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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名著《先知与启示》译者:裴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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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5516
    清真绿茶
    会员

    在伊斯兰降临之际,全世界的精神性都等同于否定生命的禁欲主义。渴望精美的食物是罪过,穿着漂亮是罪过,喜欢肉体也是一种罪过,罪过如此之多,以至某些被高度赞誉的基督教圣徒们,把虱子和寄生虫称为“精神性的珍珠”。沐浴被认为是一种淫荡的享受。抑制一切生物学上的本能、禁止肉欲是得救的绝对必要条件。像伊斯兰教一样的反禁欲主义的宗教—即使把法律和道德约束之内的肉体的欢愉当作合法的,也被认为是不可饶恕的反常。说“婚姻状态优越于独身状态”、“薪资获得者好于修道士”的宗教,不能被那些根深蒂固地信仰“肉体是精神的敌人”的人们理解。几《古兰经》关于天堂的寓意性图景是对肉体的间接神圣化,想要纠正对肉体的错误观点。它有助于描绘出一幅悦人心目的生活图景,一种优美纯洁的、理想的生活图景:在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中,健康的欲望得到满足;在一个没有主人也没有仆人、没有种族差别、没有个人的或集体的自我中心主义、没有宗教信仰的斗争的社会里,真、美、善在永恒的现实上是重合的,只是意味着真主自己的洞察力。这样一种社会图景(其中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冲突消除了,迫使不公正和剥削得以实现的欲望不会出现),是一种尘世的重压下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图景,但是,判别生命之美总是依据其接近理想状态的程度。更高的精神状态的实在可能是非常不寻常的,也许不存在足以描述它们的知觉和逻辑的范畴。人渴望知识、爱和安全感,他本能的渴望是对于幸福和欢乐的渴望。如果真主存在,就保证创造人类的神圣欲望不是幻觉。正如苏格拉底教导的,每个人都本能地期望了解“善”,犯罪或做错事是把与善相对的东西误解为善的结果;一个在沙漠中徘徊的人感到口渴毫无过错,水也真的会解渴,可是,海市屋楼的幻觉使闪光的沙子看起来就像一片清澈透明的湖水。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是第一位描绘出理想社会图景的伟大思想家、文学艺术家、社会改革家。但是这个理想国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人类被从优生学上设计成天生在能力和机会上就是不平等的;某些人注定拥有知识,另一些人被宣判为永远的愚昧无知,毫无疑问要顺从。这样的国家被想象成完美正义的化身。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外,没有人认为这样的国家是理想的或可行的。苏格拉底说它是天堂内的一种模型;只有国王成为哲学家、或哲学家成为国王—也就是权力与智慧相重合,它才可能在现象世界实现。
    即使在这种乌托邦中也有某种实用的价值,尽管他们弄错了建议的方式。它画出了无私的、智慧的统治者的一张肖像,他们将自己的个性融人他们构想的全部的“善”中。它指出一种事实,对财物的爱和对家庭的爱往往使人不公正,社会不得不提防这种习惯中与生俱来的危险。但是,柏拉图的共和国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只有残忍地限制个人的自由它才能实现人的身份被他的血统强加在他身上。这与印度严苛的种姓制度一一以血统为基础的、铁铸般的社会结构—有很多共同之处。

    #135517
    清真绿茶
    会员

    应该依据他们想象或将要实现的乌托邦或理想国,来评判其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希望人类改进他们尘世的生活方式。《古兰经》教谕穆斯林祈祷:“噢!主呵!赐予我此生和来世的幸福安宁吧!”(2:201)。它也界定了什么是此生的幸福安宁。人是一种社会的—或者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一种政治的动物。所有的禁欲主义宗教—伊斯兰教之前几乎所有的大宗教都是禁欲主义的—都忽视了人类存在的这种基本事实。它们都在寻求从肉欲和物质的世界中解脱出来。伊斯兰教宣谕,信仰不是解脱而是实现它努力建立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民主—扎根于“真主”的观念中,真主不依赖出身或财富评判人们。在最初的尝试之后,穆斯林渐渐地滑回了老路。他们依然保持着优于任何其它社会的社会民主;可是急速扩张的国土,使政治民主或民主的共和国成为不切实际的,绝对专制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悄悄混进来,它们遗忘了《古兰经》的训谕:国家和社会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加以规范—财富不能只在少数人的手中周转。
    最初的伊斯兰教是一种“神权民主制”(theo-democracy)。它既不是神权政治的、也不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世俗的国家是西方历史的一个杰出创造,参与了教会和政府之间的永恒斗争。
    穆斯林天堂的图景,是关于伊斯兰的“神权民主”、社会公正、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图景。伊斯兰教废止了教士身份;在阿拉伯语中没有与“教士身份”(priesthood)严格对等的词汇,正如也不存在“正统”(orthodoxy)的准确翻译。因此,在穆斯林的天堂中你发现没有教士、也没有普通信徒;男人们和女人们在同等条件下生活;没有统治者也没有被统治者;有的是美与爱、和平与安宁。天堂在更高的精神状态的实现,必定与它的寓意性图景有很大差别。先知(穆罕默德)证实,真主的天堂是这样的,以致没有眼睛看见过它、没有耳朵听见过它,它也从来不曾进人人类头脑的平凡意识中。耶稣也发现,要向他的门徒解释“天堂意味着什么”是非常困难的。
    与真实的精神的天堂相比,《古兰经》的图景只是一种寓言,正如《古兰经》所指出的“它只是一种类似”,但是它反映了尘世中理想的人类社会;它驳斥了禁欲主义的生活观念。
    一个社会可能失去对精神实在的信仰,在信仰和实践上变成唯物主义的。从这种信念出发,它开始对自然界的征服,并公然宣称它的目标是增加物质财富。这是西方社会最近两个或三个世纪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来临之后—发生的事情。工业化的国家大多将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的发展上,经济学家们接受“经济与伦理或宗教无关”的假设,就像这个时代之前的马基雅维利反复灌输的学说:政治高于道德,每一种政治实体的目标在于获得、保存和扩展权力。为了寻求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发生了一场征服非工业化国家的狂潮。战争不再是宗教的或王朝的,而成为“经济帝国主义”的工具。每一个国家都想为自己建造一个天堂,为他国建造一个地狱。由于这场运动缺乏任何道德的或精神的驱动力,它们被共同的苦难之境包围;有史以来,武装冲突第一次在全球的范围内发生—科技的发展使之成为可能。从这场恐沛的大屠杀中它们什么也没有学到,由征服者强加给被征服者的和平的字眼,成为更加誓不两立的大决战的序曲。在每个国家内部,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薪资获得者也加人了这场冷战。每个国家都被从内部撕裂。法西斯主义(Fascism)和**(Communism)企图以一种万应灵丹来治疗这些疾病,可是治疗方法原来要比疾病更糟糕。所有的人类尊严所必需的基本自由都被剥夺殆尽。国家成为极权主义者管辖的蚂蚁和蜜蜂的社会。数千年的进化后形成的前途未卜的个人自由,遭到了可怕的挫折。它希望全世界的工人们—不分种族和民族—集聚力量,挺身反抗,通过平均分配物品,决心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同样是重新便唯物主义进人宗教和信仰,这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从未完成的。

    #135518
    清真绿茶
    会员

    这就是不顾生命的道德和精神基础,试图创建一个‘她上的天堂”的结果。对幸福的探寻变成了强烈的权力欲。因此,释放出的地狱,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呈现出的任何画面都更加凄惨可怖。现在由于氢弹,人类处在自我毁灭的边缘。当鲁米(Rum:)说“为精神服务的知识是生命的朋友,但是为非精神的目标服务的知识却像毒蛇一样肆咬着生命”时,他是多么正确啊!只有当人类对物质自然的支配受到精神的知识和目标补充和激活时,才能实现真主所创造的人的命运。当知识和爱密切相连的时候,人类才能超越野兽,真正成为宇宙万物的典范。
    阿尔一安萨里(Al-Ghazali)和沙•瓦留拉(ShahWaliullah)
    我已经对“象征性陈述”作出了我的解释—通常用《古兰经》的经文表述它自身的宗教意识、并且支持我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用穆斯林宗教哲学中两位出色的名人的权威来强化这些观点,将会更加令人信服。他们二人具有深邃的宗教体验,同时又以非常高的智力水准而闻名。这样的人不会间接接受宗教,宗教对于他们也不是一种盲从的信仰。
    《安萨里的苦难》(迷途指津)这部自传体报告在伊斯兰的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在获得神学家和宗教辩论家的巨大声望之后,他开始感觉到,真正的宗教和活生生的实在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基于个人经验。他从苏菲派实用的书本中寻求指导,使自己服从于灵魂的和伦理的戒律,以抵达一种升华的状态、或神圣的意识。他不曾详细描述他的体验,而是给出他的以超意识的意识为根据的结论和信念。他确认,在许多圣徒的体验中存在着生命的另一维度、和意识的另一层面,其中所显示的那种实在不能以官能知觉与逻辑进程的措辞来表述。你不能依据常规道德的推理或实践来获得这种状态。感觉和理智的范畴与这种状态中所启示的是如此绝对的不相称,以致使用任何感觉和逻辑的措辞来描绘它,都易于令人误解。正如耳朵,无论多么健全灵敏,决不可能代替视觉;同样,视觉或推理方法也决不能达到更高的知觉层面。安萨里将它称作“先知的意识”,其中显露着事物的真实性,没有这种体验的人只能认为信仰问题是基于权威的。你通过体验知晓“天使是什么意思”、“启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精神生活的实在不是我们知觉的对象,因此,以知觉语言对他们的描述必然被当作象征性的。信仰天堂或地狱本质上是精神状态—即使没有精神之外的物体所导致的存在,这种状态也能发生—是合乎逻辑的。人在梦魔中被蛇和蝎子咬伤所感到的疼痛,与他清醒时如果被它们真的咬伤所感到的疼痛是相同的。精神能创造出它自己的天堂和地狱;如果它们被精神感知,它们事实上就是真实的。安萨里举例阐明他的观点。一位先知说,他看见罪人们正在经受蝎子的折磨。在他的陈述中,有三种情形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一个人可以相信蝎子实际上是存在的,只是它们的特性是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它们。第二种可以接受的情形,是相信罪人们的精神感觉到了这种痛苦,即使没有任何客观的蝎子出现。首要的情形是精神效果,而不是促成它的客体。第三种情况是相信这种事例是先知的想象力如此显现的,因而以类似的语言将它描述出来。发高烧的人说他在燃烧,尽管他不曾被任何外在的、有形的火焰烧毁。它是一种基于知觉相似性的明喻的、惯用的表达。
    沙•瓦留拉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宗教的象征体系。正如柏拉图论及一个不同于、并且凌驾于现象世界的理念领域,瓦留拉同样相信存在着一个象征领域。在这一领域,抽象的理念呈现为可以被先知们和圣徒们感知的具体的形式。他说,梦境同样是一个象征的领域,一种已经被认可了数千年的事实。做梦人生活中的某些事实,在梦中以象征的形式呈现。在先知穆罕默德无数的陈述中,我们在具体的形式中领会到抽象的观念。他说:在**审判时,这些抽象观念将会被当作客观实在。真主将要求星期中的每一天自我呈现,其中星期五具有辉煌灿烂的面容。祈祷、斋戒和施舍将被人格化;善行与恶行将被当作实体。世俗生活将被看成一个头顶半边青丝、半边白发的老女人。先知穆罕默德曾经在祈祷之后说,他看见天堂和地狱在他小屋的墙壁和清真寺之间;有人看见他在回答问题时,他从天堂的果园中伸手摘下一串葡萄。

    #135519
    清真绿茶
    会员

    一位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家会认为,它只是丰富的想象力的创造物—想象力是强烈的宗教情感的附随物。瓦留拉认为它们不是个人想象力的创造物、而是象征领域内的客观真实。正如人的精神在梦中虚构了象征,可能人在清醒的状态中也能看见某种事物对他呈现出特殊的形状,仅仅由于他自己特殊的身心状态,因此,这种事物对于别人是不可觉察的。《古兰经》的一节经文提到,有一日天空中充满了烟尘(参阅((古兰经》41:11)。阿卜杜拉•伊本•马苏德(`AbudullahibnMas`ud)说,那里并没有真实的烟尘,而是大饥荒中忍受着极端饥饿的人们视力模糊失真了,对于他们,空气似乎是灰暗阴郁的。真主—在**审判时以不同的形式显现自己、训诫人们的,不可能是一种客观事实,因为他超越于变化、时间和空间;唯有具有新视野的人们才能这样看见他。
    我们从沙•瓦留拉的解释中推导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清晰明确的事实,抽象观念和精神实在经常是被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人们象征性地觉察到。在它们的具体形式中,它们创造出图画、明喻和象征,可是要领会为什么存在一个独立的象征领域是困难的。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逐渐提出了“种族无意识”(RacialUnconscious)理论—它创造了全人类的共同象征;它同样是一种现在似乎独立于个人意识而存在的领域。

    #135520
    清真绿茶
    会员

    第18章:伊斯兰和民主

    与人类最密切相关的事情是最难界定的。有谁曾经成功地提出一个宗教的定义,满足于所有的信徒、教派和宗教哲学家呢?或大或小,每一种宗教内部的争论都不曾减少;每个人都认为一种或更多的特性是基督教的基本组成部分,尽管其他人认为它们或者是非基督教的、或者是次要的。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号称有七十二个教派,尽管对任何一位研究者,数出的教派都很难多于十二个。印度教是一种完全不能下定义的实体,现在它被承认只是为了人口普查,无论谁自称为印度教徒他就是印度教徒,毫不考虑他的信仰和实践。除了教派的分裂,同一教派范围之内的个人,对于“是什么真正构成宗教的本质”的观点和视角,也相距甚远。
    我不期望本书所提出的关于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观点被普遍接受;然而,我可以用《古兰经》和敢问一声,“逊奈”的权威来证实它。与我意见相同的、信奉同一教派的人们将会认为它是真实的,可是任何想法不同的人可以对相同的经文有不同的解释、或者会引用与我的阐释相抵触的别的经文。
    “伊斯兰教和民主的关系”这个主题将会造成更多的异议,因为民主似乎已经像宗教或爱一样,成为不可界定的。从民主在世界的任何部分开始直到现今的时代,它似乎差不多已取代宗教成为一种理想或一种生活方式,关于其本质和价值的看法也是相互分歧、相互矛盾的。西方的政治史学家通常从古希腊的民主开始,对雅典的民主政治给予特别的关注,把它作为一种典型的制度。某些古希腊文化的爱好者在今日高度赞扬它,就像伯里克利曾经把它称作文明的最高水准。但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政治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是一种愚蠢可耻的制度,尽管最后一位征服世界的君主作为他显赫的门徒也吧。让我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第5卷第1章第2节)引用一句话吧。他说:“民主产生于人们的思想:如果人类在任何方面都是平等的,他们就是绝对平等的。”他根本不相信人类本质上是平等的,他断言:造物主使某些人成为奴隶,因此奴隶制度是一种正常的制度。柏拉图的《共和国》,整体上是一篇反对雅典民主制、反对通常的所有民主观念的、极端精致的论文。导师和门徒期望一种严格的等级体制产生并永存,在那里占据多数的浅薄的“自由民”(freecitizens)将会与制定法律和管理政府无关。他们—例如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大多数人由事实上的奴隶构成”是正当的。普鲁塔克关于莱克格斯曾经说过:有人要求在斯巴达建立民主制,莱克格斯回答说:“汝巫去!首先于汝之家中建立民主。”
    “民主”最宽泛的定义是亚伯拉罕•林肯,提供的,“民主政府是一种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丹尼尔•威伯斯特用另外的话语表达为“人们的政府要为人民产生、被人民治理、对人民负责”。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现在民主在许多方面已取代了宗教,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它也像宗教一样将要变得含糊不清,由于气质和经历的差异,在不同民族中呈现为各不相同的形式。不列颠人为曾经发展出“代议制”制度而自豪,不列颠的议会被认为是“议会之母”。但是,约翰被迫签署的《大宪章》不是一个《人权宪章》,因为并不存在一个政治实体;是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封建的男爵们想要与国王共享权力,要求有权保卫他们认为是自己的权利和既得利益的东西;人们并未获得抵抗封建领主剥削和暴行的保护物。在漫长的政治进化进程中,不列颠人限制了、最终废除了国王的权力,威胁要砍他的头—如果他过于莱鹜不逊、一意孤行的话;但是贵族政治依旧是事实的统治力量,直到最近,柔弱无力的英国上议院中,贵族们由于被剥夺了权力和财富,被准许议而不决,就像准许英王在位但不当政一样。一个世纪以前的“麦考莱时代”,公民权依然是非常有限的,平民不能行使任何有效的权力,然而他自豪地说“从开始时期,我们的民主政治就是最贵族化的,我们的贵族政治就是最民主的。”像麦考莱的诸多结论一样,这种断言是修辞性大于历史性的。

    #135521
    清真绿茶
    会员

    在最近的历史中,有多少各不相同、截然对立的制度曾经声称是民主制的呢?当沙赫特博士被希特勒(Hitler)免除金融控制权时,我有机会与他讨论过对民主的镇压。在那时他不敢公然抨击“纳粹主义”(Nazism)、支持民主制度,他说,犹太人是以德国民主政治的名义被镇压的(他不承认存在迫害),希特勒是经过压倒性的自由民主的投票表决而当选的。另一方面,**自称是由工人和农民—他们在资本主义政权内很难拥有权力—管理的真正的民主。西方的民主政体共同地偕取“自由世界”这个高贵的头衔,暗示着**世界是一个“被奴役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只是在享有同等“无权”的意义上是平等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也相信他们自己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为了人民的荣誉而行使权力。法兰西,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自由”、“博爱”和“平等”的口号,然而拿破仑(Napoleon)—“恺撒中的恺撒”—是它的结果。在那之后,已经失去了它在欧洲的政治霸权,法兰西开始加强了她的殖民地冒险,在许多地区被不列颠击败,但是依然牢固地控制着其余的地区。已经被击败、被贬抑、被从印度支那(Indo-China)的一部分驱逐出去,却在所谓的自由民主精神的支持下保留着其余的部分,法兰西由于利用了阿尔及利亚(Algeria)讲法语的少数民族,在那里开始了一场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声称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人的。这就是她(法兰西)对似乎甚至比亚伯拉罕•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还要好的“自由”、“博爱”和“平等”信念的实际应用。“南非联合政府”也是所谓的“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它在击败希特勒的纳粹主义(Hitler’sNazism)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Mussolin’sFascism)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可是在境内传布和实行“种族隔离”的信条、与剥夺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种的公民权方面,同样活跃而极端。这也是民主。“民主!噢!民主!多少罪行以汝之名而行!”
    在其漫长而多变的历史中,民主已经呈现出许多种形式,在未来它的所有可能性将会呈现出更为多样的形式。我们不得不在此处就伊斯兰教而言来谈论民主。穆斯林通常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民主的信仰,可是一种奇特的现象是,在阿拉伯语没有、或在任何其他穆斯林的语言中也没有任何词汇能够被视为“民主”这个词汇的精确对应词。“贾穆胡里亚特”(Jamhuriyat)—这个词源自“贾穆胡尔”(Jamhur),意思是“人民”一一是一种二十世纪的翻译,现在被许多穆斯林语言借用。伊朗的社会主义政党被称为“图德赫党”(TudehParty);“图德赫”的原义是“一团”或“一堆”。这场运动宣扬是群众的领导者选定“图德赫”这个词(意思是“群众,’)。其实,甚至连“图德赫”这个词,也不具备欧美人所理解的“民主”在观念形态或制度层面的假定。涉及伊斯兰教,该问题并不难回答。依照伊斯兰教的信仰,统治权属于真主、而不属于人民—无论是总体的、还是大多数的。由于真主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立法者,因此人类事物的所有权力最终属于真主。“人民的权力”这个短语被认为是异端的、读神的。在乌玛中间无论谁统治,统治权都只是被授予的权力。真正的问题是,这种统治权或权力被授予给谁。假如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个有组织的教会,具有一个被任命为神职人员的特权阶级,这个团体将会声称是真主在尘世的代理人,就像天主教的教会以基督的名义掌握权力—由于金字塔顶端的、一贯正确的罗马教皇,其“教皇不谬性”直接起源于耶稣,似乎耶稣自己是这个组织的行政首脑。但是,有独创性的伊斯兰教通过废止长子继承权,从而彻底打破了君主政体和封建主义;同样,它明确地废止了神职人员。先知穆罕默德将信仰的维护、传播和实行交给整个信徒共同体,劝告他们根据各方面的“适切性”从他们自己当中选择领导人,不要顾及部落、种族或财富。他说:“追随你们的领导者吧,即使他是一个头发缠结在一起的黑人。”

    #135522
    清真绿茶
    会员

    应该牢记我们在本书中论及的是伊斯兰教、而不是穆斯林在其中度过十四个世纪的国家和社会的形式。伊斯兰教不应该与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中千变万化的穆斯林社会或民族的社会或政治组织混淆,正像度过了诸多世纪的基督徒不应被等同于耶稣的原初观点,或者耶稣期望人类将要成为的样子。由于《古兰经》所教谕的、先知穆罕默德所传布和实行的伊斯兰教,被先知衣钵之下的人们维持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后堕落了,通过那些可以被称作“反革命”的事物,它很快失去了自己的理想主义。由于阿拉伯帝国主义摧毁伊斯兰教大量富有独创性的、平等主义的思想体系,伊斯兰教变得衰弱无力。当沙漠的居住者们无法梦想的财富涌来的时候,它集聚在少数人手中,所有经济的疾病、道德的缺憾都接踵而至。从穆阿维亚(Mu‘awiyah)开始将伊斯兰教的“民主共和国”转变成“世袭的君主国”,自封的先知的继承者们,僧取了“哈里发”(Khalifah)这个尊贵的称号,使他们自己同时具有恺撒和教皇的权力。一个疆域辽阔的王国的全部财富,变成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朝臣和贵族出现了如此之多,以致他们喜欢集聚税金、而不喜欢传播宗教信仰。税收人员向格外虔诚的哈里发欧麦尔•伊本•阿卜杜•阿齐兹(‘Umaribn`Abdul`Aziz)报告,王国的税收正在下降,同时国库的状况也不良好,因为变成穆斯林的人们不用交纳人头税。这位哈里发说,情况是喜人的,因为伊斯兰教的目标不是征收税金,而是传播宗教信仰。在后来的哈里发中,这个人是一个例外;占统治地位的小集团以投毒的方式除掉了他。伴随着少数可敬的例外,神学变成君主权力的埠女。没有人大声疾呼,反对这些坐在先知穆罕默德位置上的恺撒,后者居住在黄泥小屋中,清扫地面、修鞋、挤山羊奶,盼望一天一天聚集成一大把日子,有或没有一杯骆驼奶都可以。先知曾经说过:“从今以后,不会再有恺撒了,真主最痛恨被称为‘皇帝’或‘众王之王’的人。”当平民对国家的运转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力量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世人如何会相信伊斯兰教中有任何民主呢?实行了大约三十年的伊斯兰教所形成的国家和社会的样式,只在人们中间留下一种乡愁般的回忆。他们把这昙花一现的试验称作“基拉法特•拉希达”(KhilafatRashidah)、正确引导的“哈里发”(Caliphate),暗指其后的统治者们都是被误导的。光荣的哈伦•阿尔一拉希德(Harunal-Rash-id)—壮丽的苏来曼山脉中最壮美的,与“沙的光华四射一他坐在镶嵌宝石的孔雀宝座上,这个宝座花费了整个王国的一半收人,并不是伊斯兰教的荣耀,也没有增进它的思想体系,而完全是伊斯兰教的对立面。
    让我们总结一下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理想模式而构想的、并且试图在初期的有限时间内实现的国家和社会形式吧!它所依据的信条如下:

    #135523
    清真绿茶
    会员

    (1)统治权属于独一无二的真主,他的主要特征是智慧、正义和爱。他期望人类在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中吸收这些特征。
    (2)尽管最终真主是命运的模铸者,他赋予人类以自由意志,因此人类可以自由地使自己的意志和真主的意志与目标相一致。
    (3)在信仰问题上,真主从来不曾强迫谁信奉;正确的道路和与之相反的道路都被清晰地指明了。任何人信仰或者不信仰,都会产生结果。在信仰问题上一定不要有任何的强制;强加的信仰根本不是信仰。每个人都应该自由地沿着自己的生活道路行进,既由于他个人的偏爱,也由于他所属的团体为他的行为规定的准则,不会颠覆基本的道德,也不会使王国的和平被破坏,更不会侵犯他人合法的自由。
    (4)伊斯兰教国家不是“神权政治”的,而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它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该取决于他们自己与这种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程度。
    (5)非穆斯林能够作为一个穆斯林王国的公民平静地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地不参加国家的防守,代替这种豁免权的是交纳人头税,这将使他们在生命•财产和自由地专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受到完整保护。如果他们愿意作为忠诚的公民保卫国土,他们将被免除这种税款。
    (6)在穆斯林王国内不应该有种族歧视存在。人们只是由于他们的品质而变得高贵或低贱。
    (7)所有的经济剥削途径都必须被堵死,因此财富不应该只在少数人的手中周转。
    (8)人应该用合法的手段—不剥削、不欺诈—尽可能多地、自由地赚钱;但是即使合法获得的财富超过某个最低额度,也将被征收资产税。这将是穆斯林政体不可剥夺的一部分。

    #135524
    清真绿茶
    会员

    是国民的幸福,而是巩固政党的地位、削弱敌对者的地位。当一个政党用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权力的时候,它通常都会忘掉所有的许诺,做出与它曾经抗议和谴责过的对手相同的事情。法国代议制的议院是这种“归谬法”的体制,使之甚至不可能拥有一个持续几个月的稳定的政府。每天,人群或政党都为驱他人而聚合或分离;并不涉及基本原则的分歧。
    “民有”、“民治”的政府,在逻辑上导致成年人的公民权,即使国民中的大多数人是文盲,完全无能力理解当代生活中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种政治民主被每个国家的剥削的资产阶级所要求和促进,他们深信能从无助的工人、农民和不独立的妇女手中得到选票。人们必需有均等的机会,具有法律面前的平等,但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不必然意味着行使法律的才智和能力的平等。正如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中说,不要把制鞋的工作委托给不曾把他一生的大部分消磨在获得这种技艺的人;可是,立法和行政决策掌握在不了解“治国艺术”的基本原理、全无人类本质和人类命运的知识的人们手中,却被认为是安全的。在我们已经援引的引文中,亚里士多德的评述是多么正确啊!民主意味着如果人们在某些方面平等,他们就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
    伊斯兰教的确告诫好的政府必须是经过咨询的政府,可是关键的问题是:谁是有资格被咨询的人?他们是怎样被选拔出来的?你怎么能够期待大群的文盲和受剥削的人们,完全基于智慧和正直,正确地、自由地选出一个人来代表他们自己?一个没有钱支付昂贵的竞选活动的穷人,怎么能有希望进人现代的立法机关呢?公民权的普及,应该与平民(无论是薪资获得者还是农民)的适当形式的教育、和经济自由的扩展联合进行。即使当这些条件都实现的时候,代表们也应该依据学识和正直来选拔,占有的财产不应该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某些国家在过去尝试过民主,更多的国家在现在正实践着民主。不难理解它为什么具有如此普遍的吸引力。它对平民具有吸引力,因为他的尊严感和自尊心使他感到—无论以一种多么卑微的方式,他也是有价值的。他欣赏这种观点,每个人的价值都是同样的,没有人比另一个人具有更大的价值。康德将“道德律令”定义为:它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被视作他自身的目的,而不应被视作促进外在于他的目标的手段。纵观文明的历史,一个国家或一个帝国中的大多数个人都只被视为促进君主专制、寡头政治或者富豪统治等目标的手段。过去的政府被设置成永远维护某些特权阶级的地位。民主制的理想是,设计出一种机构来保护人民的权利,最终消灭所有的特权阶级。民主主义者确实相信,在普通人当中存在非凡的潜能,国家和社会的体制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实现他有能力实现的任何价值。就其出发点而论,民主思想是一种宗教思想—假定所有人都被造物主赋予特定的自然权利、为了保护这些自然权利,每个人都应被视为平等的。民主必定会使世界平安,如果在作为一个总体,人类必须使人生命中无限的内在价值呈现出来—有神论宗教相信它源自于真主的本质。这些价值的实现可以变化,可是它们之中的价值是永恒的。《古兰经》的这段经文支持这种信念:“你应当趋向正教,(并谨守)真主所赋予人的本性。真主所创造的,是不容变更的;这才是正教,但人们大半不知道。(30:30)

    #135525
    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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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民主的理想可以再次与宗教相比较,和宗教一样,如此之多的人性的堕落、阶级的集体利己主义、和既定的利益乔装打扮成民主的模样。堕落的宗教形式确实应被谴责为最坏的暴政。十字军东征和邪恶的战争是以上帝的名义发动的。然而,宗教的各种堕落和反常并未使真正虔诚的人们对它绝望。有神论的宗教提供了最高类型的理想主义,唯有它能保证人类精神的提升,使人越来越接近神的形象,实现其植根于神性的本性。愤世嫉俗的人和热爱人类的人一样,极度憎恶地看着以民主的名义所做的某些事情。伯克在他的《法国大革命的沉思》(RefflectionsontheRevolutioninFrance)中说,绝对的民主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事情;本杰明•迪斯雷利把代议制政府称为“致命的诙谐”。甚至像爱默生(Emerson)这样注重心灵的作家,也将堕落的民主看作一个被社论撰写人所缓和的、以强凌弱的政府。圣保罗教堂保守的教长W.R.英奇—他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应该信仰耶稣基督确立了每一个人的永恒价值,满意地注意到:除了在美国,“投票箱的民主”很少有任何长久的崇拜者。朗费罗把“忌妒”称为“共和国的罪恶”;伯特兰•罗素—他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一一认可它说:忌妒是民主的基础(《获得幸福》,第83页)。
    如果宗教思想家和世俗思想家一样依旧谴责民主,他们提出了什么可供选择的东西么?遗憾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能比任何民主制度带来更多的好处。能避免权力狂热的仁慈的君主专制或英明的独裁政治,与犹豫不决、步履缓慢的民主制相比较,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有益的结果。但是,所有君主制的历史证明,你们不可能拥有一连串的仁慈君主。至于独裁政治,它总是由残忍的暴行所确立,没有暴力就不能延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想是“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这只是天国中的模式。
    伊斯兰教的民主模式—一个自由公民的共和国—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因为陶醉于权力的阿拉伯帝制给了它致命的一击。帝制和民主制不可能共存,它们之间的任何联合都是肤浅的、短暂的、虚伪的。伊斯兰教富于独创性的想象—最佳的穆斯林心智即使在最不利的环境之中也从来不曾停止珍爱它,是民主的。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启示的接受者,作为体现他的教谕的典范,拥有高贵的、享有特权的地位,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高于法律。他告诉他心爱的女儿,她应牢记在心头,假如她偷了任何东西,她会像普通的窃贼一样受到可怕的惩罚。他从来不曾建造宫殿,甚至连一栋中产阶级的住宅也不曾为自己建造过。他使自己与国土中最贫穷的公民融为一体,在衣食两方面都不比这些微贱的人们更好。他没有为家庭留下物质的遗产,可是他自己也一无所有;他的杰出的、圣洁的继承者证实,在先知穆罕默死亡后他听见先知说:先知们没有继承什么,也没有人会从他们身上继承什么;他们只是被授予事物的使用权,而没有任何所有权。耶稣对物质财产持有相同的看法,并且认为财产是精神生活中最大的障碍,灵魂将会被不必要的财富拖累。耶稣的观测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富人要进人天堂,要比一头骆驼穿过针眼更加困难。(据说城门上有一个非常小的窗户,人能够弯着腰、非常吃力地通过它,由于这个窗户极端狭小,它被称作“针眼”。)伊斯兰教是一种实践的宗教,因此它并没有规定,尽管在这样一种超凡脱俗的、完美的生活中,谁也不能拥有任何东西。这只是那些已经抵达一种很高的精神状态的人们的特性,这种精神状态超越了人性的普通类型。但是,这种理想状态确定了社会正义的法则应该前进的方向。人们不应该占据不必要的财产—无论是怎样获得的。穷人们有权分享它。所有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趋向于不抑制人们通过合法的动机尽可能多的赚钱的积极性吗?伊斯兰教告诫设计一种制度,在那里像社会组织的“生命之血”一样的财富在社会组织的每一部分之中循琢集中在任何一个机构,除对整个组织造成有害的影响之外,将会损害这个贪婪的、自我中心的机构自身。《古兰经》有一节经文说,先知穆罕默德只用一个含有深意的词汇来回答向他提出的问题,这个词汇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他们问你他们应施舍什么;告诉他们应施舍任何‘多余的’东西”(2:219),“多余的”是《古兰经》的回答。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正设计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夺取赢余,当财富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时,沉重的累进税几乎相当于财产没收充公。保守的英奇教长对此非常愤慨,因为它将使不列颠的贵族穷困潦倒,使他们不可能维持豪华的乡间住宅。他称之为“掠夺成性、游手好闲的大多数穷人对无辜的少数人的剥夺”。

    #135526
    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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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教不可能给出一幅永远有效的详细的知性图表,而是以明确无误的语言宣布了人道主义的民主制的基本原则。真正的伊斯兰教在行动中不应包庇特权阶级,也不可能容忍任何形式的世袭君主制。世袭的原则对于国家是有害的,甚至在精神领域也没有好处;即使先知也可能有一个堕落的儿子、和可耻的后裔。不可能存在世袭的罗马教皇的继承人。在伊斯兰教国家中,没有人会像路易十四样厚颜无耻地宣布:“朕即国家”。伊斯兰教既不承认国王,也不承认他们神圣的权利。封建制度或大地主所有制也不可能在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教国家内发展。如上所述,“长子继承制”是封建主义的城堡和农奴的基础。伊斯兰教的继承法明确禁止“长子继承制”。即使一个人以合法手段获得了大片广阔的土地—这是罕见的,它们也将会在一代或两代人之内被切割成极小的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假如对赢余课以重税,旧有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就会站不住脚。
    在一个理想的伊斯兰教国家中,不可能有拥有过多财富的国王、封建主和资本家存在。它将是一个善良的中产阶级人民的社会,他们(中产阶级)是每一个健康社会的支柱。它会与俄国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不同之处么?回答是“是的”,原因如下:
    (1)它从人类的伟大精神领袖那里获得生活的基本原则,他们教导说:人类生活的理想是精神的、神圣的。
    (2)它不应赞同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对于它们而言,**是唯一永恒的真理,虽然它毕竟信仰一种永恒的真理。
    (3)它应建立在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坚定信仰之上;国家不是目标、而是促进个人最大幸福的手段。正如《古兰经》所言:“你们将作为个人对真主负责。”每个人的私人生活都必需是安全的。
    (4)必须有绝对的信仰自由,《古兰经》用强有力的训谕向世人宣布,关于宗教信仰和实践不应有强制存在(2:256)。没有人会由于属于任何特殊的团体而享有任何特权,或者遭受任何限制。也不存在享有任何特权或权力的执政党。
    (5)宗教团体应该享有的最大限度的自由达到这种程度,除了维护公众的幸福、大众的安全和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所必需的普通法之外,它们应该有权被它们自己的法律所支配。《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授予所有宗教团体的这种权利,不能被任何法律剥夺。
    在**和伊斯兰教之间只有两个共同点。两者都反对种族歧视,两者都期望废除趋向于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经济制度。
    一个起因于伊斯兰教和民主的关系的关键问题依然有待于回答,也就是:如果已经制订一部详尽的法典,伊斯兰教的团体为自己制定法律的自由达到什么程度?

    #13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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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章:法律和伊斯兰

    古代社会中的法律。亚里士多德将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因而,意指人的天性的本质部分是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或有组织的社会中;他既不能作为神,生活在辉煌的神的孤独中,也不能作为动物,全神贯注于他个人的生理需要。但是,在人的真实天性内潜藏着一种需要解决的内在矛盾:他是一种反社会的社会动物。正如某人相当玩世不恭地言及男人对女人的态度:你不能忍受她们,没有她们你也不能生活。缺乏任何社会参照的纯粹的个人,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如果你剥夺他属于社会的一切,删除他对别人肯定或否定的看法,他将只剩一片精神的空白。明确表述的成文法规、或者以习俗的形式而存在的法规,即使在人类生活最原始的阶段也是人类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同时,人也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宗教的动物”。原始人的世界充满了神和精灵,他的习俗—大多具有生物学上的起源,或者是个人和集体的自我保护本能所必需的—被迷信和魔法所决定,这些迷信和魔法形成了其宗教信仰的总和。习俗或法律与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是如此根深蒂固,即使在文明的最高阶段这种连接也不可能被完全切断。连在西方的世俗主义之中,某些调节基本关系(比如婚姻生活)的极为重要的法律,也是植根于宗教信仰之中的。
    世界最早的成文法在巴比伦国王汉漠拉比(从公元前2213年到公元前2080年在位)的法典之中,是由于汉漠拉比和他的人民所崇拜的诸神的启示而产生的—尽管明显来自于这位伟大的立法者国王的智慧、经验和正义感。

    #13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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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引文摘自(“汉漠拉比法典”的)导言:
    当时,阿奴纳吉(Annunaki)至高无上的国王阿奴‘(Anu)、和决定宇宙命运的天堂与人世的统治者拜尔(Bel),将人类的大多数分派给伊俄(Ea)的长子、神圣的法律之主米罗达赫(Merodach),他们使他成为伊基吉(Igigi)中的伟大人物;他们宣布他令人敬畏的名字是巴比伦—“高贵的土地”;他们为他在那里建造了一个物质的王国—它的基础像天堂和尘世一样,将是持久的。然后,阿奴和拜尔通过呼唤我—声名卓著的王子、虔诚的汉漠拉比,使人类的肉体感到愉快,在尘世确立正义,毁灭卑鄙邪恶的人们,阻止强大的人压迫弱小的人:像太阳神一样照耀着黑头的人(black-head司men),照亮了这片土地。
    汉漠拉比,选择拜尔作为保护者,我是财富和丰饶的分配者。智慧的国王喜欢城市的守护者、扎玛玛神(Zamama)的兄弟……强大的沙玛什。这个神圣城市的国王、英明的、智慧的……权杖和王冠的所有者,他是贤明的母亲产生的……阿达德(Adad)听取了这个完美的王子的祈祷……他向伊俄(Ea)和丹噶尔一纳娜(Damgal-nunna)供奉了纯洁的祭品,因为他们加强了他的统治权……这个尊贵的人在伟大的诸神面前是谦卑的……当米罗达赫任命我为支配法律和正义的人类的统治者时,我为了人民的幸福居住在大地上。
    在汉漠拉比法典的结尾有一则跋文,许诺赐福于依照法典而统治的国王,对那些漠视这些法则的国王发出可怕的诅咒:
    统治者汉漠拉比作为他的人民真正的父亲出现了:他使他的神、米罗达赫的意志成为令人敬畏的。在之后的日子中,在所有的时间内,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都应该遵守写在我的石柱上的正义的话语。他不应改变我为这片土地设计的法律,也不应更改我为这个国家颁布的法令。如果人们需要我在我的石柱上铭刻的话语,不违背我的法律,不变更我的话语,不改变我的雕刻,那么沙玛什可能会使那个人的王权与我—“正义之王”—样长久,并且用正义引导他的人民。
    但是,如果那个人不理会我写在我的石柱上的话语;如果他藐视我的诅咒,也不害怕神的谴责;如果他废除了我所宣布的法律,或者更改了我的话语,或者改变了我的雕刻,或者擦掉我的名字以写上他自己的名字;或者即使由于害怕这些诅咒他授权了另一个法规,那么那个人一无论他是国王、统治者、总督、还是具有任何其他头衔的人,曾经宣告了我的统治的“众神之父”、伟大的阿奴,将会使他的王位的荣耀黯然失色,会打碎他的权杖,会诅咒他的死亡。

    #135604
    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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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作为神圣起源的法典而颁布的伟大法律体系,被归因于摩西。现在所有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都认为:众所周知的《创世纪》的叙述—诸如创造世界的两种记叙和大洪水的故事,只不过是从巴比伦的宇宙起源论和巴比伦神话中摘录出来的。现在,汉漠拉比法典的发现,使学者们严肃的思索《旧约》里《摩西五书》的法规必定也起源于巴比伦。犹太人将这部法规归因于比巴比伦的立法者大约晚五个世纪的摩西。在传记中摩西的传说,同样与一位巴比伦君主—阿曾德的萨根(SargonofAzende),他在公元前2650年前后盛极一时—的故事几乎完全重复;据说在他出生的时候,被遗弃在幼发拉底河(Euphrates)上的一个蒲草箱中,在那里他被重新取回,长大后成为整个巴比伦王国的统治者。
    现代的学者已经将希伯来人的《摩西五书》分割为几个叠加的层面,在从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到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时期中变动。德莱维尔(Driver)博士在他的著作(《旧约》文学人门》(爱丁堡,1894年)中已经显示了这种分析的细节,确立了所谓的“摩西五书”中至少存在四种法律体系,依照下列的顺序:
    (1)“圣约书”二《出埃及记》20-23:33(它与《出埃及记》34:11一26有关系)。
    (2)《申命记》。
    (3)“圣洁的法例”=《利未记》,17-26。
    (4)“祭司的法典”=《摩西律法》的平衡。
    我在下面概括了柴尔拍里•爱德华兹(ChilperieEdwards)的观点,他曾经进行过《汉漠拉比法典》和《摩西五书》的比较研究。
    依照他的观点,“有关祭司的规则”是《摩西五书》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可能早于《以斯拉书》(Ezra)的时代,虽然在更晚的年代它接受了增补。“圣洁的法例”本身是一个独特的法规,与前两部法规类似,以献祭的规则开始,以父母般的训诫结束。《摩西五书》与先知以西结(Ezekiel)的这层关系最为密切,它可能属于他的时代。《申命记》(Deuteronomy)显然是“法律之书”,耶路撒冷最高贵的祭祀希尔基阿(Hilkiah)声称它是在约西亚第十八年(621B.C.)在神庙中发现的。((出埃及记》的作者说:它是耶和华(Yahveh)亲自从西奈山上向摩西颁布的命令,伴随着电闪雷鸣。这一章的敬畏和崇敬,似乎并没有被《申命记》的作者分享,他以变更和篡改掩饰上述意见。犹太法学家们似乎在篡改《圣经》文本时,没有丝毫犹豫。(《圣经》文本的现代考证,是由《古兰经》所促进的,《古兰经》肯定了以色列先知们最初的启示的真实性,抗议犹太法学家们写下某些话语,把它们作为先知们的启示蒙混过关。

    #135605
    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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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摩西五书》和《汉漠拉比法典》进行详细的比较之后,爱德华兹得出结论,二者的类同之处和平行关系是确切无疑的,并且汉漠拉比法典要更早,希伯来人也许从更早的巴比伦人那里借用了很多东西。类同之处的确是压倒性的。《圣约书》的三十二条训令中,有二十一条与巴比伦人的法典相一致。其中大多数几乎完全相同,其它部分的确具有巴比伦人的精神。因此,结论是《汉漠拉比法典》是希伯来人法律体系的直接或间接的祖先。《圣约书》的编辑者采用这更古老的法律以适用于自己的目的,并且将宗教特征的种种规则和普通的道德戒律附加到它们上边。法律本身是被认为是相当次要的,编辑者的兴趣集中在神学问题上,诸如献祭的适当方法与循环往复的节日规则。以色列人并没有保留所有巴比伦人的法律;某些是不适用的,另一些暗示着一个比以色列和犹太王国中所存在的更加先进的文明和道德阶段。
    我们已经引用了支配古代世界的重要区域的两种法典作为范例。汉漠拉比的巴比伦王国要更大,也有更加发达的文明,尽管《摩西五书》只对一个数量上非常小的民族有意义,然而由于它所属的宗教背景,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作为一种延续和发展相继呈现。在希伯来先知的传统内,基督教作为一种教派或异端而开始,可是它逐渐地变成与犹太教相对的东西。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自称是“金链上的最后一环”。《古兰经》反复强调与摩西和耶稣等先知的启示的连续性和基本同一性,强调显赫的偶像破坏者亚伯拉罕能被公正地认为是三种宗教信仰的创始人。某些西方批评家授予伊斯兰教以“基督教的异端”的称号,可是照这样也应该允许把基督教称为“犹太教的异端”,正统的犹太人很可能这样看待它。通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其他两大宗教,在这里只需要简单地触及。婆罗门教发展出不同的倾向,它们彼此之间缺乏任何逻辑的一致。它发展出内心携带着古老的多神教的“泛神论”(Pantheism)或“无宇宙论”(acosmism),它宣扬一切存在都是统一的,“灵魂”(atman)和“肉体”(pramatman)、“个人的灵魂”和“普遍的灵魂”是同一的,在将人类分裂的同时,几乎将它粉碎成很小的教派和等级,用禁令使它们保持着不可接触的距离。婆罗门教的法律和习俗被汇编成《莎斯特拉》(Shastras),它们之中最有影响的是《摩奴法典》(Manu’scodes叉它们反映了它们所涉及的社会一政治情形。白种人雅利安人蔑视印度的有色人种。他们成为征服者和统治者,将僧侣等级和军人等级提升到社会最高层,把社会的其余部分归人两个或更多的较低的社会阶层,这种降格的顶峰是造成了众多的贱民。(不同等级之间的)界限是如此严格、稳固地扎根于印度人的宗教和文化意识之上,即使在当今的时代,民主政治和世俗主义的力量也不能使这个“城堡”产生一个缺口。印度宪法和某些改良的立法试图纠正这种令人遗憾的状态,然而实际上保守主义的势力依旧非常强大。自由主义的、虔诚的印度教徒仍然是极少数,他们信仰印度教超世俗的一面,而不承认古老的《莎斯特拉》是永恒的、一贯正确的个人与社会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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