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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葛兰的宽容
学会宽容,让你的胸怀如大海般开阔,让信仰与爱激励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吧!让所有灵魂从此告别烦扰,你毋需再为它们不堪重负、忧心忡忡。——法土拉•葛兰
先知——祈主福安之,曾经对穆斯林下过一个定义:穆斯林就是一个在言行上不伤害任何他人、最值得信任、最能够代表世界和平的人。
在葛兰看来,宽容他人和信仰对话,不应该是要等到未来天堂里才能实现的美好理想,而应当是这个时代作为穆斯林的核心使命所在。事实上,他认为宗教的本质要求进行对话。
也许法土拉•葛兰所说的“宽容”,远非“宽容”这个简单的词语所能涵盖。葛兰认为,如果一个人不相信伊斯兰之前的众先知,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被称之为穆斯林——“作为一个穆斯林,我接受人类历史上、真主派遣给各个民族的先知和降示给他们的经典。我认为,相信这些先知和经典,是成为一个穆斯林的基本标准。”在这段话中,他所明确接受的:不仅有西方世界传统上所强调的跨信仰对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而且还包括“坚持与其它世界性宗教进行对话”。
自先知以降,穆斯林至少在所有宽容的运动中都强调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与伊斯兰的信仰者一样,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先知穆罕默德被认为是完成了两位前辈先知未竟的事业。)葛兰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用比喻的方法对宗教进行了定义:
“宗教是真主用他的仁慈和恩典演奏的一曲交响乐。”交响乐的特点是,它融合了各种各样的乐符和乐器——所有人演奏同一个音符,这不能被看作音乐的和谐;众人用同样的乐器演奏,这不能算作交响乐。启明星
会员葛兰的虔诚
葛兰出生于安那托里亚的一个村庄,家中浓厚的穆斯林传统自幼给了他强烈的思想熏陶。父母从生活的各个细节对葛兰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葛兰回忆说他的母亲“给全村所有的女人和我教古兰经,而当时诵读古兰经会有人告发、是要吃官司的”。童年的乡村生活可能对他成年后规律的礼拜、参悟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回忆说,“古老的村庄总是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宁静与安详。”
“清晨灿烂的阳光,母羊和孩子们的叫声彼此呼应,鸟儿和虫儿在欢快吟唱,所有的这些都在我们的心中掠起喜悦的涟漪,全神贯注地加入大自然内在、深沉的大合唱……
这个世界是后世的近邻。在这个世界上,呼唤人们礼拜的声音此起彼伏,超绝人类的语言号召我们加入另一场音乐会,让我们领略一个更为深沉的思想世界。”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背诵古兰经,“4岁起就开始礼拜,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丢弃过一番礼拜。”他很早就开始过一种简单的生活,专注于礼拜、深思参悟,写作并讲授宗教知识。他远离家庭生活,选择苦修的道路,终生致力于礼拜和追求信仰,没有任何财产。他勤于笔耕,著作颇丰,从时代对信仰提出的种种疑问到有关伊斯兰、穆罕默德的基本介绍等等,他都一一进行论述。
葛兰的作品在土耳其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在那样一个世俗化的国度,这些著作高度专注于宗教,在那个政治氛围非常浓厚的社会中却又对政治漠不关心。伊斯兰和其它宗教教义都遭到诽谤曲解并被扣上异教徒和叛逆者的意识形态的帽子。即使在这样一个国内和国际环境中,葛兰仍得以游刃于宗教与世俗、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之间,宣传他得益于苏菲感悟的思想,呼吁对人类的热爱,强调伊斯兰对“现代性、民主和进步”的兼容性。启明星
会员葛兰的思想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应当到那些响应它的号召而创建的学校中去寻找(我已有另文论述建立这些学校的智慧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此处恕不赘言)。然而,伊丽莎白•奥兹达格(Elizabeth Özdalga)的一句评价非常生动,她说,“葛兰学校”并没有劝诱人们改变宗教,也没有进行洗脑,而是“通过实例来讲授价值观”。她说:“(这些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不是给他们灌输具体的意识形态导向。葛兰的追随者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道德观念不是通过课堂和讲坛上的说教来传播的,而应当通过日常行为的优雅示范来影响。”
我愿以我个人的见证来结束本文:我不是“葛兰运动”的成员,我本人也不是穆斯林,但是我有机会参观了许多建立于各个国家的“葛兰学校”,与这些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人员进行了广泛接触,与一些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也与他们的家长和教师们进行了交谈。对照葛兰作品中所表达的种种理想,我确实发现这些理想已经得到了实现——这些人显然都是现代人,受过世俗科学的良好训练,却真诚地关注思想与人文价值。他们希望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来向他人传递这些价值观。他们提供一流的教育,将最新的技术成果运用于人格培养和远大抱负的建树上。我认为,葛兰学校是葛兰努力调和现代性与苏菲观的最有效的证明——无疑,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激动人心、也是前景最广阔的教育活动之一。(本文作者:梵蒂冈跨宗教对话书记处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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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葛兰的方案
一些心存疑虑的人可能会问:“这样的建议会有效吗、管用吗?这样做能造就一个品学兼优、以天下为己任、为改造社会造福人类而不懈奋斗的现代人吗?”
土耳其学者布莱恩特•阿拉斯(Bülent Aras)与奥默尔•卡哈(Omer Caha)指出,为了将西方科学与土耳其传统和伊斯兰价值结合起来而努力,这并非葛兰的新发明,而是一场一百多年来土耳其知识界与思想界持续进行的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颇受那些对土耳其政府世俗化政策持异议的人士的关注。葛兰所领导的这场运动寻求调和现代性与传统价值,从而融入现代世界。这种试图综合各种思想的创造性努力,与奥斯曼帝国末期的思想家们的努力颇具相似性。比如兹雅•古卡普(Ziya Gökalp),他提出有必要从土耳其文化中和西方科技中分别提取一些价值元素,然后进行创造性地综合。葛兰和他的同志们更进了一步,接受西方文明是物质生活的合理基础,同时又坚持伊斯兰文明是精神生活的适当选择。应当指出,这场运动虽然仍无法褪去保守特色,但的确受到一些人的欢迎——这些人认为,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过于倾向世俗主义和现代化。
阿拉斯和卡哈的评价是,葛兰的这场运动成功地启发了那些能够将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元素进行调和的人。
葛兰的这一场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复兴了传统价值,使之成为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比如土耳其政府的现代化计划。迄今为止,这场运动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它试图让土耳其历史上曾经属于不同版图的土地取得和解、和谐相处,它试图对数百年来的传统与现代化要求进行调和……尽管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总之,葛兰寻求建设一种伊斯兰式的现代化——继承伊斯兰的传统,对现代主义进行伊斯兰化处理,在国家和宗教之间创造性地建立一种立法关系,重视民主与宽容,重视与土耳其的共和主义人士建立关系。
葛兰的这场运动的特点是:鞠躬尽瘁、宽容待人。哈桑•豪库克(Hasan Horkuc)引用葛兰的话说:
应该有这样的宽容心:对于他人的错误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尊重不同的观点,凡是可以原谅的都给予原谅。实际上,当我们固有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还是应当尊重人文价值并努力重建正义。即使面对最为粗陋野蛮的思想观念,我们也不应当火冒三丈,而应当象先知那样谨慎,作出温和的回答——正如古兰经所言,要用“优雅的言辞”。
“记者与作家基金会”是法土拉•葛兰的同事们所创建的一个机构,旨在促进跨宗教的对话与合作。在该机构的使命宣言中,葛兰阐明了这场运动的理想。宣言说(部分):
决定现代世界形态的力量,将是能够认可普世价值的制度和方法。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认为爱心、宽容、理解和团结乃是人类的基本信念……这种价值观将主要通过友谊、宽容和妥协来克服敌意、仇恨与愤怒;这种价值观将为人类的福祉而传播文化与知识,并以此为己任;这种价值观将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创造一种平衡,同时又不会牺牲任何一方的利益;这种价值观将开创美好的前景,但同时又不会掉入乌托邦式的陷阱,也不会弃现实于不顾;这种价值观将不会试图把一些决定性的因素如宗教、语言、种族等强加给一个人,并且坚信这种做法的优越性。启明星
会员回避两大陷阱的手段与态度
葛兰提倡的“中正的伊斯兰道路”就是批判地接受现代性。
艾哈迈德•库鲁(Ahmet Kuru)强调说,我们必须明白葛兰所说的“中正道路”是什么。葛兰并没有在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寻求另一条中间道路,因为在他看来,伊斯兰本身就是中正道路——“伊斯兰是绝对平衡的中正道路——是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纵欲主义与禁欲主义、今世与后世给出的平衡答案。伊斯兰是包括了所有先知的道路、根据现实情况做出的选择。”
由此可见,葛兰在寻求从一种对现代与传统既吸收、又批判的角度对伊斯兰进行阐释。正是出于这一立场,葛兰对苏菲的研究为他提供了锐利的洞察武器。如果文明进程的关键是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那么只有当一个人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意识到自己需要控制自己的冲动、觉察到自己有为真理和美德而奋斗的愿望时,才能够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葛兰认为,这就是苏菲思想的精髓。“伊斯兰的精神生活的根基是清心寡欲、定时礼拜、全面远离大小罪过、纯洁动机、举意真诚、充满爱心、满怀憧憬,而承认自己无能无力、一无所有则是苏菲思想的核心。”
苏菲的培养方式是重视伊斯兰的内在价值、对伊斯兰进行本质的理解。这使得穆斯林能够以批判的手段、却是温和的态度来面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又避免掉入不假思索地接受或者怒不可遏地拒绝这两个陷阱。现代人所集体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发展人类的品质、如何规范自身的行为、如何爱他人并关注自我提升、积极为他人服务,从而使世界旧貌换新颜——并且能够在面对挫折与逆境中仍然保持这一理想。在葛兰看来,就穆斯林而言,数个世纪以来,正是苏菲思想家们在不停地思考这些问题,并且不断地尝试处理这些问题。
如果现代的穆斯林要批判地接受现代性并做出必要的调整,那么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从自我开始。苏菲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数个世纪以来的集体智慧结晶,依靠这种智慧,我们能够实现观念的转变、爱心的增加、培养积极性格并获得工作的勇气,从而为社会的进步而奋斗。
苏菲思想为我们提供的这一方案,是净化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能够克服其中的道德缺失和实证主义禁囿。如此一来,科学与人文、科学观念与人文价值、科学手段与宗教生活、“西方的科学技术与东方的信仰道德”将会得到有机的结合。这是今天的学者们、教育家们和文明交流家们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如果知识分子、教育机构和大众传媒有勇气承担一项关乎全人类福利的重大任务,那么这个任务就是:将现代科学研究从唯物主义狂热和意识形态枷锁的致命窒息中解放出来,将科学家们导向人文价值精神。 以这种方式引领科学研究的首要条件,是将思想从意识形态的迷信和狂热中解救出来,清除其中“物质第一、惟利是图”的泥污——这也是保护思想自由、做好科学研究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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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文明不是“现代主义”。文明意味着改变和提升人们的认识、思维方式以及人文价值,而“现代主义”则忙于改变人们的物质条件、生理享乐方法并改进他们的生活设施……新生的一代,他们首先被这些错乱的概念所迷惑,思想认识被误导,接着便在信仰、语言、民族观念、道德表现以及文化方面都作出了投降。不仅如此,那些享受技术进步远胜于他人的西方民族,那些混迹于东方民族的所谓“知识分子”们,他们自诩为贵族,视他人为蛮夷。他们这种乱贴标签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文明与文化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
谁来为这些罪行买单呢?当然是那些给“现代化”与“西方化”划上等号的人。他们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并强迫他人接受西方的一切,认为这是优秀的、进步的、先进的,同时贬损本民族原有的文化价值。真正的文明不是盲目模仿他人的成就(或者劣迹),而是不断进行批判地思考,提倡中正的行为,提升人文价值以及人格的完整性。一味地专注于物质的繁荣,而且在思想上不求上进,这便是唯物主义者在这个时代所呈现的嘴脸。
现代的物质设施可以使生活的表象现代化,但并不能让人们的精神境界文明化。文明是一种有利于人的潜能发展的氛围。一个文明的人,是一个进则兼济天下、退可独善其身的人,是一个能够向他人贡献自己在这种氛围中发展、提炼出来的思想、情感和能力的人。所以,文明无法在挥金如土、穷奢极侈、安逸享乐的生活中找到。金壁辉煌的豪宅里,日新月异的技术中,排山倒海的物质生产与消费中都没有文明可言……应该到纯洁的思想、优雅的举止、得体的情感、健康的观点和理智的判断中去寻找文明。文明存在于人类的思想进步、以及人类为了追求真正的人性解放和人格完善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中……一些盲目追捧西方的人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值得同情。他们以为文明就是掏钱买一件西式大衣披在自己身上,岂不知文明乃是经过理性的道路、时间的长河、环境的考验才能抵达的终点。
不经过检验而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种思想导致土耳其、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部分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模仿欧洲来达到目的。这种事情之所以会发生,葛兰认为,是因为对历史的断章取义。现代化的概念是由殖民主义势力最先引入穆斯林世界并大力推广,而且直至今天还在依仗西方先进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撑腰——所以穆斯林的思想家们自然会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面对西方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难以撼动的强势地位,穆斯林作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
其一,“现代化”的鼓吹者们认为西方的强势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是西方社会制度的高效率所致。如果穆斯林国家想要取得西方国家那样的成就,那么他们必须修正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向西方看齐。很显然,他们对文明的理解是建立在目所能及的“当代”之上的,而浑然不知历史的发展轨迹并非如此,更不懂得历史不必重复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西方在科学上的优势地位并非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而且在历史的各个时期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
对历史的断章取义,使得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伊斯兰是进步道路上的障碍,而正是这种进步才使得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他们认为效仿西方的世界观、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必然会将自己的国家带入西方国家那样的“繁荣俱乐部”。对此,葛兰评论说:
多年以来,西方国家依恃他们的科技优势控制着我们的领土,这对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震撼作用,他们指责伊斯兰自身就是穆斯林民族落后的原因。他们忘记了历史上有十一个多世纪伊斯兰曾经是占统治地位的。从他们的思想和作品来看,伊斯兰似乎只是从18世纪才开始的……对伊斯兰及其历史,他们甚至连浅尝辄止的研究也不愿意做。
其二,另外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同样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是他们只关心西方文化的问题、弊病以及恶果。他们谴责说西方世俗社会及其道德相对论都是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惜造成大面积的破坏……于是,这一部分穆斯林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性对信仰具有破坏作用,是反宗教的。他们视西方为敌人,做出愤怒甚至暴力的回应。葛兰认为,无论是前者的全盘接受,还是后者的盲目敌视,都是不恰当的,并且这两种做法都没有真正地从伊斯兰的角度出发,没有扎根于伊斯兰。还有当代的一些穆斯林知识分子,在目睹了原子弹、大屠杀、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现象之后,开始谴责说这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灾难。他们宣称,只用单纯的科学方法寻求真理是有缺点的,是会发生错误的,科学和技术无法带来幸福。他们在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的误导下,将批评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科学技术,而不知道自己手中所持的,乃是几近天真的理想主义观点。
然而,伊斯兰却是中正之道,既不排斥、反对现代科学,也不会将它神化,更不会视之为无所不能。启明星
会员法土拉•葛兰与现代性
在一方面,从葛兰对当今土耳其教育制度的批评来看,他既不全盘否定现代价值,也不固守传统观念,更没有沉湎于奥斯曼帝国的美好时光。他批评寺院与道堂的根本原因是它们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它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对现代社会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因为它们的教学方法中未能融入现代科技的进步。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具有很完备的宗教知识,也有可能具有非常优秀的道德操行——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应当在当今社会上发挥良好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所拥有的信仰知识与道德标准却无法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葛兰批评世俗的国立学校和军事院校,指出这些学校只是在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而在传授伊斯兰传统思想和伦理价值方面却是失败的。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可能在科学技术和专业领域找到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缺乏目的性,他们不知道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更缺乏内在的道德约束,无法让他们自觉地拒绝权力、贪婪和自私的诱惑——而这些诱惑总是难以避免。
无论民间的寺院道堂,还是国立的院校机构,其根本问题都是一样的,缺乏兼容——新生与旧有、现代与传统、科学与宗教、技能与道德的兼容。而缺乏这种兼容,其结果便是置社会于危机之中。对此,尼鲁费•古勒(Nilüfer Göle)有过一针见血的描述:
最近20年来,我们这些生活在土耳其的人,都处于一种飘荡的状态之中。我们一直在追赶时代潮流与认识我们自己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在抱负、愤怒和兴奋之间徘徊;我们试图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徒手开辟一条道路;我们在为自己非正式的身份和不甚明朗的计划而拼搏……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外界,土耳其如果无法将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就无法保持稳定。暴力和无政府状态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古勒从法土拉•葛兰的思想中看到了调和、兼容的可能。古勒认为,葛兰研究苏菲思想后所得出的“心灵的文化”这一成果将为土耳其社会找到自信心——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教育体制的性质不同而导致的冲突、狭隘和偏见,使土耳其社会一直缺乏这种信心。早期的制度是分裂性的,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世俗的”与“伊斯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科学的”与“宗教的”被人为地割裂。葛兰调和兼容的生活态度,使得土耳其人民能够在保留传统中最优秀、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的同时,接受并运用现代科技的进步。其结果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的、宽容的社会出现——她期望如此。
葛兰的思想主张个人要恭谦温和、社会要张弛有度、伊斯兰要成为文明的基石。他举了一些例子,证明这些人谦虚宽容而且没有丧失与真主的联系;也举出另外一些例子,说明那些人被传统的压力和现代的强势折磨得精疲力竭。
在“心灵文化”中,信仰与知识得到了结合——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自信的大门,开辟了新的方向。我们正在经历传统的保守思想与现代的自由宽容的深刻碰撞与融合,这是土耳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不过是整个社会面临的挑战的反映罢了。教育体制未能将不同的元素调和为一体,说明整个社会也没有完成这种调和。葛兰指出,当代的态度与价值观未能与传统的智慧相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宣称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无疑是肤浅的。其实质是一种表面上的现代化,并没有触及、影响到人性深处的蒙昧、野蛮。葛兰认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爱,没有激情,也没有责任感,如果他们过着一种毫无目的的生活,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不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那么这个社会就算不上文明的社会——即便他们所有的机构都改变了,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现代化”了。文明是一种智识和精神现象,与技术、衣着、服饰、家具、奢侈品没有任何关系。流血事件不断发生,殖民主义改头换面之后依然大行其道,屠杀冲突无休无止,态度方式依然粗暴,智识阶层依然蒙昧,唯物主义依然把持科学领域和价值观念……所有这些,以及盛行于当今世界的其它种种野蛮行径,无不强有力地证明:今日所谓“发达国家”的人们,还远未建立真正的文明,而那些“发展中的”效仿者们更是离题万里。
他批评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决策者,这些人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手法,就是把别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中的那些表面化的、比较新奇的东西抄袭过来,而对于真正的变化却根本认识不到。真正的变化乃是思想观念的变革。葛兰把这种为了“打造”现代社会而不惜代价的做法命名为“现代主义”。与这些“现代主义”的社会规划者不同,葛兰认为国家的真正目的必须是文明,必须是在道德表现和思想观念方面让个人和社会都获得新生。不关注人们的精神观念和行为举止而一门心思地提供新的消费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犯罪”——因为在一个题目已经被误解的问题上,这种方法事实上在以错误的答案进一步误导人们。启明星
会员总之,葛兰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深省自己的无能无力、一无所有和空洞虚无,从而在真理的光辉之中消灭自我。
所以,如果葛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苏菲,哪怕只是思想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苏菲,那么在他看来,究竟什么是苏菲呢?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两部著作中,葛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较早的一部作品中,他说:
塔索伍夫(苏菲行知)的意思是,将自己从人类所特有的劣性和弱点中解脱出来,并获得真主所喜悦的、天使般的品行,通过这种方式,按照知识的准则管理自己的生活,获得真主的喜爱并享受由此而产生的精神愉悦。
在后一部作品中,他对“苏菲道路”给出了类似的定义:
遵循苏菲道路的人,是能够将自己从人类的劣性和弱点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天使般的品质,其行为受到真主的喜悦,其生活符合真主的知识与爱的原则,并享受由此而带来的精神愉悦。
这两条定义殊途同归。葛兰特别重视意志,强调苏菲行知尽在克服人性上的障碍,顺服于真主的力量与意志,并获得真主期望他的仆人们所能具备的美德与品行。能够按照这种方式生活的人将会在思想智慧中逐渐成长,对真主和他人的爱都会日渐增加。对于忠诚于这条道路的人,真主赐予他精神上的愉悦、鼓励和坚定。这种理解和认识,与数个世纪以来苏菲思想的主流是合拍的。在这些思想中,苏菲通过个人努力抵达各种思想境界,克服种种障碍,获得真主的垂怜,并深信不疑地等待真主恩赐给他们知识、爱与喜悦的境界。
葛兰为何会对苏菲感兴趣?苏菲传统对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吸引力?他曾经说,数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一直都在深刻思考并努力实践伊斯兰的内在价值,并为控制私欲而制定了思想和行为规范。这些穆斯林实际上就是苏菲。可以说,苏菲就是伊斯兰的本质,或者说灵魂。
作为宗教的伊斯兰当然重视思想领域,认为对自我的淬炼是一项基本功课,清心寡欲、虔诚奉主、与人为善、真诚忠实乃是其重要课程。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对这些原则坚守最多的就是苏菲行知。反对这一点,就是反对伊斯兰的本质。
换言之,在葛兰看来,苏菲的天才,就是能够以生命“活化”古兰经与圣训的精神,并以之影响、塑造他人的行为。通过苏菲行知,穆斯林认识到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服从自己尚未理解的诫命这样的境界,上升到欣赏、喜爱伊斯兰教义的境界。——这种境界应该是信士生活的部分,或者说全部。苏菲行知解释了一个穆斯林应当如何克服私欲,如何应对挫折和阻力,如何坚忍不拔,如何战胜灰心丧气并避免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事务中沉沦。苏菲行知使得穆斯林能够获得美好的品德,并遵守一些个人戒律,充分按照真主的意愿生活。苏菲的道路导人至欣喜,于是对宗教操行的坚守不会变成被迫接受的、繁重沉闷的负担,而是充满喜悦的、快乐的生活方式。令葛兰最感兴趣的正是苏菲思想的这种能力——它能够提供一个程序,使穆斯林“活化”伊斯兰的信仰和操行,而不是一些苏菲圣徒们所热衷的、或者据说所拥有的狂喜状态和超常的神奇体验。
葛兰并不因为热爱一些苏菲大师的思想而不去批评某些苏菲的生活方式。晚期苏菲教团制度形成以后,早期苏菲的活力就消失了。尤其是近代,许多苏菲远离现实生活,沉湎于无谓的幽玄思索。葛兰认为,当代土耳其之所以出现教育危机,他们也必须为此承担一份责任。因此,他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可以看作是对土耳其学生在教育上缺乏选择这一现实的一种反应。正是因为在科学知识和思想价值观之间缺乏调和,所以葛兰和他的助手们才会设计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
在葛兰和他的团队启动新的教育模式之前,土耳其的学生们只能要么去世俗的共和国院校读书,要么去传统的经学院,要么去苏菲道堂,再要么就去读军事院校——而所有这些教育模式中,没有一个能够将科学知识的教授与人文品格的培养真正结合起来。
当现代世俗学校专注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宗教教育机构远离现实生活,思想教育机构沉湎于形而上的理论,军事院校醉心于武力时,知识的完美调和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
他认为世俗的学校教育一直无法摆脱现代意识形态的传统与偏见;而传统的宗教学院在面对现代技术和科学思想所提出的挑战时,却缺乏应对的兴趣和足够的能力。它们缺乏革新求变,无能为这个时代的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的灵活性和想象力;而苏菲道堂,虽然在努力培养和发展思想价值观,但是他们却无法应对现代的挑战——用葛兰的话来说,“他们在用几百年前的圣徒先贤们的美德和奇迹来自我安慰。”启明星
会员奥兹达里格认为有三个“正面的因素”影响了法土拉•葛兰的思想:正统的逊尼派伊斯兰思想;纳格什班底耶派苏菲传统;努卡卢克运动,也就是那些受赛义德•努尔西思想影响的穆斯林们所做的努力。纳格什班底耶向来主张认真遵守沙里亚教法,所以前两个问题之间没有什么矛盾。然而,葛兰与纳格什班底耶的传统所不同的是,纳派弟子每人都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培养系统,都要受到筛海的严格指导。而葛兰的思想发展则更为开放,强调善行与造福人类比思想修炼更为重要。
奥兹达里格所说的三个因素中对葛兰思想的形成——包括他的苏菲思想方式——起了最大作用的,可能是赛义德•努尔西。努尔西本人也是在纳格什班底耶传统中学习成才的,但是他选择了走出纳格什班底耶的托热格体,在此体制外工作、讲学。因此在更大程度上,葛兰将苏菲传统看作是伊斯兰圣徒们的智慧积累,而不是使伊斯兰价值观内化的必然道路。努尔西说:“学者们写了数以千计的书,在受启示的人们当中宣扬苏菲、教授苏菲、描述苏菲,向他们展示造物的真实性,并向穆斯林群众阐释真理。”
与赛义德•努尔西一样,葛兰深知历史上以苏菲的名义出现的事物中,并非样样都具有正面价值。在批评苏菲传统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这场运动的内在价值,乃是培养、建立了群体意识和一种兄弟情谊的方式。正如赛义德•努尔西所说:
不能因为一些恶劣的做法超出了沙里亚、甚至伊斯兰的范围,并被错误地冠以苏菲的名义而谴责苏菲道路。苏菲道路不但具有重要的、能够提升人的信仰和思想认识的作用,能够使人更关注后世,而且在培养、发展兄弟情谊——这种伊斯兰世界的神圣纽带方面也有着首屈一指、无可替代的作用。
葛兰把苏菲行知理解为沙里亚的一种内在维度,而这两者是不可以分离的。只关注外在的戒律,而不重视内在的潜移默化将会导致形式主义;只重视内在的参悟,而放弃被规定好的仪规,则会使思想奋斗堕落到顺从个人偏好和私欲的境地。只有内外兼修,同时履行伊斯兰的这两个方面,追求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谦卑地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真主——这就是伊斯兰。
受到真传而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人(salik),从不会将对外在教法的持守和内在维度的抓揽分离开来,所以他对伊斯兰的内外维度的相关规定是一并遵行的。通过这种遵行,他以至诚的谦卑与顺服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
用安萨里的话来说,是苏菲“给宗教科学注入了生命”,而沙里亚则使苏菲将自己的根牢牢扎在伊斯兰的传统中。“如果旅行者的心未能为自己的精神长旅做好服从沙里亚教法戒律的准备,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能思考参悟先知的圣行,而他的感情却已经飞到了无边无际的精神王国之上,那么他必然要摔倒在地——这时他就会困惑不解,并产生逆反心理,反沙里亚教法而行之”。
萨瑞特普拉克认为,头衔称呼是不是苏菲,或者说是不是某个托热格体的成员,都是次要的。他引用迈拉那(Mevlana)的话来说,一个人是不是苏菲,不是看他的外在表现,而是要看他的内在修养:
葛兰从来不把自己称作苏菲。苏菲不是表现在名称上,而是表现在思想和心灵上。正如鲁米所说:“何为苏菲?心灵纯洁之士。而非那些身披补丁斗篷却恋栈尘世、利欲熏心的沽名钓誉之徒。真苏菲能够洞察事物而见其本质。”启明星
会员法土拉•葛兰与苏菲
在这种背景下讨论法土拉•葛兰的思想,包括他的著作和行为,我们首先将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追随者和助手们亲切地称他为“华哲芬迪” (Hocaefendi,意为导师,多用于苏菲教团内部对精神导师的称呼——译者注),那么他究竟是不是一名苏菲?
在他的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指责——指责者说他创建了一个新的苏菲教团,而他本人就是这个新教团的“筛海”……对此,他不得不作出反驳。因为在当今的土耳其,指责某人创建一种秘密的“托热格体”(Taraq,原意为道路,在苏菲话语系统中多指秘密功修,这里指教团组织——译者注)是一笔一箭双雕的买卖,既有法律上的利润,又有政治上的赚头。世俗的现代主义者把苏菲看作是前现代历史的一部分,是奥斯曼帝国的残垣断壁,是进步、发展与繁荣的绊脚石。而瓦哈比派的穆斯林激进主义者们则认为伊斯兰社会(ummah)之所以偏离了主道,未能按照古兰经与圣训原则建立社会制度,苏菲思想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同时他们还指责苏菲鼓励“没有依据的、非正统的”教法创新,传播一种消极的虔诚观念。而且在土耳其,苏菲教团组织依然是法律所禁止的,所以创建一个新的“托热格体”就意味着涉足非法活动。
在回应这些指责时,葛兰声称自己从未创建任何“托热格体”,而且他本人也不属于任何苏菲教团。他说:“宗教教团是先知(祈主福安之)归真六个世纪以后以苏菲的名义出现的。这些教团都有各自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我从未参加任何教团,与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
“华哲”通常是对苏菲大师们的称呼,对于他为何被称作“华哲”这个问题,葛兰回答说,这个称呼并不具有任何世袭传承的意义,也没有奥斯曼复兴的意味,仅仅是“公众对他们认可并接受其宗教知识的人士的一种敬称”。
如果说葛兰从不属于任何托热格体,那么还能不能把他看作一个苏菲?泽济•萨瑞特普拉克(Zeki Saritoprak)在他有关葛兰苏菲倾向的重要著作中,称葛兰是“有自己独特方式的苏菲”。萨瑞特普拉克强调说,有许多苏菲都不属于任何苏菲教团。在伊斯兰传播的前六个世纪中,没有苏菲教团,但有很多重要的苏菲。十三到十四世纪期间,伊斯兰社会中出现了苏菲教团,但直到此时依然有一些著名的苏菲并不属于任何托热格体。不过萨瑞特普拉克也承认,在现代社会中,不遵循任何托热格体、没有精神导师的苏菲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
早期的苏菲既没有专门的教团组织,也没有严密的传授系统。拉比亚、朱耐德、穆哈西比、毕什尔、安萨里、法里度丁•阿塔尔、甚至鲁米,都不属于任何苏菲教团,然而他们依然是苏菲。在后来的教团制度化了的苏菲们看来,那些早期的苏菲的思想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没有精神导师。而在苏菲的传统中,没有筛海的人,会将撒旦当作自己的筛海。
在思想导师的重要性这个问题上,大多数苏菲的确不鼓励、甚至反对在没有筛海或者“批热”的情况下实践苏菲道路。但也有少数人的观点是,精神导师未必是一个活人。例如,哈拉甘尼就是在阿布•亚兹德•毕斯塔尼的灵魂的引导之下进入苏菲道路的,而阿塔则是受到了哈拉智的灵魂的启发。还有一些苏菲宣称自己的导师是黑兹尔,这是古兰经Surat al-Kahf中所提到的先知穆萨的一个神秘伙伴。
葛兰的立场是,他的思想发展是受古兰经和圣训的指引。在葛兰看来,古兰经不仅是最好的导师,更是所有苏菲行知的源泉。立足于古兰经与圣训,并从那些晚近的苏菲们的观点和经验中汲取养分——他们对古兰经的教导进行了个人演绎(伊智提哈德)。苏菲的思想道路并不是一些穆斯林所认为的那样,“与沙里亚(教法——译者注)形成对照、甚至抵牾的一个道路选项”,而是伊斯兰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
“塔索伍夫”( Tasawwuf,苏菲行知——译者注)不与任何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训基础之上的伊斯兰原则相抵触。不仅不抵触,并且与其它宗教学科一样,它也有着自己的经训明文依据,或者以伊斯兰早期的纯正学者们从经训中演绎出来的结论——伊智提哈德为依据。
在葛兰看来,塔索伍夫和沙里亚是同一真理的两面,或者说,它们是同一真理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之所以出现两种表现形式,是因为人的性格不同,而不是因为真理的内容矛盾。这两种形式都能够引导穆斯林信仰并实践同一个伊斯兰真理,只是每个穆斯林必须找到最适合自己性情禀赋的方式。
有人说,奉行前者(沙里亚)是一种外在的、公开的信仰(约束自我、遵守明文,即外学派),而奉行后者(塔索伍夫)则是一种纯粹的内在信仰(即内学派——译者注)。虽然说这种差异的出现,部分原因在于代表沙里亚戒律的是教法学家、是穆夫提们,而代表后者的则是苏菲们,但我们还是更应该把这个问题看作是人性的自然倾向所致——即每个人都会优先选择一种更适合自己性情的、自己更容易理解的方式。 苏菲中的一些人是反教法的,他们宣称,对于遵循内学派道路人来说, 没有必要遵守外学派的教法。但葛兰的立场非常明确,他呼吁苏菲们不要放弃教法,并强调这至关重要。葛兰将那些奉行教法的苏菲大师们一一列出,给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主要是嘎德忍耶和纳格什班底耶系统的代表人物,而现代社会的代表则是赛义德•努尔西。努尔西认为,虔诚的穆斯林总是寻求充分按照古兰经和圣训的思想去生活,塔索伍夫则是这种生活的具体体现。启明星
会员因此,伊斯兰宗教被理解为“一条带领人达到完美或使人能够重新获得其原始的天使般的状态的道路。”如果伊斯兰被视为一条通向道德完美的道路,任何人必须考虑伊斯兰传统里(作为)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发展——《苏非之道》(Tasawwuf)的发展。葛兰认为苏菲思想 (Sufism )的伦理定义是“摆脱所有不好的格言与邪恶的行为和获得美德的持续的努力。” 他称赞伊斯兰历史上的苏非派(Sufis)是已指示几代穆斯林如何追随这条道路以通向人类的完美的精神上的向导。
此种对神秘的苏菲传统的解读,已 不可避免地招致人们对他的指控:即他在其运动中创立了一种「新苏非道团」(neo-Sufi tarekat)。然葛兰否认他曾经是苏非道团的一员,而他更没有建立他自己的「准苏非」道团;葛兰声称,谴责苏非思想—伊斯兰的精神面,无异于反对伊斯兰信仰。他说:“我已无数次声明我不是宗教道团的一员。作为一个宗教,伊斯兰很自然地强调精神领域.
(而)苦行、虔诚、仁慈和诚挚是其必要的。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对这些事项详述最多的诫律就是苏非思想(Sufism)。反对这个就是反对伊斯兰的本质。但我重申,就如我决没有加入一个苏非秩序,也我与其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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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葛兰说“一个人是真正的人类,(他)学习和教授和激励他人。很难将一个无知且没有学习欲望的人视为真正的人类。一个有学问的(但)不去补充和改善自己以致为他人树立榜样的人是真正的人类同样值得怀疑。”
作为伊斯兰教导师的法土拉•葛兰
此文的焦点是作为教育者的法土拉•葛兰。他身为宗教学者和导师的角色是值得仔细检查的课题,对作为伊斯兰现代解说者的他的宗教思想的研究同样值得仔细检查。这样的问题是在此文的范围之外的。然而,如果不对其伊斯兰的作品做一个简单探讨,对他的教育观点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
葛兰的30多本书中,有一些是他传达给学生和崇拜者的谈话和讲道的编辑。其他一些是他对学生时不时提问的回答。它们的范围从对《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的学习,到对苏非派禁欲神秘主义(Sufism)的基本介绍,到对kalâm(伊斯兰教教义学)科学引起的传统问题的处理,到对伊斯兰信仰基本主题的详尽细节。这些研究不是定向面向专家,而是面向一个更普遍的有教育的穆斯林听众。
对于法土拉•葛兰对解释伊斯兰的来源和传统的个人方式,(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首先打动读者的是他对道德和精神的强调,他似乎更主要地强调得到《古兰经》鼓舞的宗教élan比宗教仪式的执行。在肯定对宗教仪式的需要的同时,葛兰认为伦理的正直处在宗教动力的中心。“道德,”他说,“是宗教的基本,是《神圣预言》(Divine Message)的最基本的一部分。如果善良和有好的道德是伟大的——事实上是这样——那么最伟大的,首先是<先知>(Prophets),其次是<以真挚和热爱跟随他们的那些人>。所以穆斯林,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是实践真正普遍的道德。”它从[圣训](Hadith)里引用穆罕默德所说的观点:“伊斯兰存在于好的道德中;我是被派遣来完美和完成这些好的道德的。”
伊斯兰生活方式的不同方面都有意要以共同劳动来产生可敬的伦理正直的个人。就伊斯兰这个广泛意义或个人生命对神的服从来说,可以说与法土拉•葛兰名字有关的运动所建立的学校有着作为他们的启示的深植于伊斯兰但它的表达又不限制于umma的一部分的伦理观点。当葛兰谈到将学生——“以各种各样的美德装饰其外表世界”的人”——培养成“以仁慈的品质和道德价值献给生命”时,他是在提出一种普遍的伦理代码,这是他作为一个穆斯林从伊斯兰所学到的。同样很明显的是,他没有认为美德、仁慈的品质和道德价值是穆斯林所独有的财产,作为非穆斯林的学生在学校里(同样)受欢迎而且没有试图被改变其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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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几个有关教育的术语在葛兰的著作里重复出现,而且需要加以解释以免它们引起误解。第一个是灵性和精神价值。一些人或许将它错误地当作是“宗教”的代码而且用它对抗现代世俗社会里对虔诚的偏见。然而,显然 葛兰 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运用这个术语。对他来说,灵性不仅仅包括特殊的宗教教学,而且包括道德规范、逻辑学、心里健康和情感表达的开放。他著作里的关键词是“怜悯”和“宽容”。除培养“严谨的”学科外,慢慢地向学生灌输这样的“不可计量的”品质是教育的任务。
其他葛兰频繁使用的术语需要加以检查。他经常谈及文化的和传统的价值的需要。他对教育中文化和传统价值的介绍的要求被批评家解释为一个回到土耳其共和国之前的奥斯曼社会(the Ottoman Society )的反动号召。他被指控为一个irticaci,在土耳其环境中可以翻译成“反动分子”乃至“原教旨主义者”。这是一个他始终否认的指控。在对其立场的捍卫中,他声明:“irtica(反动)这个词是回到过去或把过去带到现在的意思。我是一个把永恒作为目标的人,不仅仅是明天。我正思考着我们国家的未来而且(为了它)尝试做我所能做的。在我任何的作品、演说或行为里,我与令我的国家倒退的事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但没有人能以irtica(的身份)来标志对真主的信仰、崇拜、道德价值和意味不受时间限制的事物。”
在文化的和传统的价值的建议里,他似乎认为土耳其的过去是智慧的一个长期而缓慢的积累,其中仍然有很多教育现代人的(东西),而且在传统智慧里还有很多与当今社会的需要非常有关。过去是不能够丢弃的,因为它积聚智慧。另一方面,任何重建过去的尝试都是目光短浅的而且注定失败的。有人会说当抵制与过去断绝的努力的同时,葛兰也同等地抵制重建或重造准前现代社会。
葛兰认为一些现代改革家“自主打破过去的枷锁”的倾向是好坏掺半的事。遗产的那些压抑的迟钝的或失去它们原始目的和灵感的成分毫无疑问要被取代,但是如果新一代人将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的话,其他的、自由的和人性的成分必须要重申。很明显他的想法没有被土耳其国内关于政治趋势的争论所限制,也没有被伊斯兰社会的未来(所限制)。他的教育观点包含“遍及全世界的”社会。他想培养改革家,就是说,(培养)那些以一个同时考虑人类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方面的价值系统来加强(自己的人)。他说:“那些想改革世界的人必须先改革他们自己。为了带领其他人走上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的道路,他们必须净化其充满仇恨、怨恨和嫉妒的内心世界和以各种各样的美德来装饰他们的外表世界。那些远远不能自制和自律的人,未能净化其情绪的人最初也许看起来很有魅力和有洞察力。然而,他们不能以任何永恒的方式鼓励人,而且他们所“引起”的情操将会很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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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如果要完成教育改革,教师培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任务。葛兰注意到“教育与教学是有所不同的。大多数人都可以成为教师,但教育者的数量就特别的有限。” 这两者当中的不同在于,虽然教师和教育者都传递知识与教授技能,但教育者有能力帮助学生展示其个性,培养其思考方式和思想表达,建立其性格,而且使他能够将自律、宽容和责任感根植内心。葛兰把那些只为了一份薪水而教学,对学生的性格形成不感兴趣的教师形容为“领着瞎子走路的瞎子。”
在充满竞争和互相敌对的各个教育系统中,协调和融合的缺乏引起了葛兰称之为“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残酷的斗争:科学与宗教之争。” 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这种在争论的两个方面上消耗着学者、政客和宗教领袖精力的错误的二分法,引起了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的分歧。现代世俗的教育者看待宗教时,最好的把它当成时间上的浪费,最坏的则是发展上的阻碍。在宗教学者中,这场争论导致了对现代作风和宗教原则的抛弃,“就如把它当作是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其真实意义和作用上的宗教。” 葛兰觉得,需要有一个教育过程,在这过程中宗教学者能对科学的结构有个完整的认识,而科学家能认识到宗教上和精神上的价值,如此一来“这场长期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将会结束,或者至少其荒谬之处将会公诸于世。”
为了让这个发生,他表明一个新的教育方式是必要的,一个“将以道德和灵性熔合宗教和科学知识,真正制造由宗教科学和灵性照亮心灵、伴随着积极科学之光的思维的文明人们”,依据仁慈的品质和道德价值奉献给生活的人们,同样(应)“知道他们所在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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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我曾经期待为教学大纲和物理环境寻找一个更加清晰的伊斯兰教内容,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我询问对于我来说原会成为宗教鼓励教育计划中可理解的一部分的不寻常缺席时,我被告知这是因为学生主体的多元化本质——三宝颜(Zamboanga)的基督教(Christian)和穆斯林(Muslim),还有克尔克孜(Kyrghyzstan)的佛教和印度教(Hinduism)——他们试图交流的是普遍价值,例如:诚实、勤奋、和睦和凭着良心的服务而不是任何忏悔的教育。
这些遭遇使我研究《法土拉•葛兰》的著作来探知巩固学校的教育原则和动机和尝试寻找葛兰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以他的观点激励别人的教育者的特有的技术。
法土拉•葛兰的教育观点
自从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几十年以来,很多土耳其穆斯林(教徒)批评政府盲目地采纳欧洲文明的精华和糟粕而进行的“现代化”计划。他们认为非宗教化不仅仅是非宗教化进程的无意识的副产品,而更是反宗教偏见的有意识的结果。他们主张,在现代化改革背后的不言而喻的推测已经成为一个与思想有关的犯罪:宗教是进步的妨碍而且如果一个民族要向前进步,就必须(将它)排除在科学、经济和政治等公众领域外。在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几十年间(得以)整顿,而且由于相互竞争的教育体系而得以加强的这条战线使得在土耳其的宗教-非宗教化争论成为每一个思想家都期望能宣告他们的忠诚的(地方)。
在我看来,《法土拉•葛兰.》经常被土耳其的“左派”和“右派”,“世俗”和“宗教”攻击的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他拒绝偏袒他认为是没有出路的事情。他宁愿提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籍此他希望远离这个正在进行的争论。葛兰的(解决)方案是肯定土耳其共和国制定的现代化的预期目标,(这)仅仅是表明一个真正有效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包括全人类的发展。在教育角度来看,它必须主要考虑不同的现存的教育支流,将它们编织成一个新的能适应当今世界变化需要的教育方式。
这非常不同于试图恢复或重建过去的保守计划。否认与他的名字有关的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是试图重建奥斯曼帝国体系(the Ottoman system)或恢复伊斯兰教国王(Caliphate)的职权,葛兰反复强调:“如果没有对新环境的适应,结果将会是灭绝。”
不管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认为,仍然存在与过去任何激进的冲突有关的风险。切断传统价值(的联系),年轻人处在接受除了物质成功外就没有任何价值的教育的危险当中。非物质价值,例如:思想的深刻、思考的透明、感情的深度、文化的欣赏,或是精神上的兴趣,在主要关注全球市场系统大量生产的功能的现代教育投机中逐渐被忽视。
这样的学生可能有充分的准备找工作,但他们将没有达到真正的人类自由的必要的内在信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领导人经常支持和鼓励面向工作、“价值自由的”教育,因为它使那些有力量的人更容易地管理“培训的但不是(接受)教育的”的工作骨干。“葛兰声称,如果你希望继续控制大众,(那你)只要使他们在知识的领域里饱受饥饿(就可以)”。只有通过教育他们才能逃离这样的专治。通向社会公正的道理是铺满足够的和普遍的教育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人民足够的理解和宽容去尊重他人的权利。” 因此,葛兰认为,不仅仅是公正的建立,而且人权的重视和接受及容忍别人的态度也被全面教育的缺乏所阻碍。如果人们(得到)适当的教育为他们自己考虑(着想)和支持社会公正、人权和宽容的积极价值,他们将会变成实现这些有用目标的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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