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圣传真道网CHINA SUFI · 传统文化社区

博客

  • 塞外牧人

    已创建论坛回复

    正在查看 15 个帖子:1,141-1,155 (共 2,303 个帖子)
    • 作者
      帖子
    •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31
      塞外牧人
      会员

      (五)结束语
        张承志写作的民间立场,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作为当代的重要作家,在激烈变动的现实面前,因为有民间生活的支撑,而始终能保持着对温暖生命的亲切诉求,他的激烈是对于堕落知识界的一种责任感的回应,民间土地是他广阔无垠的诗意空间,他挚爱纯厚自由的生命形式。张承志的思想,与书斋化的理论决然不同,他的思想发端于真情,他在历史的内层穿梭,在美丽的人间流连忘返,他对历史和美的创造主体充满了深厚的恩情。张承志是民族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他的文学根基立足在丰厚的民间,却产生了多重隐喻。他珍重民族恩情,但谨慎地剔除了狭隘。他身心交瘁地关注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孤绝苍凉的情思梳理中国的文化命脉。他甚至去异域放逐生命,他当然知道神不在异国,但他知道中国渴求西方知识分子中那种尊重民众、为民请命、坚守正义立场的思想者。他紧紧地抓住了关注苦难的文学形式,告别了浅薄的抒情,告别了浮光掠影的娱乐采风,他窥见了种种历史和现实的痛苦,在苍茫天地之间,表达了耐人寻味的人生见解。

                  〔注释〕
        ①“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句话,被萨义德引作《东方学》的题记。萨义德和他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同道们想说明的是,东方学不仅为西方构筑了一个作为文化他者的“东方”和言说该“东方”的知识体系,而且作为话语支配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东方文化或殖民地文化对自身的反思。跨文化交流的知识霸权理论,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的国民性批判问题。――摘自文化研究网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一文。
        ②节录自《正午的噶什》270页,见张承志著《大陆与情感》。
        ③此说摘自《中国电视纪录片45年大鸟瞰》,见深圳电影地带网:“1988年出现的《河殇》……提出西方文明是蔚蓝色文明,而中国文明是黄色文明。解说词说,“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而“黄河东流万里,最终还是流入大海。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这等于是明确提出了抛弃黄色文明迎接蔚蓝色文明的主张,在国内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尘埃落定,当我们再次冷静地思考这部片子的思想倾向时,却不难发现,斗室之中的愤懑和热情空洞的呐喊并不符合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
        ④托尔斯泰、梵·高、麦尔坎·X、家永三郎等人,张承志都有文章论述过。其中麦尔坎·X又译马尔克姆·X,是个雄辩的演讲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曾经主张最彻底地抵抗美国对黑人的暴力和人种歧视,后来去麦加朝觐以后,看到不同种族的人亲切相处的感人场面,他扬弃了自身的偏激,他深沉地放弃了对白人不加区别的黑人民族主义的道路。张承志在《真正的人是X》一文中表达了对马尔克姆·X的尊重,见《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262页;家永三郎为日本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因日本教科书歪曲侵略中国的历史,出于正义,他勇敢地向日本文部省提出诉讼,为著名的教科书诉讼案。
        ⑤ 见《我们需要抗战文学》一文,引自《无援的思想》24页。
        ⑥“三农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总称,一个叫李昌平的乡镇党委书记于2003年3月致信国务院领导,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农村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探讨。三农决策网有大量文章论述。

      〔参考资料〕
      1.《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张承志著 海南出版社 1995
      2.《心灵史》 张承志著   花城出版社  1991
      3.《金草地》 张承志著  海南出版社  1997
      4.《大陆与情感》 张承志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
      5.《以笔为旗》 张承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6.《鞍与笔》 张承志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7.《谁是胜者》  张承志著  现代出版社 2003   
      8.《张承志:残月下的孤旅》  何 清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7
      9.《在功利和维美之间》   王彬彬著   学林出版社 1996
      10.《人生论》      托尔斯泰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11.《无援的思想》    萧夏林主编  华艺出版社 1995
      14.《凡·高自传》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30
      塞外牧人
      会员

       (三)找寻参照
        张承志的创作的深远意义,学术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不断引发有益的思考。但也有一些人视张承志为洪水猛兽,视为极端分子和偏执狂,他们并不愿意面对张承志所直面的历史和现实,而是抡起意识形态或者大民族主义的大棒,耀武扬威,反而把张承志说成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宗教狂。
        但是,理解一个作家,不能把他的一些词句从具体的话语空间割裂开来,还得考虑大的语境,综合其它的种种情况。张承志的创作历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一个作家难能可贵的对于生活的真诚,还有对于历史的谨慎思考,对于不断降临人间的苦难的焦虑。在作家们普遍沉默的时候,他在大声疾呼,文人们为了从利益再分配的社会格局中争抢到自己有利位置的时候,张承志远离了他们,当一些作家欢呼胜利的时候,张承志却走进贫苦的农村与农民们一起在绝望的生活中找寻生命的亲切。张承志干扰了文人们的优雅生活,就得接受被孤立的现实。
        谁能想像,在六四风波之后,张承志辞职了,使自己成了一个自由的民间化的人,去面对更多的艰辛,使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归向民间,归向满是感动的大陆。经历了太多的喧嚣,他乐意让自己消失在这个可爱中国无垠的民间;为了无奈的现实,折磨人的现实,也为了一种学术的尝试,他要规避,于是去了日本。他的知识是在一块块土地,一次次旅行中感悟升华,这超过了他受过的严格学术训练。
        那时流行的,对于以黄河、长城为象征物的中国传统文明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不加节制地颂扬所谓西方的“蔚蓝色文明”③,这种实用主义的、简单类比的思路,与张承志在泥土中获得的人道主义有相当的区别。张承志的思想中有个立场的问题,他清楚地知道,精英们的思想与民众的希望是绝缘的。
        知识分子总喜欢把西方的某种成功模式不切实际地拿来套在苦难的中国头上,对西方社会那些痛苦深沉的思想者,往往没有多少兴趣,但张承志却能找到自己的共鸣和参照――厌恶自己贵族身份的托尔斯泰、善良温柔命运坎坷的梵·高、对种族主义进行纠正的麦尔坎·X、对自己民族的战争罪行保持批判揭露的家永三郎④等等,对这些人的钦慕和敬佩,与张承志艺术良知的归路相通。他知道对一个伟大文明发言要具备怎样的真诚和深刻的自省,就像毛泽东批评过的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却要言必希腊,张承志当然不会廉价地站在一个大义凛然的高度,指摘中国如何落后啊,欧美如何发达啊,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类似前述的众多承担苦难的思想者,当然地成了他的心灵参照。
        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体验生活的结果。他对西欧的文明是失望的,他理解俄罗斯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思想上转为深刻的内省。他的精神极度痛苦,从科学、哲学、艺术中都得不到解脱,曾想自杀,最终转向宗教。而且他与当时俄罗斯正统教会的宗教观是严重冲突的,他对现代堕落的官方教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倡导勤奋、素食、禁烟、禁酒,过简朴的生活。他对物质文明的罪恶有强烈的反感,他同情农民,坚信只有农民才能拯救俄罗斯。他曾辞去军务,也曾像农民一样到田地里体验生活,最后死于离家出走的途中。张承志的思想和行动与托尔斯泰是那么相通,由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理解张承志的思路。
        皈依宗教,像托尔斯泰所有痛苦执着努力的归宿,张承志也找到了坚实的支撑。他对伊斯兰教的人为教条化当然厌恶,对普遍存在的世俗偏差或者因霸权主义压迫而产生的极端情绪都保持理智的思考,但对简洁的教义规范美好人生仪礼的信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一神教激发生命活力以及无限想像空间充满神往。比如甘肃临潭的西道堂,在宗教纽带的维系下,生产、分配、消费、曾有过高度的协作,张承志甚至认为那就是实现了的乌托邦,一种共产主义的样板。
        张承志对荷兰画家梵·高充满了尊重,就像宣布对托尔斯泰道路的追随一样,他十分着迷这个一生穷苦,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贫苦劳动者怀有深切同情,曾以牧师身份深入矿区为极端困苦的矿工服务,因而触犯教会尊严被革职,最后实在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痛苦地自杀了的梵·高,他用生命浇灌艺术之花,那些变形的、色彩强烈的绘画杰作,传达出的对于生命苦痛又亲切的体验,张承志感同身受。梵·高油画色彩中蕴含的爆炸力,抵抗烈日的柳树,砍掉脑袋也不屈服的向日葵,与张承志的文学语言气质相通,他甚至也喜欢以油画的方式去追随梵·高,追随梵·高的朴素和强烈,像咀嚼日本歌手冈林信康质朴野性,用木吉他伴奏的肉嗓喉音,张承志的艺术借鉴,总是追求那种厚实简单又富于生命意向的方式。
                 (四)关怀苦难
        张承志的文学命题始终以关怀苦难为底色。鲁迅奉献了阿Q和狂人这样的供人们自省的典型,抒发过暧昧无题的忧思,悲壮燃烧的野草。鲁迅的艺术概括,众多的个体形象是以滑稽、变形、夸张的方式呈现的,由个体构成的整体性悲剧的流动的历史;张承志笔下的人物,对于许多牧民或农民的描写都比较接近生活的原型,既是现实主义,也是理想主义的,气质和色彩积极、热烈、庄重,在主客体心灵共鸣沟通的过程中,作家尽可能地表达了同情和尊重。他清醒地知道人类作为一个集合体不断延伸的悲剧,但他并不绝望,他坚信普通人受到尊重的重要意义,那么一片废墟的世界,鲜活的心灵就是希望之源,他关注的是心灵的真实。张承志对心灵历史的研究和重视,思想史家葛兆光曾在《读书》上向读者推荐阅读。张承志同样知道中国人性格的劣根性,也始终严格地进行着自律和自剖,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总在悲观主义的深渊中不能不能自拔。” ⑤但是他最终找到了一种支撑生命的乐观。在鲁迅笔下被折磨得枯萎不堪,失去生命光泽的中年闰土,作为底层农民,在张承志的笔下得到了尊重和颂扬,他与蒙古人额吉一家,沙沟马志文一家等等与闰土形象本质相通的穷苦人家真诚交往,张承志几乎付出了杰出的人类学家摩尔根给印地安人当义子的真诚,所以,张承志对痛苦的品尝,不是那种个人恩怨式的,其中包含了深刻的理性选择――韩少功说,张承志是我们这个时代与苍茫大地对话的人。
      长期深入民间的张承志,因着他生命体验的足迹遍及中国(也屡次出国),他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世界、国家、民族、个人等多纬度的思考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他真诚不回避现实,也要痛苦地沉默,在沉默中被误解误读,也在沉默中燃烧自己。评论张承志为极端主义者的学者们为什么不看看他对主张非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的追崇,把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说成是奥姆真理教的著名作家,愿意到到农民的炕上坐坐吗?时代把冷酷加在了他的头上。他在有的人眼中还是民族主义者,然而,一个对一神教信仰有深入研究的作家,会为一个什么样的民族野心服务呢?他明确地表达过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对以色列占领者的批判,但是他去美国的时候,曾特意到犹太人总部访问过,表达对犹太人历史苦难的同情,他的内心充满了温柔宽厚。
      是的,他九死未悔为民众代言的立场,熔地理历史于一炉的思辨,对现代堕落文化的反感,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深刻挖掘,他的张扬而又懂得节制的语言,还为汉语写作输入了相当的少数民族语的音译词,他的艺术创作确实与流行文学追求的感官愉快大相径庭,他的创作展示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诗意空间,承载厚实的思想,启发读者的良知,这种思想弥足珍贵――这几年来学界热烈探讨的“三农问题”⑥,许多学者也许只习惯于在书斋中进行理论化的设想,幻想着制度化的操作,然而与整个社会价值观相联系的利益原则总在不断膨胀,“三农问题”在不断恶化。
        避开绝望的都市喧嚣,张承志在苦难农村的生存缝隙中,找到健康的人性,认同了简单纯朴而没有现代负累的生活方式。他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了鲁迅先生的孤绝。鲁迅发现了吃人历史,总是殊途同归的历史,充满了太多阿Q式的精神胜利、祥林嫂般的麻木悲哀、孔乙己一类的人格衰退的历史,这种茫然延伸的历史,不断复制的国民,绝望的总结,还有什么出路?更可怕的上这些沉痛的命题已经仅仅成为普遍的堕落知识分子的谈资,成了吃饭的课题。但是张承志在时代大潮面前,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他也不愿沉醉在“哀莫大于心死”的悲凉慨叹之中,他坚信了鲁迅没有援助的孤绝,坚信了在中国社会理论的无用。权益之计的制度化操作,如果没有健康的人性支撑,最终将会走向反面,张承志深深明白鲁迅先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难道不是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于是,他在这个消费主义泛滥成灾的世界看到了巨大的落差,他知道农民马志文家每年微不足道的土地收入与首善之区觥筹交错的豪华盛宴之间的区别,他当然要凸现那些不被物欲主宰的纯朴人生,但恶劣的知识分子似乎只懂得去夸张和放大纯朴农民的缺陷和愚昧,再加以灭绝心灵之光的见解,最终只能助长社会的不义。所谓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被滥用的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被理解运用为知识分子的生存动力,这就是人文精神,人的觉醒吗?回到民间,张承志坚信自己的道路,坚信在真诚的接近中能找到生命的真谛。就像《在中国信仰》中他说的:< /SPAN>
        我们只是渺小的一员,若是我们能跻身于民众的现存方式中间,并且竭微力使它获得些许的补足――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赢得了有意义的人生。托尔斯泰憧憬的,他献出一生想实现的,他希望“每一代都要把这个思想传给下一代的”――新的信仰方式,正在我们的手中,铸打着结实的一环。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29
      塞外牧人
      会员

       试论张承志民间立场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 民间 真情 借鉴 苦难
        〔内容提要〕张承志的写作浓缩了历史和现实诸多内容,涉及个体、民族、社会、国家、青春、理想、信仰等多个命题。本文试作如下几个方面的论述和介绍:长期深入民间社会,把握原生态的民间生活;用知识分子的良知铸就情感判断;行走民间伴随多纬度的艺术借鉴,提炼出内蕴丰富的理性认知;对主流话语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
        本文尝试接近作者的创作精神,还原真实的张承志,以及他的创作所关联的多维世界。大草原、新疆、黄土高坡等承载了作家对人类心灵深沉痛苦的思考。张承志反复强调并实践着“正确的方法存在于对象之中”这一创作基本理念。
      (一)走在民间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张承志那样在创作中强烈表达了一贯坚持的民间立场。他卓尔不群、愤激孤绝地传达出的厚重有力的思想和美,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学意味。
        而与张承志笔下民间世界相眺望的都市,个体逐渐被无情和冷漠禁锢着,人们生活在狭小空间,像笼中之鸟,失去了美丽的翅膀,失去了飞的方向,失去了脚下泥土的芬芳……而张承志却坚实地踏着一块块大陆,满怀情思,以旺盛的精力驱散疲倦人生,拥抱广阔的心灵世界,获取生命的力量。近十年来,张承志继续在创作中规避着热闹的世界,在更为偏僻、边缘的领域仔细斟酌消逝了的昔日辉煌,在那些不绝如缕顽强生存的文明中,挖掘隐藏的历史,寻找新的生命景象。上个世纪末对他的热烈讨论渐渐消失在席卷全球的商潮中,张承志的文字也许很难再次引起更多的反响和讨论,但他依然底色不减,用深情的文字,执着地对这个世界进行真诚的思考。
        张承志的创作充满了痛苦。阅读他的作品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的作品总在考验着读者的耐性和同情,他把自己融入民间,迷醉在民间的寻常事件,追踪原始的创造之力,惊异蒙古草原上生命的诞生,倾听古老歌谣中回旋的生命意向,探寻中亚大陆丰厚和谐的伊斯兰文明,步履沙尘滚滚回民的黄土高坡……
        张承志的意象世界和思考空间,植根于民间原生态的生活,具有强大的生命张力,在集体意识统辖精神生活,知青对贫苦农村充满厌恶逃离感的毛泽东时代,他在大草原上却幸运地实现了精神生命的再生,成了一个草原的义子。在这个拥有悠久的读书做官传统的中国,农村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城市与乡村天然隔膜,乡村处于卑贱,是歧视的对象,是生存的劣势空间,在都市的压迫之下,承受着各种敲骨吸髓的剥削,然后城市和乡村一起在病态中找不到现代的方向。但是在底层民间,张承志却找到了动人的美,他在底层民众中拥抱被都市人群遗弃了的优美人性,发现了现代人久违了的血肉丰满的情感,看见了另一种生命的希望之源。
        张承志对民间的情感表达,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和方式,交织着多层面的复杂感受,是那样的冷静、热烈、真诚。他从都市视野中被歪曲的农村印象中挖掘出一种强大、厚重、朴实的民间精神,当中的宽容、仗义、不屈不挠,正是中国文化处于堕落而需要补救的地方。
        如果说作为草原义子的张承志充满感动地把自己的青春融入大草原中,那么,当他理解了大草原,并开始了漫长的人生之旅,却注定了要承载各种撕裂的痛苦。张承志对大草原的解读,与对自身的反省有深刻的关联。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较,他的身上有时代的烙印,有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共通的特质,这是大社会中的张承志,但是,他独自必须直面一个巨大幽深的思考空间,使得他的痛苦更为复杂,甚至难以言说――比如他散居都市的回民身份。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回民,他对中国文明,对自己的母族都是一往情深,他要协调各种复杂的爱,很难回避一种中国特色的回民身份的确认,又要面对融入汉族社会的事实,汉族社会对于回民的认识,往往过多掺杂着混乱的历史记忆,往往以强大的主体意识进行曲解。但历史的记忆在粉碎着理性的愿望,现实在撕裂着作家的苦痛。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赛义德教授在其名作中探讨历史悠久的西方对于东方的虚构歪曲时,在《东方学》的卷首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①这同样是回民在中国宿命的处境,对回民的确认和判断,当然掌握在回民之外的大社会的手中。所以,张承志在为回族学者杨怀中先生的《回族史论稿》的序言中说到:“也许他们会一天天淡漠自己的记忆;介入是竞争也是求同,当他们真的在世俗世界功成路尽之际,他们精神上的虚空和怅惘是难以形容的……”可以说他抓住了回民普遍的精神现象和归宿。他还反省了回族内部自私狭隘的精神病毒,以及历代官方以回治回、监视、限制、侵犯回民心灵信仰等等祸害,看到回族为中国贡献优秀儿女的痛苦形式……这使张承志背负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和痛苦,甚至还有难以挥去的,来自少年时代的记忆。在穷人家延续希望和生命微弱的锯末火边,信教的母亲疲惫祷告的身影,同伴汉族男孩不经意间使用的戏言俚语等等暧昧刻骨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感受。
        当张承志进入乌株穆沁大草原,是那样欢欣地拥抱新的生活,裹挟在毛泽东时代强大的理想主义的感召之中,在一个使自己卸下心灵负累和历史包袱的蒙古族民间社会,自然地远离了回族式的自恋、自卑和自傲,他的回民身份消融在茫茫的大草原。在蒙古老妈妈额吉的宽厚慈爱中,最终使他脱胎换骨地成了一个蒙古义子,谙熟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在情感和理智之间,对草原的气候、人情、物性了如指掌。狂风暴雪击打时毡房中的温情,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惬意,绵延起伏的草原上纵马驰驱神会古歌的韵味,大量的草原生活原生态的把握和积累,他最终懂得了草原的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小说《黑骏马》。
        1972年,张承志进入北大考古系学习,再往后,1978年又读北方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翁独健等著名学术泰斗,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积累了学养,训练了眼光,这使他的写作融入多种素养,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融文学、历史、学术于一炉,谨严、庄重、大气、含蓄、热烈,也不失精巧,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创作与那些视文学为娱乐为游戏的作家严格地区别了开来,也告别了所谓亦步亦趋的应时文学,成了关怀苦难,同情底层,向往民间,寻求中国文化新出路的行动实践。
                 (二)感悟真情
        在张承志的心灵空间,是一块块充满蓬勃生命气息的土地。继走进蒙古草原,他深入到中亚腹地新疆,艰难的跋涉之后,作家探寻到了新疆文明的本质,那辽阔的气势,更富立体感的文化魅力,神秘而发育得丰满,处处激荡着灵性的色彩斑斓的民族生活,新疆的美使他在目不暇接之中流连忘返,惊讶地充满了尊重,甚至是那样的不可思议――维吾尔人即使乞丐也有音乐伴奏。张承志抓住了关键,与浮光掠影的认识,与那些游客式的采风大不相同:
        “……在喀什噶尔古城,在使人感到遥远和神秘的维吾尔世界,我感到一种柔和了、变成了艺术的仪礼的力量;我触着了一种――变成了传统、文化和气质以后的,信仰的魅力。”②在《正午的噶什》中,他写道:“也许,秘密和奇迹就藏在这里。在这里,宗教成熟了,变成了和谐的文化。简洁的圣行,化入了每天的生计和日常的习惯,渗进了音乐和体质,变成了姑娘和男子头上的花帽,演化成饭前的洗手和饭后的感恩。这样的文明魅力十足。”
        张承志抓住了关键,他的笔下,还原了历史和现实,不再是浮光掠影被意识形态过滤后的风情记录,不再是王骆宾的情歌,美丽的姑娘,甜蜜的瓜果。他抓住了它的历史,它的底蕴,它的文化传统,它的生活方式。他止不住情感的冲动,挚爱这片土地,感受人人满怀亲切,处处都是家园,孤独被亲切轻而易举地驱散了。他方便地越过了异族之间的障碍,他超越了许多学者,尤其是在宗教方面的隔膜。宗教于维吾尔,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但对于今天的学界,更喜欢研究伊斯兰教以前的新疆,探寻消逝的楼兰古国,考证那些仅存斑驳残迹的佛教遗址,对真实的伊斯兰,在维吾尔人现实生活中流淌的伊斯兰,或者报以沉默和误解,或者是西方霸权主义充满分裂觊觎的诱导宣传……宗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定位,客观的认识至今尚待启蒙。真实的生活,维吾尔民众的生活,也就因宗教而加深着隔膜。
        张承志在生命的大陆,走得越远,恋得越深。当他回头凝望母族那沧桑的脸――走进回民的黄土高坡,目睹西海固这片赤贫的恶土,私人的抒情被燃烧的痛苦融化了,在满眼的沙尘飞扬之中,在隐藏历史的苍凉山峁,渗满鲜血的沟壑沙地,向他展示了一部人类生存极至的心灵史。哲合忍耶,这个追求心灵自由的中国伊斯兰教派,反抗清庭压迫,掘竿起义,绝处隐忍苟活,辈辈流血,与世隔绝。在这个与一神教沟通艰难的国度,他们喷溅着血泪的历史使作家震惊,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焕发出来的强悍的生命力和追求清洁精神的壮举,也促使作家与失去操守气节的知识界决裂了。
        醉心于哲合忍耶这群穷苦农民,这是一个包容巨大的命题,它形象地概括了作家心路历程中遭逢的一切,人生的所有形式都在这里接受检阅,在经历了长久的跋涉之后,他遇到了一个普通农民马志文,打开了创作《心灵史》灵感,在前言中他强调说:
        “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也许,此刻我面临的是最后一次抉择。肉躯和灵魂都被撕扯得疼痛。灵感如潮水涌来。……谜底全数公开,本质如击来的大浪,数不清的人物故事熔化着又凝固成一片岩石森林。我兴奋而恐惧,我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
        在《心灵史》的创作中,倾注了作家所有的生命能量和知识储备,越过单纯的文学,在宗教、历史、地理、考古等多层面,打开了清朝卷帙浩繁隐讳伪造的官修文书,当然也要警惕各种民间的传述,写作使情感到达极至,在心力交瘁中拥抱浓烈的美。马明心的故事,神秘,简洁,富于暗示,这位哲合忍耶的导师,和平信仰的传播者,受到清庭残酷的迫害,并引发民众起义,在延续的两百多年的与体制的对抗中,底层的民众,哲合忍耶付出了近六十万的牺牲,惨烈辉煌的人物谱系,强烈的情感,磅礴凄婉地击打着走近的人,他厚实地传达出对于生命的多重思考。
        《心灵史》以力透纸背的艺术力量,表达了作家强烈渴盼已经处于颓势的中华文化,它的复兴需要不屈不挠的坚强的精神脊梁,这种坚强的脊梁、这种惊人的创造力蕴藏在广阔的民间。
        作家始终信守自己的诺言和道路,而且视野逐渐开阔,投向深远的历史,投向辽阔的世界,节奏逐渐舒缓深沉,在《幻视的橄榄树》《石头的胜利》中,仿古探幽,深沉思辨。在《2002年3月25日的小报》《找到的眼神使你战栗》中,依然金刚怒目,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批判和控诉。面对忙于脱贫致富的中国人,在GDP的数字上麻木微笑的中国人无动于衷地消解着真诚的声音,世事变幻,他也要艰难认同或者抗拒:
        “古典之道,已经被逼向终结。再言及屈原其诗其行的人,不仅仅要被女人嘲笑为迂怪,更会被视为危险的说谎者,为社会所孤立。”(《此一世以笔为旗》)更可贵的是,作家耐性十足地到民间进行“希望工程”式的文化扶贫,作家的行动与那些自私的文化人,与那些充满偏见的文化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甚至到上流人物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清真寺中讲学,娓娓道来后整理为《寺里的学术》。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28
      塞外牧人
      会员

      救的神话与自我中心主义

      王世城(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评论张承志,离不开当下的文化背景,作为一种个人文化选择,张承志应该是无可非议的。在这样一个以文化多元为时尚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只不过,他应保持自己立场的个人性,而不应再力图象以前那样,以大众的代言人自居,居高临下,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为社会文化秩序的中心。

      表面看来,张承志俨然是"人民大众"的天然代表,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反对知识分子的文化精英立场,抨击知识分子的堕落,蔑视知识分子的卑琐人格(在这点上,他倒其实与王朔一致,尽管看起来王朔似乎是他的"天敌")。然而,可惜的是,张承志的反智立场所暗含的,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优越意识。他不仅把自己置于大众之上,而且还把自己置于知识分子之上–不过,一个小小的悖论是:既然张承志从来不看那些对他的批评(张承志曾在一个公共场合说过:他从不屑于把自己的智力水平降低到那些批评者的地步,去与他们辩论。而且,他对待那些批评的态度很简单:不看它们),他又怎么知道那些批评者的智力水平,必然无一例外地比他低得多呢?这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智力自信,抑或仅仅是一种心虚?

      在张承志那里,世界是个他不栖于其中的对象,因此他才能说出"中国人天生就有汉奸血统"(这也是他在那个公开场合所说的话。它还为他赢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之类的话而不必扪心自问,更不必脸红。他站在世界之外,对它进行抨击,自己却不受此世界法则的检验。这种以一人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壮举,让人想起中国文化先锋八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壮举。只可惜,张承志拒绝与世界对话,正象他拒绝回答批评界对他的批评一样,他在自己与世界之间,挖出一道深深的鸿沟,不知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还是出于自我隔离的愿望。昔日的先锋不再独行于与当下世界相背的孤独险途上,而是停了下来,以宗教先知式的姿态,宣告当世的堕落,以预告救赎的曙光。

      张承志这种姿态本质上是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英雄神话乃是他用来对抗当世的精神武器。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而张承志想说的却是:在一个堕落的年代里,唯英雄是我的选择。那种"以笔为旗"式的战斗宣言,那种"抵抗投降"式的虚幻悲壮,那种"清洁在我"式的自信自白,无不透露出一种业已膨胀的英雄情绪。

      如果说,一开始张承志文化反抗的孤独境遇乃是一种文化必然的逻辑后果,因此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那么,越到后来,张承志的"孤独"便越成为一种自我标榜,一种刻意将自己与其他知识精英相区分的标帜,他的英雄主义理想使他必须假定自己与众不同,他人皆在自己之下,否则,他自信与执著的根据从何而来?这样,张承志其实为自己暗设了双重超越:一是超越于文化堕落之上,其代表是当代知识精英;另一或许是他所不肯承认的,那就是他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人民"。

      "人民神话"是张承志文化理想的另一支柱。张承志处处以文化底层–人民的代表自居,在他看来,唯那些苦难中的底层人民未受文化污染(如儒家文化的污染),他们才是"清洁"的。张承志宣称:自己将永远与他们站在一起,做他们苦难与愿望的忠实笔录者或代言人(如《心灵史》)。然而,"人民"这个词本就暗含了两种二元对立,一即"人民–统治者",只不过,到了张承志这里,"统治者"变成了"英雄","英雄"代表"人民",是"人民"的领袖(或先知),他超越于"人民"之上,因此能说出"人民"想说的话;另一为"人民–反动者(非人民)"的对立,张承志将它置换为"人民–堕落者"的对立,"人民"是永远不会走向文化堕落的,而堕落者将从"人民"中分离出去。在这组对立面前,张承志由于以"人民"的精神代表自居,因而对"堕落者"的自责更显得义愤填膺,理直气壮。

      一个矛盾是,"人民"这个本应是非常强大的神话,在张承志处反而成了弱势力量,似乎处于由那些世俗、文化堕落者所象征的暴政统治之下,以至于张承志不得不一再回溯司马迁笔下的战国刺客形象,荆轲、聂政成为他赞不绝口的英雄,个人主义式的赴死抗暴精神成为他神往之至的境界。由此逻辑,张承志的"人民"似乎成了只会逆来顺受的臣民,他们永远只能依靠荆轲式英雄的横空出世–尽管,张承志似乎忘了,荆轲究其实不过是燕太子丹的一个雇佣杀手而已。这样的"人民",他尽管"清洁",却不过是唯唯喏喏、低眉顺眼的奴仆,在等待获救的地狱底层苟延残喘者。

      此种矛盾其实源于张承志文化信念中的"英雄–人民"二元对立。"英雄情结"的满足欲望法则需要为欲望主体制造出一个抵抗的对象–暴政(哪怕是幻像),它越强大,就越能显出英雄的伟大;还需要制造出待救的文化大众背景–"人民",他越软弱,就越能显出英雄的强大。只有这样,英雄神话才能实现自身,才能制造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神圣性。

      我并不想指责张承志为"文化冒险主义",这是一顶并不合适的帽子。和张炜一样,张承志所象征的激情时代的那种先锋精神曾深深打动过我。但是,时至今日的张承志(以及张炜),已经由孤独坚韧的文化反抗走向了一种向后看、乃至虚幻的乌托邦。这在张承志是哲合忍耶,在张炜则是一种更为原始的民间大同理想(体现在《沙岛纪行》、《西行漫记》等小说中)。乌托邦理想有其文化对抗的积极意义,当下乌托邦追求的失落正是时代文化精神萎缩的某种象征,但是,乌托邦向来有两种:一为自发的,一为自觉的。自发的乌托邦向后看,总以为今不如昔,因而拒斥当代,逃向历史上一个虚幻的黄金时代,如中国历代贤人的"尧舜"理想,西方的"希腊情结",它与人的恋旧心理不无关系。自觉的乌托邦则致力未来,将目光投注前方,有意识地筹划一个乌托邦存在情境,当代不是必须加以抛弃的对象,而是一个否定的起点,是乌托邦筹划的开端。沉湎于向后看的乌托邦幻想中,从而激烈的抨击、拒绝当代,正是"二张"(张承志、张炜)文化理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与"二张"骨子里的知识精英优越意识一样,大大削弱了他们文化反抗的当代意义,乃至将这种意义消解,引向了反面。

      作为个人文化选择,我愿意对张承志(以及张炜)保留一份应有的尊敬。然而,当张承志是以超个人姿态出现,他在质询我们这个时代时,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同等质询。以智力的优越感("不愿把自己降低到批评者那样的水平"云云)来拒绝、漠视这种质询,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张承志有理由以一个文学写作者的身份默默写作,不理会外界的任何评论(尽管有时这种姿态也大有问题,但坚守作为一种孤独的个人式文学,它无可非议),却不能在充当了一个时代文化批判者角色(这有他的一系列文化杂文为证)后,仍拒绝与这个时代对话。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27
      塞外牧人
      会员

      超越"后殖民主义"语境的有益尝试

      姚新勇(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自1993年底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1995年以"张承志现象"为重点收场戏之一,而在一片肤浅的喧哗声中草草结束了。今天我们旧话重提再谈张承志,首先就需要检讨我们的基本出发点,而不致于还没开始讨论就已跌落在"抽象"的"人文精神"的迷谷中。那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出发点呢?我以为应该把张承志放在"后殖民"语境下来思考。

      对于究竟什么是"后殖民主义"历史语境,自然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界定。但我以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欠发达的多元文化的国家来说,意味着某种内外夹击的历史困窘。从外部而言,我们作为欠发达的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对,面临着西方强势政治、经济、文化的诱惑、挤压和挑战。而从内部来说,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体制又面临着内部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性挑战,而这种内部的民族矛盾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变成民族内乱或国家崩溃的决定性内部原因。总之,我们既要应对国际性多元民族文化的挑战,又要处理内部复杂的文化矛盾。尽管这种内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挑战,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就存在着,但是那时的国际主导趋势是由分到合,是建立民族国家趋势由西方向东方世界的波散;而现在则正好相反,是由合到分的多元文化的膨胀期。从这种"后殖民主义"历史语境来看张承志,他就不再是什么抽象的、空洞的理想主义的仅存的斗士,更不是什么唐吉诃德式的文化狂人,而是中国、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鲜明的"后殖民主义"文化表征。

      阅读张承志自《心灵史》以来的文本可以发现,其主要的创作意向涉及两个方面:作为中国哲合忍耶教派回民代言人,对官方压迫性体制的控诉与挑战;对西方"列强"肢解中国阴谋的强烈危机感。第一方面的内容以《心灵史》为代表,而第二方面主要见于《无援的思想》、《清洁的精神》这两本散文集的诸多篇章中;而且后一方面,近两三年来更为突出。不管张承志是如何表述这两个基本意向的,也不论我们可以对它们做怎样多方面的解释,都不应回避这样三方面的基本事实:第一,那炸响的沉默的惊雷–哲合忍耶回民的声音,从边缘处向汉文化中心发出挑战,这种挑战至少是新中国建国四十多年来大范围公开表现的第一次。第二,那种对西方肢解中国的危机感是一种独特的东方抗议之声。第三,更重要的是,张承志"自陷"于腹背夹击的双向体制的挑战姿态,再形象不过地突兀了中国和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二难处境,即环绕中国这个中心枢纽展开的一系列相关而又悖反的矛盾:欠发达/现代化与传统/西方化,独裁、专制/民主、多元与整合、统一/混乱、分裂……–中国和中国文化还能在这种其直接和紧迫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内外挑战中生存下去吗?这最后一点对那些仅仅具有内地生活经验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易有切肤之感的。也正是在此,张承志为这些知识人提供了一个极有意义的位置参照点。然而对于上述各点,中国文化界不仅缺少真正的正面性反应,而且有意和无意地"封杀"着它们,消解着它们。

      我想说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涉及张承志文本的"红卫兵情结"问题。不错,抽象地来看,他的文本中是有着某种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影子。我们姑且不论这种红卫兵精神是否可能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就以张承志近期文本的具体内容来看,是同红卫兵造反精神有着本质区别的。因为在红卫兵那里是"破"字当头,只"破"不"立";而在他这里则是以"立"为主,以破辅之。首先,他不是空洞地对汉文化和西方文化体制进行炮击,而是切实地深入到内蒙中亚腹地、西北黄土高原和天山区域,并且更重要的他不是作为采风客和外来文化的观照者,而是作为真正的学生和少数民族文化之子,去把握少数民族文化的心灵模式,然后再把这种心灵模式本真化地给我们呈现出来。这样他就为自己所进行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地。因此,他对西方文化和汉文化的批判虽然就其批判本身而言并不细致,也比较粗略,但他的文本的文化意韵则不但不贫乏,反倒显得很丰富、醒目。另外,他不仅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汉文化(这只是转述张承志本人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还积极地去从汉文化的传统中发掘某种"清洁的精神",并想以这种精神去整合正多元离散化的文化板块。而至于他十余年来的文学创作,对新时期文化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我想补充两点:第一,自上一世纪中朝中国面临民族和文化危机以来,先辈或者从西方引进救国强民之道,或者试图通过改造传统儒家文化使之"古为今用",他们都基本忽视了中华民族内部的异质性文化资源,而张承志的着力点正在此方面。第二,文本的意义不是存在于文本字里行间中的固定的内容,而是由文本与阐释者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的对话产生的,因此我们从什么方面去解读张承志,去怎样放大他的文本中的可能性意义指向,就不仅决定我们对张承志的理解,而且也多少决定了张承志(也包括我们自己)所能发挥的历史性作用的性质与程度。所以让我们进行真诚的多元对话,弃置自以为是的不必要的义气之争。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26
      塞外牧人
      会员

      批判理性的缺失

      范钦林

      我以为,张承志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对于张承志的评价已经不能仅仅囿于文学批评的领域。唯美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对于张承志是无用武之地的。尽管他们可以宣称《心灵史》的抽象大于具象;从历史文本中去讨材料而使作品失之过叙;从宗教情绪中寻求激发文思的灵感又往往失之玄虚等等。然而这一切张承志并不在乎。从某种意义上讲,张承志他本来就不是在写什么小说,而更象是以小说为幌子创作一个社会文本、历史文本或宗教文本。更准确地说,张承志本人也更重视后者,他把《心灵史》看作是哲合忍耶教派的《创世纪》,也是张承志本人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所以对于《心灵史》的文学品格的怀疑本身不值得怀疑。《心灵史》的出现,宣喻着张承志文学道路的终结,同时也宣喻着张承志社会角色转换的完成。

      回顾张承志的文学道路,从《北方的河》到《心灵史》,从理想主义到精神的虚幻与信仰的迷狂,张承志走的是一条不断逃离他赖以成长的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中心,而寻求他的精神家园的道路。《心灵史》的出现说明他已成功地达到了他的精神彼岸。张承志对于儒教文化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他把儒教文化描绘成一种毫无生气的,阴柔、苟活的文化,他要用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发现的"这样一群哪怕死光了也要追求心灵信仰的人"的宗教–实践精神来修正儒教文化的不足,其用意或许是不错的。

      问题在于,张承志是以一种落后的文化为其支点,来批判相对先进的文化。这种批判只有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前提下才得以成立。但文化相对主义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否定了文化的发展性与阶段性。其实张承志所崇尚的那种迷信、盲从与缺乏理性的献身精神。儒教文化中并不缺乏。儒教文化中缺乏的倒是那种怀疑精神和科学、民主与个人自由的实践精神。而这些,在张承志的乌托邦里并不能提供。所以,张承志这种对于儒教文化的批判的价值就大可怀疑了。对于儒教文化的批判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更为先进的文化为其支点,而批判本身也不应是一种审判,而应是一种对话,具有双向渗透性,是一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共同体。而张承志的批判则由于放弃了对于哲合忍耶的自我批判而降低了他文化批判的品位。

      总体说来,我认为批评界与张承志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信仰与不要信仰,而在于信仰的内在涵义。在张承志看来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要好,而在批评界看来"迷信"与"盲从"比什么信仰也没有更要不得。缺乏怀疑精神的迷信与盲从,追求天国之梦而舍弃现世努力的宗教迷狂,毫无疑问将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目前最大的危险是蒙昧主义,而不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固然没有建设性,但它也不具备欺骗性,它不会故作姿态、装腔作势,也不会在信仰的名目下把人群糊里糊涂地引入死地;而这一切蒙昧主义却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它要把人的理性遮蔽起来,让人人都来做奴隶,做某些人的思想和信仰的奴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健康的怀疑精神和深刻的批判理性,不要说信仰,就是一般的学术研究也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一切都要再三地追问"为什么?"(季广茂《错把"人文"当"神文"》,《小说评论》95.5)当然我们对于张承志的张扬信仰,也应该追问一个"为什么?"另一方面,批评界与张承志的分歧也不在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争。其实质是科学与宗教之争,或曰科学与神学之争。张承志是与主张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的精英文化层处于对立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承志很可能是在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一个喜剧的角色。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25
      塞外牧人
      会员

      背离形而上学之神:张承志的歧途

      葛红兵

      20世纪是文化崩溃与重建并存的时代,如雅斯贝斯所说,它仍是人类的**,是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脱重新铸造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个时段,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全民性社会试验与改造,但是很明显这些试验与改造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流血牺牲无数,而深层却并未触动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它依然坚挺,依然在厚重的保护层下支配着国人的精神。世纪末是一个反思的时期,王晓明等发起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李泽厚以"第四提纲"为代表的哲学探索,都是这种反思与寻求的表现。在这一大潮中,张承志的声音是独特的,他找到的是哲合忍耶。的确,人类的生存除了需要衣食住行以外还需要精神,这并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但是谈到到底需要什么精神便复杂了。西方人有宗教传统,他们思维中心是人与上帝、人与自然;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传统,中国人首先思考的是人与社会,中国是一个伦理学的国度。任何不是建立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上的所谓彻底的精神改造,都不可能在中国获得成功。

      张承志恐怕也不会获得成功,因为中国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宗教之神,而更需要一个形而上学之神。海德格尔曾将人类的精神依峙分为两种:一种是形而上学之神,一种是宗教之神。虽然前、后期他的思想有较大差异,但他最终依然选择形而上学之神作为无法依傍之依傍,这个神的代言人不是存在于彼岸的上帝而是现世的诗人和思者。这个思路我们还可追索到尼采,他是一个一方面宣布上帝已死,另一方面又打着灯笼寻找上帝的人;他否定的是宗教之神,肯定的是人的形而上学–意志法则,在存在的虚无性体会中直面现实的林林总总。这一切都启示我们,世纪末的学人应该做的是弃绝宗教之神,而去追寻富有民族智性之光的形而上学之神,在哲学思辨园里寻找精神家园才是世纪末中国哲人的正途。

      张承志无疑没有走在这一正途上,宗教之路的殉道色彩虽然神圣,可以给现实生活的金钱化、快感化、污浊化以超度,但它不是一条普世之路。它引导的是迷狂,是对现世生活的弃绝,是眼泪、盲从、甚至鲜血,是用肉体之苦役来超脱精神之累,是苦苦相抵,是走在一条与现代文明完全相反的道路上。正如在后工业时代的水泥马路上根本不可能种荞麦一样,这种倒退的寻圣方式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现代人的出路在于海德格尔式的人与机器(工业)的既对立又和解中,而完全走一条与大机器对立的道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问题也许还在于,张承志的"心灵史"方式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诚然后现代社会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人们并没有统一的关于真理的基点,人们只能站在种族中心的立场上说话,但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背后是这个时代的知识体系内部的民主主义和无数的种族中心主义,实际使任何一种单一的种族中心主义成为不可能。也因此,一个深刻的种族中心主义者,他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反种族中心主义者。他应该在自己的种族中心立场中包含对知识信仰体系的平等性、民主性认识,说白了就是一种自我批判与质疑精神。显然张承志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做的甚至恰恰相反,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夸张的感情方式张扬了他的绝对信仰。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张承志成为一个无偏见的圣人,现代哲学阐释学有关洞见盲视、视野融合的理论,已经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无偏见的认识"一类的空话了;但是我反对张承志这种将文学文本社会化、在文学话语中施展社会权利的作法,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张承志并不是什么神的代言人,清洁中国人的思想、给中国人的思想中注入神性的任务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这是否是一个任务当然有疑问)。

      以张承志的悟性,他完全可以走一条追寻形而上学之神的道路,以为中国当代精神注入一个统一的、既有传统立足点又有现代气息的思想体系,给人们以超时代的神示般的启迪;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甚至没有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的立场上。

      我比较欣赏张承志早期的文本,如《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之光使这些作品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但是显然张承志越来越把理想主义绝对化了。我的看法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其实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把现世、现实看得过于黑暗、绝望,过于虚无的人,才需要一根绝对理想主义的神枝。一个盼望黎明的人怎么会以为他不是正处在黑暗中呢?!张承志正是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对当今的现实是抱虚无态度的,他对中国的未来也其实是不抱什么希望的(甚至包括对他的哲合忍耶)。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都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以为,张承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问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呼吁建构东方色彩的形而上学,中国"五四"时期之所以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五四"人将形而上学(哲学)与科学混为一谈了。科学告诉人的是必须遵守的规则,而形而上学则是一种"心性选择",它不是"科学",它需要不断论争;因为它不仅是以思辨的方式来启示人类,它依傍的除了智性还有诗性之悟,海德格尔重视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一直缺乏完整的以超越为目的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国思维中缺乏圣洁的思辨性,缺乏以人类整体为基点的超越具体历史环节的追问;中国人患的是形而上学缺乏症,中国人应该呼唤形而上学之神,不是一个宗教之神。世纪末的中国人应该思索的是如何直立于天地之间,如何使自身成为神性之人,而不是去投身、献身于一个异己的神,而这些只有形而上学能够给我们。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24
      塞外牧人
      会员

      主持人

      王晓华

      主持人的话

      张承志是以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写作姿态站立于当代中国文坛的。评论家们在评论张承志时,实际上已不是在评论作为作家的张承志个人,而是在评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多维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张承志"系列笔谈乃是中国部分学者对于张承志现象的正式回应。

      虔诚的建构意向与落后的文化抉择

      王晓华

      由于张承志是个倾向性很强的作家,尤其是他的近期著作主要是以观点鲜明为特征,所以,评价张承志用艺术鉴赏式的方法显然是不适用的。我认为,评价张承志的主要尺度有两个:其一,将张承志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总体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其二,将张承志放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中来考察。这两个尺度都是历史的尺度。以这两个尺度来衡量张承志,就容易为其在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定位,获得具有真正意义的结论。

      从第一个尺度来看,张承志的价值取向显然是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他有关哲合忍耶的系列文本实质上弥补了中国文化超越性不足这个欠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自孔子起就对超越性的存在持悬搁态度,而道家文化中虽设定了超越性的存在,但我们从已存的历史文本中看到的是道家的天国具有浓厚的现世意味,有时简直是将世俗图景移到了天上。马克思主义自本世纪传入中国,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指向未来的超越性的一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文化上的整合遇到了一定的挫折。8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界的一部分人又开始了改造中国文化的运动,试图为中国文化增加超越性的一极,使人们将万事万物都与终极的东西联系起来。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刘小枫。他试图通过引入基督教文化来使中国人学会终极关怀和终极思考。在文学界,张炜、张承志、史铁生三位作家是这种努力的代表。其中,张承志虽然是最偏激和富有异端色彩的一位,但他的虔诚是无需置疑的,我们在他的《心灵史》和《荒芜英雄路》等著作中能看到一种信仰之美。从长远上看,张承志等人的努力对改变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必然有积极的意义。

      从第二个尺度来看,张承志的价值取向则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和蒙昧性,甚至有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指向背道而驰的一面。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个分化的过程:原始族类社会(人只有族类意识,只存在我们,而不存在我,以部落共同体作为实践单位)→阶级社会(族类意识分化为阶级意识,自我意识诞生)→自由个性社会(个人普遍成为个体,社会生活完全落实到个体层面上,人类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在人类社会正处于由阶级社会向自由个性社会转化的过程中。随着这种转化,原有的领袖/群众二分法正逐渐被消解。因为这种二分法在设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领袖)之时,使无数人处于无个性的群集状态,实际上是靠牺牲无数人的个体性来实现一个人的个体性。张承志显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他在《心灵史》等著作中反复赞美信徒对领袖的追随精神,如"只要认准了一位领袖,就不分天南地北地跟随着他",可以为之抛弃家庭甚至"杀人越货",为领袖牺牲更是"祈祷来的全美"。显然这具有极端的蒙昧色彩,而跟随领袖的信徒只能在崇高的感觉中成为无个性的人,即非个性群集中的一个分子。同时,张承志还承认自己的"领袖欲":"人生应当有人来追随,选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为伍,给他们一次启迪一个证据……人如果能获得如此追随,便是成功者。"张承志也许没有意识到:他选择底层人民为伍,并不是想让他们成为独立的个体,而是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追随者,而这意味着底层人民将永远是底层人民,即相对于领袖而言的群众;也就是说,他们不但获不了拯救,而且将更加沉沦于无个性的群集状态。成全一位张承志意义上的领袖,就要牺牲很多人的个体性。所以,张承志想成为哲合忍耶人民的代理人,尽管可能有善良的愿望,但其结果却不是拯救,而是拯救的反面。拯救一个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使他成为个体。这一点,无论是从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是从"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历史教训中,都可以非常容易获得证明。由此观之,张承志后期著作中的主导倾向是与历史发展的最优指向正相反对的。明白了这一点,该如何评价张承志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张承志思想中的根本欠缺,他想通过弘扬宗教意识来为中国文化增加超越性一极之努力,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却注定是不会完全成功的,甚至会使中国文化产生倒退的态势。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22
      塞外牧人
      会员

      又读张承志,才知道一个人少年时的情怀始终难改。少年时代我曾是那么喜欢张承志,喜欢他超过当代任何一个在做文学的人。记得还给他写过一封信,当然那封信最终是石沉大海。在把他忘却了许多年后的偶尔一天,在北京思考乐书局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这本《文明的入门——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在喧嚣的日子背后,读着这本书,还是令我感到了一种生命的奢侈。
      一直觉得他是那种把小说写得象诗一样精致、纯美的人,他的《黑骏马》曾是那么感性而诗意地让人浸透在美好而哀伤的爱情里边。他的《北方的河》更是激发了我类对人生、事业的理想化追求。岁月纷纷扰扰,许多的愿望与坚守被湮没在琐碎而单调的庸常中,而内心始终细心保存的那部分独善的空间,不能不说不受他的影响。。。
      这两晚独坐窗前,阅读他的散文使我更近的感受到他灵魂的干净与纯粹,个性的独特与执拗,更深地被他优美雅致的语言、丰富含蓄的情致所吸引。二十年后读他,一点也没让我失望!而是让我更成熟地体验到了这个人为出的文的美妙。
      张承志是真正不媚俗的。他在《水路越梅关》中写道:。。。吸着清新的风,对着青黛的山,读着的都是古典的华章。这是我摸索出来的养身之道,望着如此下流的世相,你只能古文当中药,审美以奍心,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而且一旦开卷,一字一妙响,一句一段音乐,顿时,心情为之一振,人也不觉独自笑了。”在行程中寻觅文天祥的足迹时,还写道,“在赣江上,我突兀地担心起自己的笔墨,怕自己也有过下流的轻薄。”从他尊崇的人也可看出他骨头的坚硬,”楚地的谭嗣同、陈天华,吴越的秋瑾、鲁迅,他们高贵的气质,与我们日常惯见的,那么不同。“
      对于散文我一直不喜欢那种轻薄自恋的文字,象时下充斥于各类生活、女性杂志的文章,甚至于倒了我对散文的胃口。但对于真正有品味的大家,则是非常喜欢他有我的那部分文字的。在张承志的文字中我就那么贪婪地捕捉着他不多笔墨的关于”我“的心思与感受。也那么特别喜欢他脱俗的语言。在〈荒芜英雄路〉中有这样的描写:就这么静静地,我仿佛眼睁睁看见一切都在沉入暮色。无论是七个世纪以前那壮举般的行军,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成吉思汗或睦尔撒纳,无论是石砌的草原大道还是几千年星星点点遗下的各式古墓。。。一切都在这片黑泥巴上黯淡地沉灭了。山影灰了,树林淡了,毡包模糊了,炊烟终于和天地融成一色,轻轻拥推着这异界般的夏牧场,吐出一个久久的喘息。野望消沉了,堕入仿佛情欲般的、夏夜草原游魂般的呼吸之中。多美的文字啊。
      不管当今文艺界、评论界如何去支解、涂抹他,张承志,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个真正崇尚心灵自由的诗人,一个让人内心恢复湿润的作家,一个高贵而丰富的血性男人!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21
      塞外牧人
      会员

      在我人生最落寞的时候读到张承志、史铁生,

      他们以笔为旗,发出关于精神的呐喊,关于人生天命的阐释,

      黑骏马中,恋人的贞洁在命运面前的轻微,

      人世流年后,诸种情形宛若昨日,却变化石破天惊,

      于无声处听惊雷啊,

      心灵史中,把读之,那泪竟潸然而下,不知为谁,

      也许为了多难的民族,为了那可怖的血腥,

      或许又为了自己在历史面前渺小如沙的生命

      天地间,还有英雄、伟大,

      此种种字样,在张承志的作品中,

      我找到了那渐行渐远的历史民族的车辙印迹

      好,顶。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20
      塞外牧人
      会员

      读一本好书,有时会成为一件不幸的事。

      人们常说好友如好书,固然不错。但是当好友是个诤友时,有些事情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正如心灵的病痛总会在某刻被揭露为撕心裂肺的恸哭湖沉默:疲惫而没泪。

      诤友逼你直面这世界与世上发生的一切,诤友逼你直面你自己,你心中的感想与身外的言行。你力所不及的或不愿视听的一切真实铺天盖地、扑头劈脸而来了:鲜血、眼泪、苦难、毁灭、地狱、杀戮、绝望、诅咒、苦行、沦丧、堕落、忏悔、拯救、信仰、逍遥、速醉、掠夺、淫秽、圣洁、沐浴、纯朴……你一下子被抛入空中,没有阵脚。你只有听任这巨大的语言之风把你席卷而去,你无发落下,甚至无法预想你沉重而斩绝的一落在于何地:是地狱之门还是天堂之路抑或依然世上?何时:是今夜明晨还是永远的空中放逐?何种方式:是巍然屹立还是颓然仆地抑或手伤脚残踉踉跄跄?何种结果:是砰然砸地一座山还是轻于鸿毛一缕烟抑或无棱无角一卵石?你痛苦地、痛快地闭上眼睛,更清晰地感受你的被惨重击中的爆裂,感受你的被热烈焚烧的辉煌。从未有过的苦楚与快意淹没了你,你获得了一种类于创生与毁灭的感受,诅咒和赞美这突而其来的命这不可更改的命。巨大的语言和思想象阵阵风暴雷鸣,你精疲力竭地倒下但没有结束你的倾听,在被充实的过程中你可怕地空了,在不断的引证中血流满地、泪流满面。醒来后,你楞怔怔地一言不发,你发现自己无力说出一句完整的有意义的话,此刻你痛感大欢喜与大悲哀。

      这就是我读到张承志时的死亡经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读了他的《清洁的精神》、《荒芜英雄路》、《黑骏马》、《神示的诗篇》以及能找到的篇什。他语言的力量和思想的力量和情感的力量使我放弃了我犹豫已久才确定下来的写作——一种生活和生命存在的方式。我的羞愧和无为出于我的自知和自尊。今天写下这些文字,则是我无力反抗自身命定以及为命运所包裹的责任感的结果。在我获得天命感的短短十年中,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打击,一次是五年前的现实生活,一次是目前的书本阅读,或许它们都属于心灵事件,深刻而全面地改变了我——惟天命继续如弦不曾折断。当然斗胆的一言也可能出于我的无知。我不想说。

      张承志,牧民,水手,学者,探险者,考古队员,多种语言者,伊斯兰教徒,无职业自由人。感觉一切:声音、旋律、色彩、线条、语言、文字、黑白、陶醉、自然和生命。然而最重要的是:张承志,有信仰的学者,坚持得最持久最悲壮的英雄主义的最后一座堡垒,最能言说最能感人并使语言与情感保持绝对纯洁的诗人,我心目中鲁迅先生之后最有成就的中国文化人,先生的知音和后来的战友。回族,真正的爱中国者,属于底层的叛逆,李清照和辛弃疾的同乡,山东济南人。广大而刻骨地生活过并昭示他剖心自食的结果——真实和道路,时刻举意,也许现在不说话。

      我是于无意中乱闯进去的,然而张承志却不是可以随便阅读的,他也决绝贸然打开他所有的书的手。

      没学养:读不出分量;

      没灵性:产生不了蜕变或涅磐,没有陶醉;

      没正念:读后易流于狂、狷、偏、狭、傲、邪、魔、颓、废、毁……等等恶道,特别是没有信仰的或缺知少识的青年,尤宜谨慎,虽然也正是这样的人是最需要而且最有可能从中获得启示和教益的。

      一切有命,人须自知。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18
      塞外牧人
      会员

      因为这种异化是内在的,心甘情愿的,往往更为可怕。对于理想信仰的自觉皈依使人深陷其中,无法拉开距离地对所依附的信仰进行理性的审视与批判,于是,信仰成为服务的工具,任何进一步发展个性的机会都被否决掉,人性的因素只有在有利于理想的情况下才被照顾和考虑,其后果是窒息了个人真实个性的表达,人丧失了主动性,成为受制于外物(精神)的奴隶。这种选择是轻率而盲目的,是对自我的不负责任。因为否定、摧毁个人的价值,就等于熄灭了人性内在光明的火种,往往会导致自我的异化——人格不能完整实现。对于宗教的虔诚皈依使作家张承志具有了圣徒精神,即视全人类的罪行为自己的罪行并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根除罪恶的重任。他的几部重要作品都详细描述了回族人民灾难深重的历史与不屈奋斗的反抗。对于历史的不公,人类犯下的罪行,张承志都以圣徒精神在心理上全部承担。在这样沉重的精神负荷下,作家的精神自我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压抑。在其作品中,表现最为鲜明的就是:禁欲主义。在作家笔下,主人公对于母亲、爱情、甚至友情都采取回避甚至逃离的态度。面对《北方的河》中的女记者,《金牧场》中聪明、智慧、善解人意的真弓,最终选择仍然是逃离。小林一雄(《金牧场》中的人物)虽被尊为兄长与引路人,也仍是近于膜拜的偶像,而非心灵平等的友人。对于种种温情,他始终采取回避、拒斥甚至敌意的态度。为了信仰,他弃绝信仰外的一切,他虽然很难做到真正的绝情寡意,昂然前行的外表下面是一颗时时依恋回首的心灵,但是圣徒精神带来的沉重的救赎意识已深入心灵,使他永无背叛的可能。“我深深懂得,深爱着草地上美妙的和谐。但是我不能彻底,相信我血中的这种毒素——只有在烈火中才能消除了。我是一对痛苦的矛盾,我是一个双魂的受苦人,我是一支两弦的琴,他真地奏响了,撕裂了我的身和心。”(15)为了追求高悬于上的理想,他不惜在心灵深处不断苛责、自省,在肉体上不断锤炼、受伤,舍弃一切情感需求及物质享受而将自我身心全部献于理想的祭坛。因此,张承志笔下的主人公在坚忍不拔、英勇无畏之外,往往还有因禁欲而带来的自虐倾向。他对于普通人正常的精神、物质需求退避三舍,回避友情,冷淡母爱,对于异性的情爱更是避之惟恐不及。拒斥人性正常需求的行径确实赢得了精神上的一步步进取,其代价却是使健康的心灵受到了压抑与牺牲,这到底是悲剧还是正剧呢?面对这种为了人类沉重的关爱而甘愿背负心灵巨大痛楚的刚烈,心折之余,我们还是禁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难道投身理想,一定要以健康人性的受损为代价吗?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是否在人性方面都不健全呢?这显然是荒谬的。无论古代的屈原、杜甫,还是现代的鲁迅,无一不具有深切的焦虑体验,为追求理想艰苦跋涉、鞠躬尽瘁,但如果简单将其归为健康人性受到压抑甚至残缺的一类人,显然是不正确的。由此可见,对理想的执着坚守与自然、健康的人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冲突。焦虑性心态在医学上显然是一种病态,但艺术家的焦虑与精神病患者的焦虑显然不能同日而语,后者使人变得病态反常,而前者却可以用于艺术创造。因为,艺术家有某种心理机制能驾驭焦虑反应,不使它变成破坏性、障碍性情绪,同时又将其溶入有效的创造过程。这样不仅使自己的焦虑情绪得到了释放,而且令自身的文学创作摆脱了陈旧刻板的形式,和谐统一的规则,成为包孕了多重主题与思想因素的内涵隽永、深刻的上乘之作。但是,对于困惑心态的心理驾驭能力并非人人具备。面对纷扰不安的焦虑情绪,许多人显得手足无措,甚至将其视为自己才智不高的体现,竭力回避,急于解脱。也正是这种不正确心态使他们失却了伟大文学创作的重要心理条件和宝贵财富,难以成为真正的大家,这也是新时期文学缺乏大家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张承志的作品流露出的困惑与焦虑也曾予人以强烈的震撼,但作家却未能勇敢面对自我,抛开旧有思维模式的束缚,深入领悟人生的真谛,他曾表述过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有意回避:“我不仅禁了《野草》,也禁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至今不读。“(16)他惧怕面对自己分裂的灵魂,惧怕将自我脆弱的一面呈现于人前,怕在陀氏的声音中听见自己沉默背后的心灵独白,怕看透自己强硬精神背后的软弱与迷惘。于是,他竭力张扬民族信仰理想,希望籍狂热的追求掩饰心底的忐忑不安。这种对待内心困惑的错误心态就是使作家与在文学创作领域再攀高峰的契机失之交臂。其作品虽然也曾予人以强烈的震撼效果与唤醒效应,但却因为缺乏鲁迅式的鞭辟入里的批叛意识与反省精神,总是令读者心灵震动之余仍旧感到无所适从。换言之,张承志的作品总是能够唤起人们沉睡的忧患意识与神圣的使命感,但却不能赋予其具体的内涵:追寻的道路到底通向何处?理想之矛究竟指向何方?仍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也许只有当张承志能够真正面对灵魂上种种困惑与迷惘,跳出固有的观念体系,摆脱陈旧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自我与世界时,这一问题才会有较为完美的答案,作家也才能真正摆脱创作中的迟滞状态,向文学创作领域的更高层次迈进。

      注 释:(1) 张承志:《历史与心史——读<元朝秘史>随想》载《张承志文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 朱伟:《张承志记》载《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3) 张承志:《错开的花•题辞》载《张承志文集•新诗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4)(5)张承志:《心灵史》载《张承志文集•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241页。
      (6)(15)张承志:《错开的花•题辞》载《张承志文集•新诗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54页。
      (7) 冈林信康:《绝望的前卫》转引自《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8) 张承志:《九座宫殿》载《张承志文集•中篇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24页。
      (9) 张承志:《北方的河》载《张承志文集•中短篇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10)(11)张承志:《绿夜》载《张承志文集•中短篇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253页。
      (12)(13)张承志:《黑山羊谣》载《张承志文集•新诗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第8页。
      (14)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版,第166页。
      (16) 张承志:《渡海夜记》载《张承志文集•散文卷》,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17
      塞外牧人
      会员

      及至《海骚》,对于血仇的反复讲述,简洁的语言却蕴涵着深深的愤懑与不安。《黑山羊谣》中,连语言本身也开始有了浮躁、凌厉的倾向,流畅的笔触时时因为情感的躁动而滞涩,甚至郁结。这种心态最鲜明的体现就是《金牧场》。在这里,焦躁与激动的流露已无需任何掩饰。抛开对小林一雄疯狂摇滚的大段描述不谈,单就小说形式而言,复调结构的采用使J(日本)、M(蒙古)与议论的三个世界、三种字体并存于一部作品之中,足见旧有的体例与语言已无力负载作家心中汹涌的思绪,而这种复调结构的尝试带来的却是失望。张承志公开承认《金牧场》是他写坏的一部书,对于那种复调结构的尝试更是后悔不迭。心中涌动的激动与亢奋使他急于倾诉,努力变心绪为内容,化思想为形式。这种倾诉的需要同样焦急。既然小说的形式已无力负载,他就改写散文、诗,这种形式更为自由,可以抛开结构、人物、情节、时间等因素,直抒胸臆,一气呵成。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散文兼诗的形式为作家情感的宣泄提供了通畅的渠道的缘故吧,在作家最心爱的三首长诗(《错开的花》、《海骚》、《黑山羊谣》)中,触目可见的焦虑更深更重,甚至开始对自己九死不悔追寻的理想有了疑问,“人的血性中有多少种质,多少种色,多少种分离化合,多少可以潜藏的可能性呢/当欲望出现并为你发现时/它真的是高贵不凡的血性驱使么/或者是一场可悲的自杀自骗。”(6)这也是困惑中最深的一层,它不同于荷戟独彷徨的孤立无依,也不同于对前影渺不可知的徘徊不前,他要面对的是如何在经历自我分裂的痛苦,忍受追寻道路上种种焦虑以及有关生命的困惑之后,是否仍能保留对理想的最后忠诚,正象歌中唱的:“为了相信/我怀疑着,只能向前/向前自由的长旅”(7),旅人的征程仍在继续,而他胸中的困惑也只能在漫漫旅途中化为内心最深的寂寞。二、寂寞的旅者在张承志的作品中,我们始终能见到这样一个形象:他步履匆匆,缄默而刚毅,为着自己的理想不惧怕任何艰难与困苦。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追寻,乐此不疲,坚忍不拔。尽管在不同作品中旅者的环境、际遇大相径庭,但他一往无前的脚步却一直在讲述着曾经存在过、现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英雄梦。《大坂》中的“我”前去考察雪山大坂,面对自己身体的孱弱与外界种种压力与阻挠,始终坚忍不拔,坦然面对困苦,不屈不挠地追寻精神的超越。《九座宫殿》中的韩三十八,虽然身处恶劣的环境,自己又残疾在身,仍然对生活保有一份执着的热情。“只有荒石滩,只有大沙漠,再就是胡大造化的一块红酸土和一股泥污水……就硬是把自己的根子在这荒瘠的红胶土上扎下来啦。”(8)《金牧场》中的七个勇士,跋涉过沼泽、血河、火山,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为达到黄金牧场,他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断了左手,伤痕累累,仍然执着向前,寻找着理想中的黄金墓地。在作家笔下行色匆匆却百折不回、坚韧顽强的旅者身上,我们看到了杰克。伦敦北方荒原上与狼搏斗,无视严寒与风暴的淘金汉子;梅里美的科西嘉岛上那些为维护家庭荣誉与人格尊严,不惜枪杀有背叛行径的亲子的农民;更有梵高的阿尔景色中那些扭曲挣扎、不屈向上的火焰色彩。这种对于理想与信仰(广义的概念)的执着追求与狂热,这种将信仰的瞬间贯彻一生的实践的历程,这种为个人内心的精神家园所付出的最大限度的热情,这种为追求精神的超越不畏艰辛、不惜殉命的炽热与赤诚,让我们看到了张承志人格的投影。神圣销匿的时代,有了英雄,却没有驰骋的天地,仿佛一株“错开的花”。反映在作家的作品中,就是主人公那种深重的孤独感。《北方的河》中激情洋溢的青年却不被人们理解,不仅朋友与他深深隔阂,连那同样历经风雨、对他倾心不已的姑娘,也难以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我就是我/我不能变成你/就连你在那儿独自苦斗/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9)其中包蕴的是怎样的无奈与辛酸!《绿夜》中的“我”在喧嚣的城市生活中孤寂难耐,怀念插队的大草原,却遭到了“祝你在洛西南特的瘦背上骑得稳”(10)一类的嘲讽。他思念草原,但当他真的回归草原时却发现现实远非想象中的那样美好:被他视为小天使的小奥云娜不再是“我”心中那条明净的小溪,她并不眷恋往昔的时光,瘸子粗俗下流的玩笑却让她觉得亲切。“我”终于领悟到:“醒着去寻找逝去的梦是件可怕的事。应当让那种过于纯洁的梦永远萦绕心头。因为在现实中追求梦境就是使梦破灭。”(11)张承志笔下的额吉形象是他草原题材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主角,她总是那样宽厚、温和、豁达而又坚韧。她的反复出现,简直成了作者的一种寄托,可以不要爱情,不要友情,舍弃一切,但却无法控制自己不向这一灵魂靠近。但在《黑山羊谣》中,他却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对于曾经恶毒侮辱过自己的秃子一家,额吉竟然也报以和蔼、慈祥甚至温柔。在秃子一家忿忿迁走时,额吉奋力追赶,并且狠狠瞪了曾为他惩罚过秃子的“我”一眼,目光中有一丝拘谨和紧张,甚至有陌生的隔阂。“你心中烙过一道火烫……她那么急切宽容地追赶着她的仇人,她那么轻易残忍地刺得你心血横溅。”(12)还有铁木尔闯汗腾格里峰的惨败,韩三十八、“蓬头发”寻找“九座宫殿”的无果而返,平田、真弓、“我”对黄金牧地的向往、追索和憧憬等等,每一个追寻者身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寂寞与孤独。这是在物欲膨胀的世界中坚持仰首为人的尊严,在喧嚣鄙俗的市风中保有从容淡泊的心境,并且为重建精神家园甘愿背负十字架的勇敢者所必然面对的寂寞与孤独。对于张承志而言,这种不为人理解的孤独、寂寞并不可惧,因为他拥有理想,他的寂寞是更深层的,是来自于精神深处的先驱式的寂寞——为了理想,我们一路追求、寻找、忍受了难以忍受的焦虑,忍耐了难以忍耐的分裂,承受了难以承受的痛苦,投入了青春、爱情,甚至生命,但奋斗到底却仍不能消除最终的困惑——追寻之路到底应通往何处?时代发展到了今天,人们拥有了选择的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选择的无所适从。经历了心灵浩劫的人们,对于理想的追寻更为谨慎。由茫然回顾的无所适从,到重上征途的毅然前行,由对过去岁月的反复回顾到对未来之路的昂然举步。激昂慷慨之中又蕴涵着多少内心深处难以言喻的沉重与苦涩!理想本身的不可言说,不容质疑使其在神秘面纱之后又显得十分虚弱。学者出身的作家固有的理性思维使他无法摆脱对高悬于上的理想的种种疑问:“为什么我要年复一年地描写一个蒙古老太婆,描写了那么久那么多页纸,手都写酸了写累了,但我还顽固地写着呢?”(13)理想的虚无缥渺使得这种追寻显得既英勇又迷茫,既生机勃勃又危机四伏。但是尽管对理想王国的追寻艰难而前途茫茫,籍着对一民族过去的缅怀与未来的热望,他仍然毫不犹豫,“无疑的,如果说我们必须把不朽的信念建立在对不朽的渴望这种不保险而又脆弱的基础上,那么这的确是很悲惨的命运;但是,如果说我们必须找到证据才能证明这种渴望的可能性,那么更属荒谬。我在做梦……?就让我做梦吧,如果这场梦就是我的生命。并且,不要把我从梦中叫醒。我相信这份对于不朽的渴望的永恒性根源,因为它就是我灵魂的实质。”(14)这种追求理想不可动摇的信念与为确保精神的清洁而战的超越世俗的勇气,使张承志的作品始终洋溢着悲壮的激情。但这种目标未明,只是一味向前,再向前的追寻精神虽然值得尊敬,但却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盲目性。旅人可以用匆匆的步履掩饰对往昔的留恋,却掩盖不住渗入骨髓的寂寞与孤独,更有即便在意志最坚定时也掩饰不住的对前途茫然的困惑。往事已不能再回首,举目前瞻却又对未来一无所知,这是更深的寂寞。这样一种带有痛苦和磨难性质的精神历程无疑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如果身处其中的作家能够勇敢面对自我,就能摧毁虚伪与假象,打破生存的种种谎言,使人沉溺到最本质、最深邃的精神求索中,从而踏入卓越文学创造的领域。遗憾的是:张承志未能真正洞悉到困惑心态的积极蕴涵,而是将其视为自己追寻理想的最大心理障碍。为了摆脱这种焦灼与迷惘,他一直在努力寻找,企望以寻找的激情来掩饰对于理想的质疑。但孤傲的个性,又使他将这种回避与遮掩视为对理想的背叛与动摇。对于一个视理想为生命的人来讲,这种自身的动摇无疑是致命的,不能也无法对任何人讲述。所以,张承志的寂寞是至深的寂寞。任何事物都是因、果相联的,没有无因之果,变没有无果之因,心态、情绪更是如此。对于作家寂寞心态的外在根源,在以上的篇幅中已有分析,其内在的心理根源又是什么呢?对于理想信仰的追求所伴有的激情洋溢的态度、行径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把它极端化,使理想信仰成为强权,就会扼杀自我,失去自我的完善性。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16
      塞外牧人
      会员

      内 容 提 要
      在新时期文坛上,张承志之所以是不同凡响的“这一个”,与其独特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本文尝试探索其深层文化心理内涵:因对理想怀有疑问而困惑的自我,以及由于困惑的无以解脱而最终导致的内心深处的寂寞——一个怀疑理想的理想主义者以及这份怀疑的无以言说。以期达到经由作家的精神表象,深入探求其内心世界的精神内核的研究目的。 主题词:张承志 理想主义 文化心理 作者简介:李秀萍,女,1973年1月出生,1998年6月兰州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河北省廊坊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愿望是可以主宰人的,特别是代表个体人的人生态度的哲学与宗教,更以种种沉淀的形式影响着人格心理结构。人生哲学本身的两难处境使得主体的心理结构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之中:是理性的抉择,还是一任激情澎湃?这是永恒困惑于人的问题,并且衍化为生命行进式的脚步,努力填充着有限人生与终极理想之间的距离,虽然明知那距离是不可填满的,却仍然执着于此。犹如神话中的巨人西绪弗斯,永恒地推着巨石。或许生命的意义恰在于此。一、困惑的自我张承志的作品总予人这样一种印象:一种深深的困惑紧紧萦绕在作家心田,挥之难去。从心理学意义上讲,所谓内心困惑实际上是指某种认知不和谐状态,它一方面体现为认知主体所把握的信息与其习惯的认知格局(过去经验、知识与逻辑推理等)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又呈现为主体对事物作多种可能乃至冲突性解释的认知状态。鉴于此,内心困惑应是文学创作中经常会遇到的心理状态。作家的内心困惑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主体努力寻找的结果,是一种穿透生活表象而进入内在深层体认的产物。任何缺乏深刻洞察力,囿于传统观念而又缺乏反省批判能力的人,都将与内心困惑无缘。这种困而思之的心灵历程,能够激发出作家强有力的探究欲,赋予他们以怀疑精神和批评意识,从面在所营造的文学世界中揭示人生的底蕴。如果说对世界现存样态的不满足是引起困惑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反省与叩问自我则是导致困惑的内在原因,这一点在张承志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从本质上讲,困惑是一种自我面临分裂而导致的情绪。张承志的内心自我始终处于两种反向张力之间,呈现一种向两端撕扯的状态。自我反省与批评打破了现存文化外在地赋予个体的种种生存谎言和自我假象,在紧张剧烈的内心冲突中,作家最直接地洞见了在日常生活中难以窥见的本来面目,瞥见了自己多重人格的诸多侧面,更深地感悟到自己的生存困境与种种难题:理性与激情之间,宗教与文学之间,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追求目的与实现方式之间,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之间,身与心之间,作家承受的内心冲突的无法解决,使其自我分裂,不复完整。历史学者出身的作家张承志是相信未来、相信历史延续的。历史——未来,无论是创作还是情感,作家都包容在这样的双向运动中。一方面,他投身于理想主义,坚信历史会进步,明天会更好,因而追求的主题成为他创作的主题。另一方面,学者固有的理性思维使他不能不对所依附的理想主义提出质疑:未来将向何处去?目标何在?轰轰烈烈的追求主题本身是否就是一种盲目冲动?精神之旅指向何方?为摆脱这种困惑,他一直试图寻找一种界于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联结点。宗教最终成为他赖以栖身的大陆,作家试图以此为旗引导众生抛却历史的积重,经由理想、信仰之域(此处泛指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抵达理想天国。但是矛盾又出现了,作家发现:宗教究其实质仍是一种异化,它在颂扬人的力量时,不自觉地转向了操纵人的理性本身。它已不是为人主宰的态度而演变为主宰人的枷锁。仍是人的牺牲,是人对宗教精神的屈服。对于具有强权性质的历史而言,作家又是反历史主义的。“当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真的可以对这些被埋没了的一切不屑一顾么?尤其是回忆一下最初使我们动心研究历史的初衷,那时的发现难道仅仅是一种幼稚吗?”(1)在其创作中,也一再表现着人挣脱冷酷历史的努力。尤其是其力作《心灵史》中,哲合忍耶民众秘密相传的《热什哈尔》就是对官方历史一种最坚决的拒斥。人创历史,却又要受到历史的限制与束缚,人本能地抗拒历史所具有的强权性质,但面对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这种抗拒却又显得苍白无力。人的生命就在这样一种无可抗拒的抗拒之中,显示出其悲壮的内蕴来,在这样一种明智而无望的努力中,人陷入了更深的困惑。相信未来却觉得前途茫茫,抗拒强权历史却又自感无能为力,作家这种内心的矛盾究其根源,就在于其自身理性与激情的冲突与冲突的难以协调。 “我觉得自己像切开了自己的血管,直至小说发表了很久以后,我还觉得自己的血在流。”(2)这是张承志形容自己的写作时所讲的一名话。的确,他的文学创作的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那种热血激荡的澎湃情感,这是对生命的痴恋,对爱和理想的执着深情的体现。但作家骨子里却又是理性的,历史学者固有的理性思维使他奔涌的激情时时搁浅,作家自我理性思虑的一面不能容忍情感潮水的泛滥,而是努力将其消解在一种他所认定的理性构架中,试图将躁动的情感引至健全的理性王国,竭力在放纵情感的过程中,使其皈依理性而不是背叛理性,但是理性与激情的相互融合并没有达到作家预期的成效,情感世界的丰沛与理性内涵的单一,显然难以真正协调起来,后者面对前者的汪洋肆意,显然有点束手无策,一旦强行将其消解,就会使激情受到束缚与压抑,在一种两难的处境中,主体自我的困惑与焦虑是显而易见的。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差距的焦虑。我们渴望皈依,但皈依什么?理想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一统的理想被击碎后,我们面对的是确立目标的艰难。自由给了我们选择的空间,也带来了选择的困惑。的确,当今的时代精神是苍白虚无的。物欲的熏染使人们渴求精神的清洁,但是,是否因为精神空虚、灵魂苍白,渴求皈依就可以任意皈依一种理想而不去理性地审视它的真理性呢?饱受伪理想主义之苦的人们有理由对理想主义的真伪提出质疑,也有理由在未能确认其真理性时保持自己的疏远与拒斥。毕竟,理想主义缺少质疑与虚无主义缺少终极关怀同样可怕!为相信而怀疑,因怀疑而向前探寻,也正是为了相信。多思的作家张承志性格中具有敏感与机警的一面,这就使他在精神情感上承受着超乎常人的分裂——人格分裂。在历史——未来的精神走向中,作家意识到:向过去寻觅良方并非长远之策,因而他才永不知倦地向前寻找,也许是以寻找的热切来掩盖同样热切的怀疑:理想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容怀疑,更不许批判,理想内涵的不可说、不能说更使其具有了神秘意味。而这一点恰恰加深了理想本身的虚弱,使追寻者的焦虑层层加深:如果说生命是一个个虚空,而生命的过程就是用理想的热情去填满这些虚空,假如连理想的热情也是不能确定、不能把握的话,那么我们还能把握什么呢?对于不可寻觅的寻觅,对于不能把握的把握,作家深深地感到了自己被撕裂的疼痛,“于是,我遵照启示,肉身置于闹市,灵魂却追逐自然。这样,只有我救活了一条灵魂,也只有我使这灵魂孤苦无伴。”(3)宣言诞生的本身就已预示着它实现的困难与不可能,因为告别过去就意味着告别自身,意味着自我再一次分裂的痛苦。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惨痛的体验呢?与自我作战究其根本是一种顽强还是一种挣扎?其结局难道不正是自我更深层次的分裂与苦痛吗?这种赋予不确定性以确定性的困惑,就成为追寻中的主要体验。生命哲学、过程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具备存在的可能,在张承志的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种场景:主人公来到一个地方,他想寻找一些什么,想得到一点顿悟和启示,但“此处”并未给予他满意的答案,他最终还是继续寻找与追求。由“荷戟独彷徨”到“向着自由的长旅”,一次又一次的追求中又何尝不包含着孤独、寂寞、惆怅的难以排遣,不被理解,不被认同的悲凉与失望,何尝不包含着内心深处难以言喻、无法形容的苦涩。这样的内心困惑与焦虑是一种灵魂的磨难,必然伴有明显的不愉快甚至恐惧。但是对于作家而言,内心困惑非但不是创作的心理障碍,反而是杰出的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心条件,因为只有这种困而思之的感悟才能揭示人生的底蕴。一般而言,每一位严肃的作家在其文学实践中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但由于对内心困惑的积极意义的认识不足,许多作家不是积极主动地寻找并投入到困惑中,而是有意回避、疏远、急于解脱,这就使他们丧失了许多叩开卓越艺术大门的良机。张承志在新时期文学史中,无疑是一位内心困惑极其深重的作家,遗憾的是,他也未能采取正确的心态,而是将其视为文学创作的困境,不仅千方百计回避,而且急于从中解脱。为此他不敢面对内心的种种困惑与疑问,而是极力彰显义无返顾的旅者精神,企望以狂热的信仰崇拜与对苦难的渴望来掩盖慌乱不已的内心世界。在《心灵史》的创作中,他将这种情绪发挥到了极致。他以狂热的信仰崇拜与灼人的文字叙述来掩盖了内心的惶惑与疑问,摒弃了自我理性对信仰的阐释与理解,在牺牲精神带来的正、负两种影响中,他只将对于压迫、屠戮的不屈反抗付诸笔端,推崇备至,以作家的敏锐多思,对此他不会一无所觉,但他却用烈火般的赤诚膜拜与激情如潮的文字,再次压抑了作为学者的理性思维与质疑。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疑问如果深究下去,是会动摇整个长旅的根基的。张承志曾在《心灵史》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十三太爷马化龙为着换回多斯达尼,把自己一家人举意当了古尔邦的羊了。”(4)而他自己为了保持内心宗教的完整性,将自己的身躯与思想都放在了理想的祭台上。“我放弃一切自由/放弃作为人的——每一项天权/我要走进他要我走进的门坎槛/我要响应他向我发出的召唤”(5)这种理想不仅是使历史变成情感,而且是将信仰化做生存。这是一种学问和艺术向宗教皈依的过程。凄美、刚烈、执着与决绝就这样结合在了一处。但是,理性的匮乏使这种狂热显得苍白乏无力,经不起质疑与批判的理想,其意义永远是有限的。张承志对于内心困惑虽然采取了种种回避、疏离的态度,但由于他性格本身具有的敏感与自省能力,使他对自我的认识常常具有分裂性,因而很难真正摆脱内心的焦虑。世人依旧卑琐与对崇高理想的漠然,加之精神长旅的孤独、困惑与前景的渺茫,使他变得急于剖白与辩解,其笔下的主人公也开始一改以往的冷峻、沉默,变得躁动不安,原本潜藏的焦躁不安开始表面化。这种情绪最先体现在他的《GRAFITI——胡涂乱沫》中,这篇作品名为小说,其实排除了小说的故事因素,只剩下激昂的情感宣泄。作品的基本因素只有垂危的母亲与面对母亲感情冲动的歌手,母亲、歌手面对的阴暗、恶劣的环境,作为引申象征的绿色草原和一寸寸向草原逼近的沙漠。在这里,作家冲破了构思、结构的局限,一任自己的情感之潮直接喷泻,不再考虑任何创作模式,甚至不考虑节奏,只放任激昂的情绪,生命的焦虑不顾一切地宣泄而出。

      回复至: 张承志评论文章汇集 #72214
      塞外牧人
      会员

      可以说,张承志在写河时实现了他个人情感与思想的完整投入,小说中主体的内心独自也就是作者的思想,因而主体对文化的寻根,对理想的探索正是张承志理想主义者的心灵史。正如张承志所说:“我的小说是我的憧憬和理想,我的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是我盼望成为形象,我感动地发现我用笔开拓了一个纯洁世界;当我感觉到,自己在这里被净化、被丰富的时候,我就疯狂地爱上了自己的文学。” 在《北方的河》中,黄河成了父亲,黄河的精神成了一种血统,与人们所惯常的观念“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相契合,正如小说的前记中所写:“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是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 ⋯ ”这就显示了这部写河的小说与根、民族和文化相联系的主题意向。对黄河的描写与赞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品是把黄河作为一个抽象化的父亲来崇拜的。在《北方的河》所沿袭的文化观念中,父亲不是一个具体的父亲、一个人,而是一个慈爱的保护与严厉的统治者,父具有神性而神具有父性,两者 为一体。“他~ 没有父亲”,因而这种寻父意识更加强烈。而这种对黄河作为父亲的崇拜与把黄河作为民族象征的传统思想紧紧地联系着,黄河的儿子也就是民族的儿子。民族在这里也是抽象的。一个抽象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跃动着生命活力、弥漫着生活气息的活的群体,而是一个神,一个超越具体生命存在的神;在这里写具体的人,他的幸福与自由都是渺小的,重要的是他对民族(“神”)的牺牲与奉献。黄河即是父亲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因而它具有了一种图腾的意义。在图腾文化中,— 个幻想的祖先(有类父亲)往往超越其本身的自然属性(这个幻想的祖先往往是一个实有的自然现象、植物、动物或者虚幻的怪兽)而成为一个民族的象征,成为全民族的崇拜形式,但其文化内涵鲜明地体现了图腾崇拜的特征。而在这种图腾文化气氛中,人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独立的,主体与黄河有一种神秘的心理关系: 他忘记了背后的姑娘,他的
      眼前的大河充满了神秘。” 小说中前前后后所体现的对黄河神秘的感应和对黄河作为父亲的敬爱与敬畏,典型地体现了尚未从自然和社会的强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心理内容。在这种文化心理内容中,河流的凶暴是父亲对儿子的一种锻炼,而河流的温柔是父亲对儿子的一种抚慰。
      生活的信心、生命的力量和奋斗的意志都来源于这条神圣河流的赋予。人站在河流面前,是主体、精神与文化血脉的一次真诚对话。

      综观张承志的回族文化小说,可以说是具有中亚草原文化特色的文化寻根。他将社会的两个文
      化点— — 城市和乡村,通过文化人(《黑骏马》)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利用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文化氛围对文化人张}移默化的影响,指出现代都市文化和传统农牧业文化是造成现代人人格分裂的两种文化力量,受到这两种文化力量影响的文化人,在社会变革中,会不自觉地受到二者的撕扯和揪织。
      《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中,文化人之所以会有心理失衡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两种文化力量作用的缘故。结果,主人公们在走向草原和黄河的时候,就会有被传统道德文化力量淹没的危机;走向城市.则会有被传统文化遗弃的不安全感,这一切,的确是由于传统文化根性过于顽固、影响太大的原因所致。正是在这种深层的文化寻根活动中,张承志作为一个文化人从全面、综合、系统的理性角度,对文化寻根现象作以整体文化思考的文化标志。文化寻根的意义在于使文化人打开了寻根的视域,它使文化人能从人类文化的高度,俯瞰自己,从而使文化人意识到,千丝万缕的多种文化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才造成了中国文化人文化苦旅中的文化理性的迷惘。
      张承志基于对自身的深刻认识,那段年少别家的知青经历,令他深感自身“不安的游荡的气质”是草原母亲赋予的,“走马牧人”便成了他的一帧极为珍贵的青春写照;“另一方面是学习的影响:在大学我进的是考古学专业——考古是一种野外的学『Ⅱ1,考古学的根本有一条:田野,在外边跑”。 这一理由,或许更能切近问题的本真。在《黑骏马》中索米娅遭希拉奸污而怀孕,额吉却阻止白音宝力格去复仇:“难道为了这件事也值得去杀人么?~ 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而在《黑山羊谣》里,主体因秃子侮骂额吉而去复仇,最终迫使秃子一家迁走。额吉对此非但不领情,还与主体产生“陌生的隔阂”,甚至“离我远去”了。可见,在对待希拉的态度上,母子间出现了观念的错位,在对待秃子的立场上,这错位则
      激发成了母子的冲突。多年之后,主体这个曾受过“哭笑不得的启蒙”,更因扮演过疯狂时代的特殊角色而变得冲动、褊狭且好斗的人终于懂得了:生命该有节制,生存该有原则,人生该有禁忌。这才是主体所“醒悟生命秘密的痛楚体会”。同时,曾以“骏马骑手”的经历为荣的主体也终于体悟到了:真正的骑手不光有骏马,还该有宽阔豁达的胸怀。惟有“心阔如草原”,才能真正自由的驰骋生命。这,便是“青春启示录”对主体的昭示,也是母亲品性中“善”的折射。在探索理想的道路上,张承志发现苦难世界中的人性质朴、纯洁、健康,最苦难、最贫困的地方有着最真诚、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追求。张承志更进一步找到了生命之根,回到了回族之中,一个由中亚进人中国、失去了故乡和母语、生活在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只剩下信仰和坚守信仰的民族,一个能在精神上活着、保持灵魂的圣洁和崇高的民族,在贫瘠和苦难中追求理想、人性,叉保卫着穷人的宗教的民族。概言之,所有这一切,都统一在精神理想
      的执著追求中,回族人民心中毫不动摇的信仰。这与张承志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文化之根和生命之根相关,自然也与主体的红卫兵、知青经历有关,更体现出主体寻觅文化、跋涉理想的民族精神总之,就张承志而言,他深感:”一个回族人心理的关键也许不在于具体的信条即《古兰经》上的教训,而在于他执着地走着一条特定的条路。”这条路正是在民族的血脉中寻求主体的文化之根和精神理想的道路。
      [参考书目]
      [1]J.A.Cuddon,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London,1979.
      [2儿3]北方的河.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4]张承忑.文学作品选.散文卷.
      [5]李书磊.文学的文化含义.上海远东出版
      社.1998.2.
      [6]陈娟.记忆与幻想— — 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9.
      [7]陈传; 中国2O世纪后20年文学恩湖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
      (责任编辑:朱德东】

    正在查看 15 个帖子:1,141-1,155 (共 2,303 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