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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在我们还没有尝试从分子生物学找证据之前,需要检讨一下我们已经知道什么,而需要知道的又是什么?

      我们在第五章中已讨论过,若要将生物分门别类,我们需要寻找生物之间的相同构造,代表它们彼此的关系。在达尔文主义盛行前后,分类学家都同意这些关系不是虚构的,而是生物在自然界实实在在的特征。相信本体论的学者反对进化论,认为这些自然界的模型,可能是神的心中蓝图。达尔文主义者摒弃这种模式,接受共同上古祖先进化而来的过程。

      化石中生命的历史是达尔文主义一个重要的试验,因为在自然界中一直找不到中间的生物,在现在的生物中,尤其是目、纲和门之上的类别,都是中断的;每种生物只属一个目、纲和门,并没有衔接的中间物。就算奇怪的肺鱼和鸭嘴兽也不例外:前者是鱼,后者是哺乳动物,在达尔文时代以前的分类学家,会以这些证据来反对生物进化论。

      原则上达尔文主义者并不否认生物类别的中断性,但他们将这现象解释为中间生物在进化过程大量地被淘汰,因而绝种。有些进化论学者如理查·道金斯更对这些中断现象引以为荣,好像是达尔文主义的新发现一样:

      当我们研究种以上的现代生物时(或在进化历史中某一阶段的生物),我们找不到某些粗陋的中间物。如果有动物像是一个中间物,进化论学者确信它们必属于两者中的一种,如哺乳纲与鸟纲的中间物应是哺乳动物或鸟。我们需要明白,所有哺乳动物如人类、鲸鱼、鸭嘴兽和其他品种,都与鱼类有同样的亲戚关系,因为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从鱼类经过同样一个共同祖先进化而来。

      道金斯还说,谢天谢地,幸亏化石证据是不完全的。一个完全的化石证据也许会使分类学变为主观的东西,因为所有的生物都彼此衔接。其他一些达尔文主义者也有相同的见解,但是我们这些喜欢求证的人要问:究竟这论调能否被客观的实验和观察衡量?在第四章和第六章我们已指出达尔文主义者的难题,就是如何将他们所认为的生物进化的连续性,与化石中"遗失之环"的证据相协调,更要解释化石中一种普遍的现象–化石的稳定(即长久没有重要的改变)。今日,正如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时一样,化石的证据仍需要进化论者的含糊态度来解释。

      达尔文主义不仅认为祖先慢慢进化成后裔,而且也解释这些进化过程如何产生新的生物和复杂的生物构造。这套自然选择机制被称为达尔文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我们在第二和第三章已经分析过,自然选择的创造力并无充足的实验证据,但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这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他们虽然口头上否认这立场,但他们一直都引用它支持生物种类的进化和稳定:若有新种产生,这要归功于自然选择的创造力,若古生物没有进化,也要归于选择作用的稳定力!若有些种类群体绝种,其他种类却能遗传下来,这要归功于生存的种类抗衡生物绝种势力的本能。

      虽然达尔文主义者一直认为自然选择并非唯一的进化机制,但他们却含糊第对待其他机制的重要性。譬如他们并不否认生物"巨变"的可能性,但除了少数例外,却强调巨变不能产生新种或复杂的构造。对于"有系统的巨变"理论(即生物体内各构造能有系统地在一世代中全部改变成为新的个体),他们强调只能是遗传学上的"神迹"。有些"中性"的进化,或"基因漂移"现象,实在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但达尔文主义者认为这些因"中性突变"而来的异态,根据某些逻辑上的必需,一定要经过自然选择来淘汰选择。

      上述立场是根据达尔文主义的立论顺序引申而来,要是自然选择是创造者,无论如何微小的突变都会影响生物的繁殖功能。譬如上文所引述道金斯所论及翅膀的进化,他认为最初差不多不能察觉的小突变一定使生物得到战胜环境的优势:可能是使生物在掉落时不会折断它的颈项。要是突变对生物的生存或繁殖没有多大影响,自然选择作用只能在翅膀已进化到一个相当地步,才可影响生物的运作。这种理论称为"具体选择论",乃是强调自然选择作用因影响小突变在生物生存和繁殖上的趋势,引致复杂生物构造的进化。

      自然选择直接影响环境中显示的生物"表型"【注一:表型(phenotype)是指生物的外貌,更确切地说,是指生物的遗传因子型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特性,因子型是生物体内蕴藏的基因,决定生物的繁殖和生长方向。】。但是逻辑上的引申,需要同时影响生物的基因。知名的权威恩斯特·迈尔在1963年正当分子进化论萌芽之际曾作如下声明:"在漫长的时间中任何基因的突变,不会不具有帮助生物生存或使之淘汰的特性。"

      上述检讨的目的,是指出在分子生物证据中,需要找到样本和新发现,才可证实达尔文主义的准确性;我们需要证实这些进化祖先和中间生物在过去的生物历史中生存,同时也要证明自然选择加上无目的的基因突变创造出的生物种。仅仅找到生物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最要紧的是这些关系经过一种长期的自然作用,进化成为不同的种类,产生许多种类之间的生物,不需要依靠造物主超自然的力量。要是达尔文主义不采用这定义,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科学上的根据,用以解释生物如何发展成为今日复杂多样的面貌。我们不能贸然把无知当成知识,只因它叫做进化论。 根据这些大前提的阐释,让我们看看实验的证据,是否证实自然选择的创造能力、进化祖先和中间生物的存在。

      基于生物化学的发展,我们不仅能比较生物外貌的特征,也能分析它们体内的分子构造。在细胞中的巨分子包括蛋白质,是生化作用的媒介;核酸,主导蛋白质的合成。这两种巨分子的成分和构造的研究进步迅速,我们根据这些分析可以比较并衡量不同生物的蛋白质和核酸构造的异同。

      每一个蛋白质巨分子是一长列的氨基酸,好像一句话中字词的排列一样。20个较简单的有机物氨基酸,能以不同的排列彼此结合成为蛋白质,一种如血红蛋白一样的蛋白质按照生物种类的差异有不同的构造,这些相异之处可按照氨基酸排列的比较来测量彼此之间的差别。譬如有100个氨基酸的蛋白质中有80个相同和20个相异的排列,生物化学家就认为这两种蛋白质的分歧率为20%。

      生物化学家采用类似的技术来衡量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的碱基排列,因此他们可用这些巨分子的异同来鉴定生物之间的分歧率。究竟这种鉴定标准是否正确,还是人言人殊的问题。不同巨分子的比较带来不同的分歧率,往往巨分子的比较与其他生态(如化石)的比较不相协调,而且分子的异同与其他构造的异同不一定有连带关系,譬如所有的蛙类外形相仿,但他们的巨分子相异的程度,可与包括鲸鱼、蝙蝠、袋鼠等各异态的哺乳动物的差异相仿。

      学者不仅不因这些难题而气馁,而且还声称分子分类学比其他生态分类学更客观。这些分子分类学的研究也带来不少哲学上的推论,其中关于"人类的进化"这一敏感问题最值得注意,因为根据分子分类学,人类和黑猩猩的关系比黑猩猩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关系更密切。然而,人类虽在基因排列的顺序上与黑猩猩相仿,二者基因系统所包含的信息却有显著而重要的差异,但是某些达尔文主义者的著述中,这种矛盾之处却被忽略,在梅兰特·埃迪和唐纳德·约翰逊的《基因蓝图:解开进化之谜》(Blueprints:Solving the Mystery of Evolution)一书中,他们轻描淡写地说:"虽然人类与黑猩猩和大猩猩外貌上完全不一样,但这些相异都是表面的,在那些重要的地方–它们的基因–三类动物有99%相同。"而"那些重要的地方"只是他们哲学推论的产品。

      因为达尔文主义者的基本假设是生物之间的关系代表同源进化的关系,他们认为分子结构的相似乃是证明"进化的事实"。他们也认为各分类学家所推论而得的结果,是达尔文主义所预料的,在这些错误的大前提下,这些人与猿之间有99%的分子结构相同,成为证明其理论的关键。

      这是一种根本误解,达尔文并没有发明或改变分类学,他的贡献是以唯物主义的机制来解释生物多样性的来源。他认为,分类学者所认定的类族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非如图书馆用作分类书目的主观性系统。达尔文理论面世之前,分类学者已注意到人与猿猴外貌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相信创造论的林耐这位分类学的鼻祖肯定地将人类与猿猴放在灵长类之中,这些基因上的相同其实是证实了林耐的学说,而不是达尔文的学说。它告诉我们,猿猴与人类在某些地方有显著的相同处,好像他们在其他方面有显著的相异处,但是基因结构并没有解释这些相同或相异从何而来。

      分子生物的证据说明一件事实:大自然中的生物类别是彼此隔离的,其间并无仍然存在的过渡生物。在多种生物体内的蛋白质,细胞色素C是一个备受注意的研究对象。有一个参考图案列出细菌的细胞色素C与其他包括哺乳动物的复杂生物,如飞鸟、爬虫、两栖类、鱼类、昆虫,及果类植物的细胞色素C的氨基酸排列的比较:细菌与兔、龟、企鹅、鲤鱼、螺旋虫比较有64%左右的差异,与向日葵比较大概有69%的差异,但是单与动物包括昆虫和人比较,却只有64%-66%的差异。

      根据细胞色素C的研究,芝麻、蚕与细菌之间的差异,可同人与细菌的差异相提并论,其实每一类的植物和动物与细菌中的细胞色素C,都有相同的分子距离,在这些多细胞生物与单细胞生物之"间",不能找到生存的中间生物,要是巨分子现在的氨基酸排列,是由一种简单的祖先分子慢慢进化而来,那么在生物之间应有过渡性的中间分子,但是比较现在生物的巨分子,却无法判断这些中间分子究竟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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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猿猴至人

      上一章提到1981年一篇《进化乃事实或理论》的文章中,古尔德引用"在古代石层中发现六七块人猿化石",证明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当他在1987年改写这篇文章时,他已将这些人猿的种类减至五种,其中包括了现代人,但是他的论据仍然一样:

      是否神因为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或是按照它高深莫测的旨意,创造了五种古代人类:南方粗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南方小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南方巧猿(Homo habilis),直立人(Homo Erectus),和现代人(Homo Sapiens),要仿效进化的过程? 【注二:古尔德所指的四种人猿中,有两种南方猿(Australopithecines)就是南方粗猿和南方小猿。它们属猿类,不属人类,因为脑较小似猿,但据猜想可能直立行走。只有脑容量够大的才能算为人类(Homo)。路易·利基找到的南方巧猿却属于人与猿之间的边界类。巧猿被认为有人类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化石的附近找到一些原始的工具,有人认为巧猿曾使用过这些工具。读者以前在学校如果学过这个课题,可能感到诧异,原来尼安得塔人(Neanderthal man)如今被认为是人类的一个亚种,而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已被看作现代人了。还有很多常见的名称如果不是从万神庙中撤消了,就是被归纳合并入以上的四种之中了。类人类(Hominid)的化石是争辩最激烈的课题,以前非常混乱。后来经无所不在的恩斯特·迈尔介入,订下上述的新规条。】

      他提出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人猿化石的证据很多,达尔文不能不提出他的进化论来解释这些现象,事实上,达尔文主义者乃是以先入为主的立场,要在化石中寻找进化论所需要的转变期的化石(或遗失之环)。古尔德的问题,不应该是神要考验我们是否相信《创世记》,而是进化论学者的大前提如何影响他们对有关进化论的证据的衡量。

      人类学研究人类的起源,这门学问在一切有分量的科学中最容易受到学者个人主观立场的影响。从达尔文时代开始,"人类的来源"已深印在现代人的思维中,谁能找到证实人类来源的化石,就会带来普世知名的声誉,在这种沽名钓誉的压力下产生了一个轰动世界的赝品–贝尔当人(Piltdown Man),由英国博物馆热切地保护了40年,不被外界学者批判,垄断舆论。

      博物馆根据少量化石证据来塑造的人类祖先,对舆论界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化石本身对人类学家也有同样的效果。他们对人类化石的欣赏,就正如中古时代(或现代的民间信仰)对圣物的崇拜。在1984年的一个"始祖"展览中,罗杰尔·卢因形容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展列史无前例的一切人类祖先的化石真品,像朝圣一样隆重。

      那些"脆弱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馆主持人送上飞机的头等舱,以"贵胄"式的列车和警队护送到博物馆,在馆内这些化石陈列在枪弹不入的展览柜,先由少数的知名人类学家预览,他们以低沉的声音交谈,好像"在庄重的教堂中谈论神学"一样,一位社会学家以旁观者的立场感叹地形容这些人类学者正在进行"祭祖"的崇拜仪式。

      卢因认为,人类学家观赏始祖化石的庄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科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研究科学时有一个重要的分别:在他们手中的是一个从他们祖先中找出来的头颅样本。"卢因说的完全正确,我觉得没有其他东西比这种感情因素更能影响学者的客观立场。正如一个求职者的母亲如何形容求职者的资格一样,这些对自己祖先向往的人类学者的意见也应受同样的审慎衡量。卢因在其著作《人类的进化》中指出,在对人来源的研究中不少主观的成分,他得到一个结论:人类对自己的衡量,无形中固定地影响人类学的发展。换言之,我们在化石中发现我们心目中已肯定的证据,除非我们极端警惕,以防偏见。

      人类学者当然也彼此批评,但他们凶猛的笔战就是影响他们主观性结论的一个因素。他们所争论的是"谁的"化石发现最合乎人类进化的理论,而非"是否"化石能证明猿与人之间的过渡进化。对这些投身于研究人类始祖行业的学者来说,凡怀疑人"是否"从猿猴进化而来的人都是创造论者,因此他们不应受学术界尊重。这些人类学家根本不能接纳"没有可靠的猿人过渡化石"这个可能性。

      一位有名望的旁观者却敢于提出一种破天荒的可能性。索利·朱克曼是英国知名的猿猴学专家,是一位接受人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这些化石证据不堪一击,他以长期的生物统计学的方法来衡量南方古猿的化石,作出如下结论:"主张南方古猿像人一样直立行走,从骨骼上提供的证据是何等的薄弱,它只是指出这个化石生前的步伐是人属之下灵长类猿猴的一种异态而已,不足以证明是猿与人之间的过渡进化。"

      朱克曼对人类学的批判也不遗余力,他以为这门学问接近研究灵界现象的心理学,加上对人类来源放肆的假想,使人惊讶到一个程度不得不问:"人类学是否乃是一套以实事求证为本的客观科学?"威弗雷·勒格罗·克拉克对这证据加以分析,所得的结论较受人类学者欢迎,所以在这些要维护他们专业声誉的学者中的舆论,都认为朱克曼是一个不懂人类学的孤陋寡闻者。当然生物统计学上的证据是十分专门化的,但是优先次序实在是学者心目中的争论焦点。在方法的层次上,朱克曼主张人类起源的探求者,不应以寻找自以为有说服力的祖先化石为要务,而是应当避免再出现贝尔当人及尼布拉斯加人的笑话。在事实的层次上,他主张猿的化石中,彼此有很大的差异。热衷寻索祖先化石的科学家易于只凭想像而认定某些特征是"先人类(per human)"的特征,采用这两个前提,一切有可能被视为祖先的化石,都该接受严格的客观分析,若有不确实或不适合者便该抛弃。

      朱克曼知道,如果按照他的标准,所有上古的猿人化石除了尼安得塔人之外,可能都不属于人科。对他来说,人从猿猴进化而来的逻辑上的必要条件,不依靠绝无仅有的猿人化石,而且大部分的中间化石都不存在。要是这样,在猿人进化的研究中,若有大量的中间化石,应该是值得怀疑而不是值得庆贺的,以为在这些化石的研究上,最容易受到学者主观立场的渲染。

      朱克曼的立场在那些毫无私见的旁观者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社会因素会影响这种研究。人从猿猴进化而来不仅是一套科学假设,也是一套与神造人的神学思想抗衡的世俗理论,对人类文化影响深远。传扬这套理论不单需要博物馆展览、图片说明,和电视上重演历史的节目,还需要一群"祭司阶级"的研究员、教师和艺术家,将这理论以多媒介的方式传授给大众。既然民众和这些专业人士都期望找到支持他们的理论的证据,这些"证据"就一定出现。但是只有从一个不先入为主立场来衡量这些证据的人,才可以公正地批判这些证据是否有效。

      基于上述的理论,我不接受所谓"猿人"的化石是达尔文进化论客观的证据,但是我对这些化石的疑问,不是对古尔德的见解最大的挑战,不少有名望的专家也在怀疑南方粗猿与南方小猿实在是同种的异态,还有人否定南方巧猿为一种不同的猿人化石。当今最热门的理论是按照在第七章所讨论的"蛋白质进化时钟"的立场,根据母系线粒体的遗传(mitochondrial Eve),推论现代人是20万年前发源于非洲的一位"夏娃"。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在非洲以外的直立人化石,都要被排拒在人类渊源之外,因为它们都有早于20万年的历史。

      就算我们接受南方古猿曾在地上存活,能比现代猿猴更能直立行走,也接受像直立人一样能直立行走,但脑容量比现代人稍小的过渡猿人,那么人与猿之间有可能存在中间化石,但却不像多布赞斯基或其他新达尔文主义者所说的渐进演变。我们需要如斯蒂芬·斯坦利一样构想"快速的分化",企图解释人与猿猴之间神奇的进化,使动物的身体迅速地配上思想和灵性。在没有证实这种变化的确据以前,我们有理由否定这些所谓猿人化石(就算人类学家的发现是可靠的),而考虑人类来源有其他可能性。

      这些猿人化石,像上文提到的哺乳动物与爬虫的过渡化石一样,根据进化祖先的假设,充其量可以当作可能的"遗失之环"。但在达尔文主义面世之后的130年,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反面证据。而且大部分所谓支持进化论的证据,都是出自主观立场极强的人类学,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当我们客观地衡量化石证据的时候,发现有使进化论学者失望的地方。但是达尔文主义者在古生物学上的研究,已不再是客观的衡量;他们迫切地寻求支持进化论的证据,而忽视证据背后的难题。这种态度,可从最新发现的一种像鲸鱼的化石百西路龙的经过可见一斑。

      百西路龙(Basilosaurus)是一种在早期鲸鱼时代生存的巨型海怪。它原来被鉴定为爬虫(它的名字原意是巨型蜥蜴),但很快被重新认定为像鲸鱼一样的哺乳动物,最近在埃及出土的百西路龙化石有像退化器官一样的后肢。究竟这些后肢有何功用仍是一个谜,这种后肢很短小,实在不能助长游泳功能,也不能支持这巨型动物在陆上行走,发现这化石的古生物学家猜想,这种后肢可能是用来帮助交配的。

      科学报刊上的报告认定百西路龙证明鲸鱼曾经用后肢行走,因此它们应从陆地上的哺乳动物进化而来,但没有任何特殊化的内脏,帮助它们在深水中潜游,在水中彼此传递信息,和防止初生鲸鱼吸吮母乳时吸进海水的器官。这些内脏的按部就班的进化,正如在第三章提及的翅膀和眼睛的进化一样,成为进化论的挑战。就算上述所提及的退化后肢也是一个难题。究竟达尔文主义者如何解释后肢从有用的地位退化而缩小到绝无仅有的大小?这变化究竟是在从啮齿类进化成为海怪的过程中哪一个阶段发生的?鲸鱼的前鳍是不是从该啮齿类的前肢进化而来?这些不能解答的问题对达尔文主义者都是不重要的,因他们都略而不提。

      达尔文自己也承认化石证据对他不利,这立场至今仍未改变。所以达尔文主义者很自然地将注意力转移到新发现的分子生物证据,声称这才是达尔文主义的确证,让我们在下一章中探讨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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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脊椎动物的进化序列
      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两栖类和现代鱼类源出于一种上古的鱼;爬虫出自两栖动物的祖先;飞鸟和哺乳动物分别从爬虫祖先进化而来。最后,他们指出,人与猩猩都是源出于一个相同的猿类祖宗,而且这些猿人的过渡化石已被发掘出来。根据古尔德所言,从爬虫到哺乳动物,和从猿至人之间的过渡化石,已确实证明了进化的事实。

      在未分析这些证据之前,我需要加上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一定使达尔文主义者很不好受,就是这些证据不能根据"假定学说真实"的大前提来衡量,应从一个独立的立场来考究。

      第四章中,我们已指出古生物学奉达尔文主义为金科玉律,不再怀疑它的真实性,只求在这理论的"骨骼"上加上"肌肉"而已。古生物学家的成就,乃是在于进化祖先的鉴定,因此他们已经建立鉴定进化祖先的标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学家加勒特·纳尔逊,直截了当地形容他们的治学态度:

      我们必定有一些祖先,我们要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早晚一定会找出来的。这就是古生物学的作风,我并非夸大其词。

      当然,这些"祖先"不能用来证实这套理论,因为学者乃是根据"一定有祖先"的理论,来鉴定祖先。

      让我们来看看脊椎动物的进化次序。

      鱼纲至两栖类

      我们要考证的理论,就是鱼纲进化到一个地步,使它爬出水面,登上陆地,而且同时发展两栖纲的生殖功能和其他特征,达尔文主义者并没有指出一种特别的鱼纲为两栖纲的祖先,但是他们都以一类绝种的扇鳍目(rhipidistians)为祖先类属,这些化石有与早期两栖动物相似的骨骼,如一些可能进化为腿的小骨,但是,据《脊椎动物历史》(Vertebrate History)的作者巴尔巴拉·施塔尔说:"在已知的一切鱼纲中,我们找不到最早的陆地脊椎动物的祖先,因为这些鱼纲都是在最早的两栖纲出现之后才生存的,在这些鱼纲之先的化石都没有发展早期四足动物特有的强壮四肢和肋骨的证据。"

      1938年,印度的渔夫捕获一种腔棘鱼(colelacanth),鉴定为7000万年前绝种的样本。很多古生物学家都认为这种鱼与上述的扇鳍目有密切关系,因此这活生生的样本应在研究早期两栖动物的进化上占重要的地位。但是根据腔棘鱼的解剖研究,它的内脏并无任何适应陆地生活的征状,在鱼至两栖动物的进化中并无贡献,这发现使人怀疑此前的扇鳍目也是同样缺乏说服力。

      两栖纲至爬虫纲

      在这转变时期中并无化石的证据。塞莫利亚(Seymouria)乃是早期的两栖动物化石,具有多少类似爬虫的特征,但是它们在化石历史中出现太晚,最近的证据鉴定它们为道地的两栖动物。而爬虫与两栖动物的骨骼相似,最重要的分别就在于不能变为化石的生殖系统,两栖动物在水中产卵,卵子经过复杂的孵化才变为成长的动物,但爬虫的卵子却有很厚的硬壳,内有羊膜保护胚胎,因此胚胎与成长的动物相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不能解释两栖动物如何进化出爬虫的一套生殖系统。

      爬虫纲至哺乳纲

      最后我们谈谈达尔文主义者最引以为荣的化石证据,即古尔德和其他一些人作为结论性证据引用的具有哺乳动物特征的兽孔目爬虫(Therapsida),这一目(Order)的动物具有很多化石拥有爬虫与哺乳动物的构造,好像是这两纲之间的中间动物。其实在这两纲动物之间的分界线是很难划分的。普遍通用的标准乃是爬虫的颚骨内几个小骨,其中一块与头颅骨连接。

      在这个重要的标准中,不同的兽孔目爬虫与哺乳动物酷似,它们实在可被鉴定为爬虫或哺乳纲,古尔德对这重要的构造形容得很清楚:

      爬虫的下颚有几块骨,但哺乳动物则只有一块,这些不属于哺乳动物的颚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哺乳动物耳中的"锤骨"与"砧骨"乃是这小块的进化产物。创造论者会问,究竟这种中间构造怎样进化而来,一块骨只能单单在耳中,或是单单在颚骨中。但是古生物学家已经发现在这些被认为是像哺乳动物的爬虫中有两种进化的迹象,因为它们有两个颚骨的构造,一个具有方形的关节骨,将要变成耳中的锤骨和砧骨,另一个却是与头骨连接的鳞状齿,像今天的哺乳动物一样。

      我们姑且接受古尔德的小结论,但是他所主张的哺乳动物与爬虫的过渡证据却不可同日而语。不少有哺乳动物与爬虫特征的头颅骨,可能代表爬虫与哺乳动物的中间化石,但是哺乳动物与爬虫的分别不仅是在于颚骨与耳骨,更重要的是生殖系统。在其他例子中,我们已看到骨骼的相似不是代表进化过程的连接。

      菲秋马曾很确实地形容兽孔目的化石,却实在表现出化石研究中的很多疑问:"从兽孔目的化石爬虫到哺乳动物的进化有十多种化石上的证据,我们实在无法知道哪一种化石是哺乳纲的祖先。"很多的化石证据唯一的用途,就是能将它们排列成按部就班的进化程序,在不同种类当中有相似的骨骼构造,只提醒我们它们的相同点不一定代表进化的关系,哺乳动物大概是从很多不同的爬虫进化而来的学说并不是达尔文主义,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需要一条单系的进化程序。

      那么在兽孔目的化石中有很多与哺乳动物相同的特征,分布在很多同目的动物身上,这些动物不可能同时都是哺乳纲的祖先。一条假想的进化程序的设立,只能靠合并不同动物身上的特征,以及弄乱它们在化石年代出现的次序。要是我们假想哺乳动物从爬虫纲进化而来只有一次(这个假设下文再分析),那么大部分有哺乳动物特征的兽孔目都不是爬虫至哺乳动物的进化中间化石,如果大部分都不是,可能全部也不是。

      兽孔目的假设,若是关乎进化程序的起点和终点一些特殊目标,会有更大的说服力,但是在早期的哺乳动物中有很多重要的构造上的差别,使古生物学家很难指出谁是爬虫进化来的后裔,正如他们不能鉴定谁是它们的进化祖先一样。这种情形使某些古生物学家摒弃传统,不以哺乳动物为"单系进化"的单位(即只从一个直系祖先而来),而主张是几个不同的兽孔目同时进化而来的多元进化系统。

      若要接受哺乳动物乃是多元进化而来的话,进化论学者需要摒弃达尔文主义的传统信仰–哺乳动物中的同源构造的分别,乃是基于共同的祖先经自然选择作用而来。若根据化石的证据来分析,我们还不能决定究竟哺乳动物是否只从一个祖先进化而来,但享有盛名的古生物学家乔治·辛普森,宣布哺乳动物是单系进化而来的,因为他将"单系进化"的定义,改为由一个低等的分类单位而来,既然兽孔目比哺乳纲低等,那么哺乳动物就是单系进化而来。

      若古生物学家不仅要鉴定爬虫与哺乳动物的中间化石,还企图建立一套有系统的理论,解释整纲哺乳动物的进化来源,他们显然需要解释比颚骨和耳骨更复杂的构造。哺乳动物包括不同的种类,如鲸、海豚、北极熊、蝙蝠、家畜、猴子、猫、狗、猪、和负鼠等,若哺乳动物是单系进化而来的,上述的动物都要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从不同的陆上动物祖先进化而来,那么在这些进化过程中需要经过大量的转变期动物的出现,但在化石中却完全没有这些迹象。

      爬虫纲至鸟纲

      始祖鸟(Archaeopteryx)这个在1.45亿年前的石层中出现的鸟化石,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面世不久即被掘出,大大增加达尔文主义的说服力,使当时著名反对学者阿加西斯哑口无言。始祖鸟有骨骼的特征,与一种小型恐龙(Compsognathus)有密切的关系。始祖鸟大致上是鸟,有翅膀,羽毛,和鸟胸的叉骨,也有爪状的四肢和嘴中的牙齿。近代鸟的嘴中都没有牙齿,但有些古代鸟是例外,一种近代鸟麝雉(Hoatzin)四肢都有爪子。

      始祖鸟是一个很重要的镶嵌化石,但是究竟它能否代表爬虫与飞鸟的中间动物,抑或不过是一种古代的异态动物,如现代有鸭嘴的哺乳动物鸭嘴兽(Platypus),具有另一纲动物的特征,却并非达尔文主义所言的中间动物。知道最近,始祖鸟在古生物学家眼中是进化行列的死胡同,而非现代鸟的祖先,因为在始祖鸟稍迟一点的飞鸟化石,乃是一种如海鸥一样的飞行潜水鸟,不大可能是始祖鸟的直接后裔。【注一:古生物学家查特基宣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找到一种古鸟的化石,年龄约为2.25亿年,被他称之为原始鸟(Protoavis)。任何早于1.45亿年的鸟化石都将推翻始祖鸟为现代鸟类的祖先。不过,查特基的报告仍有争辩,未能定论。】

      最近在西班牙和中国1.25至1.35亿年前的石层中出土的鸟化石有一些爬虫的特征,可与始祖鸟扯上一点关系,但是这些化石都是残缺的,不能容许确定的结论。彼得·韦伦霍弗尔在1990年出版的一篇综论中认为,我们不能确定究竟始祖鸟是否是现代鸟的祖先。具有飞鸟进化研究权威盛誉的韦伦霍弗尔作以下的结论:"始祖鸟与现代鸟有无关系并不重要",因为始祖鸟"给我们有关飞鸟进化的证据",而且"它们是进化论不可少的大力支持者"。

      所以始祖鸟可能代表一个飞鸟的祖先,但我们却没有完全的确证,正如在哺乳动物的进化中的异态,我们需要解释各种不同的鸟类如企鹅和鸵鸟等,如何从一个始祖鸟经过中间环节演变而来,这些化石的缺乏,科学家常用鸟类的生活方式不容许化石形成的理由来解释。

      始祖鸟是达尔文主义者的一个证据,但是这个证据究竟有什么分量?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会认为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是一个怀疑进化论的学者却只能看到大部分不符合进化论的化石中的一个例外而已。要是我们用化石证据来衡量进化论,而不是要在化石中寻找一两个与进化论协调的样本,那么唯一的转变期的化石实在不能挽救一套提倡全球性的生物进化程序的理论。

      无论我们对始祖鸟作出什么结论,飞鸟的来源仍是一个谜:飞翔的本能,包括复杂的羽毛,和如飞鸟的肺脏一般特殊化的构造是怎样进化而来的?就算爬虫经过始祖鸟的阶段而进化成为鸟,我们也不晓得它们如何从爬虫的构造演变成为飞鸟的构造。

      回复至: 临夏市明德清真寺修建启事 #11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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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清真寺就应该这些,向明德清真寺学习!现在全国收钱修清真寺几乎成为一股风了!到处都能见到收钱修清真寺的人,以至于人们都真假难辨了!想想圣人(愿主福安之)时光的第一个清真寺,虽然那么简陋,但是伊斯兰教深入人心了,而现在清真寺富丽堂皇,但是里面礼拜的人少的可怜!去清真寺礼拜的青年人更是少!

      回复至: [精华] 伊斯兰对科学的解答 #11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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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章,原来见过一部分,一直找全文呢!今天给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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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怎么不显示出来照片了!?不知道大家能否看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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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蓝,如果你发现那里有问题或者需要补充的,希望你能够提供资料,补充完整,让我们能全面完整的了解先贤的品级事迹,学习他们的美好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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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一个,希望这部著作及早面世!也希望有能力有能够的穆斯林兄弟多多帮助,一个社群,没有文化的高地,这个社群注定是个矮子!一个有自己的文化名著而不支持挽救的民族,她的明天就很黯淡!

      回复至: 法土拉•葛兰小传 #116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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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感悟:宽容、对话、和平

      法土拉•葛兰竭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正如他那扣人心弦的话语所指出的那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介入我们的人际网络并与我们产生种种关系的人,远比那些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人多得多。基于这样的信念,他为推动诚恳、平等的对话活动而不懈努力。他是“新闻与文字工作者基金会”(Journalists and Writers’ Foundation)的创始人之一。这个以宽容为主旨、以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和解对话为目的的基金会,已广受各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欢迎。此外,他定期拜会和接待土耳其及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如梵蒂冈驻土耳其大使、土耳其东正教大主教、土耳其亚美尼亚社群主教、土耳其犹太人社群大主教以及知名的新闻记者、专栏作家、电视电影明星甚至持不同立场的异见人士。
      法土拉•葛兰说:“如果想要控制群众,那就剥夺他们的知识;反之,唯有通过教育,才可能唤醒民众打破蒙昧迷信。”他相信,通往社会公义的道路,是由健康、良好的教育铺成的。也只有教育,才能使人们拥有足够的谅解和宽容去尊重他人。为此,他一再呼吁和鼓励各地的社区领袖、社会菁英、实业家和商人领袖帮助贫苦大众接受良好教育。
      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一批批毕业于土耳其、中亚各地 “葛兰学校”的学生,进入大学后都表现非凡,相继在各类世界级的科学知识竞赛和奥林匹克竞赛中频繁获奖。“葛兰学校”都由私人出资兴办,并以独立法人形式经营。目前已为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培养出了大批的世界冠军人才。
      法土拉•葛兰始终坚信,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在国民集体无知的情况下实现文明,这样的希望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在教育上,他鼓励人们运用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以让那些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的人获知社会动态。
      他认为:就政治及管理系统而言,民主是当前世界上最可行的方式。尽管它仍有缺陷,但目前尚未有人能够设计出一套比它更好的管理系统。因此我们必须对它善加运用。他认为,人们对自己的事务有选择的自由,特别是在表达其精神与宗教价值上。
      法土拉•葛兰一再强调:“当面临逆境时永远不要绝望,不要向无政府主义者屈服,否则我们将丧失希望。”在他看来,绝望是阻断进步道路、埋葬成功意志的流沙,也是令人窒息、溺毙的漩涡。个人行为与其内在生命之间,存着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善性循环”(virtuous circle)。诸如决心、毅力、坚决等态度会照亮一个人的内在良知;内在良知的光芒亦能强化其意志力,激发他臻至更高境界。
      他感知全人类的精神状态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对于人类的前途充满乐观。他预见21世纪将是一个精神勃兴的时代,我们内心蛰伏已久的道德必将复苏,这将是一个相互容忍和了解的时代,我们的精神将在文明对话和价值体认的光明大道上高奏凯歌,终将实现不同文明的大合奏。
      法土拉•葛兰成功地把过去与对未来的愿景衔接起来,他深切渴望找到一个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良方——殷殷之情,流溢在他字字珠玑的著作和演讲中。他以独特优美的的遣词造句和写作风格,为今天身陷“物欲流沙”之中难以自拔的我们找到了一条脱身之路。
      法土拉•葛兰说:今天的人们都在栖栖遑遑地追寻他们的“造物者”(Creator)、追问自己被造化的目的——我们总是在问:我们为什么出生?我的生命目的是什么?死的意义何在?死亡又有何求于我?……法土拉•葛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人类已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左手通往绝望,右手通往拯救。愿真主赐予我们作出正确选择的智慧。”
      法土拉•葛兰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物质短缺,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能够为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饥饿待毙提供辩护。在呼吁全世界动员私人力量均富济贫的时,他身体力行,亲自创办慈善机构以救助需要帮助的人。
      当人们迫切期待领导者的时候,我们在法土拉•葛兰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革新家与领袖特质。身为一位特殊的社会改革者,他融合了实证科学与宗教神学,消弭了两者之间的歧异,拉近了东西方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距离。
      法土拉•葛兰告诉我们:在今天这个民智大开的时代,以暴力获得支持者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希望他人接受你的方式,该有的应该是谆谆教诲和令人信服的道理。那些企图诉诸暴力以达目的的人,他们的灵魂和智识无疑是破产的。
      法土拉•葛兰是一位真正的领导者,在宣扬教义上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是圣训(hadith)、《古兰经》经注学(tafsir)、伊斯兰法理学(fiqh)、苏非之道(Sufism)及哲学的潜心研究者,在当代伊斯兰学者中是当之无愧的大家。
      法土拉•葛兰终其一生从未稍涉任何世俗的娱悦。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除经常为各种媒体执笔撰稿外,他还为《Yeni Ümit(新希望)》、《Sızıntı(渗漏)》、《Yağmur(甘霖)》和《Fountain(芳泉)》等期刊撰写社论。他的大量答疑、演说被编纂成书或被制作成录音、录像带,部分著作已译为德文、俄文、阿尔巴尼亚文和保加利亚文。他毕生都在读书、教书、旅行、写作及演讲中度过。他对于二十世纪的人们处在精神空虚的困境里而黯然神伤。

      回复至: 法土拉•葛兰小传 #11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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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履痕:教育、著作、奉献

      完成学业之后,法土拉•葛兰前往埃迪尔内(Edirne)教书,积极活跃于宗教和社会服务事业上。服完兵役后,他再次重返埃迪尔内教书,随后又被派至伊兹密尔(İzmir)宣教。伊兹密尔的岁月可谓他人生的转折点。当彼之际,他全身心地奉献于宗教生活,并开始对全人类的生活状况发生浓厚兴趣。在伊兹密尔,他穿梭走访各个城市,发表演说——从达尔文进化论到伊斯兰公义,他常常出现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娓娓而谈。
      长久以来,他一直渴盼着能有一群年轻人把智识上的“启蒙运动”与纯洁的精神、信仰的智慧以及热情的行动结合在一起。他本人的宗教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极为渊博,同时又娴熟于物质科学的基本原理,他几乎什么学科都教过。他在伊兹密尔的第一位学生,后来便成为一批生力军——他们志愿献身于他所倡导的社会理想——的先锋。这批生力军从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形成,而且至今仍在迅速发展壮大。
      这批年轻人为他的眼泪、真诚、宽容和爱而感动,陆续加入并向需求的人群提供持续的服务,而且不求任何物质回报。他们到处宣传、教书,并在世界各地建立私人教育机构;为贫苦学生设立奖学金;出版书籍、杂志、报刊;制作电视和广播节目……他们避免任何政治野心的污染。今天,他们已经在丹麦、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南美洲各地成立上百所中学和大学。他们也通过一个电视频道,与包括美国、中亚以及澳洲在内的各个地区交流。今天,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已经席卷了世界上许多地方,据估计,全世界大约有20万至400万人参与其中。

      回复至: 葛兰的悖论:右脚虔诚左脚宽容 #11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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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兰运动

      爱是每一个存在的最根本要素,它是最耀眼的光芒,也是伟大的力量,能够抵抗并征服任何其它外力。爱提升了每个汲取它的灵魂,使之作好踏上永恒之旅的准备。以爱为媒,灵魂可以与永恒实现沟通,并将受之于永恒的礼物栽种在其它灵魂的花园里。爱的灵魂将一生奉献给这份神圣的职责,为此它们咬紧牙关、苦忍着煎熬直到最后——如同它们用最后一呼吸气宣言“爱”那样,它们在“审判之日”(the Day of Judgment)被提升时,也将呼吸着爱的气息。
      ——法土拉•葛兰

      葛兰将信仰中的虔诚与宽容进行结合的实践,被称为葛兰运动。这场运动中最令人侧目的是它的性质。这场运动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在许多国家建立了数百座学校,并以此作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的范例。这些学校是为人类谋福祉的一种形式,目的是在一个更为广阔视野中学习,但避免直接的伊斯兰宣传。葛兰说,并不是他一手建造了这些学校,他只是宣传教育的重要性,呼吁创造一个环境,教育年轻人开阔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知识。葛兰是这样说的:
      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一个舞台”,上面展示宇宙万物。学校要向学生们提供各种可能性,让他们能够不断地读书求知;学校即使一言不发,也是一种诉说。所以,学校看上去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方面,但实际上它主导着整个历史——每个学生离开学校以后,就会终其一生实践他在学校中所获得的知识,从而产生持久的影响力。
      这种思想的成果已经开始显现。比如,梵蒂冈跨宗教对话书记处总书记汤姆斯•米切尔评论说,他曾经访问过一个这样的学校。这个学校坐落于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那是一个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与政府军进行武装对抗的地方。他说:
      这是一个绑架和拐骗频繁发生的地方,游击队出没,明目张胆地抢劫,军事和准军事组织轮流逮捕杀人,失踪事件是家常便饭……就在这样一个地方,葛兰学校正在为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孩子们提供着高质量的教育,让他们以更为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并和谐相处。
      这场办学运动的目的是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打造一个更为包容的人文环境,以便人们能够发展自己的信仰观点,同时提升他为他人谋福祉的能力。
      与所有目的崇高的运动一样,葛兰运动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和谐之处,暴露了创建者的高调论述和追随者的实际执行之间的矛盾。其中比较显著的,M•哈坎•雅乌兹(M. Hakan Yavuz)在一次讨论中有所提及:葛兰倡导妇女加入就业大军。并且妇女们也确实在从事一些诸如教师、教授、甚至包括管理者这样的工作。但是雅乌兹说:“葛兰的团队非常注重避免男女混杂,而且不允许妇女进入高端职位。比如说,在他广阔的组织网络和媒体帝国中就没有妇女进入高层领导的职位。”
      阿拉斯(Aras)和卡哈(Caha)认为葛兰在妇女的权利方面,观点还是比较进步的。他曾经说过“妇女可以担任管理者”。这种观点与很多伊斯兰学者们的观点是相左的。当葛兰运动的范围超越了土耳其本土,扩大到一些性别权利更为平等的文化当中时,葛兰们将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对此我们饶有兴趣、拭目以待。
      本文远远不能涵盖葛兰运动的全貌。需要指出的是,这场波澜壮阔但又相对松散的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涉及的人数在20万到400万之间,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葛兰的追随者们创建了一个“新闻与文字工作者协会”,该协会将信仰伊斯兰的知识分子和世俗的知识分子们团结在一起,从事促进跨信仰对话的工作。还有一个叫作“土耳其教师基金会”的组织,出版一份月刊和两份学术期刊,并组织座谈会、小组讨论会和学术会议。该运动在媒体建设方面,拥有一份土耳其文日报Zaman,另外还有一个电视频道和一个广播电台。该运动动员并吸收了一些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土耳其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建立了一个无利息的银行(拥有资金1.25亿美元),叫作“阿斯雅银行”(Asya Finans),该银行针对一些前苏联统治下的操土耳其语的中亚共和国,目的是发展这些国家的经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突出表现在由于他们的学校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因此吸引了一些社会精英人物和政府官员的子弟们前来就读,这就为建立高水平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在中亚,他们非常重视在这个地区的功效。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是,葛兰的怜悯,已经超越人类,涵盖了对一切造化的怜悯。葛兰运动的一名成员告诉我,有一次,葛兰和一批年轻人出去野营。这些年轻人曾经受到葛兰的启发和鼓舞。一个年轻人发现帐篷里钻进了一条蛇,他立即打死了它。葛兰对此非常伤心,虽然他对此并不负有直接责任,但他还是为此而斋戒了三天。
      无独有偶,葛兰在一本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著作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圣门弟子欺骗他自己的马,先知告戒他说“你今后再也不要欺骗动物了,即便是对待它们,你也要表现出诚信!”
      至此,我们的疑惑——“融合虔诚与宽容的悖论”似乎已经有了答案。然而,葛兰的贡献并不仅止于此,他还成功地融合了其它一些貌似矛盾的两极概念。英国卫理公会派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曾经说,“知识与至关重要的虔诚,它们分离得太久了,让我们把它们融合起来吧!”葛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人士,他对科学研究持欢迎、开放态度。事实上,很多受葛兰启发而创办的学校都优先重视科学教育。这些学校的学生在世界级的科学知识竞赛和奥林匹克竞赛中频繁获奖,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假如人类还能够再幸存一个世纪——已有迹象表明,在创建新的暴行记录方面,二十一世纪比之以往的各个世纪,都有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毫无疑问,来自像法土拉•葛兰这样的信仰群体的声音,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的观点非常令人关注,因为有两个继承各自传统的群体:基督徒和穆斯林,而他来自其中之一。这两个群体中都存在着叫嚣让已经遍布人类政治活动的暴力行为合法化的声音——也许葛兰在文化悖论中的创新能够启迪他人,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这道世界性难题的方案。

      “知识与至关重要的虔诚,它们分离得太久了,让我们把它们融合起来吧!”英国卫理公会派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曾经如是说。假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做到了这一点并经受住了数百万双眼睛的考验,那么这个人无疑就是法土拉•葛兰。

      本文作者为得克萨斯州得克萨斯奥斯汀大学教授

      回复至: 葛兰的悖论:右脚虔诚左脚宽容 #116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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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责恐怖主义

      穆斯林是友爱与温情的守护者,他们远离恐怖主义,洗涤自己身上的仇恨和敌意。
      ——法土拉•葛兰

      葛兰强调对人类的爱,乃是穆斯林和所有人信仰境界的象征,所以他对恐怖主义进行了毫不犹豫、立场鲜明的谴责,并将他自己和伊斯兰与恐怖主义之间划清了界限。葛兰指出,“真主的使者所宣扬的伊斯兰是普世仁慈的宗教。然而一些自以为是的人道主义者却说这是‘刀剑的宗教’。这是一种值得怜悯的无知。”
      在袭击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9•11事件发生以后,为了澄清是非,葛兰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封信,公开谴责恐怖主义。他在信中说:
      在此,我要强调: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无论出自谁手,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对和平、民主、人性以及宗教价值的严重打击。所以,任何人——包括穆斯林——都不可以包庇恐怖主义活动。恐怖活动不能够解脱任何人,也不能够拯救任何人,只能让无辜的生命遭受涂炭。
      尽管总是有人企图利用宗教为恐怖活动张目,但是他依然毅然大声疾呼:“伊斯兰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无法实现任何伊斯兰的目的;任何恐怖分子都不能算作是穆斯林,因为任何一个穆斯林决不可能是恐怖分子。”这些话再直截了当不过了,但是他还是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不允许对个人权力的侵犯,哪怕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穆斯林就是一个不以自己的手和舌头伤害别人的人。”
      尽管葛兰非常清楚肇造恐怖袭击的根源往往是不公平,但他依然坚持认为这不能够成为以暴力伤害无辜生命的理由。并且,他主张不可以利用暴力袭击作为穆斯林申诉冤屈的手段——恐怖主义活动是错误的,这不是穆斯林的行为,就这么简单。

      回复至: 葛兰的悖论:右脚虔诚左脚宽容 #11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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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的理论与实践

      跨信仰对话在当今世界势在必行。我们要迈出的第一步是忘记过去,忽略分歧,优先考虑共通之处——共通之处远远多于分歧。
      ——法土拉•葛兰

      葛兰对伊斯兰的宽容始于解读,却并未止于解读——他呼吁宽容,他对宽容的身体力行则更令人为之惊叹。事实上,他开展对话活动的具体行动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关注他的“伊斯兰定义”——即伊斯兰作为一种和平力量的定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开创了与土耳其的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及世俗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展开对话的先例,包括与东正教领袖巴沙来默斯(Barthalemeos)、土耳其的犹太教大主教拉比•戴维•阿赛欧(David Aseo.)。后来,他又突破了自己的国界,与罗马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以色列的西班牙系大主教拉比艾黎亚胡•巴克什•多龙(Eliyahu Bakshi Doron)先后进行了著名的会晤。
      如果了解一下他的“对话的支柱:爱,怜悯,宽容和原谅”这一基调,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他在对话方面为什么能够获得并保持如此卓著的声誉。这一基调为葛兰的对话方式提供了基础。他以爱为开端。他说:“爱,是每个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元素,一道璀璨四射光芒,一种所向披靡的力量。”接着,他阐释了怜悯:“整个宇宙可以看作是一曲怜悯的交响乐”,“每一个人都必须对天地万物表现出一种怜悯,因为这是对人类的要求。”另外两个支柱:宽容是“如此心胸广阔,我们可以对他人的错误闭上眼睛”,而原谅则“可以治疗我们为数众多的创伤”。这些都是葛兰在古兰经中寻找到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古兰经教导信士们对于无稽之谈和粗话恶言,不可以以牙还牙,而应当像先知那样,以高贵的态度去回应。即使面对最凶残的敌人,也要表现出怜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呼吁宽容、怜悯与爱,恰恰证明了葛兰对伊斯兰信仰的虔诚而不是背叛。

      回复至: 葛兰的悖论:右脚虔诚左脚宽容 #11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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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菲的方式

      唯有那些胸间满溢着爱的人,才能够馈赠快乐、照亮未来世界。他们的嘴唇泛着爱的微笑,他们的心饱涨着爱,他们的眼眸闪烁着爱的光辉、传递最温暖的人间情感。这些爱的勇士们,不知疲倦地采集着来自日出、月落以及星光和花蕾的爱的信息。
      ——法土拉•葛兰

      葛兰之所以得以实现虔诚与宽容的结合,原因之一就是他强调苏菲是伊斯兰的思想内涵,是伊斯兰的“内心生活”。葛兰对伊斯兰的阐释具有浓厚的苏菲色彩,这一点毫不奇怪——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整体上都具有这一特色。
      伊斯兰是一个多面体——制度的一面、政治的一面、社会的一面、个人生活的一面、思想心灵的一面,等等。其中“思想心灵的一面”被看作是广泛传播的苏菲神秘主义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一面。正因为拥有如此之多的层面,穆斯林的道路才能够达到一种对他人开放的程度——而这种程度则是信仰的制度层面所无法达到的。制度层面的任务是划清界线、强调差异,而思想传统的任务则是敞开心扉、消弭差异。从思想的高度来看,所有的界限都会消失,就象从月球上来看,地球上所有的国家界限都会消失一样。葛兰在他大量有关信仰的著作和演讲中所强调的,正是伊斯兰的这个层面。
      葛兰认为,思想实践和道德比仪规和教条更为重要。这一态度为他与其它宗教传统的对话打开了大门。苏菲对爱的强调,乃是一个信士信德的核心——这将使关注的焦点从制度和礼仪的层面,转移到“将对真主的爱与对他人的爱进行融合”。葛兰坚持认为:“爱是每个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元素,是一道璀璨四射的光芒,是一股所向披靡的力量。”当这种火焰般的爱之激情中升华出一种对整个宇宙的眷爱时,信条的差异消失了,隔阂化作乌有。如果你是一位真诚的信士,“无论你是一位基督徒,一个犹太人,一个佛教徒,还是一个其它宗教的信仰者……那么你都会带有一种信仰者的美德。”一如苏菲传统,葛兰认为,“信士乃是大爱之人。实际上,这种爱比电极的吸引力还要强烈。”葛兰引用了著名的苏菲诗人毛拉维•鲁米的话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扎根于自己的信仰、同时又能向他人敞开胸怀:
      用鲁米的话来说,这样的一个人有如一个罗盘,一只脚扎根于伊斯兰信仰的中心,而另一只脚则游走于众多民族的人群之中。如果一个人能够达到这种二元境界,那将最好不过了。他(她)的内心世界将是如此深沉、如此充盈着爱……与真主的联系如此密切。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成员。
      一只脚踩在自己的信仰传统中,另一只脚则自由地游走于他人的信仰之中,鲁米所启发的这种二元思想,乃是葛兰强调对话精神的支撑点。

      回复至: 葛兰的悖论:右脚虔诚左脚宽容 #11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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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的宽容本质

      为一切善举而喝彩,为所有信仰的心灵而感恩。善待信士们,对待非信士要温和文雅,要化解他们的嫉妒与仇恨——像麦西哈那样用你的气息唤醒人们。
      ——法土拉•葛兰

      要实践真正的宽容,就必须将伊斯兰定义为一种和平的传统。这种传统提倡宽容,反对制造壁垒,反对将任何与自己的宗派教条和制度不相符的人排拒在外。葛兰不但主张亲爱信士,而且要求对待非信士也要温和友好——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他总结说,宗教的目的就是要提升一个人的心灵,使之抵达一个更高的境界,让他(她)过一种更为高尚的生活,关注更为高尚的事情。他说:
      不管信仰者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实践他们的信仰,这样一些价值观:如爱、尊重、宽容、宽恕、仁慈、人权、和平、兄弟情谊、自由等等——都是所有宗教所提倡的。传递这些信息的人在他们的教导中对这些价值观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们是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祈求真主给予他们幸福与平安。实践伊斯兰的宽容,我们还应当对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甚至拜火教的创始人以及印度教的众先知们同样给予尊重。
      葛兰对伊斯兰的定义,还包括其它的一些方面,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将要进行讨论的——即从苏菲传统出发,论述伊斯兰传统中关于对话活动的理论与实践,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培养全面的和平环境,以及他发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和社会变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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