的毛拉·萨德拉指出伊本·西拿和安萨里处理此问题时均有不足之处。正统教义学与逍遥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哲学伊斯兰化不彻底或还未完成时期的一种表现。同时,古希腊哲学的因素也并没有因为阿拉伯逍遥学派的消亡而彻底消失,而是继续以多种形式留存在伊斯兰传统内部,包括正统教义学和后来的照明哲学、毛拉·萨德拉哲学之中,并延续至今。

      3.照明哲学是哲学伊斯兰化的关键环节

      对纳斯尔来说,延续伊斯兰哲学传统的关键一环,就是由12世纪的波斯神秘主义哲学家苏赫拉瓦底awardi,公元1153—1191年)所创建的“照明哲学”(HikmatM-ishraq)。纳斯尔教授指出,经过安萨里的批判,里士多德主义在伊斯兰世界作为一种完全理性主义的体系而被拒绝了,而苏氏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先逍遥学派的位置,尤其是在波斯。
      苏赫拉瓦底在短暂的一生中著述了约50种作品,其中有四本著作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主体,它们分别是: 《宣告》 (Talwzhat)、 《反对》(Muqdzoamdt)、《对话》(Mutarahat)和《照明哲学》akishraq)。其中前三部继承逍遥学派的遗产,阐释并修正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最后一部则是他的代表作。纳斯尔指出,苏赫拉瓦底思想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苏菲主义,尤其是哈拉智和安萨里的作品;二是逍遥派哲学,尤其是伊本·西拿的哲学;三是前伊斯兰的资源,主要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学说、赫尔墨思主义以及古波斯的索罗亚斯德教(袄教)。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苏氏对古代“神智学”遗产的继承并把其整合进伊斯兰传统当中,“在苏氏看来,亚里士多德与其说是开始不如说是哲学在希腊人中的结束,因为他终结了此智慧传统,使其仅限定于其理性的方面”。苏氏认为“神智”(Hikmat)是造物主通过先知易德里斯(赫尔墨思)启示给人类的;“然后这一智慧分成两支:一支传到波斯,另一支传到埃及,从埃及又传到希腊;最后,经过这两种来源——波斯和希腊——进入了伊斯兰文明”;而苏氏认为自己就是这两大智慧传统的交会点。对纳斯尔教授来说,这一点十分重要,照明哲学正是凭借其在伊斯兰信仰下对这两大古代智慧传统(同样出自赫尔墨思主义的古波斯和古希腊遗产)的综合而获得了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正是凭借这种智慧形态,伊斯兰哲学获得了与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样式。

      4.伊斯兰哲学传统的延续

      纳斯尔教授指出,“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教对于哲学的回应是有些不同的。在逊尼派世界里,在逍遥派消亡之后,哲学也几近消失,只有逻辑学继续在经学院里讲授;而且,神秘主义学说粉墨登场并进人了学校课程。在什叶派伊斯兰教中情形则十分不同,苏氏学派的神智学(theoso—phy)一方面,逐渐与伊本·西拿哲学相结合;另一方面,也与伊本·阿拉比的神秘主义学说相结合,这种结合是在什叶派教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实际上什叶派教义成为哲学与纯粹的灵知之间的结合点。正因如此……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哲学并没有随着阿维罗伊而结束,而是在他之后才真正开始:苏赫拉瓦底的学说开始在东部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可惜的是,苏氏的作品从来没有像逍遥学派那样进入欧洲人的视野,这使得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知名度不高,这其中有语言、地域、研究旨趣等各个方面的原因。但无论如何,照明学派在逍遥学派之后延续了伊斯兰的哲学传统,这是毫无疑问的。
      到了16世纪,波斯又出现了一位把伊斯兰哲学传统发扬光大的著名哲学家:毛拉·萨德拉(Mullfi Sadra,公元1572—1640年)①。他提出了aI—hikmatal-muta‘~liyah(高级神智学或高级哲学)的概念,是对此前的伊斯兰哲学流派的继承、综合与发展。他采用的是逍遥学派的模型,照明学派的灵魂,而教义学问题又以哲学形式出现在他的哲学之中。他既不像逍遥学派之过分依赖理性,不注重启示和领悟;也不像照明学派之只接受领悟和直观。他认为哲学家首先达到的是理性,然后应该利用直观Lud)和众先知带来的启示在哲学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在他之后,这一伊斯兰哲学流派在波斯延续至今,影响到印巴地区,并通过近代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阿富汗尼而传播到阿拉伯世界,是伊斯兰现代思潮的一个来源。纳斯尔教授本人也是这一哲学流派的一个当代传人。

    正在查看 15 个帖子:1-15 (共 290 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