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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牧人
会员在一篇名为《西宁街上走过》的文章里(见深圳《街道》1994年8月号),作者叶舟见到“一个披戴了黑色盖头正在叫卖的穆斯林妇女”。“知道张承志吗?”叶舟问。“呕喳喳,知道呗,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知道呗。”“读过他的书吗?”叶舟再问,“不认字。”穆斯林妇女答道。
“他是为我们回回写书的那个。”这句出自女文盲之口的断语,抵得上一打教授博士的联名推荐,抵得上一百万发表在报刊上的“印刷垃圾”(张承志语)。虽然张承志对自己的语言非常自豪,但他显然更在乎自己在回回百姓眼里的地位和身份。作为自命的回回教护法使者及哲合忍耶教派的宣示者,他会很高兴得到这种超出文学之上的尊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在其随笔里频频流露出的那副匡济危世、非我莫出的气概,以及所谓与“‘个人读者们’之间关系的深刻”。将文学事业的成败归之于是否得到文盲的赏识,这标准也许会让别的文学家感到泄气和不公平,就张承志而言,又确实是他迥异同侪之所在。
张承志有着较为独特的经历,在说不上漫长的岁月里,他身历目验的生活场景也非他的泛泛同行所能企及。他似乎同时置身于汉人和回民两个生活领域里,一方面汲取了丰厚的汉文化素养,一方面又以回民自命,可以掷地有声地写道:“我有十足的理由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语言憧憬》)因此,就像尼采看重在但泽的波兰贵族血统一样,张承志也声情并茂地看重自己的身世,差不多在他所有作品里我们都能获得由他本人提供的传记素材。对一位主要以小说名世的作家,这便有了点特别。看来他尤其喜欢用宣言式口吻介绍自身,所用语言通常也气冲霄汉,值得房地产广告商揣摩借鉴。在《语言憧憬》里他接着写道:“我要说,那些先天不足的小文痞子是不配和我谈论《海骚》的,《海骚》是Keramati,是神藉我的诗降喻的警告和暗示。”——他似乎想让我们这些可怜的读者感到正面对着一座青铜巨神。他也希望我们知道这样一些事迹:他曾“骑过上百匹马。拥有过上十匹马。害死过两匹马”,曾“300里空山绝谷,一路单骑”地“放浪于幻路”。他之所以“永远地怀念着阿勒泰大山”,是因为坚信“没有人知道它,只有我和那些牧人想着它”,(《荒芜英雄路》)因此,他更一发不可收地宣称:“是我使艺术真正和底层人民的心贴在了一起——这一点任何人都望尘莫及。”这里的“底层人民”当然是那些让张承志萦系于心的回回百姓,多半还包括“不认字”的穆斯林妇女,正如他得意的油画《光复洪乐府礼拜寺》——惜未—睹——也只憧憬着“挂上兰州东川拱北或银川东寺的墙壁”一样。据说在那里而不是在博物馆,“几十万誓死的哲合忍耶将是我最棒的欣赏者。他们在舍命保卫清真寺的同时,也将守卫我的艺术。”(《语言憧憬》)虽然我觉得说此类无法证实的话有点无聊——中国既没有发起一个焚烧张承志作品的运动,他如此尊崇的哲合忍耶目前也非生存在大清国曾国藩的军刀下——但我还是愿意对能在人间吼上这么几句豪言的人表示羡慕,因为让我学这种调门讲话,只有一个前提:我脖子上横着把利刃。我个人谈不上顺遂的区区经历也提醒我,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轻易指责他人狂妄。视别人为狂徒是容易的,但在我们这个艺术人才遭致压抑几成常例的国家,它也有可能成为可耻的帮闲,反使天才悲愤的呐喊更加不幸地转为折戟沉沙的屈辱。
初读张承志《北方的河》已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这部自传气息相当浓厚的作品,开篇即有着那时文人惯于亮开的“大任”意识和忧患情结:“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不用说,这样的文字用于一篇小说的开头多少有点奇怪,它除了表明当时的时代亢奋外,还暗示作者的别有寄托。作为代价,《北方的河》在艺术上遂大显粗糙,不少文字都像作者走过的人生路那样硌脚。作者与主人公交叠地抢着话筒,以至我们每每忘了是在读小说还是读一位热血青年的浪漫日记。弥漫全篇的倾诉欲望,表明小说只是一个被借用而未必被尊重的手段。小说构成法里的诸多要素被忽略了,所见只是主人公“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匹夫心志。也正因此,留在记忆中的便不再是小说印象了,依稀记得的乃是主人公独自泅渡黄河时的桀傲雄心,就像金庸笔下断臂英雄杨过在黄河滩头苦练武功那样。
作者分别由宁夏和台湾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题目都以中篇小说《黄泥小屋》命名,该小说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便可见一斑了。小说似乎一上来就想吓唬一下读者,个中不时出现的“竹笔老满拉”、“乃玛子”、“俩依俩罕”等词汇,充盈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个人色彩。不怕见笑,读他另一部《西省暗杀考》,我碰上的语言障碍甚至超过我用蹩脚英语读原版小说的程度。读原著时,我还能借助字典粗通文意,而在这篇小说里,面对那些说不上是蒙古文还是阿拉伯文音译的字眼,我只有束手无策的份。我自命算得上一位在别人从事语言探险时不轻易闭上眼睛的人,我饶有兴趣地读着小说,尽可能争取被他那闪烁着“异端之美”的情境所打动。有完美的小说,也有不无特色的小说,我希望《黄泥小屋》属于后者,前提是张承志先生除了大语震人奇语耍人之外,还能拿出点别的东西。
《黑骏马》是另一部张承志感觉非常了得的小说(这么说一方面是由于他入选长江文艺出版社“跨世纪文丛”的小说集即以“黑骏马”为题,另一方面则是张承志自我感觉不佳的作品我几乎没有发现过),似乎也是他把小说写得最像那么回事的东西。小说虽不足五万字,却有着相当的底蕴和厚度,背景宏阔,气息沉雄,男主人公的阳刚正气与复调般出现的女性柔美,如一支幽绝的唢呐,吹奏出悲怆的旋律。黑骏马“钢嘎·哈拉”的美妙步点更为小说平添一股脆生生的节奏感。他笔下的索米娅,通体焕发着饱含本真色彩的沧桑丽质,大俗大美,常常还伴以揪心之痛。这部小说我不忍释手地读了两遍,它让我感到:把小说写得一如生活本身,仅有才情是不够的,更需要对人生的深沉咀嚼和够格的理解。他若老是向世人牵出一匹又一匹“钢嘎·哈拉”来,作为小说家的张承志将是多么令人感谢呀!他为什么不呢?
回到那篇他高标自恃、并以“竖子不足与谋”的姿态拒绝批评的小说《海骚》。看来,张承志对于在中国做一名小说家如果不是很有信心,便是对小说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解。也许张承志想尝试一种新文体,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东西(当然不是散文诗),但又不像介于驴和马之间的那种生命那样容易辨认和命名,所以他兀自将其称为“小说”。《海骚》中几乎没有可供玩味的人物,也谈不上连贯的情节,所见只是作者在“何况我怀着叛逆的诗篇”的自我暗示下,在一艘名叫“雪岛号”的侦察船上生成的关于故乡“阿洛达莱”的绵绵思绪。这思绪几乎是暴烈的,何况作者还见缝插针地在段落间不断铺排自己的信念和豪情,如“我以骑手的速度,用我的诗篇点缀夏季的美丽草原”、“我是神鸟衔来的一颗种子”、“它将宣布异调之美/它将宣布异端的爱情/它将宣布圣域的开始”等等。稍嫌幼稚的叠句的频繁使用(如“黑亮亮沉甸甸的大涌猛地鼓涨涨地顶上来了,又险危危地一滑落下。漫天密密的白雪片片总算和闪荡的黑涌混扰成一团啦”),也为这部作品点染了颂歌而不是小说的色彩。侦察船“雪鸟号”无休无止的出航被赋予了某种统驭全篇的结构功能,然而我们竟没能从这份费力的结构中看出多少深意来。
在《艺术即规避》一文里,张承志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而诗意的两大标准也许就是音乐化和色彩化”。既然他又脸不变色地将作品命名为“神示的诗篇”,我们对他的艺术只能敬谢不敏了。张承志在中国文坛上的声名,似乎更多还是靠着所谓“伊斯兰的黄土高原”背景,及那股扯着嗓子嚷嚷“我决不背叛”的不雅腔调,而非如王安忆或余华那样仗着本色才华。由于他常常无法笼轭住呐喊欲,他艺术上的成熟和大气便只能一再受到延误。
张承志另一部以小说自诩而事实上与小说关系更远的作品便是《心灵史》。谈论张承志却不论及《心灵史》是说不过去的,何况那又是一部作者以惯有的作风向读者拍胸脯担保的作品:“这部书是我文学生涯的最高峰”,“甚至我还在考虑,就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然而读完小说后,我们也许会钦佩其人,却极难如作者预期的那样对作品本身予以多少嘉许。
塞外牧人
会员人物周刊:现在每年都有半年左右时间在外旅行?
张承志:20多年里大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在外。1996年写过一篇《被潮水三次淹没》。指的是夏天到内蒙古草原,接着西海固的农民来北京了,秋天再去新疆。每次都接触到最深处,不同文化的波浪淹没着自己,让内心充满欣喜。
“人民”与“理想国”
人物周刊:您是怎么定义“人民”的,有批评说您有“神话人民”的倾向。
张承志:这个目标非常崇高,但描述不清,这里没有“神话人民”的含义。我想我所说的“人民”是丰富的,既纯朴伟大,又狡猾自私。一方面我们追求从民众获得立场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一直与他们的自私和封建做斗争。用不着担心人民被神化,重要的是当人被歧视、他们的基本权利包括信仰的权利,遭到歧视和践踏时,知识分子要为他们说话。
至于那个世界中的阴暗的、封建的、非理性的东西,正需要有人耐心地与之斗争。除去恶的杂草,首先要有一种立场。
人物周刊:这后一种斗争,于您来说,具体是怎样的形式?
张承志:简单地以《鲜花的废墟》为例,读者会发现,在宽容他人的立场,包括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时代,在主张和平与宽容的时代,伊斯兰文明曾在西班牙形成世界的辉煌顶峰。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反过来从阿拉伯文重新翻译亚里士多德和数不胜数的科学、哲学、艺术著作。我们一直宣传一种和平思想,伊斯兰一语的含义就是和平。西北某县,在30年代回民起义失败后,被国民党划为一县。建县60周年时也是清真寺创设60周年。他们请我写碑文,我写的对联刻成碑,大家都明白我在主张和平。可以抄在这里:
心真诚则真主襄助
人和善则和平降临
人物周刊:还是关于“人民”,您曾谈到您有些没有写——“人民”的其他方面,是出于善意,您还认为“真实和善意是矛盾的”。
张承志:所谓善意,我说的是作家良心的底线。当一个作家写的是一个群体、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民族,而不是描写他个人的私小说,他需要尊重他人的感情和立场。拉什迪说他只追求真实和写作的绝对自由,穆斯林世界也可以说只追求抗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侮辱。当把“他人”作为对象的时候,良心底线和尊严权的问题在今日愈来愈严重。我的原则是,先和他们站在一起,然后我们再一起改正。从1982年的《黑骏马》到后来的《心灵史》,我都是这样做的。
人物周刊:您是说,您一直站在您观察描述乃至行动的对象的圈子里面,来完成您的观察描述;而不是站在外面,或者上面?
张承志:在这一点上,已经用不着我来说。一种势力在竭力把我“丑化”成他们中的一员,我感谢。
人物周刊:您是想做代言人?
张承志:如果在与人的交流中我表现得烦躁,大都因为对方总使用别人的议论,而不愿去读我写的作品。对你问的一切,我多少年来都在用严肃的文字表达,不如让我们把篇幅让一些给这些话:
……只是那个苦恼人的年代,它一下子就把人扔进草海,扔到了这乔布格的营盘上。一切都在这个营盘上实现了;那毡片磨烂的我们的家,那种非常接近了家庭关系的加入和承认。不,我再不能容忍什么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我不能容忍用“调查”替换这种关系,我不能容忍凌驾民众的精英发言。
我不知道。尽管写了半生,我并没有找到结论。审判要你来做出,额吉。我只是约束了文章也约束了自己。我只是感到∶代言的方式,永远是危险的。听见对我的草原小说的过分夸奖时,我的心头常掠过不安,我害怕——我加入的是一种漫长的侵略和压迫。
——(《二十八年的额吉》)
表述者与文化主人的“地位关系”,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为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启蒙的民族学大师摩尔根(L.H.Morgan),曾被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接纳为养子。
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 地位”的纠正。这是一个解决代言人资格问题的动人例证。
——(《人文地理概念下的方法论思考》)
我远远不具备、也不喜欢代言人的角色。我更喜欢“共荣辱,同毁誉”这个词。
人物周刊:您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自觉?
张承志:开始是下意识的。这也是革命时代的遗产。虽然那时我们只是小孩。但革命给人的冲击太强烈了。60年代走出来的人——虽然很多人健忘,但也有很多真诚的人,在德国、西班牙、日本,他们都不能忘记自己青春时代的理想。他们走着各种坚持初衷的道路。青年该理解这些,这是青春的本质。大家都想把自己带有革命色彩的初衷,走成一条彻底人道的路。当我们老了,觉得人生不是一个肥皂泡。这就是我行为的全部依据。
人物周刊:刚才您谈到的理想,关于您的标签,其中之一也是“理想主义”,您目前的和少年时代的理想是什么?您想象中的世界图景——理想国,是什么样呢?
张承志:用自己的笔,站在世界被压迫的、没有话语权和需要援助的人一边,行动和写作。
牺牲、清洁、愤怒、贫穷
人物周刊:谈一下,长久以来,您的作品的关键词吧,比如“牺牲”。在宗教寓意以外,从日常的世俗的角度,比如北京任何一座塔楼单元房里最普通的一个上班下班的老百姓,这个词,“牺牲”,意味着什么?
张承志:在追求最普通的生活的同时,应该记得,当正义和非正义的冲突那么激烈的时候——要敢于愤怒和表达。如苏珊·桑塔格写的,一个美国大学生在加沙地带为了保护巴勒斯坦一个医生的住宅当人体盾牌,被以色列的推土机碾死。他们也有日常生活,去超市购物,去看电影,但他们并不认为正义感与这些对立。
人物周刊:如果一个人在心里没有辟出这样一块地方,您就觉得他的人生没有价值吗?
张承志:他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
人物周刊:对您的一些作品,比如《荒芜英雄路》,“傲慢”是被诟病的原因,您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吗?
张承志:在一些傲慢者的面前,我显示了蔑视。在另外一些人面前,我满心只想求学。《荒芜英雄路》的考古队员以深山里哈萨克牧人的方式教育自己,为什么说它是傲慢的呢?
人物周刊 :还有一个概念,关于“清洁”,您现在和当初的理解有什么不一样?
张承志:不仅有洁,尚且有耻的表述。日本关于耻的观点与文化从中国来,但实现了日本化和宗教化。日本讲求“清洁”的概念。在未来,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一定会提及这一点:中国的古典哲学,都只是政客的说辞,都只是伪君子的道德,假即不洁。陈天华为什么蹈海自杀,就是受不了日本人对中国文化不洁的轻蔑。他以洁的行为,震慑了日本的傲慢。以庸俗的低姿态否认洁的观点,是文化低潮的特征。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待自由主义的思潮。比如怎么看罗素那句话吧,“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这个和您那个“清洁”的概念有矛盾吗?
张承志:自由主义首先应该对霸权、压迫不能容忍。标榜自由主义的人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每时都在为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张目。参差多态,青草萋萋,当然太好了,但是霸权主义的企图是对穆斯林世界的大地斩草除根。你所说的人,他们批评过一句美国的霸道行径吗?怎么不知耻还自称自由主义?我们才是自由的知识分子,从求生到写作。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贫困?
张承志:过度贫困会侵蚀人的自尊心。(会不会滋生恶呢?)会,贫困也是恶的一个源头。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现在的这些想法和您在《心灵史》或者其他作品中描述的贫困的人的美好心灵品质啊,不矛盾吗?
张承志:你是说穷人就一定是坏蛋么?有些人面临诱惑时战胜了,有的人则沉沦了。你应该首先提及对贫穷者的同情。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留意改造恶的人性,是另外一个问题。
人物周刊:物质贫穷和精神富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张承志:人人都在观察。包括西北和内蒙,到处在剧烈变化。没有谁在主张物质贫穷,但富裕的恶,也从瓶子里被释放出来了,人类正注视着它,紧张而忧虑。
人物周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西海固为例子,您除了通过写作,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在物质方面,有没有直接的帮助呢?
张承志:很惭愧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佩服和羡慕医疗队、希望小学、林草工程的参加者。我曾试图帮助援建一所希望小学,但出钱的老板要为自己立牌坊,事情就没有办成,我也很懊丧。
和底层民众在一起
人物周刊:比较接近您自我认识的外界评价是什么?
张承志:说到底,你问的,都是知识分子范围内的。但从80年代以来我走着与他们不同的道路。我更在意农民朋友的评论。虽然那些评论多是一种感情的评论。但是自己的脚站在百姓中间的感觉,是很充实的。有一年在新疆托克逊听到,一个老人让女儿每天回来给他念我的书。他坐着儿子开的东风大卡车来看我,只握了握手,他并不会表达。
一些批评,只要态度是严肃的,我就仔细留意。最近读到一组文章《多维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张承志系列笔谈》,虽然对我否定者居多,但都是讲道理的,尽管道理未必都对或未必已经说服了我,但我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些角度和观点。
人物周刊:您作为作家的鼎盛时期是什么时候?或者您觉得还没有到来,或者已经过去了,您自己对自己最满意的是什么时候?
张承志:80年代后期文思很快,但那是童言无忌的时候。现在的作品失去了当时的流畅润泽,也许晦涩甚至费解,但是思考多了些。
要说比较好的状态,90年代初写的两本日文书,也许比较好,日文《鞍与笔》序言的文笔得到日本人的夸赞。
我们是经过“文化革命”,并怀着沉重的烙印和负担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怎样让自己和被歧视的人站在一起,于我是大的问题。让自己的声音,让自己一介之身,和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在一起——这个成功了一切就算成功,这个目标失败其他成功都是虚假的。以一篇应时之作一时轰动,这个经验我也有过,这不是理想。
人物周刊:您有过自我否定怀疑的时期吗?
张承志:对自己的纠正时时都在进行,新的作品一直调整着旧有的认识。我竭力学习以求免于片面和错误,但我不能否定生活与民众教给我的方向。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这些年的声音是一直那样呢,还是有放大或者衰减?
张承志:是衰减吧。这是一个越来越喧嚣的世界。谁能总让自己保持刺耳的尖叫?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在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位置是什么样的?是平衡的声音之一呢,还是认为对现实而言,是最最必要的,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呢?
张承志:我只是一个作家。我永远不是走红的文字商品的贩卖者,永远不是流行思潮顶峰的泡沫。我独立地表达而已。
人物周刊:您觉得,总的来说,您是怀才不遇呢,还是比较幸运呢?
张承志:我多次写过:我是个幸福的人。
塞外牧人
会员张承志,1948年生于北京。回族。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笔耕。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清洁的精神》、《心灵史》,其中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描写西北哲合忍耶人苦难的信仰历程,有评论认为是当代文坛少见的“寻找精神价值,向世俗挑战的旗帜”。最新作品《鲜花的废墟》。
我远远不具备、也不喜欢代言人的角色。我更喜欢“共荣辱,同毁誉”这个词我想做个多文化的儿子,不愿在狭隘中生活
张承志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对于一个尽量不挟成见(或崇拜或贬损)、尝试了解他的陌生人,比如我,是一个相当“不统一”的形象:
在你不下5次地电话留言恳请采访而没有音信后两个月,他托人捎话来说“可以谈谈”;然后,在你按约定准备发出采访提纲时,他又“抱歉”,说“还是算了”,因为发现“别人(指在媒体上发言的人)都太会说了,太善于回避、矫饰、故意把大问题说成个笑话”,而自己“不会这些”;然而,你再表诚意,他,又不好意思自己的“反复”,说“好,那就马上吧”。
接下来,在去他家的路上,哪个路口拐弯哪个路标不能错过,你会得到详尽的电话指导;然后,在你手还没触到门铃时,门就开了;门开了,张承志,作为一位头发已经稀疏、穿家常宽松裤的长者,端茶让座,尽过温厚待客之道;再然后,在采访结束不久,在你还在为一个和煦下午的从容畅谈,而庆幸、而感慨“信任与被信任”的美好时,张承志先生,突然地,开始以坦率的方式表达他的警惕、忧虑、焦灼,甚至后悔……
这个“不统一”,这个,对记者——他人——媒体——外部世界,的游移的信任(或者说“不信任”),让张承志——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真诚血性理想主义”著称的自由作家、职业的文化批评者,在2月24日这个下午的叙谈中,表现为:“自然地”,进进出出于关于他的各种定语——随和与严苛、谦逊与傲慢、踏实与虚妄——之间;进进出出于——光荣的过去与平淡的现在、高调的梦想与低微的现实、预防与进攻、自恋与自省,之间。
关于“与读者、批评者的关系”。列举偏远地区穷苦群众中的痴情读者——笑逐颜开——自嘲:“你当然也看得出,我是很得意的。”——“但是”,“这不是一个北大教授,他今天分析你,明天又分析金庸去了。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养成了一个坏毛病,比如我去大学讲座,一些研究生问问题,我就有点心不在焉,对表示喜欢和疑义的学生,我都有点不认真,因为我怀疑他们都会变……但当然,你要求人家不变,也是没道理的。”——“可是”,“你(知识分子批评者)到底看我几本书?你知道多少?每一个土粒一样的东西都包涵多少东西,你知道吗?”——“当然了,我这样可能是不对的,一个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能力和各种人沟通。”——“但是”,“有些批评,显然是出于嫉妒的谩骂,我当然不屑了。”
关于“作品水平和影响力”。“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我的读者,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你是没见过80年代的大学生,那个狂热!一次在北大,教室都要挤炸了,后来我下楼,有人追上来,抓住我说,‘张承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意义?’哈哈。”——“当然”,“那时候读者是很宽容的,只要你提出点新问题,马上就会有反应。我有一篇发在《中国青年》上的小说,现在看,也就初中三年级作文水平。”——“现在,社会已经对我不那么宽容了。”
关于“与同期作家的比较”。“你不要把我和他们比,我和他们没一点共同之处。”他们,指有批评提出的同类作家张炜、刘小枫。前者被认为同样地“理想主义”,后者被认为同样地有“宗教情怀”。
“王朔?我能理解王朔的姿态,不就是低姿态吗?低姿态在现在是无往而不胜的。我的缺点就是不会低姿态,那要北京话,要调侃,我觉得没意思。但没准我们也谈得来,他至少比一些大学里自称是自由知识分子实质上拿着体制的钱骂完我回头就争房子争职称的卑鄙的家伙——强多了。王小波?不了解。看过一篇开头没看完看不下去觉得很无聊,不喜欢。我看这个社会在吹嘘他。”
关于给他带来同样多毁誉的“自得”和“自得的结果”。“我在写具体的文章的时候,因为具体原因,情绪比较激烈。比如说,我说过,我敢拿起我得心应手的笔,作为我文学的旗。这个话,说得,好像有吹嘘的意思。其实,我的本意不是这样……但,也无所谓了。关键是自己内心的感觉,一个作家,骗社会可能,骗自己特别难。我希望对自己内心交代得过去。比如说,回顾时,我有种种失误,比如该写没写,写也没写好,但是我没有人云亦云,我没有跟着潮流走,这个很重要。坚持过日子,没什么,生存没什么,但在思想上没有屈服,这个不是很容易。我没有追求社会上的位置,我要追求,早追求了。”
此外,他这样骄傲地表示他并不是人们说的那样“傲慢地蔑视和否定物质生活”:问你吃不吃零食——话梅姜片;而后愤慨地指着姜片瓶子说,“我并没有说我们不能去超市,不能吃这个,不能聊发型;我只是说,我们不能只知道这个——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我们还要别的;但是,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就喜欢宣传这些,说这就是人幸福的全部!”——再举姜片盒子。
他还罗列了很多他热爱世俗的事例。比如:他很少和女儿谈他的作品,其实他也不是要谈“那些”,“她就是不知道啊,如果她和她那些小朋友来,我完全可以和她们说说笑笑她们感兴趣的话题。”他还说,他会陪女儿上街买衣服,提参考意见。
电话响了。他接了挂了之后,说,我爱人,预告晚饭,她买了鱼和虾——“我这不是过得不错吗?”
到了这里,你忽然又觉得,这个“不统一”又奇妙地“统一”起来了。原因之一可能是,你似乎看到了:一个平常的人,一个长久地张扬着不平常旗帜的平常人,回望旧时疆界,徒然地抗拒、也徒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旅行、读者、精神家园
人物周刊:最近在忙什么?精力和时间的分配是怎样的?
张承志:《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这本书刚刚出版,还在回味之中。1999年到2003年,我两次自费在西班牙、摩洛哥、葡萄牙、部分法国旅行,每次3个月,以最节约的方式,把百分之八十的古代遗址都跑了一遍并与各种人接触。也看了大量资料,完成了这部书。在这样一个年纪,能进入一个新领域并有所收获,对于我是一件大事。
人物周刊 :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
张承志:我讲的是地中海西端,自古以来的东西方分界。东方的代表,从和西方的相互融合、影响,到对抗意义上的“东方”,中心是地中海南岸的穆斯林世界。西有阿拉伯,东为土耳其。世界史到了今天,大家发现了解东方是怎么回事至关重要。
人物周刊:您是想做原创性的调查,现有的文献资料不能满足您的求知欲吗?
张承志:很多人从书本到书本了解世界。从中文书到中文书,或从英语书本到中文书本。我大学读的是考古系,有调查的习惯,这是个学习方法的问题,也是气质的问题。脚踏实地的认知过程,是一种精神要求。
人物周刊:这是您的第几本书?发行量的走势?
张承志:我出版了约60本书,但重复出版很多。真正排成序列,一本与另一本不一样的,大概有20多本。我想我和诸大畅销作家,是没法比的。但是大概有少数的读者在寻找我的书。出版社隐约感觉到这一点,但是印得比较少,也不愿意加印。基本都是一两万册。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经济收入来源?您不避讳吧。
张承志:1987年我从社科院到海军创作室,1989年底我从海军创作室退职。之后,我就和北京的一个失业工人一样了,只有一个北京户口。15年来,除了最近两三年北京作协给予一点补助,我有医疗保障,没拿过所谓单位的一分钱。但是我过得挺好,不但战胜了生活,还满足着自己的旅行癖,甚至在国外。出版社为了谋求利润绞尽脑汁,有些设想名目算到了我,于是版税就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生存。
人物周刊:您现在的读者是个什么分布呢?
张承志:80年代主要是大学生,而现在的情况我不大了解。
人物周刊 :您的读者定位是什么?您对您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有怎样的预期?
张承志:时代变化很快很剧烈。80年代初,万物复苏,作品被全社会重视,作者也因而出名。但那个时代是必定要过去的,我们很幸运,在那时奠定了基础。
到了今天,我和读者的关系有一些特殊。比如在新疆达坂城,有个打工的穆斯林小伙子,天天在书摊看我的书,那时海南出版社出了一套我的选集,4本80来块钱。那个地方是个风口,冬天非常冷,书摊小老板后来也就任他看书。再如去年在新疆那拉提,一个放羊的老头是我作品的研究者。他从山上气喘吁吁地赶来见我,问的问题细致入微。作为作者,那时的确有一点幸福的感觉。
人物周刊:您从小在北京长大,北京对您的意义是什么?从您的文章中,蒙古草原啊、西北啊,都似乎寄托了您很多东西,但您很少提到北京。
张承志:北京于我而言,是一系列优质的学校。汇文小学、清华附中、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除此就没什么了。随着北京越来越夸大他们市井文化中的庸俗一面,我对北京的认同越来越差。北京话这个载体——虽然我很喜欢侯宝林、老舍的相声和小说,但笼统而言,它很难成为高贵情调的载体。
人物周刊:一点烙印也没有?
张承志:北京是个战场。众多的出版社、媒体、知识分子在此云集。由于人物众多,北京不宠惯知识分子。这是好事,它防止了知识分子简单地走向暴发的可能。
人物周刊 :在北京,您没有认同感、身份感?
张承志:今天很弱。但不排除什么时候,对北京观察和写作我对它的感受。但它与苍茫的大西北无限的山河,以及其中百姓的生存,是没法比的。更不及新疆。从语言到文艺,每一刻你都想对人说,我是您的学生。
人物周刊:西海固、内蒙草原,至今还是您的精神家园?您到了那些地方,您的状态和在这里,很不一样吧。
张承志:1984年我第一次进入西海固,此前我是个蒙古草原题材的小说家。60年代末的插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我盼望突破自己,现在这个想法越来越坚定了——我想做个多文化的儿子,不愿在狭隘中生活。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丰富的文化相貌。
(在那里)我如鱼在水,享受休息和愉快。我也努力在北京营造这样的朋友圈子。
塞外牧人
会员近日,张承志三卷本《自选集》(《草原》、《秘境》、《求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再度引起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中,张承志告诉记者:“我是作家,我只会用一支笔跟社会打交道。”多年来,他身上的理想主义与激情始终未褪。
以笔为旗的别样人生
与张承志的交流中,记者发现他有异于其他作家的是他的生活选择。他有强烈的信念,有理想主义色彩,还有不媚强权和金钱的人格力量。他说:“我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但是均以退职为结束;因为生命的本质,不能玷污和束缚,哪怕放弃公职,意味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1989年夏天,张承志辞掉公职,离开了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成为一位靠稿酬生活的自由撰稿人。虽然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但他还是惜墨如金,捍卫一个作家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他坚持:“一位优秀的作家应该轻量而重质。”接受首届爱文文学奖时,他说:“一个作家的文学质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以及他实践的彻底性。”
每年,张承志拿出稿酬的十分之一,捐给西海固的农民;自己长年乘坐没有空调的公交汽车,混入上下班的人流之中浑然不觉委屈。然而,在这种经济状况下,他仍没放弃远行,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每年他都有一半时间四方游学,扩大自己的观察范围,用心灵感受着异乡生动的历史和文明。他说:“我们盼望富裕,但不能幻想十二亿人都变成财主。基于这种认识,我希望自己的文学中,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张承志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迄今依然撼动着一代人的心灵。
《北方的河》:新时期文学标志
张承志说,从清华附中毕业后,1968年~1972年间,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当了四年牧民。其间,他学会了蒙古语,并用蒙古语写诗发表。1978年,张承志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黑骏马》、《北方的河》等系列小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也是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的代表作。1998年张承志获得了首届“中国爱文文学奖”,其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
早在1978年,张承志已经得到主流文坛认可。1984年,王蒙以《大地和青春的礼赞》为题,盛赞张承志获奖小说《北方的河》,他说:“五十年内,大家不要再写河流。”言下之意,张承志已经把北方的河流吃透,写绝了!
对话张承志
“反对媚西是为了不愿堕落”
近年来,张承志不断发表激昂文字,抨击大陆文坛,批评知识界中存在着严重的“媚西”倾向,引起各界强烈反响。
在张承志的《自选集》出版后,他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记者与他就《自选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等话题进行了对话。
写作是对文明的解释
广州日报:能否介绍一下出版这套《自选集》的背景?
张承志:《自选集》里收集的,也是我竭力想表达的,大概有这么两部分:一部分针对如今天下的大是大非,做一个作家必须的发言。
哪怕再难,也要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坚持的。一切能抓住的题目我都在写,一切能发表的机会我都不放过。这样的写作带来的一种对文明的解释作业。
另外的第二类散文,是描写自己熟悉的一些体验,表达自己怀着的感情。在中国的西北,在内蒙古草原,存在着我依靠的基地,储蓄着我半生的知识教益。凡能成形为文的,我常把它们随意写出。它们涉及的文化背景丰富,北与西、红与绿,从各种民族的文明,到革命和历史的积淀。这本书,以及我的写作究竟在社会和读者中获得什么样的反应,我不可能预料太多。对我来说,只是生命不息,坚守不弃,一年年这样工作下去。
广州日报:有评论文章认为您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张承志:这反映着一部分人希望有人站出来,对他们愈来愈失望与孤独的生存给予支持。
广州日报:近年来,文学界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许多作家的创作中都出现了“商品化倾向”。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未介入任何商业性创作的少数作家之一。请谈谈您这种独立不群的艺术选择。能透露一下您现在的经济收入来源吗?您认为您的读者群分布在什么范围?
张承志:自1989年以来,我没有工资、医疗和依靠工作单位获得的经济利益,已经整整18年。出版是我取得生活费的基本方式。这种状况,成全了我不愿堕落、追求真知和文学的理想。
“我追求真知灼见的优美表达”
广州日报:取得如此巨大的文学成就,您是如何走上创作之路的?
张承志:巨大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说得不准确。当年的我就很清楚,《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顶多是一篇中学生作文,完全谈不上什么文学素质和水平。它虽然获了奖,但如很多人的获奖一样,只是社会给予的机缘而已。只不过,也许我和许多作家的区别是,我敢于对机缘进行回报,必要时主动粉碎既得利益。
我的写作开始于自己对内蒙体验的激动。对文化回味的兴奋是非常强烈的。后来因为各样的原因,我离开了蒙古草原题材的小说写作。在这些原因中最本质的,或许可以说是我这个人不能在一个文化范畴里被限定,我注定是要接触更多的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内心的参照体系。
满足于狭窄生活的人不懂得:学会了或沾染了一种底层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声音、立场、感情,是多么宝贵。
1981年在新疆做研究生毕业实习,我制定了走伊犁阿勒泰的路线。在天山深处,在哈萨克的毡房,我的毕业实习,如一次美丽的梦游。
那一次,我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这使我更趋于向一名作家的方式倾斜。苍白无力的论文,没有见解的散文,不是我渴望的。我追求真知灼见的优美表达。
“我蔑视那些流行网络中的低能儿”
广州日报:有批评说您有“神化人民”的倾向?
张承志:插队之后,我与内蒙古维持了30年的关系。我不仅一趟一趟重回草原,也把牧民请到北京家里来。我与我的蒙古哥哥通了20多年信,一直到草原有了电话。于我而言这很自然,没有想到什么“神化人民”。更多的是一种感情的行为,不过是想念他们。二三十年弹指而过,我没预料到收获来到了:与一块大陆一个民族的二三十年的联系,造就了我这个作家。
我蔑视那些流行在大学、文坛、网络中的,生活中的低能儿。他们没本事与百姓交往,虽然没吃过几顿西餐,却忘了怎么蹲着上厕所。而我们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养育的江湖浪人,在与人民百姓的纠缠交往中,丰富自己的阅历,锻炼自己的本领,最终还将投身于改造农民、改造人民的伟大事业。只不过,那是太大的话题,不必来与鼠肚鸡肠的小人浪作议论!
今天是个浮躁的时代
广州日报:您在文章中曾提出,中国知识界中存在着一种“全盘媚西”的倾向,并对此进行严厉批评。有学者提出反驳,认为向西方学习绝不意味着文化姿态上“媚西”。相反,只有正视现实,继承“五四”传统,以健康的心态向西方学习,才能真正摆脱中国当前落后、耻辱的现状。反之,则易重新陷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心态中。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张承志:如果说15世纪“全球化”殖民主义是使用奴隶船和皮鞭子的话,今天的“全球化”使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的利己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形势下,全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投入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在中国,也有如《读书》杂志近十年来坚持的批判。
面对利己主义“全球化”,全世界的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抵抗和批判,也形成了“全球化”的规模。这就是今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它并不像中国知识精英渲染的那么孤立和偏执,而是一种全球化的正义思想的大潮。我个人所做的微末星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不至于堕落,不过是投身世界的进步潮流。
以上,是一个极其简化了的观点。站在这个批判的观点反面的,已经不仅是文化姿态的媚西,而是新帝国主义的帮凶。向西方学习的“最健康的心态”,就是敢于批判西方的劣行。看过上次世界杯的土耳其队的表演么?要踢败它们!而不是病态地追着人家舔屁股。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您的观点与新近兴起的“国学热”——有人也称之为“后国学”,有暗合之处。您作何感想?
张承志:说这个话的人不会多。今天是个浮躁的时代,人不读书,书不细读。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悄悄做的一点学术,不至于成为话题。
广州日报:出完这本书后,您最近在忙什么?目前有出版新书的计划吗?
张承志:如果顺利,新散文集《聋子的耳朵》和这本自选集之后,再过一年我希望能完成关于日本的印象记。我正全力以赴写它。
张承志小传
张承志,1948年生于北京,祖籍山东。曾供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海军创作室、日本爱知大学等处。现为自由职业作家。1978年开始笔耕。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理想主义气质”著称。代表作有《北方的河》、《黑骏马》等。
塞外牧人
会员对于张承志这位优秀的当代作家,我有时感到一种私下的遗憾,在十年时间里,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一本长篇小说新作。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张承志不断地在写作,只是由小说改变成了频繁发表的散文作品。在他最新出版的散文作品集《聋子的耳朵》的书后封页上,张承志列举了他自1989年以来出版的10部重要的散文文集。无疑,这十部在张承志个人看来很重要的文集应该是他的散文作品的第一次结集,而那些以不同形式重复出版的各种散文作品集我个人就很难统计了,仅我自己所购买的张承志散文选集就有三种并不在这个列表之内。这一切都表明,在这十多年时间里,作家张承志已经游刃有余了散文这种文体的写作。
因此我感觉到作家张承志这种写作方式的改变也在逐步地改变他的个人,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靠一支文学化的笔触来表达他的情感和声音,尽管文学可能是他最优雅的表达方式。但这种放弃意味着他对于这个时代认识的改变,也许是在十年之前,从国外游学归来的张承志就已经表达了他对这个时代的不满和焦虑,他曾经是那样在喧闹之中孤独地祭起“以笔为旗”,呼唤一种“清洁的精神”。而这十多年的时间之中,就我所断断续续阅读到这位作家的作品时,我感到他依然在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旗帜,尽管已经有那样多的文人开始在以不同的方式向这个时代妥协,但张承志的呼喊依然让人感到孤绝。在他的这本《聋子的耳朵》中,我为读到《秋华与冬雪》、《四十年的卢沟桥》这样绝美的散文作品而拍案,他所激赏的革命者瞿秋白、杨靖宇、遇罗克在他的笔下是那样的刚烈与清醒,他所欣赏和称赞的恰恰是这种与整个时代几乎格格不入的清醒与决绝,是瞿秋白对于自我的反省,是遇罗克于时代的质疑,是杨靖宇绝对的不屈服。作家在这里无疑呼唤的是这种难得的精神气质,因此我特别注意到他在散文《秋华与冬雪》开篇与结尾中所保留的个人情绪的书写。
在对张承志的这部书的阅读中,我可能也会像许多如今所谓聪明的知识分子告诫的那样去认为,这个作家太执拗了,他太刚硬甚至偏执了,如果他能够圆融通达一些,也许他就会多一些平静,多一些对于这个时代的理解。尽管我并非为张承志所有的观点所吸引,但在常常自我妥协的时候,我会感到他所提倡的那种精神是那样的珍贵,是那样的难得与不易,在这个时代我们是多么容易轻易地丧失掉。因此,当你不自觉地发现自己已经犬儒的生存了,才感到这种精神的呼唤距离自己还是那样的遥远,是那样可能的急迫。因此,我为张承志的这种坚持而感到敬佩,最起码他是真诚的,我想许多问题离开了真诚的坚持那么一切显得会是那样的虚假与可笑。在这本散文集中,我又读到他对于蒙古人,还有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普通牧民的书写,我感到内心的一种颤动,因为我发现这种书写虽然在极力保持一种简朴,但内在的血液却与他所书写的对象是一致的,读多了那些走马观花和对于奇幻世界的民族书写,我感到作家是将笔触陷入到那些平凡生灵的精神世界之中的,甚至不是一种关照与爱怜,那样也是太做作了,他本身就与这些生命站在同样的地位之上。我看到书中那些照片,作家穿着极为朴素的着装与牧民们在一起,那之中的融洽与自然是不需要辨别的,我甚至觉得如果要是不认识这个作家,你很难从那些合影照片中找到哪一个是我们的作家张承志。
张承志的确特立独行,自从开始文学写作以来,他在尝试一种其他作家难以实践的精神路径和行动。对于他所寻找的精神资源,我无法判断出这种孤绝的最终意义几何,但我可以知道他其中一定有其必然的合理。一个时代如果丧失了寻找多种可行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令人感到可耻的;如果一个时代的人们去讥讽一种不可能的理想行为,那么这个时代的人们一定是悲哀的群体。而我在张承志的文章中读到一种巨大的质疑,正是对于这种写作与寻找行为和姿态所遭遇到反应的质疑,是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里作为生存者的状态的一种质疑,他质疑这种状态所可能产生的一切可能性根源。
作为一个作家,他所要提醒我们的是去关注那些可能存在的时代隐患,有时候作家比学者具有更灵敏和锐利的感触。文学家总是在最细微的时代内部中发现他的病症,而张承志在判断之后又树立起了自己的精神旗帜,他在试图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因此比较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他是一个具有广阔意识的中国作家。我看到他在散文《他人的尊严》中对于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阅读与反思,读完之后很是吃惊。他在这位美国良心的文字之中依然读到了一种文字与学术的霸气,读到了一种与她的批判所不符合的气质,这种气质不自觉地影响着她批判的力度,因为这种不自觉所导致对于他所关爱对象的伤害,因此作家在文章中说:“一切人,包括‘他人’自己,都必须懂得他人的尊严、原则、分寸——因为这一切都与和平及正义丝丝关联,不容许一点的矫情与傲慢。这是一种大的道德,也是一种大的修养。”从这其中,我看到了张承志所追寻的精神资源的巨大力量,它所透露出来的是另外的一种文明与生存状态的方式。本篇文章也名《特立独行,以笔为旗》
[ 本帖最后由 塞外牧人 于 2007-12-21 21:41 编辑 ]
塞外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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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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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牧人
会员海:一直听说您正在创作一部长篇,能和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近期您有哪些研究和写作计划?
张:我没有长篇小说的写作打算,以后怕也不会有。现在正在写一部关于日本的印象记,因为过去我在日本住过很长时间。它涉及到日本很多方面,历史、近代化的步伐、富国强兵和侵略中朝、文学和电影、与中国的关系、鲁迅,以及被原子弹轰炸的教训。
海:您的足迹曾遍及欧美、日本、蒙古诸国,但是论及异国文化的魅力,您说您最为钟情于西班牙,并将其视为梦想中的天涯海角。为什么?
张:我特别喜欢西班牙,因为这个国家凝聚着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在《读书》上发表过《地中海边界》,论述了东方与西方的历史边界,即地中海。这种边界的本质,主要在西班牙与土耳其的历史中表现出来。我去过两次西班牙,一共六个月时间,在有生之年我还想再去一次。在那里生活能感觉历史。
海:西方学者亨廷顿曾说过:苏联解体后,文化宗教冲突代替了意识形态冲突。在当今世界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种现象。在中东,在阿富汗,在世界的许多热点地区,一直没有间断过枪声和炮声、流血与牺牲。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对抗,您认为怎样才能让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实现和解共生?
张:这里有一系列的概念。亨廷顿不能称为学者,他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发言人。他代表美国和西方,做了一个反动的发言。所谓文明冲突不是一个学术观点,而是一个政治宣言。并非有了这样的现象后他来总结,而是美国政府一直在推行这样的战略。他与福山以帝国主义胜利者的姿态发言,对全世界其他的政体、传统、文明提出挑战。
另一个概念:文化宗教冲突与意识形态冲突。应该说,文化宗教就是意识形态。文化包括宗教,是比党派更大的意识形态内容。文化冲突只是表面现象,深处的本质,是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世界控制战略。
与美国连续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时,有一本叫《帝国》的书出版。它回顾了罗马帝国的兴衰,预言了美国的帝国主义的失败。结论是,没有不衰败的帝国。在这个时代,谁都必需承认别人的存在,你要让人家也吃饭活着。换句话说,就是不同文明和不同的民族的和解共生。
海:除了写作以外,你还画了不少油画,也有不少摄影作品,有的还被用作了封面(如英文版《黑骏马》、法文版《北方的河》、《鲜花的废墟》等等)。同时您还写了不少书法作品,许多人把您的墨宝恭敬地挂在墙上。您怎样看这种现象?
张:画几张画装饰一下自己的房间,给农民的土墙写几个字热闹热闹,都可以。但是,为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企图凌驾于美术书法之上,则是文人无行的表现。我警惕这种倾向,不夸大自己涂鸦的价值。同时,既然多少染手,就尊重书画基本功,并尝试内容的充实。
海:能谈一下您对书院的感受吗?对于书院未来的发展您还有些什么希望和建议?请您能对我们的网友说几句话?
张:我提不出意见和建议,但今天说的这些,与你们的书院也有关。在这么一个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一个作家也好,一个文化单位也好,都面临同样的局势。不仅要敢于负起责任,而且要介入批判。首先求思想的生存,在此之上再求书院的生存。没有必要在压力面前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对朋友也好,对书院也好,我大概只有这么一句建议。
海:好的,张先生,打扰您这么长时间了,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塞外牧人
会员面对资本主义列强、尤其美国操纵的利己主义“全球化”,全世界的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抵抗和批判,也形成了“全球化”的规模。这就是今日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它并不像中国知识精英渲染得那么孤立和偏执,而是一种全球化的正义思想的起义。我个人所做的微末一点,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不至于堕落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不过投身世界的进步潮流。
墨西哥是世界上玉米的起源地,我们在玉米起源地叫普埃布拉的农村,观察了墨西哥的玉米农业。令人震惊的是那里一片萧条,那里的玉米种植业已经败落,原因是 “全球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的玉米比墨西哥的玉米价格便宜,那么还种它干吗?直接买比自己种还便宜,这是简单的一个道理。但农业被毁灭了。不仅如此,买的玉米是转基因玉米,可以吃,但不能种。它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设计,它的第二代玉米不长。明年怎么办?明年还得买他的。第三年还得买他的,买来可以吃但不能种的玉米。这样造成了一个新的、食粮安全的问题,因为真正的安全是粮食安全,控制这个国家的吃饭,就不用费事地发动战争了。
所以墨西哥的知识分子在抵抗,在挽救自己的安全和前途,也保卫自己宝贵的传统。这就是他们的以笔为旗,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局势,为什么我们对以笔为旗的批判,要那么怀疑和挑剔呢?
海:您以小说创作著称。但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您的创作重心开始由小说有意识地向散文方面转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张:是无意识的。后来慢慢觉得写小说没有兴趣。不管什么形式的小说,都有一个虚构。小说总是有一个框架,用它里面的口气说话,这是一个绕弯的过程。作为一个原小说家,我明白小说有小说的作用,但是直接的文字,对作家来说非常顺手。因为小说需要奇特的构思,也就是弯的绕法是讲究的,也费精力,我更喜欢直接诉说。直接的诉说,力量不一定比小说弱。在二十一世纪开始的今天,世界一片嘈杂,人心惶惶,人无心读书,小说的形式障碍,使人难以读下去。
这是一种阅读心理,是今天“全球化”以来的阅读心理。很多人都说我只读了一页我就不看了,而散文自由得多。我是说,小说多了一层难处,而人写作主要是为了追求自由。
海: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
张:今天,首先是有良心和正义感的文章。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突破形式束缚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比较主动地寻找“写法”,但今天,我认为追求西方式的写作方法,也许反映着第三世界作家的不自信。今天我更看重不在意写法的、朴素的文章。尤其是反映着社会正义渴望的文章。很多被炒作得很红的作家,我们的评价很低,因为那些写作中缺乏正义感,文学是私人的写作,但决不是自私的表现。
文学,还有新闻,首要的任务是成为社会的良心。越南战争期间,世界的新闻工作者表现出了这一优秀的本质。而伊拉克战争期间,这个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却表现最为糟糕。正义和真实的表达被权力控制了,没有实现知识分子代表的正义标准。在越战期间日本诞生了最大的思想家本多胜一,他的《被屠杀一侧的伦理》成为写作者的良心标志。
塞外牧人
会员我想你们也很熟悉那样的人,因一篇短篇小说的获全国奖,从此高官得做,特权占尽,甚至为非作歹。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少数,尽可挨着省数。我没有这样,我内在的气质和前定,逼迫我远离、拒绝、甚至主动粉碎了所有的既得利益。今天我为自己能够如此感到高兴,只有在今天,我才对《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当年的获奖,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
我是个缺乏文学准备的作家,虽然我过去受过很好的教育。小学是汇文小学,中学是清华附中,然后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但很久之后我懂了,那一切只是表层的教育,体制的教育。还有特殊的教育、反体制的教育、叛逆的教育。还有革命的教育和多种文明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内蒙大草原,我有幸在纯粹的游牧草原、在底蕴丰满的蒙古腹地,接受了完整的游牧文明的训练。这伟大的教育,对我极端宝贵,所以虽然在文学创作之前缺乏文学史的基础,但是我打下了特殊的基础。在三十多年之后,这一基础又强化了和扩大了,它给着如我这个作家以强大的支撑。
海:您祖籍济南,生在北京,插队于内蒙古,您早期的文学创作也是以内蒙为题材的,为什么最后您会在西海固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同的地域文化对您有何影响?西海固、内蒙草原,至今还是您的精神家园吗?
张:西海固、新疆、内蒙草原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用我的概念,叫三块大陆。它们不仅是我的精神依托,也是我摄入文化养分的根据地。
我的写作开始于自己对内蒙体验的激动。对文化回味的兴奋是非常强烈的。后来因为各样的原因,我离开了蒙古草原题材的小说写作。在这些原因中最本质的,或许可以说是我这个人不能在一个文化范畴里被限定,我注定是要接触更多的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内心的参照体系。三十年后我逐渐有了这样的理论:即一个作家或知识分子,不能只拥有一种文化。肚子里的底蕴若只是一种,人会单薄,思想会偏颇。我常开玩笑地说,我反对只学一门外语,尤其是英语。王蒙在八十年代曾对我说,他在新疆住了十六年,学会了维语,但有些人却为他遗憾,说你学维语多可惜,有什么用?王蒙的表情我至今记得清楚,他说:“他们居然说维语有什么用?哼!”他的口吻里充满对那些无知者的蔑视。我很理解,因为我在蒙古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那些人,他们不懂得:学会了或沾染了一种底层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声音、立场、感情,是多么宝贵。到美国去开会,可能蒙古语不是很有用,但是它沾在人的心灵上,永远成为人的立场。当别人用英语哇里哇啦说着流行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在用蒙语想着也许是更重要的内容。
话只说了一半。蒙古也只是一种文化参考系,我逐渐形成追求更多文化参照的愿望。这样就看见了新疆。我在大学本科是学考古学的,在新疆有大量考古工作的余地,我在研究生期间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放在了新疆。但是到了新疆,工作没有多做,却被各民族那比蒙古还要强烈十倍的色彩和生活吸引住了!到了后来,考古、蒙古史考察都成了借口,利用借口,整天和各民族朋友在一起混,才是正业。我那么喜爱与他们一起喝茶、游玩、骑马、串门,我喜欢和各式各样的新疆人交朋友。从这里到那里的路径,各种民族的风俗,与他们交往的能力养成,变做了我的本业。1981年在新疆做研究生毕业实习,我制定了走伊犁阿勒泰的路线。当时不知道,研究所一批知识分子也跑同样的一圈,也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博尔塔拉、伊犁、阿尔泰,沿北疆一圈。他们每经一地方都访问官员,开汇报会,当然说的是汉语。而我在所有的地方都和牧民混在一起,我说的是蒙语,并开始学习哈萨克语。哈族和蒙古还有维吾尔的朋友争相把我请到家里做客,在天山深处,在哈萨克的帐房,我的毕业实习,如一次美丽的梦游。回来后,连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心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我发现了与“他们”,即体制豢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不一致。这使我更趋于向一名作家的方式倾斜。苍白无力的散文,没有见解的论文,不是我渴望的东西。我追求真知卓见、以及优美的表达。那次新疆归来,我写作了散文《荒芜英雄路》,描写了我在阿勒泰发现的一条古代道路,以及我对那块土地的感情。
对我来说,北京只是一个战场,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与社会之间保持联系的方式。我想像自己是山东人,北京对我格格不入。但它有最活跃的思想,有活跃的文化市场,出版社在这里转来逛去,如移动的自由市场,农民抱着鸡转悠,小贩吆喝货物,我们则签订合同,交接稿件。
海: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一直到后来的《心灵史》,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光辉,您也曾经说过要“以笔为旗”,但在“全球化”和“消费至上”的今天,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还有存在的土壤吗?“以笔为旗”这一方式还可行吗?
张: 1492年哥伦布到了美洲,开始了欧洲白人对世界的殖民化。从哥伦布以后,葡萄牙在非洲开始殖民渗透,达伽马在非洲开始贩卖黑奴,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应该叫“殖民主义全球化”。由于他们的“全球化”,世界开始进入一个殖民主义的真正灾难,一个万劫不复的劫难。据统计,在最残酷的“白银时代” 美洲死的人达到七千万。原住民被屠杀、被欧洲带去的瘟疫、尤其是被奴役得大量致死。人被赶到银矿挖银子,死后就扔到山沟。死光了人不够,再用非洲运来的黑奴填塞,为着黄金和白银。通过这三种方式,美洲原住民的死亡人数,最多的统计是七千万,最少的数字是一千五百万。这就是第一次全球化。同时,非洲在贩卖黑奴的过程中人口锐减,据统计也超过三千万,再保守也要超过千万,这就是第一次“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全球化”的趋势是以美国为中心控制全世界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一直推行不力,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当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后,“全球化”地控制和榨取世界的进程便乘风破浪。这个进程碰到的最大壁垒和抵抗,是今天的穆斯林世界。于是,反动的“十字军主义”死灰复燃,这就是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到今天的伊朗核危机、索马里摩加迪沙“黑鹰坠落”等等现象的背景。如果说15世纪“全球化”殖民主义是使用奴隶船和皮鞭子的话,今天的“全球化”使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的利己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形势下,全世界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投入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在中国,也有如《读书》杂志近十年来坚持的批判。
塞外牧人
会员2007年8月,著名作家张承志先生来到万松浦书院进行访问与交流,并接受了万松浦书院网站的采访。
采访者:万松浦书院网站海林(以下简称海)
受访者:张承志(以下简称张)
海:张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万松浦书院,并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让我们的话题从您近期出版的《聋子的耳朵》这部作品开始。您通过这本书想要告诉读者们什么?
张:我没有工资和单位,出版是我取得基本生活费的方式。至今为止我出版的差不多七十本书中,各家出版社的选集、丛书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况下重复出版很多。但我注意保留一个全新作品的系列,让我的读者可以买新的作品集,而不用买重复出版的作品集。一般我在新书后面印一个新集序列目录。记录自己的新的散文集序列。
《聋子的耳朵》是自上一本《鲜花的废墟》之后的、我的最新散文结集。上一本《鲜花的废墟》写的是西班牙的题材,发掘被欧美话语极力否定和回避的、八百年之久的西班牙穆斯林历史文化痕迹。我一共两次(当然是自费)在西班牙调查。也许可以说那是用文学体裁写的一本学术书,出版于2005年初。
从2005年初到2007年两年半时间里写作的新作品,收录在这本《聋子的耳朵》里面。
如果顺利,《聋子的耳朵》之后再过两三年,我盼望自己再出版下一本全新的散文集。
《聋子的耳朵》里涉及的,也是我竭力想表达的,大概有这么两部分:一部分针对今天下的大是大非,做一个作家必须的发言。因为自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消灭了一个国家。接着,于2003年美英又置国际舆论于不顾,在全世界600多座城市2000多万人持续数月的反战大**之下,悍然发动了第二次战争,并灭亡了伊拉克政权。这系列的战争不仅是连锁的新十字军帝国主义战略的一部分,而且威胁着一切与之不同立场的国家,尤其威胁着中国。但是在中国却流行着知识分子和传播媒介对帝国主义话语的强化与学舌,这是对国际主义原则和中国长远前途的背弃和出卖。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出来,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人祖国的侵略,就像反对当年日本的侵华战争一样。
伊拉克至今已死了60多万人,加上老布什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国际体制实施的残酷制裁中惨死的平民儿童,在历史上这新一轮的帝国主义十字军进攻之中,伊拉克人民已经付出了数百万的牺牲。比起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期中国人民付出的牺牲还要多。但媒体和知识分子在进行使罪恶战争合法化的工程,中国人大都对邻人的受难无动于衷。在电视煽动的、下流的自娱中,我们的民族精神堕落了。
哪怕再难,也要坚持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批判,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坚持的。一切能抓住的题目我都在写,一切能发表的机会我都不放过。这样的写作带来的一种对文明的解释作业,比如解释穆斯林在世界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伊斯兰教在本质上的和平原则,这是第一类。
另外的第二类散文,是描写自己熟悉的一些体验,表达自己怀着的感情。在中国的西北,在内蒙古草原,存在着我依靠的基地,储蓄着我半生的知识教益。凡能成形为文的,我常把它们随意写出。它们涉及的文化背景丰富,北与西、红与绿,从各种民族的文明,到革命和历史的积淀。这本书,以及我的写作究竟在社会和读者中获得什么样的反应,我不可能预料太多。对我来说,只是生命不息,坚守不弃,一年年这样工作下去。
张爱玲胡兰成的热销、声色犬马的自娱,若是不能遭到必要的批判和扬弃,或许会导致悲剧的后果。未来谁也不能判断,但中华民族将为败家子买单,民族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海:一九七八年,您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举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八二年,八四年您又分别以《黑骏马》和《北方的河》获得第二、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可以说,初入文坛,您就以一种成熟的姿态出现,那么在此之前,您是如何进行文学上的准备的?
张:成熟的姿态,我认为说得不准确。当年的我不仅不成熟,而且幼稚得可笑。在当时我就很清楚,《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顶多是一篇中学生作文,完全谈不上什么文学素质和水平。它虽然获了奖,但如很多人的获奖一样,只是社会给予的机缘而已。我并不以这种奖励而沾沾自喜,我决心对错爱和机缘一生回报。
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太阳花 于 2015-10-9 20:49 编辑
过了几年,他不再来了,人们便知道他死了。这是光绪十五年,马进城25岁。是一代受辱受难的教主,张承志写道:“由于有了他,哲合忍耶便不仅有了血而且有了泪。”他还写道:“由于他的悲剧故事,哲合忍耶终于完成了牺牲和受难两大功课。”这就是在他死后追认的教主马进城对哲合忍耶的贡献与作为。人们至今没有忘记他默默承受苦难的日月。如今,每年都有从各处山沟走出来的哲合忍耶回民,走进开封,当年的汴梁城,在人声鼎沸的公园里,找一个地方,跪下,脱了鞋,点香,致礼,诵经悼念,然后,摘掉头上的六角白帽走进人群。
哲合忍耶是在第七代教主马元章,即沙沟太爷的光阴里步入了近代史。在同治年间的起义中,云南东沟出了一个叛徒,名叫马现,率领清军灭了大东沟。东沟寨子里有一条7里长的地道,一位回民将领便由此实施了逃离的计划。马元章就是在此逃离的行动中,换了汉族装束,率领亲从们成功地逃出的一例。从此教内便有了著名的故事:“十八鸟儿出云南。”十八是指当时马元章正是18岁。出了云南,再出四川,最后进人张家川谷地,开始了复教的大业。在汴梁开店保护马进城的,也是他,他一共守了13年。
同时,他还主持营救马化龙家族的另一名男孩马进西,在流放途中,打死解差,背着孩子穿过青纱帐,渡过黄河,最终在杭州藏身。就这样,马元章以张家川一隅为根据地,悄无声息地在一切哲合忍耶旧地展开了秘密的复教活动。他壮大了势力,以他的权威,将这个见惯鲜血的被迫害教派劝导走上和平的宗教道路,使之发展到了它的全盛。它谨慎地对待外界,虔诚于苏菲功课,严格教派组织,与官府达成默契礼让,双方放弃暴力。此时马元章在张家川道堂,可说广交三教九流,迎送八方来客。而在这盛世的顶点,便是震惊西北的“沙沟太爷进兰州”。在一篇教文《进兰州》里,描绘了这个壮丽场面:“官员百姓上万人,众人踏起的尘土遮盖了太阳的光辉。”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门中的微妙的矛盾。
张承志在以极大的热情写下马元章的业绩和哲合忍耶的盛况时,他并没有忘记对马元章向官府的妥协作一点辩解,他写道:“哲合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决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他也没有忘记在这民国初年的政府,也许是将哲合忍耶作为反清的盟友而接纳了他们。但他还是强调:“这里确实含有不可思议的神秘。”于是,不管怎么样,张承志是不能放弃进兰州这个宏大的场面,它使张承志的心灵世界有了最高点,用他的语言说,就是“上限”的景观和完成。一句话:“人道,就这样顽强地活下来了。”
现在,我想我可以回答先前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一部彻头彻尾叙述教史的书为什么不是历史,而是小说。我的理由有这样几条:
第一,是因为作者处理历史这一堆材料的特殊的方法论。如张承志自己坦言的:“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所以,他又接着说:“我首先用5年时间,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和西海固贫农在宗教上毫无两样的多斯达尼。”他认为这是历史学的前提,并且强调这在学院里是不被认可的,从而,确立了他反学院的立场。他提出,真正的历史学,“它与感情相近,与理性相远”。他强调对待历史应以感性的,个人的,心灵的方式,他甚而更进一步否认“历史学”这门学科,说:“回民们在打依尔上,在拱北上,一次又一次地纠正着我,使我不至于在为他们书写时,把宗教降低成史学。”我们也已经看到,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正是这样言行一致地,?
第二,是他极其个人化的价值观。讲述完这七门教主的历史,我们大约可以基本了解张承志的这个心灵世界的内容,那就是对牺牲的崇尚,对孤独的崇尚,对放逐世俗人群之外的自豪,以摒弃物质享受、追求心灵自由为自豪、为光荣……这使他选择了被称为“血脖子教”的哲合忍耶为他小说的故事。并且,使他醉心的场面都是牺牲。他将哲合忍耶的魂定为“悲观主义”,他还将哲合忍耶的信仰的真理定为“束海达依”,就是“殉教之路”。哲合忍耶的被弹压,被排斥,所占弱势位置都是被赋予强烈的精神价值。
“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是为其最肯定,扩张,发扬的情状。他在哲合忍耶的历史上寄托了他纯精神化的价值观,完全无视无论历史也好,宗教也好,其存在的现实内容,他说:“几十万哲合忍耶的多斯达尼从未怀疑自己的魅力,他们对一个自称是进步了的世界说:你有一种就像对自己血统一样的感情吗?”
《心灵史》所以是小说的最后一条理由是由叙事者——“我”的存在而决定的,我宁可将“我”看作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这个“我”,不仅讲述了哲合忍耶的故事,还讲述了他讲故事的情景。他虽然笔墨不多,但却没有间断刻划描绘“我”。他描绘“我”是“久居信仰的边疆——北京城里的我”;“我偏僻地远在北京”,等等,都是将“我”描写成一个边缘人,然后如何走入信仰的中心——哲合忍耶。这就是在关于哲合忍耶的全部叙述之后的叙述,也就是“心灵史”所以命名的由来。
现在,我想我已经说明了我的理由。那么,大约我们也可以了解,《心灵史》的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我以为是一个较为单纯的关系。哲合忍耶几乎原封不动地成为创作者的建筑材料,而终因创作者的主观性而远离现实,成为一个非实在的存在。我所说的“非实在”里绝对没有贬意,如同以前说过的,它是心灵世界的特质。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太阳花 于 2015-10-9 20:49 编辑
这是个民间传说,但哲合忍耶到今天为止好像更认可这个民间传说。我觉得这个传说反映了一种安定和平甚至兴旺的背景,走那么远的路,一个教徒,扛着两只瓜送给马达天。但是他给马达天带来的是恶运,马达天被捕了。对马达天的判决是流放,将他流放到黑龙江。他的12个门徒,自愿地陪着他上路,带着他们的家属。于是壮烈的一幕诞生了。马达天乘着木笼囚车,他的12个门徒以及他们的家小步行尾随着他走向了黑龙江。
第四代圣徒名为马以德,因其归真于于四月初八而被称为四月八太爷,他是马达天的长子,他是在父亲的流放途中,接受传位。这一辈的光阴是32年,是哲合忍耶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称为“第一次教门的复兴”。马以德是一个积极于行动的人,他四处奔走传教,将失散的民众再集合起来。由于前两辈圣徒的隐忍,哲合忍耶保存了一定的人数,这是他所以能集合起教徒的基础。并且,因为血统的关系,他也具有先天的号召力。同时,为要使民众更信任他是“真的”,他极其重视自身修养,施行严格的苦行。
他强化了许多宗教细节,比如说严格宰牲规定,哲合忍耶用于祭祀的鸡羊牲畜,宰前必须栓养喂食保证洁净与肃穆。他就这样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进行复教,渐渐恢复了信仰,并且重新建立了完整的哲合忍耶体系,比如导师“穆勒什德”,地区掌教者“热依斯”,村坊中的清真寺开学“阿訇”,教众“多斯达尼”,这样一级级的组织。他有所创见地把“打依尔”的形式化进日常的劳动,使真主与人们无时不在一起,无处不在一起
例如打麦的劳动,书中摘录了一段史传的原文:“在打麦场上,他们排成两行,面对面地打。一行人整整齐齐地,把连枷打在地上,同时就高声念‘俩依俩罕’,脚也随着移动。另一行人又整整齐齐地打一次,同时念‘印安拉乎’,脚又动一动。”马以德为哲合忍耶做了许多富有建树的工作,但同前三辈导师相比,他没有得到那种完美的牺牲的结局。
他是哲合忍耶第一位寿终正寝的导师。如书中所说:“他没有获得殉教者的名义和光荣,而哲合忍耶获得了全面的复兴。”以此种观念来看,马以德则是以另一种方式作出了牺牲。第五代尊师马化龙,即十三太爷,可说是生逢其时,他经历了一个壮烈的时期。在这一个时期里,哲合忍耶的奋斗与牺牲是在前所未有的广阔的背景之下展开,照张承志的话说,便是:“哲合忍耶第一次不孤独。”在太平天国的革命之中,涌现了三次……
“机关炮弹”,作者猜测大约是左宗棠用四百万外债采买的欧洲新式军火。这一场战斗持续数年,城被围困,饥饿中已经有人相食者,并且时刻面临着血洗的屠城之灾。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三太爷自缚走出金积堡东门,请以一家八门三百余口性命,赎金积堡一带回民死罪。在这株连殉身的三百余人之中,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一条性命,那就是他的妻子,人称西府太太。似乎也是一个神秘始前定,要为哲合忍耶留一线命脉。
这位太太是一个汉人,在一次回民进攻武城时,十三太爷在逃亡的人群中,与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后来便娶了这女人,唤她作西府太太。当哲合忍耶退守金积堡时,十三太爷对她说:“你把所有传教的凭证都带上,金积堡破了,你就说,当时是我依仗势力霸占了你。”最后,西府太太果然被释放,她带走了八个箱子,其中四个是传教的“衣扎孜”——衣钵。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左宗棠下令,将十三太爷提出官营,凌迟杀害。“十三太爷”这个尊称,便是由正月十三日殉教的日子而来,至此,十三太爷在狱中整整受酷刑折磨56日。从此,当教徒念辞到“万物非主,只有真主”这一句时,要连诵56遍。同时,“同治十年”也成了一个教内的代词,专指灾难的极限。而你们要注意,这恐怖血腥的一门,却被张承志命名为“牺牲之美”,他极其激昂热烈地书写这一篇章,使人感觉,一个被压抑几辈的理想,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心灵史》的心灵世界的内容.
第六代圣徒马进城,尊称汴梁大爷,是在死后被追认教主的。他是马化龙第四子的儿子。同治十年,他只7岁,跟随受株连的族人走上流放的道路。他们是走向北京内务府,在那里将接受阉割的酷刑,再发往边地为奴。当流放的队伍走到平凉时,有位官吏有心想开脱他,问他究竟是不是马化龙的孙子。他一连三遍回答:“我就是马化龙的孙子!”此时此刻,他便不可脱卸地承担了他的命运。有一位在北京做官的教友,多方设法,到底无法使他免受阉割。后来,只能通融使他来到汴梁,在一个姓温的满人小官吏家作仆人,免于流放边地。温家待他很仁厚,甚至让他与自家孩子一起读书,在他死后,还为他缝了一件袍子送终。这是一个沉默而短命的少年,据温家的子侄说,他夜间不睡觉,不知在作什么。他的经名为西拉伦丁,阿拉伯文意即弦月,是转瞬即逝的新月。他身体衰弱,且心事重重,但却不肯从他的命运中脱逃。哲合忍耶稍事养息之后,曾由西府夫人策划并实施过一项营救的行动。西府夫人乘一辆骡车进城,让一名教徒去温家带他。可是当马进城走到骡车前,一见是她,转身就走,营救就此落空。为了在暗中保护照顾他,哲合忍耶在温家附近开了一个小店铺,每见马进城进店,便把一迭钱放在案子上,他有时全部拿走,有时只取几枚。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太阳花 于 2015-10-9 20:48 编辑
其时,平凉太爷并不知道自己在接受传位,但他心中有一种宗教的激情,所以说当有人向他传教,要带他去修行的时候,他不顾母亲、妻子的阻拦,去到一个官传道堂,离他家乡非常远的一个道堂里做一名普通的教职人员,就是洒洒水,扫扫地,同时潜心于修炼。所有的宗教的任务都是怎么去和主接近,那么他这个平凉太爷怎么去和主接近呢?在道场后边,有一口井,他老在井边坐着,坐着坐着他就能看见井里边浮现起一个形象,他认为这就是主的形象。
在哲合忍耶可歌可泣的历史上,这名教主所经历和担任的任务以及他的结局就是一个隐藏。因为在马明心被杀死的时候,哲合忍耶的力量已经非常薄弱了,不可能像马明心开创时候那样四处都有他们的念经僧,布道传教。现在不能了,平凉太爷所做的事情就是隐藏,他把自己隐藏起来,维持这一脉生息,把这一脉生息传递给下一个圣徒。
他是一个传递火种的人。马明心死后的数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官府对哲合忍耶开始注意,视其为异端,另一方面,因为马明心的死,激起教众的反抗,不断造反和起义,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弹压、血洗,整个形势是非常恶劣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平凉太爷的主要任务就是隐藏自己,而且他把自己隐藏得非常好。他曾经有过一次入狱,在著名的底店惨案中。就在乾隆四十九年,清政府在底店实行了一次大屠杀,将1268名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杀掉,剩下2500名儿童、妇女全给清朝官兵为奴,其中近半数流放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南方沿海一带。
在这个背景下,平凉太爷入狱了,但他也是悄悄的,没有暴露哲合忍耶的身份,所以他又生还了。他在监狱里除了忍受严刑拷打,还忍受着另一种更为残酷的刑罚,这是种什么刑罚呢?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壮烈牺牲而自己苛活。哲合忍耶的最大理想就是牺牲,如果不能够去牺牲,他就没有价值,他存在就没有意义。所以平?凉太爷是非常痛苦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赴汤蹈火去牺牲,而他却不能牺牲,为什么呢?
因为马明心把教传给他了,他有责任,他必须要把哲合忍耶的火种传下去,这是他的任务,他不能忘记,他必须要隐藏下来。他最终是病死的,就死在修行的井旁边,几十天的不睡觉。张承志对他的评价中有一句话是说得很悲壮的,他说:“由于命定的悲剧,圣战和教争都以殉死为结局。留下来的事业,永远由选择了心灵痛苦的生者来完成。”他把死者说成是幸福,而生者是心灵痛苦,就此我们可稍稍窥见这个《心灵史》的心灵世界的面貌。
然后就是第三代圣徒出世,第三代圣徒叫马达天。这位圣徒维持大业的时间非常非常短,一共才6年,但是在哲合忍耶历史上是很重要的,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这时候的哲合忍耶没有公开的寺,没有庙,没有一个他们可以做礼拜聚集的地方,看起来哲合忍耶已经完了,已经被斩草除根了,但是有两件事情表明着哲合忍耶没有死,还活着。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平凉太爷病重时,他们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规定,原来教徒们都是要留须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圣徒给予他们的圣形,很神圣的一种形象,而这一次大惨,则正是被诬告为“耳毛为号”而以其标志捕杀镇压他们的。所以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是要把这种仇恨铭刻下来,他们从平凉太爷将死时,开始把须全都剃掉,光脸。在他们来讲是很痛心的,因为把圣须剃掉了,所以他们称作“剃须毁容”,他们觉得人的容貌就此毁掉了,可他们必须这样。这个“剃须毁容”是在马达天的时代正式流行、保留了下来。
第二件事情则是他们还在悄悄地做着打依尔,没有地方,也不能公开号召大家,他们就立出一个暗号:打梆子。那些偏僻贫困的村庄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听到了梆子的声音,千万不要以为是在敲更,那是在召集教徒们去做打依尔。不能大声地诵念,就默默地坐着。在马达天的时期,这两件事情证明着哲合忍耶没有死。这一个教主是很谨慎、很忍让的,他能委屈求全,看起来似乎比较软弱。这时候形势平静了,最残酷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有点乐而忘忧,说咱们应该盖房子,应该盖寺庙了,没有一个寺庙集合嘛。马达天觉得这样做太兴师动众了,会招来大祸,心里感到很不安,但因为呼声非常高只能同意。大兴土木造房子,果然惊动了官府,结果把马达天抓进去了。
关于马达天的入狱报,却有一个美妙的民间传说。是说在新疆那儿有一个教徒,他挑了两个非常非常大的哈密瓜,从很远的新疆往甘肃送过来,一路上过了很多关卡。其中一个关卡的两个清兵说,你这瓜那么好,能不能给我。他说不行,我有用。清兵说你这瓜要干什么。他说我的瓜要敬上。清兵说你的上是谁。他说我的上是教主。一下子就暴露了马达天。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太阳花 于 2015-10-9 20:47 编辑
这本书的结构很奇特,它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也不是第一卷、第二卷,它是用“门”来划分段落。是以哲合忍耶内部的秘密抄本的格式,一共是七门,就是人们通常小说里的七章,或者七卷,它是七门,每一门叙述一代圣徒。它一共叙述了七代圣徒,从它创造者到第七代,从无教到复兴,几起几落,一共是七代。我们简单地把这七代圣徒叙述一下,基本上可以了解哲合忍耶的历史,也就是这本书的、我们所说的故事的情节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第一代也就是创教人,他的名字叫马明心。
他不是如我们所了解的佛教的释迦牟尼,是一个王族的家庭背景,或者像基督教的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则是一个出身寒微的孩子,一个孤儿,没父没母的,童年非常苦难。他9岁那年跟着叔父去寻找圣地,去到阿拉伯的世界,也就是伊斯兰的真理家乡。穿过大沙漠,涉过9条河流,到最后同去的亲戚都失散了,只剩下他和叔父,一老一小跋涉在沙漠里,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也不识字,完全是凭看本能,后来的圣徒们所说的一种前定。他们喜欢用“前定”这个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命运这样的意思。就这样茫茫然地寻找,最后他和他叔父也失散了,只剩下他一个人。
经历了九死一生,好几次昏过去又醒过来,但突然之间奇迹出现了,沙漠里有个老人过来送了他一串葡萄,然后就给他指点了一个方向,一个什么方向呢?一个也门道场,这是一个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传道所。他顺着老人的指点去了那个传道所,在这个传道所里他兢兢业业地学习,非常用功,苦修了15年。这时候他己经是个25岁的青年了,他在路上花掉一年的时间。25岁的那一年,他们的导师就指点他要回到中国的甘肃,给他指定了一个方向,去传道。然后他就回到了甘肃,就是那个我先前所描绘的极其穷苦的地方。
马明心他行的是一种苦修。他有一个教徒,穷得简直没法再穷了,有一天这个人的亲戚遇到他,实在是看不过去,说我已经够穷了,你比我还穷,我们就带你去化缘吧。这个亲戚也是一个神职人员,是个阿訇,带他募捐到很多衣服和吃的回来。马明心知道后就非常愤怒,他说你要入我的教,你就不能这样,最后他只能把东西全退返回去,送给穷人。
所以这个教派和别的教派有一点不一样,它不求施舍的,基督教讲奉献,和尚讲化缘,而他们不,他们就穷到底算数。在此之前并没有哲合忍耶,哲合忍耶是在马明心手里逐渐形成的,他给予它的第一个,最基本的要义就是受苦受穷,他把人的肉体上的欲望约束到最低点。
马明心终生只穿一件蓝色的长袍,羊毛长袍(因为“羊毛”这个词在阿拉伯语里正好是“苏菲”的意思)。他这个教义显然是太适合生存在绝望的贫瘠之中的人们了,真是落到他们心坎上去了,他们用一句后来给它命名:这是我们穷人的教。在很短的时间里马明心争取到很多教徒,以至于引起了教争,这也为他们以后的灭顶之灾埋下了祸根。
和他发生教争的是花寺教派。花寺教派的圣徒也是和马明心一起在也门教场里受洗礼,一起修行,但是这一个教派比较物质主义,它搜集财物,求布施,募捐,所以它积累起一定的财富,而且有文化积累,比如彩画的创作,所以说比较贵族气,慢慢它就脱离了受苦受穷的民众。它的很多教徒跟随了马明心。
逐渐马明心就形成了自己的教派,自己的教徒,他的势力就大了起来。他使穷人的心里有了一种安慰,饥饿的穷人得以在精神上富有起来,有了一点生存的勇气。然而花寺教派毕竟是个比较大的教派,这个教派和清朝政府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最后的结果是官府介入了他们的教争。官府一旦介人后,就开始对马明心教派进行弹压。在乾隆四十六年一次大规模的血战中,马明心被捕了。
马明心被捕的时候,教众简直是疯狂了,举行了无数次起义,要求把马明心放出来。当官府把马明心押到兰州的城门上面斩首的时刻,他的身影一出现,下面满满的群众全都疯了,齐声欢呼,叫喊,他包头的白头巾扔下去,一下子就被下面的人分抢成丝丝缕缕。最后马明心在城楼上被杀了。这就是哲合忍耶的第一代教主。
接下来的第二代教主,名叫平凉太爷,这是个尊称,他们称他为平凉太爷。他继承马明心的衣钵也是很神秘的事情,马明心曾经很微妙地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的有些门人拿得起,放不下,有些能放下,却拿不起,仅仅只有这个人,他能够拿得起,也能够放得下,这个人现在他不知道他,人也不知道他。托靠主!两三年后他也会知道他,人也将知道他。”这个宗教是非常神秘的,话都不直接说的,是用一种非常隐晦的语言来说的。此话非常符合他们那种前定的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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