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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金达
会员朱氏通过释家禅宗的《永嘉证道歌》“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通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从而提出一元论的哲学观念。同时他的人类社会伦理观念也是具有法的一元性的。所以他是一个天理史观念的代表。我们说儒、道、佛到了明清时期,三教九流成了一体化。而儒家有禅丹之说、道家谈明心从而见识性、进一步获解脱之说。释家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教之和尚、道士、鸿儒转化为三位一体。到了明末时期一位儒家学者林兆恩【1517——1598】。实质上林兆恩先生则是以尊孔为内在因素,从而才把学术团体转化为宗教【三一教】。无数的事实说明宗教是人类意识的宗教。它是一种意识观念性、学说性、伦理观念性的综合体现。因此宗教的内因是意识。所以宗教的各异只能通过意识而见出。中国儒学本身是一种带有普遍性——天理性的伦理观念。这完全是我国周代的春秋战国时代逐步形成的上层意识观念的反应。因此最终变为宗教意识观念。但是这只是名称的各异而已。中国人有所谓三教九流之说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这些名流派别事实上都是人类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反映罢了。到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有刘一民【1734——1821】的“体”、“用”、“为”三一体的哲学观念。他是清代的道士,他以悟真之理研究《易经》,他可称为一位道教的神学家。而他作为一个道教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具有较高的思辨性。他主张“易理”与道教的“哲理”具有同一性。他把道教哲学区分为三种层次。但又同一为一元。这可堪称独树一帜。他认为先天虚无之道为宇宙之“本体”。实际上就是思辨逻辑的“实体性”。他称先天的真一为“大用”。换言之就是本性或“本质”。在这里也就是黑格尔指的“主体性”即是真理性。把宇宙万物的“因果联系”称之为“为”。这就是宋明理学的“体”、“用”、“为”。刘一民主张“道”有“体”从而有“用”。但是以虚无为“体”以一气为“用”。“体”与“用”的统一构成“为”。这些论点对中国伊斯兰教哲理具有表达方面一些影响。通过清代初南京伊斯兰教学者刘介廉【1660——1730】先师的《天方性理》及《天方典礼》就完全可以洞察到这种观念。
阮金达
会员至于道家的哲理也还是有很大的思辨性质。自从汉代的董仲舒【前179——前104】把鸿学引入宗教的注释与注疏后,于是儒学成了神学。到宋明时代构成庞大的理学体系。如《太极图说》一书。这主要是周敦颐【1017——1073】他一斧开了山之后的效果。到了宋代中期形成了二程兄弟学说,即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他们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从而进一步把世界的“本体论”与“本性论”及“认识论”统一于“理”。他们主张“性”与“理”同一。从而又以个性气禀解说人类的善恶观念。一般说来“理”才是一种“普遍性”或说是一种“共性”。而“性”则是一种“个性”。是特殊的东西。而人类的“共性”——“善”作为“共性”的意识进入人类的“个性”中,可能被个性任意利用从而转化为“恶”。这就是说人类具有同一的共性,但是同一的共性进入个性中那就变化万殊了。这就叫做理一分殊或善一分殊了。到了南宋时代一位伟大的黑格尔式的哲学家登上了哲学论坛。这就是具有中国佛教禅宗与华严宗哲理性的主张:理一分殊的朱熹【1130——1200】。他代表着我国北宋以后的佛、道融合及其儒学发展的总动向。他提出“社会宗教化”,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哲理问题。在他看来宗教必须具有社会观念,同时具有国家观念。这叫做社教与政教统一。而朱氏是我国宋明时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完成了一个有思辨性“本体论”的庞大哲学体系。这是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观念的学说。他欣赏释家的“月印万川”的隐谕哲理。这就造成正是他主张的“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的普遍性的认识论。释家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构成他借以发挥的命题。
阮金达
会员第十一节:偶性的范畴
偶性乃是凭借空间质地而持存的,而偶性共有九种:因为每一物质体都是具有偶性的,这是因为物质体自身必然具有一种规定性即量的规定,从而它自身也必然具有“形”、“色”、“味”、“气”。也即是事物的质,每一个物体又必然处于七大相对关系的偶态中即“相对关系”,例如:相对关系性在其中双重展现的那种父亲与儿子的相对关系。或者是事物在时间里发生的那种相对关系即时间性,或者是指事物在空间位置上发生了的那种效果即空间性,又或者一切事物它存在方式的一切变迁与它所处的客观外界的不同性,从而导致产生各种不同的事物各种模态即事物的状态,又或者根据事物所处环境的不同和借它移动而使事物受到其它的变更而产生不同的模态即附属的变态,又或者是指物质自身的能动作用,又或者指物质本身的反作用,如所有事物的分割与及它的被分割。阮金达
会员那么极限本身便没有介入在所限制的事物之下。就像在斋的介说里提出夜的问题那样。反之当情节是:极限值是从这样的角度:句子的开端是包含着极限的,如这里争论的两手肘与两踝骨的事态时,那么极限就介入了被限定的那种事物之下。因为是根据这样的论断,实际上语法学家在使用【译略】直到这个介词时有四种学说:第一个介词后的事物是非本质地【象征性的】介入于介词前的事物中【如背诵古兰经直到两纳斯章】。第二介词后的事物不可能介入于介词前的事物,从而只是象征性的介入。第三介词后的事物介入与不介入介词前的事物,都将是共通的。第四介词后的事物与介词前的事物同属一类的时候,那么它就介入,如果不同属一类时那它就不介入。这四种学说与我们在“夜”与“手肘”的律例中所叙述的论点是统一而符合的。
阮金达
会员第一章:逻辑实体
第一节:存在真一的反映与展现有十二个环节,其中六个环节是指现象世界的,三个环节指本质世界的,三个环节是指真一主体存在的。至于真一主体三个环节的开端是:
【原文】
无始的存在的开端乃是无称的,而绝对本质则是无着的。唯有这个存在是绝对的普遍实体。
注释:
“无始的存在的开端”
这个无始的开端只是一种存在的实体。这种存在的实体从绝对的角度来说,它由一切“关系”与一切“推论”的事物上是完全抽象了的。甚至它从纯粹的关系上也是莫不相干的。因此著者说:这个实体的开端上没有谓语的。
“则是无称的”
无称的意思乃是说对于这个阶段的绝对本质不能用概念去表述它,也不能用“属性”、“古有”、“变易”去称谓它。因为陈述一种事物就必然要借任何一种关系加以规定之,而这个环节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因此只能用“绝对存在”、“绝对之爱”、“我即财富”、“纯有”、纯思“去表达它。
“而绝对本质”
即是指的绝对的同一体真一主体,它的品格乃是从“它即它”的那种绝对抽象的角度。
“则是无着的”
就是说这种绝对本质凭借知觉不能获得,也不能凭借理智、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启迪、识见而获得。因此著者用下文排除了这种想法。
“唯有这个存在是绝对的普遍实体”
这种实在它不具有“词根”的意义,换句话说绝对实体没有“发生”与“具有”意义,而是自我持存之有,非是凭借异在而有之。反之异在的东西只能依据它而确立,正像偶性要凭借本质而确立一样。因为现象世界的事物与精神世界的存在只是实体的一种反映和体现。现象世界的事物及其精神世界的存在不能自我而立,而要凭借绝对实体而立,就像光线要通过阳光而立。这种射线对于持真理者说来只是一种形象思维的幻景。如像“海市蜃楼”一样。因为射线只能是阳光的射线,实际上真实的存在只是一个存在,你一定不要像把一看成二的那种斜瞟眼。阮金达
会员任何力量都无法阻击。而人类花了两千年的功夫从而对“必然性”的认识,到今天还是保持着一个永恒的对“必然性”认识的一个未知数。这个“未知数”就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切偶然事态。所以人类到今天还是必然性的奴隶。还是被动挨打的人类。在这里我们看一看中国的“道”、“儒”确有极其高明的对世界这个必然性过程的意识。不管天理也罢、道统也罢都是对世界的成因演化过程的主观意识的一种观念。因此我们认为宗教产生于意识。每一种宗教观念都只能在一定思想意识中得到存在。因为人类是高等动物,而人又是凭借意识这个精神财富,从其它动物上区分开。所以宗教是通过一定的意识性观念才成其为宗教。但是人类历史长达几千年都只是在三种意识形态中同时度过。换而言之就是在感性意识、自我意识、两者统一的理性意识中跨过。而前两者众多后者很少。于是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进展永恒地都将是这样一种参差不齐的进步状态。因此人类作为一种民族形式的伦理观念及其社会与国家的伦理观念,都将是凭借三种不同意识状态的人交替组合,而构成的社会与国家伦理性。第一种感性意识的人则较愚昧。第二种是诉诸自我意识的人,是社会国家成因的主流。但又是使世界人类社会与国家永不安宁的成分。第三种是理性意识的人,这是社会、国家、民族、宗教的哲理的栋梁。这种人是社会与国家伦理观念的缔造者、执行者,是人类社会的支柱。所以对宗教说来没有一种宗教不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因为宗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反应和体现。所有崇拜宗教的人类不是陷入在下意识形态的宗教中,便是深入在自我意识的宗教崇拜中,或者是进入理性意识观念的宗教崇拜中。换而言之有什么样的意识观念就产生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也就崇拜什么样的宗教。因此宗教的外因则是因为宇宙的万类霜天的大自然界的离奇可观所引起。但是其内因就是人类自身所具有什么样的意识水平。因此宗教的渊源只能综合为两种内在“根据”和外在“条件”。我们想这样说是比较客观的。而宗教意识标志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不同水平。但最后必然要达到思辨思维的哲学意识。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教是内因和外因的统一。而意识作为人类的内因则是一种“根据”。至于外因则是一种根据的条件。因为任何“外因”都要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但是同一种外因对于人类不同的内因来说其效果都不相同。因此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意识就只崇拜什么样的宗教。只有感性的下意识者他必然只是崇拜自然物,如山、水、石、风水、地脉等。而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他必然崇拜的是造型艺术形象。如动物形象、人的形象、神的形象以及各种构思出来的英雄形象及圣像等。至于具有理性意识的人他必然只崇拜精神意识的东西,而不是物质造型的东西。一句话崇拜具有真理性的宇宙主宰。而我国的道教具有一定的哲理性,不过妖魔鬼怪太多。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话就是再一再二的反复较量与重演这些东西。
阮金达
会员在这个无限的过程中深深地隐匿着一个危机四伏的成功与失败。任何一个阶段的“既济”都是暂时的,而“未济”则是永恒地要出现的。实际上《易经》全书是一个“既济”与“未济”相互蕴含的全过程。而“未济”本来就是包含在“既济”中。实际上所谓“小筮”不过是人类对“绝对客观必然性”即“逻辑实体性”的一种具有思维程序的预测性。因为根据先天“逻辑实体性”与中天客观事物的现实性过程则是完全一致的。因为“逻辑实体性”是整个宇宙万物的“普遍性”或“先天性”。因为是逻辑的必然就是历史的。一切都不例外。而六十四卦的排列秩序是依每一事物的内涵的“双重否定”的、绝对真理的、思维的规律性从而组合起来的。因为“纯粹思维”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共相”。它属于思辨思维的范畴。因为它是逻辑体系生命的阴影王国。而是一个尚未表现出来“主体观念性”的世界。在我国古代文明中所陈述和表达的集中体现在易经八卦展开的六十四卦中。这是中国古代集中体现的思辨之畴。而周文王用隐喻和象征的表述方式从而转化为一种非常自如的一种思维方法。于是形成一个极其抽象的模式。他采取了“虚以实论”的形式使抽象的思辨转化为《易经》八卦的内核与逻辑的多元性,从而又以世界为尺度使整个过程贯穿着事物出现的一种因果关系感或因果判断。在这里我们回头谈一谈我国儒家学说的天理。所谓天理指的是抽象的善念。从实质上来讲“天理”不过是一种“客观必然性”的“是如此”的那种“绝对必然”。那就是说真理性作为必然性则是要凭借偶然性体现出来。在整个宇宙的进程中真理的大道不是无主而任风漂泊的东西,从而是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先在的。而世界的进程初看起来或分别来看好像是偶然的无联系的。但是在事物之后在一切出现的事态中最令人直观的便是事物的发展的逻辑规律性。而规律就是在内容与形式的条件下的那种“绝对必然性”作为“逻辑规律”的展现。我们知道:必然性作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观念,它是一个善与恶的统一体。倒不是什么软绵绵的东西。而它的冲锋陷阵的军兵则是以“必然性”为内在根据的那种“偶然性”。而世界与人类社会都出在必然与偶然交替发展的进程中。这是一个“是如此”的“客观规律”也就是儒家学说的“天理”。
阮金达
会员《易经》全书由两翼生八卦【经卦】产生了全书的六十四卦,即六十四个字。实际上是六十三个字。其中三个字构成一个“双重否定”即构成了一切事物的顽幂性的概念。因为六十四个字的每一字都是内含着思辨“逻辑实体性”的规律的发生及发展顺序的。而不是随意凑合的。因此《易经》流传了二千多年的历史一直存在至现代。这就是《易经》的思辨的“逻辑实体性”与哲学的意识性,使人类精神先后不一地寻找天启意识的宗教价值之所在。如果从辩证逻辑的观念去洞察《易经》的话,那么《易经》全书是六十四卦。实际是以六十三卦为终。因为上下《易经》只有六十三个字的结构。于是纳入思辨”逻辑实体性“恰恰是三十二个“双重否定”。因为一个词表达着每一物内含着事物的三性,即“普遍”、“特殊”、“个体”。而事物的内在性作为普遍性是内含主体性于自身的。因此它反思自身即“主体性”出现。接着作为“主体性”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进行了辩证的统一。于是作为具有生命性与物质性的“个体性”出现。我们要确信每一事物自身都是包含着否定性即“主体性”于自身的。缺乏这个认识什么也说不清。而事物的“主体性”是事物存在的一种纯反思规定性即“本质”。而事物的“逻辑实体性”就是事物的必然存在性。而“存在”与“本质”是具有时空观念的。而且是事物主客体变格的条件。但是个体性也必须了解为内含有“主体性”的。因为它具有“类”与“种”于自身中。于是“既济”不过是一个时空统一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因此既济只是一种时空观念过程中的不了了了。而“未济”则是一种在时空过程中进行着一种永恒的分裂与统一的无限过程。因为乾坤是一个矛盾着的一种统一体,可说是宇宙潜在着的生命。而“既济”与“未济”是一个永恒的矛盾运动。“既济”是暂时的,而“未济”才是永恒的。因此它时一个永远的了不了了的时空状态。
阮金达
会员全书稿接近90万字,父亲通过世界上各种宗教逻辑与各种哲学流派比较后,在茂密荆棘繁杂的丛林中最后让一线光辉折射出来,那就是唯一能代表真理的——伊斯兰教。因此读此书稿一定要慢嚼细咽才能品出它独特的味道。
阮金达
会员最后剩下一个具有深远含义的“未济”。于是就让宇宙间未出现的事物本身内含的矛盾性凭借事物自身的,顽幂式的概念斗争的“双重否定”这个战车展开无穷无尽的表演着永无休止的全过程。在下面就开始谈一下《易经》情况。一般认为宇宙有“太一”。这指的宇宙量子混沌,而量子混沌中的反思或起动则是“太一”的内在矛盾的不安定性。但是量子论的最基本的要素则是测不准性。因为测不准性必然要导致不可以预测性。因为上帝的预定性实际上是标志着它自身作为一种以思辨“逻辑实体性“为德性的逻辑观念。我们说“太一”是绝对的“一”。但是它内含一对矛盾体即“乾”与“坤”,这两者于是作为宇宙生命的顽幂理性出现了。而“乾 ”与“坤”却潜在着宇宙万物之宗。也是宇宙推陈出新的开路先锋。这个开路先锋就是“双重否定”。于是宇宙的永恒矛盾运作从此开始起动了。因为宇宙顽幂的理性就是宇宙万物的物理性。即事物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的根源首先起动于“乾”与“坤”的对立矛盾之间。它意味着宇宙的起点。因为宇宙的易理是表达着客观必然性的逻辑规律的。凡是客观事物的必然性都是具有顽幂的生命与理性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一般说来“逻辑实体性”必然要通过哲学的思维性才能启示出来。这是宗教的宗旨和目的。我们说《易经》是我国古代周文王著述的。而《易经》的每一个字或卦本身具有“双重否定性”。同时就是它的内在含义是机制最深的一部思辨哲学著作。而《易经》的深邃内含的正确与错误,只能通过一个庞大的时空坐标系从而才完全显示出来。因为《易经》在神、人之间不是直接性的中介,而是一种暗示而愚昧的指意。这是因为“双重否定”是内含着事物的三一体形式的一种潜在的运动本性。是精神性的实质。更重要的是“双重否定”是宇宙运动的永恒生命线。
阮金达
会员现在我想对《易经》的奥义提出下述的这个推演结构:我们说《易经》是由逻辑的“实体性”的演绎从而进入逻辑的“主体性”的。实际上是一个“双重否定”的思辨逻辑规律过程。它是事物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三性辩证运动的结构的体现。世界上的每一种语言都是由辞的组合从而表达事物的。而表达的词又是内含着事物的“普遍性”的。而“普遍性”的否定就是它自身的“特殊性”。这里两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事物的“个体性”。这个过程叫做事物的“双重否定性”。即事物的三一性。这里的“普遍性”是指事物的“实体性”。而“特殊”是指“主体性”。在这里“实体性”与“主体性”的思辨统一构成万事万物的“个体性”。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双重否定”中从而内含着前进的生命性是“反思”。因为精神性的语言是具有生命性的。又因为事物的“逻辑实体性”是“绝对的必然性“。也即是“存在”是“一”。同时又可以叫做“通有”或“普遍性”。这里“存在”的自身“反思”便是否定。于是“否定”蕴含规定,这就是“主体性”的出现。然后通过“主体”和客观必然性的统一构成了宇宙的一切“现实性”的概念。于是概念就是生命精神。而概念的绝对规定性便是“否定性”,也就是唯一真的内容。因为客观性符合了概念也就是真理性。而自在的真理性是“生命”即“同一性”。至于自为的真理性则是认识性。同时就是“差异性”。而认识的“意志”和生命的统一则是真理的“绝对性”即“统一性”。因为认识的主观性努力致至从而去符合客观必然性就是“意志”。我们说《易经》的全过程就是深深地意味着“否定之否定”的一个真理过程。而事物的自身否定则是因为事物自身具有顽幂性的理性和概念式的精神矛盾。而物质世界的结构则是一种“逻辑实体”的质朴性的原理作用的结果。同时生命与精神却完全起源于“逻辑规律”。因为没有矛盾就没有生命和宇宙,同时也就没有人类社会、国家和民族。不过在表达这个过程上每一个词的内涵极其深远。因此就必然使“反思性”的弯曲太多太大太深。而又十分晦涩。于是使人难解甚至不解。在这里我想冒昧地用“双重否定”的形式表达《易经》的六十四个字的内在的、深远的含意。实际上《易经》结构是三十一个“双重否定”的客观必然性的推演和进展过程。从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先天的“逻辑实体性”无限反思和矛盾的无休止的进程。
阮金达
会员每当宇宙间的一个“逻辑实体性”的三一运动出现之后,就必然要导致新的事物出现。宇宙的存在首先是作为空无的“太一”存在。而太一的属性则意蕴着八种作用与反作用,这就是逻辑实体的展现。于是永恒的对立矛盾首先体现在“乾”与“坤”的永恒矛盾之中。于是世界就通过这六十四种相对作用与反作用,从而生生不息地执着纯正从而驾驶者它的战车“否定之否定”,是宇宙间万物产生差异地、永恒地在“存在”中消失着,从而又在消失中产生“存在”。这就是说《易经》实际上是遵循世界与人类社会是按“绝对客观必然性”的逻辑规律在演变,从而又循序渐进的一部具有内在思维结构的内蕴辩证性的著作。是商周时代留与我国后代的金科玉律与瑰宝。它实际上是早于近代的思辨逻辑家、哲学家——黑格尔两千多年的一部具有思辨性的“双重否定”之概念式的哲学论著。如果说《易经》的著者是我国周代的文王所说的隐申语言,那么这位受禁闭而忧郁不堪设想的周文王,就是我国两千多年前的黑格尔了。因为《易经》全书是思辨地利用具有“逻辑实体性”的时空观念程序的六十四个汉字编撰起来的,它具有及其深远含义的一种哲理观念。它的确是一种人类的意识与自我意识进行了辩证统一的理性观念的产物。因为客观事物的进展是有它自己的先天逻辑内在必然性的。因此符合“逻辑实体性”的事物就必然要出现,否则就不出现。特别要强调的是:“逻辑实体性”与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发展史是绝对一致的。因为“逻辑实体性”是宇宙本身的“混沌”的先天性。因此《易经》的价值性就在于它具有理性的“逻辑实体性”。因此,我们一定要转变把我国上古时期这部《易经》说成是卜卦算命的陈旧观念。因为我们认为:深究逻辑之理必然会构成逻辑之章,从而转化为客观事物现实之理。因此一部《易经》章节陈述显示出顺理而成事的这个理性结构之所在。
阮金达
会员如果说这个属性是太一的“用”,那么作为“主体性”的“太一”就是宇宙之“体”。于是太一的现实性便是它的“为”的一种体现。到了后汉时代在郑玄【127——200】的《易赞》中他对“易”具有不同的理解。他思辨地说:易有“变易”、“不易”、“简易”的极深刻的内涵。而宇宙与人类却“频变”不息之为,而“频变”又有内在之“规”。但是实际上有规律之易即不易,因而必有统一性。于是人类可以简易而识之。因为一切在规律中“变易”的东西都是“变”在不变中。而“变”是暂时的,不变则是永恒的。于是在不变中有“变”。而《易经》的变易精华可以在它的六十四个汉字的精秘结构中见出。从而在它的思辨思维中出现而又在思辨中消失,于是才洞察出来。在这里我们认为:不要一提“八卦”两字就觉得完全是迷信,就倒退三步。其实不然它确实是“客观必然性”的一种“机率频变”之逻辑规律,什么力量都不能改观。因为它是“逻辑实体”的客观规律。它是“是如此”,却不是为人所需的“应如此”。如果说世界是“乾”与“坤”的对立矛盾统一的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实际上六十四个字不过是一个顽幂的“客观必然性”辩证发展而期望的一种事物结构。我们说宇宙之变则是在逻辑规律中之变。而有规律之变等于没有变。于是人类只有在规律中可以洞察这万物的有逻辑机率之变以及社会之变革。我们说宇宙生生不息则是因为宇宙本身具有顽幂的理性在变。换而言之即宇宙万物的概念在变,也就是“双重否定”的逻辑规律无休止的在前进。从而为人行为也要立足于符合“客观必然性”。这就是为人的理性之所在。我们说《易经》之易而不易、顺理而简易,这是一种暗示之法,但暗示需要启蒙。这种简易的原则它将永远地进行下去。
阮金达
会员李耳【老子】因周天下之乱而弃职越关。往后伊喜请老子著述之,于是遂有《道德经》出现。老子提出“道”即“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道是“逻辑实体”、思是思维是“主体性”。而后人们把他提出的“道”变为教,从而以“道”为根本的信仰。以后构成道教哲理认识的大全。老子还指出“自然无为”、“长生久视”后,从而道教又穿凿附会而引申,于是使“道”成为宇宙的“普遍性”。这里“道”则是“虚无的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万象以之生、五行以之成”。在这里的“道”则是宇宙的“绝对存在”即“逻辑实体”。我们知道:道教是错宗复杂的、一切礼仪多端。但是它的最高最唯一的信仰则是抽象的“道”。这个道引入儒学成了儒家主张的“天理”之学说。这个人类伦理观念的归宿,其实是把儒这个鸿学引入道教,从而构成了道统过程的一切伦理观念的东西。而鸿儒转化为道士的说教者。至于释家的最终信念则是“无”。不过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崇儒的大文豪韩愈【768——824】极力反对佛教与道教。他的作品《原道》就是如此的写照。因为它都具有“绝对”之义。如果按照近代人类哲学的集大成者辩证法大家黑格尔【1770——1831】的思辨主张:世界是作为一个概念形态进展着的话,那么这个“无”和“道”仅仅只是宇宙的“绝对必然性”。或叫做一种逻辑“普遍性”。而儒学不过是人类对这种“普遍必然性”主观意识的必然性罢了。因为“无”正是“有”的别有洞天。从而“道”也正是一种“是如此”的必然性了。在中国道教、佛教、儒教或儒学三家的交替组合,构成了一种概念式的逻辑实体性的进展。其实道家要成仙成道、儒家修身养性于太极天理从而浩然于一身。而佛家要明心归无。这里不管释者园觉、道者金丹、儒者太极都将同归一宿。所为儒教不过就是一些鸿儒所提出来而论述的天理良心。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社会伦理观念。把它说成是宗教性质我想十分不恰当。因为孔孟之道则是指天有天理、人有良心的那种封建礼教的社会伦理及国家观念的说教。同时在我国古代曾有较高声望的“三玄”,即是《老子》、《庄子》、《易经》,同时是我国上古时代的最有价值的思辨思维的哲学观念的著作。而《易经》则是商周给我们留下来的一颗夜明珠。在这里我想谈谈有关《易经》的内在实质的一些看法。我们认为《易经》的精华就是在于它贯通一条辩证思维性的观念于全书的过程之中。而这种思想仅仅只凭借乾坤之“变易”而入门,从而又以其为蕴。这是对太一说的。而三玄都是通过道家的观念从而阐述儒家学说的。而《易经》的所谓八卦就是“太一”或“太极”抽象的自在性,进入“自为存在”的“主体性”即真理性中的所谓八大属性。
阮金达
会员后来道教的邹形则是以老子之学说为依据的。从而也是渊源于古代巫术的。至于黄学那是基于传述的事。当然道教也有自己形成的原因。如自然界的必然性通过偶然事件的压力从而寻求与就范了“解脱”命运的经典的艺术思想。也寻求了同时代的一些宗教家的说教影响。在汉代董仲舒曾给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汉武帝一谏而黜弃百家。从而独尊儒术。于是独树一帜。并通过董仲舒的全面解释后从而使儒学成了神学,而皇帝成了天子。实际上儒学早已成了人们预示事业吉凶的隐匿的语言了。至于道教的形成过程也有它自己的内因。首先是巫术深入人心其次儒家的经典被解释为谶纬书,从而加以利用。接着便是谶图流行。这些东西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而对于道家来说谶图是最有力的。从而是动听的一种宣传艺术。它为托赤帝的刘邦斩白帝之子白蛇而起义。因此历史上叫做“汉高祖斩白蛇而起义”。这种果断的行动就是首先通过谶图渲染后从而作为起义根据的。好像是天家作出决策而需要贫民革命的刘邦这样去干的。而王莽追刘秀也如此干的。秦始皇亡于子也是先进行宣传:“亡秦者胡也”。这种舆论在中国古代好多兴亡变乱的大事,道家都有模棱两可的谶图和纬语首先在社会上出现。我们知道以谶纬独占大便益的刘秀与王莽,他们利用阴阳五行之说及其谶纬观念,从而大量解释和注疏了儒家的七经纬。作为三十六种纬经之多。而谶图四十八种左右。这些变成道家的谶纬书之后,于公元五十六年一举而诏于天下。所谓七经则是《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所谓三谶则是《河图》、《洛书》、《论语》。自此以后赋有逻辑与哲理性的儒学转化为宗教的神学了。早期道家与儒家把自己的东西作为一种知识与逻辑哲理学术提出来,到后来都一变而为宗教和宗教的神学了。而儒生成了道教的孕育者。道家则把宇宙之生成的一些观念形态早在《周易乾凿度》的书中就已有对宇宙三态的说法了。那就是“太易”、“太初”、“太素”的说教。往后就进展为:“易”有太极生两仪、从而产生四象与其八卦等等。在这里所谓“太易”就是自在的真理性即逻辑实体性。也可以说是自在的生命。我们说的认识不过就是自为的生命即逻辑主体性。或者叫做真理的逻辑否定性。就是“差异”。在否定中必然要出现意志,于是有了意志的生命就必然导致绝对真理性。前者是“同一性”即实体性、中间是“差异性”即主体性、而后是否定后的统一性即概念性。反过来我们又可以这样表达:所谓“太易”就是绝对的“普遍性”即“存在”或说是最初无称。所谓“太初”就是太易否定自身转化为“自为性”即“主体性”出现。至于“太素”乃物性开始,换句话说就是“太易”与“太初”的辩证统一,即逻辑“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同时具有了规定性或规定了的“普遍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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