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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禩:音似(sì),“祀”的古体字。代指年。一禩即一年,甫一禩即刚刚一年。
[302] 晏然:晏,音雁(yàn),安然,太平。
[303] 殚:殚,音单(dān)。尽,竭尽。
[304] 厥:音决(jué),其;他的。
[305] “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卷5:“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宋嘉熙元年(1237)成书的徐霆《黑鞑事略》中,也说到“回回国”、“回回字”等。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成书的洪遵《谱双》中,记有“大食双陆”和“回回双陆”,其中大食双陆属“南蕃”双陆之一,而回回双陆则属“北人双陆”之一。《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卷3亦记曰:“(大石)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三路俱进,忽儿珊大败……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至元代,记载中“回回”一词大量出现,此碑记即其一。今源按:回回之起源,历史上曾有多说,计:回回人说、回鹘说、突厥说、阿拉伯说、波斯说、九姓胡说、大食蕃客说、汉源说等。高嵩先生《关于回回起源——诸说评要》及《关于回回起源——群籍摘笺》两文中,有详尽考证。其中,回回人说最为平实可信,是目前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主流学说。
[306]“吾回回人拜天,其事也。”今源按:中国人对于伊斯兰教信真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唐迄明,许多人曾一度以“天”来理解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杜环《经行记》云:“其大食法者……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旧唐书•大食传》云:“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新唐书•大食国传》云:“国人止拜天,见王无拜也。”《往五天竺国传》云:“国王爱煞事天,不识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诸蕃志》云:“王与官民皆事天……每日五次拜天。”这种认识,在明中叶以前迄无改变。如明初回回太师马沙亦黑在奉诏所译《回回天文经序》中云:“天理无象,其生人也,恩厚无穷。人之感恩而报天也,心亦罔极。”此外,在陈思撰《来复铭》、金贤撰大名《礼拜寺碑记》中亦可见到证明。明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研究事业的逐渐开展,人们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天”与伊斯兰教真主的概念是根本不同的。明末崇祯九年(1636),回族学者詹应鹏在所撰《群书汇辑释疑》中,就特别强调伊斯兰教“事主非事天”的观点。至清初,马注在《清真指南》卷2中进一步论证曰:“若曰天,天既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推无极之始,乃天地之所从生也。天地既有从生,则知天地非自有。既非自有,必不能永保不坏,长静不动……总不出真主赋物之全能。”“是知万有因岁月为始终,岁月因天地为始终,天地因真主为始终。真主既能成造天地万物,而又使之能有能无,能始能终,孰有如真主之永立与真主之全能?”刘智译“天方大贤查密氏所著”《真境昭微》第24章《名分》中强调指出:“真有虽可以说在万类幽灵之物,然其品第不同,阶级不可乱也。盖谓每一品有专独之名称故也。拟喻异乎别品者,即如为主宰之品及为物之品,若将为主独品之名,如谙喇乎、普慈之称,说在万物之品,至为悖逆;若将独于为物诸品之名,说在为主之品,极为迷乱。”可见,在明末清初之际,回族穆斯林即已达成共识:绝不能以“安拉”“普慈”之名指称万物;亦不能以万物之名,如“天地”“天”等,指称真主。否则,即是“至为悖逆”,“极为迷乱”。如果说明中叶以前中国人以“天”代指真主虽误但尚可理解的话,今人如再以“天”“天地”等指代“真主”,就不可原谅了(一些沿用的传统概念如“天经”、“天命五功”等不在此列)。
[307] 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宋末元初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回回沙碛”记云:“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此后,《明史•西域传》亦有记载云:“元时回回遍天下”,“迄元世,其人回回遍于四方”。今源按:伴随蒙古贵族西征,元帝国的建立,中国与中亚、西亚伊斯兰国家之间的陆路交通畅通无阻,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各族穆斯林,跟随蒙古军队大量涌入中国。这时的穆斯林,不再象唐宋时期那样,只限于分布在京师及海陆交通干线的商业城市。他们不仅数量极多,而且社会成分也非常复杂:除一部分来华贸易的商人外,更大量的则是回回军士、炮手、工匠、百姓及已归附蒙古贵族的回回达官贵人和学术之士。他们被编入“探马赤军”,参加了蒙古贵族征服全中国的战争,被派到全国各地去驻防和屯戍,因此,不可能集中聚居在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和地区,终于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从北方到南方,从内地到边疆,从农村到城镇,到处都有回回人定居,为以后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以四海为家的回回人“朝夕亦不废礼”,将伊斯兰教带到了全国各地。故此我们说,元代伊斯兰教已经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伊斯兰教已经确立并开始了它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根本原因在于穆斯林移民的入华,定州该碑记中的回回将领普颜帖睦儿重建礼拜寺之记载即可证明。
[308] 兑:音对(duì),西方。
[309] 止:同仅、只。
[310] 名为礼拜寺:礼拜寺,是阿拉伯语Masjid的意译,原文意即礼拜的场所。今源按:“寺”字古来有之。《周礼》及《诗经》中均有“寺人”一词,系指古代宫中供使令的小臣,掌管王之内人及女宫的戒令,故后来人们常称宦官为寺人。公元前二、三世纪时,“寺”成了官署名称。汉代时已有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九卿的官署设置。南北朝时期的北齐设大理寺,是中央审判司法机关。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印度佛教徒摄摩腾、竺法兰应汉政府邀请至洛阳,先住鸿胪寺,后在雍门外三里御道南创建住所。因其经典系白马驮载而来,故名其住所为“白马寺”,此为中国佛教寺庙创建之始云。此后,“寺”字多为各教教堂所采用,如唐代景教有“大秦寺”,祆教有“波斯寺”。伊斯兰教初入华之唐宋时期,多称穆斯林礼拜之场所为“堂”:礼堂、祀堂、礼拜堂。观此定州碑记,可知在元至正八年(1348)以前,人们已称Masjid为“礼拜寺”矣。此时,“清真寺”一词尚未见。
[311] 朝夕拜天,祝延圣寿之所:拜天,即拜主之意,祝延圣寿,即祝延当今皇帝圣寿之意。今源按:唐宋时期蕃坊之寺,社会职能略有不同。《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云:“商人苏莱曼(Solaiman)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目,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中国印度见闻录》,汉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2月,第7页。)至蒙元时期,情况便发生了微妙变化。据《世界征服者史》及拉施特《史集》记载,伊斯兰教历650年(1252)开斋节,宗教大法官扎马鲁丁•马合木主持会礼并为蒙古皇帝祝寿,蒙哥汗特以金银及贵重布帛数车赐之,并于此日大赦,遣使至各地,命尽释狱中之囚。可见,元代穆斯林在举行宗教活动时,已将为“穆斯林苏丹祈祷”变成为非穆斯林的蒙古皇帝“祝延圣寿”。这种变化对伊斯兰教适应中国国情、继续在华发展,意义重大,它在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非穆斯林统治的封建国度里穆斯林应如何处理和对待国君的问题。后来,王岱舆正是在元代穆斯林这种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忠诚”的理论:“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正教真诠•真忠篇》)
[312] 昉:音方(fāng),起始。
[313] 逮:音代(dài),到;及。
[314] 扉:音非(fēi),门扇。
[315] 属:同嘱。
[316] 尚:尊崇,注重。
[317] 释:佛教。老:道教。以佛道二教分别尊崇释迦牟尼与老子,故有是称。
[318] 妄:荒谬而不合理。
[319] 迯:音逃(táo),“逃”的古体字。
[320] 寺无像设,惟一空殿:伊斯兰教崇信独一真主,真主无形似,超越时空又无时无处不在,反对崇拜任何人、物和偶像,故礼拜殿布置与佛、道、儒、基督等其他宗教殿堂迥然不同,绝无偶像之设。对伊斯兰教清真寺殿堂这一特色,宋代岳珂即已注意到了。他在《桯史》卷11中写道:“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