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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牧人
会员老教与新教<br/> 马明心很明显地深受中东地区的,尤其是纳格什班底耶中的新正统原教思想的影响。他于1761年返回中国西北以后,决心致力于传播他的宗教信仰。早他多年回国的马来迟,当年在布哈拉,朝觐的圣城和也门时,可能也意识到了 这种“前现代改革运动”可能会风靡整个印度和近东的纳格什班底耶。但是在马明心回国时,中国的纳格什班底耶中还是弥漫着中亚的神秘主义气息,非常强调对圣徒的尊崇和在坟墓前寻求启示。马明心的教导在操行方面似乎包括两个主要方面:教门本真思想(fundamentalism, 该词当前比较流行的翻译是:原教旨主义。但是这个词在当今西方媒体的话语中带有很深的误解性偏见,它的中文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同样的色彩,这和本文作者使用该词的初衷是有差异的,故我们在此译为“教门本真思想”——译者注)和高念即可尔。<br/> 于是马明心就在中国汉人区建立起了一个纳格什班底耶的分支,人们称作“哲赫忍耶”(Jahriyya,高念者们),不同于另外一派纳格什班底耶——华哲•阿发格的精神传人——人们称为“虎夫耶”(Khufiyya),其实应作“哈非耶”(Khafiyya, 低念者们)。这种命名方式更加自然,因为虎夫耶—哲赫忍耶这种互补式的分布状况在中亚早就存在,只不过在那里人们区别纳格什班底耶(虎夫耶型)和亚撒维耶(Yasawiyya, 哲赫忍耶型)。亚撒维耶以高念即可尔而出名,人们称作“拉锯式即可尔”,因为其念声有如两个人拉锯切木。<br/> 虽然他们各有自己的中文名称“虎夫耶”和“哲赫忍耶”,但是中国的非穆斯林作者还是把这两个纳格什班底耶分支称作“老教”(阿发给耶,虎夫耶)和“新教”(马明心的追随者,哲赫忍耶)。使用英语的作者们一般都使用“老教派”(old sect)和“新教派”(new sect),但是这种称法是不当的,因为纳格什班底耶全都是逊尼派,是不分教派的,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对教派的。这两个群体和教派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同一条神秘主义道路的两个不同分支。<br/>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西北穆斯林的宗教政治的日益复杂化,这种新老教的说法越来越混淆视听。在十九世纪的文献中,我们无法确定“老教”或者“旧教”是否就是“老教虎夫耶”还是还是一些“老的教义”(指所有那些和马明心的哲赫忍耶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伊斯兰教的信条和具体的操行方法)。到了20世纪,尤其是清王朝灭亡以后,中国人前往中东旅行的禁令取消了,“新教”也就不在指马明心的新的教导(哲赫忍耶——译者注)了,因为哲赫忍耶自己也被划为中国伊斯兰教的老教中去了。<br/> 马明心在甘肃省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道堂),有了自己的教下。很快,他在中国西北的回族人和撒拉族人中强有力的宣教激起了老教(阿发给耶)领导人的反对。作为一代大师,阿拉伯知识方面的权威和一个纳格什班底耶新的分支发起人,他有大量的、强有力的证据来挑战阿发给耶的势力。他不赞成他周围其他的纳格什班底耶在圣徒墓前过多的沉思默想,而且坚持认为高声念即可尔是可行的。尤其是后面一点对于其他的纳格什班底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自从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阿布德•艾尔•哈里格•给志度瓦尼(Abd al-Khaliq Ghijduwani)以后,纳格什班底耶中的华哲们和他们的后继者们都一致反对高念即可尔。<br/> 清王朝时期(1644—1911)有多少人做过朝觐之旅,去过也门和圣城买加与麦地那,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但是那个数目肯定是非常小,不仅是因为阿拉伯半岛和中国之间路途遥远,更是因为清政府禁止国民出国旅行。清朝于18世纪五十年代征服新疆以后这一禁令丝毫未有松动。它不仅禁止中国汉人区的回族人出国,同时也禁止新疆的穆斯林和中东进行直接的接触。在清朝统治时期的中亚,这一禁令的一个后果就是:由于中国的穆斯林被和外界的其他穆斯林领导力量隔绝,于是阿发给耶加强了其优越地位。在中国汉人区,这一政策就意味着一旦有人真的得以出走中东而且回来了,那么他很容易赢得在回族人心目中的权威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穆斯林社群距离中东的伊斯兰文化生活中心越遥远、越封闭,这个社群对这些中心的最新潮流越敏感,越容易接受。<br/> 从实质上来看,18世纪中国西北的老教和新教之间的纷争看起来是一场中国的纳格什班底耶的领导权的斗争。圣徒墓前的沉思默想问题可能是问题之一,但是争议本身是围绕着即可尔的念法展开的。马明心主张可以高念,而老教(中国的阿发给耶)的大师们则同样强烈地坚持认为要坚守传统的纳格什班底耶的低念方式。<br/><br/>
塞外牧人
会员清朝征服新疆<br/> 与此同时,在阿勒特沙(六城)与维吾尔斯坦的阿发给耶也遇到了巨大的变化。华哲阿发格在世时,阿发给耶试图在一些柯尔克孜(Kirghiz)人的帮助下推翻准噶尔(Zunghar)统治,并建立了一个由华哲们自己统治的穆斯林王国。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准噶尔的军队更加强大,而且阿发给耶在华哲阿发格于1694年逝世后经历一次领导人选的危机。伊斯哈给耶重新取得了在莎车(Yarkand)的优势,并从已经失去政治生命的蒙古•察合台(Moghul Chaghadayid)家族中扶持了一个傀儡统治者,但是这次复辟未能统一全国。<br/> 准噶尔人于世纪之交重新夺回了政权,杀死了伊斯哈给耶大师戴尼亚儿(Daniyal)和华哲阿发格的孙子艾哈麦德。艾哈麦德有两个儿子给里迟•伯罕•阿丁(Qilich Burhan ad-Din)和叶和雅(Yahya)。叶和雅就是著名的华哲•者罕(意为“世界的主人”),这是一个纳格什班底耶大师们在其它地方和时期的头衔。准噶尔人将伯罕•阿丁,叶和雅和戴尼亚儿的长子亚古柏Yaqub)扣为人质。只有华哲阿发格的另一个儿子哈桑在逃,时时袭击准噶尔人。准噶尔人的统治终于再次衰落。1725年,伊斯哈给耶的追随者在帕米尔毒死了哈桑。1753年,继亚古柏后成为伊斯哈给耶的首领的玉素夫不再效忠于准噶尔人,带领阿勒特沙(六城)进行起义。<br/> 此时的清朝帝国已经吞并了哈密(1697年)和大部分外蒙古,正与准噶尔人作战。1755年,清朝军队侵入准噶尔王国的心脏伊犁,此时的清朝皇帝已经将自己看作是准噶尔人的所有领地的继承者。在伊犁接管了马克度木扎德家的人质以后,清朝装备了一支远征军,名义上有给里迟•伯罕•阿丁领导(中文史料称老华哲),以从伊斯哈给耶手中重新夺回阿勒特沙(六城)。远征获得成功,伊斯哈给派的马克度木扎德人被杀死。<br/> 就在同一年,准噶尔人反叛清政府,小华哲叶和雅趁乱逃出伊犁,投奔在阿勒特沙(六城)的哥哥。他们一起否认清朝对阿勒特沙(六城)拥有主权。但是在1756年,清朝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返回伊犁。兵荒马乱加上天花肆虐,使这一带生灵涂炭,十人九鬼。控制了准噶尔以后,清朝便拥有了通往阿勒特沙(六城)的钥匙。<br/> 阿勒特沙(六城)东部的一些绿洲和维吾尔部的一些绿洲上的地方贵族们对局势的反映并不迟钝,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纷纷宣布效忠于清朝皇帝。但是阿发给耶的华哲们坚持独立,拒绝交纳税金和代表阿勒特沙(六城)是清帝国的领土的贡金。于是帝国的军队入侵该国并于1759年吞并之。给里迟•伯罕•阿丁和叶和雅逃到巴达珊(Badaksha),但是巴达珊王苏丹筛海一世害怕清朝的侵略军追杀过来,便将他们都杀掉了。1765年乌什吐鲁番(Ush Turfan)发生了一次为时不久的叛乱,为清朝所镇压。除此之外,维吾尔斯坦,阿勒特沙(六城)和前准噶尔王国的其他领地(现统称为新疆)直到世纪末都平安无事。在马瓦软纳山(Mawarannahr)一带,阿发给耶的后代在继续传教,其领导人撒木撒格(Samsaq)是给里迟•伯罕•阿丁的儿子,他在父亲逃出阿勒特沙(六城)时活了下来。<br/> 1759年,清帝国完成了对整个新疆的吞并,并因此而遇到了一个任务:在儒家思想的领地中为伊斯兰——主要是穆斯林群体——找到一个位置。吞并了土地以后,清朝忽然有了这么多的穆斯林需要对付。清政府开始关注穆斯林了。<br/><br/>18世纪的正统复兴运动<br/> 18世纪,整个穆斯林世界兴起了一场强调在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更为严格地遵守“沙里亚”(教法)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从地域上来看波澜壮阔、声势浩大,遍及整个穆斯林世界;从思想上来看相互联系、息息相通。这场沙里亚改革运动开始于17世纪,从印度和阿拉伯近东兴起,在后来的两个世纪中遍及整个一伊斯兰世界。西起非洲,东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这场运动整个给人以“正统复兴”的印象。当今世界的伊斯兰运动都可以从这场沙里亚复兴运动中找到它的历史根源。<br/> 这些运动何以能够同时发生?有三种解释,每一种都有其道理:1)在穆斯林长达十个世纪的漫长发展史中,一些非伊斯兰的习俗掺杂了进来,致使人们的实际做法与伊斯兰教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来自于欧洲扩张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3)17和18世纪,整个穆斯林世界内部之间的交流得到加强的程度比人们估计的要多。<br/> 早在18世纪,穆斯林就对欧洲的远洋航海能力的增强做出了反应。曾经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失去了她在地中海和红海上的优越地位。欧洲人占领着印度和非洲东海岸之间的海洋,控制了朝觐之路。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印巴次大陆进行了瓜分和控制,而荷兰人则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统治地位。此外还必须一提的是俄罗斯人吞并了金帐汗牧区(the golden Horde)的残余穆斯林势力并扩张到曾经是穆斯林所控制的哈萨克大草原的北方边缘。最后,在穆斯林中亚的最东北角上非穆斯林的存在也让他们有所感受。准噶尔人以及后来的清帝国征服了这个“达鲁伊斯兰”的东北角。<br/> 穆斯林们对所有的这些事实的解读无论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非穆斯林的入侵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穆斯林,使他们感到自己的政治制度并非完全正确。这种感受终会导致一种灵魂的拷问,尤其是在象麦地那和开罗这样的知识文化中心。边远的伊斯兰地区的穆斯林都是不辞辛苦,负笈来此求学的。然而这的确是一个紧要关头,因为尚没有穆斯林自己的学者以文本证据为基础对这一局势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br/> 在经历了13世纪蒙古人的暴行以后,伊斯兰世界曾出现过一次复兴,当时沙里亚主义和苏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对立的,代表两个极端。与那次复兴不同的是,18世纪的改良运动将沙里亚主义与苏非主义溶为一体,从而渗透到了苏非神秘主义所占领的广袤地区。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该运动反对神秘主义及其所有的作品。苏非主义成了沙里亚主义的载体,纳格什班底耶,嘎德忍耶, 卡瓦提耶(Khalwatiyya),以及由艾哈麦德•易德里斯•艾尔•菲斯(Ahmed Idris as-Fasi,殁于1537年)所创立的北非的神秘主义派别(道路,沙孜忍耶――张注)等等,这些神秘主义道路占据了主导地位。在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神秘主义道路的筛海们都是沙里亚改良主义思想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br/> 在沙里亚改良主义运动家中,尤为重要的是印度的纳格什班底耶,他们在17世纪日益强调在行动贯穿沙里亚主义,从而反对神秘主义中不拘于形式的现象和莫卧儿皇帝们的宗教自由主义,同时也对穆斯林政权的衰落和地方上印度教徒统治者的力量的增强做出了回应。印度的纳格什班底耶——他们都是华哲•阿哈拉(Khoja Ahrar), 巴给•比拉(Baqi Bi llah)和艾哈麦德•瑟黑地(Ahmad Sirhindi)的思想传人——主张实行沙里亚主义,政治上有所作为,宣传伊斯兰教,严格遵守圣训。<br/>印度的纳格什班底耶改良主义对17和18世纪中东的阿拉伯语国家的沙里亚改革运动做出了多大的贡献,知识和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尚未做出准确的论断。在18世纪下叶和19世纪,纳格什班底耶对席卷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正统复兴运动”做出了主要贡献。这一运动后期的大多数改良主义领导人,要么本身就是印度人,要么就是受到了印度的纳格什班底耶导师们的强大影响。无独有偶的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中东兴起了加强沙里亚的运动,而印度的纳格什班底耶则在这一运动中起了关键的作用。<br/><br/>纪念库尔德人和回族:古兰尼,库尔地和马明心<br/> 麦地纳是中东地区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纳格什班底耶改良主义中心,全球的穆斯林世界的朝觐者和学生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这里,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老师向来自更多不同背景的聆听者宣讲他们的思想和理念,然后聆听者们将这些思想带回家。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麦地纳的原教神秘主义(fundamentalist mystical)教师们是否形成一个明显的学派, 各种具有影响力(而又相互竞争)的神秘主义是否在某些原教思想上具有共识,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这些教师中有一个库尔德人,名叫易卜拉欣•比•哈桑•艾尔•古兰尼(1616—1690)。古兰尼是一个纳格什班底耶,也是一些其他神秘主义道路的创始人。在神秘主义操行方面,他以一个纳格什班底耶的身份强调高声赞念真主的可行性。这一主张对于纳格什班底耶来说是不常见的,因为他们一般都认为应当低声赞念,而且谴责“高念”。<br/> 通过他的学生,他的学生的学生和他的儿子阿布•体•塔合•穆罕默德•艾尔•库尔地(殁于1733年)的学生们,古兰尼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有一个学生叫做阿布德•阿•罗夫•艾思•辛克里(Abd ar-Rauf as-Sinkili)(殁于1693后),他曾在麦地纳跟随古兰尼学习多年然后返回位于苏门答腊的家乡。他在那里为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的再度兴起打下了基础。阿布•体•塔合对德里的筛海•卧里•安拉(殁于1762年)的一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筛海•卧里•安拉印度伟大的正统改良者,是印巴次大陆的后期伊斯兰教史上值得思考的一个人物。库尔地也教过穆罕默德•哈雅特•艾思•辛迪(Muhammad Hayat as-Sindi)(殁于1750—1752年间),此人是穆罕默德•比•阿布德•艾尔•瓦哈卜(殁于1791年)的老师。而瓦哈卜则是反苏非的“瓦哈比”运动的创始人。艾思•辛迪的其他学生当中有一位穆罕默德•艾思•撒曼(殁于1775年),他通过自己的学生将自己的原教苏非主义思想传播到西非和东非,阿富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br/> 古兰尼和他的儿子库尔地还有很多名声稍逊的弟子。这些弟子们对麦地那和也门下一代的神秘主义教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巴给•比俩的一个印度学生塔基•阿丁•比•扎卡忍耶•艾尔•乌斯曼尼(Taj ad-Din b. Zakariyya al-Uthmani)(殁于1640年)将纳格什班底耶带到了也门。古兰尼的也门学生当中有一个纳格什班底耶苏非,名叫艾子•宰恩•比•穆罕默德•阿布德•艾尔•巴给•艾尔•米兹加给(az-Zayn b. Muhammad Abd al-Baqi al-Mizjaji)(1643/4—1725),此人被称为伊历12世纪初的复兴者。他家住在扎比德郊区的一个村庄,名字叫做米兹加加(Mizjaja)。<br/> 艾子•宰恩从他的父亲穆罕默德•阿布德•艾尔•巴给•比•艾子•宰恩(1591—1663)那里最早接触到纳格什班底耶,而他的父亲又是直接从艾尔•乌斯曼尼那里学习所获。乌斯曼尼将阿布德•艾尔•巴给指定为他死后的接班人。乌斯曼尼教给穆罕默德•阿布德•艾尔•巴给的赞念真主的形式是“低念”, 穆罕默德•阿布德•艾尔•巴给又将这种低念的方式传给了艾子•宰恩。<br/> 很有可能是艾子•宰恩首先对扎比德的纳格什班底耶的高声赞念(jahr)进行了肯定,以作为对传统的低声赞念(sirr)的补充。他和麦地纳深孚众望的古兰尼之间的关系很有可能使他举足轻重。艾子•宰恩也曾受教于古兰尼的学生艾哈麦德•安•耐卡里(Nakhli)(殁于1717年)和艾尔•哈桑•比•阿里•乌加密(al-Hasan b.Ali al-Ujaymi)(殁于1702年)。耐卡里是从中亚的一个苏非那里最初接触到纳格什班底耶。他有可能象他的老师古兰尼那样对高念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他还是引导他的学生在操行上和乌斯曼尼求得一致。乌加密曾在1665/6年授权艾子•宰恩进行宗教研究,他本人则怀着浓厚的兴趣对各个神秘主义道路的不同形式的“则克尔”(dhikr, 赞念真主)进行了研究。他们几乎全都采用高念。他还就此问题写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和这些老师的接触使得高念在有“静迷”倾向的纳格什班底耶看来更值得青睐。<br/> 扎比德派的纳格什班底耶能够接受以高念的方式赞念真主很有可能反映了其他的神秘主义道路的影响。宰恩的老师,高念的倡导者古兰尼,除了他自己的神秘主义道路纳格什班底耶以外,还创立了多少条道路,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是在宰恩生前,嘎德忍耶在麦加,麦地那和也门已经很明显地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宰恩临终前后,卡瓦提耶的影响力也大幅上升。嘎德忍耶和卡瓦提耶都赞成而且推崇高念。<br/> 也门(尤其是它的两大城市散卡和扎比德)在17和18世纪是东方穆斯林世界的学生前往学习的重地之一。曾因在印度尼西亚发动反对荷兰人的圣战(jihad)而出名的玉素夫•艾尔•扎维(Yusuf al-Jawi)曾经是宰恩的父亲阿布德•艾尔•巴给的两大得意门生之一,而且也是麦地那的古兰尼的学生。古兰尼的另一个有名的印尼学生,上面提说过的阿布德•阿•罗夫•艾思•辛克里,也在也门学习过。前文所说过的中国教师马来迟在也门学习过一年多,是他整个中东朝觐之旅的三分之一强。作为一个纳格什班底耶,马来迟不可能在也门呆了一年而不去扎比德。宰恩是当时最有名望的老师,如果说马来迟主要是跟随宰恩学习的,那也是非常有可能。<br/> 几年以后,另一位中国穆斯林穆罕默德•阿敏•马明心(1719—1781),又称“尔则孜”(Aziz),也来到了也门。此前,他到过布哈拉,并在那里遇见了正在返回中国的马来迟,据说他们两个在一起学习过。马来迟后来被称为马明心的“伙伴”或者“师兄”。马明心去也门的原因有可能是马来迟已经在也门有了比较好的人际关系,也有可能是布哈拉的纳格什班底耶和扎比德的纳格什班底耶之间有关系。马来迟返回了中国,马明心则继续前往中东。据说“他在那里追随一个门派学习,苦读了二十多年,然后返回中国。”据说在这二十多年中,他成为一个宰恩道路的大师的追随者,他全心全意地遵守哲赫忍耶的“扎维耶”(zawiye)严格规定,接受这位大师的秘密指导。<br/> 马明心成为宰恩的追随者这一说法尚有可疑之处,因为宰恩逝世于1725年9月9日或者此后不久,而这时马明心最多只有六岁,如果他的出生日期真的是中历己亥年(1719年)的话。然而,据说马明心从中国出发陪伴他的祖父(按照中文资料,应当是他的叔父——译者注)去朝觐时是“7岁”,而且他在布哈拉至少还停留过一小段时间。所以宰恩逝世时他可能还没有到达也门,或者说之后很久才到达也门。说马明心是宰恩的门徒是基于以下的原因也未尝不可:马明心在童年时期与其有过短暂的接触或者说宰恩归真后其“若合”(ruh,即“灵魂”——译者注)与马明心有过神秘的“乌外西”(uwaysi,请见下文)式的接触。但是马丁•泰勒(Martin Tailor)于1936年在中国西北所做的原始记录名单中说,宰恩的儿子阿布德•艾尔•哈里格(Abd al-Khaliq, 约1705—1740年)作为一个中间人,将马明心引见给宰恩。还有一个说法可能也很重要,那就是这两份基本相同的名单上的前七个人都是以乌外系•艾尔•格兰尼(Uways al-Qarani, 公元7世纪)开头的。他的这一派系的传承,称作“乌外系”式的传承法。在他的这一传承法中,一个人可以从他从未见过的人那里直接接受知识和指导。无论怎么说,名单中能将阿布德•艾尔•哈里格列在宰恩和马明心中间,就说明马明心在也门的期间应当是在宰恩逝世的那一年1725年和哈里格逝世的那一年1740年之间。<br/> 阿布德•艾尔•哈里格在世时,扎比德的纳格什班底耶赞念真主的方式不止一种。此时,纳格什班底耶的“心中的即可尔”已经变成了复数形式(al-adhkhar al-qalbiyya),使用高声赞念(jahr)也为人们所接受了。阿布德•艾尔•哈里格象他的父亲一样也曾到麦加和麦地那跟随名师学习。这些名师当中有阿布•体•塔合(古兰尼的儿子)和穆罕默德•哈雅特•艾思•辛迪(Muhammad Hayat as-Sindi)。这两个人当中前者忠于他父亲的教导,在纳格什班底耶的即可尔当中提倡高念。而后者则提倡低念(心念)(sirr),反对纳格什班底耶在赞念真主时出声。然而,在阿布德•哈里格在世时,高念和低念的问题似乎不再是一个也门的纳格什班底耶中热烈讨论的话题。阿布德•艾尔•哈里格在教导他的学生时,说既可以低念也可以高念。他的一个学生解释说,这二者之间并不抵触,没有矛盾(munafah)。<br/>有大量的文献记述阿布德•艾尔•哈里格的生平,比记述他父亲的文献要多,但是他的一生比较短暂。宰恩于1725年逝世时,按照伊斯兰教历算是85岁,而阿布德•艾尔•哈里格按教历算只有20岁。宰恩任命哈里格为他逝后的继承人(Khalifa)。哈里格和他的哥哥(或者弟弟)穆罕默德都成为有声望的纳格什班底耶神秘主义道路的教师。但是兄弟二人之间的竞争很快使阿布德•艾尔•哈里格出走散卡(Sanca)。他于1739年到达那里但是1740年初就死了。按阴历算,他当时是36岁。
塞外牧人
会员在群山以西的马瓦拉纳合,伊斯哈给耶的影响在十七世纪早期时迅速下降;所以伊斯哈格的儿子和孙子们将他们的活动转移到了阿勒特沙(六城)。于是伊斯哈给耶成为纳格什班底耶的阿勒特沙(六城)分支。在穆罕默德•可汗之后,伊斯哈给耶的大师资格返回到伊斯哈格的后代。于是伊斯哈给耶派的纳格什班底耶道路成为世袭的了——这种发展状况和当时其他的神秘主义道路世袭的发展趋势相雷同。<br/> 与此同时,在布哈拉的祝巴里筛海们,就象莎车(Yarkand)的伊斯哈给耶那样,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威望,他们的影响力也遍及马瓦拉纳合各地。他们在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核心作用,乌兹别克的统治者们也常常不得不服从他们的意志。这种世袭的原则在祝巴里耶当中也很盛行,所以马克度米•阿赞木的孙子(也就是穆罕默德•阿敏的儿子)穆罕默德•玉素夫日益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祝巴里一系信徒的削弱,虽然他的祖先们都名位显赫。于是他来到了阿勒特沙(六城),在伊斯哈给耶的帮助之下,马克度木扎达家族(马克度木•阿赞木的后代)受到了仅次于蒙古察合台王朝之外的最高的尊崇。<br/> 在穆罕默德•玉素夫于十七世纪中期以前的某个时间来到阿勒特沙(六城)之前,伊斯哈给耶已经对蒙古王朝的可汗们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可汗们已经不满于伊斯哈给耶的处处指手画脚,希望找机会扶持另外一派与伊斯哈给耶对抗。穆罕默德•玉素夫以他是马克度米•阿赞木的大儿子的儿子自居,这是一张有力的王牌。这位新来者毫不回避政治斗争,获得了很多支持。他周游阿勒特沙(六城),进入维吾尔斯坦和中国的汉人区,到处招收门徒。他的成功招致了伊斯哈给耶支持者的嫉妒。他们在他的食物里投毒,毒死了他。他死后把他的使命交给了他的儿子黑德亚特•阿拉(d. 1694),史称“华哲•阿发格”(眼界大师)。华哲•阿发格的纳格什班底耶派系被称为“阿发给耶。”<br/> 穆罕默德•玉素夫于1653年死后,伊斯哈给耶重新获得了先前的优势地位并迫使华哲•阿发格逃亡。但是这位年轻的华哲在外面找到了一位支持者。此人名叫噶尔丹(Galdan),是卫拉特蒙古人准噶尔(Zunghar)联盟的首领。他当时刚从萨满教转而信仰藏传佛教。当噶尔丹于1679年入侵维吾尔斯坦和阿勒特沙(六城)后,任命华哲•阿发格为那里的总督,于是宗教和政治上的优势重新从伊斯哈给耶转向阿发给耶的支持者。噶尔丹的征服彻底结束了蒙古人察合台家族的残余势力将阿勒特沙(六城)的首都从莎车(Yakand, 蒙古可汗们和伊斯哈给耶的华哲们以前的活动中心)迁到喀什噶尔。喀什噶尔于是成了阿发给耶的权利中心。作为准噶尔的委托代理人,华哲•阿发格和他的后代们坐上了喀什葛儿的权利宝座。根据一些记载,他们甚至获得了可汗的头衔。这表明阿发格•马克度米扎达家族取代了蒙古的察合台,成为阿勒特沙(六城)的合法统治家族。<br/> 这些史实都主要记载在十八世纪伊斯哈格和阿发格两派的史料中。这些记载都重点描述这两个马克度米扎达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他们各自的华哲们相互或者对那些挑战他们权利的人施显奇迹。从这些资料来看,他们非常重视《古兰经》,鲁米的《玛斯纳维》和《圣训》,但是很明显不了解当时中亚南部和西部的伊斯兰思潮。那些去过印度,或者去麦加和麦地那朝觐的人所带回来的东西,在历史记载中也看不到。当时的阿勒特沙(六城)和维吾尔斯坦似乎是和穆斯林主流思想世界相隔绝的一潭死水。<br/><br/>3.纳格什班底耶进入中国汉人区:穆罕默德•玉素夫,华哲•阿发格和马来迟<br/> 从另一方面来看,宣教依然是纳格什班底耶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十八世纪,随着贸易和教化的发展,纳格什班底耶加速了向东的进展,从土耳其—伊朗一带的穆斯林世界的最边缘——维吾尔斯坦,中东穆斯林文化世界的最末端,进入中国西北地区和青海。纳格什班底耶通过贸易和中国西北的穆斯林群众的最早接触至少是在十五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但是这些接触都是零散的,个人的接触,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这时有中国人追随这一道路。一直到十六世纪的下叶,还有一些非穆斯林的维吾尔人(全部或者主要是佛教徒)住在维吾尔斯坦,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回族人(说汉语的穆斯林)肯定具有中亚血统。在十六世纪的末期,纳格什班底耶在维吾尔斯坦的影响力非常强大,据记载他们在十七世纪早期时和中国的回族有接触。在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史料中,当时的回族人被称为“东干”或者“东干人”,这是一个词源不明的词语。<br/> 1644清朝取代了明朝在北京的王权。1645至1649年间有两个名叫米喇印和丁国栋穆斯林在中国西北发起了一场反清复明的起义。起义的中心是肃州,起义者与乌古里斯坦的哈密省总督有联系。当时纳格什班底耶在维吾尔斯坦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清朝的军队镇压了这次起义,并且关闭了嘉峪关从而切断了哈密所赖以生存的、中亚和中华帝国之间的贸易,以惩罚哈密。<br/> 穆罕默德•玉素夫在肃州传教时似乎战胜了一个叫作瓦发尼布•阿胡德的回族学者们的领袖,并且获得了一个名叫穆拉•玉素夫•阿胡德的人的忠诚,此人后来追随了穆罕默德•玉素夫的儿子华哲•阿发格。在肃州,穆罕默德•玉素夫来到了撒拉人的聚居地。撒拉人是中国西北一个说土耳其语的穆斯林民族。据说撒拉人都追随了他。他在那里办了一个救济院,每天为他们讲解鲁米的《玛斯纳维》。旅居六个月以后,他离开了。他离开时任命了一位回族人为众撒拉学者的领袖,并且给了他一本《玛斯纳维》,一个礼拜毯,一个金黄和绿色相间的东西,作为授权传教的证物。他说:“如果你在每个星期一晚上,星期五的晚上和白天读这本神圣的《玛斯纳维》并讲解它,就如同我亲自讲一样。”<br/> 在1671—1672年间,华哲•阿发格(中国史料称“希达耶屯拉西”,穆罕默德的第二十五代孙)访问了甘肃省的首府兰州,甘肃南部的“提洮府”(即现在的临洮),西宁卫(即现在的青海省),据说还访问了有“中国的小麦加”之称的河州(现称临夏,位于甘肃省中西部)。回族人,撒拉人,西藏东北地区的穆斯林,毫无疑问还有中国其他民族的穆斯林都纷纷前来听华哲讲道。在这些中国穆斯林中,有三个人忠实地追随着他。这三个人后来成为纳格什班底耶在中国的三个门宦始传人,他们主导了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这三个门宦都是华哲•阿发格传过来的,而华哲•阿发格则属于纳格什班底耶的轴心谱系。<br/> 有史料称华哲•阿发格去了撒拉人的“满城”(Manjur shahri),作为该道路(派别)的首领(sajjada nishin)在那里传教一年。据说所有的撒拉人都追随了他。他象他的父亲穆罕默德•玉素夫一样,致力于讲授《玛斯纳维》。一年后,他任命了一位伟嘎耶屯拉(主道的捍卫者),即阿拉坦•别什•阿胡德(Altun bash Akhund)作为他的海里凡。华哲把自己的金黄色头巾,一本《古兰经》,一本《玛斯纳维》,一个绿色和金色相间的东西,和一个礼拜毯子给了他。无论是伟嘎耶屯拉还是穆罕默德•玉素夫数年后在撒拉人中任命的回族海里凡,似乎都没有什么显著的传教业绩,也没有建立自己的门宦。<br/> 中国方面的史料对华哲•阿发格的提洮和西宁之行,以及他对三个继承人传授神秘主义知识的记述是这样的:1)阿布都•拉合曼•马义清(1640—1719),人称马五太爷,葬于河州城外的毕家场;2)派十楼里爱米尼(1648—1722)巴什儿•艾里阿敏或者可能是提洮的巴什儿•艾力阿敏,葬于康乐,当时属于提洮府;3)马太爸爸(fl. ca. 1680-1690),一个具有中亚血统的回族人,葬于大约兰州和西宁中间的米拉沟山谷。<br/> 华哲•阿发格在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值得一提的接触,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和祁静一(1656—1719)的接触,他创立了中国西北的嘎德忍耶门宦。祁静一于1672年去西宁向华哲•阿发格求学,但是华哲却把他打发回家,说:“你的老师正在路上,赶快回家。”第二年(1678年)穆罕默德的第二十九代孙华哲•阿布都拉(d. 1689)出现在中国南方,带来了嘎德忍耶道路。他访问河州时,祁成为他的学生并最终成为他的海里凡,从此嘎德忍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土壤。<br/> 华哲•阿发格在中国西北传教时所催生的三大纳格什班底耶派系中,马太巴巴的那一派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产生了最重大的影响。马太巴巴本人并未创立一个门宦,只是在米拉沟着一种平静的教师生活。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才华出众,精力充沛的的人做他的海里凡。这人叫做阿布•福土哈•马来迟(1673—1753),他创建了纳格什班底耶的花寺门宦。<br/> 马来迟的父亲名叫马家聪(fl.ca.1675),是河州一个名位显赫的家族的继承人。纳格什班底耶的传统将马来迟的出生和华哲•阿发格对河州的访问联系在了一起。据史料记载,马家聪在四十岁时还没有儿子,所以他请华哲替他向安拉说情。华哲的回答是让他聘娶常家的一个姑娘。这个姑娘曾经订婚十一次,但是未婚夫都在结婚前死掉了。华哲说你如果娶了这个姑娘,那么安拉就会赐予你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当取名阿布•福土哈。马家聪就如华哲所言,聘娶了那个姑娘。华哲还意外地出现在婚礼上做了证婚人。马来迟因这次婚姻而出生。但是没过多久一场大火就烧毁了马家聪的所有家产,他变的一贫如洗。在儿子四岁时,他带着他来到了米拉沟一个朋友家。他在哪里进了一家学堂,跟随马太巴巴学习。完成了学堂的学业以后,他继续跟随马太巴巴深入学习伊斯兰宗教知识。<br/> 他十八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年纪轻轻便被附近的西马营乌拉下会清真寺聘为伊玛目。大约在1690年,马太巴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选他作为他从华哲•阿发格那里继承过来的纳格什班底耶神秘主义道路的继承人。此后,马来迟曾在另外两地任职,先在河州东部的一个清真寺,后来在提洮北部的三甲集。<br/> 接下来马来迟去朝觐,历时三年,途径阿勒特沙(六城)到了阿拉伯。他在也门学习了一年多,然后向东返回,来到了布哈拉(Bukhara),并在那里学习苏非主义。但是他没有返回中国,而是再次去了麦加,师从一个汉语里叫作筛海“阿迟来”(弗来舍使用的英文拼音是“A-chi-lai ——译者注)的人学习。通过这位筛海的介绍,马来迟被一位著名的老师毛拉纳•马克度木(Mawlana Makhdumu)收为学生。据说在毛拉纳•马克度木的指导之下,马来迟达到了“卧里”(圣贤)的品级,然后回到了中国。<br/> 关于毛拉纳•马克度木的身份的确认,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位筛海阿迟来的身份确认,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毛拉纳•马克度木是住在麦加,中东的其他地方还是马来迟回家时所途径的印度的某个地方。马来迟途径香港(在被英国人吞并之前的一百多年,当时还只是一个安静的港口)从海路回到中国。他肯定在印度沿岸某地转过船。马来迟的花寺门宦的自我传述中也说他们的教门来自印度,由“河洲的一个穆斯林领袖”传到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毛拉纳•马克度木则很有可能是为数众多的印度筛海之一,居住在麦加,麦地那或者其他的中东伊斯兰学术中心。<br/> 马来迟离开时,毛拉纳•马克度木给了他一本《毛路德》(中文中又称《毛路提》,是一种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的出生,或者圣贤的诗歌体裁),一本《冥沙勒》,一本《古兰经》,帮助他在中国传教。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毛路德》的作者和名称都无法确定。它是一种与苏非操行密切相关的诗歌,在当时盛传很多这样的诗歌。<br/> 《冥沙勒》的作者等信息也不详,但是不妨猜测一二。这本诗的中文名字早在十八世纪就开始使用了,所以不是音译,因为回族人是在二十世纪才开始音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它的第一个音节是ming,也有可能是后面跟有双辅音的min或者mi ;第二个音节sha也有可能是sa;最后一个音节le, 可能是l 或者r。阿拉伯语中没有鼻音ng。虽然在土耳其语的影响下,在软腭音(k或g)之前,有可能会出现ng,但是从技术角度来看,波斯语当中也不存在这个音。但是在ming的后面没有软腭音,所以要说“冥”在此是取其义,而非取其音,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说,无论是mis(h)a(h)ar/l还是min(g)s(h)ar/l 都既不象阿语单词,也不象波斯语单词,这就更增加了意译的可能性。<br/> 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关于这个ming有两个意义截然不同的汉字。其一是表示“光明”或“理解”的“明”,其二是表示“黑暗” 或者是“愚顽”的“冥”。鉴于“冥”字出现在甘肃省当局公布的一份禁止拥有《冥沙勒》的文告之中,“冥”字的使用,可能带有专门的恶意。<br/> 如果sha-le指的是sharh (注解),那么,按照汉字的顺序,“冥沙勒”的意思可能是“对光明的评述”。实际上的确有一部名称大致相仿的述评“Sharh-i Lamaat” (《〈光辉的射线〉评注》),作者尼赞木•阿丁•散尼撒里(殁于1627年)。这是一部对法赫•阿丁•易卜拉欣•伊拉给(殁于1289)的《光辉的射线》一书的注解。而《光辉的射线》一书又是对另外一本波斯语的著作的注解。此书名为《福瑟斯•艾尔•希卡木》,作者是著名的西班牙神秘主义者伊本•艾尔•阿拉比(殁于1240年)。(这本书是对自阿丹至穆罕默德的二十八位先知的教道的一个总结,英文本名为《先知们的智慧》)《福瑟斯•艾尔•希卡木》是伊本•艾尔•阿拉比最有影响,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本著作,而《光辉的射线》则可以说得上是其最有影响的一本注解。撒尼撒里是印度人,所以他在印度拥有读者是可能的。而毛拉纳•马克度木也是印度人,他在马来迟启程返回中国时给他一本撒尼撒里对《光辉的射线》一书的注解也是并非没有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冥沙勒》是对伊拉给的《光辉的射线》一书的另外一本注解,也就是纳格什班底耶诗人贾米所著的《 〈光辉的射线〉的光辉的射线》。( 此书中文译名为《光辉的射线》,阮斌译,康有玺校,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注。)<br/> 在马来迟回国之前,河州一带就有关于斋月每天如何开斋的问题存在的争议。“前开”派认为应当先开斋然后再去礼拜,而“后开”派则认为应当先礼拜然后再开斋。该争议与日俱增,遍及整个河州地区,在循化的撒拉人中间成了一个具有分裂性的事情。循化在当时属于甘肃省,而现在则属于青海省。所以马来迟是在这样一个多有宗教争议的背景下回到中国的。<br/> 马来迟定居在循化西北大约二十五英里处的巴彦容(Bayan Rong), 这一带几乎全是喇嘛佛教徒。一开始,他在黄河以北的传教不甚成功,但是他后来劝化了当地的活佛以及追随该活佛的二十八个部落,使他们全部接受了伊斯兰。根据至少一部文献记载,故事的情形大致如此:马来迟对“奇迹”的使用,在劝化这些喇嘛教部落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骑着驴过黄河,但是驴的蹄子没有湿;他完满地回答了活佛提出的十个神学问题;他降下了雨。<br/> 继而,他来到黄河南边的循化地区,支持“前开”派,赢得了八个撒拉部落对纳格什班底耶的追随。当地当时有一个习俗,在一些喜庆或者悲伤的特殊日子里都要邀请毛拉们(mullas)到家里来颂读《古兰经》,这些事务耗时冗长而且开支不小,因为按照习惯除了要对毛拉们进行长达一整天的吃喝招待以外,还要给一笔不小的费用。《冥沙勒》要比《古兰经》短,诵读所耗时间也短,所以当马来迟以诵读《冥沙勒》取代《古兰经》时,费用自然也就低一些。这一点很明显地成为马来迟的纳格什班底耶分支在当地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导致了当地原有的那些颂经者对马来迟及其弟子们的敌意。<br/> 马来迟迁出循化向南走来到了保安地区,并在那里劝化了数千家蒙古人,使他们皈依伊斯兰。他又接着向东来到了河州,并在那里赢得了众多的人追随纳格什班底耶。马来迟从中东返回中国时途径香港,曾遇到一位筛海。这位筛海的儿子于1705年加入了马来迟,与马来迟的儿子马国宝三人形成了一个纳格什班底耶宣教团,致力于将该道路在甘肃省纵深推广,而且超出了甘肃省的范围。<br/> 但是摩擦与对抗也在不断地加深。由于穆斯林社会没有最高的权威机构,争议的双方只能将争议拿到非穆斯林的帝国政府去解决。1731年,循化地区撒拉人当中一个相当于宗教首领的人物韩哈知和一个叫做马华哲的穆斯林,就关于“前开”与“后开”的争议,互相指责对方,官司打到了请政府那里。韩哈知说“我们的教门是一个,没有区别。” 但是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太大了,无法坐视不管,必须解决。<br/> 但是请政府也无能为力。争议日渐激烈,指责也日益严厉。1747年,河州的一个叫做马英还(音)的人正式指控马来迟为“邪教”。这在汉语语境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带带有反叛帝国社会秩序的意味。清政府对这种邪教指控不能视而不见。然而,“邪教”这一罪名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是非常危险的。马来迟于1753年逝世,葬于河州西墙外不远处。墓地上修拱北,称为“花寺拱北”。
塞外牧人
会员2. 阿勒特沙(六城)(Altishahr)的早期纳格什班底耶史<br/> 在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纳格什班底耶进入了阿勒特沙(六城)(即塔里木盆地)。该地区现在属于中国,但在当时并不属于中华帝国。最早的纳格什班底耶很有可能是来自于马瓦拉纳合(Mawarannahr)(即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纳格什班底耶神秘主义道路的大师们在这里找到了接受他们的说教的肥沃土壤。神秘主义(阿拉伯语为“塔扫悟夫”,就是苏非主义)当时在这一带很流行,阿勒特沙(六城)的城市居民,农业人口和游牧民都对此司空见惯。<br/> 阿勒特沙(六城)流行的神秘主义与马瓦拉纳合流行的神秘主义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神秘主义主导着当时的宗教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神秘主义名义上的创始人巴哈稳•迪尼•纳格什班底(公元1389年)作为一个苏非大师,做出了他的贡献。很多当时中亚的神秘主义的大师们——土耳其的筛海们——都是亚撒维(Yasawi)神秘主义路线的发起人。亚撒维耶派和纳格什班底耶派有这样一层关系:亚撒维道路的创始人,艾哈麦德•亚撒维(公元1166年),曾经是阿布•玉素夫•艾尔•哈马达尼(公元1140年)的门徒。哈马达尼是华哲嘎尼(大师们)神秘路线的创始人。巴哈稳•迪尼•纳格什班底于十四世纪复兴了华哲嘎尼的路线。正是他所复兴的华哲嘎尼路线在他之后被称为纳格什班底耶。<br/> 在阿勒特沙(六城)和马瓦拉纳合,亚撒维耶是十四世纪占有主导地位的神秘主义路线。但是在十五世纪,纳格什班底耶在阿勒特沙(六城)迅速传播,取代了亚撒维耶,使纳格什班底耶成为该地区所流行的神秘主义路线。下面的史实即是这种路线方向改变的例证。库散市(即现在的库车市)有一个神圣家族,该家族享有名望是因为其祖先贾马尔•阿丁•卡他基和他的儿子阿善德•阿丁曾经说服东蒙古的第一位独立统治者秃黑鲁克•铁木尔•汗接受伊斯兰教。时间是1347年之后不久。(这里的蒙古王国,指的是由成吉思汗的第二个儿子的后裔统治的王朝,不要和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混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是帖木儿人。) 大约在十五世纪早期,卡他基家族成为纳格什班底耶的一系圣徒。他们大约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华哲”的尊称。这个尊称是由巴哈稳•迪尼•纳格什班底在谱系表中的前辈们加上去的。这谱系表起始于阿布•玉素夫•艾尔•哈马达尼的门徒阿布德•艾尔•哈力格•黑知德瓦尼(公元1220年)。纳格什班底去世以后,其信徒仍然广泛使用该尊称。<br/> 蒙古统治者歪思•可汗(d.ca.1429) 在纳格什班底耶大师卡他基的影响下,大力在蒙古贵族中间宣传追随神秘道路,加强神秘注意的力量。于是纳格什班底耶不仅在定居人口中得到了传播,在阿勒特沙(六城)绿洲的农业中心以外和蒙古草原扩张区的游牧人中间也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十五世纪中叶,不但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市中,而且在游牧人当中,纳格什班底耶均享有宗教领导的地位。阿勒特沙(六城)的纳格什班底耶信徒加强了和的纳格什班底耶信徒之间的联系。阿勒特沙(六城)人出国去布哈拉(Bukhara)及其他的纳格什班底耶中心。其中有一个阿勒特沙(六城)人成为马瓦拉纳合的纳格什班底耶的核心传人中的重要大师。此人就是散德•艾丁•喀什噶里(d.1456),是著名的华哲•阿哈拉(意为“自由的大师”d.1490)的前辈,也是纳格什班底耶神秘主义诗人阿布德•阿•拉赫曼•贾米(d.1492年)的宗教导师(d.1492)。<br/> 十五世纪时舍勒尔提主义(sharism, 一种特别重视严格遵循“沙里亚”——古兰经法律,伊斯兰教法——的思想)纳格什班底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帖木儿统治者乌拉格•拜格( Ulugh Beg 1409 —1449年间在位)时期,纳格什班底耶道路成为反对帖莫儿政府非伊斯兰行为的一个堡垒。要想捍卫沙里亚教法,就要有积极的政治举措。于是纳格什班底耶放弃了宗教淡泊主义,加强努力,寻求政治支持,尤其是在游牧人中间,因为他们的武装力量在中亚的政治环境中是最强大的。在十五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当时的纳格什班底耶大师华哲•阿哈拉影响力举足轻重。他在帖木儿人和蒙古人之间进行调解,通过他的门徒凝聚了当时四分五裂的游牧部落。他的这些门徒们对当时的可汗们和部落首领们进行宗教上的指导。伊朗撒伐维王朝的宗教什叶派的胜利以及撒伐维王朝对中亚的入侵对纳格什班底耶提出了挑战,纳格什班底耶也对此做出了回应。神秘主义道路的发展带有明显的逊尼派特征——按照沙里亚教法执行正统操行,积极参与政治,积极宣教,这些都是纳格什班底耶的方向性特征,而且神秘道路的后续历史都证明这些做法是确定无疑的。<br/> 马瓦拉纳合的纳格什班底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重要的操行和阿勒特沙(六城)的纳格什班底耶进行了交流,而后者可能随着神秘道路的向东传播,将具有这些特征的操行带到了中国汉人区和西藏地区东北部。积极参政,积极宣教,逊尼派思想,这些都是中国的纳格什班底耶特征,也是印度、印度尼西亚、高加索和中东地区的纳格什班底耶特征。由于教法派别林立,说法不一,要想强调统一的教乘(“舍勒尔提”)规范,并不容易。但是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的纳格什班底耶的确强调圣贤大师们所表现出来的奇迹“克拉买提”——这在当时穆斯林世界的苏非当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对“克拉买提”的强调是阿勒特沙(六城)的纳格什班底耶与印度的纳格什班底耶的不同之处。印度的纳格什班底耶影响力更大,但是并不如此地强调“克拉买提”,是他们树立了纳格什班底耶在欧洲和美国的有关学术著作中的形象。阿勒特沙(六城)的纳格什班底耶还有两个总体的神秘主义特征:敬重圣贤(经常被非穆斯林学人误导性地称为“圣徒崇拜”),造访并在圣贤的墓前沉思参悟,寻求灵感和启迪(经常被误导性地称为“坟墓崇拜”)。<br/> 华哲•阿哈拉有一个来在阿勒特沙(六城)的学生,华哲•塔基•阿丁(d.ca.1533)属于库查的卡他基家族一系的圣贤传人。他于十六世纪早期返回阿勒特沙(六城)并将神秘主义道路进一步推向东方。出了阿勒特沙(六城),进入维吾尔斯坦(Uighuristan)[大约从吐鲁番地区到中国甘肃省境内的长城西段]。一些纳格什班底耶信徒可能已经居住在维吾尔斯坦的一些城市和当地的一些游牧民当中了,但是塔基•阿丁加强了神秘主义道路在那里的地位。后来他死于蒙古可汗进犯明朝西北边境的一次战斗。在阿勒特沙(六城),华哲•阿哈拉有两个孙子努勒( d.post.1530)和穆罕默德•玉素夫(d.1530)。 两人为争夺教权而进行过斗争,但是穆罕默德•玉素夫死了,之后努勒去了印度。所以一直到十六世纪的末期,阿勒特沙(六城)的纳格什班底耶才由单线的大师治领。<br/> 华哲•阿哈拉之后,中西亚的纳格什班底耶谱系分为两条主线。历史上较为重要的一条开始于生卒年不详的穆罕默德•扎黑德,其后是达维什•穆罕默德和浩扎给•阿木古纳基,然后是巴给•比俩(d.1603)。巴给•比俩把谱系传承带到了印度。在印度的传承起始于艾哈买德•瑟黑恩地(d.1624)。他是第二个伊斯兰世纪的复兴者和莫卧儿政府宗教“和平”政策的反对者。<br/> 纳格什班底耶的第二条主线是从华哲•阿哈拉通过穆罕默德•甘地(d.1516)传给很有影响的艾哈买德•卡萨尼(1461—1542)。他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曼哈度米•阿赞木(“超级导师”),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二十一世孙。虽然他本人从未去过阿勒特沙(六城),但是他在世时,他的影响力渗透了阿勒特沙(六城),有虔诚的信徒给他捐赠的多处房产。他视蒙古人为异教徒。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年轻时曾在弗甘那遇到一个蒙古人的匪帮,将他一顿毒打,打断了他的骨头,然后遗弃到荒郊野外,让他等死。但是他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在他晚年的时候,蒙古的统治者撒西德•可汗(d.1533)派人送厚礼到他的家乡——位于弗甘那山谷的卡散。<br/> 在曼哈度米•阿赞木的后代中,他的第七个(也有人说是第四个)儿子伊斯哈格•瓦力(d.1599)后来成为马瓦拉纳合最有影响力的人,当时只有布哈拉(Bukhara)的祝巴里筛海们(Juybari shaykhs)才比得上他。这些筛海们也持有来自曼哈度米•阿赞木的伊思纳德(权利认可书),但是经由另一途径——通过曼哈度米•阿赞木的隐居的大儿子、伊斯哈格的同父异母哥哥穆罕默德•阿敏(d.1597/8)。伊斯哈格获得了几位主要的乌兹别克苏丹授予的宗教权,但是让乌兹别克的统治者阿布德•阿拉•可汗二世(d.1598)怀恨在心,他害怕华哲的政治和宗教力量。<br/> 为了增强信徒们对他的追随,伊斯哈格向阿勒特沙(六城)派遣了几位他的门徒,后来又亲自前往那里。他和他的追随者(后来被称为伊斯哈给耶)在那里显示了很多的克拉买提,让阿勒特沙(六城)人震惊不已,从而确立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纳格什班底耶大师们中的首领地位。伊斯哈给耶在阿勒特沙(六城)早前的苏非信徒中有所拓展。这些人主要尊崇十三世纪前后的圣贤艾尔波•阿塔,他的墓位于吐鲁番地区。艾尔波•阿塔可能是亚撒维耶,否则的话,后来的亚撒维耶就不会主导对他的坟墓的尊崇。亚撒维耶在蒙古人卡察合台(Chaghdayid)家族中有很强的影响力,该家族是艾尔波•阿塔的忠实崇拜者。所以,伊斯哈给耶对该地区的渗透必是带有政治色彩。<br/> 十六世纪的晚期是一个蒙古史上的多变之秋。在伊斯兰文明的影响下,察合台家族和其他的一些蒙古贵族都被彻底地吸引到定居社会,失去了很多游牧民族的习性。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早期,这一百多年中,先前游牧文化传统中的部落忠诚已逐渐地逃逸到群山和草原之中,不再属于蒙古人的领地。不再受蒙古察合台家族统治的蒙古人已不再是蒙古人了。他们中有一些溶入哈萨克人当中,与穆斯林混居的人不断增多,但同时保持了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其他一些人,可能只有一少部分,溶入到信奉萨满教(即后来的佛教)的卫拉特蒙古人(Oirat Mongols)当中, 一起放弃了伊斯兰教。这些逐渐消失的蒙古人中有一大部分在帕米儿和天山之间来回放牧,成为后来的柯尔克孜人。他们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却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一些说突厥语的小团体。<br/> 大部分的柯尔克孜人可能一开始都是信奉萨满教的,但是伊斯哈格和他的门徒们在他们中间宣传伊斯兰教,同时也现了很多的克拉买提(奇迹),吸引了一些柯尔克孜人放弃了他们的偶像,改而信奉了伊斯兰教。萨满教有多少残留,残留了多长时间,现在无法得知,但是在伊斯哈格完成他的使命时,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当地的主导性宗教。在他的努力之下,纳格什班底耶控制了阿勒特沙(六城)周围的说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他们在说蒙语的非穆斯林卫拉特部落中进行了同样的宣传,也可能取得了一些成功。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些拥护伊斯兰教的卫拉特人[叫作“卡拉延库格”(Qarayanchuqs或Qarayunchugs)]应当会放弃他们和卫拉特部落的密切关系,并最终成为柯尔克孜人。<br/> 在后来的历史中,伊斯哈格最重要的成就是,在阿勒特沙(六城)绿洲的定居人口当中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他直接参与蒙古人的政治,结束了阿布德•艾尔•卡里木•可汗(d.1591)的统治,把他的门徒穆罕默德•可汗(d.1609)推上了王位。1594年乌兹别克派军队人攻打穆罕默德•可汗,伊司哈格似乎帮助过他的这个蒙古学生。伊斯哈格对穆罕默德•可汗的影响力非常强大,无论是在贸易行会,还是在政府法庭,伊斯哈给耶都有根深蒂固的关系网,在阿勒特沙(六城)的各绿洲之间发挥着重要的凝聚作用。伊斯哈给耶有一项杰作,使纳格什班底耶从此成为阿勒特沙(六城)的主要神秘主义道路——伊斯哈格临终前任命穆罕默德•可汗为伊斯哈给耶的大师,使其不但成为伊斯哈格的继承者,而且是“古图布”(qutb,“神秘轴心”或“宇宙之极”),“高思”(ghawth, 时代的拯救者)。统治者不但是纳格什班底耶的信徒,而且是该派的宗教领袖,这使得纳格什班底耶在阿勒特沙(六城)拥有其他任何神秘主义道路都无法取代的特殊地位。这种察合台贵族身份和纳格什班底耶大师资格的结合,可能对数十年后马克度木•华哲大胆夺取蒙古王位也产生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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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底耶<br/>1. 引言<br/> 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熔合力。外来的宗教,无论何时进入中国,总是要被改造。这大致是一个普遍的观点。佛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无不披上中国式的外衣。学术著作中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将“中国式的伊斯兰教”说成是对中东地区的“真正的”伊斯兰教的一种中国化的扭曲。明朝和清朝(1368—1912)的中国式的伊斯兰教被描述成和它在中东“更为纯正”的伊斯兰教失去了联系。但是现在有唾手可得的证据并不支持这种“中国式的伊斯兰教”的存在。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和其他穆斯林相隔绝的历史。<br/> 伊斯兰文明在中国的确披上了中国式的外衣大多数的中国穆斯林群体也的确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的适应。印度的穆斯林吸收了印度文化,东南亚的穆斯林吸收了东南亚文化,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的穆斯林吸收了次撒哈拉非洲文化。如果穆斯林吸收了中国的文化,那么这个中央王国(即中国——译者注)的伊斯兰历程就不会有别于其他地方,人们也不会觉得中国的穆斯林在信仰方面不够正统,或者说在日常生活方面,他们不象穆斯林世界的兄弟们那样操行标准而又规范。在我们所了解的穆斯林居住地区,从阿拉伯到中国,均有文化吸收的现象。就象其它地方一样,穆斯林群体对周围的非穆斯林文化的诱惑进行了高度的抵制。<br/> 尽管有着禁止出国的专横管制,统治阶层的儒家思想有恐外症,等等这些障碍,中国的穆斯林们却从来都没有和伊斯兰的中央地区失去联系。中国的伊斯兰运动大部分都和中央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有关系。实际上我们无法在脱离整体穆斯林历史的情况下理解中国的伊斯兰教史。没有什么能够比纳格什班底耶在中国的作用更加清楚说明这一点。纳格什班底耶是一个苏非派别,由于强调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而显得卓尔不群。的确,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中国,纳格什班底耶的历史就是伊斯兰教史。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历史上找不到纳格什班底耶的角色,这就暴露了对穆斯林世界的这一东北角的伊斯兰研究的欠缺和不足。<br/>纳格什班底耶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源头进入中国的西北。第一个是虎夫耶,一个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原封不动的运动,从中亚进入中国;另外一个是经过改革的哲合忍耶,在十八世纪从也门进入中国。以下两节讲述它们的渊源问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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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前 言<br/><br/> 约瑟夫•弗来舍认为他在这部历史中所记载的,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底耶历史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他一直致力于这篇论文,直到他病重地无法工作。他临终前所留下的是一页笔记,讲述他对这一专题的兴趣和他对之进行探索的过程。下文主要是对他的这页笔记的一个概括。<br/> 弗来舍教授认为他之所以痴迷于纳格什班底耶的研究是因为他的一些老师和同事的影响与支持。这些人有他在格罗顿(Groton)的小学教师 梅尔•曼森 ( Mel Manson), 斯坦•萧(Stan Shaw), 理查德•N •弗来易(Rechard N Fry), 马丁•狄金森(Martin Dickson), 加纳•嘉林(Gunnar Jarring), 奥梅尔真•普里斯坦克(Omeljan Pristak)。弗兰西斯•克里弗斯(Fransis Cleaves) 鼓励他研究神秘主义,约翰•K•弗爱班克(John K Fairbank) 和他讨论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中亚和卓(Khjas)问题。中国的苏非主义是由本杰明•施奥茨(Benjamin Schwartz) 向他推荐的。 弗来舍教授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了解到中国西北的新教与老教的分歧是关于“即克尔”(对真主的记念) 的争执,但是虎夫耶和哲合忍耶这两个同出一门的苏非派别何以在这一问题上持截然相反观点,仍然是个谜。他们同属于“亚撒维耶”( Yasawiyya),纳格什班底耶,还是其他的神秘主义派系?<br/>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弗来舍教授到小克劳德•皮肯斯先生(the Rev. Claude Pickens, Jr.)家中拜访。小克劳德•皮肯斯先生是一个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他在那里见到了马丁•泰勒(Martin Taylor) 写给皮肯斯先生的一封信。马丁•泰勒也是一位传教士,他在这封信中重新编写了甘肃省哲合忍耶的谱系,说明了中国西北、也门、哲合忍耶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承人马明心以及他的精神导师们之间的关系。弗来舍教授认为中国的伊斯兰教和外部的伊斯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封信不但证实了他的观点,而且对这一观点在地域关系上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也为解决18世纪到20世纪之间中国西北各苏非派别之间的对立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其方法就是追溯各派别在其他穆斯林地区的根源。弗来舍教授在查阅了皮肯斯的资料后认为“与也门有关”这一说法更为可信,值得研究。<br/> 按照约翰•沃尔(John Voll)在著作中的建议,弗来舍教授去埃及寻找泰勒在谱系表中记载的两个人物阿巴德•艾尔•哈立格(Abd al-Khaliq)和阿载恩(az-Zayn)。在格兹若俱乐部(the Gazira Club)和破破烂烂的咖啡屋里他和穆罕默德•舍尔巴乃苦读18世纪的“太弗西勒”(苏非贤人的传记),查阅《易卜拉欣•艾尔•古拉尼》,此人很有可能是一个纳格什班底耶,而且和他的两个研究对象有关系。追随艾尔•古拉尼的脚步,他去了也门。在也门扎比德古老的纳格什班底耶中心,有一位艾尔•哈德拉密(al-Hadrami)告诉他:“也门的纳格什班底耶既使用来自艾尔•古拉尼的高念即克尔,也使用来自艾斯•辛迪(as-Sindi)的低念即克尔”。艾斯•辛迪是沃尔的研究对象。艾尔•哈德拉密还摘选了艾哈戴尔(Ahdal)的(An-nafas al-Yamani)给弗来舍教授,这一材料表明了阿巴德•艾尔•哈立格在也门的重要性,与中国西北的马明心的哲合忍耶建立了重要的联系。<br/> 返回埃及和达尔•艾尔•库图卜(Dar al-Kutub)以后,弗来舍教授加强了他的关于中国的纳格什班底耶发源于也门这一观点的证据。返回剑桥大学后,他和黄臣复(Hung chin-fu)重温了关于哲合忍耶1781-84年间起义的中文材料, 然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得以造访中国西北的一些清真寺,从而确认了虎夫耶、哲合忍耶和他们与也门之间的关系,这些史实都是通过口头相传而保存下来的。在他的笔记中的好几处,弗来舍教授都表明他并不满足于他在文中的粗略记述,他很想更加详细地研究中国西北的这两个苏非子派别的武力对抗问题。他们在关于高念和低念即克尔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使得这种暴力行为具有讽刺意味。<br/>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他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思考结果,正是他在进行这一阶段的研究时,弗来舍教授被查明患有致命的癌症,他加快写作速度的必要性带上了悲剧色彩。他和沃思马•考跋弛(Wasmaa Chorbachi)找到了更多的阿拉伯语材料,并对这篇论文进行了最后一次修订。现在您所看到的这个版本完全建立在他的最后一版的基础之上,所以能够代表约瑟夫•弗来舍最后的学术成就。我对文稿和它的注释尽量不做修改,甚至一些未被包括进去的、弗来舍教授去世后出版的材料,我也没有补充,以力图呈现他的学术原貌。他在原稿中多处插入数页的手写稿。此版本中熔入了那些和文章与注释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部分,删去了那些与主题无关的部分。<br/> Jonathan N. Lipman, Mt. Holyoke College<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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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font size="4">十九世纪的“西北回乱”从本质上是回族民众针对清廷残酷剥夺的反应。但是,伊斯雷利追问,在伊斯兰教各派中,为什么恰恰是哲合忍耶派成为起义的中坚?他从教理分析着手,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br/><font face="宋体"> 《心灵史》对中国哲合忍耶的描写却有它自己独特的角度。</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是的,在他感到对于讲述他的哲合忍耶故事是十分必要的时候,张承志可能以非常娴熟的技巧剪裁史料、得心应手地援引中国和外国的有关研究的成果(10)。他也完全有条件获得西方和日本学者所写的那些著作和论文。但是《心灵史》没有提到上述那些研究中国哲合忍耶的重要著述,甚至也没有提到他最容易接触到的那些较新的日文著作,例如田中义信的《回回民族的诸问题》(东京,1971)。</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是的,张承志提到,在中国哲合忍耶的传教“道谱”上,在马明心之前有“七位也门圣徒的名字”(页33)。但他根本无心用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态度去对他们加以一一考察。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无法<font color="#0000ff">用上述“道谱”与弗莱彻关于马明心可能把他的祷念方式追溯到十二世纪的牙撒维(Ahmad Yasawi)的推断进行比较和验证(11)</font>。中国哲合忍耶的存在既然是铁的事实,至于它在也门的教理渊源究竟如何,似乎也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是的,《心灵史》也不时地在这里、那里讲到哲合忍耶的某些特殊仪轨和概念。但它并不在意于向读者系统地介绍哲合忍耶的特别教义及其修炼方式。作者宁可用印象化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哲合忍耶”的问题:“所谓哲合忍耶,就是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刚强回民,手拉手站成一圈,死死地护住围在中心的一座坟。”(页61)</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心灵史》有它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性格特别的观照中国哲合忍耶的聚焦点。它形式上是七代掌门圣徒的传记,但它真正的主角更是划分在七代导师的“光阴”里的几十万民众。透过这一群壮烈的,或者是隐忍、冷面却更令人悸然心动的圣徒们的事迹,它告诉人们,苏菲派神秘主义的教派是怎样彻底改变了生活在中国西北绝望境地中的绝望的底层民众。不能说作者不是带着全身心的投入在向哲合忍耶教派顶礼膜拜。但透过这个教派,激起作者更加强烈的象浪迹天涯的游子渴望投入母亲怀抱的那种归依感和吸引力的,却是这个教团底层的广大穷苦民众。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可是哲合忍耶使这些“饥饿穷困浑身褴褛的西海固农民有了一种高贵气质”(页52)。穷人的心变得尊严了。“他们浑身褴褛,但富贵不能诱惑他们,他们在饥饿寒冷的考验中守着人道。”(页26)面对苦难的命运而死守不逾的忠贞,“他们对一个自称是进步了的世界说:你有一种就象对自己血统一样的感情吗?(页85)”</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中国哲合忍耶忠于自己信仰和保卫内心追求不受践踏的激情,是在一条铺满尸体的漫长血路上获得升华的。新教曾经和旧教有过流血的教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有过仇杀。回忆悲痛的往事,作者因为无法要求前人而“只觉得紧张”(页44),同时又沉重地指出,即使宗教原则也不能原谅这种“嗜血的仇杀”。“在每一步偏离了神圣约定的脚印上,都记载着自己被淘汰的理由”。(页166)教争引起清廷的镇压,哲合忍耶被判为邪教;对伊斯兰教的全面限制又进一步演变为对整个回族的民族压迫。回民起来造反了。而从清廷抽刀出鞘的那一刻起,“人民的暴力主义”就拥有了完全的合法性。在“回乱”中担当起武装反抗清廷的中坚角色遂成为哲合忍耶义无返顾的“前定”的命运。</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但是战败却成为哲合忍耶的“前定”。忠贞和毅力要经受长时期的考验。全屠,全毁,永禁,挫骨扬灰,以次就戮,按名正法,追杀,洗灭。这些触目惊心的词汇,每一笔都记录了“公家”的暴虐。“信仰的鲜血,在乾隆盛世的底层汹涌地流”。(页69)就这样,中国哲合忍耶在近代的全部心灵历程,成为对复仇、失败、流血、殉教、屈辱的一再体验。他们不仅尝遍了艰辛,而且流尽了鲜血。他们好象是为了等待殉难而活着。“束海达依”成为一个神圣的词汇,它的意思就是殉难。作者难忍要尽情讴歌这样的一部心灵史的冲动。因为他“心甘情愿地承认了他们”(页14)。《心灵史》的主题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哲合忍耶的“底层人民”。</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这种从社会底层去追求“高贵气质”,去探寻精神价值源泉的思想路径,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张承志的作品当中。</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在最早发表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12),他描绘了一个普通蒙古族老妇人怎样在暴风雪的寒夜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皮袍披到插队知青的身上,为此付出身体瘫痪的沉重代价,却让这个知青懂得了“母亲的伟大意义”。作者借小说主人公的嘴说,为了了解“蒙古人民祖祖辈辈的苦难”,他从此下定“学习蒙古人民的历史”的决心。</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就他发表的作品而论,从《背影》到《回民的黄土地》发表的两三年间(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是张承志思想历程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变阶段(13)。他开始真切地感受到埋藏在心底的自己母族“巨大的背影”。他惊异回民在西海固那般恶劣的环境中居然能生生不息地顽强生活下去。于是他懂得了为什么这里的苦难底层民众会与神秘主义苏菲派的圣徒如此彻底地结合在一起。他被在苦难中藉哲合忍耶而获得了崇高的精神提升的回民感动得无法自已。尤其重要的是,他所深刻地崇拜的正是与他同属一个民族的同胞。张承志在感情上现在真正回归到了他自己的民族。民族认同感和对普通民众的崇拜交融为一体,不仅使他现在更深一层地了解了“母亲的伟大意义”,而且最终使他找到了超越和替代他的“蒙古额吉(蒙语母亲)”的人(页279)。</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如果可以沿着这样一条内在理路去阅读《心灵史》,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体察泛滥于书中的宗教感情、民族感情的同时,还体察出作者的更带普遍意义的平民感情。所以丝毫也用不着惊奇,作者会在他的这部书里不止一次地诉求人道、人性和人心。并且这种人道、人性和人心的资源,在作者看来,只会存在于底层民众之中:只有劳苦底层,才是中国“这片茫茫无情苦海里的真正激情”(页85);“在中国,只有在现世里绝望的人,只有饥寒交迫的人,才能追求和信仰”。(页154)作者认为,重要的是先有忠于民众的心,然后以信仰使这颗心公正(页146)。当崇拜底层、要变成他们中间的一员的强烈意识与从中提炼出来的宗教归依感在《心灵史》里水乳交融以后,前者看上去倒好象是后者的提升。不过孰先孰后在这里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宗教的感情并没有限制《心灵史》对于“人道、人性、人心”的更普遍的关怀。</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因此,《心灵史》所体现的固执的理想主义追求,超越了教内宗派,超越了宗教界阈和民族界阈。它以人的尊严和心灵自由为指归,以底层民众为源泉。它高扬精神价值,漠视功利价值:“无论开拓疆土的成功,无论百废俱兴的治世,都将在人道、人心、人性的原则面前重新接受审视。”(页129)在张承志看来,道德判断应当超越进化论的历史观。</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在全书二十四万多的文字中,用以记述第四门导师马以德的篇幅,只有聊聊一万二千字弱。这时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是哲合忍耶处于两次暴动之间的相对和平状态下,舔干伤口的血淤,修养生息的时期。史缺有间,固然是篇幅简短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似乎还不足以解释全部事实。</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由于哲合忍耶的生存环境同过去时代的严酷程度相比已获得一定的改善,教团的思想体系内部也出现了某些变化。弗莱彻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哲合忍耶内部具有改革取向的伊斯兰文化复兴主义的退潮,表现在例如导师世袭、圣墓崇拜倾向的加强等方面。伊斯雷利则从中看到了什叶派教义的渗透。此外,哲合忍耶门宦制度的强化,也许还反映出中国传统的宗法制的消极影响在教内的扩大。</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b>《</b>心灵史》作者很敏锐地看到了哲合忍耶思想体系在这时出现的“微妙的改动”(页146)。他对这种变化持委婉的批评态度。他似乎不情愿为这段低调的历史多费笔墨。</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马以德时代教团内的变化表明,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哲合忍耶如何才能对它在无法和平生存的残酷条件下孕育成型的牺牲和殉教传统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而保持自己的纯洁与心灵自由,这个严峻的问题早就由历史提出来了。由《心灵史》所揭示的中国哲合忍耶在这个“新世纪”里的历史教训则是:对一切宗教、理想和纯洁而言,“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是最强大和最凶恶的敌人(页147)。</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这个概念有些模糊的表述,虽然可能在阅读张承志方面给我们带来某些混乱,但也使我们可以隐约感触到张承志意识深层的真正心结。现在或许是清楚了,与作为精神价值资源的底层民众相对峙的另一端,也就是张承志在走向他的底层民众时所死死认定、绝不妥协的对立面,乃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主流文化。这样一种在分类上好象不怎么协调的对峙,倒反而使我们感到某种宽慰。因为它表明,当张承志在诉求于他的底层民众时,他所真正强调的其实并不是底层与上层之间势不两立的冲突。所以他歌颂“底层贱民也要争心灵自由的精神”(页19),他疾呼“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页22),都不应当被理解为他把底层民众视为精神价值的排他性资源,或者这一主张必然地要与从底层大众以外的社会阶层中寻求精神价值的资源相冲突。所以也没有理由据此指责张承志已经站到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反文化立场上。他全心全意反对的,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因为正是它,认作者心目中已被净化了的底层大众、认人心、人道和人性为死敌。</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作者对“孔孟之道”严重失望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主流文化自康、雍、乾以往叠遭毁灭性破坏,确实日胜一日地失去了它曾拥有过的风采。尽管如此,把“中国化”、“世俗化”等同于异化的极端论断仍然不可避免要使《心灵史》蒙上一层无可奈何的文化宿命论色彩。</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五四以来,曾经有过很多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持彻底否定的极端主张。对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考察却使我们意外地发现,在他们这种极端的主观态度背后,似乎仍然存在明显的儒家思维模式的强烈影响。根据这样的思维模式,他们力图确立这样或那样的一种能够解决所有认识论、本体论和宇宙论问题的包摄一切的哲学体系,追寻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发展的目的论原则,据此认定某种知识或理论,赋予它以能够取代其它一切知识理论的终极真理的功能;根据这样的追求,社会变迁不再是由分散在社会各层面的渐进的、互相独立的各种思想、艺术、社会、组织、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努力所产生的综合后果,而应当是由发现了上述唯一正确的历史哲学的知识分子指导下加以实现的历史过程。(14)张承志虽然在主观上抱定与儒家传统势不两立的宗旨,但在他执着地追求“代表时代的观点”、并略带着一点伤感地慨叹这种“独自出世孤独探索”的所谓“知”时(页146),反映在他意识深层的,与其说是那种依据神示而行动的圣徒、导师的观念,还不如说恰恰就是承当着先知先觉的道统继承者角色去启迪民智的儒家观念。初看起来这好象有一点滑稽。可是将《心灵史》与作者的大量其它文字对照阅读就很容易发现,作者或许是不自觉地在内心自我认同的角色,确实不是以奇迹来证明神示、嬴得民众的圣徒式导师,而是时常遭遇流星般的命运、在难以为人理解的孤独中间忍辱负重的道德英雄式的先知(15)。难道体现在此种角色认定中的,不正是传统儒家的思维模式吗?</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就象张承志曾经借用朱自清创造的“背影”意象一样,如果我们从张承志那里再次借用同一个象征符号,那么我们可以说,从《心灵史》中,人们可以看到作者那追随着几十万哲合忍耶底层民众的“背影”。那是一个对他曾认同过的主流文化陷入深刻绝望而逐渐对它别转身去的“背影”(16)。但是那“背影”所具有的某种特别姿势,却依然遗留着主流文化的明显影响。人无法仅凭藉主观上的断然愿望就随意地为自己舍弃或者选择这种或那种文化。</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心灵史》也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编纂学的独立思考。自清代以往,“国学”的内容和形式迭有变迁。它最初指清学而言。按王国维的说法,它在有清一代的特点有三次变化,是即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17)。清亡后,国学传统仍然保持着“新”的特点:在文、史、哲的人文学科各领域里相互贯通,与西方的“汉学”保持密切的沟通。以实证为特点的国学传统,自五十年代起被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辅助性手段,后来更进一步被淹没在影射史学的泥潭中。七十年代后期,当中国史学界终于走出影射史学的阴影时,实证史学重新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但是,就在它被中国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看作“如日中天”之日,张承志已经以极其锐利的觉察力感悟到,它实际上早已处于一种“强弩之末”的境地。他认为,在中国,以“学术泰斗”翁独健、白寿彝等人作为殿军。以实证史学全面繁荣著称的“十九世纪连同它的儿子二十世纪都已经结束了”(18)。对历史的“科学研究”的厌恶竟使作者“一翻开资料就觉得有一种嚼英雄粪便的感觉”(19)。</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于是,作者心中学来不久的“史学诸原则”在底层民众的活的历史面前“哗哗响着崩垮塌落”(20)。实证即使不堕落为虚假,也往往难以摆脱肤浅:你指着一处“……拱北追问——他真的就埋在这里吗——是肤浅的”(页178)。历史从来是秘史,只有感应、直觉、神示,只有一种“难以捕捉的朦胧的逻辑”,只有“对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才能帮助我们窥见真相(页83、212、138)。这种超验的判断与实证方法风马牛不相及:难道一种肌肤触碰般的感受“能成为注明页码的史料吗”(页136)?</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根据作者的这些偏激言辞认为他会完全拒绝实证史学的方法,那是不够准确的。《心灵史》在记述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军血洗石峰堡事件时,恰恰是使用了实证式的考据方法,揭示出那一天正是回族开斋节期间履行拜功的日子。尽管这个考据还远远没有显示国学传统中令人叹为观止的精致技巧,但这丝毫没有减损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巧合的时间揭露着真实”(页100):清军是趁着哲合忍耶教众在礼拜时攻上山堡,在未遇到丝毫抵抗的情形下对他们实行血腥屠戮的!清廷的官方文献把一场屠杀伪造成决战:“在这刀刃般的一线分寸上,乾隆皇帝和他的御用文人们感到了恐怖”(页102)。实证式考据在这里显示出它象刀刃般锋利的效用。</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因此,作者对实证史学所表达的强烈不满,并不意味着他要拒绝实证史学,而是意味着作者要超越实证史学局限性的强烈意图。不过,作者把解决问题的途径归纳为心灵感应方式,那倒真的是过于简单化了。曾经与中国的国学长期密切交流的西方汉学,从六十年代起经历了一个从汉学到“中国研究”的演变过程。用施坚雅(W Skinner)在当时的话来表示,“就其自身而言构成为一个专门领域的汉学,正在被一种以多学科方法去处理特定研究对象的所谓中国研究所替代”(21)。这里的“多学科方法”,是指向着历史学全面渗透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概念、方法和解释框架。自那时以来,虽然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沟通也产生了在中国史研究中对社会科学方法“生搬硬套式使用”的弊病(22),虽然对社会科学内部学术分工的质疑甚至导致“重建社会科学”的主张(23),但总的说来,在经历一段相当长时期的隔绝之后,西方中国研究对于中国的历史学界所具有的借鉴作用仍然是不能轻易否定的。</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可惜《心灵史》作者在毫不吝惜地对“二十世纪末各门新潮的方法论”大加嘲笑、认为它们比确实被它们所冲决的“老一套正襟危坐的实证主义”还要浅薄得多的时候,他对西方中国研究的上述并不太新的取向几乎未置一词。到底是这一取向基本未进入作者的视野,还是他认为它们同样是“已经在学院和印刷垃圾中异化了”的“伪学”(24)?无论如何,当作者把依据“心灵的模糊体验而不是史学的旁征博引”(25)来理解活生生的人群的主张提升为解救或取代面临**的人文科学的唯一出路时,他确实是过于自信并且是过于自大了!在张承志的每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敏锐思想背后,我们总是遗憾地看到某种断然拒绝的偏执阴影。在他身上表现出这种断然拒绝的矫情姿态,要远远早于他对伊斯兰教的崇拜。难道它不正是来源与被他在主观上断然拒绝的儒家的道统观及其先知先觉的精英意识吗?</font></font><br/><font face="宋体"><font size="4"> 我们不大清楚,张承志的哪一部作品所拥有的读者最多。然而,《心灵史》无疑已经以它巨大的社会反响,确立了自己作为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文献之一的地位。透过它作为一部宗教史或者教派史著作的外在形式,它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凝重而苦涩的反省。因此,很值得在《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所收录的那些文艺批评以外,对《心灵史》进行更深入的多层面的讨论。</font></font><br/>
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太阳花 于 2015-10-9 22:37 编辑
<p>请太阳兄弟大刀阔斧的改改!谢谢!</p><p></p><p><font color="#006699">北美伊斯蓝协会的前任主席,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指出:“首先,我简要解释古兰经和圣训关于尔撒圣人下凡的教义 “And when the son of Mary is quoted as an example, behold! the folk laugh out. And say: Are our gods better, or is he? They raise not the objection save for argument. Nay! but they are a contentious folk. He is nothing but a slave on whom We bestowed favor, and We made him a pattern for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z-Zukhruf: 57-60) Abu Hurayrah(+)传述,the Prophet(*)说:“以掌握我的生命的主发誓,玛利亚的儿子(Jesus)不久将作为一个公正的统治者下临你们(穆斯林)中间,他将砸碎十字架、杀死猪和废除Jizya (对受到穆斯林政府保护的非穆斯林的税收)。那时,资金富足,没有人接受施舍。” 然后,Abu Hurayrah(+)说: ‘若你愿意, 就阅读:“There is not one of the People of the Scripture but will believe in him before his death, and on the Day of Resurrection he will be a witness against them.” (An-Nisaa’: 159) Imam Muslim传述,the Prophet(*)说:“当玛利亚的儿子下临你们,你们的伊麻木就来自于你们时,你们会多么高兴啊!” 另一则圣训:“我的文买中的一些人将不断地为真理而战,将是胜利者,直到复生日。那时玛利亚之子耶稣将下凡,他们(穆斯林)的领袖将说,’来为我们领拜’,而他将说,’不,你们有你们的领袖. 这是安拉对这个文买的荣誉。" Imam Muslim还传述说,耶稣将与丹扎里Dajjal (Antichrist)战斗 ,并在耶路撒冷附近的Ludd门口杀死他。 古兰经和可靠圣训明确指出了耶稣的下凡。 我们穆斯林不应该怀疑这件事。圣训明确指出: 1- 耶稣将下临(yanzil)而非出生。因此,那些出生并在同时代人面前长大的任何人若声称是Promised Masih即耶稣,那么他在乱用这个圣训和误导人。 2- 耶稣的来临将是临近审判日的征兆。若有人声称是耶稣,同时审判日的征兆(其中耶稣下临)出现If any one made a claim of being the Masih, while the portents of the Day of Judgment in which Jesus will appear did approach, neither in his life nor soon after him, then it is proved that he was a false pretender and not a true Messiah. 3- 耶稣下凡时并不增减伊斯蓝。他将不声称自己是一个新圣人或使者。他甚至不领拜,他将跟随穆斯林领袖或伊麻木礼拜。若有人声称是基督并给穆斯林领拜,那么根据这个圣训,他不是真正的基督。 4- 耶稣将是公正的法官。他将公断正误。他将砸碎十字架、杀死猪和废除Jizyah。这意思是他将更正在他的追随者中间流行的有关他和他的教义的错误学说和信仰,他的一些追随者(指基督徒)将跟随他,这样穆罕默德(*)和耶稣的追随者将团结一个文买,因此不需要Jizyah。 5- 耶稣将打击Dajjal并在耶路撒冷附近杀死他。He will not say that Qital or fighting is abolished and is not necessary any more. We do not know when Jesus will come, but he will surely come. It is important to believe whatever Allah has said in the Qur’an, and whatever is explained in the authentic Sunnah of the Prophet, peace and blessings be upon him. May Allah keep us on the right path.” 我们不知道耶稣何时下凡,但他肯定下凡。重要的是要相信安拉在古兰经中说的,圣人(*)的可靠圣训所解释的。祈求安拉保护我们走在正道上,阿敏!</font><br/></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4 16:20:16编辑过]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09-12-2 16:33 编辑
第七十个劝导
真正信真主的信士是常守讨白忏悔的,是坚守拜功的,是朝夕二时经常赞主的,是封斋的,是在夜间鞠躬叩头的(礼台罕柱德拜和夜间拜),是劝善的,戒恶的,是遵守真主的法律的,你见到了这样的信士,你当向他报喜。
引领一切人,而不为明知下火狱的多神教求饶,与真主的仇敌断交,哪怕是父子,亲戚。慈悲和容忍的前提是引领人上正道,真主意欲引领的民众就不致使他迷误,责任只是向他们说明当戒备防范的行为,天地的统治权是真主的,叫人活,使人死,全权在于真主,除真主之外绝无一个保护者和任何援助者。在一部分人的心几乎偏邪之后,真主允许他们悔过,真主确是至爱的、独慈的。
干明暗二罪的人,除了向真主忏悔外,无法逃脱真主的震怒,真主在讨白后允许他们的悔过,以使他们自新。信道之人要敬畏真主,要与诚实的人在一起,只顾自己安危,不能共患难之人,为真主饥饿干渴劳累而抱怨之人,自夸之人,你们当有所警觉。
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09-12-2 16:33 编辑
第六十九个劝导:
你们要学迁士要学辅士,成为信士的先进之人。你们当跟着他们行善,那么,真主就喜爱你们,你们也喜爱真主,真主对这等人已备好了下临诸河的天园,他们将永居其中,这才是真正的伟大的成功。
在一段时期,狼和羊混在一起,你周围有许多的真信士,也有许多的伪信之人,你们不认识他们,但真主却认得他们,他们擅于伪装,但真主却曾两次惩罚了他们,还将送他们去受更大的罪刑。你周围有善恶相浑的人,真主或许会恕饶他们,他们将变成纯善的真穆民,他们从天课和施舍上变为纯洁,你当为他们作好的祈求,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安慰。
你要常守讨白,特别是早晚的讨白,并相连着天课和施舍打散,为主道工作。你们将全被送到全知幽明者那里去,他将把你们的工作告诉你们,真主是恕饶一人还是惩罚他们,全得等待真主的命令口唤。你们讨真主的喜爱并等待吧!
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09-12-2 16:32 编辑
第六十八个劝导:
真主禁止圣人(求主福安之)为安座家中,不以自己的财产生命为主道奋斗之人求饶,而要让他们多哭少笑,以报酬他们安坐家中的营谋。借口天热或推故不离家出行的人,真主命圣人(求主福安之)告诉他:“火狱的火是更炽热的。”(9:81)如果他们明智的话,又叫圣人(求主福安之)说:“你们永远不要同我一起出征。”(9:83)叫圣人(求主福安之)你永远不要替他们中已死的任何人举行殡礼,你不要亲临他们的坟墓,他们确已不信真主及其使者,他们是悖逆地死去的。”(9:84)“他们的财产和子孙,你不要赞叹,是真主借此用今生来惩治他们,他们将在不信道的情况下死去。” (9:85)
所以真正的穆民是出征的战士,为主道同时也向自己的私我作战。除非是特殊的原因,否则不要坐家中。永远把教门作为比一切更重要的事来做,把一切为教门让路的人,一生一世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正道而奋斗的人,以此得到真主的亲近和使者(求主福安之)的祝福,进入真主永恒的恩慈之中,愿你是这样的人,那么,你是两世吉庆,永远平安的人了。
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09-12-2 16:31 编辑
第六十七个劝导
伪信的男女互相是同类的,他们劝恶戒善紧握双手(吝啬小气不施舍),他们忘记了真主,真主也忘记了他们。他们中有人伤害圣人(求真主福安之),称他为耳朵。所以你们一定要用赞圣经上的美称来称呼圣人(求主福安之),不要跟随他们的称呼。到了一段时期,他们贬低圣人(求主福安之),把圣人(求主福安之)称为“凡人”、“和我们一样的人”、“保姆”、“邮差”……你们千万不要跟随邪魔人的道路,追随他们贬损的称呼。
到了一段时期,他们否定圣人(求主福安之)的封印,穆圣(求主福安之)是至圣的品级,说:“所有的使者在真主看来都是一律平等的。”他们否定说情搭救,反而把杀人放火,枉杀无辜,归罪在伊斯兰上,诬蔑圣人(求主福安之)是武力传教,用各种方法阻挡人类走上伊斯兰的正道……伤害圣人(求主福安之)的人们将要受到痛苦的刑罚。他们的善功是完全无效的,真主不亏枉他们,是他们自己亏枉自身了。
信道的男女互为外哩保护人,他们劝善戒恶、坚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真主和使者,这等人真主将怜悯他们,真主确是全能的、公道的。
真主允许信道的男女,他们将进入下临诸河的乐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尔德里的天堂)里,将有优美的住所,得到真主更大的喜悦。这就是最大的成功。
我的报喜是:恭喜虔诚敬意,坚守正道的信士,九天七地的天仙圣人将迎接你于尔德里天堂的门口。
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09-12-2 16:31 编辑
第六十六个劝导
圣传真道的施舍是保留必须的,舍散多余的,施舍打散只归于八种人:
①贫穷者;
②赤贫者;
③管理(教门)帐务者;
④心被团结者;
⑤无力赎身者;
⑥无能还帐者;
⑦为主道工作者;
⑧途中穷困者。这是真主的法律。
你们要分清,施舍不是天课,天课必须举意,天课集中由指定的税官征收,而且归给发口唤的主事人,费用在主道之上。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09-12-2 16:29 编辑
第六十五个劝导
真主用天堂换取信士的生命和财产,所以你们当以你们的财产和生命为真主奋斗,这在今生后世都是最好的,最高的。如果你们知道了,一定不再依恋,不再吝啬小气。圣人(求主福安之)时光,只有不信真主和后世,心中有怀疑的才会向圣人(求主福安之)请假不出征,现在一段时期凡是以各种借口不用生命和财产、以各种理由不为主道奋斗之人,都是在怀疑中犹豫不决的人。对不信真主和后世并且心中有怀疑的人,真主使他们老是准备不好,以阻止他们的出征。
在出征中进行捣乱、挑拨离间、泄露消息,为敌人作侦探的人,都是不义之人,真主是全知迷误者的,不信道者将坠入祸害之中。
不信真主与使者(求主福安之)的人,你们从他们的行为便可识别,他们不礼拜则已,一但礼拜总是懒洋洋的;他们不捐献则已,一旦捐献总是不情愿。他们心口不一,只说不做,甚至口是心非,表面应付,做给人瞧。
即使他们的财产和后代怎样多,你也不要赞叹,这是真主在今生的生活中用此来惩治他们,他们将无正信,在不信道的情况下死去。即使他们说是你的同道,但他们是胆怯怕事的,怕人比害怕真主更甚,讨人的喜比讨真主的喜更卖力,奔忙今生比营谋后世更上紧。他们多半是为人虔诚而不是为主虔诚。如果一件事情来到了他们,他们可以丢了教门、丢了善行、丢了真主的法律去上心地奔忙。在他们上,今生的事是高于一切的。为了今生可以抛弃遵行,甚至是主命,可以不分合法或非法,甚至比不义者更迷误。
求真主使他们醒回、使他们觉悟悔改,重新回到真主的道路上。这对他们是更有利益的。
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伍俩门拉 于 2009-12-2 16:29 编辑
第六十四个劝导
他们妄想用自己的口,吹灭真主的光明,但真主发扬了自己的光明。即使不信道的人不愿意也罢。(9:32)
伊斯兰是正教,是真教,真主使真教胜过一切教,即使以物配主之人不愿意也罢。有许多的博士和僧侣以诈术侵吞别人的财产,并阻止别人走真主的道。凡是藏下了金银不用于主道之人,真主命圣人(求主福安之)以痛苦的刑罚向他们报喜,后世之日在火狱中要拿烧红的金银烙他们的前额两肋和脊背。
天仙说:“这是你们为自己窖藏的金银,你们尝尝窖藏的东西的滋味吧!”所以你要把财帛使用于真主的道上,更不能窖藏金银以免遭两世的灾难。
当叫你们为主道出征时,你们千万不可以依恋任何事物,更不能依恋故乡懒得出发。不可用后世换取今生的生活,今生的幸福与后世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微不足道的。凡是不出征的人,真主将痛惩他们,并以别的民族来代替你们,这对真主无伤。
真主是全能于万事的。在避难洞中,圣人(求主福安之)跟他同行的艾布·伯克尔说:“不要忧愁,真主确是和我们同在的。”真主降下了宁静,以看不见的军队来扶助他,并使不信道的人的言词变成最低贱的,而真主的言词确是高尚的。真主是全能的,公道的。这个故事难道还不能够给你做参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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