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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牧人
会员文化寻根与精神理想的探索— — 张承志文化小说分析
石世明
渝州大学外语系,重庆400020
[摘要]1985年前后,“寻根文学”的兴起,为张承志小说的文化寻根与精神理想的探索提
供了广阔的文学视界。作家以艺术的笔触深入到历史深层和民族的文化内核、去探究民族文
化的审美价值、精神特质和人文理想。
[关键词]张承志;文化小说;研究新时期初期,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走向多样化的流变,不仅呈现出明晰可辨的阶段性,还集中地体现为艺术视角从一元向多元的拓展与深化。多数作家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满足于以冷静观察和真实再现的方式反映外部世界,着眼于人物、事件、环境的描写,追求外部真实,而是更多地从作家自我的圈子里跳出来,设身处地从不同的对象主体角度去把握生活,甚至深人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的内心感受、体验等心理活动的折射反映外部世界,追求外部观察、认识和内部心理感受、体验的双重真实。正是由于艺术视角从一元到多元化的拓展,开阔了文学的视界,强化对各种人物(特别是普通人)的内心世界的发掘与描写,以致艺术笔触也从现实延伸到历史,从浅层探人到深层,显现出文学从观念到创作模式的初步变化。1985年“寻根文学”的崛起,关于“根”、“传
统”、“文化”等问题的提出,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关注。从1983-1987年全国获奖小说中可以看出:邓刚《迷人的海》、阿城《棋王》、郑义《远村》、邓友梅《烟壶》、贾平凹《腊月·正月》已显现出文化寻根的指向,其中又以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
河》更表现出民族文化中蕴藏着的审美取向、精神分析和理想探索。小说的叙述视点就是把故事叙述给读者的方式,也即“叙述者同他所叙述的故事之间的位置关系,即事件被叙述时所采用的眼界”。 具体说,是作者如何把故事叙述给读者,是采用主观化的叙述
方式,还是采用客观化叙述方式,这取决于叙述对象、叙述风格及伤口整体的艺术结构。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发端于他的红卫兵生涯、知青生涯成为历史之后,他没有悲叹岁月和苦难,也没有怎么显示知青在土地上的成就,他意味深长地用文学创作塑造了一位理想的 母亲”,并使以后将会成熟起来的主体形象降生在文学创造中,如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从张承志文学创造的起始就显示出文学、理想,弓主体的关系,不过这理想还没有为主体所承担,它被赋予在主体的母亲身上。小说的主体“我”,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被最大限度地作儿童化处理,: 仅在额吉眼里简直和三岁一样,而且行为也颇也 儿童,这当然是为了与额吉——母亲的行相配合。主体淘气,额吉疼爱。夜晚,额吉为他掖被,主体香甜入睡;在暴风雪前,主体不知所措,额吉解救他并给他温暖;额吉住院,主体日思夜想,最终,“一头扎在额吉的怀里”。而真正让张承志发掘民族文化蕴古,显示美学价值和文化底蕴,还是从小说《黑骏马》开始的。
《黑骏马》是一部在萨术结构上相当完整的小说。挫折感在小说中形成了一曲古老的民歌,渗透着内心的创痛。它有张承志习惯了的母子关系的模式,并让它在小说中充分实现,只是母亲额吉在小说中是以奶奶的身份出现的。奶奶、白音宝力格、索米娅的三人世界几乎是臻于完美的童话世界。而当主体白音宝力格成人了,与索米娅将建立情爱关系时,邪恶的另一男性力量的介入将这个和谐的世界粉碎。被强暴后怀孕的索米娅为保卫未出世的孩子而敌视主体的态度,奶奶对主体的隔膜和陌生感,都表明主体与草原的相异关系,正像主体曾意识到的 样,这里并不是主体的童话般的家。草原并不听从主体想象的指令。九年之后主体骑着黑骏马,重新寻找自己的爱人而爱人已属别人,这再一次表明主体的流浪儿性质。《黑骏马》仍然是一
支草原母亲的颂歌,但这个草原母亲并不是被想象成属于 我”和“我”属于的存在,她遵循草原自身的方式,她具有令人震惊的美,但并不合乎主体的母子关系的想象。主体须忍受着失落的悲伤,忍受着无法归属的痛苦,继续爱这个母亲。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爱在北方的河》中,对于降生于母体中的主体已经成长起来了,小说结尾呼喊着:“我就要成熟了”,“我就要成人了”。主体不再像《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那样孩童化,他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不仅拥有草原母亲,而且找到了黄河父亲。在《北方的河》中,主体以未来研究生的身份周游北方的
河,又在现实中回忆往事,从回忆过去中辨认现在。
过去与现在在惊人的相似:走了同一条路,同样走向黄河在同一块地方跳入黄河。主体甚至突然醒悟,他现在之所以走向黄河,走向地理学研究的王国,完全由于十几年前的过去,是由于记忆的支配。过去与现在竟是如此地相互拥抱、相互肯定,甚至不存在任何 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只有“独有”的那些奋斗和选择了 小说中主体的善良与真诚是由姑娘的眼光使之与罪恶分离,完成主体过去与现在的融合,挖掘出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相连.不断生成、成长、成熟的艺术走向。姑娘的眼光在小说中决非可有可无,它不仅帮助主体净化了身体,也使主体获得了男子汉的身份,在小说中,主体与姑娘结识,那些男子汉气息十足的动词、形容词就不断地用来描写主体,主体立刻成了自尊、自强、剐勇的形象,他的一举一动都富有力度,他的情
绪也深沉而有爆发能力,他的脸阴沉,他的低吼的嗓音浊重而沙哑。姑娘看着他,不断肯定他:“这男的真神”、“你真勇敢”、“糟糕,我好像爱上他啦”。也许最辉煌的是这样一个场景;“~ 个半裸的宽肩膀男人正张开双臂朝着莽莽巨川奔去。”姑娘不仅看到了,而且使之成为一张动人的照片。最后,主体告诉姑娘,男子汉没有绝迹。除了牛虻、马丁·伊登、保尔·柯察金外,还有一个是他自己,在张承志的小说中,主体的成熟、丰满与不停息的
追求,正是从民族“母体”中寻求生生不息文化精神的真实写照。
张承志天生的诗人气质,注定了他做小说家也只能做个抒情小说家。他写河时可以把场景放在
乡野,写考研究生时则只能把场景放到都市 而乡野的、神秘的题材天然地属于抒情性,都市的、社会的题材则属于更细密的写实主义。张承志似乎也对自己这种才华类型有一种自觉,他的主要作品都谨慎地避开都市,选择草原(《黑骏马》)、牧场(《金牧场》)和荒山(《黄泥小屋》)作为对象。《北方的河》更显见出了这种选择倾向。张承志虽然为了表现一个“现代青年”不得不选择~ 个大学生、城里人,但他又非常聪明地让主体选择了地理学,这样一来主体就得以略过城市的五光十色而一下子同大河、黄土峁联系起来。这与其说是由于主人公的性格,毋宁说是由于小说作者的需要。张承志离不开乡野,他的抒情气质也必须在乡野中才能
实现。塞外牧人
会员“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从落满灰尘的书架上抽出〈〈清洁的精神〉〉,再读到这段呼啸而来的文字时,内心仍能感觉一阵锐利的刺痛和快意——不可否认,在各种浮华漂亮的文字充分供应着我们的眼球需要的同时,在我们心灵和精神需要的纯洁文字已成为稀缺品之时,所幸,一个抽莫合烟的胡人用他坚执得近乎偏激的方式独行在中国北方的旷野,保全着中国文学一个濒危物种的存在。
从作品来看,约二十年的时间内,张承志的创作轨迹并不是线性的,从〈〈北方的河〉〉、〈〈黑骏马〉〉到〈〈绿风土〉〉、〈〈清洁的精神〉〉、〈〈心灵史〉〉,张承志完成的不止是文体和语言风格技术意义上的转换,更是文学精神和思想传播的新的定位和建构。当他一手拎萧,一臂抱剑,以一个歌者的自由流畅和一个刺客的狞厉沉着击掌高歌而至时,主流文学圈已预感到他的不善而难测。
知道张承志还叫赛义德的人很少,但清楚他身上鲜艳的宗教刺青的很多;喜欢他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接受他思想和观点的并不多——坚守与抗争,宗教与理性,文明与思想,地域与民族,张承志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信仰传播、思想辐射义不容辞地捆绑在了一起,毫不掩饰他的文学是为哲合忍耶而写,为草原的额吉(母亲)写,同时也不掩饰对其它文明和宗教,对现代城市文明的远避与排斥,有时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偏执。“我的文学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蒙古大草原、回民的黄土高原、文明的新疆。作家只是儿子,三片土地上的民众,才是主题和主人公。”在《心灵史》完成之际,张承志身上最鲜明的三个角色:文学上的理想主义者、思想上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上的坚定伊斯兰教徒,由此完成了一体化的整合。
。
单纯从文学角度看,张承志的文字绝对会让人眼前一亮,会让你内心自省,会让你渴望一种精神和思想的洗涤,但他更看重的似乎是观念和思想的传播。掩卷之时,内心的阅读快感尚未消失,就已隐隐浮起一丝不安,为不是一个信徒,为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惶惑。
文学其实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容器,作家也很难成为肩负布道重任的传教士,更多的时候,文学只是个体和大众体验的叙述者,一个和现实世界保持距离的观察者。不可否认,张承志随时高擎的地域民族与宗教大旗不仅阻隔了更多人的了解,也在更深层次上消解了他的思想更为出色的辐射和传播。愈演愈烈的文明冲突与层出不穷的国际宗教纠纷极易让外界对他的文学产生不必要的误读。
显然,为自己选择这样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始自于他的本意。就象武侠小说里有种自身功力高强的侠客,在与对手近身相搏时全无防备,招招攻击对手同时也将自已身体亮出来让对手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承志一开始就没打算得到圈内的承认,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好孩子,甚至一开始就盼望着被围攻,被放逐。
但事情的发展显然并不如他的设想。荷尔德林曾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张承志不需要拯救,他需要的是金戈铁马,需要的是刀光剑影,他甚至先验地设想自己被主流文学圈被世俗文化势力围剿、诛杀、肢解的种种悲壮情景,他的战斗欲望不仅来自用清洁的文字和思想涤荡污浊,更来自一次文字厮杀的期待。不过最后不仅没有围剿,没有放逐,反而是一片叫好和喝彩,还有一个爱文文学奖来加以表彰——斗士最怕的不是孤独,而是失去目标,拎剑而来,抱着荆柯之志的张承志作不了刺客,只得作一名歌者,在苍凉的中国北部高原渐行渐远。
“这里,宗教成熟了,变成了和谐的文化。这样的文明魅力十足,每一个儿童都在它的哺育中成长,每一个姑娘都觉得这样更美,甚至每一件坏事,都在它规定的限界到头和终止。”在《正午的喀什》中,张承志这样陶醉地描述着他眼中的喀什,此时,谁还会去在意这是一种感受还是一种现实?
同样来西北黄土高原的歌手许巍这样唱道:“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听着这略有些忧伤的旋律,突然怀念第一次看《北方的河》的感觉,温暖干燥,透明亲切。合上书就有背上背包出发的冲动——也许,我们更多时候需要简单的文学。塞外牧人
会员当年,张承志以小说《北方的河》将理想主义发挥到极致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90年代初,张承志又推出了长篇力作《心灵史》,继续讴歌他的理想主义,所不同的是《心灵史》里还掺杂了一种宗教式的反抗。在《心灵史》之后,张承志采用了随笔的方式以赤手搏虎般的孤绝面对世俗的当代,我所看到的依旧是走在“荒芜英雄路”上的理想主义跋涉者。张承志的存在已经成为世纪末的一种重要现象。当他发出这样的宣言时:“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我毫不惊讶,这才是张承志,虽万千人,吾往矣。在张承志最早于1978年创作的《骑手为什麽歌唱母亲》就已显示出文学、理想和主体的关系。在1984年出版的《老桥》中,他指出:“我非但不后悔,而且将永远恪守我第一次拿起笔时就信奉的‘为人民’的权利,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说教。”而在散文《以笔为旗》里他再度宣称:“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由此,张承志从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草原到新疆文化枢纽再到伊斯兰黄土高原,一步一步地走上越来越孤独的理想主义道路。并以理想主义来抨击当代文人的堕落与媚俗。在言辞激烈的话语里洋溢着理想主义者真理在握的自信与豪情。张承志似乎对他的理想主义的负面作用未曾顾及。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金牧场》)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正如已故的思想家顾准说过:“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那麽,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而在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历史中,不是发生过这种情况麽?张承志在《清洁的精神》一书里礼赞刺客:“是清洁的暴力,是不义的世界和伦理的讨伐者。”是“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应而这是美得迷人的理想精神,然而这种精神并没有带来理想的大同世界,而是带来血腥,带来暴力,带来一片坟地。于是我开始对张承志极力讴歌的理想主义抱以一种怀疑的态度与警惕。20世纪中国的理想主义与灾难的紧密关系不能不使我们心惊,不能不使我们不敢再轻易地相信任何一种理想。因为我们无法保证新的理想追求与信仰只会获得爱与幸福而不可能重新遭遇灾难。对理想主义的反思是必要的。张承志的小说及一切文字为世纪末的中国树立了一面旗帜,理想的神话在张承志的文字世界里重新诞生。我们可以歌颂理想的美丽,但我们也必须反思与警惕理想所带来的死亡与灾难。也许尘世中的我们虽然知道理想是美丽的,但也知道理想是未来的。而我们生活在现实的大地上,无论现在多麽的艰难平凡,人必须也只能在现实中走向未来。
塞外牧人
会员张承志与小说
读到张承志的一篇游记,他说,这个世界不但制造骗人的小说,而且也制造着骗人的作家。
小说是骗子的艺术。能哄得人相信,颇不容易。可是将人哄的高兴了,自己却空虚了,或者说是堕落了……。所以张承志不再有新作小说,宁愿去作一些能摒除那种迂回做作的所谓技巧的散文。
我很欣赏张的转型,或许这更应该称为进步。
从多数人的角度来说,小说是比散文要引人入胜的,如果仅仅为了取悦读者,挣得身前身后名,那么张作家是算得一个愚人。可是文艺不仅仅是为了制作虚名,更是一种传递,传递一种活的感悟。
现在的文艺界可谓是百家争鸣,繁花似锦。小说因其来银子易,说错话不用负责而更是一日三变,作家如池中粪蛆般人头攒动,他们认真地执行了文艺是为群众服务的方针,弄出了许多为群众喜爱的小说。拿过《小说月报》或其它什么小说刊物,一般主打的必定是有性描写的文章。譬如什么“做台文学”(专为做台小姐们立传的一种文体),就很受欢迎。
其实要我说,张作家很是愚人,又得银子又得名的美事,为何不做?你也赶这趟世纪末班车,写得让群众高兴了,说张作家也成熟了,和我们融合了!说不定就是个“双赢”的美丽新世界呢。又何必非要弄那种饱含思想性的东东?现在的人多累啊,下了班,拿起一本文艺的玩意,就是希望放松、放松、再放松。你张作者费尽脑汁,呕心沥血搞出个曲高和寡的东西,谁耐烦看呢?
张承志《近处的卡尔曼》是新近写就的一篇散文。
他用自己的眼来感思梅里美的心。
在这儿,作家成了读者,一心想验证曾经年少爱追梦时陪伴过自己的那种兴奋。文章的内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当你我捧着这篇散文,眼前漂过的尽皆是自己的过去,就如同是巫婆的扫帚,带着你我同赴时光源头……塞外牧人
会员本帖最后由 小马奔腾 于 2015-9-30 19:10 编辑
你不是选择了张承志,我们最近汇总他的文章和对他的评论文章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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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塞外牧人 于 2007-12-23 19: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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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本帖最后由 太阳花 于 2015-10-2 22:06 编辑
读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事情,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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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本帖最后由 太阳花 于 2015-10-2 22:06 编辑
读到了一处不为人知的事情,学习了,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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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本帖最后由 小马奔腾 于 2015-9-30 19:10 编辑
才子雅欣,我佩服你文笔!
那么我们把他的作品,对他的评论文章都收集到我们这里吧,让大家都学习一下!http://www.994116.com <span style="font-size:1.48em"><span style="color:inherit">威尼斯人:wns185.com首存赠送58元ィ足球ィ真_人ィ各类彩票齐全ィ提现即时到账</span></span>
塞外牧人
会员2005年1月,著名作家张承志推出了他的最新散文集《鲜花的废墟》。下面是张承志接受访谈的记录。
问:从《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以下简称《鲜花》)一书的写作到出版已有两年多时间了,你似乎一直沉浸在对于“安达卢斯”的回忆之中,是不是因为对这本书花费了较多的心血而有所偏爱?
答:我第一次去西班牙是在1999年,2003年又去了一次。范围大概是地中海周围地区,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法国等国家。每次都是三个月的签证,自己找旅馆,坐最便宜的长途汽车,边走边看,就这样把百分之八十的古代遗址都跑了一遍。在写作过程中,又会回忆起当时的种种细节;在这本书的制作过程中又能自己参与,合作得很愉快。可以说,在我迄今为止出版的六十多部著作中,《鲜花》是我最为盼望也是最为满意的一本书。
问:《鲜花》一书中描述的旅行路线主要是在西班牙及摩洛哥,但你似乎更喜欢“安达卢斯”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特殊的含义?
答:如果不是出于对读者的考虑,把我其中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拿出来当了书名,我可能更喜欢直接用“安达卢斯纪行”这个名字。朋友给我发邮件,经常会在最后问我一句:“你那本《安达卢斯》写得怎么样了?”跟熟悉的了聊起天来,天南海北地说上一通,我就会跟他们侃一侃“安达卢斯”。
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称作安达卢斯(Al-andalus)。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南部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南的地区,是一个传奇的文明开花、结果并且凋零的地方。所以,安达卢斯一语也意味着那个历史时代。我对它深怀兴趣是自然的;因为它不仅是穆斯林战胜了西方,而且是整个东方惟有一次的战胜西方、尤其是文明战胜西方的一段历史。
问:在二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你的足迹曾遍及欧美、日本、蒙古诸国,但是论及异国文化的魅力,你却最为钟情于西班牙,并将其视为梦想中的天涯海角。能比较一下文化方面的异同吗?
答:若回首国外的脚印,也许首推当属日本。因为我毕竟在那里两度求学,不仅粗知语言,也对文化有所感悟,在人生艰险之际,也是在那里实现了转机。其次可以数到蒙古,它是我对乌珠穆沁草原一生探求的延长。此外难忘的还有南洋的马来,它给了我重要的开眼。不用说,渴望一睹芳容的地方还多得很:土耳其和哈萨克、毛里塔尼亚和车臣尼亚、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一片神秘的黑非洲,充满希望的南美洲。——在我的喜爱程度的名单上,最后才能排到法、德、美、加,所谓的一类国家。虽然我也曾不远万里抵达,而且一再企求深入,但它们与我缘如薄纸,不能唤起投奔或穷究的冲动。
惟西班牙是个特例。比起日本的文化暧昧,它的色彩浓烈而鲜明,它的脉络刀砍般清楚。它好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不修边幅,粗拉随便,多少有点穷。它的每一项文化风俗都呈着异色的面相,每一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争战的刀痕今天还留在墙上,供像我这样的人前去寻觅,考古访今。我觉得自己在西班牙的几个月,虽然整日在外奔波身体很疲累,但在精神上很兴奋,经常会被西班牙人的热情所感染,随时有新的发现与感动。我想我之所以钟情西班牙,主要是一种气质上的相合吧。
问:与年轻时相比,你现在选择去国外旅行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答:我觉得有三大文明覆盖之地,最能吸引我。现在我似乎已惯成了一种毛病——何止单调的北美,哪怕是花都巴黎,或者是巴塞罗那,只要没有几层文化的重叠,哪儿都不能使我满足。我现在给自己喜爱的欧洲,立下了一个苛刻的标准:
一座名城,必须要同时拥有罗马、阿拉伯、天主教三种遗迹和文化。只有那样的地方,才值得为它奔波。除非你是饱暖思旅游的富人,只要你是为了突破狭窄知识的牢笼,数载积蓄付诸一掷,你就应该追求——求知的震撼和愉悦。
若不是非强求三项,而是兼有东西方文明即可——那同时拥有罗马和阿拉伯、抑或是有着摩尔和天主教文明遗存的城市就太多了。
问:你在《近处的卡尔曼》中提到了傅雷译文的“粗糙”,这似乎与人们心目中对傅译的印象有较大的不同。
答:我在文章中提到:傅雷在翻译时不知为什么删去了《卡尔曼》中那一段重要的语言学例句。类似的粗糙也流露在对付比如阿拉伯语词的时候(比如译阿卜杜•拉赫曼为阿勃拉•埃尔•拉芒)。与其说这是一个失误,不如说这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对特殊资料的敏感,也缺乏对自己视野的警觉。
问:这两次西班牙之行,除了认识上的收获,我觉得你似乎特别强调求知的热情。你几次提到小学生的心态,能不能展开来谈一谈?
答:我感觉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有的人也许不太理解,但我一直能体会这种乐趣。比如说我去西班牙之前,还特意学了一些西班牙语,这样跟人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贴近,也更能理解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如果不仅战胜了生活,还带来了乐趣,人就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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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著名作家张承志于1948年秋出生于一个回民家族, 在以《黑骏马》、《北方的河》等小说力作蜚声文坛之后,一边创作小说,一边致力于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考察、研究。曾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并几度赴日本讲学、做学术研究,是当代文坛上少有的“学者型作家”之一。
1991年,张承志出版了小说《心灵史》,这部作品描述的是中国回民中最具殉教传统的一支——哲合忍耶派7代人前仆后继用生命捍卫宗教的历史,堪称一部哲合忍耶的民族史诗。此书出版后,在海内外产生强烈震动,有人奉张承志为“精神圣徒”,也有人称之为“宣教者”。近年来,张承志不断发表激昂文字,抨击大陆文坛堕落,批评知识界中存在着严重的“媚西”倾向,更引起各界激烈反响。
日前,张承志在北京自己寓所中接受了笔者专访,就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及其选择发表了独到看法,并对几年来《心灵史》引发的一些敏感性议论,做出正面回答。以下是专访内容摘要:
问:你近一段时期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撕了你的签证回家》、《日本留言》、《无援的思想》等。你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中国知识界中存在着一种“全盘媚西”的倾向,并对此进行严厉批评。你的观点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有人由衷共鸣,但也有学者提出反驳,认为向西方学习绝不意味着文化姿态上“媚西”。相反,只有正视现实,继承“五·四”传统,以健康的心态向西方学习,才能真正摆脱中国当前落后、耻辱的现状。反之,则易重新陷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心态中。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答:在谈论这个问题前,我首先要说明的是,“五·四”先驱在70年前提出从西方引进“德先生”、“赛先生”,这到今天也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怀疑。但是,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分清: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民主、科学思想,与全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包括从文化源流上都认为西方文明高于中国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后一种倾向目前在中国十分严重。
近年来,国际上形成了一种新体制,应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体制,即“以英美的原则为原则”的世界体制。我在日本生活4年,也到过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深深体会到,西方已把文化扩张作为一种不加掩饰的国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向西方学习其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同时,难道也要肯定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新体制吗?这个体制是以你的贫穷、它的富饶为原则。当它的富饶受到威胁时,它是什么人道主义也不讲的。最近,美国对古巴难民的做法就是一例。并且,从历史上讲,还有一个殖民主义的问题,难道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要肯定它的殖民侵略以及那些渗透着殖民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吗?
从全世界知识分子的状况来考察,对这种歧视穷国、压制穷国、以穷国的穷保障富国的富的“盎格鲁——撒克逊”体制的认识,在许多国家已是常识。西方知识界早就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在拉美和伊斯兰世界,这个问题也已讨论多年。如果“第三世界”可以分作几大部分,拉美和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没有中国知识分子那么彻底地“媚西”。可以说,在如此明显的国际背景和文化现实面前,“媚西”成为一个国家知识分子文化姿态主流的,全世界只有中国一家,这简直令人不可容忍。
不过尽管他们目前居于主流,但我坚信他们一定会被中国正义的知识分子击败,这不仅指我一个人,我发觉这样的人正逐渐多起来,尤其是那些有生命力的年轻人。
但我现在希望能让那些“媚西”的知识分子在“死”之前明白,他们的学术生涯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可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获得过真知灼见。他们的学术从来没有和沾着泥巴的人道主义结合过,只是一味地尾随西方。问:为什么“媚西”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姿态的主流倾向呢?
答: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我认为必须同时提出一种分析,也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境遇的切身理解。
中国知识界普遍出现这种“媚西”倾向,实际上与长期以来“左倾”的恐怖历史有直接关系。知识分子还心有余悸,生怕再现那段不人道的、文化专制的历史。因为记忆太恐怖,所以在现实中就片面地强调向西方学习。不能否认这种心有余悸是真实的,这里可能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他父母妻儿的遭遇。但是,我希望这样的知识分子有更广阔的思考,因为,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正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中肩负着一柄双刃的宝剑:一方面,如果你忘记过去,昨天高唱某种理想的人可能再用专制的思想来压制你;另一方面如果你矫枉过正,又可能招来一个帝国主义的阴魂。我在写那些文章时,知道别人会把我说成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其实,正是在“文革”时我反对过“极左”。正是我们知道“文革”时的残酷,才渴望铲除那罪恶的土壤。哪怕背负误解和咒骂,思想仍然必须讲出它要讲出的话。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所要面临的悲剧性命运,鲁迅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被多少知识分子嘲笑?他也和知识分子整体翻了脸,但他坚持自己的道路,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
我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双刃剑的命运面前,做出正义的选择。不要因过去确实曾有过的一部分个人遭遇,而丧失分析今天和今后形势的能力。
问:有人认为,你的观点与新近兴起的“国学热”——有人也称之为“后国学”,有暗合之处。对这种说法你作何感想?
答:我憎恶这种说法。
“五·四”先驱在倡导从西方请进“德先生”、“赛先生”的同时,也提出“打倒孔家店”。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更应持冷静的分析态度,将其中的优秀部分和儒学中体制的、伪善的、压制人民、不人道的成分分开,对后者进行更尖锐的批评。
从“文革”中闹剧般的“批林批孔”,到今天对封建思想传统的全面讴歌,这两者都是极其危险的。
最近兴起的所谓“国学热”,同样是对“五·四”传统的背叛。“国学”本身就 一个极腐朽的词,令人想起穿着西服的年轻人,再罩上一层旧马褂。这些人在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也一定是崇洋媚外的,与那些“媚西”的知识分子有本质上的相通。
问:近年来,文学界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猛烈冲击,许多作家的创作中都出现了“商品化倾向”。你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未介入任何商业性创作的少数作家之一。请谈谈你这种独立不群的艺术选择。
答:我认为中国的作家以前有两种,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政治的”和“艺术的”。现在又出现新的一种,姑且可以称之为“盈利的”。作为个人选择,没有必要评判谁高谁低。但对我个人而言,我只讲艺术。
我认为艺术的作家只凭大地赋与我们的感觉来说话,这种感觉从生活的母体中来。中国的母体足够大,只要我们能准确地触摸到她的脉搏,而且感觉到其中的意义,创作的道路就可以永远走下去。
文学的使命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为大多数人,特别是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绝大多数穷人说话。如果真像国外某些经济学家分析的那样,在下一个世纪全世界大约每年都要有1亿人死于爆发的饥饿灾难的话,贫富将是未来世界对立的主题。在这种的情形下,要不要站到那些沾满了泥巴和眼泪的穷人中去,应不应把自己的文学变成他们的呼声,这对我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也许很多人会感到不可思议。中国知识分子曾提出过很多肤浅的人道主义,我觉得在今天,人道主义的概念才逐渐清晰起来。我相信这一部分作家也会选择与我同样的道路。这样写出的文章一定有人想看,写这样文章的人也一定同样是有饭吃的。
尽管当前中国拜金主义横行,但我感到追求纯粹文学的趋势不是愈来愈弱,而是愈来愈强。一部分非常优秀的作家在艺术道路上的选择是极坚定的。
问:你的《心灵史》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围绕这部书有种种议论和猜疑。在其他一些地方,你曾谈到,现在有些人对你误解很深。你是否愿意在此针对某些问题作进一步阐述?
答:关于《心灵史》我确实有许多重要的话要说。
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我在日本出版了2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中国出版了《心灵史》,此外,还有不少文章都论及伊斯兰问题。在所有这些文字中,我都强调一个概念,即中国的穆斯林是被中国文化养大的儿子。是“信仰的中国人”。他是中国母亲一个最贫穷的、周身褴褛的儿子,但我们今天必须意识到,他们为母亲贡献了一股新鲜的血液,这种血液同母血是一致的,这就是信仰。遗憾的是,这个我一再强调的概念,被许多人忽视了。
我写《心灵史》的目标不是为了宣教,更不是让大家都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希望在中国赞美信仰的精神。我认为,中国回民以伊斯兰教的仪礼形式几乎坚守了中国文化中所有优秀的范畴,如“知耻”、“禁忌”、“信义”、“忠诚”、“孝”,这些文化精粹是全世界公认的人类文明的财富。他们对这些范畴重视的程度,说句一点也不夸张的话,远远超过了中国一般的汉族同胞。因为他们是用仪礼来坚守的,所以,他们同时也是在坚守一种文化传统。
我是一个回民,《心灵史》描写的是我的母族。但是,这里丝毫没有狭隘,我厌恶狭隘。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拥有殉教史的派别,是因为,如果不如此,我就无法更清楚地写出一个信仰的集团;不选择一个在信仰上如此彻底的回族团体,我就无法写出在中国未来文化前进中也许会愈加重要起来的、各种各样的边疆文明和深植于其中的信仰精神。简言之,不做这样的选择,我就无法写出我热爱的概念——“信仰的中国人”,这样的人在中国是否会逐渐多起来壮大起来,是关系到中国文化前途绝对重要的因素。我绝不相信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会有前途。
这些意思我在《心灵史》中多次表达过。在前言中,我曾这样写道:“我借大西北一抹黄色,我靠着大西北一块黄土。我讲述着一种回族的和异族的故事。但是,人们,我更关心你们,我渴望你们一块寻找人道。”这里的“你们”主要指的就是广大的汉族同胞。我觉得我用《心灵史》做出的一件事是,仅仅因为我的呼喊,中国回答了一种质问。中国可以向世界说:我们也有信仰。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我的话很狂妄。
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断出现歧视少数民族,特别是歧视回族的现象。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不信仰或假信仰。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基督教、佛教,还是共产主义,尤其一个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是绝不会歧视中国的少数民族的,他既然铁一样地坚守自己的信仰,也会对铁一样地坚守另一种信仰的人有特殊的理解;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内容之外,也体味他人信仰的心情。
我的这条道路是让自己的作品和底层民众结合起来,这令人介入了一种危险:你既然想为一个底层社会代言,那么这个底层社会所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将直接关系到别人对你作品的评价。对《心灵史》的议论现在才刚刚开始,将来随着它描写主体,即中国穆斯林各种命运变化——包括宗教世界的世俗化现象,人们对《心灵史》还会有种新的议论,也会有新的理解。我只能不断接受考验和审视。我坚信,我在写作之前已考虑到了多种未来的可能,尽可能地做了伏笔。也许未来真正想评价这本书的人,会对这些现在看来似乎有些晦涩的部分有更深的体会。当然,我写得不对的地方,也活该受到批评。
《心灵史》是否能禁得起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考验,是否是一部在历史中站得住的作品,我现在不知道。但我觉得一个作家能够把他的作品推向一种永远被检验、讨论的命运,和它描写的人民一道接受历史的审视,总比高高在上、欺世盗名的作家更需要勇气。
在西北,回族人民对这本书喜爱珍视,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书。作为一个作家能得到一批民众如此爱护,此生足矣。
塞外牧人
会员张承志的豪迈大气是血性的自然延伸,他将回族血液里的刚性,雄健而温情地灌注到现代汉语,并沿路播下自省自励的种子。他让山川在历史的沉思下舒张她们的玄异奇丽,他使胼手胝足的人们的欢笑与苦楚得到真情的映照,他以笔为旗挥动着民族自爱与尊严的再兴。读张承志的散文和小说,既是一种灵魂的涤洗,亦是一趟迎向大山大河的精神遨游。在沉沦于物质的时代里,张承志无疑地是敢于坚持高奇节操的一位现代侠士,他用他的笔说明了有所坚持是可能的。
——台北大学教授 许津桥
一九八七年新地出版社出版了几本大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集,送了一套给我。我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并未选读藏族的的扎西达娃,却拿起了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我想,大概是为了那个颇有诱惑力的书名。
老实讲,张承志的小说并不好读,他的文字极为凝厚滞重,如果要用滑动的方式来速读,简直就不知所云。我不知哪来的耐性,还真细读了两三篇。我喜欢他的《几座宫殿》,我觉得他为的是革命者的浪漫与苦重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那种感觉我能理解。
张承志那时的小说几乎都是以中国的大西北作为背景,那里有干旱的大沙漠、冷寒的绵绵高山群、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以及在其中艰困生活着的回族人、蒙古人。山川的壮阔、伟丽、粗犷,和生活的困苦、贫穷,往往可以融合成一种奇异的、动人的力量。《大坂》的结尾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把其中的一段抄在下面,好让还没有读到张承志的人领略一下:
他在霎时间平静了。
世界化成了斑斓的地图。在分水线上,他同时看见了山脉两侧的,准噶尔和吐鲁番两大盆地。唐代敦煌文书描写的古道正静静地深嵌在弯曲的峡谷之底。山顶的一块巨石上铭文剥落,旁边堆着一匹驿马的骸骨。大地峥嵘状地倾斜着,向着南方的彼岸俯冲而去。这是从海拨四千米向海平面以下伸延的、大地的俯冲。剧烈抖动的气浪正从吐鲁番低地淡白色的中央地带扶摇而起,化成长长的海市蜃楼。在赤褐色的南侧深涧里,嵌着一条蓝莹莹的冰川。……他想不到这大坂、这山脉、这自然和世界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他。他久久勒着马伫立着,任那强劲的山风粗野地推撞着他。
就这样,在一九八七年的某两天里,我知道大陆有个三十九岁的叫张承志的小说家。
九十年代初到大陆时,似乎可以感觉到大陆的知识界、文化界气氛低迷。有一天一个大陆朋友居然谈到张承志,他说,张承志现在很痛苦,我听着,不敢多问。那一天我才知道,“红卫兵”这个举世闻名的“名词”是他率先使用的。我有一种讶异之感,很想再多读他的一些作品。很遗憾的是,他的书很难买到。他写过两遍的长篇小说《金草地》,我到现在还没见到过。
大约在九十年代的中、后期,我买到他的《心灵史》,专心致志的花了三天时间把它读完。这是非常奇特的阅读经验。张承志说他写的是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是一部清末回民哲合忍耶教派的反叛史,一部道道地地的追求信仰的苦难史。因此这还是一部“殉道书”,而不只是历史。或许张承志要告诉我们:“人”真正的价值在于他敢于为信仰而殉难。这部书沉重无比,阅后真是难以为怀。那时我也一直在思考,在这样虚浮的时代,人到底应该怎么活才对?我为张承志的坚持而感慨,但并不认为他为我提供了一条道路。在“后革命”的时代,路是找不到的,最多最多,大概也只能坚持自己的“心灵”吧!
在那个时段——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对大陆当代文学逐渐不关心起来。我常看到两种作品,一种叫先锋派,其实是写给“国际文坛”看的,另一种干脆就是写来赚大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看这两种“文学”。《心灵史》虽然让我不郁卒数日,却奇怪地再度燃起一点火苗,我又想读大陆的作品了。巧的是,我又买到一本检讨、反省大陆文坛现况的、叫做《无援的思想》、不知道怎么编辑起来的书。
被选来作书名的那篇,《无援的思想》正是张承志写的。有“思想”而无“援”那不就是鲁迅所说的“两间馀一卒,荷戟独彷徨”?果然,又看到另一篇《致先生书》,就是写给鲁迅的。他说:先生(指鲁迅)“血性激烈”“只差一步没有疯狂”,说自己“满心杀意又手无寸铁”;在自己所推崇的鲁迅“面前”痛陈自己对时代的极度不满之后,文章以这样一句结束:“怀念你,我的先生。”这篇文章让我波涛汹涌,几乎彻夜不眠,这才了解《心灵史》所表达的“孤愤”。就是这种“孤愤”的情绪,使张承志在《以笔为旗》里斩钉截铁地说:
哪怕他们炮制一亿种文字,我也只相信这种文学的意味。这种文学并不叫什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或精英现代派,也不叫阳春白雪。它具有不是消遣性、玩性、审美性或艺术性——它具有的,是信仰。
《无援的思想》所收的几篇张承志的文章,引发我读他的散文的兴趣,诸如《北方女人的印象》、《听人读书》、《静夜功课》、《天道立秋》、《荒芜英雄路》、《水路越梅关》,都是我喜欢的。至于他的诗,大都又长、又浓、又重,也许中国人习惯读精致简练的短诗,我至今还没有好好读完一首。
作为一个作家的张承志,我认为他已为自己下了一个最好的论断,就是《致先生书》里:
有过一个非常善意的外国人问我:“鲁迅真可以称作文学家吗?”——他的意思我懂,他只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余;政治论战、投枪匕首有余;而纯粹艺术意味的文学性不足。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觉得,先生确实一直没有能够为成一部代表作。他缺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就纯粹艺术而言,我似乎早在他那些阴暗文字中品味过某种难言的滋味。是责任感和区别意图——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他的文字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同时,区别——他不顾与活着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同时代文豪们(比如郭沫若、林语堂)共伍……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著作一部大书的馀裕和心境。
这里的“先生”当然指鲁迅,但其实句句都可以移到张承志自己身上。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人说:张承志真可以被称作文学家吗?
哪一种“作者”才可以被称作“作家”?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一本文学理论的书籍曾经令人满意的回答过。有一阵子我喜欢读马克思和列宁的政论,有很多篇章其实并不比鲁迅的杂文差,但从来没有一本文学史把他们列入“散文家”的行列。还好张承志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他的“作家”资格是经过审定的。作为一个中国当代的作家,他的作品比起其他许多更著名的人,至少也同样值得一读。
十六、七年前,除了新地出版的《北方的河》,林白也曾出过张承志的《黄泥小屋》,但台湾从那时到现在,似乎还没有人谈论过张承志。诸如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几乎每一本小说都有台湾版,张承志在台湾可谓默默无名。希望台湾终于能找到一批读者,可以从这一本《海骚》及接下来正中书局即将出版的他的另一本散文集文选中发现张承志,发现另一种完全异味的阅读的乐趣。塞外牧人
会员“他用自己的苦难赦免了我们的苦难”,佛陀悟到了真谛,他以所悟救世人,世人因此无需再历经千辛万苦追寻真理,只要静心领会佛法就能得救。但这只是神话,宗教的救赎永远都只是一种神话。
“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的联系”,卡夫卡说。所以我们唯有主动承担苦难,用并不宽厚的双肩扛起无边的黑暗……这正是张承志充满战斗力的表现。
张承志与卡夫卡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弱的天才,另一个却是战斗不息的斗士。但我却始终以为他们在最本质之处是相通的:张承志是外化了的卡夫卡,而卡夫卡则是内蕴了的张承志---同样品质的灵魂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燃烧。
张承志不自我取消苦难,他以苦难为存在,只有面对苦难他才能够思考和战斗。所以张承志是自我孤立的,他必须处处为自己竖敌,不妥协,不宽恕,不苟合,不一团和气。
苦难之于张承志,正如西西弗斯的巨石,而支撑着他一次又一次推动这块巨石的力量,正源于他对“人”的定义的信仰。张承志信仰的不是神的威力,而是人的力量。他相信人,相信人的精神能够战胜苦难。所以他要以笔为旗为这一信仰而战。张承志对人的信心表明他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而且他的人道主义更为深刻,是需要为之流血乃至牺牲的人道主义。
张承志的散文写得纵横、恣肆,因为这是他战斗的檄文,所以他不对文字着颜色,完全靠一腔热血的铺散来支撑,所以他的每一字每一句每一声呐喊都灼人。这样的文字,如在厚实的木板上钉粗长的铁钉,穿透力凝聚在每一次对心灵的捶击之中。
读张承志的文字所受到的痛彻灵魂的震撼,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体验。他的散文,尤其是独行者的夜语或独白,更直接地触及到生命的本质,触及到灵魂的骨头,而不是温柔地抚摸一下皮肉所获得的舒服和愉悦的感受。
读张承志,心不易平静,人不易昏噩,所以要读!
塞外牧人
会员在该书前言《走进大西北之前》中,作者以“兴奋而恐惧”的心情,表示自己“面临的使命”是“描述它们”(指哲合忍耶族)。这看来是个既崇高又艰巨的使命,为此作者曾“用了五年时间,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和西海固贫农在宗教上毫无两样的多斯达尼”,也曾八次去大西北,甚至一九八九年的玛莱丹斋月还在“宁夏川里的一座清真寺住定,一天天过着真正哲合忍耶的生活”。但是,就像司马迁在《史记》里运用了一些想象笔墨却仍不妨碍作品的信史性质一样,张承志在《心灵史》中相当克制地采用的若干虚构笔法,也同样不能证明他写的就是一部小说。看来,对哲合忍耶族人的崇敬虽然激发出张承志“新的长征”的雄心,却也阻涩了笔墨的流畅。伟大的先烈使他因为激动而不知所措了,笔尖上的颤抖随处可见。这兴许怪不了他,既然他会用一种毛愣愣的口气问“你知道乾隆年、嘉靖年、同治年或者是民国二十八年的历史事件吗?”既然他坚持认为“由于我的出世,哲合忍耶才算有了第一个用汉文写作的作家”。那么,当作者听到“今天的哲合忍耶要求我的却是:沉默的终点到了。给你口唤——让世界理解我们”时,他便很难进入创作的自由世界。既然使作者迷狂的乃是“目不识丁饥寒交迫的农民中居然会出现张承志为他们写书”,那么为了最大程度地再现哲合忍耶的宗教史,作者事实上便与从容的著述心态拱手作别。与此同时,诸如“我相信,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几十万哲合忍耶正为我骄傲”之类多余的信念,也不可能不给他带来额外的压力,结果便颇为可怪:我们自以为在读一本非常了不起的作品,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是的,我佩服作者的平民立场,但这份佩服心无法向我的艺术标准行贿,《心灵史》使我意外地了解到中国还有这样一群悲哀的人民,还有这样一段悲怆的历史,它使阅读变得沉重了,也使书籍变得富有教益,然而说到对小说艺术的探索或追求,则无从谈起。
读罢随笔集《荒芜英雄路》后再读《心灵史》,实话实说,我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莫名的困惑之中。如果张承志先生只是有那么点自爱,只是太喜欢自我吹嘘,我完全可以由他去,何况,他这种做法不就是所谓“搔痒”之道吗?总嫌别人搔痒不对路,非得自己动手才过瘾。我要说,促使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根本上在于他所赖以自豪的个人精神,不仅相当霸道,还十足凶险。换言之,他干涉了我,使我无法对他的臭美一笑了之。
首先,张先生具有一种不能自拔的自恋意识。他所有作品,几乎都以本人为主人公(这并不碍事),而他对这位主人公的歌颂又完全是兢兢业业不遗余力的(这就麻烦了)。在《北方的河》中,作者曾交替使用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来完成对自我的倾诉,在别的随笔里对自己(或抒情主人公)不断用最亲昵的第二人称加以玩味,更是张承志笔底的常规风景。如“必须在今天回忆五年前那个开始。那一天你在一面陡土崖上,端详凝视着沙沟寺。这是在深知其味后的近乎崇拜的凝视。于是——激动在冰一样的冷静中涌起来了,你并没有觉悟到自己的凝视正穿透黄土层,你只是用蜡笔和油画棒,胡乱画了下来”。(《语言憧憬》)我得承认,一个老是可以用文字对自己溜须拍马的人无疑是幸福的,但又是让人很难佩服的。何况,他还同时认为自己具有“节制谦虚的权利”(理由是:“我并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具有与我匹敌的思想经历”),他的自我赞美便完全没有收敛的迹象,达到一发不可收的脱缰程度。
抒情性地赞美自己并非张承志最感兴趣的表达方式,不,他更擅长用教廷布道般的口吻高屋建瓴地歌颂自身。我们读到太多这样的语言:“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自己一次的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我用十年功夫磨炼了自己的语言。”(《语言憧憬》)“我命定要填补一项空白。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这是一个神圣的约束,你们会像十多年前感到过一样地重新发现:我不会背叛。”(《荒芜英雄路·后记》)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存在着一批他的“个人读者”,与此同时他又以更坚定的口吻说道:“这一批读者存在于中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看来为了夸饰自身的不同凡响,张承志不惜把自己弄得怪诞。由于他正“急剧地成熟着”,而且处在一种“左右无法借鉴”的窘境中(这“左右”包括沈从文、钱锺书,必要的话还包括鲁迅),他只能独自与这样一些“‘命题’相遇:时代、国家、民族、教育、真的学问、心的历史、人与上述问题冲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国追求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决心对他表述上的外行之处不加纠缠(如“国家”或“民族”是否算得一种命题),也当能看出任务的艰巨。好在作者天赋异秉,甚至可以“在那白日梦中突然不学而悟地懂了英语”。这能耐我曾在一本谈论“招魂术”的书里读到过,有位菲律宾男孩就曾突然无师自通地说起了祖鲁语。
请允我一陈浅见:仅仅认为自己在中国怀才不遇,这基本上算不得一种见解,因为顺风满帆者也可能混迹其中并以一种更委曲的腔调大叹不幸。张承志很希望在我们这个不再崇拜英雄的时代里重新成为一位英雄,这“念想”本来不坏,只是他的方式却相反地显得怯懦。这部分体现在他对待批评者的态度上,他习惯把针对自己的批评称为“恶毒攻击”,如果这指的是“我周围活得轻松如蝇的军人思考吗?我周围写得纸腐墨臭的文人思考吗?”之类狠霸句子,那倒确有几分“恶毒”气味,然而这话偏偏出自愤懑者张承志本人之口。(见《杭盖怀李陵》)
在我看来,如果中国真有张承志所谓“私人读者”的话,对张承志固然重要,对他人却不啻为一种威胁。因为我吃不准那到底是一批“读者”还是一群信徒,正如我吃不准张承志到底只想当一名作家还是志向更加高远地想当一名光明教主。记得章太炎曾认为康有为比袁世凯更不可原谅,因为袁氏的称帝野心多少还算人之常情,康有为居然想当教主,那是无论如何不可原谅的。同样,当我读到“如今你只能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既然你举意要统一人心和历史”和“我要实现比诗更重要的一生,让它的美丽和沉重/成为后世信仰的一盏明灯”时,我大惊失色。我想,除非这里出现了手民误植,不然,原谅张承志对我将非常艰难。
一个追求伟大的人,一定要以“统一人心和历史”或“成为后世信仰的一盏明灯”来要求并鞭策自己,这伟大若仍然不成为一种症状的话,就必然构成对他人的冒犯。好在张承志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强大,他的回民立场偶尔也有飘摇的时候。当他在《沙里淘金再当英雄》里写到“日本不可能是一个产生对于人类基本问题答案的国度。关于人的歧视、人的意味、人的历史与未来的大问题,应当由一个相当的大文化大背景的拥有者来回答”时,明眼人一望可知,他无意间抛弃了回民立场,转而靠悠远广袤的汉文化去蒙人了。凭良心讲,这点微末见识发发牢骚还凑合,别的“念想”最好搁置一边。一把剑磨上十年许是够锐利了,语言的功夫——如果我们对语言还有点尊重的话——可不是按年头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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