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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月, 2010 2:37 上午 #166695
群贤维昌
会员[301] 禩:音似(sì),“祀”的古体字。代指年。一禩即一年,甫一禩即刚刚一年。
[302] 晏然:晏,音雁(yàn),安然,太平。
[303] 殚:殚,音单(dān)。尽,竭尽。
[304] 厥:音决(jué),其;他的。
[305] “回回”一词,最早见于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卷5:“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宋嘉熙元年(1237)成书的徐霆《黑鞑事略》中,也说到“回回国”、“回回字”等。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成书的洪遵《谱双》中,记有“大食双陆”和“回回双陆”,其中大食双陆属“南蕃”双陆之一,而回回双陆则属“北人双陆”之一。《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卷3亦记曰:“(大石)至寻思干,西域诸国举兵十万,号忽儿珊,来拒战……三路俱进,忽儿珊大败……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至元代,记载中“回回”一词大量出现,此碑记即其一。今源按:回回之起源,历史上曾有多说,计:回回人说、回鹘说、突厥说、阿拉伯说、波斯说、九姓胡说、大食蕃客说、汉源说等。高嵩先生《关于回回起源——诸说评要》及《关于回回起源——群籍摘笺》两文中,有详尽考证。其中,回回人说最为平实可信,是目前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主流学说。
[306]“吾回回人拜天,其事也。”今源按:中国人对于伊斯兰教信真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唐迄明,许多人曾一度以“天”来理解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杜环《经行记》云:“其大食法者……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旧唐书•大食传》云:“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新唐书•大食国传》云:“国人止拜天,见王无拜也。”《往五天竺国传》云:“国王爱煞事天,不识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诸蕃志》云:“王与官民皆事天……每日五次拜天。”这种认识,在明中叶以前迄无改变。如明初回回太师马沙亦黑在奉诏所译《回回天文经序》中云:“天理无象,其生人也,恩厚无穷。人之感恩而报天也,心亦罔极。”此外,在陈思撰《来复铭》、金贤撰大名《礼拜寺碑记》中亦可见到证明。明中叶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研究事业的逐渐开展,人们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天”与伊斯兰教真主的概念是根本不同的。明末崇祯九年(1636),回族学者詹应鹏在所撰《群书汇辑释疑》中,就特别强调伊斯兰教“事主非事天”的观点。至清初,马注在《清真指南》卷2中进一步论证曰:“若曰天,天既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推无极之始,乃天地之所从生也。天地既有从生,则知天地非自有。既非自有,必不能永保不坏,长静不动……总不出真主赋物之全能。”“是知万有因岁月为始终,岁月因天地为始终,天地因真主为始终。真主既能成造天地万物,而又使之能有能无,能始能终,孰有如真主之永立与真主之全能?”刘智译“天方大贤查密氏所著”《真境昭微》第24章《名分》中强调指出:“真有虽可以说在万类幽灵之物,然其品第不同,阶级不可乱也。盖谓每一品有专独之名称故也。拟喻异乎别品者,即如为主宰之品及为物之品,若将为主独品之名,如谙喇乎、普慈之称,说在万物之品,至为悖逆;若将独于为物诸品之名,说在为主之品,极为迷乱。”可见,在明末清初之际,回族穆斯林即已达成共识:绝不能以“安拉”“普慈”之名指称万物;亦不能以万物之名,如“天地”“天”等,指称真主。否则,即是“至为悖逆”,“极为迷乱”。如果说明中叶以前中国人以“天”代指真主虽误但尚可理解的话,今人如再以“天”“天地”等指代“真主”,就不可原谅了(一些沿用的传统概念如“天经”、“天命五功”等不在此列)。
[307] 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宋末元初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回回沙碛”记云:“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此后,《明史•西域传》亦有记载云:“元时回回遍天下”,“迄元世,其人回回遍于四方”。今源按:伴随蒙古贵族西征,元帝国的建立,中国与中亚、西亚伊斯兰国家之间的陆路交通畅通无阻,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各族穆斯林,跟随蒙古军队大量涌入中国。这时的穆斯林,不再象唐宋时期那样,只限于分布在京师及海陆交通干线的商业城市。他们不仅数量极多,而且社会成分也非常复杂:除一部分来华贸易的商人外,更大量的则是回回军士、炮手、工匠、百姓及已归附蒙古贵族的回回达官贵人和学术之士。他们被编入“探马赤军”,参加了蒙古贵族征服全中国的战争,被派到全国各地去驻防和屯戍,因此,不可能集中聚居在某一个或几个城市和地区,终于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从北方到南方,从内地到边疆,从农村到城镇,到处都有回回人定居,为以后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以四海为家的回回人“朝夕亦不废礼”,将伊斯兰教带到了全国各地。故此我们说,元代伊斯兰教已经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伊斯兰教已经确立并开始了它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根本原因在于穆斯林移民的入华,定州该碑记中的回回将领普颜帖睦儿重建礼拜寺之记载即可证明。
[308] 兑:音对(duì),西方。
[309] 止:同仅、只。
[310] 名为礼拜寺:礼拜寺,是阿拉伯语Masjid的意译,原文意即礼拜的场所。今源按:“寺”字古来有之。《周礼》及《诗经》中均有“寺人”一词,系指古代宫中供使令的小臣,掌管王之内人及女宫的戒令,故后来人们常称宦官为寺人。公元前二、三世纪时,“寺”成了官署名称。汉代时已有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九卿的官署设置。南北朝时期的北齐设大理寺,是中央审判司法机关。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印度佛教徒摄摩腾、竺法兰应汉政府邀请至洛阳,先住鸿胪寺,后在雍门外三里御道南创建住所。因其经典系白马驮载而来,故名其住所为“白马寺”,此为中国佛教寺庙创建之始云。此后,“寺”字多为各教教堂所采用,如唐代景教有“大秦寺”,祆教有“波斯寺”。伊斯兰教初入华之唐宋时期,多称穆斯林礼拜之场所为“堂”:礼堂、祀堂、礼拜堂。观此定州碑记,可知在元至正八年(1348)以前,人们已称Masjid为“礼拜寺”矣。此时,“清真寺”一词尚未见。
[311] 朝夕拜天,祝延圣寿之所:拜天,即拜主之意,祝延圣寿,即祝延当今皇帝圣寿之意。今源按:唐宋时期蕃坊之寺,社会职能略有不同。《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云:“商人苏莱曼(Solaiman)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目,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中国印度见闻录》,汉译本,中华书局1983年2月,第7页。)至蒙元时期,情况便发生了微妙变化。据《世界征服者史》及拉施特《史集》记载,伊斯兰教历650年(1252)开斋节,宗教大法官扎马鲁丁•马合木主持会礼并为蒙古皇帝祝寿,蒙哥汗特以金银及贵重布帛数车赐之,并于此日大赦,遣使至各地,命尽释狱中之囚。可见,元代穆斯林在举行宗教活动时,已将为“穆斯林苏丹祈祷”变成为非穆斯林的蒙古皇帝“祝延圣寿”。这种变化对伊斯兰教适应中国国情、继续在华发展,意义重大,它在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非穆斯林统治的封建国度里穆斯林应如何处理和对待国君的问题。后来,王岱舆正是在元代穆斯林这种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忠诚”的理论:“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正教真诠•真忠篇》)
[312] 昉:音方(fāng),起始。
[313] 逮:音代(dài),到;及。
[314] 扉:音非(fēi),门扇。
[315] 属:同嘱。
[316] 尚:尊崇,注重。
[317] 释:佛教。老:道教。以佛道二教分别尊崇释迦牟尼与老子,故有是称。
[318] 妄:荒谬而不合理。
[319] 迯:音逃(táo),“逃”的古体字。
[320] 寺无像设,惟一空殿:伊斯兰教崇信独一真主,真主无形似,超越时空又无时无处不在,反对崇拜任何人、物和偶像,故礼拜殿布置与佛、道、儒、基督等其他宗教殿堂迥然不同,绝无偶像之设。对伊斯兰教清真寺殿堂这一特色,宋代岳珂即已注意到了。他在《桯史》卷11中写道:“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无像设。”3 7 月, 2010 2:38 上午 #166696群贤维昌
会员[321] 西域:汉代起对于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以西地区的总称。有狭、广二义:狭义指今敦煌以西至我国新疆全境;广义则包括亚洲中部、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碑记称天方国为西域,是对的。
[322] 天方国:亦有狭、广二义:狭义仅指麦加,为伊斯兰教发祥地。《明史•西域列传四》:“天方,古筠冲之地,一名天堂,又曰默迦。”广义则泛指阿拉伯地区。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例言》:“是书皆天方之语,用汉译成文。”此碑记取狭义。据此可知,称麦加为“天方国”,最迟应始于元代。《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l981年12月,第1版,第146页“天方”条)称:“始于明代”,误,建议再版时更正为是。
[323] 其房四面环拜:其房,指天房(Bait Allāh),即麦加圣寺中心之克尔白。今源按,克尔白系阿拉伯语ka’bah的音译,原意为“立方体形之房屋”。元代刘郁《西使记》记曰:“报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明代罗曰褧《咸宾录•西夷志》卷之四“天方”条:“国内有礼拜寺,寺分为四方,方各九十间,皆白玉为柱,黄玉为地。”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天方国第二十三》亦云:“其礼拜之寺曰天堂,其堂四方而高广,谓之恺阿白。”克尔白为全世界穆斯林礼拜时的朝向,故碑文云:“其房四面环拜,西向东,东望西,南面北,北朝南。”
[324] 默德那国:即今沙特阿拉伯麦地那(al-Madinah),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城,原名“雅兹里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至此后,改名为“麦地那•纳比”(al-Madinah al-Nabiy),意为“先知之城”,简称“麦地那”。同年,穆罕默德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乌玛”(Ummah)。这里有仅次于麦加圣寺的伊斯兰教第二大圣寺“先知寺”;穆罕默德逝世后,即葬于先知寺之东南角,其墓迄今犹存。
[325] 别谙拔尔:又作派罕巴尔、擗奄八而、别庵伯尔等,系波斯语Paighambar的音译,意为“使者”、“先知”,与阿拉伯语“来苏里”(Rasūl)、“纳比”(Narbiy)同义。碑记作者不用阿语之“来苏里”、“纳比”,却用波斯语之“别谙拔尔”,颇耐人寻味。
[326] 其经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经,即《古兰经》。今源按:关于《古兰经》的卷、章、节数,中国文献典籍中记载多不一致。该碑记曰“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吴鉴碑记曰:“一百三十四节,凡六千六百四”;《环宇通志》卷118云:“六千六百余卷”;俞正燮《癸巳存稿》卷13:“六千六百六十章”;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百十有四章,计六千三百三十六节”。据王静斋阿訇《古兰经译解》(丙种本),全经计有230卷,114章,6236节。此外,国际上伊斯兰教界对于《古兰经》节数亦有以下几种主张:麦加派主张6219节;麦地那派有6211节、6000节、6214节三种主张;库法派有6239节、6236节两种主张;巴士拉派主张6204节(一说6214节);埃及派主张6211节,叙利亚派主张6226节;另有一种所谓“通俗版”为6225节;中国伊斯兰教界传统说法是6666节。详见《古兰经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5-27页)第16问。
[327] 撒哈伯撒哈的斡葛思:撒哈伯,又作苏哈白、撒哈拜,阿拉伯语Sahābah或Suhābah的音译,系Sahib的复数词,意为“伙伴们”、“追随者们”,指亲身接受过穆罕默德教诲的圣门弟子,其中有著名的“十大苏哈白”和最著名的“四大苏哈白”,详见宛耀宾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撒哈的斡葛思,阿拉伯语Sa’d Waqqās之音译,《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475页列有专条作“赛尔德•本•艾比•瓦戛斯”(Sa’d ben Abi Waqqās,593-675年),为杨宗山教授释文。据杨教授介绍,赛氏为“穆罕默德门弟子,军事将领。全名为赛尔德•本•艾比•瓦戛斯•本•乌海尔•本•阿卜德•麦纳夫•祖赫里。生于麦加,出身于古莱什部落的祖赫拉(Zuhrah)家族,家庭十分富有。”610年,17岁的赛氏经艾布•伯克尔引荐信奉了伊斯兰教,“成为第五位最先信教者”,是“穆罕默德以天园相许诺的十大(圣门)弟子之一”;以屡建战功“而享有雄狮之称”;638-641年曾任库法总督,并在库法建造了伊拉克第一座清真寺;后隐居于“麦地那郊外阿基格(al -‘Aqiq)村”;“毕生传述圣训270余段”;“晚年双目失明,675年病故”云云。其中,并无述其来华传教之事迹。今源按:斡葛思又译作宛葛思、瓦戛斯、斡歌士、旺各斯、挽个士等,俗称“大贤”,系中国穆斯林民间所传唐代来华传教的四位大贤之一,他传教于广州,二贤传教于扬州,三贤、四贤传教于泉州,最后都逝世于传教地。详见后“广州先贤古墓碑记”注文。总之,关于这位“撒哈伯撒哈的斡葛思”巴巴来华传教之事,民间亦言之凿凿,且有广州古墓为证。杨教授所言“瓦戛斯”与这里所记之“斡葛思”是一个人还是同名的两个人?待考。
今源又按:伊斯兰教入华时间,迄今已有12种之多(详见冯今源著《中国的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教历史百问》)。其中,“隋开皇中(581-600)说”即以此定州至正八年碑记为滥觞。然揆情度理,当时穆罕默德仅为一名十余岁少年,尚未开始其传教活动,显然绝不可能发生遣人来华传教事,故已为史家根本否定。陈垣教授《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谓:“问回教何时入中国,多数言隋开皇中。‘隋开皇中’四字见《旧唐书•大食传》。《旧唐书》本之贾耽《四夷述》。然此四字系述摩诃末先代之情形,非谓其教此时入中国。”陈垣教授所言极是。
[328] 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据此可知元代伊斯兰教在华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
[329] 惇:音敦(dūn),敦厚,笃厚。五典,又作五常,即指中国封建社会五种行为准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
[330] 况其奉正朔……而无所殊焉:这一段文字颇值得注意。它清楚地表明,元人已开始用伊斯兰教比附儒家学说。这种“附儒”工作,正是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研究之始。
[331] 拜天之礼,一日五行:伊斯兰教拜功之一,即每日五次礼拜,称“五番拜”或“五时拜”。(1)晨礼,阿拉伯语称“发吉尔”(Salāt al-Fajr)、苏布哈(Salāt al-Subh),波斯语称“榜搭”(Bāmdād),由拂晓至日出前举行。共4拜:2拜圣行,2拜主命。(2)晌礼,阿拉伯语称“祖合尔”(Salāt al-Zuhr),波斯语称“撇失尼”(Peesheen),由中午太阳稍偏至西偏,即由一物体的阴影达至原物体的两倍时内举行。共10拜:4拜圣行,4拜主命,2拜圣行。(3)晡礼。阿拉伯语称“阿苏尔”(Salāt al-‘Asr’),波斯语称“底盖尔”(Digar),太阳西偏至日落前举行。共4拜主命拜。(4)昏礼,阿拉伯语称“买俄利布”(Salāt al-Maghrib),波斯语称“沙目”(Shām),日落至晚霞消失前举行。共5拜:3拜主命,2拜圣行。(5)宵礼,阿拉伯语称“艾沙宜”(Salāt al-‘Ishā’),波斯语称“虎夫摊”(Khuftan),从晚霞消失至次日拂晓前举行,共9拜:4拜主命,2拜圣行,3拜“威特尔”(Salāt al-Witr)为“当然拜”(瓦吉布,salāt al-wajib)。此外,尚有每周一次的聚礼(Jum’a)和每年两次会礼(Salāt al-‘Id)。
[332] 斋戒之事,每岁一举:斋戒,阿拉伯语称“索姆”(Sawm),波斯语称“肉孜”(Rozah),中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称“封斋”、“把斋”或“斋功”。伊斯兰教规定,每年教历九月(莱麦丹月),每个成年男女穆斯林都应斋戒一个月。在此期间,每天从天将破晓至太阳落山之后,完全禁绝饮食及性行为,禁绝一切杂念,纯洁思想,一心向主。
[333] 沐浴无间于寒暑:伊斯兰教规定,身体洁净是礼拜、封斋必备的条件之一,身不洁者不能礼拜,无大净者不能封斋。每次拜前,必须用洁净的清水作“大净”(洗净全身)或“小净”(局部净身);封斋前,必须作“大净”。大净,阿拉伯语称“务司里”(Ghusl);小净,阿拉伯语称“渥都”(Wudū’),波斯语称“阿布代司”(Abdast)。
[334] 施与不问其亲疏:《古兰经》云:“你们……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矜夸的人。”(4:36)
[335] 訾议:音zīyì,说人坏话,评论人家短处。无所訾议,即无可挑剔,无被人评论之短处。
[336] 大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
[337] 承务郎:元代文散宫,据《元史》卷91《志》第41上《百官》7可知,官秩为从六品。
[338] 碑阴部分据孙贯文先生《重建礼拜寺记碑跋》一文转录,标点为今源所加。该文载《回族史论集(1949-1979)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第112、113页。
[339] 掌教满喇:满喇,阿拉伯语Mawlā的音译,又译“毛拉”、“冒洛”、“满拉”、“毛喇”、“曼拉”等。据埃及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称,Mawlā原意为“被释放者”、“被解放者”、“被管理者”,是由词根“瓦拉”( Walā’)派生出来的被动名词,其复数“马瓦里”(Mawāli)意为“保护民”。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对同宗、子侄、同盟者的称谓;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用以指称与原主人仍保持一定隶属关系(瓦拉关系)并具有穆斯林身份的释奴;再后来,又成为除阿拉伯民族以外一切改信伊斯兰教者的通称,包括波斯人、亚美尼亚人、埃及人、柏柏尔人及其他非阿拉伯民族的穆斯林,也包括虽属于阿拉伯血统但已失去作为阿拉伯统治阶级成员资格的人。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由于释奴中涌现出大批著名学者和诗人,释奴在学术文化界及政权机关中所处地位日趋重要,成为一股强大的有影响的社会力量,该词遂衍变为“有学问的人”、“伊斯兰教学者”的代名词,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尤其是中亚及印巴次大陆对知识分子和宗教学者的尊称,其义相当于汉语的“先生”。元代以后,伊斯兰教大规模入华,各地穆斯林称清真寺内掌教讲经者为“掌教满喇”,相当于伊玛目和开学阿訇,此定州碑、山东济南元碑及明景泰四年(1453)《杭郡重修礼拜寺记》可证。其助手不称“海推布”、“穆安津”,而称“副教”,且设两位副教,亦值得注意。如今,西北地区已将经堂学员称作“满拉”;新疆维吾尔地区,毛拉一般指头戴“赛来”(缠头巾)、略知经文术语但不大识字的宗教人士;对毕业于布哈拉伊斯兰教高等学府并持有证书、精通《古兰经》及阿语、波斯语等两种语言以上者,则尊称为“大毛拉”。
[340] 从碑阴所附名录看,元代来华之回回人中,大量仍沿袭原名,如普颜帖睦儿、哈孙、阿鲁朱、沙的斤忽里台吉、脱脱台、月秃失里、哈八儿孙、燕帖古里、不儿古、阿剌带、必不列、忽都赤、卜罗、秃朱等等;但也有许多穆斯林(教众),甚至是掌教满喇、副教等教职人员,已取汉族姓名为己名,如张佩、朱平、王著、罗源、王靖、张志、李言、拜延收、马恒安、吕诚、杨玄、刘因、金右、田德明、王金、杨美、金洪等。对这一现象,治中国回族史及中国伊斯兰教史者应给予相当的注意。3 7 月, 2010 2:38 上午 #166697群贤维昌
会员[341]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
[342] 定州礼拜寺在河北省定县城关镇回民街(一度更名解放街)西口路北。80年代初笔者去定县调查时,据地方同志云,大门原南向,且街上尚有一牌楼门。今俱无。今寺门东向,正对大殿。根据拓文及原碑文对照整理。原碑17行,足行52字,字体楷书,字宽、高各2.5厘米。
[343] 至正戊子:至正八年,即公元1348年。
[344] 殆:音代(dài);几乎,差不多。
[345] 倅:音卒(zú),完毕,完成。同卒。
[346] 弘治间:公元1488-1505年。
[347] 武平伯陈勋:查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无有关陈勋及其家族之任何记载,甚憾。其实,陈氏家族在明代对伊斯兰教之发展是有相当贡献的。陈勋之曾祖陈友,《明史》卷116有传,附于《方瑛传》后。《明史》卷107《功臣世表》第3“天顺朝”栏内,列陈氏之世次如下:
武平侯陈友:天顺元年(1457)七月戊子封伯,禄千一百石,世袭。三年(1459)四月己巳,进封侯,子孙仍袭伯,加禄百石。四年(1460)三月卒。弘治六年(1493)三月,迫封沔国公,谥武僖。
陈能:天顺四年(1460)六月戊辰袭武平伯;成化八年(1472)六月停禄,寻复。十九年(1483)七月卒。
陈纲:成化二十年(1484)三月癸丑袭,禄千石,管红盔将军上直。弘治四年(1491)兼坐扬威营。八年(1495)三月卒。
陈勋:弘治九年(1496)四月壬寅袭。正德元年(1506)五月,领右府;二年(1507)二月,三千营管提。四年(1509)十月卒。
陈熹:正德五年(1510)袭。
陈大策:嘉靖十三年(1534)闰二月丙寅袭。万历五年(1577)闰八月卒。
陈永寿:万历五年(1577)十二月乙未袭。
陈如松:袭年无考。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庚戍,管理红盔将军。
陈世恩:袭年无考。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管红盔将军。祟祯三年(1630)九月甲辰,加太子太傅。3 7 月, 2010 2:39 上午 #166698群贤维昌
会员著名回族学者金吉堂先生曾在《敕赐清真寺的五百年》一文中,对陈氏家族“与教门发生的关系”列表如下:
陈友
始封武平伯,进爵,创建(北京东四)敕赐清真寺
正统十二年(1447)陈能
为敕赐清真寺请书碑文
景泰元年(1450)陈勋
1、 助修直隶定州礼拜寺
2、 助修山西大同礼拜寺
弘治?年陈熹
为直隶定州礼拜寺领札副
正德五至十六年(1510-1521)陈大策
1、 为敕赐清真寺住持马颙立碑
2、 刊行明武宗评各教语
3、 重修山东济南府礼拜寺
4、 重修直隶易州礼拜寺
嘉靖廿六年(1547)
隆庆六年(1572)陈如松
1、 助修直隶通州朝真寺
2、 重修直隶昌平州礼拜寺并撰碑文
万历廿一年(1593)
万历四四年(1616)
据此可知,陈勋助修定州寺之举时间,应在他袭伯之后至逝世之前,即弘治九年(1496年)至正德四年(1509)之间。联系上文“元至正戊子……迄今殆百五十年于兹矣”,元至正八年(1348)加150年,应是弘治十一年(1498);“殆”字,作几乎、差不多解,则可能是弘治十至十一年间,而此时陈勋恰已袭武平伯位。
[348] 敕赐普寿寺:即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清真寺,明代与牛街寺、东四寺、安内二条法明寺并称为京师“四大官寺”。唐宗正先生《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七)》一文中转录王振名君所撰该寺史纪云:“锦什坊街清真寺,位于锦什坊街中间路西,正门额曰‘敕赐普寿寺’,为京都四大名寺之一。惟其初建年月已不可考。寺内虽有碑碣,因年代久远,被风雨摧浸,字迹剥落,模糊难辨。其一尚有‘大明天启某年重建’等字,可认其初建当在明初也。相传当初之寺基,南至王府仓胡同,北至大水车胡同,其规模之宏大与建筑之壮丽可想而知矣。今虽不如相传之大,除牛街、东四等寺外,市内各寺尚不能与其媲美。”按:“天启”为明熹宗朱由校年号,由元年(1621)至七年(1627)即终。弘治间,敕赐普寿寺即已具相当规模,所辖“教之缙绅士大夫”亦应不少,所以陈勋向他们商议集资助修定州寺,“数百金之赀,一时而集”。一百余年后(即天启年间),敕赐普寿寺自己也进行了一次重修,是可能的。
[349] 宄:音鬼(guǐ)。奸宄,由内而起叫奸,由外而起叫宄。用于此句,不妥,应是“宏”字之误。
[350] 佥:音千(qiān)。意为全、都。
[351] 赍:音鸡(jī)。(1)以物送人;(2)行人携带衣物等物;(3)带着,怀着,抱着。此句中作第(3)解。
[352] 巽隅:音逊于(xùnyú),东南角。
[353] 京: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孔颖达疏:“莫之与京,谓无与之比大。”
[354] 殁:音墨(mò),死,亡。
[355] 迨:音代(daì),等到,趁着。
[356] 正德:明武宗朱厚照年号,从公元1506至1521年。
[357] 札副住持:明清时期,对宗教寺院管理方式之一,类似于今日寺院登记制度。由寺院具文申请,说明掌教姓名、年龄、籍贯、宗教学说与素养、申请给札理由等,上呈礼部。礼部经审核得实,相应给札,对受札者提出“领众焚修,祝延圣寿,多要安分守礼,毋得混乱清规”等原则要求。金吉堂《敕赐清真寺的五百年》中说:“按前明制度,凡礼拜寺住持必须领得礼部发给之札,以为凭据。其初次取得或再度换取之手续,非常繁难。而‘敕赐’或‘敕建’者,又皆为冠带住持,所谓‘冠带荣身’,非常尊严,一切差徭,概在蠲免之列。”金先生还转录了一份清顺治年间(1644-1661)颁给东四清真寺掌教马承业的札副,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文献资料。全文如下:
掌教马氏,世家也。自大明洪武年赐汉姓,弘治间给与札副,住持是寺,绵绵延延,世袭至今,垂□□□代。此数百年中,并无意外事故发生——如济宁大寺和敕赐普寿寺——想见人材辈出,能世其家学。当代掌教马宠九氏,人极开明。据云先世明札己佚,现存札为入清后领得者,为录之如下:
礼部祠祭清吏司为恳恩给札冠带住持以便焚修事。据中城仁寿坊四铺清真寺掌教马承业呈称:年五十七岁,系顺天府大兴县人。自幼习读经典,素守清规,并无过犯,伏乞给札冠带等情到司。据此,相应给札。为此札仰本教,照札事理,即便冠带前去,本寺掌教领众焚修,祝延圣寿,多要安分守礼,毋得混乱清规,未便须至札副者。
右札副清真寺掌教马承业,准此。顺治元年(1644)十月十八日。
当代学者杨永昌先生在《漫谈清真寺》一书中,为我们记录了牛街寺一份明代札副,亦极珍贵。他写道:
从北京牛街礼拜寺保存下来的一份晚明时期的“札副”史料看,当时争夺三掌教职位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证之该寺明弘治年碑被击毁事实,益信世袭掌教职位的争夺是从未间断过的。事情发生在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牛街教民许林等,向当时明中央政府礼部保举王永寿、八继德、白汝瑾三人为牛街礼拜寺住持(伊玛目)、协教(海推布)、赞礼(穆安津)。札副中记载:
“职等俱系回回教门,切遵旧制,原为敕建礼拜寺,座落宣南地方,历蒙部给住持、协教、赞礼各一人,领众焚修,祝延圣寿无疆,祈祷地方宁静。凡遇有本寺有缺,许本教官员士庶人等保举。代代相传,遵奉年久。今因本寺协教八光祚去年病故,赞礼王永寿师兄白继祖今年病故,见今王永寿系先年已过住持王相之嫡孙,自幼习读经书,深通教典,乡评雅众,精研焚修,身家良善,毫无违碍,堪合顶补巳过师兄白继祖冠带住持名缺,八继德礼合顶补故父八光祚协教名缺,白汝瑾礼合顶补赞礼王永寿名缺,皆系顺挨,并无搀越……”
冯按:从杨先生所引文字看,这份文献似是牛街寺众申领礼部札副的呈文,还不是礼部所颁札副;但因是摘录,缺少前言、后语,亦可能是札副中审批原因部分,未见全文,不敢贸然结论。但这丝毫不影响该文献的珍贵性。
[358] 定寺敕额……以荣之焉:前引金吉堂先生所列表中云:陈嘉“为直隶定州礼拜寺领札副”。以这段碑文记述,应是陈熹继其兄志,欲为定州寺请敕命赐额。礼部侍郎张公与之相友善,对他说:敕命不容易得到,并自告奋勇为定州寺题匾额曰:“清真礼拜寺”,以榜其门。张礼部侍郎还“查勘得寺原系古刹,仍给札副住持,以荣之焉”。也就是说,陈嘉为定州寺办了两件好事:(1)请礼部侍郎张公为寺题写匾额“清真礼拜寺”;(2)礼部颁发札副给定州寺住持。
[359] 旹:音时(shí),古体字,同“时”。
[360] 转录自袁嘉谷《滇绎》卷3。昆阳,旧县名,在云南省中部,1958年撤并于晋宁县。1913年袁嘉谷《昆阳马哈只碑跋》记云:“《明史》言和云南人,不言何县。岁甲午(1894),苏君晓荃告余曰:‘昆阳和代村有和父墓碑,宜为昆阳人。’壬子(1912)访之昆阳,果得碑拓本于宋君南屏。碑高建初尺七尺七寸,广四尺一寸,计十四行,行二十八字。永乐三年端阳日礼部尚书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文极雅饬,阙书者姓氏,疑亦李书,秀姿近北海一派。刻工亦精。”1935年夏光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则记云:“读袁树圃先生之《滇绎》载明大学士李至刚所撰马公墓志铭,知碑尚存昆阳城西。偕友人周生甫访之,于昆阳城西一里地,果得其碑,因摄影一帧。碑高约六尺,宽二尺六七寸,攒为红砂石,首镌篆文‘故马公墓志铭’六字,文十三行,二百八十二字。其后丈余有小坵,已倾落,似即当日之坟墓,墓前有石龟,长约三尺,以墓志碑同西面立。更有不知名之荒塚,多数亦回族[教]徒旧物。”1944年8月,应郑鹤春先生之请,李群杰录辑《郑和传》调查资料,并撰《马哈只碑亭》一文,内云:“马哈只墓碑建置迄今逾六百载,雪压霜欺,苔葑藓败。回乱后若敖鬼馁,碑卧荒丘,只供牧夫樵子之讴吟踯躅,词人逸士未尝过而问焉。是亦慨世降之一端也。民国二十四年,昆阳县知事杨立声始饬工树立,建碑亭以覆之。碑质为红砂石,文理坚致,风雨剥蚀,郁成异观。古色斑烂,摩挲罔释,殆有卧碑三日之感云。碑高六尺,阔二尺七寸,字十四行,行二十六字,遮除空白,计百八十六字,泐三字。碑后小丘倾陷,殆藏幽之所。前有石龟一,长三尺,盖古以奠碑者。立声建碑亭于上,并树二石于左右,一为夏光南碑跋,一为《明史•郑和传》。墓地轩厂,惜碑亭媕陋,湖壖风高,片瓦无存,垣基尽圯。余于政务倥惚之余,提倡文化,以为拓东故城(拓东节度使实驻昆阳),历史悠遥,金石遗迹足资沾溉,乃于马哈只墓地重建碑亭,附刻袁屏山太史跋于左,钩刻天妃灵应碑于右,自跋并征集诗文附刻于后,以发潜德之幽光,昭盛迹于有永。尚拟移孔思诚、杨慎、蒋廷铨、赵良栋、傅宗龙、李文耕、顾东桥、韩慕庐诸遗迹于中,并附刻杜文秀与邑人杨振鹏论和战书暨邑中名贵墨迹,以为碑林。虽不足步武咸京,亦泱泱乎大观矣。碑亭左侧,真圆松风庵故址俨然在焉;碑文为杨升庵撰书,与马哈只碑后先辉映。予谓哈只墓、升庵碑、真圆庵,可谓三绝。”今源按:读以上袁、夏、李三氏所记,马公墓碑及其建修史概可知矣。但三氏所述碑之尺寸及碑文字数、行数等,却不尽一致,读者慎之。3 7 月, 2010 2:39 上午 #166699群贤维昌
会员[361] 公字哈只:哈只,今译作哈吉,阿拉伯语Hājj的音译,意为“朝觐者”。凡按教法要求朝觐过麦加克尔白并完成其全部朝觐功课的穆斯林,均获“哈吉”之尊称。袁嘉谷《卧雪堂文集》卷9《昆阳马哈只碑跋》论曰:“和之祖与父皆回教曾朝天方者,尊称既久,即和亦忘其祖与父之本名。父卒年三十九,和已升内官监太监,殆幼学后入燕邸,早忘父名亦常耳。及父卒,追念先泽,口述俗称以告李,李悉仍之,其孝也,其慎也。当是时,中国回人朝天方,道必出海,赍一岁粮乃达。纵有让皇浮海之传闻,谁敢行险远浮者?和奉君命而往,承其家世探险精神,率二万余人,往来重洋十数次……”今源以为袁先生所论极是。
[362] 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这是典型的回回民族性格。源于《古兰经》教导:“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16:125);“应当劝善戒恶”(31:17);“你们中当有一部分人,导人于至善,并劝善戒恶;这等人,确是成功的。”(3:104)回族穆斯林根据《古兰经》的上述精神,归纳为“命人行善,止人干歹”两句话,归入“八件教门原根”之中,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衡量信仰虔诚与否的重要尺度。
[363] 性尤好善……未尝有倦容:马哈只的行善品德亦源于《古兰经》的教诲:“你们当为主道而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真主的确喜爱行善的人。”(2:195)“你们所费用的财产,当费用于父母、至亲、孤儿、贫民、旅客。你们无论行什么善功,都确是真主所全知的。”(2:215)坚持伊斯兰教五大信仰,“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2:177)的人,才是忠贞的、敬畏的穆斯林。
[364] 赐姓郑,为内官太监:《郑和家谱》记云:“公和始事于永乐二年(1404)正月初一,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选为内官监太监。”(《郑和年谱•郑和三使西洋事条》)郑鹤声、郑一钧先生在《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1980年10月齐鲁书社)上册第5页中云:“郑和之赐姓授职,在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元旦,适当靖难功成。靖难之役,明成祖得宦者之助甚多,故功成之后重用宦者,推心置腹,赏赉有加。郑和以雄才大略,其靖难之功,远出诸宦者上,故赐姓以外,复选为内官监太监以示酬劳。时郑和方三十三、四岁。”又录“昆阳民间谚语”云:“马不能登殿,皇帝赐姓郑。”
今源按:据近年郑和研究的新资料、新成果,今源在所著《中国的伊斯兰教》(1991年7月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对郑和家世及受赐姓氏予以考证归纳如下:“郑和,原姓马,云南昆阳州人氏,出身于世代穆斯林家庭。其远祖名叫所菲尔,是‘西域天方国普化力(布哈拉)国王’。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因被邻国侵略,所菲尔舍国适宋,神宗封他为宁彝候,后又加封为宁彝庆国公。郑和的曾祖伯颜(一作拜颜),是所菲尔的八世孙。伯颜的长子名叫察尔•美的纳,元末被授滇阳候,是为郑和的祖父。察尔•美的纳之子,即郑和之父,名叫米里金,生于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卒于明洪武十五年(1382),以马为姓,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候;娶妻温氏,生二子四女,长子文铭,次子和。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曾去麦加朝觐,故有‘哈只’的荣誉称号。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兵征讨云南。年仅十二三岁的郑和被掳获,编入傅友德军中,随明军抵京师(南京),后又进燕王朱棣的府邸当了太监。郑和‘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深得燕王朱棣的信任和喜爱。在燕王‘靖难之役’中,特别是在建文元年(1399)十一月,燕王军队与曹国公李景隆的部队战于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东),燕王军大胜,其中郑和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朱棣当了永乐皇帝的第二年(1404)元旦,赐和以郑姓,并选他为内官监太监,以示酬劳。”
[365] 劳勩:勩,音益(yì),劳苦。不避劳勩,即不避劳苦。
[366] 义方之训:义方,旧指行事应该遵守的规矩法度。《左传•隐公三年》:“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后因多指家教。蔡邕《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义方之训,如川之流。”见《辞海》(1979年版)324页“义方”条。
[367] 甲申年: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
[368] 洪武壬戌:明洪武十五年(l382)。
[369] 李至刚:华亭人,《明史》有传,曾劾罢曹国公李景隆,与郑和相友善。至刚撰此铭文时在永乐三年(1405),距马公去世已23年矣。
[370] 这是郑和奉命第三次出使西洋归国后的事。此前,第一次,永乐三年五月己卯,“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行前,嘱托好友李至刚大学士代拟先父马公墓志铭于端阳之日。永乐五年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第二次,永乐五年返国不久复受命再度出使西洋,无暇回故里祭祖游坟;永乐七年回国。紧接着又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乐九年(1411)六月乙巳,“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其家属”。这次回国后,有一段较长的休整时间,并未马上接到出使之命,故郑和终于该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到于祖宗坟茔祭扫追荐”,至闰十二月吉日才依依不舍地离乡返京。大约这是郑和少小离家后的首次返乡,也是他有生之年唯一的返乡,故他对这次祭祖之行极为珍重,特意嘱人在《故马公墓志铭》碑阴右上角刻下这段文字,明确宣布太监郑和是“马氏第二子”。这段补刻的文字及郑和托李至刚所撰《故马公墓志铭》,为世人留下了郑和出身于回族穆斯林家庭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备注:白寿彝主编、马寿千、李松茂副主编《中国回回民族史》(全2册,中华书局2003年9月第1版)之上册第461-533页,全文刊登了这15篇碑文选注。在最后一页的最后一个注解下面,我加了以下一段小注:“1998年,冯今源与王建平合作《中国伊斯兰教碑文选注》一书,收入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190余篇中国伊斯兰教汉文碑和部分阿拉伯文、波斯文、察合台文碑汉译文。因故未能如愿出版。事被白寿彝教授所闻,嘱马寿千老师转告今源,选出以上15篇收入白老这部《中国回回民族史》。这15篇除个别已注明者外,均由今源收集;校点及注释,亦全部系今源独立完成者。尽管如此,今源亦对当年与王建平博士的合作及博士的大力协助,表示衷心感谢。特此谨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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